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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简史-上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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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米亚娜                              转自Matters

 

前言: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的诞生

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被称为“青年女权行动派”。她们大多数都曾经是普通高校的学生,多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表达性别平等的诉求;她们会主动介入时事热点事件,擅长吸引媒体的关注,同时积极问责政府机构和企业,教育和联结大众,以推动一些性别平等议程,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资源和公民权利。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们诞生的契机可能最早要追溯到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处在启蒙初期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在耳闻目睹了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与她们的思想、关注的议题和采取的行动方式、提出的口号后,深受启发。这一次难得的受教育机会,使得那些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打开了眼界,增强了信心,也坚定了自己追求的方向。

 

在这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零星出现的女权主义者们多是身在体制之内,她们有些是妇联的干部,或者是在高校开展女性学或性别研究课程的学者,曾通过访学等活动将一些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介绍到了中国。而1995年的世妇会则催生了中国民间妇女组织的第一波兴盛,以吕频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走出体制的范围,把女权主义带向了社会,并积极介入社会事件,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而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崛起离不开以吕频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前辈的引领、培养与支持。1995年,在北京《中国妇女报》工作的吕频参与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1996年,吕频和朋友们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专门关注媒体和性别;2004年吕频从报社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2009年她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旗下创办了《女声》电子报,并在2011年在新浪微博更名为《女权之声》,定位为“女权立场,公民视域,行动取向”。直到2018年3月9日《女权之声》被全网封杀之前,它都是中国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女权传播与倡导平台,为中国民间女权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指引。

 

除此之外,据张红萍15年于澎湃上发表的文章《不要污名化“女权行动派”:她们代表着中国女权的方向》记录,吕频和一些NGO工作者于2011年7月发起的民间活动中心“一元公社”致力于公民社会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举办了各种女权主义活动,开放给所有人参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许多年轻人(以女性为多,以女大学生为主)在“一元公社”举办的各种女权主义活动中受到启蒙并发生改变,这就是“青年女权主义行动派”进入女权主义的开始,时间大约是2011年。她们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对自身前途和目前的中国社会深感茫然,她们对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不公与伤害耳闻目睹,但不知道怎么抗议,是女权主义思想使她们坚定、自信并找到武器起而反抗,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决心让性别歧视与伤害在她们这代人身上结束,这就是她们这代人与上代和上上代女性的不同。她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开放宽容的时代,束缚较少,迈步较快;她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生存空间更大,她们可以不进入体制;她们所了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更多元,观念更新,她们可以选择她们愿意接受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2012年青年女权行动派开始在公共空间频繁活动。罗四鸰在《与“直男癌统治”对抗:中国女权在纽约》里也提到了这段历史:

 

2012年起,她(吕频)为一群在北京、广州及中国其他城市活动的青年女权主义者提供支持,这些年轻人所组成的网络被称为“青年女权行动派”,她们所发起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光头抗议教育不平等”等公开活动使得女权主义的主张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青年女权行动派发起的活动与以往体制内的女权实践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了鲜明的公民运动特征,但其精神内核又是一脉相称的。对此李思磐评析:

 

前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与国家的合作,而这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对国家的问责,它与国家的关系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她们与大众的关系也不一样。前一波的女权主义者更希望通过人大议案、立法等方式,用前辈老师的说法,就是要先改变领导干部的观念。但后一波的女权主义与大众的距离更近,而且,她们非常积极地动员传媒。

 

但是,在追溯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源头时,只要简略回顾这段中国女权主义的传承脉络,不难发现中国的前后两拨女权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后一波女权运动中,这些年轻人的老师其实都是前一波女权运动的参与者。很多大学里现在都设有社会性别或女权主义学科、这些大学生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包括翻译著作、包括可以设立的课程,都是前一波女权主义者的战果。所以说,是前一波女权主义提供了思想的武器,这包括对国外女权主义运动的介绍,包括对女权主义的外来资源,比如一些外来基金会的资金引入。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高等教育领域妇女和性别研究学科的建设,这些建设使得这一代女生可以在一个至少有社会性别和女权主义学科的大学环境中成长起来。

 

而当青年女权行动派以颇为“博眼球”的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并引发舆论争议时,张红萍盛赞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承担精神和勇敢行动,并肯定她们作为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地位:

 

从事一份公益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为她人与社会服务,而非为自己赚钱买房、买车,过优裕的生活,这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义无反顾去做,她们既要冒风险,又要付出,最终可能还不为人所知,更可能的是老无所养,所以对她们应该持有尊敬、保护、包容的态度。

现在她们成了女权主义的骨干,成了女权主义最显现的部分,代表着女权主义的方向,那些认同她们的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站在她们周围与身后,她们就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精神的孩子,她们成了新时代女权主义的接力者。

 

可惜的是,青年女权行动派在国内的活动曾经有如火如荼之势,却一再遭遇当局打压。在2014年左右国内社会与舆论环境急速收紧的情况下,行动者们的活跃度明显下降。尤其是2015年女权五姐妹一案发生后,青年女权行动者几乎完全失去了街头的活动空间,国内女权活动开始更多地转移到了社交媒体上。而随着2015年吕频滞留于美国并且在美国学习、生活至今,也有更多中国女权活动在海外组织与开展,继续维护和培养中国女权主义的新生力量。

 

但是青年女权行动派不应该就此被公众淡忘,尤其是在近两年审查机制变本加厉的环境中,公民社会几近瓦解,民间发声极为困难,国内社交媒体虽然呈现出泛女权话语流行的现象,但女权主义却被严重去政治化,女权主义者也普遍遭受着边缘化和污名化的打击,她们的声音在封号和禁言中不断消失。因此,重新整理和再现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事迹,并普及本土女权运动的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要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贡献,以及她们所推动的重要性别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反性侵害\性骚扰、反性别暴力、就业与入学性别平等、反性别污名与刻板印象、反禁言与公权力压迫、婚姻自主、女同权益、反身体污名、公共空间性别平等……并且帮助更多人从她们的实践中,发现和总结中国女权运动乃至公民运动的经验、变化趋势以及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从而为正在进行或者将要进行的社会变革赋能。

 

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历史是中国公民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为我们永远铭记、传承。

 

 

中国妇权Women’s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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