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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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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富贤                                    2020-11-11

 

编者按: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美国妇产科医生、长期研究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社会问题。2007年出版《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专著,引发广泛讨论。易富贤多年来一直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口研究领域令人瞩目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中国妇权组织创办人张菁曾在2008年、2009年间与易富贤先生探讨合作“计生项目”方案,但由于中国妇权基于以人权为基础的研究方向,可能会令易富贤的人口科学及中国人口传承的研究成果努力在中共体制内宣导、促使其改变政策將會遭到更大的阻力,因而没能共同合作。但支持和推广易富贤的研究成果,一直是中国妇权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目录

1、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2、研究思路和方法

3、中国人口数据之谜

4、单独二孩、全面二孩遇冷

5、2000年、2010年普查存在的问题

6、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生育率

7、2020年的人口数据仿真

 

【内容摘要】199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并非根据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而是参考小学招生数估算出生数;由于教育机构普遍虚报学生数以套取义务教育的经费,导致公布的出生数和总人口存在巨量水分。2020年、2010年人口普查也为了与公布的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大幅修改,导致数据失,误导各项决策。本文根据医疗、教育、婚姻等各项社会指标重新评估了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数,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12.6亿,不可能超过12.8亿,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人口数据是不可能被长期隐瞒的,盼此文能为2020年人口普查提供参考。

 

 

1、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负责统计人口数据,在每年孟冬之月祭祀司民星,将人口数据庄严地进献给国王,“王拜受之”,作为治国依据。可见,人口数据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意义。

 

错误的人口数据将动摇各项决策的基础。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律令文书、全国各地户籍人口图册收藏起来,对刘邦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

 

元朝从某种角度是亡于统计腐败,中央政府拿不到准确的人口和耕地数,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中央连修黄河的钱都拿不出来,河工们纷纷加入红巾军,元朝“盛年而逝”。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负增长,无法支撑已铺得很大的内政、外交。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教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有关人士用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该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不掩盖人口真相,政府进行战略收缩,是可以避免解体的。

 

2、研究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2020年的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

 

研究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队列组元方法(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Pt+Bt-Dt-Mt,其中Pt、Bt、Dt、Mt 分别代表各项人口变动要素,即t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数、净迁出人数。

 

(1)起始年份年龄结构。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户籍管理严(刚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国家动员能力极强),流动人口少,1982年和1990年这两次人口普查被国际社会称为质量很高的普查。1980年代虽然超生较多,但是城市化率仅仅从1982年的20.4%提高到1990年的25.8%,流动人口少,隐报难度大。一方面,超生家庭即便被“牵牛扒房”也无处可逃;一方面,超生的孩子即便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但是都在地方官员和普查员的眼皮底下。因此,1990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是很高的。官方也认可这次普查结果。本文用1990年普查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含军人)为起点。

 

(2)生育模式。总和生育率,下文详述。采纳人口普查、年度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ASFR)和出生性别比。

 

(3)死亡模式。各年龄组每年都有一些死亡,比如2000年10岁男性人口=1999年9岁男性人口数×2000年10岁男性人口的存活概率,1999年9岁人口数与2000年10岁人口数之间的差值是死亡数。同样,男、女各岁都如此。存活概率=1-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可从相应预期寿命下的生命表中查到。1990年普查的预期寿命得到官方认可。2000年普查的两性合计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2.43岁,官方修正为71.40岁,误差还不大。普查、小普查显示2005年、2010年、2015年的两性合计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4.15岁、77.90岁、81.29岁(比台湾地区2020年的还高),国家统计局认为偏高,将之调整为72.95岁、74.83岁、76.34岁,相当于台湾地区1985年、1996年、2000年的水平。统计局公布2016年、2017年、2018年的预期寿命为76.70岁、77.00岁、77.30岁,预计会公布2020年的预期寿命为77.6岁,相当于台湾地区2005年的水平。

 

本文采纳的死亡模式:1989年、2000年的男、女各年龄存活概率采纳1990年、2000年普查的数据,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存活概率采纳台湾地区1985年、1996年、2000年、2005年的生命表的数据,中间年份线性穿插。

 

(4)各年的国际移民。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中的数据,1991-2020年中国共净移出860万人口。

 

教育数据来自教育部网站,出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度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以及户籍人口总数来源于年度《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年、2015年户籍分年龄数据引自翟振武的文章。住院分娩率、活产数来自《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9》。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网站,2010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数据是普查表人口加军人,并将另外461万年龄不明人口依比例补充到相应年龄组,总人口13.397亿。2015年小普查资料来自《2015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少数民族的资料来自《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各民族的预期寿命是根据《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和《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计算出来的。结婚、离婚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民政部网站。韩国、中国台湾的人口和婚姻数据来自韩国国家统计厅、台湾地区统计资讯网。

 

3、中国人口数据之谜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在1991年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2015年分别只有1.22、1.18、1.05,说明至少1990年后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是国家计生委/卫计委、主流人口学家却以超生漏报为由,将2000年、2010年、2015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8、1.63、1.60;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00年、2010年、2015年出生了1771万人、1592万、1655万人,对应的总和生育率为1.67、1.50、1.54。

 

除壮族外的54个少数民族有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隐报出生的必要,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全国2000年能有1.8、1.67?2010年能有1.63、1.50?

 

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隐报。由于有单身、不孕、生育障碍、丁克等的存在,正常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是低于1.0的,并随着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比如中国的不孕率,在1990年代已达10%-15%,2015年达15%。2000年普查的第一孩次的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71.0%(44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占58.3%);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8、1.67,那么第一孩次生育率应为1.28、1.19个孩子/妇女,意味着不但不存在单身、不孕、丁克,而且相当比例的妇女生了双胞胎,这显然是荒谬的。

 

当总和生育率低于2.7时,各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直线强正相关,相关系数普遍在0.95以上。201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为0.73,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一孩次/总和生育率的相关性公式,推算中国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也只能有1.62;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能有1.63、1.50?

 

2000年、2010年普查显示湖北省宜昌市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97、0.94;2015年进行了30%人口大样本的回顾性调查,生育率与普查一致。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1352万人,与1997-2019年4206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对公布的人口数据很自信,因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其实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5年出生24348万人,死亡13628万,增加10719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5年增加了14442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3723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公安部门在努力缩水户籍水分,比如在2014年-2017年,共清理注销重复、应销未销户口893万个。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年户籍水分继续飙升,比如2015-2018年户籍增加了2326万人,仍比统计局公布的增加2076万人还多。尤其是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7岁人口,2010年户籍平均每岁只有1259万人,但是2015年户籍暴增到1696万人。

 

但是卫生统计显示,2008-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40万人(还有水分),可见2015年户籍2-7岁有大量人口并非“生”出来的,而是水分。2010年户籍3岁1253万人,与2007年活产1251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8岁却飙升到1647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4、单独二孩、全面二孩遇冷

 

笔者在2008年-2013年的系列文章,以及在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中,都论证了二孩方案不足以缓解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但是2012年蔡昉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却判断,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会反弹到4.4(出生4700万),峰值人口将达15.35亿;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也会达2.4,到2050年仍有1.75。翟振武在2014年也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出生人口将达4995万。面对这种预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2013年、2014年国家卫计委预测,单独二孩后总和生育率能上升到1.8,每年将多出生200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3亿。笔者判断单独二孩遇冷,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会达1.2。2015年3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认为“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但是11月10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仍宣称“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是合乎预期的”。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统计公报》显示,不但没有多生200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小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2.4、1.8。

 

2015年笔者在《大国空巢-图文版》中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只能反弹到1.45,然后降至2026年的1.0;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反弹到1.60,然后降至2026年的1.16,峰值人口只能达13.2亿,到2050年降至11.5亿。

 

但是王培安、翟振武等15位官员和人口学家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预测,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虽然总和生育率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4、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50年还有1.72;2016年、2017年、2018年将分别出生1767万、2110万、2189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4.50亿。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了快两年后,2018年8月,曾毅教授仍然预测在二孩政策下,2017年、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71、1.69、1.63、1.59、1.55;总人口将在2030 年达 14.22 亿的峰值,到2050年还有13.29 亿。中国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医疗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2001-2019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14、1.16,中国大陆在二孩政策下,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还能有1.72、1.55?

 

国家卫计委宣称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并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

 

抽样调查显示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只出生了1200万人,而不是1847万人。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提振”生育率。2018年撤销国家卫计委之后,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7年的1758万、166万、71万猛跌到2018年的1362万、106万、41万,但是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未见波动。可见2018年全国的出生数远少于2012年、2014年、2016年所预测的4700万、4995万、2189万人。

 

其实活产数仍有水分。比如2015年小普查共抽样了15-49岁育龄妇女5667870人,该年生了175309个孩子,生育率1.05;每个年龄妇女的抽样比都在1.55%左右,出生孩子也理应除以同样的抽样比,那么2015年只出生了1131万人。但是卫计委却公布2015年活产了1454万人,国家统计局更是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

 

2008年以来活产数存在水分,原因有三:

 

第一,2008年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开始覆盖全国,个人、医院、管理机构虚报活产数以冒领医疗经费。

 

第二,一些家长给孩子购买额外的出生证以便获得多个户口。在网上搜索“买卖出生证”,有数百万条信息。比如,2016年9月25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安徽省蒙城县妇幼保健站4000份空白出生证被偷出、卖到多省。2019年4月30日湖南省郴州市监察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公布,汝城县的两个镇医院的院长卖出了数百份空白出生证。2019年10月24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四川、河北的医院以每份3万元的价格出卖出生证。

 

第三,活产数有“人工”痕迹,尤其2016年、2017年最为明显,其他年份也有。比如重庆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但6月猛增到66862人(实时上报,不可能数月后才补报),7月、8月又只有16497人、10939人。

 

卫健委公布2018年活产了1362万人,那么实际可能只出生了1000万人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18年出生了1523万人,增加了530万人;2018年的住院分娩率为99.9%,意味着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中有161万并非是“妈妈生的”。户籍甚至公布2018年增加了924万人。

 

重庆2019年1-8月活产了165852人,剔除6月份的数据,其他7个月平均每月只活产14141人,那么全年只活产了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数占全国的1.88%,那么2019年全国可能只活产了903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出生了1465万人。

 

(见下篇《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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