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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震颖:“编程随想”只是个普通人,神话和污名化都是环境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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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莫诽                                                                   2024-04-27
编辑  金木兰
平台编辑 覃山

 

他是极客,她是职业经理人,这对夫妇的身份,是历史给中国敞开的一扇机会之窗的写照。他向她隐瞒了自己的网络行动,也为之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而在探寻和走近那个陌生的网络神话——“编程随想”的过程中,她理解了他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初衷,确认了现实的荒谬与艰困,并决意用她自己的缜密方式,为只是践行了基本人权的丈夫恢复公义。

 

封面图片via@纽约时报.

 

 

“民众不应该害怕他们的政府,政府才应该害怕它的民众!”这是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著名台词。电影里戴着面具鼓舞民众抗争的“V”,堪称被控“煽动颠覆”的著名博主“编程随想”和他的网络“老熟人”们的精神图腾。而如今,“V”最后的这句台词,成了贝震颖“为夫申冤”时与国保们周旋的真实写照。不同的是,她是那个摘下面具的人。

阮晓寰过往十二年所有的努力,都只面向他眼中“喧嚣的一小撮”,认定他们在中国人群中的比例不会超过5%。他不曾赞赏妻子在外企取得的职业晋升成就,也从未把她认真地当作“启蒙对象”,而是期待着贝震颖通过自主意识“觉醒”,和他一样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和使命。直到他被捕,经历判决书上连网名都欠奉的不公审判,她决心发掘并公开他的网络身份,并为他对外发声。

因为她的现身,“编程随想神话”终于坠入现实,还原为众生中一个鲜活的凡人。赛博空间的功业,建立在家庭生活的“空洞”上;她在第一时间理解了他的“光环”,也长久凝视着它投下的阴影。

 

法援占位

 

联系贝震颖理应是件容易的事:她的手机号,在她去年2月迈出为丈夫声援的第一步时,曾公布在邻居微信群中,相关截图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她的住址,印在阮晓寰的一审判决书上,近二十年间他们一直居住在位于上海东北角的江湾地区,即使在房地产市场火热的年代,这个中产精英家庭都没有考虑过搬迁——受阮晓寰影响,贝震颖也十分认同对物质和消费欲望的节制。

贝震颖在邻居微信群中公开个人联络方式.

然而,关心她命运的人本能地明白,这些公开联络方式,恐怕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属于她的故事章节从这里开始:为了救援丈夫,她自学“翻墙”,通过检索关键词,终于发现他精心隐藏了十二年的网络身份编程随想”——一个被“墙外”的网络世界誉为“普罗米修斯”的传奇技术博主,累计撰写了700多篇博文,致力于“反洗脑”和“政治启蒙”,在传授翻墙、网络”匿名”技能之外普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

随后,贝震颖开通了推特,以扩大声援力度,在网友们的帮助下,她逐渐掌握了更多安全通讯技能。去年5月,第一次相约会面时,我们差点错过彼此,终于相认时,她告诉我,出门时她特意没带手机。她迅速提升的安全意识,让我既惊讶又欣慰。

贝震颖推特账号.

可惜,没过多久,我就和她从此失去了联系,她的推特账号随即停用。网上传出的消息说,5月30日她被杨浦区中原路派出所带走警告。

几个月后,接近贝震颖的知情人士转告我,警方再度搜查了她家,而她当晚在派出所过了一夜,并被要求签下保证书:在案子审理期间,不接受外媒采访,不干扰司法公正,不和人权律师“勾结”。对此,她咬文嚼字一一澄清,宣称自己从未干扰司法公正、恰恰追求司法公正,她与人权律师之间就是正常的委托代理关系。

据长期关注“编程随想”案的网友苏雨桐在推特上透露,今年春节前,阮晓寰年迈的双亲来到上海,向上海高院追问儿子的上诉案进展情况,为何自己聘请的律师不能正常办理案件。而在2月22日,贝震颖第二次被杨浦区中原路派出所带走,24小时后释放。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相威胁,向她进一步施压,要求停止一切涉及阮晓寰案件的对外联系。此前他们还曾威胁可以在二审开庭时将她控制起来,不让她旁听庭审。

一年多来,阮晓寰家属的诉求始终未变:第一,二审要公开公正;第二,要求上海高院撤销“占位”的法律援助律师,允许家属聘用的律师尚宝军、莫少平会见和代理辩护;第三,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让看守所注意改善他的居住和伙食。

贝震颖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投诉信件.

近年来,国内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法援律师“占位”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年初,“江西鹰潭吴敏案”被曝出鹰潭司法部门连续非法指派法援律师、拒不接收家属委托的律师张庆方、王春丽提交的辩护手续,将“占坑辩护”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张庆方延续了此前“刨祖坟式辩护”的策略,公开举报鹰潭中院一位院长、两位副院长硕士论文造假。但这些力争辩护权的努力,未能“击退”法援律师,鹰潭中院于4月11日开庭审理吴敏案,不到三小时迅速审结。

“法援只是‘标’,关键是要‘治本’。”阮晓寰家属曾对外表示,上海高院二审用法援律师阻挡家属请的律师,就是程序违法。如果二审维持原判的七年刑期,他们会坚持申诉,“这种法援占位的伎俩在申诉阶段没用,家属律师是迟早会介入案件的。”

如今,家属仍然坚持信访,虽然“有关部门”只是回复让他们继续静候高院通知。从计划声援开始,事态的走向对贝震颖而言都不算意外,因此面对压力升级,她也能保持足够的坦然,“我已经把应该做的都做了。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不放弃法律途径的争取。”

 

没有“名字”的判决书

 

透过贝震颖早前的讲述,外界才知道,阮晓寰在被捕前也有过一些惊弓之鸟的时刻:他埋怨家里的网络时好时坏,曾在出门后不久突然“杀个回马枪”,想看看家里是否有异动;他警惕那个在汉堡王店里盘问他是否常来的警察。

此外,夫妇俩都曾注意到楼上不时传来的水滴声,前去敲门没人应,向居委投诉也无果;直到他被捕后,过了大半个月,上面净是传来拖动重物的声音。贝震颖确信,调查阮晓寰的专案组那段时间就住在楼上。“他们在我们家的时候就说,‘唉在701’,(口气)一听就是一个项目组”,贝震颖说,从警察跟她的个人沟通中,她还感觉到,他们似乎“窃听”了夫妻俩在卧室的对话。

“这种驻点监控的情况应该还是不多见”,网络安全专家林立后来向我分析,可能警方当时没有拿到确凿证据,才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全面监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编程随想’的影响力极大,因此整个过程警方还是相对谨慎。”

这些诡异的细枝末节被庞大的日常遮蔽,甚至透出一些喜剧色彩。贝震颖记得,被捕前不久,阮晓寰偶尔会平静地突然冒出一句,“AI要派直升飞机来接我了”,她完全没有往坏处去想,全当他是在搞笑。近两年后,一遍遍观看起他过去最爱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贝震颖才把这些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到一起,“可能他也在暗示我,怕他一下子被抓走,我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天塌下来了。”

2021年5月10日中午,贝震颖刚做完饭,听到门铃响了,以为是叫的“送水工”上门,阮晓寰应声前去开门,瞬间就被一拥而上的警察制服,在冲突中眼镜也被打碎。他书房中的电脑仍然开着,为了取证,警察将它原封不动地搬走,连带着还有贝震颖的一台电脑、两部手机。

头两个月里,贝震颖焦虑到睡不好觉,想着他很快就能释放。趁这个“空档”,她彻底把书房清扫了一遍,原本那是她的“禁地”,即使“乱成垃圾堆一样”也不允许她打扫。

阮晓寰曾用来工作的书房 via@纽约时报.

一等就是近两年,她唯一感到心理踏实一点的时候,反而是2022年4月到5月上海全城封控的日子,戏谑地看,里面和外面没太大差别。一年后,日子围绕着密集声援而转,她就在这间书房上网看书,常常过了零点才休息,有时也会在书房的备用床上就寝,一如他不分昼夜编程、写博客时那样。

她新买的微型电脑,就架在他用过的床上便携桌上。2017年,他急性哮喘发作需要卧床修养时,仍然坚持用它来工作。最初,为了确认“编程随想”就是阮晓寰,贝震颖特意翻看了那段时间的博客内容,看到他开头写“最近太忙发文慢了”时,她不禁失声痛哭。某种程度上,她嫉妒“编程随想”的网友们占据了他更多生命。

谜题一个个被揭开,最后还是回到他身上:以安全为由向她从头至尾隐瞒“编程随想”的身份明智吗?还是他真得那么自信可以将真身与“编程随想”切割干净?他既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临近,难道就没有为被捕设计过任何预案?

这些问题被“墙外”的“编程随想”粉丝们反复思量。“(人权卫士)自己所做的事对亲人保密是通常的做法。”林立告诉我,如果一开始亲属就能进行有效呼吁的话,虽然不能改变案件判决,至少能够通过国际呼吁等手段让当事人在狱中得到较为人道的待遇。对于已经注意到自身危险的行动者,他建议立即按最坏情况规划,例如:通过安全邮箱,设置定时邮件,如“警报”未能解除,系统可以自动将相关信息发送给亲属或信任者;同时确保本地不会留有任何重要数据。

唯一确定的是,阮晓寰应该及时销毁了keyfile(一种加密手段),没有任何人能破解登陆他的博客,使之消失在互联网上。贝震颖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们强制冲进我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攻破他的博客,没有做成,(编者注:“编程随想”博客曾记录过,2011年和2017年他的Google账号两次检测到“由政府支持的攻击者”入侵并发出警告)这是第一大失误;第二大失误是,之后他们想严格封锁消息,不惜出具一份违法的判决书,隐瞒他的身份,结果家属自己发现了。

阮晓寰一审判决全文.

从侦查期到一审宣判,没有任何人能回答她,他究竟写了什么“海外博客”,以至于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红线。2023年2月,拿到一审判决书的时候,这一点彻底激怒了她,“上面没有任何违法的言论证据啊。”

更让她疑惑的是,一审审理拖延了一年多,家属需要求着律师去会见当事人,换了三批律师,最后的庭审辩护仍然如同“走过场”,律师甚至承认阮晓寰有罪、仅请求轻判,这和律师最初与家属的沟通截然不同。所有这些“不正常”的细节叠加在一起,让她原本“岁月静好”的世界出现裂变。

 

“他代表IT群体,我代表外企群体”

 

现年46岁的贝震颖出身于上海工薪家庭,是家中的次女。她自认从小乐观,独立而坚韧,“不是外界塑造的,就是自己长出来的。”90年代中旬,她在上海市重点高中就读,老师看好她拿下区级物理竞赛第一名,但她偏偏实验考试交了白卷,因为认准有干扰因素,无法通过设计实验来精确还原理论。

那时,身边人都认定金融系是最有“钱途”的专业,她也不例外,只是高考没发挥好,进入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从此认识了同班同学阮晓寰。贝震颖说,阮晓寰也像是从原生家庭中“突变”出来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却曾在作文考试中交白卷,家庭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培养了广博的阅读爱好。

童年阮晓寰与父母合照 via@纽约时报.

原本阮晓寰考学的目标是物理系,两人欣赏物理,都是觉得它涉及更本质的思考。日后,阮晓寰告诉贝震颖,没有走这条路是对的,因为物理再要突破非常难,而从计算机跨到软件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小爱好计算机的他,在大学里继续翘课自学,同时也热衷于帮助同学答疑解惑。

阮晓寰的特立独行,自那时便显现出来。因为专注于参与软件研发项目,专业课挂科、没通过四级英语考试,他无法拿到毕业证书,有教授提出让他转专业至计算机系,只需再读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但他为了早日投身软件开发事业,宁愿肆业。

按照当时的人才流向,“世界500强”外资化工企业是求职首选。贝震颖顺利跻身其中,十七年间,从销售到市场,稳步晋升至中层管理岗位,最多时带领过十来人的团队。这样的履历铸就了她国际化的开放思维,“外企对经济、财务的基本假设是永续原则,社会稳定是前提条件,而法治是最基本的保障。”

“他有两面性,有一面你是不知道的。”侦查人员曾这样回绝她对博客名的探问。但阅读“编程随想”博客的第一时间,贝震颖便确认,这就是她从大学时代起认识的那个阮晓寰,一个崇尚自由和开源精神的极客。

阮晓寰也是职业发展中的佼佼者。他先后在启明星辰、国都兴业等知名信息安全企业工作,从程序员、研发总监升至CTO(首席技术官)。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全系统总工程师,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也被家人视作他“ 爱国”的表现。

阮晓寰的个人访谈及公司表彰.

不过贝震颖强调,他从未真正进入“ 体制内”,没有社保五险一金。普通人趋之若鹜的上海户口,他也毫不在乎,来自丈人丈母娘的催促,都被他挡了回去,一如他支持她与有些“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福建家人保持距离。2012年后,为了更自由地钻研前沿技术,阮晓寰辞职在家,致力于开发开源软件,更加随心所欲地看书和写博客。贝震颖充分信任他的专业能力,不必为家庭经济问题操心。

她明确指出,他代表IT群体,自己则代表外企员工群体,“这两个群体的数量,远比此前抓的律师、记者多,寒蝉效应是很大的。本来企业、IT行业就是需要有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考能力,把这个压制掉,生产力从哪里来,怎么跟国际竞争?”反过来,她也主张不做无谓的牺牲,“ 如果有自由思维的全都被抓进去了,这是对社会的损失。”

不过,贝震颖还是会怪阮晓寰把她“陷入这样的境地”,瞒着自己做有政治风险的事情,对她“不公平”,其中隐约也能看出他父母家庭模式的缩影,“好像男性绝对投入做的事,女性不要管”。但以此为契机,她也反思起两人在关系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看清楚他身上真正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对他真正的追求多了理解,另一方面则是正视他多年来在“家庭生活方面的缺失”。

过去,他常说她追求的是爱因斯坦所谓的“猪栏理想”(即把安逸和享乐作为唯一目标),觉得她的聪明才智被大大浪费了,“他说我比较有个性,等于是说我还‘有救’,没这么直白,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吧”。贝震颖认为,阮晓寰的思想受到尼采影响(“当然他自己肯定不承认的”),就像查拉图斯特拉要求门徒否弃他从而独自寻找自己,他总是催促她找到真正的兴趣、人生意义和价值,开拓精神世界,从而跟他有更多共同话题。

疫情初期,贝震颖就曾要他教自己“翻墙”,他推脱说“现在管得很严”,转而让她去学编程或看书,“可能他觉得对我来说,看这些(‘墙外’资讯)也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提高自己的知识。”

“他有的时候对我的要求很冷酷的。”贝震颖回忆,每当看到她刷手机视频时,他常常说她浪费时间,不看书,脑子会变傻,即使是她下班很累回到家时也不例外。他的主张是,刷手机视频接收信息慢,属于被动思考,只是休息,只有看书才是主动思考。“我说你跟我说的时候,注意一下沟通方式,这样我更加能接受嘛。他不管的,你自己去悟吧,如果没有强大到能听得进去话,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原本贝震颖喜欢孩子,但阮晓寰出于对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悲观看法,不愿要孩子,她一开始不太接受,后来发现自己确实也“动力不足”,“如果是别的婚姻,整天忙家里的琐事,上班又带孩子,那个生活是我要的吗?起码和他在一起我没什么压力,要说唯一的压力就是叫我成长。”

在这方面,贝震颖不愿和他争论,但也没有选择让步,依旧“做自己想做的”。直到2020年,因为公司业务调整,她开始认真反思工作的意义,决定辞职在家休整。她逐渐自发地认同起阮晓寰过去的那些“说教”。她并不认为,阮晓寰是在“pua”自己,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操纵她、反而是促使她发展自我,笑称“如果我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我肯定也要‘pua’他,关键是他还觉得很高兴。”

 

救援的“项目管理”

 

贝震颖强调,自己为丈夫声援,首先是出于道义,认同“说话和思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亲情只是为道德行动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要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价值,无可厚非。”

原本她有着作为上海人的骄傲感,觉得这座城市代表着中国最现代和发达的一面,理应拥有与经济水平相配的法治环境,“没想到,抛开这些繁华,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橘子发霉,霉点是由里而外散发开来的,只是一个地方多一点,一个地方少一点。”贝震颖去年时对我说,“牵涉进案子里之后,不得不去看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法再闭住眼睛。”

这是属于她的吞下“红药丸”的时刻。在接受“不明白播客”采访,贝震颖曾将丈夫比作《黑客帝国》中的男主角,“自己选择了吞下红色的药丸,去面对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去做持续的但是其实希望渺茫的奋斗。”

贝震颖接受“不明白博客”采访.

对自己行动的性质和后果,阮晓寰应该很清楚。他曾整理发布过建国后所有被判“煽颠”罪的犯人名录和事由。他也曾明目张胆地在博客中列出他所写的自认够得上“煽颠”的篇目,嘲笑“朝廷”还没有抓住他。与此同时,他比谁都更清楚,一个“无名”的“人权斗士”入狱的最坏结果。

2019年,在《开博十周年大事记》中,阮晓寰详细分析了“匿名策略”的风险:一旦因为一时疏忽暴露身份而被捕,不会有人来声援,甚至可能会被“直接整死在牢里”。

“本人知名度越高,对其保护作用越大”,他强调这是因为当局会顾忌舆论影响,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而知名度较低的六四民运劳工维权人士李旺阳疑似“被自杀”、藏族政治犯丹增曲扎在狱中受虐致死就是反例。

留在博客里的这条“草蛇灰线”,令贝震颖的心高高悬起。想起开庭时阔别近两年的他,身体消瘦了一大圈,昔日乌黑浓密的头发已是斑白,她每每忍不住掉泪,“可想而知他受到的压力有多大”。贝震颖说,那一刻,自己心中的委屈瞬间瓦解,脑海里只剩两个字:救他。

而她采取的关键策略,正是他提及的“知名度”。“我去推特有最低目标设定,就是要保住他的命,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对现实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更多人关注他,至少他们不敢乱动。”贝震颖说。

她也很清楚,在这场家属和公权力的较量中,“赌”的成分有多大,“你去看以前被抓的人,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成功的纪录很少很少”。但她仍然坚持,“呼吁二审公开公正,呼吁舆论监督,做肯定比不做的利益大,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没有任何损失。更何况如果对方明智,懂得权衡利弊,二审应改判。”

贝震颖拿出了职业经理人的劲头,全力以赴推进“阮晓寰救援”项目,目标、预期结果、风险都考虑得清晰分明。她深知官僚系统的效率,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抓住有限的“窗口期”,尽可能扩大“编程随想”案的传播度。

声援期间,贝震颖也说服公公婆婆,坚决制止情绪化的批评言论,基于事实和法律程序做争取。她归纳出了“法律为准绳,舆论是力量”的策略,在推特介绍中郑重为自己画下边界:“正向声援,避谈政治”。“我说话是很严密的,他们就找不到任何把我抓进去的理由。”贝震颖曾说。

 

高音喇叭、律师、《宪法》

 

贝震颖距离红线最近的时刻,是她拿着高音喇叭,到阮晓寰关押的杨浦区看守所周围一带,播放提前录制好的音频。由于法援律师占位,家属通过辩护律师和看守所的阮晓寰沟通被截断。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她特意请他父母录了闽南话,对外界“加密”,少给官方留下口实。音频大意是,家属已经知道他的身份,并且聘请了尚宝军、莫少平两位律师,国际媒体和舆论都在关注,希望他坚强,可以争取尽快释放。

贝震颖说,去年5月初开始,就有加油站工作人员跑出来干预,号称妨碍他们营业。她知道这是官方授意的。她又跑到高架上和靠近居民楼的路上放过几次,专门避开了午休时间。有人从楼上泼水,也有人骑车冲出来制止,令她安慰的是,旁边的老人劝对方不要管,说“她没有妨碍我们”。不过,她借此判断,“他们可能快要来抓我了”,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出了这件事,“不能全部让他们去说,暗箱操作,我做这些事都是大家知道的,合情合理合法,就这么简单。”

回顾到处奔走声援的日子,令她感念的是,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还愿意站出来为阮晓寰辩护。在越发“孤立无援”的局面下,贝震颖没有其它指望,“有时候律师能在精神上稍微有一些支持,就已经很好了。”两位律师曾在政府高压下,接力担任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她尤其看重这一身份,因为阮晓寰肯定知道两位律师。

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

阮晓寰曾经在闲聊中对她提过刘晓波的案子,开玩笑地问过她,万一哪天他被国安抓走,她会不会像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样为他到处找律师。当时,她眼中的丈夫还只是一个“道德水准很高的宅男”,她绝不相信他会利用手中的技术犯法,以为他“网络安全做久了,哪根筋不对了”,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红色封皮的薄薄一册《宪法》仍摆在书桌上,是阮晓寰买的。在研究法条时,贝震颖也拿来翻过。“也没用啊,刘少奇拿着《宪法》也被打倒了。”贝震颖自嘲。去年三月份去北京见律师前,她被北京国保拦截,面对他们,她还曾反复用《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来为丈夫辩护,“国家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如果你说他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谁主张谁举证。就算是‘煽颠’法条里的‘造谣、诽谤等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也要明确说明,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

仍然摆在阮晓寰家中的《宪法》.(网络图片)

过去的一年里,贝震颖利用空闲时间,读了不少中国历史和政治著作,其中也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她从中感受到的恐惧感远胜过自己亲历的。她不愿相信“文革从未离开”这样的说法,坚持认为像她这代“70后”的成长环境,网络信息渠道爆炸,科学人文思维和普世价值观弘扬,都不可能再倒退到文革时期。

不过贝震颖无法确定,公开声援是否符合阮晓寰的愿望,或许出狱后还会就此跟她吵架。“他把绝对自由看得很重,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被人观察和议论,可能会觉得没有隐私了就不自由了。但我没有办法,我必须权衡。”

早在2021年底,贝震颖就买了一包他喜欢吃的加应子——一种从他老家福建漳州一带起源的闽式蜜饯,盼着他很快就能宣判并释放。这包零食一直放在书房桌上,她不担心会不会过期,留着等他出来给他看也好。“大学里我送他的糖,他也还留着呢。”她笑说。

以前每年生日,贝震颖都会拉上阮晓寰,一起出去下馆子。自从他被捕后,她觉得已经没有“过生日”的必要,倒是父母会在家里给她做上一顿好吃的。更多时候,她一个人在家,偶尔也感到心慌,仿佛一场噩梦还没有醒来。不过,她不愿意“钻牛角尖”,“也要调整一下,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否则就不是他一个人坐牢,变成所有人都在为他坐牢了。”

她一度有了重回职场的打算。有些猎头找到她,但在后疫情的经济形势下,她想要的外企管理岗位几乎没有,好在她的心态很放松,“有机会就再出去工作,找不到也无所谓,只是作为和社会接触的窗口。我肯定会有新的成长规划,不会再像以前工作时那样。”她批判当下中国许多公司设下严苛的招聘“年龄门槛”,但还是感慨自己的这次“新生”,“四十几岁,再重新活过,还好也不晚嘛。”

 

这个世界变好了吗?

 

因为十二年的持续耕耘,“编程随想”堪称中国互联网的一块活化石。用贝震颖的话说,阮晓寰刚开始写博客的时候,“防火墙都还没有筑好”。他的blogspot被封,令他开始传授翻墙技能;当局接着封杀twitter、facebook等热门平台,甚至推动在电脑上预装监控和上网过滤软件,他才决定开始写政治博客。此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和运动,他都没有缺席记录,最为人称道的“遗产”莫过于托管在Github上的太子党关系网络”开源项目——整理自揭露中共高官权贵财富的大量公开报道。

阮晓寰于Github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

林立便是由此关注“编程随想”的,他也曾在博客评论区留过言。在他看来,阮晓寰系统整合和广泛传播网络信息安全工具,在国内是“绝对的先行者”,他的博客也成为“异议者的技术大本营”。直到2017年左右,中国政府加强对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严密控制,不断禁言、封号,许多普通人才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信息安全问题,自学起相关知识。

然而,更多人学会翻墙,并不必然带来思想解放,小粉红“出征”是另一种潮流。国内针对翻墙“违法违纪”的宣传和处罚日益增多,近年还发生了不少与信息自由相关的人权案件,比如以备份国内“404”文章出名的“端点星”案。

“端点星”志愿者陈玫(左)与蔡伟,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囚一年三个月.

贝震颖特别同情李翘楚。她因为帮忙管理恋人许志永的博客、上传文章,近期同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一审被判刑三年八个月。“真得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弱女子也让他们如临大敌,要这样去对待她。”

女权人士李翘楚因声援“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她想起,侦查人员也曾问过她有没有帮阮晓寰买过计算机相关的东西,好在婚后他们始终保持财务独立。她因公出国的情况也被仔细盘问。最好笑的是,在搜查家里时,一位肖姓警察随手拿起她的一本讲企业组织变革的书《变革之心》,竟以为是什么宣扬革命的反动著作,拿到她面前质问。

这是当年她参加所在外企组织变革管理培训的奖品,令她记忆犹新:“85%的人都不愿意变革,听到‘变’就害怕,所以重视组织里的人心是最重要的,争取那些愿意变的人,慢慢巩固变化和改善。一定要让大家发言,才能听到人心。”

阮晓寰在“编程随想”博客上留下的最后文字,是附议一位网友的提议,总结一些文章作为“建党百年献礼”。贝震颖深信,是有关部门把阮晓寰当作对上“献礼”的祭品,但因为未能攻破和关闭他的博客,他的遭遇也已被外界知晓,这一行动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有纠正不公正的裁决,才能挽回上海的司法形象。

阮晓寰在被捕前日发表的最后一篇博客.

“即使你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当初你请他喝茶告诉他对吗?而不是像现在想安一个罪名就安上去。”贝震颖愤愤不平。

我想起一位朋友告诉过我,负责盯她的国安曾给她这样“洗脑”:应该感到庆幸,我们来找到你,对你发出提醒,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找你了,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由他们说了算。

关于信息安全,她的经验是,你永远无法确定是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才逃开可能的关注。有时你感到一丝侥幸,觉得自己大概率已经脱离了某份“名单”。然后你就会感到厌倦,质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为了想象中的“安全”花费时间“隐姓埋名”地做自己心目中“正确的事”。甚至在感到危险临近时,闪过“破罐破摔”的心理,巴不得被抓后认命,结束提心吊胆的生活。

对于没有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行动者,通常会把“老大哥”想象得无所不能,无孔不入,而自己所谓的安全措施,总是像筛子一样布满漏洞。反观阮晓寰,他的安全意识领先于同时代人,这让他一度享有并非“虚幻”的安全保障,可以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无需在意审查的言论自由。

反过来说,他为了获得这种自由做了最长期的规划和演练,同时他没有浪费和滥用这种自由,而是努力将这个火种播撒给更多的人。这种十年如一日的“长期主义”,已经足够鼓舞像我这一代迷茫的年轻行动者。

“如果‘白纸革命’发生的时候,阮晓寰还没有被抓……”我忍不住问。

“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不会上街”,贝震颖断然否认,“他觉得有独立思考能力才是最关键的,他做的是类似鲁迅之前想做的事。”在她看来,后期的阮晓寰已经不再像早年那般“激进”。

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时,阮晓寰在博客中张贴了各地群众“散步”的照片,他自称为了不留下自己的蛛丝马迹,“自个儿拍的照片还是不放上来比较保险”。在那个社交媒体刚刚崛起的年代,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围观改变中国”是广为流传的宣言。

“他的性格是嚣张了一点,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他在网上无非是说了实话,这样说的人在‘墙外’不是太多了吗?他又没有拉着人做广告说‘你们来看’,是别人觉得他写得有道理才去看的,你觉得不舒服可以不看和忽视。”对于阮晓寰在“茉莉花革命”期间的言行,贝震颖曾不乏担忧,现在看得更为透彻:“合法的行动怎么就能定性为‘颠覆’,根本也是口袋罪乱扣。”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为别人去牺牲。”她不喜欢网友们把阮晓寰“架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却不想想自己有没有为之做了什么,有没有想过社会的出路,或是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她还无法去想象,最多四年后,他出狱时会是怎样的情境,也许在敏感时点“被旅游”是免不了的,也许和其它人权卫士一样,沉默一阵子后终被允许出国“流亡”……许多良心犯的故事,让她看到了一个被动塑造的“命运共同体”,从社会赋予的“不正常”的孤独感中解脱,深信自己才是极少数“正常人”,“再怎么样一遍一遍被清洗,人群中总有一定比例的少数人,在推动着历史,还是会有一点希望。”

现在她的力量都源自她自身,从历史中寻找人生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很多人可能一辈子直到死都没有发芽,有些人发芽了,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土壤太贫瘠了,就被扼杀了。”贝震颖相信,中国外儒内法的皇权统治,也只是成了历史的一个阶段,终将过去。反抗不反抗还不是最重要的。贫瘠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现状。你得先种草,把土壤养肥,接着才能种庄稼,一步步土壤肥力上去了,才能种出更好的东西。阮晓寰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停滞了,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想涌现出来,虽然‘墙内’基本上被压抑着,但就像蘑菇一样,地下还是会有根系在生长。”贝震颖说。

(文中林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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