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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电视台拍摄WRIC义工维权动态
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
2013年5月底接到德国电视台的电话说要拍摄一个有关于维权的纪录片,要采访我在中国妇权的工作,时间定在6月份,问我是否愿意,我犹豫了一下后,答应了他们预约采访的要求。
我和中国妇权义工姚诚先生商量采访计划,最后我们定下了活动路线图:
1、回访福建的童养媳;
2、探视安徽寺院孤儿;
3、参加西安寻找失踪孩子活动。
6月我临时到香港参加一个人权会议,让姚诚配合德国记者展开一些前期采访工作, 6月12日姚诚让我预定好到厦门的飞机票。14日我将直飞厦门参与福建莆田童养媳DNA测试的寻亲大会。
下午我准备去机场前,为了进一步确认,打了电话给姚诚,得到的答复是:福建的活动因其他原因临时取消,目前福建非常敏感,不要过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出于长期的维权经验,预想到一些不祥的情况。但为了安全,没有在电话中追问什么原因,最后我启程回到佛山家中静候消息。
2天后,德国记者网上与我联系,她说福建的采访活动暂时不能如期进行,受到了当地警方的强烈干扰,不得不撤离福建,也不得不改改变原先的计划,先去安徽寺院探视被遗弃的女婴。被警察驱赶、骚扰,甚至拘捕是中国维权常态,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于是我马上坐飞机到合肥与他们联系。
晚上,我一出机场的出口,经验告诉我,必须防范警察的盯稍,我把手机的电池拔掉,并找到姚诚的车。一上车看到姚诚,我惊讶的问:“你怎么那么疲倦和憔悴?而且几天工夫看上去瘦了很多?”他笑了笑,简单地告诉了我,他用五天五夜的时间开了五千多公里的路程,在福建如何的和警方上演了一起现代版的“警匪”追斗片,现在能平安回到安徽就算庆幸了。我为姚诚的勇气深感敬佩,自2008年以来,他作为中国妇权的义工,曾经历过无数次与警察、乡下村干缠斗、追赶,惊险的场面有2010年独自去山东利津采访被强制引产导致一尸两命的马继红案,险些被当地计生村干拦截,殴打;还有2011年他带领一群残疾人士声援陈光诚时,他们的车被当地警察追赶了100多公里,如果追上了后果严重。晚上我们周详的安排了第二天到寺院探视孤儿的行程。
19日我和姚诚很早就驱车到了安徽安庆市桐城县的古灵寺,看望我们曾经帮助过的寺院里的孤儿。德国记者陈璐则和北京来的电视台工作组一行四人汇合后再与我们联合。
探访受警查阻扰
古灵寺正在改建中,寺里住着一位师太,她和中国妇权的义工是老朋友了,多年来中国妇权一直在关注这些寺院里的孩子,2009年她们抵抗强制拆迁的时候,大人孩子被工头殴打,而当地政府也不管,中国妇权的义工姚诚等来到这里,拍摄了被拆迁的环境,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并向各级政府机构投诉,位于纽约的中国妇权总部也积极呼吁声援,后来工头们才收敛了一些,最后的补偿也稍合理一点。寺院的这位师太50岁左右,她一共捡回来30多个因计划生育而被遗弃的孤儿。她说当年很多女婴被父母遗弃在各个寺庙的门口,佛家是以慈悲为怀,早上师父们开门看见孩子都会抱回来,这些孩子一般都是刚生下不久,生命很脆弱,有些肚脐还没有剪掉,但也有一些已经被冻死、热死或野狗咬死。师父说,现在她目前收养了6个孩子,其他的实在无力抚养就送给好人家去抚养,现在最大的一个出家了,在佛学院修佛学,老二在马鞍山上大学,老三刚幼师毕业,老四在念初三,老五四年级,还有一个1岁多。
这些生长在寺庙里的孩子,她们吃的是素食,很多营养不良,同学们也瞧不起她们,笑她们没有父母,没有家,不少孩子患有自闭症。(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QHbO61lSM)
2008年古灵寺被拆迁前女孩们的合影。(photo by WRIC)
2010法华寺的女孩和老师傅。 ((photo by WRIC)
还是老问题,自从中国妇权义工2008年首次来到寺院,并报道了这群没有户口、被社会遗忘的“黑孩子”后,师父常提起的,也是令她们最头痛的就是孩子上学学费的问题,因为寺院是靠一点微薄的香火钱,每到上学,为了让孩子能有钱读书,师父就要到处化缘。孩子如果生病了,也没有钱送去医院治疗,都是用一些土办法治疗。
当她谈到关于2013年6月17号中央七部委下达的一份通知,通知明确的规定,个人和民间机构不得收养婴儿的规定时,她显得十分无奈。
她说:“政府的说法,出家人不应该设家,养了孩子就像一个家,但是寺庙慈悲为怀,在上世纪70年代未至80年代,90年代初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很多父母为了生个男孩,得到计划生育的指标,不得不把生的是女婴的孩子扔掉,很多家长把孩子放在寺院的门口,作为佛家人,不能见死不救,孩子通过师父的抚养,和师父建立了很好的感情,生父不如养父亲,她说寺院就是民间机构,如果根据17号七部委的通知,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生活,孩子是不愿意到福利院去生活的,这说明政府要抢孩子了,很多人都知道福利院就是一个合法的卖孩子的机构,如果把孩子送过去,就等于把孩子卖了,孩子被父母遗弃已经伤害了一次,现在政府又对孩子进行了第二次的伤害。”
我和师父谈了10多分钟,正谈得的高兴时,我把这次来的目的告诉师父说:“我们的到来主要是想和孩子聊聊,关心孩子,看看孩子还有什么的需要和想法,并且有电视台要拍摄。”师父答应了。正当我和孩子在进行交谈及拍摄时,寺院里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一直戴着墨镜。师父被这两个人叫去寺里的一个角落约谈。师父出来后,显得非常的紧张,并且提出如果我们要拍摄,她要打电话給宗教局的局长请示方可进行采访。
为了尊重师父,我们让她打电话,宗教局的人来了,原来就是刚才的两个人,一个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是宗教局的局长。他们要求记者拿出记者证,戴墨镜的国保并做了登记,接着他还要登记其他人的证件。我婉然拒绝,马上明确地告诉他,刚才德国一台的首席记者给你证件看,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你没有经过她的同意,你用笔抄下,这都算了,现在你要我们几个人拿出证件给你看,你没有这个权利搜查我们的证件,也请你出示相关的证明,我们才可以给证件你,否则,没门。同时我们也阐明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是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一切的拍摄都是合法的。
这时候,又有几个便衣进进出出,外面的小车也聚集了好几辆,便衣和穿警服的不下三十多人。姚诚则和师父,国保一直在交涉,并说我们是要找孩子谈天,而且孩子也愿意接受与我们的交流,你们要尊重孩子,不能剥夺孩子自由说话的权力,宗教局的局长和国保的做法就是侵犯了孩子说话的人生自由权利。师父由于受到了来自宗教局和国家安全部的强大压力,她显得很紧张,也趁着混乱中安排了一个孩子出去玩,我们也不想给师傅增加麻烦,在姚诚1个多小时的交涉无果下,和孩子的交流、拍摄工作被逼中途停止。
我们出来后,通过商量打算去另外一个寺院看望孩子,但是遭到多辆小车的跟踪,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耍掉也摆脱不了跟踪,到了晚上我们来到安庆市的潜山县城,找了个宾馆住下。
吃了饭后,德国电台的记者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惊讶和不可理解,他们认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并且今年中国门外交部发表蓝皮书,还说中国的人权要比美国好五倍的国家,怎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寺院收养的孩子,要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妇权义工聊天、拍摄,也遭到来自宗教局和国家安全部的强烈干扰?这哪里有人权呢?
晚上,德国电台的工作组针对今天所发生的事在宾馆里采访了我和姚诚。
记者问姚诚:寺庙里的孩子多吗?
姚诚答:很多,安庆市也算是一个宗教的发源地吧,这个市有大大小小的寺庙几百个,单单桐城一共有五十多座寺院,每个寺院几乎都收养了女婴,这些年来到底收养了多少个弃婴,我们也没法准确的统计。”
接着记者问我:昌兰,对于寺院里有那么多的女婴你是怎样认为的呢?
我答:因为我作为一名女性,我对孩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觉得这些孩子非常可伶,这些孩子都是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一些育龄妇女或她们的丈夫思想封闭,重男轻女,希望能生个男孩,为了留下生育指标好个生个男孩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让这些孩子一出生的同时就失去父母的爱,一生带着遗憾……。
我继续说:这些不幸的女孩,生下来不是被弄死,就是丢掉,最好的情况就是往寺院里送,并活了下来。
记者:中国妇权这个民间的机构,你以前为她们做了些什么?
我简单分享了中国妇权的义工们如何帮助寺院女孩的工作。2008年1月义工们发现寺庙里的这些孩子后,开始在桐城的寺院进行报道,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后来有一点成效,当地政府向孤儿们发放每月78人民币(大约12美金),我们继续不断呼吁政府部门关注孤儿生活问题,同时,中国妇权给庙里的孩子,分年龄段每个孤儿每月补助300元至500元不等的生活及学费补助,而且从桐城扩展到多个县市,从几人发展到数十人。一直到2011年,政府才开始承诺每名孤儿每月发放600元人民币,中国妇权就没有发放补助费了。在安庆市和直属下面的七个县都有寺庙。也有收养女孩,中国妇权很想帮助这些女孩,我们知道寺院女尼们常常不能准时或收到应有的补助,这扣那扣,到手的不足以维持目前的基本生活。但我们妇权的经费相当不足,我们感到爱莫能助。
记者问:明天你们还去寺院看望孩子吗?
我說:今天我们去第一个寺院看望孩子,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不断干扰,我们打算明天早上凌晨4点钟起床,从潜山县经过太湖、上213国道,到宿松县的临江俺和山顶上的“三千寺”看看那几个孩子,因为寺院里的孩子面临上户口困难的问题,早些年,不少寺院的师父想方设法把孩子的户口登记在居士家里,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挂上了一个家庭才有户口,有了户口才可以上学受教育,不过女孩们依然生活在庙里,生活支出还是靠师父来维持,像这类的孩子寺院里有三分之一,事实上她们是是孤儿,但却享受不了政府给孤儿的待遇。根据国家的规定每个孤儿每个月补助600元的生活费,但是这三分之一的孩子却一分钱没有拿到的。我们想明天去探望她们。
20号早上,凌晨4点多,我们起床就和记者一起出发了,本想起个大早,迅速地去到寺院,就算警方发觉我们来到寺院,跟上来,我们比他们早,我们看望孩子也结束了。
按这样的安排,我们的车子向寺院驶去,谁知道原来国保一直24个小时在盯着我们,我们的车子刚上公路,前后就有车子紧跟着,我们的车子慢他们也跟着慢,看到这情况 ,我们和记者的两辆小车在大别山的高速公路上,开始展开了像电影中的追逐镜头,一路上,当局的车子换来换去,后来我们发现有无牌的车子也跟上来。当我们经过高速公路的山沟里,发觉有牌无牌的车子突然都不见了,姚诚机警驶向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服务区躲了起来。
下车后,以为可以摆脱跟踪,但是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管我们怎样想甩脱跟踪也没有办法。实际上当局已经出动了天网卫星在跟踪了我们,我们明白了在安微省内,我们是被严密监控了。如果是这样,尽管我们去到第二个寺院,也会像第一个寺院那样,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止,大家商量之后只好取消去看望临江俺、三千寺的孩子。
再见童养媳
中午,我们的车子来到一个叫做天山柱的县城,吃了午饭,我们通过商量,只好结束安微的活动,再转到福建的莆田,由姚诚把跟踪的车子引开,我则要继续把手机拔掉电池,和记者在一起。
下午,我和德国记者一起来到合肥机场,飞向了福建厦门。
晚上,在厦门的一个酒店记者对我的维权之路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21号早上,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给童养媳肖光艳打电话,我们的车子直奔莆田。到了莆田,我们来到肖光艳的村子,经过多方打听,中午才找到了肖光艳,完成了采访。
义工和记者与童养媳肖光艳合影。(photo by WRIC)
紧接着,我们赶赴莆田市区采访第二个童养媳卢立云,谁知已经联系好等我们的卢女士一家全都关机,原因是国保已经监控到,强制让她们不得接受我们的采访。晚上,按照姚诚的安排,我们秘密采访了童养媳柯梅金。
2008年起中国妇权多次到各省帮助失踪儿童家长进行寻找孩子的寻亲活动,我们的足迹横跨十多个省的数十个市镇,在福建的莆田地区,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童养媳,自此,我们的活动中增加了关注童养媳的项目。肖光艳是我们第一个在我们帮助下找到亲生父母的童养媳。生活在贵州乡下的肖光艳7岁时,因在街头与家人走散,被人从贵州拐骗到福建莆田,并卖去当童养媳。2009年她主动联系了正在莆田街头做反拐卖宣导的WRIC的义工姚诚,义工们经过数月多方努力,深入贵州乡下查访,最后终于找到了肖光艳的家乡和亲生父母,25年后的肖光艳终于与亲人团聚。而童养媳彭清兰等也是中国妇权义工2010年出钱出力帮助她找到远在千里外的亲生父母。
中国妇权还在福建多次举办童养媳寻亲大会,帮助寻找亲生父母的童养媳,以及要寻找女儿的父母们进行测试DNA,以比对血缘亲情,十多名童养媳与他们的亲人相认。每次活动现场都相当感人,催人泪下。(http://www.youtube.com/watch?v=IEkkmQq5hZ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Qjd8o08vg8)
访谈寻子家长
第二天,我和德国电视台突然飞抵西安,终于如愿参加了当地失踪孩子的家长寻子活动,记者也采访了程竹和寻子家长。当然这是事先由中国妇权义工们安排联系好的。
女儿失踪多年的程竹,也是义工们的老朋友,曾经多次带领陕西失踪孩子家长与中国妇权义工全国各地展开寻子和反拐卖宣导活动,一起被警察追逐驱赶,一起挨饿受冷长途跋涉寻找孩子,也多次与远在纽约的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通话,一起商讨寻亲活动的细节以及路上遇见的问题,包括被拘捕后的声援和应对等问题。程竹等一群失踪孩子家长与中国妇权义工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http://www.youtube.com/watch?v=85IniZjaI5I)
上图:义工和记者来到程竹的小服装店。(photo by WRIC)
下图:程竹女儿的照片和衣物依然陈放家中衣柜里。(photo by WRIC)
这次我参与探望寺庙的孤儿、回访福建的童养媳、参加寻亲的活动以及德国一台的整个采访过程,我们都象做贼一样,几经周折才得以完成,当局调动了不少警力,试图阻扰,如果不是姚诚机智“合作”,很多场景根本就无法进行。
德国电视台对这次采访所遇到的阻挠深有不解,感觉到中国处处是秘密,儿童权益保护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公开进行?既然中国政府一再宣称孤儿们得到了政府的关爱,又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政府和警方不让寺院和孩子们接受采访。这其中肯定还有见不得人的事。特别是在中央七部委下发了有关孤儿要全部送养育孤儿院的《通知》后,孩子们的生存状况将令人担忧。我们将进一步的关注事态的发展。
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正接受德媒专访。(Photo by W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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