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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最後一個背影 ——記中國醫生高耀潔(舊文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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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明                            2023-10-13

 

 

又一個我人生的榜樣去世了……。紐約這日大雨滂沱,她的靈魂穿破烏雲,升上了天空,去了那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38980號小行星。

——記於2023年12月11日凌晨陰雨連綿中

 

提要

1中國的脈管中國的血:死亡列車中國血禍

2一個人的戰爭:高耀潔事蹟

3民國最後一個背影:高耀潔身世與精神遺產

 

引子

 

村莊橫陳在山野,杳無人跡,一片安謐。

那是2001年9月30日,中國退休婦科專家高耀潔教授與兩位記者到河南周口地區查訪艾滋病情況。返回途中聽說某村艾滋病患嚴重,臨時拐彎去了該村。

一進村,就聽見有奶聲奶氣的叫聲,略帶嘶啞:「下來!下來!」她循聲走去,走進一個門半掩的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門詢問之際,出來一條骨肉如柴的大黑狗。這狗叫了一聲,返身回屋。

高教授跟著那狗走進那屋。

屋裡,垂掛著一根草繩,一頭拴在樑上,一頭拴在一個年輕婦人的脖子上。年輕的婦人已經懸樑自盡,屍體僵硬地吊在空中。屍體腳下,是一個兩歲多的小男孩,涕泗滿臉。一邊哭喊,一邊抓住樑上屍體的腳後跟啃咬。

不用說,奶聲奶氣的嘶啞喊聲就是他發出的,樑上僵直的是他的媽媽。這兩歲的孩子不能明白,媽媽為什麼如此長久地不肯下來,不理睬他的哭喊。

 

一,中國的脈管中國的血

 

如果你能經受住抽象文字的敘述,你可以把無量的死亡當成一堆數字。可是有誰能經受住這樣的具體生命的悲慘結局,有誰能夠忘記那個孩子不斷重複的那兩個字,「下來」?有誰能夠無視他稚氣地纏綿着自己已經死去的媽媽,他想在溫暖的懷抱中吃奶,卻長久地、勉力支持着,只能夠到媽媽的腳後跟。有誰能夠閉著眼睛、關住心扉,走過這樣的場景而無動於衷。也許有,超出我的想像和理解。

我查了一下,2001年9月30日那一天是那年那月的最後一天,次日就是親人團聚中秋節,也是民族受難的國殤日。

關於這個艾滋家庭的故事接下來要交代的是,根據高耀潔教授的記錄:自盡的年輕母親曾經與自己的丈夫一起賣血,那時他們才16歲。結果雙雙染上了艾滋病毒,丈夫病死於半年前,留下寡母與兒子。懼怕傳染的鄰居和親戚疏離了這位年輕的母親,連她的親弟弟都躲避她。顯然是因為孤絕超出承受能力,她選擇棄世解脫。兩歲的遺孤無人敢收養,高教授寫道,不到一個月,這個孩子也死了。

圖1:失去父母的艾滋孤兒。高耀潔提供。

 

高耀潔教授前不久在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禁書,叫做《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分上下兩篇,下篇寫她「退休後遭遇的艾滋風波」,其中這類悲慘的故事比比皆是。她用自己的眼睛和記憶,還原了艾滋病患的人間慘劇。高教授在這本書的另一處寫道:「對我這個醫生來說很清楚,艾滋病的死亡,不是一個簡單的抽象數字,而是一串串真實的姓名和面孔,一個個慘不忍睹的場面,一聲聲絕望的哭聲,和一片片連綿不斷出現的新墳……」。確實如此。閱讀這些遭遇和經歷,是一次痛苦的經驗。

因為職業原因,我常在中國的深淵中行走,如同但丁的地獄之旅。儘管對中國的災難已近乎習以為常,讀高教授在艾滋病區域的見聞,無論坐在地鐵上,還是走在街道上,我發現我多年建立起來的中國痛苦免疫系統不斷失靈,長期以來密布心中的烏雲突然間沉沉如蓋,心情止不住大雨滂沱,周身一片蒼茫。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無權者們已經構成了眾多被壓迫的利益群體:地下家庭教會群體、法輪功群體、中功群體、退休教師群體、退伍軍人群體、下崗工人群體、煤礦工人群體、退修人員群體、拆遷戶群體、土地被佔用群體、出租車司機群體、律師群體、新疆、內蒙、西藏民族群體、保釣群體、日據時代受害群體、農民工群體、上訪告狀群體、水污染受害群體、三峽遷徙受害群體、醫療事故受害群體、奶製品受害群體、食品污染受害群體、狂犬疫苗受害群體、還有各地的突發性事件構成的特別群體,如東北等地的集資受騙大案群體、六四难屬群體、歷次政治運動受害群體……,可是艾滋病患者這個群體之存在,不是外在利益受損,而是身體血液感染,這個群體的人們,生命到終點時才明白他們被綁架了:他們本來要登上賺錢致富的特快列車,卻登上了一趟死亡列車,一路過站不停、直奔墳塋。除了在家徒四壁中,望著破舊的房梁,流下絕望的淚水,蓋著破敗的棉絮,一分一秒地挨過最后的日子,他們已經來不及發出任何聲音了。面對這個事實,人們必須重新理解那兩個中文字:淒慘。

高教授所陳述的中國艾滋病的情況不僅悲慘,而且恐怖。現代世界恐怖盛行,除了911和中東地區不斷傳出的駭人的消息,有不少在電影中。備受歡迎的「美國大片」中不少動作片情節緊湊、懸念深埋、高潮迭起,劇本故事大都來自虛構,這是因為虛構的恐怖級別可以超過現實生活的恐怖水平。而虛構的恐怖故事一但有生活原型,哪怕捕風捉影,甚至子虛烏有,也要竭力營造成「真的」,這是因為恐怖一旦有現實因素的支撐,就如狂犬出籠,能把人嚇死。可是,中國醫生高耀潔描述的大陸艾滋病產生、發展、結局的現實情況,沒有任何虛構,比好萊塢一流的虛構更恐怖。

那是遠勝於好萊塢導演和編劇的人間恐怖奇觀:

中原大地貧瘠,為了那個「小康」和那個「和諧社會」,為了提高生活質量,一間間採血站,一個個血庫建立起來,一座座醫院,一群群白衣天使以此為後盾,接納着無數前來賣血的窮人,拯救了很多缺血的患者。賣血的人們得到了補貼,甚至擺脫了貧困,蓋起了房子,生活得有個人樣了;醫院裡輸血的患者治愈了疾病,回到故里,心懷着沒有說出來的感激慶幸之情。於是,更多的窮人湧向採血中心,把他們的血送進血庫。無人確然清楚的是,當艾滋病人的血液悄然進入了血庫,死亡就在中國脈管中播撒下了它的第一顆種子。

這種子其實一顆就夠了。貧窮之域如此廣大,前來賣血的人源源不斷,而中國的採血方式特別經濟實惠:抽出血來之後,把其中的血漿留下,白血球則加點鹽水輸還賣血者。艾滋病毒的悄然傳播就此拉開帷幕:賣血者走出採血站、醫院患者出院時,他們已經成為另一種人,脈管裡流的是帶有艾滋病毒的血,從此再也不能復原為健康人。而那些被採集的血漿,是用來製造白蛋白和球蛋白的主要原料。這兩種價格不菲的蛋白製品也將把它的使用者帶向死亡。中國的血漿還出口,數量可觀,每年可賺十八個億!(參見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1月號。金鐘:王淑平醫生揭露愛滋病被迫遠走他鄉)焉知不會禍及異族?

圖2:2004年10月17日山東一個採血現場。左上方白色牌子上寫的字是:

“採血者請上二樓”。陳江拍攝,地點:山東鄆城。高耀潔提供 。

 

這是一趟單行道的死亡列車。但是無人知曉那些採血站、血庫、醫院、白衣天使,已經變成撒旦的選民,是死刑宣判官。天氣晴好,萬里無雲,心情更好,千載難逢。血在血管裡不值錢,抽出來還會再生,天賜的致富良機!人們來到血站,排起隊來,挽着袖子,爭先恐後登上那趟標著「特別致富方式」的死亡列車。一、兩年之後,三、五年之後,或者更長——十年之後,他們發現自己不是發燒、嘔吐、腹瀉,就是皮膚潰爛,呼吸困難,器官衰竭。於是他們又去醫院了。這次是去看病,吃些頭疼腦熱的、絕無療效的藥。他們仍然不知道,從那個與血有關係的針頭刺入自己的血管那一剎那,死亡就注定了。身體的免疫系統無可救藥地走向崩潰。他們終於發現這趟列車的終點是「卡桑德拉大橋」,那座年久失修、必然橋毀車翻的死亡之橋。太遲了!中原大地上,從十幾年前開始,一群一群的人發病,一個一個的家庭解體,一院一院的屋舍凋零,一處一處的村莊地敗落,一片一片的墳塋隆起,留下了一堆一堆的孤兒、寡母、鰥夫,孤老……。空氣中飄蕩着死亡的氣息,村野间散佈着墳頭的紙煙和哭聲,道路上開始傳播一個恐怖的名字:「艾滋病」。

儘管如此,艾滋病特別感染的死亡法庭從不開庭宣判。消息捅出去後,高耀潔教授說:「官方雖然關閉了一批採血站,但由於暴利的誘惑,地下採血和非法血庫依然存在……」。那就是說,致命的血液仍在傳播。

這實在是過於幽默了:後來的「新華語」稱救助貧困地區起死回生的行為是「輸血」。曾幾何時,輸血不再,拆房子徵地號稱「城市化」,被剝奪到一無所有的農民們,發現了自救於貧困的新方法:不是獲得政府救助貧困的「輸血」,而是到政府的採血站去賣自己的血。但是,這一自救行為,竟由於醫藥管理的商業化和政府相關部門的玩忽職守,演為致命的血禍,造成對貧困地區渴望自救的人們的最後一擊。

「輸血」兩個字,是一道符咒嗎?為什麼它悄然轉換了含義?什麼時候開始,這個政權把罪不可赦的殺富濟貧變成了罪加一等的殺貧濟富?孔子言邦論恥,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即便天下無道,人心無恥,財也不能這么發!

順便一提,據我的經驗,在美國,醫療機構血庫裡儲存的血不是買的,是通過紅十字會這類醫療慈善機構的協助,由普通大眾捐獻的。志願者在捐血前要經過病史檢查和血液檢測,以便核准捐血資格。我的家人曾經志願為911慘案受難者和一般的手術需要捐血,但因為曾是肝炎患者,血不合格,永遠沒有獻血的資格。而此前為做手術,家人採納了醫生的建議,抽出自己的血儲存了起來,以備手術不測之用。我的另一家人則捐血前檢測合格。紅十字會定期發信,提醒下次捐血的時間和地點。

河南全省117個縣區已經全部被艾滋病覆蓋。雖然如此,高耀潔教授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艾滋病不僅限於河南一省,這場「血禍」最初從山西傳入,已經傳播开去。書中的陳述表明,官方最近公佈的艾滋病感染人數是74萬。中國官方自己知道,他們的統計數字常常是政治數字而與統計關係不大。高教授認為,74萬這數字雖然令人震驚,仍然是縮了水的數字。發現艾滋病傳染的中國河南第一人,對傳播情況深有研究的當年河南周口防疫站「單採血漿站」副站長王淑平醫生,根據自己掌握的一手資料計算過一次:河南「有四百個血站,(後來)關掉了二百七十八個。全國血站可能有一萬個,一個血站的獻血人以一萬人計,全國獻血者應達一億人。保守估計減半來算,獻血人就有五千萬,以百分之十的感染率算,透過血站感染愛滋病毒者即有五 百萬人!此外,輸血感染、血製品感染無法估計,常用白蛋白的空軍部隊已有發現HIV感染,但沒有人報導。」(參閱金鐘:「王淑平醫生揭露愛滋病被迫遠走他鄉」,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1月號)而在最近的(2010年9月26日)一次電話裡,13年來不間斷地走訪調查各地艾滋病區情況的高耀潔教授告訴我,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數,實際應該在1000萬左右。就像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宣布中國水污染事故已經進入密集爆發階段那樣,這就等於說,通過20年的中原地區醫學界、商業界聯合創立的「血漿經濟」,血之禍已經開始兌現,艾滋病已經進入爆發期。

 

100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並將死去,不是一場小災難,其嚴峻程度和悲慘前景,可以與歐洲14世紀上半葉的黑死病(Black Death 或者學名Bubonic Plague)相比。那場從中亞傳入歐洲的鼠疫,經過了在亞歐大陸20年人不知鬼不覺的緩慢傳播,於1348年迅速席捲了整個歐洲,兩年內導致歐洲人口死亡30%到60%。由於人口急劇減少,導致了歐洲宗教、社會、經濟等一系列的巨變。支配歐洲的羅馬天主教地位動搖,社會結構變化,生命意義遭到詰問,虛無主義甚囂塵上。整整過了150年,歐洲人口才恢復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此後,黑死病陰影籠罩歐洲,反复發作,一直到十九世紀才銷聲匿跡。

黑死病爆發於人類現代醫學發生之前,是不可控制的天災。中國的艾滋病爆發是人為的災難。不可思議的是,這場人為災難竟能持續20年至今,太魔幻了!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描寫的血,可以由外徂內,流過村莊,流過街道,流上台階,流進家門。中國大陸肌體上這致命的毒血,在2003年已經流遍全中國大陸所有31個省份,沒有留下一個空白點。(據2010年10月14日作者北明與高教授面談)。它逢牆越牆,遇河繞河,见山翻山,流入了無量數的貧苦人家,所過之處,生靈塗炭,哀鴻滿路。在受追踪查詢的時候,它帶上了打手、帶上了蒙眼罩、帶着調查和揭露的禁令。

 

圖3:垂死的艾滋病人。高耀潔提供。

 

在中國大陸欲破不能的鐵幕後面,是一條向全國羸弱肌體輸送致命毒液的黑色脈管。誠如高教授所言,如果權力集團仍然無所作為,甚至壓制消息、掩蓋原罪、助紂為虐,中國這股毒血將繼續登堂入室,延禍無辜,艾滋村野鄉間那一座座墳塋,將繼續擴展,成為中國的另一國族景觀。

身在其外,尚且不忍,身在其中,於心何忍?

 

二,一個人的戰爭

 

高耀潔教授是退休之後開始全力展開阻止艾滋病擴散和救治工作的。

這是一個人的戰爭:

13年來,這項慈悲事業耗去了她所獲得的全部獎金100多萬人民幣。

為調查艾滋情況、救治艾滋患者、宣傳防艾知識、揭露輸血感染,她的足跡(後來走不動則以出租車代步)遍布大半個中國,她沿著那條看不見的血河,明察暗訪過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廣西、廣東、雲南、貴州、四川15個省區。

她走入過100多個村莊——出訪一天,一般情況是查訪2、3個村莊,多的時候一天查看過7個。

她訪問過近1000個艾滋家庭。到訪之處,她留下金錢、藥物、資料和口述的防艾方法;分享患者的悲愁、絕望和怨懟;延長前方探訪的道路,增加未來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

她親自編寫、自費印刷的各式不等的艾滋病教育普及讀物100萬到150多萬冊。

她沒有發行網絡和渠道,只能利用郵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兩個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全國各地艾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機構單位地址。

她曾背著12000張自費印製的防艾宣傳紙,風塵僕僕奔到火車站,站在寒風中向往來過客散發。後來則與醫院、學校、報亭、報章雜誌社建立聯繫,請求幫助,定點散發,或者請自己的熟人帶往農村……。

她發往中國公安機構的防艾資料就有30萬分,據信全部從郵局消失,沒有抵達。

她收到過來自艾滋病人和各種其他性病相關的信件15000封(已經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3、4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沒有讓任何一封來信泥牛入海:每個寫信人都會得到她的回复。

回复信件的背後,是具體的救助工作。她親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兒就有164個,至今以八十高齡的記憶,她能一一叫上這些孩子的名字。這樣的孤兒,即便救出一個,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過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聰拯救的艾滋病孤兒,總數已超過10000名。

 

圖4:高耀潔走訪艾滋村,探望艾滋孤兒。高耀潔提供。

 

 

她的家成了艾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來訪問,多的時候一天接待過58位。

高耀潔教授沒有機構和組織、沒有經費和資助、沒有辦公室和工作人員,當然也沒有薪水和報酬。13年來,她先後有過100多位追隨而來的「防艾」義務工作者,卻「絕大多數危難而退」了。

這天大的事,中國國家總理應該過問的事,中國國務院、中國衛生部、中國民政部、中國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縣、區鄉各級政府和官員應該負責的工作、恪守的職責,高耀潔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擔當了。

2007年,八十高齡的高耀潔教授突破封鎖到美國首府華盛頓領獎,這是她在國際上獲得的第七個獎項中的第六項:美國維護女性權益組織的捍衛人權「環球女性領袖獎」。這是她第一次能夠出國領獎。在頒獎會上,一位未受邀請、自費乘機、自購昂貴門票、專程遠途而來的美國老婦人,握著高耀潔的手,急匆匆地表達自己對高教授的欽佩。憑着美國普通人的直覺,她將高耀潔教授與特麗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並論,同時正確地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條件比特麗莎修女還要困難,高教授不僅是善良人,還是一個英雄。

 

圖5:2007年高耀潔(右一)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接受美國「環球女性領袖獎」。

「我為中國最窮的人而來」,她出席頒獎儀式拒絕穿帶禮服,身上這件艾滋病人送來的黑底白花、手工縫製的中式外套,符合她為蒼生獻祭的心情。

(路透社。轉自http://from64tohumanrights.blogspot.com/

 

特麗莎修女在世87年,其中後49年獻給了被貧窮、解餓、疾病、遺棄折磨的人們。她的人生腳步從前南斯拉夫聯邦馬其頓的首都斯科普里自己富裕的家庭邁出去,沿著自己悲憫鋪設的道路,12歲走到了修道院大門口,18歲走到印度被貧窮包圍的修道院, 21歲走到加爾各答的聖瑪麗高中教書,38歲她走出修道院,走進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高耀潔教授除了坐牛棚、挨批鬥,在痛不欲生的文革歲月中自顧不暇,她將一生所有時間精力情感和心血始而折進女性健康事業,繼而進性病防治工作,最終折進艾滋病救助事業。這位偉大的東方女性,等於把自己嫁給了中國婦科病患者、性病患者和艾滋病患者,精湛的醫道和畢生的精力與關愛就是她無償的嫁妝。高耀潔教授就是中國的特麗莎修女,是中國貧病交加者的福星。

不過,確如那位千里迢迢要見高教授一面的美國婦人所言,還不止如此。

高教授不是在正常環境中背起艾滋病救助的十字架的。她身材矮小,體重只有50公斤;她來自舊世界,雙腳纏裹又放過,那無量無數的山路、土路、崎嶇坎坷的路,她要用自己那雙半畸形的腳,一步一步挨下來。除了高血壓,心臟病,她還比正常人缺少一個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損傷,切除十分之九,而今不過是一截腸子一樣的象徵物。按照醫學定義,她是一個殘疾人,日常飲食必須嚴格控制,否則就得在上醫院躺下。

她是一個妻子,當她在山東大學講壇上為學生普及防艾知識的時候,老伴病倒住院了;在她在山東調查採血黑血站的時候,老伴臥於病床乏人照顧;在她把關愛源源不斷送給艾滋孤兒寡母的時期,老伴去世了。她是一個母親,兒子受她牽連,13歲曾被判過刑關冤獄,心身嚴重受損,一生活在恐懼中;女兒受她牽連,曾經失去了工作,很長時間無以為繼,走投無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薩心腸和獻身行為,至今對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親人們,老人垂淚不已,私下里說:老伴是個好老伴;回憶錄宣布:自己不是個好母親。

如果人體的血液可以淪為一種經濟形態,世上還有什麼可以免於明碼標價出售?如果艾滋病是從血庫和醫院這等人體保健機構傳播,還有什麼能夠保證人的健康?如果人跟動物一樣不能絲毫擺脫性器官的支配,那麼對於一個被金錢攆得滿大街亂跑的民族,性病艾滋病就必然成為另一種賺錢的市場。八十年代的中國,性病、艾滋病從二十年的消歇中無聲地爆發,於是,不管你是誰,只要膽子大、心腸黑、善周旋,敢承包醫院相關科室,敢到宣傳機器上吹牛,就能打出正式的「防療性病艾滋病」的招牌,就可以賺得黃金萬兩。於是,高教授的面前,是成千上萬她要救助的艾滋病人,背後,是對她恨之入骨的騙子與權貴。那些權貴指使網上「五毛黨」造謠惑眾,說名門望族出身的高耀潔「自幼家窮,賣給青樓,是妓女出身」。那些黑心人則威脅高耀潔說:「再多管閒事,要你的老命,不僅殺你,還要殺你全家!」

隨著艾滋村頭一座座墳塋堆起,河北、河南防疫站三輪相關的醫務工作者的接力揭露,隨著高耀潔教授鍥而不捨的調查,中外記者們持之以恆的關注,艾滋病爆發的事實已經無法遮蓋。但是中國的商業奇葩「血漿經濟」在艾滋病傳播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說的。高耀潔要救助艾滋病人,防止病毒傳播,必須正本清源,她不能不涉及這個重大秘聞,即便官方不作為,她還是必須讓所有人知道事實真相,以阻止更多的人在貧窮或康復中走向墓地。一個消息,就是一條性命,千百萬條性命。於是,高耀潔教授在面對艾滋病患者伸出雙手、背對騙子和權貴頂住暗箭的時候,她的頭頂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當頭之危,是中國地方的權力集團為她準備的,為的是「叫高耀潔閉嘴」。

1999年末起,間歇性地,在外探訪艾滋村時,為了人身安全,她和隨行的記者要隨時準備逃走;在家裡,她曾經接到過謾罵或恐嚇的電話,後來電話則開始被監聽監控,發出奇怪的響聲。電腦總出故障,上網困難,電子信件丟失。出門買菜上公交車,她發現被自己被摩托車跟踪。2000年寒冬臘月,雪花飄揚的季節,退休的高教授終於發現她住的樓前佈置了崗哨。接下來的日子裡,她發現她的住室前後安裝了四個監控鏡頭。所有「不法分子」在監獄外面應該享有的待遇,高耀潔都享有了,可她是個七、八十歲的殘疾人,來訪的也多是艾滋患者,可謂老弱病殘,高耀潔不能理解何故「我國」如此發達,卻如此脆弱。

高耀潔的回憶錄顯示,2007年,只是為了河南的面子,而不是為了河南的生靈,河南當局調動了公安、行政、組織、親屬等全部能夠調動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國獲獎,又要迫使她對外作出自動放棄的姿態。用心良苦。最後把她那少年時期飽受牽連,一生精神重創不愈的兒子動員來了。兒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為抵押,給老人磕響頭,跪請老人聽組織的話。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這一招太狠毒,以至於消息即刻不脛而走,傳遍坊間。

所有這一切陰險惡毒、詭譎困厄,在特麗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圖6:2009年12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就21世紀人權議程發表演說,言及她的“老朋友”高耀潔的狀況,她說:“高耀潔由於為中國艾滋病鳴放而遭困擾。其實她幫助直面對應這一危局,應當獲得她的政府的鼓勵。”

轉自美國American Rhetoric網站:http://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hillaryclintonhumanrightsagenda.htm

 

高耀潔老人突破封鎖,抵達華盛頓領受「世界女性領袖獎」的那一年是2007年。這座美國首都城市的潮汐湖畔櫻花盛開,嬌豔絢麗,湖水波光粼粼,水鳥飛動。半年之後,特麗莎修女與世長辭。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死後榮獲了至高的祝福:世界宗教領袖教皇保羅二世為她行宣福禮,將她命名為「加爾各答受祝福的特麗莎」。高耀潔老人那時已經頂著巨大壓力,回到中國鐵幕之中。當時還沒有人能預測,為了給未來留下艾滋病毒在華肆虐的見證,她要在八十高齡的生命暮年,出走故土,飄泊流浪。

高耀潔老人自認為她不是英雄,是一個普通人。她坦然承認,最初只是憑著自己作為醫生的職業責任投入防艾工作,「並不知道艾滋病傳播、流行的背後蘊藏著這麼多不可想像的問題。否則我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勇氣!」

發現中國血庫血液傳播艾滋病毒,高耀潔並非第一人,她也不是第一個報告此一災難消息的人。據復旦大學公共衛生系教授高燕寧的綜述,在高耀潔之前,曾經有三位醫生發現了問題並發出了聲音:第一位是曾毅,北京中科院院士,那時是1984年。第二位是河北省防疫站的孫永德主任醫師,那是1988年。他曾向各級部門發出過呼籲,這位醫生後來銷聲匿跡了。第三位是河南省周口「單採血漿站」的副站長王淑平醫生,那是1995年。王淑萍醫生做過更艱苦的努力,問題再度捅到了北京,借助北京國家級一流專家的協助,促動了衛生部下達紅頭文件,關閉血漿站。王淑萍此後工作環境惡化,家庭和睦不再,她被迫先轉到北京,失去工作收入,後出走美國,定居他鄉。

在這場沒有演習、沒有策劃的接力揭露艾滋病毒傳播消息的努力中,高耀潔教授是第四位,那是1996年。那一年,一個病情嚴重卻無法確診的疑難患者撞到了她門下:她被請去會診,最後破例檢驗HIV抗體,檢驗結果竟是「強陽性」!這個按照傳統經驗判斷絕無可能患艾滋病的農村婦女,患的確是艾滋病。從此高耀潔教授踏上救助艾滋病人上不歸路。壓力漸大,勇氣漸足。最初她抵抗包治性病假醫生時,遇到壓力就不撤退,在書中她回憶當時的決斷寫道:

「我要一直幹下去,若我本人遇有不測或我的家人為此出了意外,只希望能變成淨化醫療系統的動力,讓老百姓不再受此痛苦也值得。

她一直堅持了十二年。她在威脅與恐嚇、監聽與監控中挺立着,也在辛勞與病痛中挺立着,在孤獨、悲傷與憤怒中,她仍然挺立着。這位在2007年那次說客盈門的規勸中不肯退卻的老人,當時面對跪在面前的兒子痛斷肝腸。這孩子從小受她牽連坐過監獄,是她終生隱痛,永恆的愧疚。她扶住兒子磕得紅腫的額頭,心裡滴血,流淚滿面。這一刀,插在她的軟肋上,策劃得太歹毒!

應官方的要求,她用那雙拿過無數次手術刀的手拿起了筆,在紙上寫下了兩行字:第一行是:「兒子郭鋤非曾因我受害坐過三年獄。」第二行是:「本人行為本人負責,一切概與兒子無關。」

——她竟還是沒有後退。「雖千萬人吾獨往矣」!

「惜吾與人也,聽其言而信其性,今吾與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這是高耀潔教授敦促到訪的河南前省委書記李克強着力預防艾滋病的時候引述的一句《論語》。此語也合適於她本人。

世界上能與高耀潔相提並論的,還有一位偉大女性,是被稱為「猶太母親」的

波蘭女性艾仁娜·辛德勒(Irena Sendler,1910-2008)。艾仁娜被譽為「猶太母親」,但她毫無猶太血統。二戰時期,艾仁娜·辛德勒從納粹手中救出了2500名待斃的猶太兒童。她利用華沙市政府福利部工作人員的公開身份,借為隔離區猶太人檢查傳染病的機會,在地下抗納粹組織25名義工配合下,把猶太孩子一個一個,偷運出隔離區,改名換姓,安排到可靠的家庭。為了只有一線生還機會的父母在未來找到自己的孩子,艾仁娜冒險保存了所有孩子的真實姓名年齡等資料。艾仁娜為此被蓋世太保逮捕,遭受嚴刑拷打,但是關於這場營救的相關消息和孩子的孩子們的下落,納粹從她那裡一無所獲。艾仁娜是在行刑前最後一刻被救脫險的。此後帶著被拷打致殘的身體,在輪椅上躲過了蓋世太保對她更加瘋狂的搜捕。二戰結束,波蘭共產黨當局以她與前波蘭政府和國家軍隊(相當於當代中國的前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關係密切為由,視她為國家的敵人,她再度被捕。獄中,次子流產。出獄後,另一個孩子受高等受教育權利遭到剝奪。官方同時阻止她出國領獎長達18年。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前漫長的時間裡,這位偉大、勇敢的人道主義女性,一直是那個國家的另類。她默默無聞,坐著輪椅,在一所老人院度過晚年。2003年開始,艾仁娜的事蹟走出了猶太人的圈子,走進了西方世界。桂冠和獎狀從自由波蘭和美國接踵而至。2007年,97歲高齡的艾仁娜·辛德勒成為眾多資格提名人推薦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高耀潔教授是從人生暮年開始她的一個人的戰爭的。而且她不像艾仁娜屬於一個地下抗納粹組織,也沒有固定的義工和助手。無論工作環境的艱苦,所面對的威脅,還是行動的勇氣,所遭受的磨難,以及家人所遭受的牽連,高耀潔教授堪為中國的艾仁娜。

2008年12月,實至名歸的艾仁娜·辛德勒以98高齡在華沙醫院安詳地與世長辭。不到一年,中國的高耀潔教授再度抵達美國——因為不堪忍受周圍的緊張氣氛和政治壓力,更為了揭開中國艾滋病及其傳播方式的秘密,她以八十高齡背水一戰,出走他鄉了。

 

圖7:高耀潔在她紐約公寓裡,寫作間歇時時上網看新聞。北明攝於2011年1月4日

 

「時窮節乃現」,在艾仁娜·辛德勒身後湧來的西方世界祭奠的浪潮中,中國這位大耋之齡的婦人,把自己關在紐約一座窄小的公寓裡,點亮孤燈,趴在一張簡陋的桌子上奮筆疾書,用她瘦骨嶙峋、寫得發青發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殺貧濟富的兇手,誓為無辜的中國艾滋死難者討還公道。在這場一個人面對無數奸商與權貴、滿世欺詐與冷漠的良心戰爭中,她先是搭上了自己的老命,最後又搭上了自己的家園和故土。

夕陽時分,晚霞沉落,舉目四顧,身後一片蒼茫。這位偉大的東方女性,中國的特麗莎和艾仁娜,臉上和心裡沒有她的西方同道那份安詳,卻佈滿艾滋病人的悲傷和痛苦。雖英雄末路,竟至死不渝。這是我們中國的悲情與驕傲。

 

三,民國最後一個背影

 

穿行於遍布31個省區的“中國的脈管中國血”,看過高耀潔醫生在那個人間地獄的“一個人的戰爭”(兩文另見)之後,我要深入高耀潔的精神人格,探究她對於當代的意義。

高耀潔出身於民國時期名門望族,這個高氏家族傳脈深遠,可以上溯到四十幾代以前《宋史》記載的冀國公高懷德鎮守曹州的北宋年間。這個家族人丁興旺,關係繁複,不仔細梳理,外人難以釐清;這個家族財產豐厚,高耀潔父親這一家祖上僅田地就有36公頃。她家的房屋居舍院落,非用圖紙描畫難以說清。她父親家並不是最富有的,兩度喪妻之後所娶的第三任妻子呂氏,「娘家有土地600餘傾」。

那個社會雖然動盪戰亂,但是文明的物質基礎私有產權穩固,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精神道德、人格操守、生活習俗、人倫觀念均法天地承舊制,禮樂不崩。那是一個「邦有道」的舊社會,高氏家族是一個辛苦勞動,勤奮致富,財產取之有道的光榮家族。那時富豪有情有義,窮人安貧樂道,世人不為殺貧濟富的強盜邏輯所蠱惑。高耀潔家族人死興喪,排場闊綽,圍觀者發的議論是同情:「死者留下的孩子太小了!有人還留下了眼淚」。

高氏家族雖不是書香門第,在三千年傳承的文化大國做富人,不免詩書飄香。據《曹縣誌》和《山東省人物誌》記載,這個家族的男人中有前清舉人、清末進士,以及30年代國民黨要員。當時文人同道有嫉妒者留詩為證:「可惜當年偃月刀,華融道上不斬曹,留下一點奸雄種,竟然文章貫英豪。」 。高耀潔的大姐夫家姓曹。

追踪高耀潔的文化背景,可以追到清末進士、山西巡撫徐繼孺(1858-1917)名下。史料記載,這是一位飽學之士,翰林院修編,陝西省主考,著述等身的學者和詩人,也是一位載入縣誌的“剛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循吏”。徐繼孺的女兒徐氏嫁給了高家長子,高耀潔的大伯父,是長媳。她是位知書達理,不施粉黛,是個被埋沒的巾幗,從小受父親影響,受過嚴格的儒學教育,有句自勉曰:「燈前不到妝台上,不擦官粉秀花蘭,不比粗存不打扮,絲布綾羅不耐穿。……」不幸這名門閨秀28歲守寡,隨後又英年喪女。為了安撫她的不幸,高耀潔出生不久就被其父過繼給自己的這位嫂子成為養女。高耀潔在這位養母膝下長大,稱她為娘,她娘愛她「如同己出」。

圖8:高耀潔。

 

2010年10月15日在紐約中華公所舉行的“高耀潔新書發布會”之後,高耀潔與應邀到會的台灣記者周富美、旅美作家北明及一位與會同鄉到附近餐館用餐,一路遭背後一陌生人錄影跟踪,並在用餐時被悄然攝影錄像。直到用餐一行人發現此情、台灣記者周富美小姐上前聞訊,自稱當地“餐館老闆”的攝影錄像者匆匆離去。此圖台灣記者周富美2010年10月15日攝於當日當時餐館餐桌前,原為高耀潔與北明合影。

我讀過高耀潔教授的回憶錄。作為一個治病救人的醫生,她行文平實直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這些文字不大聞得見時下貫通大陸的新華書面語體的氣味,令人驚訝。另一方面,她的文字也沒有作家們的矯揉造作之風,也令人驚訝。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她那些如高原般走勢平坦的文字,每行到地韻氣脈飽滿處,就會凸顯出一兩株、三五株兀自矗立的蒼天老樹。那些老樹,是儒家典章,表達她的悲嘆與憤怒。——她的情感和思維方式是經典儒家式的。

對於這個未來歲月裡的醫生,優秀的古文水平是她私塾生活的「副產品」。重要的在於這些典籍中蘊涵的價值深埋在她幼年心中,後來形成了她的人格精神。觀高耀潔一生,除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孔孟之道,沒有別的資源影響她的人格思想和行為方式。正如她所言:「我讀了5年多私塾,得到很多東西」,「接受儒學教育,奠定了我的人生觀和以後要走的道路」。

仁愛與悲憫,是她一生道路的起點。她自述說:「儒學文化在的我腦海中根深蒂固,它培育出本人一顆善良的心,真誠的心。」在她抗擊中國血禍的一個人的戰爭中,所有的困厄艱危都是緣此而派生的,她於困厄艱危抗衡的力量也是由此而產生的。起初,高耀潔驚訝地發現艾滋病是一場「國難」時,她寫道:「但是我不知道艾滋病的傳播、流行的背後蘊藏着多麼令人不可想像的問題。否則我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勇氣!」雖然如此,後來來自權勢的明槍暗箭和炮火飛彈,並沒有像打壓前三位發出聲音的醫生那樣把她也打壓下去。如她坦言的,她不是天生鬥士,要找一片高地一展武功;甚至也不僅僅因為她是一個醫生,要恪守醫道責任——當時她人已退休,理所當然不再其位,不司其職。在我看來,重要的在於她是一位賢良,無法忍看眼前在悲涼絕望中掙扎的生命。她的仁愛之心、悲憫之情足夠廣大足夠深厚,一旦被一個個臨床具體病例激發,就拖着她上路,來到救助窮疾的起點,又不期然走進荊棘橫生的叢林。於是,仁愛之心替代了頤養天年的夙願;悲憫之情不斷兌換着與黑勢力對抗的膽量和勇氣。一個人的博愛能有多麼深沉寬廣,儲藏多少勇氣,蘊含多大的能量?高耀潔教授和她的行為方式是一個例證。

高耀潔的文字裡保有中國傳統文化遺風,不似新中國大學中文系課堂上武裝頭腦的知識,卻像是通過心靈遺傳到她生命的基因。她自己就是舊中國走過來最後一位名門閨秀,踽踽獨行在日漸蒼茫的非人之地。她的家已經不復存在。「1939年2月12日八路軍冀豫魯邊區支隊崔田民部二大隊進佔高新莊村,綁走二伯父高聖君、父親高聖坦﹑等三人,對其用盡了酷刑,幾天之後我家用30萬塊大洋把他們贖回(見曹縣誌)。高新莊的全部地上、地下財產被搶劫一空,不久又把高新莊建築痛付一炬,變成了一片廢墟,其中不乏徐氏的所有遺產,當然也包括徐繼孺老先生的遺物在內,也全部化為灰燼。」

中國思想史泰斗余英時在論及中國文化危機和激進與保守問題時,清晰地描述過高耀潔所生長於斯的中國民間社會被犁庭掃穴而徹底消失的情況。另一個嚴重的情況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對傳統儒學的徹底批判與禁絕,再經過全面世俗化的三十年經濟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將百分之七十的國家財富再分配於不到百分之一的權貴手中,而且族群的傳統道德觀念悉遭解體,虛無主義大行其道。

社會習俗和人倫道德的破產滯後於社會結構的瓦解和生活方式的裂變。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經過文革正式落幕。而此前這個國族殘留的最後一縷溫馨之光,仍然存留在高耀潔的記憶中:農民只想安居樂業,滿足於「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田園生活。開會斗爭地主,多數農民保持沉默。即便荒年發大水,農民沒有外流趨勢。地方官員出門的交通工具乃是自行車或毛驢,他們衣著簡樸,油不肥肚,說起話來滿口民生,非常具體:種地、建水池……。「沒發現任何人貪污,也沒有大吃大喝的行為,更沒有什麼包‘二奶’、‘三奶’之類的醜聞」。悲嘆的是五反宣傳隊自編自演的揭露商人偷工減料、棉花里摻水、肉裡打水,藥裡摻白陶土,包養女人的節目,所挖苦諷刺的無一不是今日中國社會之寫照。高耀潔作為一名醫生,即便不做社會調查,也能從自己周圍的環境中真實而深刻地感到:「社會變了」!

高耀潔在這變局中所遭遇的厄運,無一不是一個文化大國徹底倒下的標誌:她被「揪出來了」,她被頭戴高帽,頸上掛鞋,赤腳走過煤渣石子路,忍受滿街的羞辱嘲罵;她被關進太平間,不人不鬼地與醫院的屍體作伴,這些屍體中有不堪屈辱而自盡的市委官員。她在那裡聽到過窗外自己親生骨肉,剛滿13歲的兒子被強行抓走的慘叫。她被送往勞教場,以年近五十、一雙小腳、殘疾人的身體,在露天採石場接受懲罰性勞動。在經歷過三次淪為芻豢的遊街後,「首如飛蓬、遍體傷痕」的高耀潔決意自裁。士可殺,不可辱,那是清末以降,自革命黨人到抗日將士一以貫之的優雅與剛烈之民風的最後一現:高耀潔不是因為不堪忍受苦痛而逃避生命,是因為不堪忍受屈辱而求死。「我已經記不清那漫長的遊街之路是如何走下來的,只記得當時,充滿我腦海的只有一個念頭:死、死、死……」。

1966年8月26日那天,她吞下了30多片麻醉藥。她沒能死成,純屬天意。被救醒來後,三個哭成淚人的孩子無助的呼喊,使她從民國女子的剛烈中找回天下母親的韌性,她發誓要保護自己的孩子,忍辱負重,絕不再輕生。不過,掛着「破鞋」遊街的人格侮辱,為她留下一個不輕不重的後遺症,她如司馬遷受宮刑之辱感受一樣:「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人生識字憂患始。讀過聖賢書,一身民國氣的高耀潔走出了文革的殘忍、狂妄、跋扈、暴力的地獄,經過了20年重返醫壇治病救人的相對寧靜之後,借勢走進性病、艾滋病區。她感受到的是這個國族已經被改造過一次的國民性,再度被改革開放所改造:寡廉鮮恥,貪婪無度、道德虛無,「‘一切向錢看’,死人對他們不算什麼……」。「醫騙子多得像蒼蠅,翩翩起舞」。在她的文字高原上,除了行文到氣韻飽滿處而凸顯的那些老樹,那一簇簇借儒家典籍文句抒發的憤懣之情,她的高原上也生長一簇簇的灌木,大概受《詩經》質樸詩風的影響,它們是老人在孤獨的抗艾戰爭中隨時寫下的白話詩。單是詩的標題就可以看出老人交戰艾滋病時對這個社會的感受:《奴隸》、《貪騙病人》、《艾滋病誰都不遠》、《災難》、《心懷悲傷赴墳塋》、《誰之罪》、《你太累》、《悲傷的艾滋疫情》、《問蒼天》、《深夜的孤老》、《滿江紅·血禍》、《夜泣》、《災難》。這些詩文所表達的,除了面對無辜血禍的天使般的哀嘆,就是對人心不古的「仁者之怒」。

四顧蒼茫,一無憑籍,在那個全面惡俗化的社會裡,高耀潔踽踽獨行。「道之不存,乘桴浮於海」,可是高耀潔無法隱退,她舊時的家族豪門已經不復存在,她心中的聖賢理念悲憫之心也不讓她隱退。等到當局把她當成異類,實施監控的時候,她更不隱退了。老伴兒去世,兒女遠離,成千上萬的艾滋病人變成了她的家庭成員,她已然成了他們的守護人,與他們生息與共。

2006年傳來了她榮獲美國「生命之音」組織頒發的「環球女性領袖獎」。這喜慶的消息並不能使老人有絲毫輕鬆和喜色。那時候,她已經充分了解到中國血禍的嚴峻程度,同時從患者維護自身權益的艱難中,親眼看見了這個弱勢群體投訴無門的困境。行前準備在即,她從各方友人為她購置的領獎禮服中,執意選擇了一件中式外套,那是她家人親手為她縫製,艾滋病人親自送到她門上的。不合禮賓規矩,但是合乎她的使命:「我是代表中國艾滋病患者去的,我要為那千千萬萬死者服喪。」

接下來,她在自己的家裡遭到軟禁和封鎖。河南當局所要阻止的正是這位首次出國的老人決心要做的:借領獎的機會為中國艾滋病群體代言,「把他們的苦難和不平告訴世界,要喚起全人類對他們的關注和同情,要為他們帶回與病魔和社會不公抗爭的希望。」。幸得美國前第一夫人,國會議員,現任的國務卿希拉莉連續給北京當局發出十幾封言言辭懇切的信,要求放行。半個月間說客盈門、輪番鼓譟、軟硬兼施中守死善道、不肯退讓的高耀潔終得成行。

2007年2月26日,她踏上了美國大陸航空公司客機的舷梯。行囊裡裝着那件自家特製的「禮服」,那身中式外套黑底白花,普通面料,價值不到兩美元。

「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八十年的這位老人,六十餘年歲月中,歷經政治運動、忙於救助病人,劫波度盡,草心不泯,「奉獻於斯,受難於斯,拼搏於斯」,卻很少能安睡於斯。出國前半個月的軟禁監視、圍堵封鎖和遊說纏磨,加上登機前的長途奔波和緊張,進入機艙,老人已精疲力竭。這時她松了一口氣:終於成行了。

托希拉莉的美國福,老人坐頭等艙,座椅寬敞舒適,勝過她那堆滿了防艾資料的簡易床。她難得地心寬意安,吃下了一片安定,在遠離血禍故土的空中,在遼闊雲端之上沉沉睡去。十幾個小時的飛行中,只在日本上空吃了一頓西餐麵條,接著再一覺睡到新大陸。

醒來後,她有一段時間迷離恍惚,不知身在何處,不知所見虛實真假。她那古典式思維中出現了莊周夢蝶的典故,她臉上的滄桑舒展為明朗的微笑。這位老人是一名醫生,她沒有等身著作論述中國傳統,卻以入世救人的一生演為儒教精神的血肉文本。人在天上那一刻,念及莊子念及蝴蝶,該是她一生躬行直道的困頓中短暫的休養生息,一如她只能在飛離血禍之地的空中酣睡。

其實老人太知道自己是誰了。她既不是莊子也不是蝴蝶,她是為千萬艾滋病患者下地獄的地藏王菩薩,她知道自己身後只有,而且全是她的無辜無助的艾滋病受苦人。

當她穿著那件黑底白花、不值兩美元的中式外套在長時間的、熱烈的掌聲中走上頒獎台的時候,她的老眼裡充滿了淚水。——在中原大地的道路上、村莊里、光禿禿的房梁下、黑黢黢的土炕前、歪脖子的柳樹下、漆黑的無眠的深夜和無風的勞頓的白天,她曾經留下過無數次眼淚。然而這一次,伴着同情、理解、敬仰、欽佩的目光注視,老人為自己的命運熱淚盈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先她走了,孩子不甚理解也疏遠了,她得罪假醫、官商無數,順便有時也得罪朋友,「得罪人太多喽」。沒得罪的、真誠受她鼓舞的人們來來去去,一批批遭到打壓,不得不偃旗息鼓,只有她挺立著。她強行出國,根本就違背河南官方的意志,但是她的根在中國,她的家在中國,她的價值在中國,她必須回到血禍之地。如此一來,無論面臨什麼她都必須承受。頒獎是他人的事,苦難困厄要自己承擔,然而她已經八十高齡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為我何求。我的憂是血禍未止,艾魔未滅;我求的是這個世紀災難早日結束,苦難的人民早日擺脫苦海。

「我為艾滋病患者的命運而憂,又為那些惡毒小人的逼害而怒。在遭遇無數的痛苦和侮辱以後,我靜下心來思前想後,心潮難平。我怨天上的日月,你們都幹什麼去了?為啥不放射光芒照亮人間?我心中的憂愁抹不掉,好像沒洗的髒衣服。我只恨自己沒有一雙翅膀,帶我飛離這苦難的大地……

老人對這個無道之世的深惡痛絕和失望無奈是難以言喻的。她已經立了遺囑,並在自己的自傳中將之公之於眾了。她的遺囑不是告訴自己子女如何分配她的遺產,她沒有遺產。與她通電子信的人都知道,每封信落款處都標有她的座右銘:「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老人的遺囑是為了杜絕河南及各地那些欺世盜名者人利用她的名義,成立組織或機構,打著救治艾滋病的旗號欺世盜名,中飽私囊。她同時聲明,杜絕身後有人以她的名義寫傳記、偽造歷史,愚弄後代;不許身後有人以她的名字買假藥、坑害病人和社會;不許身後任何人改編、修版她編寫的任何書籍。這位老人經歷過高家三代祖墳悉被掘開,焚屍揚灰,珠寶盡劫的災難,她在遺囑中說,「氣如秋風,骨灰如土」,決意棄絕傳統風俗,不土葬,不存留墓地,不給文革殘渣餘孽、貪官酷吏,行醫騙子及後台主子留下造禍的場所。老人連骨灰都不留,她要與老伴的一同撒入她故鄉之河,黃河,隨之「流入大海,銷聲匿跡」。

此遺囑一立,這位恓惶一世只為蒼生的老人,不僅生前與欺詐、冷酷、貪婪、殘酷、邪惡勢力誓不兩立,身後也徹底棄絕了這個墮落的世道。

 

2007年赴美國領獎歸去不到兩年,四川為大地震受難學生討還公道的維權人士譚作人被捕,此案轟動中國坊間。山雨欲來風滿樓,高耀潔教授失去了最後的安全感,她毅然再度出國。這一次,無人邀請,是離家出走,心裡背的全是她那些可憐無助的艾滋病患者。

 

圖9:逃亡抵達美國的高耀潔作為美國國務卿希拉莉的朋友,於2009年11月30日在其辦公室與之會面。高耀潔稱讚希拉莉比她的丈夫、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聰明,希拉莉放聲大笑之餘,則對高耀潔的一雙纏裹又放過的小腳好奇地瞪大眼睛。這一對忘年交除了性別與人道關懷除外,在其他一切方面均大相徑庭,丈夫與小腳的故事遂為二人坊間趣聞。圖轉自美國Persecution  blog網。

人類歷史上,心中裝著受苦人,在晚年離家出走的,在她之前只有一個,是俄國大文豪老托爾斯泰。這位俄羅斯貴族晚年離開自己的莊園,坐上火車一路離去,為了尋找良心的安寧;而離開自己根深葉茂的大地和故國家園的中國民國貴族高耀潔,為的是尋找人身的庇護,以便把經年在中國血禍之河上獨木泛舟的經歷見聞披露於世。她把這當成自己人生最後一項使命。

她是不說英語、體質孱弱、形單影只的老者,她是秋日的霜葉,是暮色中的倦鳥。為了完成使命,她先是奉獻了自己晚年的秋霜楓紅,接著奉獻了自己的故土的家國林園,最後切斷了自己的退路。

這是中國禮儀之邦最後一位貴族的命運,這是舊中國、好中國、民國中國的最後一個身影。

 

後記

 

不止一次了,這位說話時撐住一口氣,沉默時立刻呻吟不絕的老人與友人聊天時,不是討論如何保健,而是談論如何保證自己按時死去。美國是年輕人的天堂,而她自覺來日無多,一旦書稿一一付梓,她就認定自己的使命完成,活着於她不再有意義,而世界對她早已是痛苦之地。

五月份,我受前大河報副總編馬雲龍兄之託到紐約探望她,她說,一旦書完稿,那就是她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言罷,溝壑縱橫的臉上灌滿了淚水。一種悲涼之情,從她的溝壑注滿我心,我無言以對,我們這些艾滋病患的旁觀者、未被感染的幸運者,拿什麼去勸阻這個老人的決絕,拿什麼寬慰老人的悲苦?

十月份,剛剛讀罷她五月送的書《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我應邀去參加老人的新書發布會與她再次見面,心裡裝滿了對她的敬仰和愛。在她那件間只有

圖10:本文作者北明(Bei Ming)2010年10月16日在紐約中華公所高耀潔新書發布會上發言說:“如果美國作為民主大國,能夠在最近三年內有兩位人物錯誤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那麼中國這個過去和未來最大的人權敗壞、政治不自由、反抗最英勇的國度,連續獲得諾貝和平獎,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她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高耀潔的生平事蹟。美國之音宋德成攝影,轉自美國之音(VOA)網站。

一張床、一個簡易桌子的臥室裡,與她促膝對坐,聽她揮去中國佈滿天空大地的烏煙瘴氣,用口音濃重的河南方言再度咀嚼死亡的這個話題。

我勸她:風燭殘年,使命完成,她回到中國未必導致很大的麻煩。而中國大陸有的是歡迎她去安享晚年的朋友。但是她說:即便她能夠回去,騷擾和麻煩將波及那些曾經飽受牽連的親屬子女,她不願意這種局面發生。而且,她拒絕入住任何友人家,不願意成為別人的負擔。

接著她說:「我想好了,我最好的死法和去處,是死在飛往中國的飛機上。」

不能扶疾入國,還是要歸正首丘。她這是要為無量無辜的艾滋患者獻祭,她把自己當成祭品,要走上中國艾滋病的祭壇。縱觀老人一生行為思想,當知此言非戲言。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先賢往聖也不過如此。

八十年代我參與過中國的傳統文化檢討運動,猛烈抨擊杜維明教授的新儒學觀點,認為他的理論無法解釋中國三十多年的政治專制制度,把儒教的集體主義觀念看成是極權主義在中國立足的思想資源。後來,我接受了以「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秦始皇到毛澤東,兩種迥然不同的譜系、截然相反的哲學、涇渭分明的歷史潮流和民族命脈」來解釋中國近代政治與社會現象的觀點。而如李慎之先生所察,當代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被徹底摒棄之時,也正是專制主義昌盛並演化為一黨專政和群眾專政之時。我想,高耀潔老人艱苦卓絕、篳路藍縷的一生可以證明,中國儒教中以人為本的思想和仁義道德精神,最終是通過人道主義指向專制統治的,而中國傳統中「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為一種價值觀和人生信念,可以使人在困厄苦難面前,產生與宗教信仰相同的超越生死的偉大人格力量。

茲 錄宋文天祥被囚時以其浩然之氣抵擋囚室一切穢氣時所做《正氣歌》句,贈與於高耀潔教授,並結束此文——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2010年10月21日

秋雨將歇,秋葉飄零之際

於華盛頓

本文第一部分首發《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57

第二部分二部分首發《中國人權雙周刊》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77

第三部分首發《縱覽中国》Sunday, November 28, 2010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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