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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兄妹服农药4亡 留守儿童悲劇何時休!
中国妇权综合报道
2015年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称,4名儿童系服农药中毒死亡。村民称他们是自杀,4个孩子父亲的电话到现在还没打通。
还是留守儿童,又是贵州毕节。
贵州大方县的留守儿童留着鼻涕玩爬树,两个孩子的父母都在城里打工,丢下孩子由祖辈老人抚养。(中国妇权義工摄影 )
3年前的冬天,也是在七星关区,5个男孩在垃圾箱里烧炭取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这9个孩子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留守儿童。
中国有多少留守儿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中,留守儿童的童年在何处安放?
留守儿童的非正常死亡
近年来,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案例数不胜数。
2014年1月20日,据新京报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少年小闯在屋外厕所房梁上自缢,只因为接到妈妈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
2013年,据金陵晚报报道,跟着爷爷奶奶在苏北农村长到13岁的留守儿童小宇约了自己的好友,另一名留守儿童小丽(化名)一起喝安眠药自杀,所幸获救。 原来,自一岁起,每年至多见到父母两次的小宇在一次吵架中害怕父母离婚,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2013年6月26日,江西省南昌市生米镇发生了三兄妹溺水身亡的悲剧,三个分别为10岁、9岁和5岁的亲姐弟在池塘戏水时不幸溺亡,而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记者了解到,5个孩子中有4个为留守儿童。公安的介入调查也没能查出孩子们的自杀动机。
2011年6月,在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10岁留守儿童小阳告诉哥哥小东“我喝药了,不用去上学了”。半个小时后,半斤敌敌畏夺去了他的生命。
家人认为,作业负担重、老师体罚是导致孩子自杀的原因之一,而校方反映家长想讹钱,自杀另有原因。但真正的死因至今无解。但是父母在小阳死后,把仅剩的儿子小东带到新疆,跟着自己打工生活。
除了自杀,任何意外在远离父母照料的留守儿童中发生,代价都十分巨大。
除了在垃圾箱取暖中毒的5个孩子,2007年,据贵州都市报报道,两名毕节儿童在家误吃了涂有老鼠药的食物后,不幸中毒死亡。
2010年,据华商报报道,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运的是,2名学生经抢救后脱险,其他3人无恙。
性侵猥亵留守儿童案多发
除了自杀和意外伤害,留守儿童被性侵、猥亵的案例也十分常见。 贵州毕节,在2014年4月和2015年5月分别发生小学老师和学前班老师强奸、猥亵12名和7名女童的案件,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仅6岁。
2007年,贵州大方县一村民家的三个女孩多次遭到他人性侵,其中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5岁。 据贵州都市报报道,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从2011年开始的一年多里,甘肃省陇西县乡村教师刘军红先后多次强奸、猥亵小学生数量多达8名,受害女生多为留守儿童。
2007——2008年期间,新世纪周刊报道,在河南省平顶山鲁山县下汤镇太阳岭小学,教师张祖绍强奸、猥亵6名小学女生,其中4人是留守儿童。
2014年1月京华时报报道,广西一名13岁留守女童从11岁开始,至少遭到16人摧残,被性侵至少50次,查明身份的犯罪嫌疑人中有14人为中老年人,年龄最大的70多岁。
留守儿童从弱者变恶魔
得不到足够的关爱和照顾,这些弱小的、被侵害的孩子一样会成为杀人恶魔。 据红网报道,2011年6月凌晨,14岁的留守少年邓某想溜进网吧吧台偷钱,62岁的网管刘平生发现后上前阻拦,邓某拿出弹簧刀朝其腹部刺了4刀、咽喉割了3刀。 在警察勘察现场时,邓某还专程跑来和其他人员一起,“淡定“围观警察办案。
2012年4月13日,12岁衡阳少年肖豪先后刺死自己9岁的表妹、4岁的表弟和30多岁的姑姑。 据南方周末报道,自幼父母离异后外出打工的肖豪在激素中学念书,12天回一次姑姑家。姑姑对肖豪疼爱有加,但是管束严厉。为了怕表弟表妹跟姑姑告状自己玩电脑游戏,连杀3个最亲的人,没有人理解肖豪的血腥冲动。 2014年8月,在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安溪镇毛桥社区,13岁的小敏撞倒3岁的玩伴儿,竟然抱起她扔进粪坑,还搬来石头堵住坑口。 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小敏的父母10年前离家打工,她随酗酒的祖父和多病的祖母长大。成长路上家庭教育和对危机、困难处理能力的欠缺,让撞倒小朋友的小敏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掩盖错误。
超3成农村儿童留守,向谁问责?
人民网在2015年3月报道,权威数据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其中79.7%由祖辈亲属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2015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也显示,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已经成为常态家庭模式。
留守儿童数量庞大、问题众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
早在2012年毕节5男童垃圾箱中毒死亡之后,当地民政部、教育厅、财政部和妇联组织都曾推出过保护关爱留守儿童的一系列看似完备的举措。
据贵州毕节政府网站显示,在5男童死亡不到20天,毕节市民政局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2014年4月贵州省教育厅、省妇女联合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现实证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努力仍然挽救不了留守孩子贫穷、孤单的童年。
在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永新表示,长期以来,对于留守儿童解决办法更多的是从社会环境、政府责任、学校教育的角度提出。其实,造成留守儿童的根本原因是父母外出务工。
说到底,对孩子细致周到的呵护只能来自于父母。留守儿童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现象造成的社会问题。
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催生了6000多万“制度性孤儿”。父母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又因为经济能力、户籍门槛、入学障碍不能拖儿带女,又不能常常回老家看望子女,骨肉分离就成了一出出悲剧产生的现实土壤。
当城镇化率的数字不用在发展的框架下,这个数字所透露出的是冰冷,是城市对农民工的剥削和拒绝,城市在榨取乡村的最后一滴血,却把一切问题抛回了乡村,6000万留守儿童,每一个都是带血的城市化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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