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有两个并非精神病患者的女孩长期滞留在这里。她们是一对姐妹，姐姐希希接种新生儿强制疫苗后残疾，2020年起，她和母亲一起被关在这家医院，第二年，妹妹娇娇在医院里出生，如今将满四岁。

到看守所后，何方美的状况并没有变好。胃炎和脚痛仍在持续，但她仍要参与看守所监室内部的交替值班，在夜里站上两个小时，就医的权利也无法保障。

孩子

多名消息人士确认，何方美刚被带去看守所时，辉县官方希望亲属尽快把孩子接走抚养，但何方美没有料到自己会被羁押如此之久，便一直没有委托亲属。

更现实情况是，她和李新的家属也大多贫困，无力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孩。李新的父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在哪里，六十多岁的小姑也无能为力；何方美的哥哥们各自打工养家，她唯一的姐姐那时需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婆婆。后来，大姐成了为何方美奔走最多的亲属。

大姐没有上过一天学，在打工的过程中自学了认字，但无法熟练地使用拼音，也并不懂政治和法律。对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妹妹而言，她一直扮演着照顾者的角色，“（何方美）一困难就来找我”。无论是和李新同居时怀孕，因为没有领结婚证难以就医，还是李新“犯了事”，何方美想要躲避，她都会第一时间找大姐。

2022年夏天，她和律师前往新乡市看守所，但他们没有见到何方美，就连律师阅卷的要求都被拒绝了。

他们又来到辉县，试图见李新的亲属，但李新的父亲已经被送到养老院。破旧的老宅空无一人，大姐站在院子里，崩溃大哭：“见敏（注：何方美小名），你在哪？我找不到你……我从去年就在找你……我找不到你，你到底在哪里？”

探望何方美的孩子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大姐获得许可后，见到了何方美的儿子，带他去医院探望了两个妹妹。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妈妈生了个小妹妹，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希希的智力并没有受损，她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县级、乡镇级人民政府应该帮助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但没有人安排她上学。

她自己学会了唱歌，以及用拳头握着笔画画。姨母来探望她，她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姨母哄她说，等你学会走路，妈妈就回来了。她立刻说要一个支架，用来练习走路。

2022年的暑假，大姐把何方美的儿子接到了湖北。

大姐说，暑假结束时，何方美的儿子不愿回到辉县，哭得撕心裂肺——他在寄养家庭生活得并不好，家里所有人都可以打他。不许他坐在桌子前吃饭，放学后就被关在卧室里，只能在上下学路上捡瓶盖当玩具。一次，寄养家庭出去打麻将，把他一个人关在家里，他不知怎样开始玩起了火，差点把房子烧掉。

由于已经在上学，加上没有何方美的明确授权，大姐没有办法让他留在湖北，他不得不回到辉县。在那之后，家人经过协调，为他换了一个贫穷但不会虐待他的寄宿家庭，大姐定期买奶粉寄过去，给他补充营养。

5月，大姐再一次去探望孩子们，她们状况并不好。但在此之后，希希和娇娇被搬进了设有电子锁的封闭病房，大姐再也无法争取到探望她们的机会。

后来律师又会见到了何方美，她写下了授权书，委托大姐代替她行使抚养权。大姐拿着授权书跑遍了各个机构，却不断被踢皮球：辉县公安说要请示领导，让她去找城关镇政府；城关镇政府说没有安排何方美女儿们的情况；医院则说只听公安的。

大姐不太担心方美的大孩子，他现在不会再被虐待，正常地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以照顾自己；但她越来越担心两个女孩，她们一个四肢无法正常活动，缺乏康复治疗，一个快到四岁，却无法上幼儿园，没有人保护她们，教她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清明节前，共济医院把孩子们送到了辉县城关镇的镇长办公室，理由是自从何方美和希希被送入共济医院以来，政府没有支付医院一分钱，欠下的各项费用已达到十几万，医院不想继续承担费用。

城关镇政府没有告诉亲属，女孩们如今到底在哪里，在经历长达三年多的非法拘禁后，这两个孩子又失踪了。

“十三妹”

讲述何方美早年的经历并不容易，作为草根维权者，她通过推特和媒体发出的声音常常是碎片化的，我们只能靠着对她家人、朋友的访谈和各种资料拼凑出她的人生轨迹。

1985年，何方美出生在贵州遵义的贫困山村，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她的双耳先天残疾，没有耳洞和耳廓，这导致她很难和别人正常交流。

在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务农养活六个孩子。极度贫困导致孩子们无法完成学业，何方美初中辍学，到东部城市打工。在浙江，何方美结婚生子，但很快与丈夫感情破裂，离家出走。

2010年前后，网络环境相对宽松，微博成了公民社会的重要阵地。何方美学会了上网，注册了微博，网名叫“十三妹”。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她用打工攒下的几千块钱安装了助听器，但效果不好，她要求退款。

两位讲述者都对自己的记忆并不十分肯定。何方美和家人的联系不多，家人不支持她和李新同居，何方美一度和他们断绝来往；而孟晓东在2019年因维权行动被捕，以“寻衅滋事罪”获刑三年三个月。经历长期关押后，他的记忆也已经模糊。

与李新同居时，何方美并未正式离婚。在中国的底层女性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她们来说，离婚并不容易，忽视了同时存在的合法婚姻与事实婚姻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何方美逐渐学会利用网络维权，她的第一次公开行动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爱人。

李新来自辉县贫困的农村，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到印度修读硕士。因为关注公民社会，以及与台湾驻印度办事处人员接触，他回国后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拘捕，并胁迫充当线人。

由于恐惧，李新在2015年逃亡出国，当时何方美已经生下一个儿子并再次怀孕，暂时留在国内。

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李新案，何方美也得到了他的消息。她被叫到公安局和李新通话。李新说他自愿回国协助调查，要何方美不要联系任何人。何方美对美联社记者表示：“但我知道这就是老一套，他言不由衷。”

半年后，李新被释放回家，女儿希希出生了，一家四口住在辉县城关镇的一处公寓里，老朋友孟晓东成了孩子们的干爹。

在平静的生活中，一颗定时炸弹早已埋下。2016年2月，李新失踪时，辉县的两名女警察就曾找到何方美，指责何方美犯了重婚罪。与此同时，何方美法律上的丈夫翁先生接到了一个来自辉县的电话，打电话的女人自称是李新的前女友，劝他出面告何方美重婚，承诺出钱帮忙请律师。他拒绝了。此后，又有自称辉县公安局的人打电话，怂恿他起诉何方美。

翁先生始终没有答应，他反省过自己对何方美的冷暴力，也不想伤害自己孩子的母亲。每一次辉县的人找来，他都会联系何方美的家人，辗转把情况通报给她。

在中国，重婚罪一般需要受害者起诉立案。警察和翁先生的接触令何方美十分担忧，有了离婚的想法。2017年，辉县公安局的警察带何方美去了浙江，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到翁先生，让何方美办理了离婚手续。

疫苗

2018年，一岁多的希希接种了政府为婴幼儿提供的几种减毒活疫苗，包括中国医科院的甲肝疫苗、北京天坛生物的麻风腮疫苗和武汉生物的白百破疫苗，但很快她瘫痪、难以进食和呼吸，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脊髓炎。

经过两个月倾家荡产的抢救，希希活了下来，但手脚无法正常活动，需要长期康复治疗。何方美和李新去寻求医学鉴定，想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曾经在中国从事乙肝、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公益人士杨占青，从2012年开始关注疫苗问题，曾经为许多疫苗受害者家长提供维权咨询。

杨占青曾经在低音播客《拒绝遗忘》中作为嘉宾讲述何方美的故事，提到疫苗受害者维权困境时，他说，尽管中国有《疫苗管理法》、《疫苗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等法律法规，但这套规则的运行并不利于受害者。

2014年卫生部第19号文件规定称，“任何医疗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作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疫苗异常鉴定只能由市级或省级专家组进行，或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开展。

何方美和李新的信访最初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辉县城关镇政府以“救助”的名义，给他们按月支付总计18万元的救济金，但相比于希希每月几万元的康复治疗费用，救济金无异于杯水车薪，两人只能继续上访。

杨占青对何方美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觉得何方美比大多数疫苗受害者更有公民意识，她曾经举著有“公民”两个字的牌子拍照，在北京参与人权活动家许志永、丁家喜组织的聚餐，以“侠女十三妹”的网名出现在推特上，结识各种维权人士。

2018年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后，何方美组建了疫苗受害者的非正式网络“疫苗宝宝之家”，在这个小团体中，热心而又泼辣大胆的何方美成为了核心。

何方美一边带孩子去北京看病，一边帮助其他经济困难的疫苗受害者家属，为他们提供食宿，介绍他们认识知名维权人士，组织受害者和家属在北京王府井拉横幅，一边为孩子的治疗公开募捐，一边用拉横幅、举牌等方式表达疫苗群体的诉求，如推动立法、设立疫苗风险补偿基金等。

来自上海的疫苗受害者谭华和她的母亲华秀珍，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何方美的。

谭华到北京看病，也继续上访。她在网上认识了何方美，2018年夏天，何方美听说谭华在北京，邀请谭华到她租的房子去住。

那是一间小公寓，谭华、何方美和孩子睡在床上，李新打地铺。后来，华秀珍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我对她（何方美）第一印象就是侠义，正直，她家并不富裕，还经常接待去北京治病、维权的疫苗家长，免费吃住。”

2019年初，何方美作为疫苗维权群体的代表，成为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时事大家谈”栏目嘉宾。在节目中，她直言不讳地批判卫生部、疾控中心和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对疫苗监管不力。

维权

中国政府把越级进京上访、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张贴散发材料、打横幅等行为定义为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信访”，而稳控化解不力的地方官员会遭到问责，因此，地方官员千方百计拦截可能到北京上访的居民，并对他们进行报复。

2019年3月，何方美在“两会”期间前往北京上访，被拦截并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11月15日，案件在辉县市法院开庭。何方美在最后陈述中表示，一个法治、文明、民主的社会离不开控诉者的监督，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希望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希望疫苗受害儿童的权益得到保障。

李新接受采访时悲观地认为，何方美一定会被判刑，但检察院在2020年1月撤销了指控，何方美获释，并申请到了11万元国家赔偿。

不过，国家赔偿一直没有到账，女儿疫苗致残的补偿金也没有下文，何方美又踏上了上访之路。辉县政府严格限制何方美进入北京，派人在她楼下盯梢，限制她购买火车票。2020年5月，因新冠疫情延期的“两会”召开时，何方美只能坐火车到河北，步行进入北京维权。

她在推特上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千里走单行，从外省黑灯瞎火步行10公里3小时到北京。经过的村庄没有路灯，只有坟墓，狗还在我后面汪汪叫。”

成功进入北京后，何方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抓住，交给地方维稳人员带回辉县。她被限制人身自由总共两天一夜，没吃上一顿饭，只得到了一个馒头。

天价医疗费用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极为困难，法律框架内的诉讼、信访无法得到答复，但当他们采取其他方式表达诉求，又会遭到拘禁，失去工作和应得的社会保障。疫苗的赔偿问题尚未解决，他们又要为自己遭到的打击报复而控告、上访，陷入维权和被打压的恶性循环。

声援何方美最积极的华秀珍也在近期再次被捕。上一次被判刑后，原单位宁波大学取消了她的退休金和医保，她和女儿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继续为此上访。今年四月，母女两人在浙江省政府外用无人机和大喇叭播放抗议口号，之后一起被刑事拘留。

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说，随着近年来维稳的扩大化，官方对疫苗群体采取日益严厉的维稳措施，从截访到软禁、拘留、判刑逐步升级，希望受害者不堪打压，降低索赔的心理预期，“有时一条人命二三十万也就算了”。但在拿到赔偿前，很少有人退出维权。

对于想要得到赔偿的受害者而言，即便代价沉重，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激烈的“非法信访”仍然是唯一方式。

杨占青认为，合法的信访对擅长踢皮球的官员毫无压力，受害者们只能越级上访，去北京“告御状”，给地方政府官员施压。

 

 

何方美还没有给女儿争取来“一个保障”，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愤怒和痛苦。在记录泼墨的视频中，她留着齐耳短发，穿着黑色裙子和黑色打底裤，指着儿童车上的希希，讲述女儿因疫苗致残、自己维权被关押十个月的经历。

愤怒的母亲拧开手中的墨水瓶，一边咒骂，一边把每一滴墨水泼在写有“辉县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辉县市委员会”的两块牌子上，大声质问：“这样的政府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

（转自低音/《杳无音讯：何方美和她失踪的女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