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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菁UN演講: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真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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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權 張菁                                           March 18, 2021

 

 

2021婦女歷史月將在武漢病毒大流行期間渡過,但它不能停頓我們對世界上弱勢群體的關注。今天我們通過網絡聚集聯合國第65屆婦女論壇,焦點依然是婦女和女孩權利。在此,我將與大家分享中國的婦女權利與地位的真實狀況,以及造成中國婦女越來越嚴重遭受歧視的根源,希望能讓世界更全面了解中國。

 

中共最高層100年來沒女性

 

在中共建黨至今的100年歷史中,具有最高決策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從未出現過女性;僅6名女性能進入中共第二層決策圈的政治局,其中3人是國家主席及總理的太太。性別失衡的政治參與,是中國女權被剝奪的主要原因之一。長期以來中共在政策及法律的制定和執行上,都是由幾位男性政治局常委來掌控。例如強制節育流程的計劃生育國策,1950年代中共高層鼓勵女性多生孩子,1970年代以後的40年間,是以非人道的手段強制婦女節育,以保證每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2010年代又說可以生一到兩個孩子;到了2020年代的現階段,又開始大肆鼓吹及強制婦女為國家多生孩子。這些掌控婦女子宮及嬰兒生死大權的法律法規,都只由歷屆中共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的幾名男性所決定。

 

在中國政府的宣傳中,往往出現一些美麗健康的女性形象,她們聰慧並充滿自信,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各種挑戰中。但是一個最新數據讓人們看到中國女性飽受歧視的真實一面,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在153個國家中,中國性別差距排名第106位,甚至一些非洲極端貧困地區的女性地位都比中國婦女高。習近平2015年向聯合國婦女署捐款了1000萬美元,並取得了同年9月在UN世界婦女峰會舉行的兩性平等會議開幕式上發言的權利,而就在他去UN對世界婦女大談平等之前的幾個月,為了消除中國婦女異議聲音,習近平政府拘捕了僅僅是和平舉牌反性騷擾的「女權五姐妹」。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女權狀況一年比一年更糟,中國女性所遭遇的社會不公及性別歧視,更加廣泛更加普遍。

中國婦權(WRIC)等女權團體2015年在UN 門前聲援女權五姐妹。(Photo by WRIC)

張菁與WRIC成員2015年9月在紐約聯合國前地,抗議習近平一邊在UN婦女峰會發表演講,一邊打壓女權人士。(Photo by WRIC)

 

 

性侵強姦個案 衍生成系統性犯罪

 

近幾年儘管西方的Me too 運動疾風也吹進了中國大城市,但幾乎所有中國Metoo受害者,因經濟能力或遭受恐嚇等因素而沒能進行法院訴訟,絕大多數僅限於網上吐槽或者隱忍不提。2020年3月,中國一位叫@梁鈺stacey的博主發布了一個關於女性遭受的性侵犯的選項調查,短短幾天收到4.5萬人投票,其中超過85%的女性坦誠自己曾遭受過性騷擾、性侵犯,幾千個故事分享。女性被男同事或上司性騷擾,向高層投訴後卻遭辭退的案例比比皆是。一位叫方向明的教授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大約11.5%的女童、9.6%的男童被性侵害,這個比例是,中國每年至少有2000萬孩子被性侵。法學研究員田剛指出,中國女性被強奸人數至少21%。婚內強奸案達到24.7%。這些數據都是政府允許公開發表的,不被允許公開的數據相信更為驚人。

 

中國有8千萬父母進城打工而長年與祖輩生活的留守兒童,遭受親友或同村老中青男性強姦、輪姦的情況非常嚴重,加害者往往是同村有勢力的村幹部或他們的親友,受害孩子即便父母出面也難以告發,一般都是在網上引起一陣輿論關注,但最後就不了了之。在中小學裡,未成年孩子集體被老師性侵、誘姦案是多年來一直持續普遍發生的嚴重犯罪案件,政府沒有加大力度有效懲罰犯案者,使這些衣冠禽獸老師有恃無恐。剛剛獲得美國國務院頒發的「2021婦女勇氣獎」的中國獲獎人王宇律師,曾經與數名女權人士一起,到海南省舉行「開房找我,放過孩子」聲援活動,那次是6名小學女生同時被校長帶到旅館進行姦污。

2013年女權份子葉海燕與王怡律師等在南萬寧小學前舉牌聲援被強姦6名小女生。牌上寫著「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 (網路圖片)

 

在西方國家被指對女性有「厭惡症,存在於包括強姦和謀殺在內的一系列性別歧視行為和態度」的PUA文化,近幾年被引進中國這個強姦文化盛行的大溫床後,迅猛成長。一個叫「浪跡」的網絡PUA公司,2017僅僱員就400多人,擁有繳費會員10萬人;另一個「泡學網」PUA公司2018年已有會員近200萬人。這個專針對女性進行心理精神上羞辱、適時誘姦及強姦的網路課程,一個課程學費高達1萬至數萬元人民幣不等。

 

2020年9月湛江雷州市60歲男子徐某科強姦鄰居 8 歲留守女童,其11 歲哥哥拍下這一幕,性侵女童的圖片在網絡熱傳。早幾個月前受害女孩父母曾經報警指控徐某科性侵孩子行為,但警方說沒有證據,就沒立案。事實上,該女孩被強姦已經有二、三年的時間(網路圖片)

 

 

 

中國的性侵、強姦從個案犯罪發展成集體性、系統性犯罪文化。其中強姦犯罪在不同層面上衍生出不同的型態,也由個人行為發展成政府系統內有組織的犯罪模式,尤其在監獄等女性被強制集中的地方更加猖獗和氾濫。

 

我本人在1980年代的貴州的女子監獄裡,就親眼見到管理監獄的男獄警姦污女服刑人員,她們常常被獄警帶走去做「單獨勞動」,她們回到監房後疲憊不堪,只敢悄悄的哭。若有私下議論或說出秘密者,將會遭到點名批判、體罰或加刑。後來,被關押的大批法輪功女學員揭發出曾遭受性侵及摘除器官等殘害;而最近幾年曝光的瀋陽市的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女囚們被性侵、強姦是新的例證。數十年來,囚禁女性場所的系統性強姦文化從較為隱蔽走向了公開的性犯罪。

 

對失去自由的女性進行系統性姦污或強暴,不但在中國內地猖獗,還向邊緣地區發展。

 

在新疆200萬人的「再教育營」裡的維吾爾族婦女,除了被強迫為漢人管理人員唱歌跳舞外,還遭集團輪姦、強姦。從維吾爾「再教育營」裡逃出來的多名婦女先後向媒體說出了自己的遭遇,以及她們的所見所聞。齊亞烏墩(Tursunay Ziawudun)對記者公開了她被關押在集中營裡9個月的遭遇:戴口罩的西裝男子在黑暗沒有監控攝像頭的房間中反復強暴她。營裡的女性每天晚上都會從牢房中被帶走,然後被一名或多名蒙面的漢人男子強姦。她自己還曾三度遭到酷刑對待,後來又被輪姦,每次都有兩三個男人。齊亞烏墩女士只是極少數能逃出去的受害者之一,更多的則沒有機會向外界訴說自己的遭遇。據揭發出來的事實,還包括中共對維吾爾人口控制、對維吾爾婦女採取強制性的節育政策。

 

 

在新疆維吾爾人社區,家庭中男性被抓到“教育營”去後,家中通常只剩下妻子及小孩,這時,常常會有一名漢族男性“幹部”被上級指派住進該家庭,這是中共「結對認親」計劃中的一種手段。近些年來,中共派出100萬漢人進駐維吾爾人家庭,他們以平民面目出現,零距離來完成警察對維吾爾人的監控任務。

  维族女子齐亚乌墩(Tursunay Ziawudun)在BBC记者采访中说出自己的遭遇。(截圖自BBC)

 

從新疆教育營逃到台灣的維族女子2019年接受台灣華視新聞採訪時,談到自己遭受性侵的經歷,幾度強忍淚水。(截圖自華視新聞台)

 

 

在香港,一些反對政府修改「送中」條例的年輕女示威者一旦被捕,也會遭受警察不同程度的性騷擾、性暴力,甚至強姦,更令人髮指的是,曾參與反送中「行街」(這是陳彥霖最後視頻中的話)的一名15歲女孩,失踪幾天后,被發現赤裸的屍體。這名專科學校女生是游泳好手,在反送中運動最激烈的2019年9月浮屍在海灣裡,2020年9月,香港法庭在中共《國安法》淫威下,最終只敢裁定該女孩「死因可疑」,此案從此關閉,罪犯逍遙法外。警察在逮捕行動中,乘機上下其手,在年輕女孩身體部位亂摸亂抓,有的被意外拍下視頻或照片,但多數情況下事情發生在不知名的地方或犯罪警員認為隱秘的角落,受害者無法留下證據。

2020年香港一場反示威遊行中被捕的女孩,遭到警察在她身體上反覆抓捏私處.(香港圖片)

2020年香港一場反示威遊行中被捕的女孩,遭到警察性騷擾。(香港圖片)

2020年香港一場反示威遊行中被捕的女孩,遭到警察性騷擾。(香港圖片)

「死因可疑」的15歲女孩,(網路圖片)

 

 

職場歧視嚴重 處處可見

在過去40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令男性比女性受益更多,但女性平均收入還是遠低於男性。一個中國的招聘平台在2020《中國職場性別薪酬差異報告》中說,他們追踪從2020年前五年來中國城鎮就業人口的薪酬比例,發現女性薪酬只有男性的70%左右;隨著工齡的增長,男女薪酬的差距越大。這說明女性在職場上所遭遇的不公,無論是大學科系招生、還是各行業招工,甚至公務員招聘,性別歧視依然嚴重。據《人權觀察》指出,中國政府2020年全國公務員考試職位表中,有11%職缺僅限男性報考或優先錄取男性,而在2018和2019年的職位表中,男性優先或限男性的職缺佔百分之19。我們中國婦權組織接到多名來自中國的女性在求職遭遇不公平的抱怨,包括申請新聞記者職位時,必須與招聘方簽下至少5年內不能懷孕的合約。女性職場不公在城市如此,對來自於農村的女性農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在同等勞動強度下,男工收入高出女工20%。

 

據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針對女農民工在18個省的私企抽樣調查,化工建材行業有29.6%女職工在懷孕期間被安排孕期禁忌從事的勞動;98%沒有生育保險,72%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中國官方婦聯機構的數據說,22%的中國女性認為就業中性別歧視現象嚴重,59%的女性認為在就業中存在一般性別歧視。一份民間《2020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調研顯示,58.25%的女性遭遇了「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27%的女性遭遇了求職時,招聘方限制崗位性別,8.02 %的女性曾遭遇“職場性騷擾”,還有6.39%的女性曾遭遇「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調查是官方允許向公眾發表的,而實際數據要比能夠發表出來的嚴重的多。

 

歧視不僅發生在工作場所,它隨時都出現在社會的任何角落。一份法院法官的判決,折射出男權社會從政府執法官員到普羅大眾對女性明目張膽的歧視和欺辱。 2021年3月江蘇一樁「勒索案」令人瞠目結舌。一名單身女性在5年內與9名官員有過性關係,法官判處該女性13年徒刑,並收繳了她從9個男人「勒索」來的372.6萬元人民幣以及罰款500萬元。此案中,9名已婚和上司男子都成了受害者。政府從女孩身上收益了870萬元,女孩被「嫖」還要坐13年大牢。

 

在西方國家被指對女性有「厭惡症,存在於包括強姦和謀殺在內的一系列性別歧視行為和態度」的PUA文化,近幾年被引進中國這個強姦文化盛行的大溫床後,迅猛成長。一個叫「浪跡」的網絡PUA公司,2017僅僱員就400多人,擁有繳費會員10萬人;另一個「泡學網」PUA公司2018年已有會員近200萬人。這個專針對女性進行心理精神上羞辱、適時誘姦及強姦的網路課程,一個課程學費高達1萬至數萬元人民幣不等。

 

另外,中國「裸貸」盛行,貸款公司聯手黑幫,以年輕女大學生為目標進行大規模性凌辱高利貸,巨網覆蓋全中國數万間大學及高中校園內。來自農村的窮學生應付不了城市高昂生活費及學費,又不能從政府部門獲得財務支持,於是轉向求助地下貸款。女學生借錢時必須手持個人身份證,按貸款人指定的色情動作來拍攝照片和視頻,以此作為貸款抵押。一旦連本帶利逾期未歸還,貸款公司將在網上公佈女孩裸照、視頻及個人信息等,或女孩以被強姦、輪姦及被迫賣淫來還債,有的女孩因此而自殺。中國婦權在2018-2019年獲得的電子文件,裡面記錄了近百個女孩在向黑幫貸款時所遭受到性凌辱,以及她們的裸體照片和視頻。考慮到中國警匪勾結情況普遍,我們沒有能力保證女孩們不受到二度傷害,因此,我們至今沒有公佈過受害人的訪談故事。由於武漢病毒的大流行,裸貸情況和輿論譴責,「裸貸」行業從公開轉向了隱秘。2020年9月,浙江寧波市警察公佈了一裸貸案,其中包括3TB的女孩相關資訊及「裸貸」視頻。

2016 年6 月在武漢一大學校園旁,貸款公司人員公開打廣告招攬大學生,促銷「借貸寶」。

借款女生必須在拍下拿著身份證與自己裸體照片及視頻後,以手機傳給放貸人.(Photo by WRIC)

 

 

販賣婦女兒童 頗具規模

 

美國國務院6月25日公布《2020年美國販運人口報告》(2020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中國位列最差的第三級,这是中国自2017年以来第4次连续入选该名单。由於中國政府沒有提交各種執法數據,而且匯報的犯罪數據都不符合國際法對人口販賣的定義,包括偷渡、虐待兒童、強迫婚姻和欺詐收養,使得中國的真實販運問題很難評估。在UN的網站上能查到的有關中國境內販賣婦女兒童的數據,還是10年前的數據。近年在聯合國有關拐賣婦女兒童的全球報告中,中國在地圖上顏色是白色,而下方註明白色國家沒有數據。不過,無論中國政府是否願意交出真實的數據,有一個事實是,中國婦女兒童被拐賣或誘騙到了至少19個國家,她們被迫打黑工超時工作,或被遭禁錮做性奴。

 

販賣婦女集團不僅在中國猖獗,向西方國家及美國販運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中國婦權接獲多起投訴,來自中國的婦女被誘騙到美國的地下妓院,每天接客從幾個到幾十個不等,全年無休,所得還了偷渡費所剩無幾。當我們與美國執法部門合作,救出了受害華人婦女,希望她們能取得為受害者設計的V簽證後,能勇敢的站出來在法庭上指證人口走私集團,但沒有一例成功,受害者怕中國的家人遭受報復威脅,沒人敢出庭指控販賣人口犯罪分子。

 

「花幾萬人民幣買個越南老婆回家」,是網上一些單身男青年口頭時髦的玩笑話。計劃生育導致的男多女少,至少造成了30千萬名光棍。光棍們在中國娶不到老婆,就大量湧入越南、柬埔寨、老撾等東南亞國家花費大約5萬到20萬人民幣購買廉價新娘,主要目地是為他們生孩子,雙方簽訂的合約中包括,女方必須生下孩子後才可以離開。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2015年越南新娘已超過了10萬人,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數,她們大多身處農村,貧窮,且沒有戶籍,過著非法移民的生活。東南亞小國買來的女孩失踪或死亡人數不時傳出,但數字和案情永遠都是不為人知的秘密。

買一名越南處女新娘20万人民幣廣告招牌。(網路圖片)

 

 

家暴、自殺如同常態

 

中國官方的婦女聯合會數據顯示:2019年在中國2.7億個家庭中約25%發生家庭暴力;中國每年有15.7萬名女性自殺,其中60%因為家庭暴力所致。中國每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受害女性在平均遭受35次後才會報警;家暴致死佔婦女他殺死因的40%以上;家暴施暴者多為男性。中國一家半官方婦女權益機構指出:2016 年3 月1 日到2017 年10 月31 日這600 余天中,中國家暴導致的死亡案件533 起,包括635 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平均每天家暴致死超過1 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

 

由於中國離婚率高得驚人,2020中國新《民法典》中新增了30天「離婚冷靜期」制度,這條法規,使家庭暴力受害者可能會在30天內遭到更多暴力或施壓。年輕藏族婦女拉姆生活在四川省阿壩州藏區農村,2020年9月的一天,她家暴成性的前夫持刀和汽油闖入她的房子,將汽油潑在她身上,兩週後,長期被家暴、多次卻報案無果,沒有法庭禁止令保護的拉姆,因嚴重燒傷死亡。

拉姆生前照片。 (網路圖片)

 

中國曾經是世界上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農民婦女自殺率高於男性60%,而世界平均男性自殺率高於女性25%。 學者認為經濟改革和城市化,使大量的農民婦女遠離了每家每戶都存放的致命農藥「氧化樂果」,結果大大降低自殺率。但一個嚴峻的問題又擺在眼前,當農民女工被政府從城市趕回農村,回到容易接觸到致命農藥的家鄉時,自殺率是否將回到一個新的高峰?對此,中國政府只會棄如敝屣,卻無應對措施。以低人權低成本勞工來維持高增長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傷害,首當其衝是中國農村婦女和兒童。

 

近幾年來,中國政府認為城市建設已經趨於飽和,農民工階段性廉價勞力使用已經用盡,於是趕農民工回鄉下是中共的內定方針。2017年北京展開了歷史上最激烈的驅逐農民工行動,政府藉口有「火災」,將北京市長稱之為「低端人口」的一萬多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在一夜間摧毀了他們的房屋,整個街區夷為平地,婦女及孩子們在街頭無助地哭喊,像戰爭後的場景。自此,北京沒有了農民工,只有農民工修建的漂亮的城市建築和具有城市戶口的城市人。

 

2020年武漢病毒大流行,各大城市政府藉口控制疫情,又將數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殘酷地從城市強制趕回農村,回到他們只剩一片土地荒蕪的家鄉,這對曾經世界第一高自殺率的農村婦女來說,勢必又是新的夢魘,失業、歧視、無助,再加上進城打工多年,錯過了生育年齡,即便開放生育也無法為丈夫生育孩子的70後一代婦女,她們必將回到「一口農藥一了百了」的從前,而且可以預期,自殺問題將會更加嚴重。沒有失業福利、沒有基本醫療補助及心理輔導,加上2020年的武漢病毒大流行的影響,農婦維持家庭的生活條件更差,其後果的嚴重性,中國政府卻視而不見,沒有任何防止婦女自殺的相應措施。

 

北京大興區讓人想到被戰爭摧毁的區域,整个街区被拆除了。(Photo by Bryan Denton)

 

 

結束語:制度性殘害婦女

 

學者將中國婦女高自殺率歸納為三個主要因素:共產專制(Communist)、孔孟之道傳統(Confucius)、商業模式(Commercial),其實,後面一項基本不能成為自殺問題的主因,尤其是對習慣了貧困的中國人來說,歷史上鮮見因窮而選擇了結生命。而共產專制政權40年強制計劃生育國策和系統性政策法規的錯誤,才是導致傳統文化中的沉渣泛起,使得原本就飽受歧視的中國農村婦女之社會地位更加低下,才是導致她們高自殺率的根本原因。

 

在北京鮮為人知的「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收藏展品中,沒有一件是讓三代中國婦女遭受強制節育的各種工具和藥物樣本;沒有任何有關數億中國婦女在計生國策中受到人身傷害和家破人亡的數據和故事圖片、視頻,更沒有4千萬被強迫流產死去的胎兒的故事和記載。40年血淚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人為的虐殺,竟然從中國大地上消失,就像從未發生過一樣!如同80後、90後出生的一代,不知道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中共掩蓋歷史真相,壓制人權、以打擊說出真相者來達到恐怖平衡,轉移輿論焦點是他們最突出的特長。

 

習近平執政後,號召中國婦女做賢淑太太,「要主動在家庭中承擔教育孩子及照顧丈夫的責任……」,於是中國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便開始強力宣導禁錮人們思想、歧視女性的傳統文化垃圾《道德經》、《女兒經》等,把婦女重新定義在家庭主婦的角色裡。這些曾經被毛澤東打進十八層地獄的「封建歷史文化產物」,卻被習近平重新翻出來當作精神鴉片。削弱婦女自信和社會角色,有助於中共穩定其統治政權。習近平政府對敢於站出來維權女性們的嚴厲打壓,使男權社會型態更加完備,女性權利的生存空間更加狹窄,中國女權道路前路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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