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燕翎                                                        2008-02-23

在人生旅途中，發現女性主義代表一個新的起點，給予我新的視角來思考和檢視人生與世界，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力量。改變自己和世界或許需要耐心與毅力，卻是可能的，而且這條道路並不孤單。

回首來時路，女性主義陪伴我走過前途未卜的婦研拓荒期、充滿激情與衝突的婦運、森嚴保守的公職生涯…。雖然渴望擺脫意識型態及傳統組織的框架，展開新的旅程，卻願意時時回到溫馨的起點，一次又一次再出發，去探尋新的風景和可能。

也願意開放這個起點站做為討論空間，結合創意與資源，讓各色旅程由此開始，奔向美麗新世界。

1970年代台灣婦運簡介． 台灣女性史

(本文將發表於日本關西中國女性史學會出版之《台灣女性史》)

國民政府遷台後維持保守的婦女政策，中央婦女工作會「以婦女工作代替婦女運動」，當時的婦女領袖蔣宋美齡說：「運動是一時的，工作是永久的。」戰後通過的憲法已經保障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名額，所以「婦女運動已成為歷史上的名詞。」婦女團體投入勞軍、教育、慈善救助，無意於性別權力重組。

1970年代台灣社會歷經巨變：經濟轉型為工業化、人口大量移入都市、中產階級興起、個人所得增加、就業及就學機會提升。1965到1973年間，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從33.1%增加為41.5%，年增長率7.5%﹐超過男性的3.1％；大專聯考女生錄取率也逐年增加，至1972年達到36.9%。留學歐美的年輕女性接觸到西方第二波婦運，在報刊上開啟了以女性為主體的論述，對婦運褒貶不一。在同一報紙上，有人描述美國婦運先驅佛利丹(Betty Friedan)：「長相可怖，性格男性化…『她和她的黨羽是一群嚼煙草、動刀槍和鬧同性戀的悍婦。』。」但也有楊美惠介紹西方女性主義經典，如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等。媒體上呈現女性主義與反女性主義並陳的紛亂局面。

婦女大量投入就業市場，但社會上的性別角色期望卻不及調整，在當時的一些問卷調查中，八成以上的女人都希望來世為男人，反映出對女性角色的不滿以及渴望改變的動力。

在適當的社會條件下，極端的父權心態往往成為婦運的催化劑，1970年代初期兩起媒體事件適切地給予初獲社會資源的知識婦女集體反抗的充分動機：一、大學院校聯合招生委員會限制女生錄取名額，以防大學女生過多；二、媒體一面倒地同情因妒殺妻的留學生鍾肇滿。雖然由於「人民團體組織法」的限制，正式的組織工作無法進行，然而當時的社會已開放到相當程度，激發許多「新生代」女性相繼主動參與婦運的幕後工作，從事募款、出版、舉辦演講、座談以及其他大規模的集會，例如遊說台北市國際青年商會和台灣電視公司在婦女節出面主辦由電視台轉播、廣邀名流參與的「男士烹飪大賽」及「廚房外的茶話會」，企圖調整性別角色。當時三十歲左右的呂秀蓮以其犀利的文筆、無礙的辯才成為婦運的明星和代言人，以及報社爭相邀稿的對象。

1973年出版的《新女性主義》綜合了呂秀蓮的基本論點：一．發揮「女才」不爭「女權」：「人盡其才」；二．肯定女人的「本分」與「天職」：「是什麼，像什麼」：三．要平等不要保護：「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四．與西方的女性主義劃清界線。既反對激進的女性主義，也不主張顛覆性別角色，呂秀蓮以體制內溫和改革的姿態獲致廣大迴響，也成就了1970年代的台灣婦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