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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莉視角/海外流亡部落之張菁: 從民主墻到越獄, 到創建中國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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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臺灣央廣                           2023-06-21

 

(原文鏈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71159)

 

張菁,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前哨》雜誌、《新報》、《明報》以及紐約《世界日報》新聞編輯。2007年在紐約創辦中國婦權 (Women’s Rights in China) 組織並任執行主任。曾參加過貴州民主墻運動。1985年從澳門回貴陽探親,半途被攔截逮捕,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其間越獄未遂。1990年五年刑滿,在香港獲得港英政府政治庇護。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夕移民美國。

 

覺醒:從民主墻到越獄

 

向莉:請您談談您流亡前在中國的生活和觀點轉變的過程。

 

張菁:父親是軍人,母親在省人事廳工作,我從小生活在部隊大院。1978年我看到貴州民主墻上大字報上面講的民主,很受啟發,於是主動幫「啟蒙社」油印資料、賣雜誌、籌款。這一波民主運動全國蔓延,我是參與者中年紀最小的一個,那時我非常開心,覺得找到了知音。但中共容不得自由思想,很快開始鎮壓,很多人被捕。最典型的是北京的魏京生,魏京生其實就是要民主改革。他的文章把鄧小平給惹怒了,被判了很多年刑,每個組織的頭都被判了。1980年我找了個機會跑到澳門,在天主教修道院裡面住了幾年。有人就冒我媽的名寫了一封信給我,說現在改革開放了,歡迎這種不同立場的人和港澳同胞、臺灣同胞,「隨時歡迎你回來」。我坐的火車剛進貴州省的境內就被「政保」警察攔了下來,沒進家門,就先進牢門,判了我3年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想,學生們都在進行民主運動,我憑什麽要勞改?我跟另外的兩個人相約一起越獄,被出賣了,又被抓回去,加了兩年刑。我坐滿了五年牢以後就出來了。出來了以後我就離開中國,去了香港,在香港申請了政治庇護、結婚。那時在香港可以申請政治庇護,早期逃難到香港的人,大多是因為生活和經濟原因,後來逃難、偷渡到香港的,也有一些是因為政治迫害原因的,特別是1989年。到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我獲得了難民身份(因為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的政權變化,那有些人可以向聯合國申請難民身份),之後美國就接納了我們這些難民。

攝於貴州羊艾女子勞改茶場。這是1989年春節,女勞B的監獄場所表演出發前的合影(張菁,中間士黃色衣服者),有機會外出,大家自然很高興,儘管右邊兩位是便裝的女管教。這個新修大門和裡面的「育新學校」平房是每天晚上洗腦的地方。(圖:張菁提供)

 

1984年在澳門住在耶穌寶血女修道院。(圖:張菁提供)

 

1996年張菁(右二)在香港與民主派示威活動。(圖:張菁提供)

 

 

仰望民主燈塔,流亡美國

 

向莉問:您到了美國之後,是怎麽樣適應的?這對您的這個觀念有什麽影響?

 

張菁答:剛從中國到澳門的時候,我覺得澳門很自由,到了香港以後,我看到了澳門的黑暗和腐敗。那時候的港英政府還很努力,不管從治安還是民主自由各個方面,都是蠻開放的。到了1997年,香港的很多人,包括民主派都認為香港就是應該回歸中國,要有身份認同,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要做殖民地的人。我相信,香港民主派現在都很後悔。澳洲、新西蘭,人家現在還不是也就屬於女王治下的一個國家嗎?還不是都是英聯邦、大英國協的國家嘛?那香港如果說沒有回歸的話,那也就是這樣子,澳洲這樣的國家有什麽不好嗎?世界上還有那麽多的這個英聯邦國家還不是好的很?人家也沒鬧獨立,也沒想要身份認同。當然了,中國政府一直在香港進行滲透,很多人就相信了中共的話,相信鄧小平說的50年不變。1997年走了一批,富人走了一批,很多精英也走了,在香港做政治庇護的那些人也走完了,這些是不相信中共的人。現在的香港完全變成了一個內陸城市,甚至更糟糕。到了美國以後,我就覺得美國的制度又比香港更好,在社會人文和人權方面好很多。

 

向莉問:到了美國之後,您怎麽繼續堅持自己作為異議人士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然後這些理念到了美國之後又有什麽樣的變化?

 

張菁答:這個分兩個部分,一個是生活上,我們對美國的適應(第一代移民是非常吃苦的,還有社會觀念的學習理解),另一個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理念。有的人到了美國後不去參與政治活動,那你以後還可以像個普通人一樣回中國探親,很多人也走這樣的路。但是你過得了自己心靈上的這一關嗎?回到中國,你遵守了法律,你也沒有自由表達的權利,那你就活得不像一個真正的人。我覺得我還是要有尊嚴的活著,不想去跟他們交易。所以就選擇了繼續堅持自己的理念。這麽多年,我也就三、四十年沒回去過中國。

 

中國婦女急需人權,創建中國婦權

 

向莉問:請講講您創立「中國婦權」這個NGO組織的過程和中間碰到的困難和現狀?

 

張菁答:在2004年中國十大新聞中有一條是孤兒院的院長把裡面女孩的子宮割掉了。院長說,因為她們月經來了不會打理,還有她們懷孕了怎麽辦?那個時候我在美國一個報社工作。我覺得這太可怕了、根本是本末倒置!你一個孤兒院的院長,怎麽能說出這種話來?她們懷孕了,要去判你刑才對!她在你的這個孤兒院、兒童福利院,為什麽會懷孕呢?那是你的失職!結果他還有理得很,把人家子宮給割了。說人家來月經,不會打理?孤兒院有院長和工作人員,你們幹什麽去了?我非常氣憤!2006年大陸的一個著名女記者到美國補領「婦女勇氣獎」,那時候住在我家,我就跟她討論這個新聞,還有喝「嬰兒湯」的事情。我們覺得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真的是一點權利都沒有,需要為她們發聲。於是我們討論成立一個組織,可以聲援中國大陸的那些婦女和兒童,她們很無助。於是2007年我們就開始申請登記,2008年獲得了免稅批准,開始運作「中國婦權」。但這個時候女記者回中國了,後來她被判刑,所以就不方便說她是中國婦權的成員。但她對我的啟發很大,也給了我很多幫助和鼓勵,我才有這個這個勇氣去申請和成立這麽一個組織。我們通過五個項目在中國展開工作,它們是:反拐賣幫童養媳找父母反計生強制墮胎助學尼姑庵被棄女孩農村女嬰輔助計劃

 

張菁2007年創辦中國婦權(WRIC)組織。圖為2011年她在美國國會人權聽證會為中國婦女發聲。(圖:張菁提供)

 

姚誠是我們在大陸項目的總負責人,他帶領著義工和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在中國從南到北到處去找他們失蹤的孩子。還有「反拐賣」的項目,幫助很多孩子找到了自己的父母。其中有兩個貴州的孩子,七、八歲的時候被人販子賣到福建去了,還有江蘇和其他省的。還有一個項目是「反墮胎」,就是那些大肚子的婦女被計生委的人拉去強制流產,我們幫助她們逃出來。真的是從虎口裡搶孩子,搶出了好多條命,現在這些孩子都10多歲了。有些突發事件我們也會參與,有的公開,有的沒有公開。後來又加了一個項目,叫「農村女嬰輔助計劃」,就是給懷孕的父母親一點奶粉錢的補助,因為那個時候毒奶粉太多,所以就給她們補助,讓這些農村的婦女去買好一點的奶粉,別虧待那些女嬰。有時候女嬰還會被弄死,因為一胎化政策太嚴厲,老百姓也沒有什麽人權的概念,黨的政策逼著老百姓,女嬰就被殘忍的殺害了。所以我們這個項目就是鼓勵女孩的媽媽有尊嚴、有勇氣的撫養自己的孩子。後來中國婦權被列為境外敵對組織,我們的五個項目全部被中共打壓,很多義工被抓起來審問、拘留、判刑。大概2017年,我們所有的項目都停了。

 

機構責任和信仰支撐下的勵志人生

 

向莉問:在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幾件事情是什麽?

 

張菁答:一個是,我從大陸到香港,香港的支聯會每年組織的紀念六四的活動是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參與的人數那麽多、規模那麽大、堅持那麽多年!鼓勵了我不僅每年都去參加他們紀念六四的活動,也參加平時的一些活動,只要能擠出時間我都會去做做義工;

另一個是,我流亡到美國後不久,單親多年卻堅持養育三個孩子。雖然孩子小時候我獨立支撐生活,很累,但我覺得自己內心比較受益,也比較自豪。現在孩子們都很好,他們都正常的工作、學習、生活。我覺得,結不結婚沒關系,但如果能有機會有一個孩子,那還是比較好;

第三件事就是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宗教信仰歧視官司,我個人和中國婦權組織起訴了一個基金會。對方包括一個大公,而我個人及中國婦權基本上沒有什麽錢,雙方實力非常懸殊。打官司對家庭影響很大,尤其是對孩子傷害比較大,前夫一賭氣走人了,生活上壓力很大。但我始終沒有放棄信念:我堅信我是伸張正義,因為沒有人可以強迫他人改變宗教信仰;一場運動的受益者、公眾人物,在死難者還沒有討回公道之時,無權代表死難者去「原諒殺人兇手」。這個官司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堅持了很久不和解,因為對方堅稱他們對我們組織及人員不負法律責任,不賠償,但我也不願意就我個人的訴訟案與對方談和解事宜。就算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有放棄過我們在中國牢獄中的朋友,訴訟是否繼續必須先問過他們的意見。我一直等到與訴訟相關的所有義工都出獄以後,由他們告訴我說,沒有新的證據顯示他們遭受的迫害是因對方而造成,就是說他們的「判決書」上沒有提及與在美國的訴訟被告方相關內容,因此只能放棄中國婦權作為組織的訴訟。在此之後,我才答應了我的律師,可以開始與對方律師商討我個人的訴訟案和解事宜,因為一旦我個人與對方達成和解,我就不能代表組織及義工們在他們的訴訟中作證了。如果在2015年照我律師說的去做,早達成和解,對我個人更為有利,但我沒有這樣做,我認為組織和朋友們的利益更加重要。直到2022年初,我才接受個人訴訟案的和解。這一段曠日持久的訴訟自此了結,歷經了煎熬和艱難的抉擇;

第四件感受最深的事,是在信仰的這個方面。我是在澳門住在修道院裡受洗的,當時我覺得有一個信仰很好,那時候生活上也蠻好的,就沒有多去想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麽。等我回到大陸,沒進家門先進牢門,被勞改了,想想勞改犯以後找不到工作,老公也找不到,我就天天在心裡懊悔,是神害我這個樣子,不然的話我根本就不會坐牢,因為那個時候公安都說,修道院裡面的神父修女都是特務。當時我真的就是這樣想的。到香港後,我很少去教堂,但我有帶孩子回澳門去神父們的墳頭祭拜。到美國後回首人生,孩子們長大了,我自己努力工作,對得起良心,一路走過來,我的人生與其他人一樣,其實什麽都沒缺少。現在我坐在窗前,看著鳥兒飛來飛去,更加堅定我的信仰,天主是公平的。我後悔坐牢的時候的那種想法,但我相信神不會計較我年輕時的無知。在我的生活當中遇到坎坷,我就祈禱。該做的我都做了,我還是把握不了,就交給神,神去幫我做主。不管你心中信的是什麽神,你叫他什麽菩薩也好,你叫他真主也好,或者叫他基督也好,你只要有信仰,你交給他,放下你的心理壓力和負擔,他就會幫你平安的度過生活中的困難。

 

2019年3月在聯合國第63屆婦女論壇上談中國婦女社會地位問題。(圖:張菁提供)

 

向莉問:您對後來的流亡者有什麽建議?比如反送中的一些香港年輕人也是後來的流亡者。

 

張菁答:首先,流亡者要有一種放下的心態。也就是不要把美國看成是一個遍地黃金、處處公道的理想之地。不是這樣子的,因為人類社會沒有地方是完美的,沒有一個地方全都是公平的。民主制度不完美,它有很多缺陷,可是它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好的一個制度。但是它不完美,它有很多缺陷,所以需要我們和後代一起去努力。把自己的身段放低,當你遇到不公的時候,不要一下歸罪於這個制度或者是哪個黨。如果你覺得某個政策不對,那你就去參與討論這個政策。美國二百多年就是靠著兩個黨就像一個大海上的一艘船,風浪起的時候顛顛簸簸看著就要走偏了,可是它自己又修正了。因為另外一個黨站在另外一邊說你不能往那邊走,還有媒體監督,它就有慢慢修正。不像專制制度,沒有監督。民主國家都有監督機制,有一個自動修復功能的。所以,對民主國家不要那麽悲觀。堅持我們的理念是沒有錯的。但是要看清楚我們自己作為一個新移民,我們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麽價值。其次,學好英文很重要,不管是在你的思想上也好,還是生活上、經濟上,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和飛躍。最後,就是積極融入到美國本土的生活。如果能夠賺錢更好,這個制度會保護你的財產;如果需要幫助,就大膽申請社會福利,只要不欺詐,那是應該的。身處美國社會,看多了,你就會掌握好尺度。

 

 

作者向莉: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曾在北京生活,當過大學老師和畫廊經理,後成長為人權捍衛者。在中國積極參與和見證了一系列人權事件,並成為中共「709大鎮壓」的受害者。2017年流亡東南亞,因偷渡國境在泰國監獄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時光。之後被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國際NGO以人道主義為由救到美國。 現生活居住在美國舊金山,從事人權相關工作。

 

 

中国妇权Women’s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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