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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百年先知司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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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鐘                            2012-4-13 紐約

 

 

昔人已乘黃鶴去,白雲千載空悠悠。司馬璐先生謝世以來,紐約社區朋友們表示了對他的最高敬意。他是海外民主派和關注中國前途的人們的一位傳奇人物,在超過一個世紀的生命中,至少七十多年不倦地投身在追求自由的崇高事業中。他又幾乎是中共的同齡人,也許沒有更資深的人,像他那樣體驗和研究過共產黨的歷史。作為一名後進的晚輩,對此,更有一份難言的傷感。當我們看到反對中國現代極權主義的奮鬥,遭遇到從未有過的困局之時。

 

金鐘先生在紐約慶祝司馬璐老先生100歲壽辰時與老先生的合影。(圖片由金鐘提供)

 

我和司馬璐先生見面交往的機會不多,但是在我們的專業:文字與出版層面,卻有不少的心靈溝通。司馬璐在大陸變色的1949年,毅然決然從上海來到香港。1952 年,在港出版自傳《鬥爭十八年》,一紙風行。1958年開始主辦《展望》半月刊出版 (《明報》也在當年創刊 )。我則是1980年才移居香港。翌年入行傳媒,從事新聞評論。當時香港的政論雜誌不下十種,比較出名的幾本都是本地人主辦的。唯有自聯出版社的《展望》是以大陸政治為主的一本,雖然包裝顯得簡陋,引起我的興趣。

 

 

在香港和前輩相遇,《展望》雜誌的印象

 

記得曾經到展望編輯部去見過司馬先生,(也買過他們出版的書如《瞿秋白傳》、《周恩來語錄》等)一個初到貴境的小編輯沒有和他的談話記憶,只有那裡空間非常狹窄的印象。沒多久,1983年司馬璐移民美國。我一直保留著部分《展望》雜誌到今天。它吸引我的是七十年代和更早以前的資訊,因為那時我們在大陸對外界一無所知。另外,司馬璐是研究瞿秋白的專家,而我在香港《七十年代》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正是評論瞿秋白的「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同時,我發現先父(已在台灣過世)的摯友陳克文先生是《展望》的作者……這是我在香港和司馬璐先生的一點交集。

 

 

現在,只能引證舊刊簡略地介紹這本已消失的雜誌。《展望》的重心,不在追踪即時新聞,而是以比較宏觀和歷史的角度看中共政治,看文革和中蘇關係。例如對毛劉周的最高權力鬥爭,及鄧小平在文革後期復出的整套個人資料,都有很深入的來龍去脈分析;而赫魯曉夫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到七十年代,還在全文連載,加上司馬璐本人的長篇史著《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我想,《展望》雜誌這種側重史料的嚴肅性,可能和他1952年出版《鬥爭十八年》贏得的名聲有關,因為海外新聞界沒有一個人,有他來自中共,和眾多知名人物相識的背景。因此,他的歷史研究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

 

 

    獨家發表江青內部講話透露反美外交戰略

 

下面選擇若干事證,可以看到《展望》的獨特份量。1975年6月16日出版的321期發表北京「原始文件」:江青當年3月在香山對領事級以上外交幹部的《關於外交問題的講話》,這篇江青自稱「主席工作很忙……傳傳口信」,以顯其權威。江青在林彪事件後懷著接班野心大談毛的世界革命外交,將「人民革命」放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之上。稱中共「對第三世界道義上支持、經濟上無代價的援助」,「正如主席對西哈努克所說的:『要軍火,買;沒有,送,可以。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革命。』」「只要革命,我們一定支持到底」。策略上「我們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窮朋友的身上。他們感激我們、報答我們。我們雖然沒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們並沒有孤立。在我們進聯合國問題上表決時,雖然大國聲大勢威,但無奈小朋友勢眾聲亮,最後我們還是進了聯合國,接著大國也登門來訪。」

 

 

江青還透露,基辛格來訪向毛周表示「美國將放棄亞太地區」。被中共視為美國的實力政策行不通,指他們是冒險主義、又是失敗主義……江青這篇講話,長期沒有公開和受到應有的重視。《展望》不僅發表,還鄭重評論,指出「東南亞國家面臨新威脅」。事實上,毛共正是在美國越戰失利、東南亞三國陷共後,顯即加強對泰共、馬共、緬共的鼓勵和滲透,支持他們武裝顛覆政府,「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的偉大真理」。

 

 

甚至對中共背後支持、1965年930事件300萬黨員一敗塗地的印尼共(流亡中國)發出賀電。毛在垂死之際,還派四人幫張春橋秘訪赤柬取經(後來被王友琴揭露,見開放網)。至於交朋友,我們早已看穿,中共入聯的秘密之一是收買黑朋友、窮朋友,1971年10月聯大通過23國「逐蔣納共」2758號提案,其中20國是「黑朋友、窮朋友」!(遭到美蘇兩大集團抵制),而設在湖南益陽的馬共電台直到1981年才關閉(徐澤榮博士曾探秘)。江青這篇內部談話和她請美國記者維特克寫「紅都女皇」大膽洩密而毛無可奈何一樣,其狂妄無忌,也無異於今日戰狼外交的一塊樣板。

 

 

     千頁黨史文獻選粹,有前所未見的貢獻

 

《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是司馬璐數十年心血結晶。他在香港台灣想必收集過不少資料,尤其得到居留香港的張國燾先生之助。到1975年已經結集出版三册(之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之二:中共的成立與初期活動、之三:第一次國共合作)。知名評論家司馬長風當年的書評是:「作者條理分明、要言不煩,對中共歷史之了解,別具隻眼,力求公正……有前所未見的文獻,使人有人生有涯知也無涯之嘆」。至文革時,海外中國現代史有三部可讀:一是中文大學出版的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是台北王健民的「中共史稿」、另一即司馬璐這部黨史與文獻選粹。但其三册僅止於1927年,達1000頁之鉅。若以分期論,這是中共的「上海時期」,餘下還有江西、延安、內戰三時期,才到1949年的建國登基。可見司馬璐治史之雄心無人可及。(未知三册之後文如何,盼賢士賜教)

 

 

司馬璐之中共黨史三冊,撰編方式與一般學者「論述加註」不同的是,除論與註外,還有大量的史料原文附錄(即文獻選粹)。既省卻學者追尋之苦,也滿足讀者渴望真相的好奇心。我對於「1927年」的興趣大抵屬於後者。因為1927年對於中國二十世紀的演變實在太重要──北伐完成、寧漢分裂、中共五大、八七會議、共產國際、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共產黨開始占山為王……作為湖南人,對農民運動、馬日事變更是希望看到幕後情節。司馬璐提供了我們長期被中共官史一面倒蒙蔽的真相。例如「毛選」開宗首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有當年和毛一起辦武昌農運講習所的陳克文先生的駁證。這篇鼓吹「痞子造反」讚揚農民「過火」行為「好得很」的文章,當時遭到陳獨秀極大的反感與抵制,他審稿時刪去大部分內容,還表示不准毛出席「五大」。

 

 

  陳獨秀反對中共在國共合作中奪取領導權

 

馬日事變(5月21日),《展望》發表的原始文件顯示,正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佔領長沙後,搞暴力土改,殺工商巨子名流和北伐軍官家屬,觸怒35軍軍長何鍵,指示部下許克祥發動的一次「清黨」,解除中共武裝和機關,逮捕處決共黨暴徒,和南京蔣介石政權合流。由於幾年國共合作,已有不少中共黨員滲入國民政府要津,而中共內部的分歧,與共產國際策略的矛盾,也日漸顯露。從「五大」到八七會議,陳獨秀的妥協主義終於敗下陣來。陳的主張,在7月初他提出的「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中,可見其要義:①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②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為減少政局糾紛可以請假;③工農民眾團體均應接受國民黨之領導與監督;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國民政府之管理與訓練。

 

 

就像1949年重慶會談組織「聯合政府」的形勢一樣,陳獨秀的意願是從大局出發放棄暴力路線爭取「退卻求存」。早在兩個月前中共「五大」上,陳獨秀面對嚴峻的非共潮流,他已提出要「約束農民運動,不要削弱北伐革命軍的後方」。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曾發表文章(原件),稱毛澤東在「五大」後,曾當面向陳獨秀表示為支持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要約束農民的反抗活動,還說「我們不應該在農村發展社會革命而削弱國民革命的後方。黨代會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但中共激進派終於在八七會議前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指控他的「投降主義」(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反對農軍進攻長沙),而準備「上山」的毛澤東則特別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中共借助統戰,一年之間從950人擴張到58000多人,共產國際的羅易竟然成為國民黨左派的榮譽主席,國民黨人數則從65萬銳減到22-27萬人。中共力爭「領導權」無異於架空、顛覆國民黨。這是1927年分共的重要背景。也是毛澤東爭權的一次暴露。

 

 

    毛澤東策劃全國農協大會狂妄野心破產

 

《展望》對於1927年的農運狂潮發表了獨家的史料。1927年,毛在黨內一直沒有顯著的地位,但他和彭湃擁有「中國農運大王」的赫赫威名。當時中共和國民黨左派非常得意於一組被誇張的數字:中國有250萬產業工人和參加農會的1000萬農民。毛在農運講習所也以此炫耀:「中國農民佔人口80 %,組織起來,農民解放就是國民革命之成功!」3月底,全國農民協會在武昌開聯席會議,推舉13名執行委員,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議決7月1日在武漢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協會代表大會。代表共680人,各省名額分配如下──湖南120、廣東80、湖北80、江西50、河南50、陝西30、江蘇35、四川20、山西20……「宣傳綱要」一大篇,特別指出,湖南省「多數鄉村已建立農民領導下的民主政治」並奪得地主階級的槍支;廣東省農會有4萬支快槍──已經是一副氣吞山河的大黨架勢。

 

 

這份資料完全可以解讀為,嗣後毛發動廣泛的武力割據打天下的濫觴。而且湖南農運的組織性實力遙遙領先各省。農運大王名不虛傳。和他共事過的陳克文先生回憶,當時他曾應毛的同黨易禮容邀請,去湖南參觀農運,眼見湖南農民可以一日有三餐米飯吃,相比他廣西鄉下之貧窮,三日難得吃到一頓米飯,不禁問道,這樣富足的農民為什麼還要搞農運,是不是湖南地主特別可惡?回答竟然是:湖南出了個毛澤東呀。陳克文恍然大悟,原來毛早就看準了農民是他奪取政治權力的本錢,可以利用打江山的賭注……山大王果然從利用和犧牲農民成就了一代帝王。但農協「一大」由於寧漢合流反共派佔上風,而胎死腹中。毛卻賊心不死,將農運轉變為「武力割據」的根據地策略。最後在五十年代出版「毛選」時,將痞子大作「湖南農運考察報告」選為首篇,遺毒天下。

 

 

海陸豐農運大王彭湃大屠殺 文革遭到報復

 

附帶說說大王彭湃(1896-1929),運氣可沒有毛好。這位兩次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粵東地主之子,在毛還沉溺在汪精衛的信用時,已在海陸豐成為十萬人的農會領袖,還在廣州首開農運講習所。國民黨開始清共,通緝二百名共黨首要,彭湃遂發動海陸豐暴動,成立中共首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以三個月的紅色大恐怖,殺戮地主1882人及其他國民黨與社會分子萬餘人,逼使5萬人逃港與廣州。終被政府軍擊敗,彭湃逃亡上海,任中共政治局委員,1929年被捕於租界,隨即遭政府秘密處決。不料天意難違,被澎湃狂潮殺戮的亡魂,40年後,借文革造反之機,在海陸豐掀起復仇運動,彭湃後人成為替罪羊慘被批鬥,姪兒彭科竟遭斬首示眾,首級懸掛三日……直到1978年習仲勳復出以四人幫之罪,了結「反彭湃事件」。

 

 

《鬥爭十八年》為共黨人物畫出形形色色面譜

 

司馬璐所著《鬥爭十八年》迄今已近70年。是一本值得介紹的回憶錄。在中共統治的前三十年,香港出版過三本前共產黨高幹的著名回憶錄:1952年司馬璐的《鬥爭十八年》、1954年龔楚的《我與紅軍》、1974年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這三本書各有千秋,代表中共從1921組黨到1949年建國28年的一個連續系列。張國燾是中共初期僅次於陳獨秀的重要領導人,所著約百萬字,對組黨經過和「長征」帶兵的回憶具有權威性。龔楚是中共割據江西時期「朱毛」之下的三號紅軍將領,於蘇區軍政人事如數家珍。張、龔分別於1938、1935脫離中共,都在香港待過很長時間。司馬璐身份與前二位不同,是文化人出身。年齡也小一輩。是標準的「延安幹部」,經歷上海、延安、派去安徽地工、加入騎二軍、抗日游擊、到重慶、再派浙江地下黨。最後回到重慶,脫黨、加入民盟、辦雜誌、甚至組建「人民黨」,直到1949年拒絕潘漢年拉攏,從上海潛入香港,時年三十。是少有閱歷豐富的一代才俊。

 

 

司馬璐記錄1935~1952的親歷故事,正當中共借129運動抗日救國之名,裹挾一代知識青年誤入赤色狂潮之際。在漫長的鬥爭中,他們無不備嚐苦悶屈辱,乃至地獄般的迫害,然而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組織力,使他們有如中了魔法,不能自己。以致被騙者騙人、被綁架者成為綁架者,他們構成文革前的高幹中層。司馬璐描繪他接觸、相識的共營人物的形形色色嘴臉,上至毛劉周,下至身邊的「可憐蟲」。從康生攜洋狗、著馬靴,出門四個警衛員,到不惜犧牲同志和敵偽拉關係的老革命,還有那些為高幹當「臨時太太」,提供性服務的無奈少女……司馬璐本人也經歷了無數青年的不幸,幻想中間路線的成功,但一個又一個殘酷可怕的事實,使他猶如年輕的心靈被強姦一樣痛苦,終於在重慶達到對共黨「深惡痛絕」的程度,最後在上海看到和他滿腹牢騷的文化界朋友,最後「百分之九十」都投靠紅色政權,他決定亡命天涯。他有堅定的人格信仰,和優異的文化工作經驗,不是一個可以隨意仍棄的「螺絲釘」。因此,來港後即辦出版社著手從事寫作,出版回憶錄,銷售十餘萬冊。當時讀大學的余英時教授,50年後還記得「曾讀鬥爭十八年,香江反共萬人傳」。

 

 

共產黨東方不敗憑藉一個高度專制的政黨

 

最後,應補充說明,近來一個引起廣泛探討的問題:中共憑什麼禍國殃民還能統治七十年?司馬璐的書雖然沒有專門回答,但是他的十八年經歷已經給出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中共憑藉一個高度專制的政黨得以維持統治至今。這個黨的特質,他定義為「軍閥主義、流氓主義和野蠻的專制主義」。即是人們常說的,槍桿子、欺詐與無法無天。這個黨和民主國家政黨完全不同,不為選票、不為民調,專為制伏不願做奴才的人們。它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無所不用其極。司馬璐描寫過民盟章伯鈞常駡:「中國是一個流氓社會,搞政治的沒有七分流氓氣是不成的,你看蔣介石、毛澤東出身。一個都市流氓、一個農村流氓。」而張申府見人就駡「五十號」(周恩來重慶公館)混蛋。周親信徐冰則駡民盟是「一批臭官僚、爛政客、黨棍子」。王炳南也駡章不識相,國民黨賣我們的帳,不就因為有五十萬大軍一個強大的共產黨?

 

 

在群魔亂舞的上海,聚集不少「民主人士」等候佳遇,司馬璐對他們說:「以我對共產黨人的了解,初來時候,利用你們一陣,以後就一天天難捱了。輕者吃苦頭,重則一命嗚呼。」即使「民革」主委郭春濤也信周恩來的面諾「二十年不談共產主義」。被司馬璐斥為:「周恩來胡說,騙三歲小孩子。共產黨一旦控制政權,就要立即實行獨裁,不如此,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結果,兩人不歡而散──司馬璐認為共產黨最有力的功能,一是謊言欺騙。「天下受騙人數不盡,這是人類的弱點」;二是嚴密的組織。如軍營、如魔窟、如地獄,非常可怕。

 

 

最後的一幕:和延安情人告別在上海灘

 

司馬璐的人生感悟,寫在1952年的回憶錄中,而且,擲地有聲,充滿自信。1957年一場「陽謀」,不僅「民主黨派」全線瓦解,章伯鈞首當其衝。全國知識分子兵連禍結,斯文掃地。中共反右之戰,俘虜不弱於「三大戰役」,戴帽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何止百萬!劉賓雁的遺言「毛澤東是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今天,我們不能不敬佩司馬璐先生當年的警世恆言,迄今不衰。他不愧為後學者的先知!

 

 

上海「解放」後,令司馬璐吃驚的是國民黨中統大隊長王大超、常和貪官污吏鬼混的銀行家盧緒章……這類人亮相黨員並任要職。只有他延安時的戀人夏森,不忘舊情,前來探望。這位年方二七的四川大學美女,穿過時代的風雲,不顧忌諱,低聲告訴他:「立刻離開我們的地方」。臨別留言:「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革命,革命就是殘酷的事,我這個共產黨員,是不夠成色的。好在幸虧我只是一個女人。」

 

幾天後,他在霞飛路遇到農學家董時進,彼此哈哈一聲再見。司馬璐拿到廣州通行證後,「一溜煙跑到香港來」。踏上自由世界崎嶇漫長的新路。從此,將不幸的青春埋葬在那塊無邊黑暗的墓地。

 

謹以此文敬獻於司馬璐先生在天之靈!

 

 

(附圖:網上搜索到98歲「夏森」,1938投奔延安……獲國家扶貧獎章。待求證於知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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