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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黑奴主人质问黑奴:有没有参与废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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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由娜拉》                                              2024-12-17

 

 

 

12月17日,距山西和顺县联合调查组发布初次通报过去一周时间,我们尚未等到政府最新公开回应,事件关注热度却有了显著下降。网友们在各社交平台纷纷质疑,自己的相关内容是否被限流,为此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以维持网络声浪。一些网友更是通过12345、信访、信息公开等渠道,直接向政府“要答案”。

 

暗潮汹涌之下,有一股细流,源远流长。近三年前,曾直接参与“铁链女”事件相关行动的人们,今天也依旧在发声和延续行动。

 

“也是没想到,这些材料还能被反复使用……”早在12月11日,网友“吾我五木”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了《关于女硕士被“收留”,几点疑问与一封信息公开申请》。他坦言,这次申请部分的内容是直接参照了三年前“铁链女事件”中向江苏丰县政府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他在文章中写道,2013年,国务院便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对2013至2020年度的反拐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相关行动计划规定当地应有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年度实施方案、考核结果等。基于此,他向和顺县政府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前述事项,以了解和顺县政府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有兴趣参与的朋友也可参考他的内容自行申请。

 

事实上,2021年,国务院发布了新的“十年计划”(《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要求坚持和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推进法治反拐、协同反拐、科技反拐、全民反拐的工作模式。

 

当年,“吾我五木”和朋友向丰县政府及徐州、丰县两级卫健委提出了一系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除了涉及打拐行动,还包括计划生育及精神卫生工作,但就在政府法定回复期限到来之际,他们一一受到江苏各政府部门的压力,被迫撤回申请。而如今对花花“被收留”事件,虽然官方的表述是尚未发现卜某被拐卖的线索和证据,他分析认为,是否被拐卖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调查,但和顺县相关部门对2022年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的执行力度不足。

 

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3月,中国公安部宣布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当年7月宣布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906起,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妇女儿童1198名,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1069人。

 

时评人、“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是国内舆论场中最早质疑和顺县警情通报“收留”一词的人士之一。五天后他再次发文表示,曾经天真以为,“铁链女”事件会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拐卖妇女现象的一个终结点,江苏省和全国各省会在这股舆论力量之下全面排查。

 

结果两年多过去,女硕士花花没有等到排查解救,成了“被好心老实男人收留”的正能量新闻女主角,“荒谬是真的荒谬,但意外却是一点也不意外”,项栋梁评述:丰县铁链女事件被定性为偶发个案的那一刻,其他被拐卖、被拘禁的精神“失常”妇女的命运就已经被宣判了。“维持现状”,而假装不存在,假装看不见,是社会治理角度最划算的做法。只是划不划算、该不该做,人的尊严、社会公义也是考虑因素。

 

资深媒体人彭远文也想起了“铁链女”,但他觉得仅批评公安部门的不作为不足够,最该骂的是这个权力过大的政府。他以农村老人作为类比,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块养老金,“难道因为‘中国农民不是人’”,他质问舆论是否因为女硕士字眼才关注到中国农村“精神病人”没人管,却对中国接近一半在农村的人遭遇的极其不公平的待遇视而不见,而在这两者背后最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公。他并不赞同一味的严刑峻法,认为这可能脱离农村治理的实际。

 

而近三年前走访“铁链女”老家的调查记者李华良,自此关注到当前我国“精神病人”解救困境和如何安置问题。他觉得当时人们只关注到个人,没有更多人关注全国几百万“精神病人”的权益,关注度下降后“精神病人”的待遇并无太多不同,直到下一个个案,即花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他倡议人们将更多的眼光和注意力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保护和支持上,“新闻报道和舆论作为一种能量,不能推动国家政策的改变,不能提升一个行业、一个群体的利益,这种关注度价值有限。”

 

而就他了解,关于这个特殊群体目前可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多数由家庭承担其一生的生活费和治疗费用。根据实际情况,女“精神病人”在组建家庭和有子女照顾后的生活可能比被一生关在笼子或锁在屋里不见天日好一些,后两者是好些“精神病人”的生活常态,另一方面法律规定之上的现实存在很多模糊地带。

 

据其介绍,2004 年开始,中国借鉴澳大利亚模式,推出“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人们简称为“686 项目”。该项目打通医院和社区,很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解锁”。但解锁需要一整套配套措施和流程,需要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在内的专业团队、在精神专科医院的诊断和住院治疗、好转后在社区随访、服药、康复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干预措施。

 

然而,由于缺乏后续资金支持,项目结束后,农村家庭关锁精障人士的现象仍然存在。以河北省为例,一项研究显示,在2014年的一项对该省农村被关锁精神分裂症患者解锁后的回访调研中,82例回访对象中有20例(24.4%)再次被关锁。

 

把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办?精神病院就是她的终点吗?除了家庭和医院,精神障碍者还能去哪里?李华亮指出,在整个精神服务系统里,应该有家庭之外的社区居住的选项,比如可以作为过渡的中途住所,有独立居所者可以获得社区护士或社工定期随访。“目前,广州和深圳已开始尝试中途宿舍,但规模还是很小。”

 

“很少有人持续关心,更很少有人关注几百万人的群体,热点会很快过去,但这个事业需要庞大的资金,道阻且长。”李华亮感叹。他同样感到疑虑的是,被“解救”后的她们依靠的生活来源何在,以及如何为她们提供社会支持网络,进行心理创伤治疗。

 

这些理应是政府机制层面待解的问题,更需要吸纳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参考阅读:

 

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实录:解得开的锁和解不开的链

 

推荐语:

小花梅的铁链、花花的“被收留”牵引出人口贩卖这个古老的交易产业,也牵引出农村大地上精神障碍者,尤其是女性精神障碍者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这些困境靠一时的社会舆论难以疏解,认知的愚昧、法律伦理的争议、医疗资源的匮乏、社会救助的缺失让去除锁链的路途充满波折,正如八点健闻的这篇文章所言,“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项难以治愈的疾病或一个病人,而是如何彻底扭转农村精神障碍者生存体系,并以社会之力托举、承接解锁之后的患者及家庭。”

 

中国并非没有针对农村精神障碍者的社会救助行动,这篇文章从2004年启动的“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出发,用数个患病家庭的案例勾勒出救助农村精神障碍者存在的具体症结,它告诉我们,这一精神疾病不止摧残患者,也对患者家庭吸髓敲骨。具体到女性农村精障者,她们的境遇往往与父权制下女性受剥削的命运相交织,她们不仅因疾病遭受歧视,而且在被家人推入婚姻中后沦为彻底的生育工具,落入更无援的境地。而她们生育的后代,则容易遗传精神疾病、难以得到正常的照料和教育资源,贫穷与疾病成为一种宿命。

 

文章并非强调救助农村精神障碍者的无望,而是试图通过呈现立体的困境,找到破解这种宿命、真正解救农村精神障碍者的方法——必须整合全社会的力量,破除精神疾病的污名,提升农村精神卫生服务质量、加大对农村精神卫生资源的分配,帮助精神障碍者重归社会。

参考阅读:

 

精神病患者的子女:被“看见”的十年

 

推荐语:

这篇文章关注精神障碍疾病的代际传递,作者指出,受遗传因素、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等影响,严重精神障碍者的子女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是同龄人的两到三倍。同时,因为常年处于情感忽视、言语肢体暴力、经济水平低、社会支持差的环境下,他们更容易出现自我效能感低,产生焦虑抑郁情绪,进而陷入学业发展差、就业率低的恶性循环。

 

打破精神障碍者及其家庭的恶性循环,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为精神障碍者的子女提供社会支持。长期以来,社会意识和社会救助服务聚焦于精神障碍者本身,对其子女的需求与困境缺乏重视。当一群精神卫生工作者关注到掩藏在患者阴影下的子女生存境遇时,他们面临的医院社区服务体系还存在着巨大空白。

 

仅仅从意识到精神障碍者家属的“干预”需求,到学习别国经验、搭建服务框架,再到发起“CAFF(Care for Family,关爱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花园”公益项目,以马弘、管丽丽为主的一批精卫工作者就花费了数年的时间。而当她们想要渗入患者家庭,为之带来帮助时,又首先遭遇了来自患者及其家属的阻力。连接这一复杂的群体并不容易,CAFF团队通过“组织孩子们一起玩”的营会为精神障碍者的家属及孩子提供服务,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篇文章展示出帮助精神障碍者子女的一个切面,由小公益组织参与的救助行动是一场艰难跋涉,它缓慢、有限,但仍在探索,并显现出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在结尾,作者强调,救助精神障碍者子女,理想的情况下,医疗、心理和社会的支持缺一不可。任何一角的坍塌,都可能让努力变成“空中楼阁”。这场救助,不应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或者组织的孤单跋涉。

 

网友热议

本期我们特别转载这篇已被404的小红书文章:

“你好,你是xxx吧”

“你现在是居住在你户口上的这个地址吗”

“你现在的常驻地是哪个城市”

“你是不是在山西女硕士维权群里发表意见了”

“你肯定是转发了什么消息”

“你有没有参加xx群”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这几天,我脑海里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响起那个不熟悉的声音,我已经足够小心,足够谨慎了,直到那个恶心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伴随着疯狂发作的敲门声,我看见我的猫惊吓着跑进了我的房间躲进了桌子底下,而我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又能躲进哪里呢?难道我还不够注意自我保护吗?难道我只有发展出像侦探一样强大的反监视能力才能保护好我自己吗?难道我只有润出去这一种选择才能让我稍微活的自由些,比现在更像个人一些吗?

 

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倒不出来,我有一缸的眼泪装在心里,我有一身创伤细心长流的折磨着我的精神世界,我还有满腔怒火堵在我的胸口里,太显眼了,我躲不了。此刻有无数句恶毒的咒骂如鲠在喉,我主观上并没有害怕的意思,但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应激反应和同一个反复被人追逐的噩梦告诉我,曾经被囚禁,被伤害,被剥夺自己的语言的经历让我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是创伤引起的,我病了,虽然我不想承认。

 

请问一个心灵破碎的人能对你们造成什么威胁呢?

 

请问一个被拐卖、强奸、非法囚禁长达15年的女人,她的苦难,破碎又能对你们造成什么威胁呢?

 

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什么都没做错,仅仅因为我关心她们的命运,就要被审问,被骚扰;只因为我没有权力,我甚至只有说出“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的余地,就像一个黑奴回答她的主人的质问,有没有参与废奴运动。

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她什么都没有做错,她被老男人剥削完骨肉皮的每一丝人血价值,整整15年,但凡这15年间有任何一个警察恪尽了职责、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有所作为,小花梅们、花花们、马泮艳们都不会在那漫长没有尽头的苦难与血腥之路上一去不复返!

她唯一的“错”就是她是个女人,是个可以被男权社会剥削性价值、生育价值以后再被用后即弃,被整个父权社会漠不关心、被维稳中心主义的体制忽视与控制的女人。父权社会只会关心“大龄男青年适婚难”“你们是怎么做到让你们的女人服服帖帖的生”的“问题”,一个遭受系统性虐待的女人的呜咽声控诉声,不过是吵闹的杂音。

够了!!!

你们就是一群把爱男嗦屌刻在文明基因里的巨婴国的渣滓,流氓,猪狗不如的贱种!我向老天祈祷,世界上所有参与人口拐卖、所有实施强奸和犯下性别暴力的人被大卸八块,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所有包庇对妇女施暴的罪犯的人都应该被乱枪打死,不得好死,永世不得超生!

你们干出来的还叫人事吗?!!你们还他爹的有一点点底线吗?

谁允许你给我打电话骚扰我,打扰我正常生活的?谁允许你监控我的手机通话记录的?不要脸的狗腿!你有这能耐怎么不去打电话给山西和顺县派出所、公安局,去问问他们为什么早没有行动,为什么十几年前就采集了血样,为什么比对不上,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才把人“找回来”?当人都是傻子啦?去问问他们为什么把一起人口拐卖的恶性案件明晃晃的说成是“收留”?你们与其“劝”我不要被境外势力骗了,不如多花花心思好好体察舆情,好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哪有那么多境外势力?就算你们压制的了一时的热度,也压制不了一世!压制不了民众和网友对警察和政府办事不力,不恪守职责,不作为,淡化强奸的质疑和质问!

金山派出所的白先生,你有时间来骚扰我一个足不出户的人,拿我的痛苦作你的业绩,不如还是另谋高就吧你!

到了这个份上,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能把我逼成什么样,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尽管来找我,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底线的公民,我永远都不会在不公、不法面前低头妥协,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绝不会闭嘴,我永远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你们。你不用再来调查我的信息了,这就是我的答案,怎么,你们要来抓我吗?

不用再问我有没有什么维权群的活动了,我参与的活动多了去了,我还参与了问责和顺县政府维权群,参与了公民合法政治参与维权群,参与了维护中国公民言论自由与政治意识维权群,参与了警察不懂法的后果读书会群,不止是我,全中国所有有良知、有底线、有思想、关心社会弊病的热心人士全都参与了维权群活动。难道还能把这么多网友一个个都抓起来不成?好好想想吧!

我从不后悔我做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关注,我表达,我评论,我希望改变尽快到来,我知道改变一定会到来,我的痛苦让我深刻的意识到我活着,我的眼泪是我灵魂的温度,我性情刚烈,我拒绝妥协,对不起,我就是“犟”,请你们不要让我的这份犟消失,请不要让我消失,请不要让乌衣消失,请不要让小花梅消失,不要让任何一个“她”消失。

早安,披上铠甲。

 

 

中国妇权Women’s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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