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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痛苦變成習慣的紀錄者一一 8.31兩周年專題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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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蘋果日報》記者梁裏裏

梁柏堅盡量不去想那天發生的事,那段片,那對跪在地上哭着求饒卻被噴到滿臉胡椒的情侶。兩年過去,他久不久便收到一些恐嚇信,831前夕,他又再次收到,信上寫着「831收聲保全家平安」,還附上一塊已生鏽的刀片,「收到慣了,硬要提醍大家這個日子,一直沒有公開是因為不想讓這些人知道我收到信」。
昨晚,他第一次公開恐嚇信和刀片,一直不公開,不是因為害怕,而是覺得自己當時只是一個紀錄者,不是主角。尤其是當選區議員後,更推掉了所有關於831的訪問,他不願多提,說一切已紀錄在片段中,只要看過那條片的香港人,就會明白當日發生過甚麼事。
別人要他恐懼,他說自己早已麻木。一封信,阻止不了他要做的事情,一封信,動搖不到他對真相的執着。擁有紀錄者和民選議員的雙重身份,他說:「受呢啲,預咗」。為了不讓恐嚇者得逞,為了保護身邊人,他甚至已跟家人斷絕了聯繫,自己搬出來住。對他來說,這些都是預料之內,「這個時代,如果沒有這種覺悟,就太天真了」
別人為他擔憂,但他自己卻對恐嚇信處之泰然,也許是因為早已在風眼裏吧,他笑着說,所以知道哪個位置安全,亦早已評估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望着防暴警的眼神,就知道站哪個位置安全」,作為記者,他的目標明確,就是留在一個可以安全拍攝到相片的位置。
也許,這是最後一次這般鉅細靡遺的談及831。這件事對他的人生來說,實在太震撼,直至兩年後的今天,依然影響着自己,猶如寧靜的湖面,一片落葉泛起漣漪,一直擴張。如果沒有831,他就不會在理大留守12天,「因為見過這樣的人道災難,所以覺得必須留在理大,地鐵內有鏡頭影也能這樣,如果沒有鏡頭呢?在裏邊有需要自己的位置」。
他總是說自己不是事件的受害者,不應頻頻出現在鎂光燈底下,搶了「焦點」,我們談了很久,關於區議會、媒體道德,然後始終沒法離開831,他終於說出來,經常在凌晨5點突然嚇醒,覺得有人會上門拘捕,而且偶爾失眠,他說這是很正常,很多人都試過,尤其是投入這場運動的人,「但是從此就沒有再去太子站了,已近乎是習慣,變成常態」。
把痛苦,變成習慣,他說。
他不敢跟人說自己有多痛苦,「盡量不去想、不想講,這是沒有意義的,不需要取暖」。真正的痛苦,是拍攝着那對力竭聲嘶跪地求饒的情侶,然後內心糾結,到底應該繼續拍攝,或是幫助他們清洗面上刺痛的液體。他選擇了放下相機,因為襲擊已完結,繼續拍下去,已沒有太大意義,「影多一分鐘無太大分別,做記者,在人道災難面前,到底要做甚麼,到底應否幫他們?」
紀錄者不應干預事件現場,但記者同時亦作為一個人,如何介入、何時介入,是傳媒倫理的永恆課題,根本沒有標準答案,就如世上大部份的事情,也沒有答案,「找不到,一直至理大我也找不到答案」。
但記者也有底線,梁柏堅有自己必須堅守的原則,「要保護行家,一個人行錯,就整個行業被人攻擊,對大家不會有好處,但哪個位可以幫?後果是甚麼?」看着人們受苦,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在道德上、在紀錄以外,要做這件事。
他拍下了警員以海棉彈槍近距離指向車廂內的乘客的畫面,「有沒有武力指引?走火點算?未證實乘客有參與街上的示威就貿然舉槍?有很多拘捕的方法,你可以封站逐個抄身份證,現在是衝入車廂打完就算?」
這些問題,香港人已問了兩年,沒有答案,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而最有趣的,是監警會寫報告時,竟去信給他,要求拿片段的版權,「但無叫我去答問」,荒謬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面對荒謬,除了繼續生存下去,還能做甚麼。
「堅持,手法可以轉,但目標要清晰」,他認為,面對威權政權,只能以合適的身位盡力做下去,雖然他是悲觀的,「兩年間,警務處處長也換了兩屆,還有可能光復公義嘛?」公義得不到彰顯,他也坦承的說,實在累了,但再累,也要走下去,「我係nobody,但只要還有一絲影響力,也會繼續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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