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青松  中國女權運動行動者，中國#Metoo運動及反就業性別歧視深度參與者和組織者之一，獨立撰稿者。

前言：雖然伴隨著壓迫和污名，以及復雜的討論空間，中國的女權主義者群體還是在以一種空前的速度擴張，在主流話題當中女權或者說性別議題的曝光度也在不斷增加，社交媒體對於性別議題的討論也十分熱烈，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形成了這樣的現象？本篇將從歷史、政策和性別現狀等各個方面切入來分析。                  12-30-2020

分析中國女性特別是年輕女性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有一個政策的影響無法被忽略，那就是在幾十年間都在嚴格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當中的「一胎」政策，即要求每個核心家庭只能生一胎。這個政策很顯然是對女性生育權的剝奪和控制，其中發生的無數的強制引產等行為造成了對人權的極大侵害，也有許多女孩因為性別選擇而沒有出生或被拋棄，這樣的政策是建立在無數人特別是女性的血肉之上的人口控制政策。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許多家庭沒有選擇地生下女孩，並將家庭內的資源提供給了這些獨生女孩，使得許多女性獲得了集中的家庭資源，比如受教育權。這批獨生女孩當中許多都對自身的尊嚴和權益非常敏感，而且受過較高教育意味著有更多渠道去獲得相應的信息和穩固價值觀。與此同時，這些女性會非常明顯地感受到，即便自身的權利意識加強，成長歷程、親身經歷和獲取的信息當中每個角落都存在著性別歧視的現象，社會文化、經濟和政策的各個方面都沒有擺脫父權制的壓迫，使得女權主義思想的存在更加必要。

在思想存在數量巨大的潛在受眾的情況下，還需要適當的平台用於信息流通和思想討論，和一群人將思想進行論述和傳播。而從2010年前後到現在，社交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意味著人們擁有即時互動討論的各種平台。雖然伴隨著的是對社交媒體愈加嚴格的審查和消聲，但是社交媒體如微博、微信等，還是給人們搭建了相對自由進行言論表達和信息流通的場域，在這樣的平台裡面，女權主義的理念會輻射到更多人、各種網絡女權社群更加活躍和擴大、性別相關的時事熱點也以更大規模和更大熱度在傳播。

另一方面，是女權主義從一個小圈子精英團體內部的活動擴大到主流討論的空間之內，並實現了許多議題的爆破。初期的中國女權活動家往往從體制之內進行倡議，致力改變，所以女權主義更多是在小圈層內傳播；在2010年前後，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新一批的中國青年女權行動者以更加大膽、即時和視覺化的方式打破了女權主義的傳播圈層，進入主流視野，並在接下來幾年累計女權社群和始終推動議題討論；在2018年的Metoo運動更是成為一個臨界點，在多起性騷擾以超常熱度被曝光，參與倡議和討論的人群達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也讓更多人更加關注性別議題。女權社群或者對性別議題感興趣的人群的累計是一個長期積澱的過程，伴隨著一次次爭議性話題、一起起熱點事件、一輪輪你來我往的激烈辯論，最終在多個時刻達到臨界點，不斷擴大。

然而女權主義產生和擴散的根本，都是因為父權制之下女性生存境況的脆弱和不斷被壓迫的現實。從出生前就可能被性別選擇拋棄，到出生後很多女嬰被拋棄，從家庭當中重男輕女，到學校社會對女性的打壓和規訓，從就業面臨各式各樣的天花板：找不到工作、無法升職，到生育與家庭勞動的負擔和壓力，從性騷擾、性侵到親密關係暴力，女性成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遇著重重挑戰，這在任何一位女性的整個人生階段都是無法忽視的事實。

而在這樣的性別困境當中，是女性意識到社會環境變化的緩慢，特別是做為權力掌握者、政策制定者對於性別問題的漠視甚至是對性別壓迫的助長，加深了女性對於自身境況改變的渴望，也加深了國族與女性之間的矛盾。比如在呼籲對性騷擾問題在政策和法律上的作為之後，面對的卻是國家權力對性騷擾的禁言和對行動者的打壓；比如在要求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對家庭暴力事件依法進行處理，卻還是有許多女性深陷在家暴的噩夢當中，甚至有許多女性因此失去性命；比如女性要求經濟獨立和就業上的平等權益，國家政策卻要求女性回歸家庭等等，都直指國家權力的不作為。而像「二胎政策」這樣在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壓力的情況下，要求女性通過生育來緩解問題，將國家責任轉移至家庭特別是女性身上，使得女性在如就業的問題上遭遇更多的門檻，也無疑加重了女性和國族之間的矛盾。

所以如今的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女性關注性別議題，成為女權主義者，其實是在父權制壓迫下的女性在獲取相對多的資源和信息的情況下的意識提升的結果，更是父權制的各個單元，國家、社會、學校、用人單位、家庭的權力關係不平等的情況下，女性對平等權益的訴求完全無法被滿足的結果。只要性騷擾的制度一天不得到改變，只要強姦文化還侵入骨髓，只要家暴者依然得不到處置，就會有更多女性受害者，而這些受害者當中許多依舊會發聲，會有更多女性發聲，這樣的張力就始終存在，直到看到有權者改變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