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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安法下,香港從法治綠洲走向“警察國家”
來源:紐約時報
中國的國家安全機構基本上一直在暗中運作,而最近幾年來,這個機構已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擴大為抵禦中共統治、公共秩序和國家統一所受威脅的防御者。
香港可能會改變中國國安部門的低調形象。
根據本週生效的港區國安法,中央政府將在香港公開派駐安全官員,以壓制那裡反對共產黨統治的聲音。該法授權這些派駐人員調查案件、收集情報,以及幫助監督國安法在學校、新聞媒體和社會組織中的執行情況。此前,中國特工在香港的活動是秘密的。
“我被綁架到中國時,那種做法是秘密的,”林榮基說,他是香港一家書店的老闆,2015年遭綁架後被偷偷送到中國大陸。他說,安全官員將他單獨監禁了五個月之久,對他出版關於習近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八卦書籍的事情進行了審問。
“現在中國國家安全機構在香港得到了正式保護,香港將基本上與中國其他地方沒有任何不同,”現居台灣的林榮基說。
港區國安法因引入了界定模糊的罪行,比如分裂和勾結,引發了人們的批評,這些罪行可被用來扼殺抗議活動。週三,也就是國安法生效的第一個整天,香港警方逮捕基本和平的示威者,展示了法律賦予的新權力,警方認為示威者的行為挑戰了中國對香港的統治。
國安法也將中國的警察國家延伸到了香港,中國安全機構在香港的運作將不受當地法律和法院的監督。安全機構公開運作且不受監管的性質,對香港來說意味著一個重大變化。這裡曾一直將自己標榜為一個法治的綠洲。
對習近平來說,香港代表著他擴大中共對社會控制的必然的下一步。一些專家表示,自2012年上台以來,他領導了壓制政治異見、工人抗議、學生運動,以及平息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動蕩的鎮壓。
“中國國內發生的情況與他們強加給香港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布魯金斯學會的何雷恩(Ryan Hass)說。他在2013年至2017年間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中國事務主管時,曾與中國國家安全機構的人打過交道。
“他們像是籠罩在社會上空的烏雲,”何雷恩說。 “他們能決定什麼時候讓陽光進來,什麼時候不讓進來。”
中共領導人將香港這個英國前殖民地視為中國南端一塊受西方影響、充滿反黨情緒和叛國分裂分子的危險飛地。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後,保留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和公民自由。
去年,支持民主的示威活動在香港持續了數月之久,有時甚至與警方發生暴力對峙,中國領導人對香港的情況越來越擔心,而且很不滿。
“香港被視為整個中國內部安全的一個薄弱環節,”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國項目主管孫云說,她一直研究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 “香港人上街抗議時,馬上會讓北京感到難堪,因為抗議者是在質疑中國的威權政權。”
在去年10月的一次會議上,中共提出一個替香港設立國家安全系統的模糊想法,外人當時並不明白習近平腦子裡是怎麼想的。本周公布的法律揭示了中國安全機構向香港的擴大,其範圍之廣令許多人感到震驚。
該法包括在香港設立多個新機構,對挑戰中國統治的做法進行法律制裁,即便是和平的方式。
這些機構包括在香港政府設立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委員會,以及在當地警方和檢察官辦公室設立涉安全法案件審理的部門。北京還將向香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派駐一名顧問,並在香港設立自己的、由大陸員工組成的維護國家安全辦公室。
“這些機構將起到恐嚇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社會團體活動的效果,”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林和立說。 “只是知道它們的存在,就會有影響。”
北京已毫不客氣地駁斥了批評,基本上是在告訴香港人,去年發生了動亂之後,現在是應該接受更有力、更具侵擾性的治安手段的時候了。
港區國安法還允許當局對在海外犯下政治罪行的人提起訴訟,這製造了一種令人恐懼的可能性,比如居住在英國或加拿大的香港移民,如果他們在所居住的國家舉行和平抗議後返回香港,可能會被逮捕。
“中央有權力也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維護國家安全,”中國政府駐香港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本週在北京對記者說。當被問及西方國家實施制裁的問題時,他說:“這關你什麼事?這完全是我們的內政。”
不過,中國的“國家安全”概念與西方的標準不同,後者側重於恐怖主義、外部威脅和外交競爭。中文的“國家安全”說法本身包含“政府安全”的意思,有關國家安全的官方政策更多地強調來自國內的威脅,以及維護共產黨的統治。
習近平在2014年召開了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首次會議,這個引導政策制定的委員會向中共領導層而非文職政府負責,這讓它與人民解放軍一樣,成了中共直接領導的部門。
“中國的國家安全概念遠遠超出正常外交政策的範疇,”史汀生中心的孫云說。 “關鍵的出發點是政權安全。”
即使用中國的保密標準來衡量,國家安全機構的操作也是非常隱秘的。
負責調查重大國家安全案件、在國內外收集情報的國家安全部很少公開表態,也沒有記者提問題可打的電話號碼。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很少公開露面,有關委員會活動的線索只是零星地出現在地方政府的網站上,這些網站有時會提到該委員會的會議和指示。
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次開會是在幾個月前,當時中國正在努力應對國內的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據中國政府網站上的簡報,習近平召開這次會議的重點是,中國在受大流行病影響的世界裡面臨的威脅。
“我們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越來越多,”中國國家安全部長陳文清在4月份發表在一個中共刊物的文章中寫道,他的這種公開發聲很罕見。 “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挑戰我們核心利益的圖謀,我們要旗幟鮮明、不怕攤牌。”
在中國,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在宣傳中變得越來越突出。
習近平設立了國家安全教育日,政府在每年4月的這個日子提醒市民嚴防間諜和蓄意破壞者,包括據說用浪漫晚餐引人上鉤的外國特工。地方政府對企業和工廠進行檢查,以防洩密。高校定期報告學生和教師中的思想傾向。
港區國安法也呼籲對學校、新聞媒體、互聯網媒體,以及民間協會實行更嚴格的監管。反對國安法的人說,來自北京的顧問可能會幫助引入一些中國用來打壓潛在麻煩製造者的監控和施壓策略,也許是比大陸採用的更隱秘的形式。
“’秘密警察’在我們的腦子裡曾是一個抽象概念,”香港抗議活動的著名領導人之一羅冠聰在海外港人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 “現在,它是一種非常現實的擔憂。”
羅冠聰後來在Facebook上發帖表示,由於害怕國安法,他已逃離香港。他沒有透露自己去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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