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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一个计划生育国度的复杂困境 (RFA)
RFA 记者 朱丽叶 09-10-2024
看到新闻曝光号称“中国北方最大的代孕实验室”后,GIGI觉得,她当时去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实验室。从她体内取走的卵子,应该也进入了代孕环节。
GIGI今年25岁。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从未对人提起的隐秘经历。这个选择,使她获得了四万五千元人民币的酬劳,成为她在上海立足的“启动资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如今正在寻找留学美国的机会。
但在新闻面前,她是“坚决抵制”和“代孕入刑”的无条件支持者。
近两周过去,新闻所曝光的中国北方城市——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通报:“针对网传该市某生物公司开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中国女权主义者、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李思磐指出,地方卫健委所能依据的法规,仅是中国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一条没有匹配惩罚机制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这只是卫生部颁布的一个管理办法,依法依规,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定性。”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而且卫生部颁布的管理办法,也管不到医院和医务人员以外的地方。”
飘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权利、单薄的法律规定,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的丧失,在这个曾倡导计划生育的国家里,代孕正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学生兼职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警察告诉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这条信息时,她即将毕业,想去上海。她需要买车票、租房子以及几个月的生活费。GIGI说自幼父母离异,祖父母也去世了,从小到大,她从没有在经济上获得过来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时我觉得,这是我仅有的选择。”
通过微信,中介问了她身高、体重、爱好、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后,给了她一个价格:四万五。“最重要的是学历,我是本科学历。”
三周之后,中介通知她有买家了,需要在线面试。
买家只有声音,GIGI需要开摄像头。买家尤其关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试就失败在这里。对方听说她爷爷和奶奶均在六十岁左右去世后,拒绝了。“中介告诉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实话实说。”于是,第二次面试时,GIGI的回答变成了:全部家庭成员都健在。
她通过了。
中介给她买了去上海的机票,带她在上海的正规医院做了体检。在这里,她唯一一次见到了买家。“30多岁的女性,挺白的,说话很温柔,感觉很有文化。”对方很满意,尤其赞赏GIGI1米70的身高。
体检结果一切正常,这个巨大的链条正式启动了。
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被安排住进了酒店。女孩们不避讳地讨论起价格。她回忆,其中一个非常漂亮,5万;另一个只有大专学历,3万。但她们“捐卵”的目的让GIGI有些吃惊:一个是想去整容;另一个,只是想去三亚旅游。
黑色奔驰车每天接送她们往返于酒店和“实验室”,这个巨大的生产链条上有护士,医生,营养师,手术看起来专业而正规。从手术中苏醒后,GIGI感到小腹胀痛,之后几天,她迅速消瘦,没有食欲。所幸很快又恢复了。不幸的是,另一个女孩取卵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水现象,在酒店里连续输液三天,才勉强康复。
“可能我碰到的这个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们要保证我们身体没什么问题,才让我们离开。”GIGI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后来还会在微信里问我身体怎么样了,也许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买家
GIGI后来还是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应该是谁入刑”时,GIGI觉得,第一是买家——尽管她对那位买家印象不错,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介排第二,因为他们赚到了钱。
但在美国GSHC代孕中心创始人申佳看来,许多“买家”也是受害者。这家创办于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个月接待一百余个咨询家庭,来自中国的约占六成。
申佳说,与外国客户相比,中国“买家”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群体:失独家庭,或在中国放开生育政策后,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当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体。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报道,2023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约为18.2%,另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数字是约涉及5000万人。
但申佳说,不孕不育在中国虽然数量庞大,但有很多可以通过治疗改善而无需代孕。反而是失独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开后,希望再生育的人,由于自身年龄较大,不具备孕产的条件,成为了代孕的“刚需”群体。
至于因为害怕影响事业而选择代孕的明星群体,申佳说:有,但非常少。
从本科到博士后,从北大清华到加州理工,申佳学的都是药理学。直到有个中国朋友委托她在美国寻找代孕帮助,她转了行。
听到“代孕入刑”的说法后,申佳说,“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但你怎么能够去批评别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类受中国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无法估计数量。同样无法预估的,还有同性恋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认为,至少将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讨论的。“毕竟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提供多一个选择?”
但在上官正义——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来,这个口子一开,势必会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代孕一定会带来倒卖出身证明,一定会带来贩卖婴儿”。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斩钉截铁地说。
上官正义是个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愿者,在网络上追踪拐卖儿童线索时,发现了代孕产业链,卧底了上百个微信群后,终于揭开了层层面纱。青岛地下代孕实验室,就是他向媒体提供的线索。
贩卖是一步步演变的。上官正义举例说:你想要一个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两个胚胎,最后两个都活了,要么,你再掏七十万买下第二个,要么,中介“送”掉第二个,有偿。
申佳认为,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国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带来的是准入机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所有环节都没有标准和规范,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定会发生变异。她说,在美国,不可能发生为了保证成活率而植入多个胚胎的事情,“因为首要因素是保证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后果是增加风险”,这是违反操作流程和规范的。
如果委托方最后无法抚养孩子,在美国成熟的收养机制下,也能够为孩子找到一个收养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代孕妈妈在孕29周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申佳判断,这个意外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不大。但委托方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孩子出生后还可能需要手术,希望终止妊娠。但这对申佳和代孕母亲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最终,是美国这套“收养制度”使三方达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现在,申佳为这个努力感到欣慰,因为“孩子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李思磐则说她有点“骑墙”。她认为代孕有很多伦理问题,同时,她觉得中国社会应该增加更多调剂手段,比如领养,比如放弃血缘上的执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规医院的生殖辅助中心,看看另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许多中国女性为了生育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医院,吃药,打针,用尽一切办法,那么卑微,那么无可奈何。”
“我想说的是,多数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养育。 如果我们全面禁止一个事情的目的是保护女性,我们是否想过,事实上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这场讨论中,这些女性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和考量。”
卖家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国女性可能面临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贫穷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备了生育能力,就会沦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雇主的挑选。
“在资本的刺激下,会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一个名为“新洞察”的自媒体写道:“家庭条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没钱娶老婆?你当姐姐的去代个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赌不挣钱,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给老子挣钱!”
这个场景使GIGI感到恐惧。“你知道吗?湖北有一个代孕村,村里的妇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赚钱。”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实验室所在省——山东电视台曝光的。但多数受访者面对镜头时都表示这是自愿的。
一位姓练的老太太介绍,种田挣不到钱,而代孕来钱又多又快。她的女儿、儿媳妇都靠“生孩子”赚到了钱。儿媳妇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她怕有危险,“但媳妇自己想要生,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调查中,也讲述了一位代孕妈妈的经历。她只有初中毕业,每月打工只有两三千块钱。丈夫跑运输欠了债,听说代孕后,她动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个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后,她用代孕赚的20万,还了债,盖起了新房。没钱装修?这次丈夫没有反对。她出来时,还带上了几个村里的姐妹。
网友的预测虽然夸张,但张菁说,代孕妈妈的自愿中确实也有一种无奈。“这个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但支撑家庭的责任仍然落在了每个已婚女性身上。我们试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如果务农的收入足够,这些农村女性是不是还必然会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可能是不会的。”
即便是真实的“自愿”,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风险。申佳说,“在这么长的孕育时间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从保护代孕妈妈的角度来说,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规范这个漫长链条的所有细节。比如:如何保证代母能按约定拿到酬劳;怀孕过程如果发生意外,代母的医疗费用由谁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体损害,应该如何赔偿;如果孩子生产后发生了问题,又应该由谁来说费用……
“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在中国禁止代孕,与其一边喊反对,一边忽略所有细节,不如将这些可能产生纠纷的环节全部提前规范好。”申佳说。
GSHC普通代孕的价格中位数是十四万美元,约有一半将成为代孕妈妈的补偿费,放在由律所掌握的托管账户里,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中按合同分阶段支付。另一个避免纠纷的手段,是为代母及新生儿购买全方位的保险,包括医疗、切除器官、人寿等。
而这些举措,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也不能从法律角度规范的环境里,无法强制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络多家自称地处中国的代孕机构,了解其运作过程,以及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效保护代孕妈妈及新生儿的权益,均没有获得回应。
复杂的舆论场
在李思磐看来,对代孕这样复杂问题的公共讨论显然不够:到底应该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还是全部合法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而网络发声是有门槛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微博平台用户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户显著多于男性用户,主要生活在北上广深及东部沿海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显然不会成为代孕妈妈,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固有观念。相反,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观点。
“我当然认为代孕是对贫穷女性的一种剥削,会使女性子宫成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说,“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权更多的国家暴力,国家很可能会加倍地行使这个权利,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本来资本和权力都应该批判,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资本是应该批判的。”
这个场景曾在邻国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将代孕视为买卖人口,买卖同罪。委托方——许多是中国同性恋——被判刑入狱,数十名代孕妈妈也因贩卖自己所生的婴儿被捕。获得缓刑的条件是妈妈们必须抚养孩子。这些本来渴望通过代孕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离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国南方一家著名的报业集团工作十余年,2017年后,中国女权运动受到压制,言论空间紧缩,她选择去学校教书,低调地生活,疫情后,又到了美国。在她看来,中国对公共言论的管控,对民间力量的压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避免危险,有目的地扶持消费、娱乐、搞笑等内容,使得在公共空间理性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态,都是情绪”,后果则是舆论的极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达,甚至从内容中获得名望和经济利益的人声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体关注的弱势人群的声音,却因为新闻业的式微和社交媒体的筛选机制而更加听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与代孕相关的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经23年未变了。
张菁认为,中国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于“没有把人的个性和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的是,让你生你就生,不让你生你就别生,不要提什么额外的要求,这其实才是对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则担心:“这样热闹的讨论,如果最终指向不是推动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变成一部分女性对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责和伤害,那真是太遗憾了。
25岁的GIGI有时确实感到混乱。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们照顾我们还照顾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钱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没什么感觉。”
她支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当女性选择代孕时,她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一定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再回到当时,GIGI说肯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但她又强调,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就是一个那么幼稚的小姑娘,思考问题不成熟,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她提到,同时“捐卵”的另一个女孩也是父母离异,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说那种感觉很“孤单”:周围的朋友,大多有温暖的家庭,家庭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为孩子的梦想买单,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换取同情,“感觉这个选择也是一种独立”。
那么,现在的GIGI,会觉得过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吗?她说,她要想想。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二审宣判。经过了三年两轮审判,原告徐枣枣败诉,她要求北大妇产医院提供冻卵服务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这也招来不少冷嘲热讽:你为什么要冻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过去,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公众的关心正慢慢降温。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后,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产业链仍然在肆意运行,这似乎在宣告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我们又能怎么办?”中国综艺奇葩说辩手詹青云在微博上写道,“有时我看得见希望,有时看不见。”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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