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0 05:26 10 0

——作者：小草

——網絡圖片，安徽阜陽第一監獄

七、判决与坠落：第十九层地狱

在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中，终于熬到了开庭的日子。

2018年12月28日，一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早晨。我被戴上冰冷沉重的脚镣手铐，在警车的押解下回到了颍上县法院。车轮驶入法院大院的那一刻，我隔着车窗，远远便看见数十位亲友正伫立在刺骨的寒风中，翘首以盼，只为了能见我一面。

当他们看到我一头白发、面容枯槁，戴着死刑犯般的脚镣手铐艰难地从车上挪下来时，亲友们忍不住纷纷落泪。侄女本能地拿出手机准备为我拍一张照片，却在落泪的刹那被一旁的法警饿虎扑食般迅速夺走。事后我才得知，那天法庭外密布着大量负责维稳的警察，他们如临大敌，生怕有同道中人前来声援。可悲的是，在这个因言获罪的荒诞剧场里，除了血脉相依的亲人，压根没有一个外地同道敢前来声援。

尽管我早已按照他们的要求认罪悔罪，但这场审判的结局从来都由不得法律。法治彻底让位于政治需要，我被当庭宣判：寻衅滋事罪，获刑三年。当权力需要你成为罪犯时，结局在开庭前早已注定。这不是开庭审判，这只是履行一个行政手续，就像盖个章，签个字一样。法官在审判前早已知道判决结果，开庭只是演一场戏。

我的身体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没有资本去折腾上诉；家人也明确传达了外界的警告——上诉不仅不会减刑，反而会被视为“抗拒改造”而面临加刑。回到看守所后，一位同犯私下里向我透露，管教在找她谈话时，她亲耳听到看守所的一位领导对管教说：对我的判决“太轻了”，如果到监狱后不老实改造，立即发回重审、随时准备加刑。恐惧如附骨之疽，无孔不入，我不敢再存一丝一毫侥幸，彻底死了上诉的心。

就这样，在看守所痛苦煎熬了半年后，我再次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往安徽省女子监狱。我以为自己已经见识过了人间的深渊，到了监狱才知道，我是从十八层地狱坠入第十九层，跌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渊。

八、 牲畜权的剥夺

这是一场将人彻底牲畜化的押解。我们八个女囚被套上冰冷的脚镣手铐，如几头待售的牲口被塞进警车。为了防止脱逃，狱方采用了极其恶毒的连环铐：其中两个人的手和脚被死死锁在一起，另一只手和脚艰难地拖着笨重的行李包，在一片金属碰撞的沉闷声中，我们八人狼狈踉跄地爬上了警车。虽然屈辱至极，但在离开看守所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竟然难掩一丝扭曲的兴奋——在那张塑料凳子上被囚禁了大半年，身体几近残废，如今终于能透过车窗一窥外面的世界。那一刻，我暂时忘却了自己卑微的罪犯身份，拼命地伸长脖子，恨不得将头撞破车窗，贪婪地凝望着外面的一切，试图以此确认自己还活在人间。

然而，地狱的法则很快在旅途中露出了獠牙。民警在途中停车用餐，将我们所有人死死锁在密闭的车厢内，一顿饭吃了近一个小时，整个行程长达近五个多小时。随着车辆的颠簸，膀胱的胀痛开始演变成火烧火燎的剧痛。车厢内一片死寂，无人敢开口提上厕所，我低声向同犯说想请示方便一下，却被她们齐声喝止：“不行，别找事！”。

那一刻我悲凉地意识到，这群囚犯已经被体制彻底驯化成了牲畜，她们不仅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更不能容忍同类试图唤醒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个个大活人快被尿憋死愣是没人敢请示，自己不敢请示也就罢了，还一起制止我，不允许我请示。到达安徽省女子监狱时，恰逢门口的值班民警下班。我们八个犯人戴着沉重的铁镣，在监狱大门口的寒风中又苦苦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三点多，履行完烦琐的入监手续进入监狱院内，脚镣、手铐才被卸下。

到了监狱卫生所体检时，在我的强烈抗议和哀求下，方才获准去厕所。整整八个小时没有解手，腹部胀裂如同遭遇了一场酷刑。出狱后，体检时被查出肾脏严重受损并伴有囊肿，医生明确告诉我，这与过去的极端憋尿有着直接关系。

谁能料到，这长达八个小时的憋尿，不过是漫长监狱生涯的一段残酷序曲。在日后的两年半里，憋屎憋尿成了常态，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尊严，在无法抑制的生理本能面前被彻底碾碎。

因为生产车间的流水线指标永无止境，根本不允许犯人随时上厕所。每天仅有的几次集中解手时间，须由两百多人一起排队，往往还没轮到你，厕所的铁门就被无情锁闭。在狱中，你必须练就一套超越肉体极限的“憋功”，否则，唯一的选择就是拉在裤裆里。

尽管《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曾庄严宣告：“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应得到人性化待遇，并尊重其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可在这座冰冷的高墙之内，我们被彻底剥夺的，甚至不只是人权——这里连”牲口权”都没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家畜，会活活被尿憋死。

为了减少排便的次数，节省流水线上那救命的几分钟，唯一的办法就是少吃、少喝。进监狱不到一个月，我便暴瘦了四十斤——原本在墙外近140斤的体态，一下子瘦成了90多斤的皮包骨头。监狱从来不是改造灵魂的圣殿，它是一座用饥饿与高压搭建起来的、最残忍的减肥训练营。

——網絡圖片

九、新兵连的洗礼与特权阶层

监狱，是一座被绝对权力与军事化管理笼罩的冰冷铁血堡垒。

新到来的囚犯，须先进入新犯过渡监区——十二监区（新犯教育监区）。一进监区，大门便向我们展示了体制的绝对顺从逻辑：我们在戴着脚镣手铐，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带来的一堆新衣物、被子等物品，被勒令全部扔掉。这让我想起刚进看守所时，自己新买的皮鞋和长筒丝袜同样被剥夺的场景。监狱里盛行着“零带入”的铁律，所有生活用品必须自费从监狱重新高价购买，其间的资源浪费触目惊心。

在新犯监区，首要的生存法则就是背诵那本几十页的监规，其次是无休止的队列训练与内务整理。负责我们培训和日常训导的并非狱警，而是老犯人——我们必须卑微地尊称她们为“老师”。这些“老师”虽然同样穿着囚服，却个个衣着整洁、皮肤白净，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机关干部气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号房里的“老师”号长，在外面时都是体制内落马的官员——厅级、处级、科级的在里面比比皆是（至于更高级别的，早已去了秦城）。她们在外面锦衣玉食、前呼后拥，入狱后凭借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依然无需从事底层的体力劳役，反而摇身一变，成为管理与压榨新囚的中间代理人，因为她们有权随意加码惩罚我们新犯人。

高墙抹平了阶级，却衍生出更严苛的新阶级；在剥夺自由的泥潭里，特权依然能长出罪恶的花朵。 新犯人在她们面前如同旧社会的奴仆，讨好、谄媚这些“老师”，成了新犯人唯一的生存之道。捶背、按摩乃至进贡一切在狱中属于稀缺资源的物资，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过年的时候，监狱象征性地给犯人发了一点水果和几颗小糖。我自己都舍不得动一下，却在互监组长的逼迫下，不得不挑出其中最好的一份，毕恭毕敬地“上贡”给了我们的号长黄HJ，黄在墙外曾是亳州某局的局长。尽管我奉上了行贿的“贡品”，但她并没有因此对我多一分宽厚。相反，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的眼神里始终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忌恨与嘲讽。因为她敏锐地察觉到，我打心眼里瞧不起她，我不会长袖善舞，更不会像狗一样在她面前摇尾乞怜。我的骨气，让她在面对我时无法获得那种变态的特权优越感。为此，我彻底得罪了黄，迎接我的，是她几乎每天不重样的当众羞辱、体罚与恶意的告密。

我初到她的监室，她问我有哪些特长时，我就告诉她计算机软硬件及互联网的基本操作都没问题。可是等到干部来要一名会电脑的新犯人时，她却说我们监室没人会电脑。在她的打击报复下，我彻底失去了从事电脑操作的宣鼓工作。

安顿下来后，新犯人就可以给家人写第一封信了。在看守所时，任何形式的对外联络都是绝对严禁的。然而，这封信并不是自由的表达，号长发给我们一张严格的写信模板，所有人的信件内容必须千篇一律地复制：

“我于某月某日已经安全下到监狱。这里的警官非常好，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伙食也非常好……”

我记得最清楚，也最感到讽刺的一句话是：“我在外面就得过某某病，来到监狱体检时依然有某某病……”

这行字的荒谬之处在于，很多疾病明明都是我们失去自由遭受摧残、虐待后才落下的病根，但在体制的逻辑里，你必须白纸黑字地替它开脱，证明那是你“带病入狱”。写完之后，号长和狱警会逐字逐句地进行政治审查，只要发现有一句话没按照模板复制，便会迎来严厉的惩罚，信件也会被当场撕毁。

在“老师”们的驯化下，我们还学会了一套荒诞的狱中礼仪：只要狱警找谈话，必须立刻单膝下跪，右手握拳举在耳朵旁边，开口的第一句话必须是：“报告警官，我是罪犯XXX！”。如果狱警进入监室，所有人必须像弹簧一样立即全体起立，一边机械地鼓掌，一边齐声狂呼：“警官好！”，那场面，竟与朝鲜的官员见到三胖别无二致。

除了这些服从性训练，还有无休止的”应知应会”背诵。一本长达六十多页的意识形态与监规手册，须在三天内一字不差地全部背完。背不出来的犯人，不仅不给饭吃，还要通宵罚站。队列训练时，动作但凡稍有偏差或迟缓，老犯人的拳脚与辱骂，便会如雨点般砸落下来。

十、 生产监区：三监区的绞肉机

新犯过渡监区10数天培训结束后，2019年3月7日，我迎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我被正式下放到了全监狱最苦、最累的劳动绞肉机——三监区。

这里是一座专门用来压榨无钱、无权、无背景的“贱民罪犯”的集中营。当我第一天被带进生产车间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窒息：巨大的车间里，两百多名囚犯如同长在机器上的零件，高速而疯狂地运转着。几乎没有人敢抬一下头，每个人的手脚都快得令人目眩，空气中只有密集的、如同暴雨轰鸣般的机器马达声。

因为我的颈椎和腰椎病在看守所已经坐坏，双腿酸麻无力，无法久坐，我被分派到了更为繁重的岗位——熨烫衣物。

干活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个负责带我的老犯人“师傅”白了我一眼：“我一看你的手势就不是干活的料！手脚这么迟钝，干活不行，你的苦日子在后头呢！”没想到，她的话第二天就变成了现实。第二天开始，沉重的产量指标便如大山般压在我的肩头，我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却因为长期不干体力活，动作慢，拖累了整条流水线的工序进度。收工的当晚，我被惩罚站军姿两个小时。白天在滚烫的烫台前一直站着干活十几个小时，晚上还要继续罚站军姿。在罚站快结束时，我体力不支双腿一软，整个人如同一摊烂泥瘫倒在地。我的倒地不仅没有换来丝毫怜悯，反而被牢头狱霸对我展开了一顿密集的拳脚相加与辱骂：“装死是不是？干活不行，连站个军姿都站不好！”我挣扎着爬起来，向当班的指导员控诉她们打人。然而，指导员只是冷漠地瞥了我一眼，吐出了一句让我浑身冰凉的话：“活该！打得好！打轻了，谁让你没本事干活的？不打你打谁？活干不好，你挨打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在这座绞肉机里，产量是唯一的信仰，暴力，不过是维持这信仰运转的鞭子。

马克思曾说，改造罪犯唯一有效的方式，是生产劳动。讽刺的是，这座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之本的监狱，竟真的将这句话，实践到了骨髓里——只是他们改造的，从来不是灵魂，而是一具具被榨干最后一滴汗、仍要匍匐着爬起来干活的躯壳。

后来我才知道，狱警特意把我安排到三监区2号房，这个最恐怖的牢笼，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号房里不仅有两个死缓、四个无期，（两个杀人犯），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对付、摧残新犯人的头号牢头狱霸。直到今天，她的名字依然像噩梦般刻在我的脑子里——郑M。郑M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气。她唯一的笑容，只会在面对管教干部时谄媚地绽放；而面对普通犯人时，她眼珠一瞪，就能让人吓得魂飞魄散。如果不是在公共浴室洗澡，你根本看不出她具备任何女性的特征。干部们却格外器重这样的人，将质检员和监管员的大权牢牢交在她手里，把她当成一条最忠诚的恶犬，专门用来摧残、训诫不听话的新犯人。

在2号房，只要你的坐姿或站姿稍有一毫米的不标准，便会遭到郑某M肆意的踢打与加倍的体罚。在整个三监区，没有一个人敢挑战她的淫威。因为她的父亲是宿州的公安干警，与我们的指导员是老乡。有了指导员这把巨大的保护伞，郑在高墙内可以说是只手遮天。

有一次，她又没事找事无端对我进行恶毒的打骂，我向值班的小干部反映情况。那个小干部听完后，四下张望了一下，竟无可奈何地小声对我说：“你就忍忍吧，反正她也快走了，我也管不了她，在很多事情上，连我都得迁就她。”

干部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有指导员在背后罩着，郑M就是这里的地下皇帝。因为郑M兼任车间的质检员，我的产品，在她的剪刀和标准下无一例外全被判定为“不合格”。她甚至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抛下一句话：“在我刑满释放之前，我会让你天天受罚。你干得质量过关了，产量肯定完不成；产量够了，在质量上我也绝不能让你过关！”。她说到做到。此后数月，在这个质检员蓄意的找茬与刁难下，我的活计不仅”永远不合格”，产量也”永远完不成指标”。出工时，她说我走正步不标准；唱红歌声音不够响亮——因此接连被罚站一个月。她硬生生将我拖进了无休止的处罚深渊，没有一天不挨罚。

在三监区，有一套五花八门、将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惩罚机制：罚款、打扫厕所、站夜岗、剥夺吃荤菜和水果的权利、不准打电话、不准家属会见、不准看书、不准购买生活用品、扣分、站军姿……总之，我作为一个囚徒所能拥有的最后一点点微薄的生存“福利”，被她用手中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

因为不允许购买生活用品，同时监狱又严禁我向别人借用，我的卫生纸很快就消耗殆尽。到了生理期，为了节约那几张救命的纸，我每次小便时只能小心翼翼地撕下一格使用。郑M发现了这个细节，这成了她羞辱我的绝佳素材。她开始在两百多人的车间里大肆宣扬、杜撰，大声嚷嚷着我上厕所从不擦屁股，是“三监区最脏、最臭的女人”。

在晾衣服时，我的衣物也成了罪恶的象征。监狱实行残酷的联保体制，严禁一至两个人单独行动，无论上厕所还是去晾晒场，必须凑齐互监组的三个人集体行动。因此，平时的衣服都是放在几个盆里由三名值班员统一端去晾晒。然而郑M却下令，我的衣服“带有政治犯又脏又臭的病毒”，不得与任何人的衣服同盆。只有轮到我自己值日，获准进入晾晒场时，衣服才能混入集体晾晒。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洗干净衣服，我只能将湿漉漉的衣物直接穿在身上，用自己的体温生生将其“焐干”，因为号房里决不允许挂任何衣物。

——AI示意圖

十一、人渣的乐园与买纸笔的讽刺

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一分一秒都是在油锅里煎熬，直到几个月后，郑M终于刑满释放，我的处境才得以稍微喘息。

然而，地狱从不因为一个魔鬼的离去而变成天堂，它只是换了另一个魔鬼来执掌皮鞭。 郑M走后，张某、王某等别的牢头狱霸很快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女子监狱里，最不缺的就是整你的人渣。

这些犯人在墙外原本就干着偷抢扒拿、坑蒙拐骗的勾当，处于社会的边缘；入狱后，在极端扭曲、高压的权力生态中，她们的人性迅速发生了变态与癌变。在面对狱警干部时，低眉顺眼像一群温顺的绵羊；而在面对我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政治犯时，她们便瞬间化身为凶残的豺狼。她们要把自己在干部那里失去的尊严，从我这个更弱者身上百倍、千倍地捞回来。在这片封闭的罪恶之地，折磨同犯，竟然成为她们枯燥囚禁生涯中唯一的精神娱乐。两百多个女犯，就像两百多只红了眼的母老虎，随时随地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将你撕碎，她们有一万种合法的、非合法的方法将你的肉体与精神彻底摧毁。

政治犯在里面的处境尤为卑劣，在那些人眼中，我们连杀人犯都不如。普通刑事犯伤害的只是个人，而我是与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为敌。为了防止我传播“危险言论”，除了日常盯防我的号头狱霸，狱方还专门指定了两个犯人作为我的专属“监视哨”。她们每个月都要打我的小报告，为抹黑我专门撰写“思想汇报”，捕风捉影地揭发我一切可能的违规行为。作为回报，每监督我一个月，她们的卡上就会多加上宝贵的3分减刑分。

更让人感到极度荒谬与愤怒的是，这两个监视我的犯人，经常厚颜无耻地要我为她们买纸和笔，因为每月撰写针对我的黑材料，需要纸和笔。若我不买，她们便威胁要在下个月的思想汇报里添油加醋，编造更多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推向更深的苦难。在那个毫无道理可讲的野蛮世界里，为了换取片刻安宁，我最终选择了屈服——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却用账上仅有的余额买下纸笔，亲手递给了这两个随时准备咬死我的告密者。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林昭——在她被执行枪决后，冷血的体制向她年迈的母亲索要五角钱的子弹费。而几十年后的我，竟也亲手为那支戳向自己脊梁骨的笔尖，付了钱。

如今每每回想，我都恨自己的窝囊与懦弱。可在当时那种极度的恐惧之下，生存本能压倒了一切，我的大脑早已不再拥有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思维与逻辑。

十二、女魔头段XL

因为每天站在烫台一干就是11个小时，我的眼睛被热气哈得天天红肿、流眼泪，眼疼得都睁不开，视力严重下降，加上经常被罚吃不上荤菜、水果等，体重暴降40多斤，1.63m的身高瘦得不足50公斤，形同一具移动的干尸。由于严重缺乏维生素，我的牙齿也毫无征兆地牙龈腐烂、碎裂、脱落了两颗。我写信让家人给我带眼镜，很快家人在会见时就给我带了两副新眼镜。当时是一个叫段XL的教导员带我去会见的，会见时家人就把两副眼镜交给她了。虽然眼镜早已送到，可等到我要眼镜时居然比登天还难。按说那次她带我会见结束后，就应该把眼镜给我，可她就是一直拖着不给。跟她说过几次，没有眼镜没法干活，人家才不管这些，反正活干不完受罚的又不是她。不仅不给，还冲我大吼大叫：“你烦不烦，天天眼镜眼镜的，干部啥都不干了，就天天伺候你了？滚！”。没办法了，我只有去求我的承包干部，后来还是承包干部把眼镜送来了，而且家人明明送了两副眼镜，最终我只见到一副。

段是干部中最凶残的女魔头，人长得倒是挺漂亮，但却是一个非常冷血、残暴的女人，对犯人毫无半点人性，很多针对犯人惨无人道的惩罚制度都出自她的手。三伏天，她罚犯人顶着正午烈日在操场上练队列，经常导致犯人当场中暑昏厥。

（未完待續）

鐵窗生涯實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