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3 22:12 1243 0

轉載自臺灣央廣                           2023-06-21

 

（原文鏈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71159）

 

張菁，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前哨》雜誌、《新報》、《明報》以及紐約《世界日報》新聞編輯。2007年在紐約創辦中國婦權 (Women’s Rights in China) 組織並任執行主任。曾參加過貴州民主墻運動。1985年從澳門回貴陽探親，半途被攔截逮捕，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其間越獄未遂。1990年五年刑滿，在香港獲得港英政府政治庇護。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夕移民美國。

 

覺醒：從民主墻到越獄

 

向莉：請您談談您流亡前在中國的生活和觀點轉變的過程。

 

張菁：父親是軍人，母親在省人事廳工作，我從小生活在部隊大院。1978年我看到貴州民主墻上大字報上面講的民主，很受啟發，於是主動幫「啟蒙社」油印資料、賣雜誌、籌款。這一波民主運動全國蔓延，我是參與者中年紀最小的一個，那時我非常開心，覺得找到了知音。但中共容不得自由思想，很快開始鎮壓，很多人被捕。最典型的是北京的魏京生，魏京生其實就是要民主改革。他的文章把鄧小平給惹怒了，被判了很多年刑，每個組織的頭都被判了。1980年我找了個機會跑到澳門，在天主教修道院裡面住了幾年。有人就冒我媽的名寫了一封信給我，說現在改革開放了，歡迎這種不同立場的人和港澳同胞、臺灣同胞，「隨時歡迎你回來」。我坐的火車剛進貴州省的境內就被「政保」警察攔了下來，沒進家門，就先進牢門，判了我3年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想，學生們都在進行民主運動，我憑什麽要勞改？我跟另外的兩個人相約一起越獄，被出賣了，又被抓回去，加了兩年刑。我坐滿了五年牢以後就出來了。出來了以後我就離開中國，去了香港，在香港申請了政治庇護、結婚。那時在香港可以申請政治庇護，早期逃難到香港的人，大多是因為生活和經濟原因，後來逃難、偷渡到香港的，也有一些是因為政治迫害原因的，特別是1989年。到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我獲得了難民身份（因為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的政權變化，那有些人可以向聯合國申請難民身份），之後美國就接納了我們這些難民。

攝於貴州羊艾女子勞改茶場。這是1989年春節，女勞B的監獄場所表演出發前的合影（張菁，中間士黃色衣服者），有機會外出，大家自然很高興，儘管右邊兩位是便裝的女管教。這個新修大門和裡面的「育新學校」平房是每天晚上洗腦的地方。(圖：張菁提供)

 

1984年在澳門住在耶穌寶血女修道院。(圖：張菁提供)

 

1996年張菁（右二）在香港與民主派示威活動。(圖：張菁提供)

 

 

仰望民主燈塔，流亡美國

 

向莉問：您到了美國之後，是怎麽樣適應的？這對您的這個觀念有什麽影響？

 

張菁答：剛從中國到澳門的時候，我覺得澳門很自由，到了香港以後，我看到了澳門的黑暗和腐敗。那時候的港英政府還很努力，不管從治安還是民主自由各個方面，都是蠻開放的。到了1997年，香港的很多人，包括民主派都認為香港就是應該回歸中國，要有身份認同，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要做殖民地的人。我相信，香港民主派現在都很後悔。澳洲、新西蘭，人家現在還不是也就屬於女王治下的一個國家嗎？還不是都是英聯邦、大英國協的國家嘛？那香港如果說沒有回歸的話，那也就是這樣子，澳洲這樣的國家有什麽不好嗎？世界上還有那麽多的這個英聯邦國家還不是好的很？人家也沒鬧獨立，也沒想要身份認同。當然了，中國政府一直在香港進行滲透，很多人就相信了中共的話，相信鄧小平說的50年不變。1997年走了一批，富人走了一批，很多精英也走了，在香港做政治庇護的那些人也走完了，這些是不相信中共的人。現在的香港完全變成了一個內陸城市，甚至更糟糕。到了美國以後，我就覺得美國的制度又比香港更好，在社會人文和人權方面好很多。

 

向莉問：到了美國之後，您怎麽繼續堅持自己作為異議人士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然後這些理念到了美國之後又有什麽樣的變化？

 

張菁答：這個分兩個部分，一個是生活上，我們對美國的適應（第一代移民是非常吃苦的，還有社會觀念的學習理解），另一個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理念。有的人到了美國後不去參與政治活動，那你以後還可以像個普通人一樣回中國探親，很多人也走這樣的路。但是你過得了自己心靈上的這一關嗎？回到中國，你遵守了法律，你也沒有自由表達的權利，那你就活得不像一個真正的人。我覺得我還是要有尊嚴的活著，不想去跟他們交易。所以就選擇了繼續堅持自己的理念。這麽多年，我也就三、四十年沒回去過中國。

 

中國婦女急需人權，創建中國婦權

 

向莉問：請講講您創立「中國婦權」這個NGO組織的過程和中間碰到的困難和現狀？

 

張菁答：在2004年中國十大新聞中有一條是孤兒院的院長把裡面女孩的子宮割掉了。院長說，因為她們月經來了不會打理，還有她們懷孕了怎麽辦？那個時候我在美國一個報社工作。我覺得這太可怕了、根本是本末倒置！你一個孤兒院的院長，怎麽能說出這種話來？她們懷孕了，要去判你刑才對！她在你的這個孤兒院、兒童福利院，為什麽會懷孕呢？那是你的失職！結果他還有理得很，把人家子宮給割了。說人家來月經，不會打理？孤兒院有院長和工作人員，你們幹什麽去了？我非常氣憤！2006年大陸的一個著名女記者到美國補領「婦女勇氣獎」，那時候住在我家，我就跟她討論這個新聞，還有喝「嬰兒湯」的事情。我們覺得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真的是一點權利都沒有，需要為她們發聲。於是我們討論成立一個組織，可以聲援中國大陸的那些婦女和兒童，她們很無助。於是2007年我們就開始申請登記，2008年獲得了免稅批准，開始運作「中國婦權」。但這個時候女記者回中國了，後來她被判刑，所以就不方便說她是中國婦權的成員。但她對我的啟發很大，也給了我很多幫助和鼓勵，我才有這個這個勇氣去申請和成立這麽一個組織。我們通過五個項目在中國展開工作，它們是：反拐賣、幫童養媳找父母、反計生強制墮胎、助學尼姑庵被棄女孩、農村女嬰輔助計劃。

 

張菁2007年創辦中國婦權(WRIC)組織。圖為2011年她在美國國會人權聽證會為中國婦女發聲。(圖：張菁提供)

 

姚誠是我們在大陸項目的總負責人，他帶領著義工和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在中國從南到北到處去找他們失蹤的孩子。還有「反拐賣」的項目，幫助很多孩子找到了自己的父母。其中有兩個貴州的孩子，七、八歲的時候被人販子賣到福建去了，還有江蘇和其他省的。還有一個項目是「反墮胎」，就是那些大肚子的婦女被計生委的人拉去強制流產，我們幫助她們逃出來。真的是從虎口裡搶孩子，搶出了好多條命，現在這些孩子都10多歲了。有些突發事件我們也會參與，有的公開，有的沒有公開。後來又加了一個項目，叫「農村女嬰輔助計劃」，就是給懷孕的父母親一點奶粉錢的補助，因為那個時候毒奶粉太多，所以就給她們補助，讓這些農村的婦女去買好一點的奶粉，別虧待那些女嬰。有時候女嬰還會被弄死，因為一胎化政策太嚴厲，老百姓也沒有什麽人權的概念，黨的政策逼著老百姓，女嬰就被殘忍的殺害了。所以我們這個項目就是鼓勵女孩的媽媽有尊嚴、有勇氣的撫養自己的孩子。後來中國婦權被列為境外敵對組織，我們的五個項目全部被中共打壓，很多義工被抓起來審問、拘留、判刑。大概2017年，我們所有的項目都停了。

 

機構責任和信仰支撐下的勵志人生

 

向莉問：在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幾件事情是什麽？

 

張菁答：一個是，我從大陸到香港，香港的支聯會每年組織的紀念六四的活動是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參與的人數那麽多、規模那麽大、堅持那麽多年！鼓勵了我不僅每年都去參加他們紀念六四的活動，也參加平時的一些活動，只要能擠出時間我都會去做做義工；

另一個是，我流亡到美國後不久，單親多年卻堅持養育三個孩子。雖然孩子小時候我獨立支撐生活，很累，但我覺得自己內心比較受益，也比較自豪。現在孩子們都很好，他們都正常的工作、學習、生活。我覺得，結不結婚沒關系，但如果能有機會有一個孩子，那還是比較好；

第三件事就是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宗教信仰歧視官司，我個人和中國婦權組織起訴了一個基金會。對方包括一個大公，而我個人及中國婦權基本上沒有什麽錢，雙方實力非常懸殊。打官司對家庭影響很大，尤其是對孩子傷害比較大，前夫一賭氣走人了，生活上壓力很大。但我始終沒有放棄信念：我堅信我是伸張正義，因為沒有人可以強迫他人改變宗教信仰；一場運動的受益者、公眾人物，在死難者還沒有討回公道之時，無權代表死難者去「原諒殺人兇手」。這個官司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堅持了很久不和解，因為對方堅稱他們對我們組織及人員不負法律責任，不賠償，但我也不願意就我個人的訴訟案與對方談和解事宜。就算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有放棄過我們在中國牢獄中的朋友，訴訟是否繼續必須先問過他們的意見。我一直等到與訴訟相關的所有義工都出獄以後，由他們告訴我說，沒有新的證據顯示他們遭受的迫害是因對方而造成，就是說他們的「判決書」上沒有提及與在美國的訴訟被告方相關內容，因此只能放棄中國婦權作為組織的訴訟。在此之後，我才答應了我的律師，可以開始與對方律師商討我個人的訴訟案和解事宜，因為一旦我個人與對方達成和解，我就不能代表組織及義工們在他們的訴訟中作證了。如果在2015年照我律師說的去做，早達成和解，對我個人更為有利，但我沒有這樣做，我認為組織和朋友們的利益更加重要。直到2022年初，我才接受個人訴訟案的和解。這一段曠日持久的訴訟自此了結，歷經了煎熬和艱難的抉擇；

第四件感受最深的事，是在信仰的這個方面。我是在澳門住在修道院裡受洗的，當時我覺得有一個信仰很好，那時候生活上也蠻好的，就沒有多去想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麽。等我回到大陸，沒進家門先進牢門，被勞改了，想想勞改犯以後找不到工作，老公也找不到，我就天天在心裡懊悔，是神害我這個樣子，不然的話我根本就不會坐牢，因為那個時候公安都說，修道院裡面的神父修女都是特務。當時我真的就是這樣想的。到香港後，我很少去教堂，但我有帶孩子回澳門去神父們的墳頭祭拜。到美國後回首人生，孩子們長大了，我自己努力工作，對得起良心，一路走過來，我的人生與其他人一樣，其實什麽都沒缺少。現在我坐在窗前，看著鳥兒飛來飛去，更加堅定我的信仰，天主是公平的。我後悔坐牢的時候的那種想法，但我相信神不會計較我年輕時的無知。在我的生活當中遇到坎坷，我就祈禱。該做的我都做了，我還是把握不了，就交給神，神去幫我做主。不管你心中信的是什麽神，你叫他什麽菩薩也好，你叫他真主也好，或者叫他基督也好，你只要有信仰，你交給他，放下你的心理壓力和負擔，他就會幫你平安的度過生活中的困難。

 

2019年3月在聯合國第63屆婦女論壇上談中國婦女社會地位問題。(圖：張菁提供)

 

向莉問：您對後來的流亡者有什麽建議？比如反送中的一些香港年輕人也是後來的流亡者。

 

張菁答：首先，流亡者要有一種放下的心態。也就是不要把美國看成是一個遍地黃金、處處公道的理想之地。不是這樣子的，因為人類社會沒有地方是完美的，沒有一個地方全都是公平的。民主制度不完美，它有很多缺陷，可是它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好的一個制度。但是它不完美，它有很多缺陷，所以需要我們和後代一起去努力。把自己的身段放低，當你遇到不公的時候，不要一下歸罪於這個制度或者是哪個黨。如果你覺得某個政策不對，那你就去參與討論這個政策。美國二百多年就是靠著兩個黨就像一個大海上的一艘船，風浪起的時候顛顛簸簸看著就要走偏了，可是它自己又修正了。因為另外一個黨站在另外一邊說你不能往那邊走，還有媒體監督，它就有慢慢修正。不像專制制度，沒有監督。民主國家都有監督機制，有一個自動修復功能的。所以，對民主國家不要那麽悲觀。堅持我們的理念是沒有錯的。但是要看清楚我們自己作為一個新移民，我們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麽價值。其次，學好英文很重要，不管是在你的思想上也好，還是生活上、經濟上，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和飛躍。最後，就是積極融入到美國本土的生活。如果能夠賺錢更好，這個制度會保護你的財產；如果需要幫助，就大膽申請社會福利，只要不欺詐，那是應該的。身處美國社會，看多了，你就會掌握好尺度。

 

 

作者向莉：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曾在北京生活，當過大學老師和畫廊經理，後成長為人權捍衛者。在中國積極參與和見證了一系列人權事件，並成為中共「709大鎮壓」的受害者。2017年流亡東南亞，因偷渡國境在泰國監獄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時光。之後被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國際NGO以人道主義為由救到美國。 現生活居住在美國舊金山，從事人權相關工作。

 

 

新加坡逾3成民眾挺同婚合法 支持度上升 家暴、性侵、性骚扰，为什么女性胜诉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