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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兒童圖片展
中國女遊客華盛頓古蹟潑油漆
WRIC網綜合報導
涉嫌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國家大教堂等多處國家地標景點建築上潑油漆的一名華人女子田佳美(Jiam M. Tian，音譯)，2013年7月30日在過堂後不准交保。警方表示，田女的中國觀光簽證已過期，她疑似患有精神病，犯案動機仍待調查。58歲的田女30日在翻譯的陪同下，在華府特區最高法院過堂後，被法官下令繼續關押，並等候在本周稍後舉行聽證。
華裔女遊民田佳美涉嫌對林肯紀念堂與國家大教堂等華府地標潑綠漆，29日被警方逮捕。圖為林肯雕像腿部和底座濺有綠漆。(美聯社)
裔女遊民田佳美(右二)涉嫌對林肯紀念堂與國家大教堂等華府地標潑綠漆，29日被警方逮捕。(翻攝自NBC新聞畫面)
華府國家大教堂人員30日在清理管風琴上濺有的綠漆。(美聯社)
田女7月29日在華府國家大教堂遭逮捕，她涉嫌在兩座祈禱室內潑灑綠漆，並已被控破壞私人財物罪名，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面臨十年刑期。檢警兩方的資料指出，田佳美至少涉及四起用綠色噴漆破壞地標的案件，其中包括破壞華盛頓紀念碑在內。警方在29日獲報在史密松尼博物館外的另座亨利雕像(Joseph Henry)也被人潑上綠漆。亨利是著名電磁學專家，是第一任博物館館長。
教堂人員已連夜展開清理工作，Bethlehem Chapel在1912年開放，是教堂內最古老最珍貴文物，清理花費至少1萬5000元。
檢察官指出，田女持有中國護照，在幾天前才抵達華府，但簽證已逾期。警方表示，田女並無固定住址，但聲稱居住在洛杉磯。不過，她拒絕向警方提供任何住址、電話和電子郵件帳戶。
田佳美被捕時，右臂上穿著一隻彩色襪，警方說，另一隻則在盥洗室的垃圾桶裡被發現，這隻襪子掩蓋著一罐丟在垃圾桶內的綠色噴漆。
檢方以田女有逃亡和搭機至其他國家的風險，以及可能對社區造成危險為由，要求法官繼續羈押。助理檢察官錢伯斯(Kevin Chambers)指出，無法擔保田女在未關押之下，未來將會出庭。
涉餓死領養童 華人夫婦卡達被捕
美聯社
一對領養三名非洲孩童的加州洛杉磯華裔黃姓夫婦，因為被指控「餓死」領養的八歲女兒，目前被關在中東國家卡達，在美國的親友正在積極奔走，營救他們脫臉。
據報導，卡達官方調查同時質疑亞洲的黃姓夫婦為何為跨文化跨種族的領養非洲小孩。調查黃姓夫婦是否與「走私人口」或是「買賣人體器官」的國際非法組織有關。
美聯社8月5日報導，這對黃姓夫婦(Matt and Grace Huang)是屬在加州一個非牟利的組織「加州無辜計畫」(California Innocence Project)。組織發言人辛普森(Alex Simpson)5日說，黃姓夫婦領養的八歲女童葛莉亞(Gloria)在今年1月15日死亡，不久後，兩夫婦就被卡達當局逮捕。他們領養的另外兩名非洲兒童也不能離境，目前由孩童的祖母照顧。
辛普森說，葛莉亞隔一陣子就不吃不喝，接著又到處找食物，例如從垃圾堆找東西吃，暴飲暴食。他們認為這是葛莉亞小時候窮怕了的惡習。今年1月葛莉亞在四天未食後死去，卡達官員認為是被黃姓夫婦蓄意餓死。辛普森表示，黃姓夫婦被捕可能是因為跨文化種族的領養被當地認為太過奇怪，才引起卡達官方的注意。他表示有關詳情可到freemattandgrace.com，進一步瞭解。
加州洛杉磯華裔黃姓夫婦(右一與左一)涉嫌在卡達餓死領養的非洲裔八歲女童，遭到逮捕。(美聯社)
根據該組織資料，來自洛杉磯的黃姓夫婦在2012年搬到卡達。卡達因為要主辦2022年世界杯足球賽，大興土木，黃姓先生以工程師身分到卡達加入興建工程。
據報導，「加州無辜計畫」成立於1999年，位在聖地牙哥的西加州法學院(California Western School of Law)，宗旨在為犯人清刷冤錯案，是屬於全國「無辜聯線」(Innocence Network)的48個分支之一。
中國稱反壟斷 重罰美奶粉公司3,300萬美元
WRIC網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國家發改委）的反壟斷機構正對美贊臣、達能(Danone SA)和雀巢(Nestle SA)這三大外資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的定價行為展開全面調查。調查機構曾暗示，發現這三家市場佔有率最大的外資奶粉生產商濫用市場主導地位制定不公平的高價。
有評論說，這是一起政府顯然敲竹槓案件，中國幾乎不能生產合格奶粉，外資奶粉熱賣，引起政府部門眼紅，因而被重罰。
美贊臣週二表示，公司被處以近3,300萬美元罰款，以了結中國反壟斷機構的審查。該公司不打算對此提出抗辯。
美贊臣首席執行長Kasper Jakobsen稱，中國仍是公司最重要的市場之一，公司會繼續努力生產安全、高質、價格合理的產品。
此次處罰將導致美贊臣全年每股收益減少約12美分，儘管該公司重申了全年經調整後的利潤預期。
「人體展出」標本來自中國
目前，有兩個互相競爭的展覽在全世界巡迴，一个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的「人體世界」（「Body Worlds」）和另一家美國娛樂公司 「第一展覽（Premier Exhibitions）」主辦的「人體展出」（Bodies: The Exhibition）。兩家公司的淵源要追溯到德國的1980年代末期，哈根斯夢想塑化遺體，他的中國大陸學生隋鴻錦說服他，這個過程在中國將更加便宜。
1999年，哈根斯大連塑化公司得到大連市官方的批准。在2001年，在哈根斯的指導下和隋鴻錦的管理下，這個工廠開始劈開塑化身體製作切片，一些醫學機構支付幾十萬美元來購買一件標本。同時，隋鴻錦設立了他自己的秘密塑化工廠，其最終成為大連鴻峰生物技術公司。哈根斯發現之後秘密塑化工廠後大為光火，把隋鴻錦趕出他的公司，最後隋鴻錦便推出了自己「人體展覽」，由第一展覽（Premier Exhibitions）」公司主辦。
「第一展覽（Premier Exhibitions）」主辦的「人體展出」（Bodies: The Exhibition）於是在全世界展出 “人體”標本，這些標本原體是由華人隋鴻錦的「大連洪峰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提供。「人體展出」（Bodies: The Exhibition），這就形成了兩個競爭公司在世界各地推出人體標本巡迴展覽
「第一展覽」公司承認，展出的部份屍體來自中國大連市政府及醫療部門，包括当地政府的公安執法部門。
湖南计生局拒绝為64岁老妇取下节育环
维权网信息员向华报道
2013年7月19日，湖南攸县连塘坳乡阳升观村祠堂组贺善元（电话：18974131753）跟本网信息员说，1975年，他26岁的妻子在生完第二胎后就放了节育环，如今已有38年。放节育环这几十年来，他妻子身体很不好，下身经常不规则流血，精神状态极差，后来发展成了精神病人。到现在都64岁了还是下身经常不规则流血，近年甚至有时还小便失禁。据医生说，他妻子不适合带节育环，其身体已经受到严重伤害。可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来通知他们去取环。
2013年7月16日，他带着妻子到攸县计生局检查做B超，体内节育环清晰可见，但是计生局不同意取。对一个已经过了育龄期的女人，节育环有什么用，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张朴：如果火焰烧到联合国――写在第120位藏人自焚时
（一）
每一次的自焚消息传来，每一次都潸然泪下。不忍看的，那一个个鲜活、亮丽的生命，转眼间被烈焰吞噬，烧成焦炭般的骨肉。为了西藏的自由，为了达赖喇嘛能够返回家园，藏人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藏人的苦难何时能了？
一度，不少的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幻想：中共换领导了，习近平上台了，治藏政策要改变了。甚至还有谣传：允许在藏区悬挂达赖喇嘛像了。
现实却接二连三地粉碎了这些幻想：所有的电话和网络都受到监控，所有的村子都派驻了中共特务，所有的藏人都被分成三类人。只要把你划入“不相信党”的一类，灾难降临了，你不仅会被抓进学习班强制洗脑，连日常生活也遭到监视。中共正在把西藏自治区和整个藏区变成名副其实的大监狱。
只要中共政权还能撑下去，无论换多少代领导，对藏人的压迫都不会改变。因为一旦改变，中共政权就撑不下去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谁能阻止中共的胡作非为？有谁？
（二）
放眼看去，只有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和欧盟，能担起此重任。尽管饱受经济危机的折磨，力量依然举世无双。一向以维护人权、主持正义为荣耀的西方诸国，若能联合一致，对中共施加政治压力，甚至经济制裁，足以迫使中共停止对藏人的压迫。
然而，现实竟如此让人无奈。
面对中共在西藏犯下的种种罪行，西方政府除了动动嘴，做秀般的发一通谴责外，何曾采取过任何具体行动？就连派国际观察员入藏这样一个完全可能做到的事，嚷嚷多年了，至今仍停留在不痛不痒的嚷嚷中。
（三）
西方政客的见利忘义，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共运用敲榨民脂民膏积累下来的金钱，对西方国家软硬兼施，已是得心应手，每每大有斩获。
法国总统奥朗德最近访华，中共事先抛过来一份购买“空中客车”的协议，记住，只是协议，而非订单，就已经使奥朗德在提到西藏问题和藏人自焚时，轻描淡写，一句带过。英国首相卡梅隆算是有骨气的，虽有中共一再威胁利诱，卡梅隆仍然在国会会见了达赖喇嘛。事后中共居然要求首相道歉，否则就要取消对英国的新机场或高速铁路的投资。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新机场或高速铁路，仍处于纸上谈兵，建与不建还是个未知数，就已经有英国的政客在预言，未来再也不会有首相敢会见达赖喇嘛了！
拥有28国的欧盟更是被分化瓦解得惨不忍睹。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这类小国，常年拿中共的援助，手软嘴软。主管外交事务的欧盟副主席阿西顿女士是个左派，与中共关系密切，曾经为人权问题去中国，正事没办好，却到西安游山玩水。欧盟外交部东亚司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乃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讲一口流利中文，曾长期任驻华外交官，要这样的人不帮中共说话，也难。
（四）
做过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麦凯恩曾质问奥巴马政府：还需要再死多少叙利亚平民，美国才伸手相助？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问西方：还需要再自焚多少藏人，藏人的苦难才能引起西方的强烈关注？藏人的正义事业才能得到西方的强硬支持？
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当西方国家们对藏人自焚表示关心时，用的又是老一套话语，什么“感到深深悲痛”，什么“鼓励中国与藏人进行建设性对话”。要是我在场，我会一口唾沫啐过去！六十三前，当中共军队渡过金沙江，大举入侵西藏时，西方大国沉默不言，只有蕞尔小国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动议，要求谴责中共的侵略。九年后的1959年，当中共大规模屠杀藏人时，又是小国马来亚联邦提出议案，要求派遣联合国调查团去西藏。今天的西藏正面临着种族、文化、语言的灭绝，竟然看不到一个或大或小的西方国家敢于在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共的议案！
藏人自焚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抗议和唤醒世界。西藏的形势在恶化。悲观绝望、忍无可忍的藏人，会不会把自焚的火焰烧到联合国，烧到白宫，烧到欧盟？悲剧一旦发生，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还会继续的麻木不仁吗？
（五）
同情、支持藏人正义事业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力量分散，至今难以对中共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波。有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共同努力，设法动员一到两个不拿中共金钱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议案，除了谴责中共的残忍无道，更要要求立刻派出调查团去西藏。
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已经是民主国家，即使中共竭尽全力阻挠，也挡不住议案在多数票的赞成下获得通过。西藏问题将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把中共推上道义的审判台，从而给饱经苦难的藏人以更多的勇气和希望。
青海塔尔寺的喇嘛(由李原风于 2013年7月发布)
青海塔尔寺的喇嘛(李原风于 2013年7月发布)
张安妮如何上学？ 致蚌埠当局公开信
中国妇权义工： 姚诚 2013年7月28日于合肥
今年6月中旬，安妮与父亲不堪国保监控从家里跑了出来，在我开车去南方的路上，她一直坐在我的身边（副驾驶位置），这个十岁的可爱的小女孩，象出了笼的鸟，一边看着车窗外飘过的山山水水，一边畅述着这几个月来、不，应该是自记事以来不堪回首的一切、一切……。
我曾问过安妮，为什么不想在蚌埠上学？
孩子这么回答：没有朋友玩，老师和同学都离她远远的。
众所周知，合肥事件后，安妮回到蚌埠上学了，进校当日，学校师生列队欢迎，场面之隆重实为建校以来之不曾，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某大领导或外国贵客来访，仔细一看，全校正在欢迎一位本校的小学生，且这位小学生并不是载誉而归，恰恰相反，还是刚刚经历了全世界轰动、从合肥琥珀小学被强行带回蚌埠，且其父还是被安徽当局列为头号持不同政见者张林的女儿。
试想，孩子在教室没人理，在操场没人玩，在课后不能去同学家、甚至老师都不敢随便家访，这个学校孩子能呆的下去吗？她毕竟只有十岁呀！
不错，蚌埠当局一直强调，学校欢迎她，留了学籍，留了坐位，可你们想过没有，孩子在这个位子上能坐的住吗？
安妮和姐姐在父親的律師及友人陪同下一起到看守所探視父親張林。
离下学期开学只有一个月了，现如今父亲又被关进了牢房，你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你们是否还想把孩子继续放在这个让她更加难受的位置上？诺大的中国，诺大的世界，就不能让孩子自己选择吗？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安妮的亲属和朋友们，大家帮忙，让她远离这块伤心之地，给孩子一个阳光、自由、开心的氛围吧，也希望蚌埠当局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一路绿灯。
中國婦權紐約舉辦活動 將出版《邵氏孤兒》英文版
中國婦權義工： 張羽君
中國婦權2013年7月27日在紐約聯合廣場舉辦中國失踪兒童圖片展，活動現場展示了數百張中國失踪兒童的照片，旨在呼籲美國民眾關注中國的兒童拐賣問題，並希望美國政府把這一話題納入美中人權對話範疇。中國大陸每年被拐賣的孩子多達20萬，但中國政府從來不公佈具體拐賣、失踪兒童整體準確的數據。根據美國《2013年度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中國大陸連續多年被列入第二級觀察名單後，自動降級到第三級，也就是列入世界上販賣人口最嚴重地區之一，這說明中國大陸的人口販賣現象相當嚴重。儘管中國經濟強勁，並沒有基本保障婦女兒童的權益，地方官員、人口販子依然強奪、拐賣兒童以牟取暴利，而且越來越規模化、專業化。
在紐約聯合廣場舉辦的中國失踪兒童圖展活動現場。
5歲的小義工在派發單張。
中國婦權同時宣布將翻譯出版著名調查記者龐皎明（筆名：上官敫銘）的新書《邵氏孤兒》英文版。上官敫銘冒著死亡威脅，記錄了湖南昭陽市計生官員以“非法超生”為由，強行奪走農民家庭的嬰兒，以免除其“罰款”的真實故事。 “超生抵罰款”的孩子們被出售到政府兒童福利院（即孤兒院），福利院再以大約3萬美金的高價被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家庭收養。外國人高價的收養，間接刺激了中國的拐賣人口市場。中國政府的一胎化政策是拐賣人口問題的毒瘤，“內銷外銷”牟取暴利的利益鍊是滿佈在毒瘤上的血絲網，它們相互依賴，惡性循環，這就是多年來中國反拐拐更狂，依然有大量孩子失踪的癥結。
張菁說，湖南邵陽市政府的兒童福利院裡面就有幾十個兒童是“超生抵罰款”的，其中僅我們了解到的至少15個孩子已經到了美國。
《邵氏孤兒》作者調查了“超生抵罰款”受害者家庭，以及政府孤兒院“洗白”孩子身份信息，進而高價讓外國人收養的全過程，但中文版在中國大陸至今不能出版。中國婦權希望英文版的出版能夠引起更廣泛的國際關注，尤其是引起美國收養家庭的關注，也希望社會各界能夠捐款資助該書的英文版翻譯出版。
此次活動的照片均為中國婦權義工在中國大陸各地收集而來的。義工中很多是丟失孩子的父母，他們自組互助小組以尋找失踪的孩子。這些鬆散的民間尋子聯盟，不僅沒有得到有關政府部門的幫助和安撫，相反，他們的尋子活動經常被地方執法人員的威脅，甚至受到警方拘捕。
一位來到聯合廣場展覽現場了解失踪孩子現況的華裔婦女說，她收養了三個孩子，其中2個女孩是16年前從中國的湖南省衡陽政府兒童福利院來的，另一男孩是從越南收養。她非常小心的問起，如果丟失孩子的親生父母知道他們的孩子在美國或其他國家，會如何做呢？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說，衡陽兒童福利院曾經也被揭發出買賣兒童醜聞，希望你的女兒們不是被拐進福利院的失踪孩子。不過你不用擔心，我們曾問過不少尋找孩子的父母此類問題，他們的回答大致相同：我們只要知道孩子還活著，就心甘了，不再四處尋找。如果是在美國或西方國家，我們絕不會去認領他們回中國，不要她（他）回來過我們這種日子，默默地祝福她（他）就安心了。
張菁指出，僅在今年7月份就收到好幾名13歲左右的少女失踪的家長求助案例。現在中國有一種歪風，花5萬元人民幣買一個少女，即所謂的“開苞”，如果單單解釋為與多名未成年少女同期失踪僅僅是巧合，未免太牽強。她說，中國政府完全有足夠的資源杜絕此類犯罪，卻沒有作為。表面上中國政府宣傳自己撥了很多款項去反拐，但是收效甚微，解救的人口和失踪人口不成比例，善後輔助工作資源不足，且缺乏專業人員跟進。
活動進行了6個多小時，10幾名義工頂著烈日派發單張宣導，並認真地向路人解答有關的問題。義工張羽君一家4口出動，5歲的小皮皮在大人的帶動下，成為年齡最小的義工，派發單張比大人還快，而1歲半的淘淘成為中國婦權忠實的粉絲，全程圍觀。
部份義工。
CUSIb聯合主席Ann Noonan女士也到活動現場表示支持。
母女檔義工。
WRIC創辦人張菁在接受媒體採訪。
義工認真講解。
孩子受教育。
熱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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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
這小孩走過來捐款。
午飯時間到，大家開飯。
下午五點，大家收工。
好熱！
杀孕妇卖尸配阴婚 主犯赴刑场
2013年7月24日，记者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曾经轰动延安的杀人卖尸案主犯王海荣23日已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2011年5月22日，王海荣提议并伙同刘某、冯某(同案被告人，均已判刑)驾驶冯某的汽车在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盗窃摩托车未果后，王海荣提议杀人卖尸。当日下午，3人行车至宝塔区姚店镇三岔路口桥头时，发现孕妇罗某在路边候车，王海荣便以载客为名将罗某骗至车上。行车20分钟后，王海荣与同伙借上厕所之际，下车进行作案分工。车辆继续行驶中，刘某将车门反锁，王海荣便扼住罗某的颈部，刘某抓住罗某的手，后王海荣又指使刘某继续扼住罗某的颈部，无辜的罗某因被扼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随后，王海荣与其同伙驾车至延川县，将罗某的尸体卖给他人已逝的儿子配阴婚，共得赃款22000元(其中，王海荣14000元、刘某4000元、冯某4000元)。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海荣与其同伙以出卖尸体牟利为目的，将一名无辜孕妇残忍杀害，遂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王海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海荣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最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配阴婚地下链条调查：陋习难除
山西日报记者： 胡增春
活生生的陕西残疾女陈某被陕西人丁某、山西运城人关某、王某带着“配阴婚”，幸亏被芮城公安民警截获，阻止了一起后果难以预料的恶性事件。本报7月12日对此事进行报道后，反响强烈。目前，陕西省华县警方正在对该案进行后续侦破工作。
被拉到山西配阴婚的陕西残疾女陈某（左）已回到家中，因为智障，她尚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一次生死劫难。
记者在采访此案时了解到，在运城、临汾的乡村，近年来发生多起因为配阴婚引发的刑事案件、民事纠纷，配阴婚这一古老陋习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减少，反倒因为经济发展而增多，且受利益驱动，已出现专业人员和黑色利益链条。
配阴婚源自民俗压力和心理需求
稷山县某村65岁的杨某最近接了一桩生意：邻村一户人家的儿子多年前遭电击身亡，因为年龄尚轻未婚配，其父母最近要给儿子寻一个合适的“鬼妻”。老杨多年从事婚姻介绍，是远近有名的媒人，为人热情活络，四乡八村跑动，信息灵通，他主要是给活人说媒，但是“配阴婚”这样的活儿找上门，他也不拒绝。“是个好孩子，可惜了。”老杨介绍着，从黑皮笔记本中抽出一张相片。相片上的人浓眉大眼，身材苗条，按出生年龄算已经25岁了，只是生前留影时的模样未脱稚气。
在老杨的理解中，成全这样的事，“算是积德”。因为在当地，未成年去世的人只能埋在“乱葬坟”，经过冥婚才可以迁入祖坟，享受家族后辈人清明时节烧纸焚香的祭奠，否则就只能做“孤魂野鬼”。“家境不赖，兄弟姐妹们日子也过得好。大人们攒了点钱，觉得孩子孤苦，也是了一了心事吧。”老杨说，“我也就是多操一份心，遇到合适的说一下。”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因为民间有对正常死亡和夭亡区别对待的民俗，夭亡者的父母都有为孩子配阴婚的现实压力，而且从情感上说，也有对得起孩子的心理情绪需要安慰宣泄，所以经济条件一旦允许，往往会有这样的需求。
信息灵酬劳高催生职业“鬼媒”
老杨要多操的一份心，就是多注意一下年轻身亡姑娘的消息，一旦获悉，“尽快上门撮合，不容迟缓。”“没结婚的姑娘过世了，要埋也得埋进乱葬坟，女方的家长也急着给姑娘找个下家合葬。现在不好遇了，经济条件好了，要的人多了。一般都是人不埋就有说媒的找上门。前年有个姑娘，从小有病，在医院去世了，没两天就说好了，3万块钱冥婚订出去了。”老杨说。因为比起正常的姻媒，配阴婚的比例稀少，合适的女方尤其不好找。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高酬劳、大利润。
横跨晋陕，“拉着活人配阴婚”案件的涉案者关某，就是受到了高利润的诱惑，不惜跨省奔波甚至作案的。“家里3亩桃树，正收桃子了，接了一个陕西来的电话，啥都不说，撂下就要走，我劝都劝不住。”2013年7月16日，记者找到了关某的家，关某的妻子哭诉着回忆当时的情形。
据关某所在村子的村民讲，关某就是一个半职业的中介人，“谁家的男孩不好找对象，他就给张罗。”但是，村民和家人都不太了解或者不愿意提及的是，关某还是一个职业“鬼媒”。民警从关某包内查获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运城、临汾多家医院太平间、殡仪馆联系人的电话。
老杨不好获取的信息，关某等人找到了渠道。打墓者，丧葬鼓乐、灵棚等设施的出租经营者，棺材店、寿衣铺老板，医院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因为职业的便利，他们掌握了最多的信息源，近年来多起案件都有这些从业者涉案。而因为专业链条的形成，他们之间互相合作，形成团队，共享收益。
在陕西残疾女陈某被拐卖配阴婚的这起案件中，据初步侦查，一条明显的链条显示：山西一边，临汾某家为意外身亡的儿子寻求阴婚对象，出价7万元，万荣人王某和盐湖区关某共享了这条信息；陕西一边，华县陈某“病重”，要找阴婚男子，陈某的亲属受到委托，传信给当地专业“媒人”，孙某和另外一名女子获悉后，开始和华阴男子丁某合作。因为日常联系，陕西这边联系到关某和王某，与陈某家人达成3万元的协议，最后丁某通过平常建立的联系，在医院违法开出了陈某的死亡证明。在此过程中，关某给每名参与者都许诺了1000-3000元的“好处”。
陈某还活着就被拉去给死亡的男子“配阴婚”，类似的极端事件并非一起。采访中，办案民警告诉记者，2008年，芮城警方曾破获一起盗尸案，主犯薛某伙同梁某、张某，自2006年至案发，3人从芮城县7个乡镇盗挖女性尸体11具，“配阴婚”获利。
薛某时为芮城县人民医院太平间的看管员，死者家属凡是需要殡葬服务的，他经常充当中间人。梁某和张某是专为死者下葬的打墓者，和薛某熟悉。薛某交代，2006年接触到配阴婚的生意后，他产生了邪念：“找阴亲”需要说服女方家长，还需要下聘礼等一系列繁琐的礼节，如果从坟墓里将尸体偷出来，岂不是一本万利？随后，其找来梁某、张某，三人一拍即合，疯狂作案，一旦获悉哪处有新下葬的女尸，就在夜晚盗尸，每具尸体可卖两三万元，最高的卖到四五万元。他们甚至到陕西一带踩了点，打算跨省作案。记者梳理近年案例，类似案件在陕西、山西之间出现多起。
2005年3月28日，西安火车站派出所执勤民警在乘客杨某携带的尼龙袋中发现6具完整的女性尸骨。原来，家住陕西西乡县的杨某，想赶在清明节前将尸骨运往山西卖掉发一笔横财。
2011年，陕西人庞某、赫某、白某、张某，先后流窜至洛川、黄陵、咸阳等地，掘墓盗窃女尸，并连夜运回藏匿于家中。为使女尸能卖个高价，几人对尸体进行清洗处理后，再伪造医院的尸体出库档案，通过他人介绍，出售给陕西延川、榆林、神木以及山西等地为他人配阴婚。4人共盗窃女尸10具，获赃款24万余元。在临汾霍州和洪洞，甚至出现过为配阴婚获利而杀人的案件。2006年，陕西人杨某、刘某、惠某分别联手作案，前后将两名女子谋杀后运到临汾配阴婚获利。该案件同时涉及多起掘墓盗尸倒卖配阴婚的案中案，陕西某县人民医院停尸房看守者涉及其中。
为何会出现极端恶性行为？皆因為利益驱动。
据介绍，在配阴婚生意中，有“湿尸”和“干骨”之分。刚去世未下葬的年轻女尸，男方父母亲属可以出到7万元，身份户口等手续齐全、年轻、生前面容姣好者可以更高；如尸体已经腐烂变形，则价格较低；而埋葬多年的尸骨，则只有1万元左右。杀人、盗尸者省去给女方父母的财礼，自然获利更多。
法律存盲区导致陋习难除
7月24日，记者拨通了万荣县卫女士的电话。2010年始，为了给死去的妹妹芳芳(化名)一个心安的交待，她一直奔波于各级司法部门。去年，她曾经求助记者，而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一个结果。
芳芳1994年和同县的徐某结婚，2003年6月9日因胃癌去世。“我妹妹生前没有孩子，按照风俗，没有葬入徐家祖坟地，只是葬进了徐家的承包地。后来徐某又娶了媳妇，这个事情我们也能理解。每逢清明、七月十五等日子徐某还去祭奠我妹妹。后来听说，徐某现在的媳妇常常为此耍泼闹事，甚至扬言要将我妹妹的尸骨挪出徐家的承包地。我们知道后十分气愤，但也以为只是嘴上说说，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出格！”卫女士说。2010年，他们获悉芳芳的墓穴被人动了，过去查看时发现尸骨没了，公安机关介入后，徐某承认，芳芳的尸骨给邻县一家“配了阴婚”。
卫女士随后从办案人员那里得知，芳芳的尸骨以10800元的价格说给邻县一家过世的儿子配阴婚，2010年1月10日埋进了对方家的田地。
据卫女士说，当地公安局将此案件以盗窃尸体罪进行了立案侦查。但2010年6月20日，该县检察院以“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302条盗窃、侮辱尸体罪的特征，不构成犯罪”退回案卷。卫女士之后又提出申诉，也被县检察院驳回。
卫女士及家人又先后多次到县法院以“刑事附带民事”进行起诉，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自诉不予受理。卫女士在3年中多次到运城市公安局、运城中级人民法院、运城市检察院、运城市政法委、山西省检察院反映，虽然得到过一些负责人的批示，但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案子现在在运城中级人民法院，我最近去问，说快给我们一个结果了。”卫女士说，“维权太难了，跑了3年，就是有个好的结果，能不能执行得了啊？”
“如果执行得了，你妹妹的尸骨怎么安排啊？”记者问。
“按老家的风俗，也不能埋进我娘家的坟地。还是得找一个人家配阴婚，这个不难。我们就是想，妹妹活着的时候可细致了，不能随随便便找个陌生的人葬在一块儿。”
购买女尸配阴婚者能治罪吗？芮城县当年办理薛某案件的民警说，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二条，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买卖环节的参与者，没有相关法律支持可以制裁。
中國婦權聯合廣場展出中國失踪兒童圖片
Time: 11am-5pm,July27, 2013
時間：2013年7月27日（星期六）上午11時 – 下午5時
Location: South Steps, Union Square, New York City
地址：紐約市聯合廣場公園南邊
總部位於紐約的中國婦權組織（WRIC）2013年7月27日（周六）在曼哈頓聯合廣場開展失踪兒童圖片展活動，呼籲各界關注中國嚴重的兒童失踪及被拐賣情形，提醒美國收養家庭前往中國收養孩子時，必須確認收養的孩子真是孤兒，不是被偷、搶而來賣給孤兒院（中國大陸稱“兒童福利院”）的孩子，外國家庭的高價收養，將間接刺激中國拐賣人口市場，人販子不惜鋌而走險獲取豐厚的利潤。美國《2012年度人口販運問題報告》將中國大陸再度列為第2級觀察名單，說明中國大陸拐賣人口問題非常嚴重。
中國的經濟騰飛沒有遏止嚴重的拐賣人口問題，每年依然有大量的孩子和年輕婦女失踪。據有關調查，每年有20萬孩子落入人口販子手中。而中國政府的一胎化政策是導致人口拐賣問題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男女性別比例的嚴重失調，很多家庭以購買女孩或婦女來傳宗接代，甚至一些地方公開綁架女童，再通過黑市販賣到需求的家庭或做夜店性奴。
中國婦權將展示數百張中國失踪兒童的照片，照片由WRIC中國各地的義工收集而來，義工大多都是丟失孩子的父母。他們在全國范圍內自行互助組成解救小組，這些民間尋親組織不僅沒有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積極協助，相反，他們在尋親及反拐賣宣導活動中常被當地政府官員威脅，及受到警方拘捕。
“中國政府完全有資源在打擊拐賣人口問題上加大力度，也許各種社會問題太嚴重，事實上，中國政府歷來就沒有真正重視過拐賣婦女兒童問題，否則就不會連年上《年度人口販運問題報告》黑名單，”中國婦權的創辦人張菁說，“2009年後新增資源並未有效的被利用，解救的人口與失踪人口不成比例，善後輔助工作資源不足、缺乏專業人員跟進。”
活動還宣布，中國婦權將出版著名調查記者龐皎明（筆名：上官敫銘）新書《邵氏孤兒》英文版，上官敫銘冒著死亡威脅記錄了“超生抵罰款”的真實故事，但中文版在中國至今不能出版。貴州省的鎮遠、湖南衡陽、昭陽等多個城市的政府兒童福利院（孤兒院）已被揭發出“買孩子“案件，《邵氏孤兒》揭露的就是湖南昭陽市的計生官員以“非法超生”為由，將農民家庭的嬰兒強行抱走，以免除其罰款的詳細調查，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超生抵罰款”醜聞，這些“超生”的孩子以3千至8千元人民幣（460至1250美元）被出售到政府兒童福利院，再以大約3萬美金高價被賣到歐洲或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收養家庭，計生官員、中介組織或中間人則從中獲取暴利。
這類在中國國內全面傳播開來的“生意模式”沒有被西方媒體重視，因此。中國婦權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引起廣泛的關注，尤其是引起美國收養家庭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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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權
Women’s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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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电视台拍摄WRIC义工维权动态
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
2013年5月底接到德国电视台的电话说要拍摄一个有关于维权的纪录片，要采访我在中国妇权的工作，时间定在6月份，问我是否愿意，我犹豫了一下后，答应了他们预约采访的要求。
我和中国妇权义工姚诚先生商量采访计划，最后我们定下了活动路线图：
1、回访福建的童养媳；
2、探视安徽寺院孤儿；
3、参加西安寻找失踪孩子活动。
6月我临时到香港参加一个人权会议，让姚诚配合德国记者展开一些前期采访工作， 6月12日姚诚让我预定好到厦门的飞机票。14日我将直飞厦门参与福建莆田童养媳DNA测试的寻亲大会。
下午我准备去机场前，为了进一步确认，打了电话给姚诚，得到的答复是：福建的活动因其他原因临时取消，目前福建非常敏感，不要过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出于长期的维权经验，预想到一些不祥的情况。但为了安全，没有在电话中追问什么原因，最后我启程回到佛山家中静候消息。
2天后，德国记者网上与我联系，她说福建的采访活动暂时不能如期进行，受到了当地警方的强烈干扰，不得不撤离福建，也不得不改改变原先的计划，先去安徽寺院探视被遗弃的女婴。被警察驱赶、骚扰，甚至拘捕是中国维权常态，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于是我马上坐飞机到合肥与他们联系。
晚上，我一出机场的出口，经验告诉我，必须防范警察的盯稍，我把手机的电池拔掉，并找到姚诚的车。一上车看到姚诚，我惊讶的问：“你怎么那么疲倦和憔悴？而且几天工夫看上去瘦了很多？”他笑了笑，简单地告诉了我，他用五天五夜的时间开了五千多公里的路程，在福建如何的和警方上演了一起现代版的“警匪”追斗片，现在能平安回到安徽就算庆幸了。我为姚诚的勇气深感敬佩，自2008年以来，他作为中国妇权的义工，曾经历过无数次与警察、乡下村干缠斗、追赶，惊险的场面有2010年独自去山东利津采访被强制引产导致一尸两命的马继红案，险些被当地计生村干拦截，殴打；还有2011年他带领一群残疾人士声援陈光诚时，他们的车被当地警察追赶了100多公里，如果追上了后果严重。晚上我们周详的安排了第二天到寺院探视孤儿的行程。
19日我和姚诚很早就驱车到了安徽安庆市桐城县的古灵寺，看望我们曾经帮助过的寺院里的孤儿。德国记者陈璐则和北京来的电视台工作组一行四人汇合后再与我们联合。
探访受警查阻扰
古灵寺正在改建中，寺里住着一位师太，她和中国妇权的义工是老朋友了，多年来中国妇权一直在关注这些寺院里的孩子，2009年她们抵抗强制拆迁的时候，大人孩子被工头殴打，而当地政府也不管，中国妇权的义工姚诚等来到这里，拍摄了被拆迁的环境，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并向各级政府机构投诉，位于纽约的中国妇权总部也积极呼吁声援，后来工头们才收敛了一些，最后的补偿也稍合理一点。寺院的这位师太50岁左右，她一共捡回来30多个因计划生育而被遗弃的孤儿。她说当年很多女婴被父母遗弃在各个寺庙的门口，佛家是以慈悲为怀，早上师父们开门看见孩子都会抱回来，这些孩子一般都是刚生下不久，生命很脆弱，有些肚脐还没有剪掉，但也有一些已经被冻死、热死或野狗咬死。师父说，现在她目前收养了6个孩子，其他的实在无力抚养就送给好人家去抚养，现在最大的一个出家了，在佛学院修佛学，老二在马鞍山上大学，老三刚幼师毕业，老四在念初三，老五四年级，还有一个1岁多。
这些生长在寺庙里的孩子，她们吃的是素食，很多营养不良，同学们也瞧不起她们，笑她们没有父母，没有家，不少孩子患有自闭症。（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QHbO61lSM）
2008年古灵寺被拆迁前女孩们的合影。（photo by WRIC）
2010法华寺的女孩和老师傅。 （(photo by WRIC）
还是老问题，自从中国妇权义工2008年首次来到寺院，并报道了这群没有户口、被社会遗忘的“黑孩子”后，师父常提起的，也是令她们最头痛的就是孩子上学学费的问题，因为寺院是靠一点微薄的香火钱，每到上学，为了让孩子能有钱读书，师父就要到处化缘。孩子如果生病了，也没有钱送去医院治疗，都是用一些土办法治疗。
当她谈到关于2013年6月17号中央七部委下达的一份通知，通知明确的规定，个人和民间机构不得收养婴儿的规定时，她显得十分无奈。
她说：“政府的说法，出家人不应该设家，养了孩子就像一个家，但是寺庙慈悲为怀，在上世纪70年代未至80年代，90年代初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很多父母为了生个男孩，得到计划生育的指标，不得不把生的是女婴的孩子扔掉，很多家长把孩子放在寺院的门口，作为佛家人，不能见死不救，孩子通过师父的抚养，和师父建立了很好的感情，生父不如养父亲，她说寺院就是民间机构，如果根据17号七部委的通知，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生活，孩子是不愿意到福利院去生活的，这说明政府要抢孩子了，很多人都知道福利院就是一个合法的卖孩子的机构，如果把孩子送过去，就等于把孩子卖了，孩子被父母遗弃已经伤害了一次，现在政府又对孩子进行了第二次的伤害。”
我和师父谈了10多分钟，正谈得的高兴时，我把这次来的目的告诉师父说：“我们的到来主要是想和孩子聊聊，关心孩子，看看孩子还有什么的需要和想法，并且有电视台要拍摄。”师父答应了。正当我和孩子在进行交谈及拍摄时，寺院里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一直戴着墨镜。师父被这两个人叫去寺里的一个角落约谈。师父出来后，显得非常的紧张，并且提出如果我们要拍摄，她要打电话給宗教局的局长请示方可进行采访。
为了尊重师父，我们让她打电话，宗教局的人来了，原来就是刚才的两个人，一个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是宗教局的局长。他们要求记者拿出记者证，戴墨镜的国保并做了登记，接着他还要登记其他人的证件。我婉然拒绝，马上明确地告诉他，刚才德国一台的首席记者给你证件看，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你没有经过她的同意，你用笔抄下，这都算了，现在你要我们几个人拿出证件给你看，你没有这个权利搜查我们的证件，也请你出示相关的证明，我们才可以给证件你，否则，没门。同时我们也阐明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是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一切的拍摄都是合法的。
这时候，又有几个便衣进进出出，外面的小车也聚集了好几辆，便衣和穿警服的不下三十多人。姚诚则和师父，国保一直在交涉，并说我们是要找孩子谈天，而且孩子也愿意接受与我们的交流，你们要尊重孩子，不能剥夺孩子自由说话的权力，宗教局的局长和国保的做法就是侵犯了孩子说话的人生自由权利。师父由于受到了来自宗教局和国家安全部的强大压力，她显得很紧张，也趁着混乱中安排了一个孩子出去玩，我们也不想给师傅增加麻烦，在姚诚1个多小时的交涉无果下，和孩子的交流、拍摄工作被逼中途停止。
我们出来后，通过商量打算去另外一个寺院看望孩子，但是遭到多辆小车的跟踪，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耍掉也摆脱不了跟踪，到了晚上我们来到安庆市的潜山县城，找了个宾馆住下。
吃了饭后，德国电台的记者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惊讶和不可理解，他们认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并且今年中国门外交部发表蓝皮书，还说中国的人权要比美国好五倍的国家，怎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寺院收养的孩子，要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妇权义工聊天、拍摄，也遭到来自宗教局和国家安全部的强烈干扰？这哪里有人权呢？
晚上，德国电台的工作组针对今天所发生的事在宾馆里采访了我和姚诚。
记者问姚诚：寺庙里的孩子多吗？
姚诚答：很多，安庆市也算是一个宗教的发源地吧，这个市有大大小小的寺庙几百个，单单桐城一共有五十多座寺院，每个寺院几乎都收养了女婴，这些年来到底收养了多少个弃婴，我们也没法准确的统计。”
接着记者问我：昌兰，对于寺院里有那么多的女婴你是怎样认为的呢？
我答：因为我作为一名女性，我对孩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觉得这些孩子非常可伶，这些孩子都是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一些育龄妇女或她们的丈夫思想封闭，重男轻女，希望能生个男孩，为了留下生育指标好个生个男孩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让这些孩子一出生的同时就失去父母的爱，一生带着遗憾……。
我继续说：这些不幸的女孩，生下来不是被弄死，就是丢掉，最好的情况就是往寺院里送，并活了下来。
记者：中国妇权这个民间的机构，你以前为她们做了些什么？
我简单分享了中国妇权的义工们如何帮助寺院女孩的工作。2008年1月义工们发现寺庙里的这些孩子后，开始在桐城的寺院进行报道，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后来有一点成效，当地政府向孤儿们发放每月78人民币（大约12美金），我们继续不断呼吁政府部门关注孤儿生活问题，同时，中国妇权给庙里的孩子，分年龄段每个孤儿每月补助300元至500元不等的生活及学费补助，而且从桐城扩展到多个县市，从几人发展到数十人。一直到2011年，政府才开始承诺每名孤儿每月发放600元人民币，中国妇权就没有发放补助费了。在安庆市和直属下面的七个县都有寺庙。也有收养女孩，中国妇权很想帮助这些女孩，我们知道寺院女尼们常常不能准时或收到应有的补助，这扣那扣，到手的不足以维持目前的基本生活。但我们妇权的经费相当不足，我们感到爱莫能助。
记者问：明天你们还去寺院看望孩子吗？
我說：今天我们去第一个寺院看望孩子，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不断干扰，我们打算明天早上凌晨4点钟起床，从潜山县经过太湖、上213国道，到宿松县的临江俺和山顶上的“三千寺”看看那几个孩子，因为寺院里的孩子面临上户口困难的问题，早些年，不少寺院的师父想方设法把孩子的户口登记在居士家里，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挂上了一个家庭才有户口，有了户口才可以上学受教育，不过女孩们依然生活在庙里，生活支出还是靠师父来维持，像这类的孩子寺院里有三分之一，事实上她们是是孤儿，但却享受不了政府给孤儿的待遇。根据国家的规定每个孤儿每个月补助600元的生活费，但是这三分之一的孩子却一分钱没有拿到的。我们想明天去探望她们。
20号早上，凌晨4点多，我们起床就和记者一起出发了，本想起个大早，迅速地去到寺院，就算警方发觉我们来到寺院，跟上来，我们比他们早，我们看望孩子也结束了。
按这样的安排，我们的车子向寺院驶去，谁知道原来国保一直24个小时在盯着我们，我们的车子刚上公路，前后就有车子紧跟着，我们的车子慢他们也跟着慢，看到这情况 ，我们和记者的两辆小车在大别山的高速公路上，开始展开了像电影中的追逐镜头，一路上，当局的车子换来换去，后来我们发现有无牌的车子也跟上来。当我们经过高速公路的山沟里，发觉有牌无牌的车子突然都不见了，姚诚机警驶向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服务区躲了起来。
下车后，以为可以摆脱跟踪，但是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管我们怎样想甩脱跟踪也没有办法。实际上当局已经出动了天网卫星在跟踪了我们，我们明白了在安微省内，我们是被严密监控了。如果是这样，尽管我们去到第二个寺院，也会像第一个寺院那样，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止，大家商量之后只好取消去看望临江俺、三千寺的孩子。
再见童养媳
中午，我们的车子来到一个叫做天山柱的县城，吃了午饭，我们通过商量，只好结束安微的活动，再转到福建的莆田，由姚诚把跟踪的车子引开，我则要继续把手机拔掉电池，和记者在一起。
下午，我和德国记者一起来到合肥机场，飞向了福建厦门。
晚上，在厦门的一个酒店记者对我的维权之路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21号早上，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给童养媳肖光艳打电话，我们的车子直奔莆田。到了莆田，我们来到肖光艳的村子，经过多方打听，中午才找到了肖光艳，完成了采访。
义工和记者与童养媳肖光艳合影。(photo by WRIC）
紧接着，我们赶赴莆田市区采访第二个童养媳卢立云，谁知已经联系好等我们的卢女士一家全都关机，原因是国保已经监控到，强制让她们不得接受我们的采访。晚上，按照姚诚的安排，我们秘密采访了童养媳柯梅金。
2008年起中国妇权多次到各省帮助失踪儿童家长进行寻找孩子的寻亲活动，我们的足迹横跨十多个省的数十个市镇，在福建的莆田地区，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童养媳，自此，我们的活动中增加了关注童养媳的项目。肖光艳是我们第一个在我们帮助下找到亲生父母的童养媳。生活在贵州乡下的肖光艳7岁时，因在街头与家人走散，被人从贵州拐骗到福建莆田，并卖去当童养媳。2009年她主动联系了正在莆田街头做反拐卖宣导的WRIC的义工姚诚，义工们经过数月多方努力，深入贵州乡下查访，最后终于找到了肖光艳的家乡和亲生父母，25年后的肖光艳终于与亲人团聚。而童养媳彭清兰等也是中国妇权义工2010年出钱出力帮助她找到远在千里外的亲生父母。
中国妇权还在福建多次举办童养媳寻亲大会，帮助寻找亲生父母的童养媳，以及要寻找女儿的父母们进行测试DNA，以比对血缘亲情，十多名童养媳与他们的亲人相认。每次活动现场都相当感人，催人泪下。（http://www.youtube.com/watch?v=IEkkmQq5hZ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Qjd8o08vg8）
访谈寻子家长
第二天，我和德国电视台突然飞抵西安，终于如愿参加了当地失踪孩子的家长寻子活动，记者也采访了程竹和寻子家长。当然这是事先由中国妇权义工们安排联系好的。
女儿失踪多年的程竹，也是义工们的老朋友，曾经多次带领陕西失踪孩子家长与中国妇权义工全国各地展开寻子和反拐卖宣导活动，一起被警察追逐驱赶，一起挨饿受冷长途跋涉寻找孩子，也多次与远在纽约的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通话，一起商讨寻亲活动的细节以及路上遇见的问题，包括被拘捕后的声援和应对等问题。程竹等一群失踪孩子家长与中国妇权义工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http://www.youtube.com/watch?v=85IniZjaI5I）
上图：义工和记者来到程竹的小服装店。(photo by WRIC）
下图：程竹女儿的照片和衣物依然陈放家中衣柜里。(photo by WRIC）
这次我参与探望寺庙的孤儿、回访福建的童养媳、参加寻亲的活动以及德国一台的整个采访过程，我们都象做贼一样，几经周折才得以完成，当局调动了不少警力，试图阻扰，如果不是姚诚机智“合作”，很多场景根本就无法进行。
德国电视台对这次采访所遇到的阻挠深有不解，感觉到中国处处是秘密，儿童权益保护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公开进行？既然中国政府一再宣称孤儿们得到了政府的关爱，又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政府和警方不让寺院和孩子们接受采访。这其中肯定还有见不得人的事。特别是在中央七部委下发了有关孤儿要全部送养育孤儿院的《通知》后，孩子们的生存状况将令人担忧。我们将进一步的关注事态的发展。
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正接受德媒专访。（Photo by WRIC）
探视张林 悲欣交集
张林朋友：姚诚
2013年7月22日陪同刘小原、李方平两位律师去蚌埠第一看守所探视张林，虽未能与张林先生见面，然所经历的一切，集心痛、悲伤、宽慰、责任于一身。
悲：
张林先生自六四学潮以来，除了在美国有一年的自由，24年间有23年尽在大陆牢房与监禁中度过，今又因为小女安妮受教育权身陷囹圄，莫须有罪名加身，且疾病缠身，实乃其人生之大大大的不幸。
十岁女孩安妮，其出生始便在监狱与监控中游走，如今母亲不堪在高压下生活，离家出走，父入牢房，且投学受阻，受尽排拆，承受着成人所不能的悲痛。
欣：
正义的律师、良心的网友伸出了援手。他们不惧打压，竭尽所能，给了我们狱中勇士以信心，给了我们小安妮以生活的希望。
刘晓原（下）、李方平（上左）两位律师、姚诚(上图右)及张林2名儿女一同到看守所探视张林。（photo by WRIC）
问：
合肥事件只是一起维护孩子受教育权的良性诉求，张林父女原本就是被当局剥夺了迁居与异地受教育权的受害者，律师、网友前来声援也都出于自发，何来聚众一说？合肥的请愿活动为了不影响琥珀小学的正常秩序，也远离于几百米外的小花园进行，何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词？
再问：警察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正在上课的孩子从教室带走，拘禁于派出所；在未出示相关手续的情况下进入私人住宅搜查；将自由的公民长期软禁；对根本就没参与绝食、举牌、游行的我、孙林、柴宝文、周维林四人以这三项莫须有指控拘留，试问：为何不去追究？
张林此次被刑事拘留，是合肥事件打压的继续和升级，是报复性的秋后算帐。特别是蚌埠警方多次威胁要将安妮送入福利院，试问：你们究竟想把孩子置于何种境地？
我在此将烈呼吁：政府理性的看待这一事件，早日释放重病的、无罪的张林先生；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希望全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严正关注这对处于绝境父女，伸出你们的手，张开你们的口，让悲剧早日结束，让自由和和阳光降临到他们身上。
清华才女吴虹飞清华才女吴虹飞
吴虹飞
清华才女吴虹飞因微博“炸馒头”玩笑被刑拘清华才女吴虹飞因微博“炸馒头”玩笑被刑拘
來源：廖亦武 作者：武德
（参与2013年7月23日讯）
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也愤怒地表示：”到家了。心里说不出的悲凉。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是国保带走吴虹飞，
下面是学者、维权人士和网友的留言：
@wuzuolai 吴虹飞节节巴巴地说出了炸馒头，居然也遭到拘留，这叫神马事情？
@hu_jia 刚给北京大屯路派出所打了电话010- 64949248，接电话的警察开始挺礼貌，
@shangguanluan: 知名艺人、作家吴虹飞在微博上说，“我想炸——
@lss007 王荔宏：到家了。心里说不出的悲凉。如果吴虹飞真是刑拘，
@谭伯牛:已经确认阿飞姑娘@吴虹飞 被拘留。她自己发的微博是“刑拘”。原因似乎是她在今天发了“
@zhangjialong 2010年12月10日，在王府井地铁围观吴虹飞卖唱，
@iamhudi 我们仍然在守候， 目前无法知道吴虹飞何时才能被放。
@old_wine 拘留分刑事、治安、行政等，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刑事吧？ RT @gzdxxd: 吴虹飞刑拘了,就因为炸鸡翅 upload/2013_07/
@heshiabc: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010-64949248 RT @wlh8964 吴虹飞因发帖子被带到大屯派出所：【我想炸——
@wuhongfei99 幸福大街主唱、清华才女、作家吴虹飞，收集、
@aiww 吴虹飞短信：拘留了 妈逼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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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国民众：“中国，你们的道德比你们的产品还垃圾”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叙利亚巴沙尔专制政权屠杀抗议群众之时，在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发生冲突之时再三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巴萨尔政权甚至让其下台的提案。中国政府的这些举动引发了叙利亚民众的强烈不满。近日，网上流传一张叙利亚女子打出的横幅。横幅上以令人震惊的标语——“中国，你们的道德比你们的产品还垃圾”。
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主要分歧在于“主权与人权”之争。对于欧美国家，人权高于主权，当一个国家的人权遭到践踏的时候，该国的主权不应再受到尊重。而在中国以及另外几个少数国家，主权则高于人权，即使一个国家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那也是国家内部的问题，其他任何国家无权进行干涉。”
中国境内一网上论坛“铁血社区”在对这条标语发表评论时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确应该深深地反思。当国人连牛奶都不敢放心去喝的时候，连假鸡蛋假救心丸都能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成了垃圾？当一个女孩遭到连续碾轧众多路人冷漠不管的时候，当看到老人倒在地上而没人敢上前搀扶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是不是比我们的产品还有垃圾？”
众网友也纷纷对此评论：
“继利比亚之后，中国彻底失去了叙利亚民众的尊重。为何？”
“扇了谁的耳光？和谐？民主？”
“叙利亚女孩，你的标语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脸红。”
中国的道德哪去了？“铁血社区”的文章说“前些年，‘缺德’在中国还是一句骂人的话。而现在，‘缺德’已经成了社会中的正常状态，很少再有人因为‘缺德’而脸红。那么，中国人的‘德’哪里去了？答案很明确，因为我们的‘道’早已缺失。‘道’和‘德’是紧密相连的，‘道’是‘德’的前提，没有‘道’，哪有‘德’？”
“中国人之所以道德观念贫乏，根本原因在于神圣信仰的缺失。信仰是道德的核心，没有信仰，道德很难得到牢固而长久的维系。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英國華人涉駕照作弊被捕 27人吊銷駕照
據英國媒體報導，27名英國華人近日因涉嫌在駕照筆試中作弊，被宣佈考試無效，吊銷駕照。在這一系列犯罪中起主導作用的一名華語翻譯被捕，並遭刑事起訴。
翻譯員胡作非為
本世紀初，英國工黨在執政時期較多強調各民族的和諧共同繁榮。凡上政府部門辦事，可要求提供外語翻譯。從公立醫院到社會福利局，只要預約都有各種語言的口譯人員到場服務。自2004年起，申請駕照理論考試和路考，可以要求用外語進行。19種英國使用較多的外語配有同聲翻譯；其他語種的，可要求官方認可的翻譯到場傳譯。
據英國交通部門提供的數據，每年英國約有14萬起非英語的筆試，另外有數千筆試需要翻譯到場幫助。據統計，2012年共有2262次筆試有譯員在場。
華人考試可用英語，也可要求用粵語。粵語是官方認可的19種主要語言之一。考試時使用事先錄製的語音考卷；而國語普通話卻沒有語音考卷，要翻譯到場協助。目前交通部認可的翻譯共122人，其中有說國語9人。
交通部的統計顯示，考駕照可用外語或翻譯在實踐中帶來不少預想不到的問題。自2004年至2012年底，先後有4929起舉報翻譯舞弊行為。有不少民眾向警方報告一些不良翻譯或仲介公然在報紙上或網路上招攬生意，公開叫嚷幫人代考筆試。過去五年間，英國警方共逮捕1655人，定罪406人，判入獄的有220人。
翻譯員公開要價
據悉，華人婦女吳艾麗是交通部認可的一名國語(普通話)翻譯。在過去二年她曾協助數十名華人參加理論筆試。2012年10月她在自己家中被捕。
據悉，英國駕照管理中心去年初接獲舉報，指吳艾麗身為官方翻譯，任務是協助將考題翻譯成中文。而實際上她除了翻譯，還指出正確的答案。駕照管理中心隨即展開調查，調出吳艾麗曾翻譯筆試的所有錄音資料。
駕照管理中心聘請一個獨立的國語普通話譯員對錄音進行復核。發現吳艾麗 不但翻譯考題內容，還會說是，或者不是。參加考試的華人則按照吳的指示，選擇答案。
由於所有材料齊全，證據確鑿，駕照管理中心通報所在地的卡迪夫警察局。員警於去年10月將吳艾麗逮捕，並搜查她的住處，帶走一批涉及她的銀行帳單和一些電話號碼。
27華人吊銷執照
英國警方和駕照中心隨後對吳艾麗參與欺詐獲得駕照的數十名華人展開調查，其中27人在理論筆試後又通過了路考，拿到了英國駕照。今年4月，英國駕照管理中心決定吊銷這27人的駕照，並通知每個人。至今警方尚未宣佈是否對這27人追求刑事責任。
一位林姓的華人告訴華商報記者：“我是在報紙上看到代辦駕照理論考的廣告，廣告稱不通過不收費，通過率100%。我先是在電話上與她談了兩次，後來又在唐人街見了一次面，當時也不清楚究竟是不是犯了罪。我按照她的提示，去她指定的考場報考。三個月後我去考，她就在我旁邊當翻譯。有她在，考試很簡單，考題全部正確，我付給她350鎊。”
另一位涉案人姓查，她是經過朋友介紹認識吳艾麗。她說：“我朋友大概2011年拿到英國駕照，我在2012年初通過五年遺案拿到永居，第二個月就想去考駕照。我英語不好，一直很頭疼。我朋友讓我找吳艾麗，說她有辦法。我跟她談好價格後，就去她指定的考點報名。她大概長期在那當翻譯。我很快通過了理論考、路考，兩次考試我共給她720鎊。當然主要是理論筆試，沒有她明確的指示，我根本不知道怎麼選答案。”
5月17日吳艾麗被送上卡迪夫的刑事法院。她被控27項欺詐罪名，面臨高達六年的刑期。
當局決堵漏洞
翻譯吳艾麗理論筆試作弊案，是近年來華人考駕照違法的最新一例。去年九月，曾有一對華人兄弟假冒對方，欺瞞駕照中心參加路考，雙方都被判入獄6個月。2011年10月還有一位戴假髮、假鬍子，幫助另一名華人參加理論考被抓現行，他被罰做社工200個小時。
英國交通部發言人表示，政府已經注意到近年來駕照考試中的舞弊行為。交通部於今年2月提出諮詢檔，建議取消翻譯服務。諮詢工作進行八周，已於4月2日結束，交通部和駕照中心目前正在匯總民眾意見。記者獲悉，大部分民眾傾向取消翻譯服務。預計新規定將從今年底或明年初開始實施。
滕州妇幼保健院孕妇一尸两命案将开庭 敬请关注
中国妇权义工： 姚诚
备受关注的安徽产妇被活活憋死，滕州医院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事件，在全国各大媒体和网友的热心关注，本月22日在山东省滕州市当地法院开庭审理。
上图为张荣花生前与丈夫、女儿。下图为在滕州妇幼保健院被活活的张荣花和她9个多月孩子。（WRIC）
据中国妇权了解，2012年10月案发时，医院明确告诉当时采访的媒体，有监控视频。但医院始终不敢提供视频，在家属的一再追问下，最后表示只能提供给执法机关，不可以给家属看。家属已向法院提交调取监控视频的申请。
被告人滕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杨位兰在当地有非常强大的背景，在当地基本是街坊老少都知道的事。当产妇和孩子死亡第一时间时，家属要求封存事发现场时，医院不但没有尽责保护现场，而家属还遭到当地大批不明人员非法关押和虐待，等家属被放出来时现场被彻底处理完了。这样的背景加上7月22日本案又是在当地开审，有人质疑，这是否会是又一起葫芦僧判葫芦案，敷衍了事的案子。
中国妇权2013年初专程赴滕州进行了调查。采访了死者张荣花的亲属、律师，也和院方进行了交涉，中国妇权认为，这不仅仅是一起医疗事故，还暴露出了院方对外来打工者、计生方面的歧视（张荣花为第二胎，没有准生证）等问题，使得死者在医院长达十几个小时而进不了产房，最终釀成孕妇和胎儿被活活憋死。
中国妇权强烈呼吁，全国网友和有良知的热血之士以及相关媒体继续关注此事，并到场旁听，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力争本案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结果，让肇事者获得应有的惩罚，以告慰产妇和还未出生的孩子在天之灵。
滕州市卫生局电话：0632-5513891
滕州法院电话：0632-5388419
开庭地址：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滕州市政府旁）
执法还是性侵？城管下流！
7月2日下午，广东 惠州惠城区河南岸上马庄启明苑门前，城管对一名女商贩进行检查，女商贩遭城管拔掉车钥匙时，用剪刀将一城管刺伤，城管在制服女商贩的过程中强行剥掉她的内裤。
下图为：女小商贩被几名城管按倒在地剥内裤。
这是另一幅执法人员对待女性的照片在网上流传。
一场恐怖袭击和一个傻孩子——叶海燕的遭遇和影片《安妮塔》
2013年7月6日，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创始人叶海燕，在自己的微博中发出求救信息，微博上说：紧急求助，半夜被强行带离丢在.365省道边，我和女儿，还有男友在一起。根据叶海燕留下的信息分析，她一家是被扔在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广海镇奇石管理区刘李罗村。
校长奸污小学女生事件，引起全国一片讨伐声，但官官相护迟迟不见处理。叶海燕赶到事发当地声援。
叶海燕遭到各地政府联手报复，一家人被丢弃在乡村路上。
一场针对叶海燕的围剿，以巴丢草的漫画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在警方跨地区合作，联手围堵，高度协调、高度配合以及地方保安网格化管理的严密控制下，一个单身母亲和她的女儿在广东走投无路。
画面脱胎于一张照片，太阳的光辉灿烂夺目；晨光投射在叶海燕聊聊可数的家当上。海燕母子和她们的家底被倾倒在路边，就像城中村的垃圾一样。
没有任何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叶海燕正式地解释过：她犯了那条法。只有这里那里的国保告诫她：广西不欢迎你；广东不欢迎你；广州不欢迎你。国保说这句话经过了广东广西几千万人民授权吗？叶海燕难道是国家元首需要欢迎吗？警察不欢迎的人就要滚出辖区吗？我怎么觉得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电影里才有这样的场景？广东有几千万外来工在此劳作，胼手胼足；叶海燕怎么就找不到个落脚点？就算她得了禽流感，萨斯或者麻风病，人们也可以守望相助。怎么她要进我家门，竟被保安、警察联手轰出小区？
这个女人，她没有犯罪，没有持枪抢劫，没有贩毒。她就是到海南万宁（还不是广西，也不是广东）为被性侵犯的女童站了街，就受到这样的围追截堵。基本上，女人在中国这样的父权社会可能的遭遇，她都领教了。抵御性侵犯的牌子不能举，而咒骂、驱赶叶海燕的口号堂皇地高挂在广西博白街巷上空。最能调动对性和女人污名想象的“大鸡婆”称号，赫然亮相在大标语上。当叶海燕避难广东，在她意欲租住的社区，有关方面竟为她贴“免费性服务”的招贴，她的照片和她的租房地址全部公开其上。随后，断电停水，施压房东，全程迫迁……
维稳体制、网格化管理，真可谓是主动出击，十面埋伏。好吧，你赢了，叶海燕一家被成功驱逐出境，返回户籍所在地。
这样一单完胜叶海燕的战役，捷报应告陈在鹏：校长你安心坐牢吧。你的仇，终于帮你报了——那个挡在小学生面前要你开房的女子，有人替你收拾了。
还有很多蠢蠢欲动的校长，还有很多已然作案，心有惴惴的色狼，看到这样的场景，该是何等的鸡血沸腾！这就是你们女权抗争的下场，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有一场针对出头者的石刑施加在叶海燕之流身上。
我一直在想，调动这么大的阵仗对付一个叶海燕；其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在哪里可以找到法理条款、政策规定，来运作这么多警力干这一单，一项无法公开禁止报道也不解释的政治任务。
只有一个公开的秘密：维稳需要。
针对叶海燕的驱逐战，曝光的正是这一秘而不宣的维稳逻辑。
之前有媒体采访我问，为什么近年来很多女权行动能够走上街头，例如一些快闪行动；而其他的街头行动都遭到打压。我说那是因为女权力量小，没引起重视。现在我得要调整看法，申张女权风险未必小，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是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这一说的。但在维稳机制下，国法怎么说已经不重要。
维稳成了制度化的日常实践，成了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定不是惟一的组成部分）。但是维稳究竟是个什么机制？作为普通公民，摸不着它的门把手，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政治压倒一切。政治需要（可以做各种解释，政府需要、官员需要、开发商需要、世博会或者奥林匹克需要……）之下，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事也可以干。维稳从来没有写入法律（假如已经写入了国家宪法或者地方法规，请方家教我），从来没有清晰的法律条款告知人们：什么人因为什么情况成为了维稳对象。我们看到的是个体经验而不是法律条文。简言之，维稳维稳，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黑监狱、强制送精神病院；劳教、法教班（大量从里面出来的人说没有进行法制教育，连饭也吃不饱）。更常见的，还有对上访人的暴力制裁。像把叶海燕赶出广东这样的事，都要称之为人性化了。你要说高射炮打蚊子，大唐的精兵走黑道；告诉你，真是黑道早把你做了。是的，叶海燕还算没有被做掉。那有可能是因为众目睽睽，例如巴丢草那贼亮的双眼不是把这一幕的精髓捕捉到了？
人人不得收留叶海燕，让我想到另一张图片，尽管很不雅，但和往叶海燕头上扣屎盆子无异。一家医院里发生了医生和产妇的纠纷，医院方的人竟然在产妇的婴儿身上放上一张纸，上面写到：别摸我，我是一坨屎。仔细点还可看出，那张纸正是用医用胶布从孩子的脸上贴过去的。
把这张照片和叶海燕母女被驱赶的照片放在一起，我们的妇女儿童的权益和处境为什么那么糟糕，昭然若揭。
整个社会道德崩溃，对妇女儿童承担重要保护责任的国家、部门，其中的责任人，不爱孩子，仇视生命，以践踏和施虐为快。当有人站出来说不要这样，不能这样；当批评者站出来举个标牌，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关注，把孩子们救出来时，他们的下场，就跟叶海燕一样。对待叶海燕的措施还是初级阶段，这方面的恶，看看有关马三家的报道，能知道更多的无底线……
所有这一切，和在孩子脸上贴你是一坨屎，是一样的。在强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贴了这样的告示。因为不讲理，必须要将一个人污名化，如此才能剥夺她的尊严，调度仇恨和歧视，点燃一股邪火，起到驱魔去罪的作用。把真正的罪恶转移到一个无辜者身上，从而赢得想象中的胜利或社会净化。针对人权活动家、这次是一位民间女权斗士的大军围剿，正是对想象中的“一坨屎”的斗争。可惜了去，大军压境，对他们以为的一坨屎宣战，消解了战争自身的正义性。每个人看到巴丢草的画都哑然失笑，道理就在这里。
制度性的压制批评，囚禁良心，不断扩大的打击范围，每一次发力都在全社会启动道德溃败的加速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怎能不忧心忡忡。像叶海燕那样身处重围的感受，很多人都有共鸣。常常有人问，怎么办，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我想起最近看过的一个故事片Anita(中文译为《时间遗忘的天使》），说的是1994年7月18日，在阿根廷的犹太社区遭到恐怖袭击。在一家文具店，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安妮塔和母亲相依为命。唐氏综合症即染色体发生异常，安妮塔虽然已经成年但依然语言和思维依然像个小孩子。她母亲这天去了犹太中心，正是那里遭到轰炸。而爆炸的震动中，安妮塔也从梯子上摔下来。
安妮塔带着伤从一片混乱中爬出来，进入她从未独立探索过的外部世界。她基本上没有生活能力，说不出自己住哪里，见了吃的只会硬拿，并告诉老板：“妈妈会付款”。看到这里我总是想，如果这个少女在中国，不知被轮奸多少回了，或者被卖到黑煤窑多少遍了。当然，如果我们这边要推出一部灾难片，一定是好人好事全让她遇上了。而在这部影片中，安妮塔简直没有碰到一个好人，她还能活下来吗？
一个醉鬼，连自己的家人都照顾不了。看不过安妮塔蹲在街角挨冻受饿，他帮安妮塔买了一份食物，还让她在儿子的床上睡了一觉。
一家中国店老板娘，凶得要死，一点也不想管闲事；却也把面包卖给了她，甚至在奶奶的压力下让她进了家门。
一个垃圾工，把流浪的安妮塔从垃圾堆里捡出来；送到当护士的姐姐家。姐姐开始也很烦，但在纯真的安妮塔面前，单身女子竟然体会到了亲情，都不想让她离开了。
与此同时，安妮塔的哥哥到处寻找她。他曾认为安妮塔是个包袱，拖累母亲。但母亲遇难后，他开始承担责任……
醉鬼和垃圾工都在电视上看到事故消息和失踪者的照片，他们指认了安妮塔，兄妹俩团聚了。片尾，哥哥实现了对母亲的诺言，带妹妹去了动物园。
这场恐怖袭击让八十五人遇难，最无谋生技巧的安妮塔竟然幸存下来。故事讲到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抵御一场灾难靠的不是天使。哪怕我们全是有缺陷的人，只要保有人性的底线，那就可能救援生命。
在底线不断失守的现实中，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有人问我这次为什么不去家门口脱衣服拼剪刀，我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我在外地，没在广州。但我也知道就算我在家门口全裸，甚至拿把刀切腹；我在警察眼里，也就是一坨屎。
因此我不寄望于行为艺术的魔力，但我期待人性的复苏。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留下讲道理的证据。而我讲这些道理还不是为了叶海燕，而是为了我的自由、我的尊严；为我的家园可以为朋友遮风挡雨。尽管我不是犹太人，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工会成员，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性工作者，但是他们都变成一坨屎后，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叶海燕(左)与王宇律师和妇权义工苏昌兰（左）的合影。(Photo by WRIC)
不能让孤儿再次失去家园
作者： 中国妇权姚诚
2013年6月17日，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宗教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弃婴的规范管理，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
得知这一信息后，6月19日，中国妇权会同德国电视台来到位于安徽桐城地区，采访寺院女孩和收养她们的师父，古灵泉的圣应师告诉我们，已经接到了宗教局的通知，要把她收养的孩子遣散，圣应师出家二十多年里共拣回三十多个丢弃在寺院门口的女婴，大部分送人了，自已养了六个，老大在上佛学院，老二在上大学，老三幼师毕业正在实习，庙里还有三个，她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将孩子们养大，不舍得她们离开，孩子们也把她当亲人，老三泉根表示，如果要将她送到福利院，她就跳楼自杀。
下图：在安徽桐城市尼姑庵长大的孤儿与尼姑们相依为命多年，绝不想离开尼姑庵。（Photos by WRIC）
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一些家庭为了留下指标生男孩，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在尼庵门口，据不完全统计，仅安庆地区各寺院就拣到了上千个女婴，很多因为拣的不及时，在寺院门口就冻死饿死，甚至被野狗吃了。
当我们正在聊天准备采访拍摄的时候，桐城市宗教局长带着警察赶到，给圣应师及孩子们施压，说是如果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马上将她的孩子送到福利院，如果拒绝采访，可以考虑为孩子们申请一套廉租房，避免孩子进福利院，圣应师父因此而拒绝了我们继续采访。
孤儿们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以至于一出生便遭亲生父母的遗弃，出家人慈悲为怀，收养了她们，给了她们虽然不是很完美的一个“家”，孩子们和她们的师父相依为命，却也其乐融融，七部委的这一通知一旦实施，无疑将会使的孩子们第二次失去家园，不仅如此，孩子们一旦进了福利院，随之而来的便会被变相的“卖出”，尤其是这些孤儿几乎都是女孩，无依无靠的生活、复杂的社会环境会使得孩子们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为此，我们强烈呼吁，立即终止这一伤害全国几百万孤儿的《通知》，给孩子一个自己的家。
中国七部委通知：禁止私自收留和处理弃婴
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
来源： 国务院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财政厅（局）、卫生厅局（卫生计生委）、人口计生委、宗教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发展改革委、公安局、司法局、财务局、卫生局、人口计生委、民宗局：
弃婴是全社会最弱势的特殊群体。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在弃婴救助和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绝大多数弃婴得到了妥善安置和生活保障。但是必须看到，弃婴现象仍屡禁不止，弃婴安置和救治保障体系仍不健全，保障弃婴的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仍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儿童优先的原则，维护弃婴合法权益，促进弃婴健康成长，现就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弃婴的接收、体检、户籍登记和抚育工作
（一）做好弃婴接收工作。公民发现弃婴后，要第一时间向所辖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通报，及时依法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不得自行收留和擅自处理。公安机关要做好查找弃婴的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工作，对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出具弃婴捡拾证明，送民政部门指定的儿童福利机构临时代养并签订协议。儿童福利机构要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后，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手续。
（二）做好弃婴体检和救治工作。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弃婴，儿童福利机构要及时送卫生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和传染病检查，并出具体检表。对患病弃婴，医疗机构要按照“先救治、后结算”的原则，积极予以救治，出院时医疗机构要出具治疗证明。
（三）做好弃婴户籍登记工作。儿童福利机构应持弃婴入院登记表、公安机关出具的弃婴捡拾证明等相关材料，及时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户籍登记。
（四）做好弃婴的抚育工作。对办理正式入院手续的弃婴，儿童福利机构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做好抚育工作。
二、着力解决当前民办机构和个人收留弃婴的问题
已收留弃婴的民办机构，应达到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配置儿童成长必需的抚养、医疗、康复、教育等功能设施，配备与所承担工作和所提供服务相匹配的护理人员，建立健全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标准的制度等。对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并与民政部门合办的，要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加强日常管理，强化监督责任，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对具备上述基本条件未与民政部门合办的，民政部门要与其签订代养协议，明确责任，加强业务指导和规范管理；对具备上述基本条件但既不同意合办又不签订代养协议的，或不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民政部门要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收留活动，并将收留的弃婴一律送交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关于宗教界收留的弃婴，由民政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在调研基础上，另行制定相关意见，加强引导，规范管理。条件成熟的，由地方民政部门商同级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稳妥处理意见，先行一步。
（二）已私自收留弃婴的个人，收留人有收养意愿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收留人有收养意愿但不符合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收留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动员其将弃婴送交当地儿童福利机构抚养，同时为收留人看望弃婴、奉献爱心、开展志愿服务提供优先和便利条件；若收留人坚持自行抚养又符合家庭寄养条件的，当地儿童福利机构可与其签订家庭寄养协议，并参照《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指导和监管。
（三）对利用弃婴牟利或从事违法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要严厉打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不断加强弃婴源头治理工作
（一）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关于遗弃婴儿属于违法行为的宣传普及，提高儿童特别是残疾儿童的生父母及监护人的守法意识，营造呵护婴儿光荣、遗弃婴儿可耻的社会氛围。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打击和制止弃婴现象。加强技术防范、技术查询工作，对遗弃婴儿的当事人依法予以惩处。充分发挥民政助理员或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儿童福利督导员的作用，加强社区弃婴问题的监督管理，发现弃婴问题及时报案，积极协助弃婴捡拾人办理报案、移送等相关手续。
（三）依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的通知》（国发〔2011〕13号）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在开展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试点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试点工作中，统筹考虑残疾儿童保障问题，切实减轻生育和养育残疾婴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四、落实相关部门职责，形成工作合力
民政部门要发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主导作用，协调有关部门健全弃婴的接收、救治、安置机制，加强对各类儿童福利机构以及弃婴收养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提高弃婴的养育质量和抚育水平。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儿童福利事业发展需要，推动儿童福利机构设施建设。公安机关要积极主动为弃婴办理相关手续，妥善做好弃婴接收、户籍办理等工作，要积极查找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严厉查处打击遗弃婴儿等违法犯罪行为。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大弃婴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指导公证机构依法办理收养公证。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保障儿童福利工作相关经费支出。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对医疗保健机构的指导，指定条件较好的医院作为弃婴救治、体检的医疗机构，明确费用结算办法，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弃婴的救治工作，并全面掌握辖区内居民的家庭成员情况和育龄人员的生育情况。宗教事务部门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引导和规范宗教界收留弃婴相关工作。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社会力量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
民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宗教事务局
2013年5月14日
在中国做慈善几乎等同于犯罪
作者： 胡星斗
目前，中国的慈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隶属于政府的，民间想独立地做点慈善几乎比登天还难。有关规定要求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挂靠到政府部门，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接纳，那么你的机构就是非法的；因此，山东寿光“爱心义工”组织被解散，数百人无法继续他们的慰问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儿童等善举；广州大塘义工发展中心有6千多义工，快10年了但还没有合法身份；中国爱眼协会长期不能注册，2005年起诉卫生部，但被驳回；深圳外来工协会是打工者互助的机构，因无法注册而被强制解散；深圳龙岗打工者职业安全健康中心的负责人被人砍成重伤；“番禺打工族”也是为打工者义务服务的机构，可只能工商注册，而且常常因为参与维权而被警示；香港乐施会在中国大陆广泛开展扶贫工作，但大学生被有关部门告诫不得参与其中的活动。在中国做慈善几乎等同于犯罪，民间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似乎是“敌对分子”。
某慈善家收养了100多个孤儿、残疾人，但地方当局不支持他，打压他，以至于拆迁他的房产，弄得他家破人亡；著名的艾滋病患者服务机构“爱知行”长期被打压；帮助学子就业的寒窗阳光基金还未正式成立即被调查；某大学教师一听说“慈善家”机构，马上说“太敏感”，不能让学生参加；做慈善、关心公共利益、甚至保钓（保卫钓鱼岛）人士都经常遭遇讯问、监视；李连杰的壹基金是挂靠在官方的红十字基金会下面的基金，最近李连杰承认壹基金可能无法继续下去。有人说：“中国人做慈善是允许的呀，你可以把钱捐给官方的基金会！”但是官方的基金会如同国有企业（官有企业）一样，由于产权不明、责任不清、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治理结构不科学，而导致信用丧失、品牌贬值、管理粗放等一系列的问题以及管理费提成过高、捐款滥用、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以至于普通国人都不信任官办的基金会，不愿意捐款给他们。相反，在发达国家，为了确保事业的可持续性，私人慈善机构绝大多数都格外珍惜其名声、品牌，他们的管理费提成比例也不到中国国有慈善基金会的一半。
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一般都不由政府来做，几乎是纯民间的事情。美国有慈善组织120万个，高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者）的捐款比例高达98%，市长都是义工，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甚至有的城市的警察也是由志愿者组成的；所以，托克维尔说美国一方面是自利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利他的志愿者精神，是两个轮子驱动的国家；澳大利亚全国18岁以上人口中有约三分之一是志愿者；英国约有半数的国民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民间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统称NGO）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NGO体现了现代公民的奉献精神和灵魂的升华，是国民的公共意识、关怀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的结晶。而像中国这样，视NGO如猛虎，把民间慈善、民间公益当作潜在的犯罪，将最终导致社会良知的彻底泯灭、道德的进一步沉沦。不良制度的最大祸害正是全民的道德沦丧。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傅希秋牧师自传《上帝的双重间谍》
著名的美国基督教Baker出版集团目前已经与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签约，将于2013年11月出版傅希秋的著作《上帝的双重间谍》。下面是该集团发布的新闻：
“中国地下铁路的牧师”傅希秋先生已和出版商BAKER BOOKS 签约。傅希秋的书籍将在2013年11月发表。
2012 年10月24日密西根州激流市消息：Baker出版集团旗下的分部：Baker Books， 已和傅希秋 先生签了出版书籍的合同。傅希秋是一位前异见人士，也是一位中国非法地下教会的牧师。这本已经签了合同的书将会讲述他是如何遭到监禁、如何逃跑的，以及他 如何不懈地为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而奋斗。傅希秋的书名为：《上帝的双重间谍：一个中国基督徒为自由而奋斗的真实故事》。这本书是由Nancy French 撰写，将在2013年11月发表。 Foundry 文学+媒体公司的克里斯·帕克（Chris Park）先生将代表傅希秋在全球出售这本书的权利。
《上 帝的双重间谍》这本书讲的是傅希秋的故事。故事从他贫穷的童年时期开始，讲到他皈依基督教以及在一个地下教会当牧师的同时他又在一家党校教英文。后来傅希 秋遭到监禁，不得不逃离中国。自从他到了美国来后，傅希秋为遭迫害的人士呐喊，为此他奔波于欧洲各大首都、国会的大厅以及白宫。
今 天，傅希秋是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此机构致力于在中国推进宗教自由、法治以及人权。它协助遭到监禁的教会领袖的家人，秘密地培训中国的维权律师以及活动 家，并为违反中国一胎化政策而遭到强迫堕胎的妇女安排法律维权。在傅希秋帮助的众多人士当中，包括盲人活动家陈光诚、中国第一个公开揭发艾滋病传染方式的 高耀洁医生以及维权律师高智晟和郭飞雄的家人。傅希秋被人称为“中国的地下铁路的牧师”。最近，《今日基督教》、《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纽 约时报》均刊登了有关他的文章。
Baker Books的编辑主任Chad Allen说到：“我们在Baker Books的工作人员，很高兴能出版傅希秋的戏剧性的故事。傅希秋就是一位现代的William Wilberforce；和William Wilberforce一样，他也是一位自由战士，为了拯救生命以及改变一个国家而在努力。”
傅希秋是一位前中国的异见 人士，也是一位非法地下教会的牧师。傅希秋曾经在中国被监禁过，所以他对中国异见人士以及在中国基督徒空前的关系网有着独特的见解。他管理一家叫做对华援 助协会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为中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和地下教会呐喊，也为把自己的生命至于度外的律师和人权活动家呐喊。
Baker Books 有着这样一个异象：即通过切题、 知性以及动人的书籍，来建立基督 的身体。为平信徒们出版的书籍主题涉及门徒培训、灵性、激励、人际关系、婚姻、如何做父母，以及基督教和文化的互相作用。
山东计生办强制引产六个月孕妇
2012年10月2日，这本是国庆假期和当地秋收农忙的日子，而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黑里寨镇政府党委副书记却带领镇政府及计生办工作人员却放弃国庆休假，于当天下午5时许，一行七人在没有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将该镇乔家村独自在家的因计划外怀孕近六个月的村民宋某（乔平安妻子）强行架入车内，驱车从淄博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东营博爱妇科医院（当地一私营医院）强制注射引产针。
在这过程中，镇政府及计生办工作人员对孕妇宋某进行捆绑，抢夺手机，使用暴力手段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为防止其反抗，采用侮辱手段将其衣服扒光，强行打入麻药并强制在流产通知书上签字按手印。事后为阻止其反抗逃跑，医院及镇政府工作人员将其反锁在医院病房内。当晚11点左右，当孕妇宋某家人经四处打听，赶到东营博爱妇科医院时，孕妇已被注射引产针。其家人见到宋某没穿衣服，裸身躺在医院病床上，遂于镇政府及计生办人员发生冲突。医院工作人员见状当即报案，当地政府人员将双方带回做笔录，要求“谁带来的谁负责带回去”，并将受害人家属遣散回淄博老家。10月5日晚，孕妇宋某在东营博爱妇科医院产下一死婴，而镇政府及计生办工作人员则派人长期在医院监视其家人举动，一家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目前，宋某由于惊吓过度，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而其家人则天天以泪洗面，被害人一家下有2个女儿，大女儿在外地打工，还不知道此事；小女儿只有7岁，天天哭着要找妈妈。受害人宋某的公公因患有癌症，刚刚做完手术；婆婆年事已高，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一个老实巴交种地的男人身上，本来一个快乐完整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直到现在，黑里寨镇政府及计生办依然没有给出任何说法，而是在县城活动拉关系，一家人上诉无门，恳请能有好心人为其伸冤，希望媒体和有关部门能够重视，帮帮他们一家人，为他们伸张正义。
淄博市高青县黑里寨镇政府及计生办人员非法拘禁，草菅人命，非法大月份引产，给孕妇及其家人造成严重的身体摧残和精神伤害。整个事件疑点如下：
（1）10月2日，本是国庆长假和农忙的时候，而淄博市高青县黑里寨镇政府及计生办人员却没有休息，在非工作日暴力执行“公务”；同时利用被害孕妇独自在家时间，家人及同村村民都在地里农忙，显然是早有预谋。
（2）孕妇计划外怀孕，但当地镇政府及计生办并没有事先与其沟通并通知其家人，而是使用捆绑等非法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已经严重触犯刑法。
（3）当地镇政府及计生办将孕妇从淄博拉到东营博爱妇科医院（当地一私营医院）强制引产，而不是在淄博当地医院。而到东营引产的时间已是晚上9点，为什么不是白天行动？同时该医院医生竟要求孕妇宋某不要乱动，强行注射引产针，并在事后表示“没见过你们这么能闹得”。这说明黑里寨镇政府、计生办与该医院长期勾结，违反国家政策，非法实施引产。
（4）在整个事件中，镇政府及计生办工作人员惨无人道，脱光被害孕妇衣服，严重侮辱被害人身心健康，给受害人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已严重构成犯罪。
（5）在没有征得受害人及其家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受害人在流产通知书上签字画押。
（6）受害人产下死婴，由于惊吓过度导致精神恍惚，黑里寨镇政府及计生办工作人并没有安排其转院及后续安抚赔偿，而是到县里托关系摆平，派人24小时轮流监视受害人及其家人举动。
目前受害妇女及其家人上诉无门，而黑里寨镇政府、计生办的人丧尽天良，逍遥法外。好好的一个家庭不复存在，而受害人上有老，下有下，一家人压力很大，频临崩溃。天理何在？正义何寻？恳请能有好人帮助，引起媒体和当地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一家人。
刘晓波妻子劉霞给習近平的信
習近平先生，
我劉霞，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自2010年10月起我一直被軟禁在自己家裡，這剝奪了我的個人自由。然而，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我一直受到軟禁。我一遍又一遍的思考，結論无疑是，她是這個國家的一個“罪犯”劉曉波的妻子。
2013年6月9 日对我的弟弟劉輝的判刑，我相信是完全不公正的判刑。我質疑司法，甚至整個裝置的國家權力被濫用。
我們這個時代的法律與規則，國家應該致力於提供公正，而不是無情地鎮壓人民的援助暴力。任何事件中，個人權利被剝奪，可能會導致悲劇，鑄造了陰影的國家權力的合法性。
刑事司法是明顯，只通過個別情況。我無法想像我們如何能指望有什麼公正被告人的權利時，被規避，或者乾脆忽略，在任何給定的情況下。
主席先生，中國人的夢想，你已宣布為每個中國公民尋求和實現是一個夢想。我希望它不會變成像我這樣的一些公民的“中國噩夢”。
今天是傳統的端午節，你能想像在這個中國人的節日，我的家人感覺如何？
市民劉霞
2013年6月12日
美国政府也在侵犯人民的隐私吗？
作者：胡平
斯诺登爆料引出一个大问题：美国政府也在侵犯人民的隐私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复杂。美国是最尊重个人隐私的国家。早在179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就对个人隐私作出了明确的保障。
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其中赋予了行政部门收集信息的权利，并得到联邦大法官的批准，认定其合宪。通过这一法案的缘由也很清楚，那就是为了反恐防恐。
大家都同意，对恐怖袭击，政府应该努力防患于未然。这就要求政府尽量掌握恐怖分子的有关信息。
可是，恐怖份子脸上又没写字，政府如何能从广大民众中找出恐怖份子嫌疑人呢？除非政府掌握所有人的信息，它才能从中发现可疑份子；于是这就侵犯了一般民众的某种隐私。
这种侵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这种对隐私的侵犯最小化，或者说降到最低点。
具体做法就是，以打电话为例，政府不是监听所有人通话的内容，而只是分析电话号码和通话时长，然后从中找出可疑份子并对之实行进一步的监控。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反正我想不出来了。
我相信，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办法，也就是对个人隐私更少侵犯的办法，美国政府不会不考虑不采纳。
众所周知，911后，美国带头实行机场安检。按说机场安检是对隐私的某种侵犯，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都接受了机场安检，因为他们知道，在个人隐私和公共安 全之间需要有一种平衡。有争议也只是争议如何确定这个平衡点，也就是说，如何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把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降到最低点。
2008 年，鉴于不久前发生的美国航班“炸机”未遂事件和两架预定飞往美国的货机上发现两个“炸弹包裹”的事件，美国政府决定提高机场安检强度，在不少机场设置了 能形成全身三维透视的扫描仪，这种扫描仪能够比原来用的X光机更好地检查出违禁物品。但是使用这种扫描仪引起很多乘客的不满，他们觉得那好像是让安检人员 看到自己的裸体形象，而且质疑这种扫描仪不能储存图像的说法。后来美国运输安全局下令拆除了这种扫描仪，代之以只能显示乘客一般轮廓的普通X光机。
回到监听电话的事情上来。政府只监听那些恐怖嫌疑份子的通话内容，不监听其他人的通话内容。但问题是，你怎么担保FBI的人不在监听恐怖嫌疑份子的名义下，监听其他人的电话呢？
有人提议说，政府应该把记录收集活动缩小到更具体的范围，对获取了何种纪录进行全面公开，比如说，公布那些被监听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才能确信我们的电话没有被监听。
但是这种方案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政府一旦公布了恐怖嫌疑人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改换通讯方式了。监听之所以有用，就在于被监听者不知道他在被监听，因而也就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听。
不错，这确实有可能给某些FBI的人员留下可乘之机，使得他们可以在监听恐怖嫌疑份子的名义下监听异议人士或其他不该监听的人士。从理论上，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从后果上去检查去防范。
如 果我们发现我们受到骚扰甚至遭到迫害，而招致骚扰和迫害的缘由又是和我们在电话中透露的信息有关，因此我们就很有理由推断我们的电话被监听，因此我们可以 投诉可以抗争。换句话，现在美国政府的做法，纵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防止有FBI人员故意监听不该监听的对象，但至少可以防止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产生损害我 们的实际后果。
美国因为出了个斯诺登，很多人才知道美国政府也在收集海量的信息。中国没出斯诺登，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在收集海量的信 息。原因何在？很简单，原因就在于，我们是通过后果知道的。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在私人通讯中透露的信息而遭受到政府的骚扰乃至迫害，所以我 们知道中国政府对人民实行广泛的监控。很多美国人原先不知道或者不觉得或者不在意美国政府收集海量信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政府在滥用这些信息。
这就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本质区别所在。
我以为，美国民众在原则上都是认同《爱国者法案》的。如果今后有修正，也只是技术上，细节上的修正。
河南省民权县感染艾滋病人群近况
来源：参与 作者：李喜阁
近日与河南省民权县感染艾滋病人群见面简单聊了一些情况，河南省民权县是商丘市两区六县之一县，民权最有名的是白云禅寺，白云禅寺是大清时康熙的父亲出家时的寺庙，并有康熙题的字，仍然在保留中，在这样非常有佛法的地方，也有感染艾滋病人群的地方。
民权县老百姓在90年初期也参与了血浆经济，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在2004年时，民权感染艾滋病人群和河南其它病人一样服用上了国家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但是没有低保，只有县民政局给的40元，其它再也没有收入。
民权县感染病人一直认为在90年初期参与有偿献血时，都献到合法的血站，而这些血站都是经过卫生部门批准的血站，卫生部门归政府管辖，政府和卫生部门监督不严，造成有尝献血感染艾滋病人群，大家要求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赔偿，追究责任。赔礼道歉。
病人到过地方法院，要求立案，法院没有给与立案，找过地方民政需要救助，民政部门没有理睬他们（她们）,找过地方政府，政府没有任何部门帮助他们（她们），他们（她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走上犯罪道路，他们在社会上故意碰瓷讹诈钱，他们参与替他人要黑帐，参与传销，让传销公司赔2倍的价钱。参与公共汽车运营互相打架。
最厉害的是，把民权县人民医院院长绑架起来，让家人送钱来，为了养家什么事都参与，只要给钱，只要能吃包饭，病人因感染艾滋病以后，丧失劳动能力，无力参与干重活。
他们（她们）也知道，明明是犯法行为，但是为了养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走向犯罪道路。
在2008年8月份奥运会之前，民权县感染艾滋病人群到北京上访，要求地方民政部门救助，提高生活费，办理低保，这些感染艾滋病人群，不但上北京上访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所有感染艾滋病人群，全部被地方警察用警车接回地方以后，司法部门进入司法程序，
主犯朱女士感染人员判刑17年，无亲人，现在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里。
主犯张女士感染人员判刑12年，无亲人，现在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里。
主犯张先生感染人员判刑10年，无亲人，现在在河南省开封监狱里。
主犯小路先生感染人员判刑最重最长20年，已死在监狱里。据地方感染人员说，死在监狱里一共是3人，死亡原因不清楚。
其它感染人员判刑几年的已经出监狱。
现在民权县感染艾滋病人员生活费每人每月只有200元，很难维持正常生活。艾滋病人群走向犯罪道路，跟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政府早一点帮助我们的感染人员，他们（她们）也不会走向犯罪道路，艾滋病人群是人，不是神，艾滋病人群和其他人群一样，需要我们政府的关怀救助，需要地方政府的理解。需要社会上更多人群理解。
病人需要好好休息，需要好一点的营养，希望地方政府能理解艾滋病人群的情况，希望政府能谅解艾滋病人群所做过不良行为，让监狱里的病人尽早回到家里来，重新生活。
童养媳寻亲被停 那些惨遭折腾的日子
一个月前（2013年5月），姚诚兄网上跟我商量：中国妇权准备去福建做一场帮助莆田童养媳寻亲的活动，问我可愿参加。我一听这是好事啊，顺便还能游山玩水，何乐而不为？原计划端午节后（6月13号）出发，可11号晚上他又临时通知，要我提前一天必须在12号就赶到南京，具体情况见面再说。
我无法预测发生了什么事，一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12号上午，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家去了南京，在车上，姚诚通知我关机并拨掉手机卡。我心说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就是帮助童养媳寻找父母吗，难道做好事也能犯罪？感觉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只好极不情愿地照着做了。到南京后，看到张林和安妮也在车上，方知他父女俩受不了长期软禁，终于瞅准机会逃到了南京。
为了避开家门口的看守，他慌乱中带着安妮出逃，什么都没带，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此与他父女相遇，自然没有任何准备，包里带的现金也不多，关键时刻也没办法资助他。张林眼睛红肿充满血丝，面色灰暗，身体极度虚弱，精神高度紧张。他不敢在热闹的地方出现，于是我们驱车来到郊区，张林在ATM机上取了钱后就匆匆上了高速公路。正是通过在南京取钱留下了足迹，后来公安才会怀疑我们去了美国驻上海总领馆。
得知我们要去莆田开展寻亲活动，张林也同意坐我们的车先去福建，然后再带着安妮到其他地方玩玩。应该说他们出来的真是时候，再晚一天我们走了想帮他也没机会了，真是天佑好人，天助张林！于是我们一行四人驱车一路南下。虽然一路上风光无限，安妮十分兴奋，而我却毫无兴致。因为一直不敢开机，我知道家人和国保找不到我的后果，尤其亲人会担心死的，长这么大还从没玩过人间蒸发的游戏，最怕自己的行为殃及家人、伤害他们，因此而惴惴不安。当时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开机看看是否有家人或朋友的信息，或是打电话跟家人和朋友报声平安，可我不敢也不能这么做，因为亲人、朋友的手机估计都被监控，不管用哪里的电话打过去，当局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我。我本人倒无所谓，可是万一张林再被他们抓回去后果不堪设想，要是再被判个十年八年，根据他身体状况，估计很难活着出来了。因为之前的一次逃跑没成功，他和安妮的身份证都被国保扣押了，我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害了朋友，只好狠下心来关机忍着不和任何人联系，也不上网。一路上我们也不敢用身份证登记旅馆，只能找不用身份证登记的偏僻小旅店住宿。
第一天在杭州郊外的一个旅馆住宿，翌日清晨，安妮起床后第一句话就让我心酸、难受：“阿姨，我到下面看看可有国保”。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承受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伤害、惊吓，离家千里之外还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孩子长期在红色恐怖中成长，童趣和童真都被吓没了，幼小的心灵已被一个恐怖的环境过早地催熟了。张林也因为几天来过于紧张、焦虑、亢奋，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身体出现诸多不适，尤其眼睛充血，红肿得吓人，我们只好到处找医院让他看病。
为了满足安妮的愿望，我们沿着海岸线南下，途经宁波、台州、温州、宁德、福州后到达莆田。一路上姚诚给我介绍寻亲活动的具体工作，因为三天来一直关机，家里肯定乱成一锅粥，他说的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那一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必需给家人打电话报声平安，否则我会疯掉的。到了宁德，姚诚只好同意我给家人打电话，我用一个新买的卡给不常联系的大哥打过去，大哥一听是我气得大骂：“你这次死定了，谁也救不了你，公安局长已经多次找老爸，说你到上海领事馆协助张林出逃，而且还勾结境外敌对势力颠覆政府，你回来后最低也要被刑拘，等着吧”。
14号下午到了莆田，同样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个叫黄石的小镇住宿，依然没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就在一家庭公寓住下了。公寓条件不错，还有电脑，因为急需了解网上的信息，实在手痒难奈，我就重新注册新浪微博查看消息，姚诚也在对面房间登陆了skype与外界联系，张林则一直没敢碰电脑。
为了缓解一路的紧张和疲劳，晚上我们找了一家饭店，喝了几瓶当地的米酒，然后又去卡拉OK。我和小安妮成了麦霸，尤其她抱着话筒唱个不停，我们就静静的坐在一旁听。虽然听不懂周杰伦，也不喜欢蔡依琳，但看着十岁的小姑娘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唱歌了，想着她自出生以来到合肥事件所遭受的惊吓和苦难，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从歌厅出来，回到旅馆快12点了。一进门发现服务台坐了几个陌生人，找我们要身份证登记，门口又停了几辆来路不明的车，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莆田不能久留，遂决定立即将张林父女送走。可怜的孩子，深更半夜被折腾得不能休息，莆田一别也许今生再难相见，虽然依依不舍，来不及伤感和话别，我就匆忙帮安妮收拾行囊。刚到楼下发现有便衣和小车在盯梢，姚诚迅速启动小车，连夜将张林父女送出莆田。
整个五楼就剩下我一人，提心吊胆、惊恐万状，那么多通讯工具却一个都不敢用，万分焦急，又是一夜无眠。默默在心里念叨：天佑好人，但愿他们三人平安躲过这一劫！我在宾馆倒没什么危险，最害怕的是他们深夜开车，路况不熟，万一甩不掉国保，惊慌失措中出了事怎么办？越想越害怕，头疼得厉害，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向楼下张望。这一夜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漫长的一夜，也将是终生难忘的一夜，时间仿佛静止了……谢天谢地！早上8点左右，姚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终于回来了。从两个月前的合肥事件到近几天来的接触，我早就看出姚诚兄是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君子，他对张林的确可以说是恩重如山，这样重情重义的朋友现在几乎绝迹。我已经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他，我说你可是提着脑袋在帮张林啊！他说张林又不是犯人，更不是越狱潜逃，只是坐我们的便车而已，具体他们要去哪，那是他们的自由，下一步将会如何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当然也关心张林父女，很想知道他们现在身在何方，但同时我更清醒地意识到，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对姚诚坦言：你不告诉我是对的，出于自保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
姚诚为了甩掉被跟踪的小车，马不停蹄一路飞奔，疲劳可想而知，我不敢跟他多说，就让他关门休息了。回到自己房间，躺下不久昏昏欲睡中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四个公安和一个便衣出现面前，说是要查身份证，再往对面房间一看姚诚也在被查中，他们还问：另外一个中年男人和小女孩哪去了？我当时就明白了，因为使用旅馆的网络，才使莆田的国保方便地找到了旅馆，看来他们已接到上级命令在核实我们的身份，查过身份证这些人就走了。由于担心被控制，我们赶快离开宾馆，一直在公共场所等待前来参加寻亲的外媒记者。
下午四点左右，一个扎着马尾辫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美女飘然而至，虽然素面朝天，穿了身随便得不能再随便的衣服，依然掩盖不住高贵的气质。我透过车窗一看，在心里惊呼：天上掉下个陈姐姐！赶快下车帮她提行李。她非常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问我：你就是李卉吧？我知道她就是从北京飞来的德国电视台记者陈璐，我当时好想对她由衷地赞美一句：真是落入凡间的天使！可毕竟是初次相见，怕有拍马之嫌就打住了。
因为烫手的山芋已经送出去，这下可以不怕跟踪，公开地搞寻亲活动了。于是我们三人大大方方地在警方眼皮底下，公开用各自的身份证（陈璐持加拿大护照）开三个房间登记住宿。
晚上从宾馆出来去吃饭时，陈璐肩上还背着装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我说我们只是在附近饭店吃饭，你怎么老背着个大包咋不嫌累？她说这是职业习惯，这个包里都是我的重要证件、电脑及记者常用的电子产品等，国保随时都有可能冲到宾馆房间，把包抢走或毁坏我的东西，如果包落到他们手里麻烦就大了，我已经背习惯了，也感觉不到累。听了她的解释，深感在专制国家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危险。在中国，记者和律师随时随地都会因为维护正义，为弱势群体发声而遭受暴力袭击，如果碰上的是黑社会还不怎么可怕，因为盗亦有道；最怕的是社会黑，官匪比土匪凶残百倍，受到公权力的侵袭才是最要命的，被打了也无处说理。众所周知，中国根本就是一个流氓政权，毫无法治可言，纵然这么漂亮、优雅持外国户照的美女记者也难逃公权力的魔掌，不得不高度警惕，随时做好防范工作。
16号早晨，我们三人为了摆脱跟踪，打的去寻亲会场。刚上出租车，就发现几辆小车前呼后拥尾随紧跟，我们的车快他们就快，我们慢他们跟着慢，始终与我们保持一个距离，前方还不时有新车加入跟进。出租车司机多次绕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办法甩掉这么庞大的跟踪队伍。我问陈璐，你是不是经常碰到这种惊险的事？她说是的，这种事见多了。说实话，这种类似警匪片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经历，我对他俩说，如果不是和你们在一起，我会吓晕的，姚诚说这是现实版的警匪大片。出租车司机也担心地问，你们走了他们会不会找我麻烦？
这么大规模的寻亲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人在烈日炎炎下大老远跑来寻亲，活动说停就停了。老百姓天大的事都不算事，没人管你死活，党和政府伟光正的形象最重要。说让你停，再大的活动也得停，你再哭天喊地也没人理你，我党确实伟大啊！我们只好出来，再乘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又是前呼后拥、迎来送往好多辆车紧跟。
因为24小时被盯着，寻亲活动又被强制取缔，我们不仅什么也做不了，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不敢单独在房间呆，于是决定离开莆田。到一楼大厅退房时，至少有五六个国保（其中一个就是前一天查我们身份证的便衣）在一旁坐着边聊天边紧盯我们。一会又从外面进来了一四十多岁的男人（估计是领导），一进门就盯着我，目光和我对视了约半分钟，似乎想透过我的眼神读出许多恶来。此时我才感觉到全国的宝宝目光都是一样的，他们和国安、特工的目光相似，透着凶恶。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犯罪分子，就是敌人，他一眼就能发现我们是目标人群。与魔鬼打交道多了，凭直觉，我们同样也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就连小安妮都有这个本事，因为他们和普通人的目光显然是不同的。
办过退房手续后，陈璐要飞回北京，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一同出发，她一人乘出租去长乐机场，我和姚诚在后面开车护送她到高速路口。我们刚出宾馆一群便衣也随即出来，开动车子继续追踪，直到我们两辆车上了高速他们才停止追踪。一路上姚诚披星戴月，风雨兼程，急速向安徽方向飞奔。途经各收费站都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也接到上级命令，在核查我们车的具体行车路线。小车在风雨交加中跑了一夜，为了躲避高速出口的监控，姚诚决定从巢湖路口下高速，从小路去合肥。
下了高速，姚诚已经做好了被控制的思想准备，17号下午，找了个朋友送我回阜阳后，他独自一人去应付国保了。
回家不久就得知姚诚兄因为张林的事又被拘留了，他为帮助张林父女两个月里两度被拘。今天一大早又听到一件更为不幸的消息，张林父女在北京被抓，现已送回了他们的老家安徽省。
呜呼，我说不出话了！
2013年4月8日，李卉（前排中穿黄色外套者）与中国妇权其他义工一起在合肥声援张安妮上学权。（PHOTO BY WRIC）
2013上半年部份失踪女孩家長求助
名字：梁玖梅
失踪日期：2013年7月16日
年龄：13岁
具体位置：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风景区
家人电话：梁正国电话15213620733、15213728246。
2013年7月16日下午19时许，家住重庆武隆仙女山的梁玖梅失踪，父母连续几天寻找未果。梁玖梅特征：女、13岁、身高约1.60、黑色长发、穿白色体恤、七分裤、蝴蝶鞋。梁正国电话15213620733、15213728246。
名字：吴芳云
性别：女
失踪日期：2013.7.18
年龄：13岁
具体位置：上海 – 虹口 – 凉城
家人电话：赵清 13641851060
刚到上海半个月，上牙带牙套，左手带银手链，马尾辫子，离家时上身穿粉红短袖T恤，下身穿蓝色七分牛仔裤，脚穿红色人字拖鞋，希望看到这条信息的好心人帮忙转发，定当面重谢！
名字：田全丽
性别：女，渭南一高中学生
失踪日期：2013.7.18
年龄：13岁
具体位置：上海 – 虹口 – 凉城
家人电话：13772729785
渭南一高中学生，租住在陕西省渭南市老城街家属楼一楼，7月18日凌晨零点后，她给家人发信息：“一个人在房子好害怕”。早6点，邻居发现她房间两道门虚掩。家人联系手机关机，数天杳无音讯，家人已请警方帮助。希望本人或者见到她的人看到信息后，及时与家人联系
名字：牛怡璇
性别：女，渭南一高中学生
失踪日期：2013年6月.3日
年龄：13岁
具体位置：河南省郑州市
家人电话：18236590529
牛怡璇，13岁。在郑州丢了，2013年6月.3日上午至今都没有回家，希望各位同学和朋友帮帮忙！她身无分文，拜托大家留意一下，有情况请速联系家人。
名字：徐云超
性别：女，渭南一高中学生
失踪日期：2013.7.18
年龄：9岁
具体位置：2013年7月18号
家人电话：18354256976
我弟弟，徐云超，九岁，于2013年7月18号在村里走失，当时身穿白底小碎花上衣，浅色小裤衩。，家人都痛苦万分。有线索者联系我18354256976。
文雯，女，2000年5月25日出生，现就读于昆明市西山一中初一7班，于7月18日和曾经的同学刘琳（读音）出去玩，至今未归，毫无音信，家人很着急，已报警，如有任何线索请联系13987635879（妈妈），13668789558（爸爸）。 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唐钎铧，女，2012年2月25日生，失踪时身高90厘米，圆圆的脸，小平头，身穿黄色带格花领子，下穿粉色的短裤，毛毛虫绿色的鞋子，屁股中间有胎记，于2013年5月27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叠石布碎市场失踪，在中山市旗北派出所报案
费韵超：15岁，身高一米五，身穿红色校服。于5月15日下午在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800号水产市场出走，至今未回家！父母已经找了好几天几夜，都未合眼。父亲因此晕倒。父母现在已报警！请好心人帮忙扩散。有线索请联系费先生：13661938478、021 62165198。
寻孩子李德彬 】 5月16日晚，六枝特区抵大湾街道上，一名六岁半的小姑娘带着两岁半的弟弟在马路边玩耍时，被人用钱支开，弟弟被人抱上车离去。弟弟被拐走时，上身穿绿色夹克，下身穿深蓝色牛仔裤，脚穿棕色皮鞋。目前，孩子家人四处找人，已经报警。请留意
陈彩平 (690628783) 2:08:21 寻人启事: 大家好!我儿子于2013年5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约场红卫管理区遗失. 姓名陈奕林,男,三周岁半,刚学讲话,体重28斤,身穿青黄色横条短袖上衣,蓝色5分牛仔裤,蓝色凉鞋.有知情者请与陈彩平联系.重谢!本寻人启事属实情,行善积德,请帮忙转发群.
杜志愿，男 2004年07月11日出生 失踪时身高：130厘米 失踪时间：2013年1月17日 失踪低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村 特征描述：体型偏瘦，尖下巴，大眼睛，离家时身着校服校裤，内穿灰色毛线衣，深咖色皮鞋。因失踪多日在外，据20号晚一游戏城目击者描述，此时孩子更为消瘦。求扩散！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05:30
夏政杰（小名：杰杰，牛杰），男 2009年10月20日出生 失踪时身高：80厘米 失踪时间：2013年1月22日 失踪低点：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横江村委会横江村 特征描述：短头发、说话有点沙哑，两个耳朵上方都有类似胎记的未穿透的小孔。求扩散！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7:58:52
2013年07月03日 。 失踪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胜利南路菜市场附近 特征描述： 走丢时身穿白色带花图案睡衣，刚学会说话，只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其家人怀疑是被人抱走。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09:56
蒋帅 性别：男。 生日：2006-8-25。 失踪时身高：11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02-17。 失踪地点： 深圳坪山新区坪山街道三洋湖龙背村长上江沙博桥头（迪凯特电池厂附近） 。 特征描述：短发，上衣橙色外套 衣服外套上有个帽子连着的，蓝色的牛仔裤，蓝色的休闲鞋 屁股有个胎记。
李海鹏。性别：男。生日：2006-7-5。失踪时间：2013-1-12。失踪地点：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857连队25连。希望大家帮忙扩散！
刘斯睿， 男。生日：2008-12-19。 失踪时身高：1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2-12-31。 失踪地点：广东省兴宁市水口镇盐米沙村。特征：个子较高，肥胖，双眼皮，右耳边有小肉柱， 穿蓝灰色衣服（领口有毛毛，背后有超人图案），内穿灰色保暖衣，裤子和衣服颜色相似，穿白色旅游鞋。求扩散！
岳耀辉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6年12月14日 失踪时身高：110CM 失踪时间：2013年1月19日 失踪地点：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梦溪小区4期 寻亲者特征描述：大眼睛，皮肤微黑，头顶有两个漩，下排右侧有个大蛀牙。孩子胆子有点小，比较乖巧。对吃不感兴趣，喜欢玩玩具。 求扩散！
赵玉和。性别：女。生日：2012-04-17。失踪时间：2013-01-17。失踪地点：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占城果园街194号。特征：身穿一身红花棉服，皮肤白，双眼皮。请大家帮忙扩散。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07:41
丁雨晨。 性别：男。 出生日期： 2010年02月04日 。 失踪时身高：8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1-19。 失踪地点：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马坳镇青板桥 。 特征描述： 说话不是很清楚，人很聪明反应很快。 请大家帮忙扩散丁雨晨。 性别：男。 出生日期： 2010年02月04日 。 失踪时身高：8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1-19。 失踪地点：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马坳镇青板桥 。 特征描述： 说话不是很清楚，人很聪明反应很快。 请大家帮忙扩散
王以鸣。性别：男。生日：2010-06-29。失踪时身高：80厘米左右。失踪时间：2013-02-07。失踪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广东省惠州市白陈江镇白云山。特征描述：身高80厘米，三岁，上身穿蓝色有帽子的上衣，上衣胸前有2个白色熊猫图案，下身穿红裤子，脚穿黑色的凉鞋，说话带有河南口音。
赵永林。性别：男。生日：2010-10-19。失踪时身高：70厘米左右。失踪时间：2013-01-11。失踪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临海东腾绚珠村。失踪突然，家人说不清楚失踪时的细节描述，孩子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特征，唯有一张照片，希望大家帮忙扩散，尽力而为！台州公安向左转|向右转查看原图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14:26
周信宝。性别：男。出生日期：2009-03-12。失踪时身高：100厘米左右。失踪时间：2013-03-05。失踪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县新江镇屯亮村。特征描述：很喜欢眨眼睛和用手抓两边头发。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7:59:41
：杨裕齐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1年7月29日。 失踪时身高：80厘米 失踪时间：2013年07月12日 。 失踪地点：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 特征描述：不会说话，左手戴一银手镯，左脚戴一铜钱，左手臂上有黑痣，头上三个旋。被拐走前身穿蓝色条纹短袖，黄色短裤，穿绿色鞋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11:25
常森，性别：男。生日：2003-01-03。身高140厘米左右，失踪时间：2013-02-06。 失踪地点： 安徽省,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刑集安置区· 。 特征描述：阜阳市颍南小学四年（3）班的学生，右眉上方有小块疤痕，门牙两侧因换牙未长齐，上身穿灰白色花袄，下身是绿色校服裤，脚穿布棉鞋。
徐德凯。 性别：男。 生日：2007-09-20。 失踪时身高：115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02-13。 失踪地点：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市石榴园。 特征描述：短发，大眼双眼皮，皮肤黑穿银灰色带帽棉衣，深蓝色牛仔裤。正月初四在新乡环宇立交桥下附近走失，请大家帮忙扩散
刘晓威。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7年12月29日。 失踪时间：2013-03-18。 失踪地点：河南省,项城市新桥镇刘营村 特征描述：当晚8点和他母亲一起在刘营村村头走失。其母湖南口音，不爱说话，年龄42岁，身高1米55左右，身材瘦小。
姚骁轩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1年10月24日。 失踪时身高：77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年04月11日。 失踪地点：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三焦村三队 特征描述：小名铖铖，身穿白色带花保暖衣，会走路，会叫爸爸妈妈
姓名：潘安晋。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8年02月21日。 失踪时身高：109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年03月16日。 失踪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金沙湖水库办公室 特征描述：短头发，右眼是双眼皮，左眼睛单眼皮，上穿灰白色保暖衣，下穿青黑色牛仔裤，脚穿有宗红色条纹胶鞋。
曾昭泓 性别：男。 生日：2008-5-24。 失踪时间：2013-02-18。 失踪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山前市场 。 特征描述：一个头旋，偏瘦，后脑勺比较平斜。脸上没有疤等明显特征，大腿上有被烫伤的疤痕。失踪时穿的是照片上的衣服，同样的发型。
宋润柏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0年03月20日。 失踪时身高：9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年04月04日。 失踪地点：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紫金北路148号（县交警大队对面） 特征描述：脖子右边有2点血管瘤，身穿红色年外套，蓝色的牛仔裤，粉红色的鞋子。宋润柏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0年03月20日。 失踪时身高：9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年04月04日。 失踪地点：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紫金北路148号（县交警大队对面） 特征描述：脖子右边有2点血管瘤，身穿红色年外套，蓝色的牛仔裤，粉红色的鞋子。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13:35
范浩阳 性别：男。出生日期：2008-12-19。身高：106厘米 失踪时间：2013-03-06。失踪地点：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板桥镇耿屯村。特征描述：上身穿黑白格子花色毛衣，棕黄色裤子。中午孩子幼儿园放学后在家门口路边玩，几分钟后家人就找不到了。当日曾有云A牌照的银灰色轿车出现在附近
丁振从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7年09月24日。 失踪时身高：10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年03月15日。 失踪地点：浙江省,义乌市燕山岭保源路一路 特征描述：上穿侗族少数民族黑色的衣服、下穿深兰色牛仔裤、穿着一双凉拖靴。
习昊天 性别：男。出生日期：2010年08月05日。失踪时身高：95厘米左右，失踪时间：2013年04月11日。失踪地点：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三堂街镇湖莲坪村新开村。特征描述：上身穿深红蓝相间的格子外套，下穿深蓝色牛仔裤，红黑相间的波鞋，背部、左手手肘有胎记，头型较大，圆脸，皮肤偏黑
章俊宇。 性别：男。 生日：2008-04-01。 失踪时身高：11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02-27。 失踪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广场 。 特征描述：锅盖式发型，头发快到眉毛了。双眼皮，尖脸，失踪时上身穿绿色毛线衣，下身穿深兰色牛仔裤，脚穿蓝白的旅游鞋
韩巧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6年02月16日。 失踪时身高：126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年03月26日。 失踪地点：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张营镇韩垓村 特征描述：穿浅绿色外套，校服裤子,孩子当天没有去上学，失踪在上学的路上。
张佳奎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2年08月13日。 失踪时间：2013年03月23日。 失踪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石亭镇 特征描述：上身穿灰色夹克，下身蓝色牛仔裤，黑色旅游鞋，圆寸发型，体型偏瘦。张佳奎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2年08月13日。 失踪时间：2013年03月23日。 失踪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石亭镇 特征描述：上身穿灰色夹克，下身蓝色牛仔裤，黑色旅游鞋，圆寸发型，体型偏瘦。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23:14
何轩颖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0年11月1日。 失踪时间：2013年04月13日。 失踪地点：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五丰镇路口村 特征描述：失踪当天穿的是蓝色带帽子的衣服，裤子是牛仔裤，上面绣了一只小猴子，穿的是凉鞋何轩颖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0年11月1日。 失踪时间：2013年04月13日。 失踪地点：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五丰镇路口村 特征描述：失踪当天穿的是蓝色带帽子的衣服，裤子是牛仔裤，上面绣了一只小猴子，穿的是凉鞋
寻子伍嘉诚 2013-7-24 18:24:52
张梁祥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2年8月10日。 失踪时身高：120厘米 失踪时间：2013年4月14日。 失踪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平沙镇新平东街156号 特征描述：左手食指头弯曲。左眼睛斗鸡眼。平头，穿长袖衣，蓝色牛仔裤，蓝色拖鞋。说话明显结巴，只会四川话
王才贵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6年5月14日。 失踪时身高：120厘米左右 失踪时间：2013年04月10日。 失踪地点：贵州省,贵阳市,沙冲路玉田坝 特征描述：有些先天弱智，说话不明，左手有烫伤，走路埋着头。失踪时，下穿黑色裤子，脚穿淡紫色鞋子。上穿灰色衣服
扑面而来的血腥味
2013年3月26日起草，4月3日修改
何亚福说“大部制改革”喜忧参半，忧的是管接生的医护人员受计生的影响变得更为直接了，喜的是人口政策制定权划归“发改委”了。这个也能信？所谓人口政策制定权划归“发改委”，不过是给臭名昭著的计生委减压而已。计生政策涉毛邓江胡四朝，“18大”的道路又是五世同堂之路，计生政策岂是“发改委”能决定其走向的？
当我写作《为了每年不多死2万个孕妇》一文时，我老婆还说我危言耸听。但是最近几天我已经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我怀疑自己对卫生系统和计生系统合并的恐怖后果还估计不足。
3月22日我就接到这样一封电子邮件——
杨老师，您好。有个紧急情况需要向您咨询一下：我表姐（山东**人），所怀是二胎，胎儿在预产期前5天胎死腹中，是否能够追击医院的责任？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市由于计生原因乡镇卫生院全部取消接生，接生全部交给市人民医院及妇保院，直接造成了床位不够，表姐在之前检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常，后来临近预产期，感觉略有不适，查胎心就查了一个多小时，她已经感觉有些不正常，就要求在市人民医院住院，医院方面以床位不够为原因，拒绝入院治疗，再后来表姐感觉孩子没了动静，再去检查，发现孩子已经成了死胎。
目前表姐已经伤心欲绝，她为这个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请问杨老师这个事情是否可以起诉医院？有无可能胜诉？毕竟现在告医院太难了！如无半点希望，也只好劝她打掉牙往肚子里面咽！
再次感谢杨老师！
李*
3月21日
读完来信我立即答复如下——
请家属先把怀孕期间就医的病历复印出来（别忘了叫医院在病历上盖章），还有“基层医院全部取消接生”和人民医院床位不够的证据，都要保存好。我看能不能在北京帮你找个记者和律师。这个事件对反对计生系统兼并卫生系统有极大的意义。
消息你先不要上网，也不要找医院索赔。我得找高手咨询一下：如何才能证明“拒绝治疗”（如果没有录音，没有实名车票，恐怕就只能靠人证的，但原则上人证需要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的证明，家里人证明力弱），然后找个律师先去取证。
我给周泽和张凯分别打了电话，但两位律师都在外地，另一位对计生问题比较热心的李方平律师也在外地。周泽说等周一回办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了解案情后才能答复，张凯说可以让他的助手帮我。
联系律师的同时我发了一条微博——
求证：有网友来信称，“乡镇卫生院全部取消接生，接生由县人民医院以及妇保院包揽，直接造成了床位不够。”请问这种情况普遍吗？
从网友反映的情况看，有的地方是这样，有的地方不这样。再考虑到卫生系统和计生系统的合并没有这么快，几乎可以肯定乡镇卫生院取消接生跟卫生、计生合并没有关系。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跟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乡镇卫生院取消接生，并不能排除便于生育控制的考虑，因为县乡两级的党政一把手本身是受“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影响的，计生系统可以通过县乡两级的党政一把手的权力间接控制卫生系统。占比更重的原因则在卫生系统内部：随着农村出生人口的长期大幅减少，乡镇卫生院接生的孩子数越来越少，产科医护人员吃不饱，待遇差，不愿意在乡镇卫生院呆下去，就跟小学教师不愿意在村小呆下去一样。正如小学合并很快延伸到初中合并，产科合并延伸到乡镇卫生院的基本覆灭也是迟早的事。人口减少不但带来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灾难，也同样会带来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灾难，而计划生育人为地快速减少人口加剧了这种灾难。
下午李*回信，彻底打消了我介入此案的念头。李*说——
杨老师，您好。我跟表姐聊了很长时间。她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已经被计生顶上，全是用钱打点村里和计生，才挨到现在。虽然受了很大委屈，但她还是想再要一个，不敢得罪人民医院和计生们。另外她的证据也不充分，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说实话，我很愤怒，一是恨其不争，二是恨这帮无道！取消乡镇卫生院的接生权，直接导致人民医院和妇保院的人数激增，根本不可能做到有效诊断，譬如当时表姐做胎心诊断，打分为7，正常治疗是要吸氧的，医生却根本没有这样做！她明确跟医生讲她吃过早餐，医生还是给她开具了肝功检查的单子！是什么让天使变成视钱如命的魔鬼？这样的恶政，不知又要造成多少冤魂！
两天之后的3月24日京华时报《北京弃婴被强转较差医院死亡 官方称涉密拒回应》一文飘散出另一股血腥味：3月20日下午1点半左右，中关村街头，一女子在他人三轮车上诞下一名男婴后遗弃。约40分钟后有好心人发现弃婴并报警、送医，先是司机拒载，等了10多分钟才坐上警方叫来的999急救车。但海淀医院并没有新生儿呼吸机，抢救3小时后建议转院。又等了1个多小时，到下午6点多才有一辆120赶到海淀医院。好心人要将弃婴送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他的雇主也愿意出费用；但警察却要求必须将孩子送定点收治弃婴的平医院，那里也没有新生儿呼吸机。晚上8点左右，孩子在和平医院重症监护室死去。
中国人不尊重生命的态度、结婚的法定年龄世界最迟、无证生育者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压力，可能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年轻姑娘在三轮车上生孩子和遗弃孩子，也影响到了过路司机、警方、医院对弃婴的态度，最终导致弃婴的死亡。所有这一切因素，无不跟计划生育有关。卫生系统和计生系统的合并是否姑娘不敢去医院生孩子的原因之一，由于她本人已经逃跑，不得而知。
3月25日上午刚打开电脑，就看到反计老友“自由曼德拉”发的一则微博，血淋淋的死胎照片配着一下说明文字——
3月24曰，就在昨天，滁州凤阳县，有孕妇怀孕七个月被人举报，计生办接到举报后立即把她抓到医院强制打胎……家属手机15856657369。
我从早到晚饭后打了n次电话终于打通了。接电话的男子承认自己是受害人家属、帖子内容属实，但不肯告诉我他的姓名和详细地址，称“政府正在协商处理之中”，说有了处理结果会公布。我跟他说不公布详细信息、不接受媒体采访肯定没法让有罪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也影响赔偿金额；但是感觉他跟我打官腔。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显然，他既想得到一笔赔偿又害怕得罪当地政府。
“金福网”的一个帖子对此事的描述更详细一些——
上周五安徽滁州凤阳县再度发生强制大月龄孕妇堕胎事件。一位已怀孕7个月的33岁吕姓妇女被人举报超生，当地镇上一位姓崔的计生专职干部将她拉到医院并强行注射引产针，一名几乎发育完全的男性胎儿胎死腹中，星期日（24日）被排出体外。从网友发布的照片可见，血污中死胎身体洞开，内脏全部流出，脸上五官清晰可见，身子微蜷。
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还注意到一则更可怕的计生暴行新闻。3月20日“河南新闻调查”发布《太康县计生委突发命案疑问重重》一文。文章说：
杨玉芝性别女、汉族、年龄42岁，于1995年参加县计生手术，因手术失败于2006年某天凌晨5点被县计生委强行抓走再次手术。这次手术留下后遗症导致杨玉芝小肚疼痛等多种疾病发生，常年不能断药。……3月13日，杨玉芝到太康县计生委反映情况、诉求解决问题。在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与村支部书记协调解决问题时，14点左右，突然有人发现杨玉芝在楼梯口吊死身亡。……17点多家属才接到通知。
22日的大河网健康频道有进一步的报道：
家属赶到时发现杨玉芝全身伤痕累累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脖子里有一道深深的钢丝绳索勒痕整个脖子几乎被勒下来，就连身上带着的卖玉米的几千元钱也不知去处。
太康县政府26日发布通告，说法有所不同：杨玉芝年龄为43岁，死亡时间为14日，第二次结扎时间为2007年9月。官方的结论是——
3月18日下午，太康县公安部门做出最终认定杨玉芝为自缢身亡（太公不立[2013]0002号）。杨玉芝的公爹、丈夫、父亲签字同意该认定，并对政府给予的帮助深表感谢。3月19日，杨玉芝的亲属将杨玉芝的尸体火化。
但是官方的说法是非常可疑的。既然第一次结扎手术后又生出一个孩子，杨玉芝怎么可能再自愿到县计生服务站去做第二次结扎手术？既然“认定杨玉芝为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三级戊等，并自2012年１月起，给予其每月200元的特别扶助款”，又怎么可能于2012年11月9日“给予杨玉芝现金7.5万元，同时为其解决农村低保”？政府的钱是一个农妇可以随便张口要来的？既然杨玉芝是去复印病历的，又怎么可能突然上吊自杀？在官方描述中杨玉芝并没有精神疾患，相反非常精明，已经因为自己的手术并发症获得了超额利益，还不依不饶要20万元，这种人怎么会舍得死？杨玉芝尸体脖子上钢丝勒伤明显，上吊鲜有用钢丝绳的，官方并没有对于这一疑问给与任何澄清或解释，公安局凭什么“认定杨玉芝为自缢身亡”？谁见过用钢丝绳自杀的？谁会身上带着钢丝绳去自杀？莫非计生委门口专门挂了个钢丝绳圈供人自杀？中国的常识告诉我，这是因为已经用万能的金钱把受害人家属“和谐”下来。既然“和谐”了家属，就不妨在细节上突出甚至人为制造一些出入，以彰显原报道的“不实”。
3月19日湖北通山县也发生了一起计生命案，但直到4月3日下午6点多才由广东新快报的记者刘虎在腾讯微博披露：沈红霞，1971生，是一位18岁青年和2岁婴儿的母亲，她的第二胎是意外怀孕不能引产所生，医师称结扎有性命之虞，但计生委仍强行要求实施结扎手术，致沈红霞死亡。为了逃避责任，计生委给了沈红霞的丈夫程世雄100万元“补偿”，村里则同意给程世雄一套120平米的新房子。此事能够披露出来，应该是程世雄在拿到100万后不想要房子了，想追究杀人犯的刑责。他担心遭到报复，希望社会舆论能给与关注，使杀人委不敢报复。刘虎的长微博里有相关协议、欠条、照片等证据，应该假不了。
我深知春节前后这个季度是计生暴行高发时段，但主要目的是趁农民工返乡之机抓人逼交“社会抚养费”，像2月4日温州瑞安马屿镇发生的计生强行“收费”时轧死13个月婴儿那样的事件应该是过失所致。最近几天这一连串的血腥事件，是不是跟“大部制改革”给计生系统打了强心针有关？
原计生委和卫生部的网站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了。计生委的网站里“领导”一栏除了主任由王侠变李斌，加了一个发改委出来的孙志刚，都是国家计生委原班人马。卫生部的网站里排名第一的是前计生委主任李斌，第二是前发改委副主任孙志刚，第三是前计生委副主任变身的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第四及以后才轮到原卫生部的人。
王国强1983年调入国家计生委，历任秘书处副处长、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计划财务司司长。2000年12月任国家计生委党组成员、副主任。2003年9月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机关党校校长。2002年6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2007年1月任卫生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大部制“改革”不仅公开声称计划生育三个“不变”（基本国策地位不变、一把手亲自抓计生不变、计生一票否决制不变）和“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且还在领导构成上把卫生系统纳入计生系统管辖之下。
这样的“改革”，无疑给那些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的基层计生暴徒打了一剂强心针，也给坚守职业道德的医护人员以巨大的压力。卫生系统并入计生系统所产生的血雨腥风，恐怕才刚刚开始。
我依然认为卫生系统并入计生系统所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是无证孕妇不敢上医院看病和生产，可能导致每年增加2万名以上的孕妇死亡。但是我低估了打了强心针的计生系统直接制造的血案，我还忽略了被强化的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欺骗所导致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对自己后代的摧残，这种摧残包括性别选择堕胎，也包括扼杀有出生缺陷的胎儿和婴儿。
3月18日晚，荆州一市民散步时，发现古城墙斜坡的土堆里传出孩子的哭声，竟然从土里挖出一男婴，男婴的爷爷、奶奶就在旁边。医师说，“这是一名新生儿，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楚天都市报3月20日）孩子的爷爷奶奶尽管谎称误认为孩子已死才掩埋的，但显然是因为相信了“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邪教而丧失人性了。
26年前因为老婆长得胖被人举报为“违法怀孕第三胎”而失去了一栋别墅和六个门面的文华志，十八大前被截访者雇用黑社会人员打断了腿、打掉了牙的文华志，“二会”期间被截访者抓回去严加看管并再次逃出来的文华志，十天前又被痛打一顿后从北京被抓回桂林去了，拘留10天，26日释放。他换了电话，连他女儿都不知道他的号码，怎么那么快就被截访者找到？这说明北京公安在配合截访者。
每天都有孩子失踪，每天都有许多人被强征“社会抚养费”倾家荡产，每天都有人因为拒交或交不起“社会抚养费”而被拘禁。
为姚诚说句公道话
作者： 天理2013年6月30日于佛山
6月15日，德国国家电视台在中国要拍摄一个国内维权人士的纪录片，由于德国国家电视台前期已经拍摄了一部份，苦于没有一个他们想要的角色进入，于是，选择了广东著名的维权人士苏昌兰女士。
苏昌兰女士是广东著名的维权人士，是中国妇权的义工，她在土地维权，妇女计生、寻找失踪小孩子和救助受害妇女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是默默无闻，从没在网络上宣传自己的维权经历。所以知道苏昌兰女士在维权方面情况的人少之又少，基于这一种实况，德国国家电视台决定重点要采访和拍摄她。
也因为苏昌兰女士在维护童养媳的权利和在寺院收留孤儿卓有成效的工作，德国国家电视台决定第一站将从福建开始。姚诚先生作为当时的参与者，决定为苏昌兰女士这一次的拍摄打头阵。于是，姚诚先生早于苏昌兰女士到达福建安排德国国家电视台的拍摄工作。
可是，早已经闻到味道的国保蜂拥热而至，令到德国国家电视台的拍摄不尽如意，苏昌兰女士也不得不改期改赴安徽，结果一路上受到了安徽省国保的严密监控和干扰，不得不终止在安徽采访安徽省寺院收留孤儿的维权拍摄。
为了让德国国家电视台的拍摄能顺利进行，姚诚先生不计个人得失，于19日和20日高调发帖引开安徽省国保的注意，并与德国国家电视台拍摄组分离开去，才得以让德国国家电视台所拍摄的纪录片得以成功结束、大功告成！
21号，当引离国保的姚诚回到芜湖家中时，即被芜湖当地的派出所传唤，安徽省国保向姚诚询问了安徽省著名民运人士张林失踪是否与其有关，在遭到姚诚的拒绝回答后，被处以治安拘留十天的处罚。姚诚的确失踪了8天，这8天之中，我们找遍了所能找的人，最终，我们找到了姚太，证实了姚诚被拘留，罪名是因喝酒打人，羁押在安微省芜湖市繁昌县拘留所，6月30日可获释。
但是，天理不放心，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的简单，天理担心当局有可能会将姚诚转为刑拘，于是，天理即联系刘晓原律师来广州商议，并决定若是30日未能见到姚诚出来的话，天理与刘晓原律师将于七月一日飞抵合肥，进行对姚诚的救援行动。当知道姚诚平安获释后，刘晓原律师今天才飞离广州。
姚诚，一个默默无闻的维权人士，他的生活比谁也活得开心，凭什么他要趟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原因也和天理一样，“看不过眼”！试问？他图的是什么？一个正直的人，由于他不善写作，表达能力也差，加上喝了点酒，写错日期也在所难免，人们若是理解的话，也不必为这点小事来斤斤计较。
至于说姚诚被拘留十天，八天出来了就证明姚诚说慌，那么天理就可以实话告诉你们，姚家在当地的势力非常雄厚，警方真的要治姚诚，不得不考虑一下影响和利害关系，姚诚没有触犯任何的一条法例，警方拘留姚诚于法不合，在姚家的求情下，早放姚诚三几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
天理要说的是，姚诚！是一个大写的人！什么对他的谣言，天理有必要给他予以澄清。姚诚是维权运动人士可信赖的朋友！在这天理可用人头担保！若是也将天理作为敌人的话，那天理无话可说，攻击天理也没所谓，但天理支笔也不是闲着的！
女弃婴蚂蚁满脸爬 6 .21一个平常的日子
据郑州晚报2013年6月24日报道，6月21日上午，路人在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卫生院附近发现一名弃婴，女孩，未满月脸上爬满蚂蚁，后由民警送往儿童福利院。经体检，孩子除脸上的伤痕，无其他外伤或肢体残疾。
几乎不用猜测就知道，这个弃婴的母亲是用假名字、假身份证号码住院生育的，当然她也没有计生系统开具的“生育服务证”。如果是有证生育，那肯定是用真名的，用真名住院生育然后弃婴，警察半小时内就能破案，这样的蠢事非弱智不为。
在没有“生育服务证”或“准生证”的年代，当然也有弃婴，但是并不多，而且几乎没有用这种方式弃婴的，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父母不想要的孩子被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收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把孩子直接送到需要孩子的人家门口并看守到被需要孩子的人抱走无需担心被发现、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
近日发生的另一则新闻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十年前发生的李思怡事件；不同之处仅仅是这次饿死家中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吸毒母亲并不是被警察带走了，所以恶劣程度要稍微低一点。据乌鲁木齐晚报2013年6月22日报道，6月21日上午，南京市江宁区泉水新村两名女童被发现在家中死亡。经查，女童是活活饿死的，女童父亲正在监狱服刑，母亲有吸毒史。
这两个女孩，根据《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至少有一个是无证生育的，也可能两个都是，因为我很难想象如此不负责任的父母会不嫌麻烦地去办“生育服务证”。当我们谴责郑州那个抛弃孩子的妈妈丧尽天良时，我们不要忘了，跟南京这两个小女孩比，郑州那个被抛弃的女婴是幸运的，她的妈妈并不是“神州大地”（这块土地被它的居民这么称呼，真是极大的讽刺）上最坏的。如果她将来被欧美爱心人士跨国收养走了，那她就更幸运了。
我不知道南京被饿死的两个小女孩的父母有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兄弟姐妹当然跟计划生育也有相当关系），但是如果有，我知道他们中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大发善心把这两个女孩收养了。只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八条收养孤儿、残疾儿和福利院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才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只能收养一名”限制。这意味着把无证生育的孩子送养给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不但先得缴纳“社会抚养费”，而且必须收养孩子的兄弟姐妹无子女，否则无法办理收养手续。即使收养孩子的兄弟姐妹无子女，“只能收养一名”的限制也将导致同时送养两个女孩给同一兄弟姐妹不可能，而且会把有重男轻女观念的兄弟姐妹排斥在外。需要有两个兄弟姐妹无子女、都有收养意愿并且都不重男轻女，今日中国谁能满足这样的条件？
当然法律上还有改变监护人的办法可以使这两个女孩避免厄运。但是中国法律同样是不鼓励人们给亲人的孩子充当监护人的。监护和收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监护不形成亲子关系，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只有责任并无权利，通常所谓监护权仅仅是就排除第三人干扰而言的。监护人的墓碑上不能写上非自己子女的被监护人的名字，非父母的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的财产没有用益权，被监护人因交通、医疗事故意外死亡非父母的监护人不能索赔，被监护人也没有给非父母的监护人养老送终的义务。正是因为监护、寄养与收养的这种区别，依各国法律非父母的监护人可以从被监护人或其父母的财产中获取费用甚至报酬，如被监护人及其父母都无财产则可以从政府获取最低限度的费用和报酬。但是中国法律对此完全没有规定，非父母而担任监护人只能做活雷锋。
最后还有送福利院抚养这一途径。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对于“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孩子”，福利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更重要的区别是，福利院可以作为孤儿、弃婴的送养人，把孩子送养给他人收养，收取一笔客观的赞助费。但“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孩子”福利院即使接收了也只是抚养人而非收养人，不能取得类似父母的法律地位，无权将孩子送养给他人收取赞助费。为了配合计划生育，福利院通常还要求送弃婴上门的公民证明送来的孩子不是他（她）自己或自己的兄弟姐妹所生，这导致做好事帮助弃婴的公民陷入把孩子送进福利院很麻烦、自己养着又会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的直接产物，就是路有弃婴！
回到题目上，我相信6月21日一定也有女童被拐卖，也一定有女胎被堕掉，数量都比遗弃要大得多，只是未见报道而已。人们喜欢强调即将到来的婚配男女比例失衡，也就是适婚男青年比适婚女青年多出约4000万，但是我觉得娶不着老婆跟被扼杀于母腹中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促使我写出这篇文章的真正原因，并不是2013年6月21日中国的女孩、女胎出了这么多事情，恰恰是因为2013年6月21日对中国女孩、女胎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3个月2度被拘 姚诚获释后澄清“打人”之说
———答国宝：我所知道的张林父女外出游玩的情况
2013年6月11日晚，我与张林在skype上聊天，张说已带着安妮来到了南京，正好我也准备由南京前往福建莆田，便商量好第二天（12号）在南京中央门汽车站见面。
12日午饭后，我在中央门接到一同陪我去莆田参加童养媳寻亲的志愿者李卉后，便开车带着张林、安妮、李卉三人一同前往莆田，一路上应安妮从海边看看的愿望，我们经杭州、宁波、台州、温州、宁德、福州，于14日晚上到达莆田，因我和李卉要参加寻亲大会，所以15日一大早便送张林和安妮去了汽车站，由他们父女俩继续去旅游。
6月15—20日，我一直在陪同德国国家电视台在做童养媳和寺院女孩节目，不知何故从福建到安徽，一路上受到了国保的严密监控。20号我回到芜湖家中，即被当地派出所传唤，被处以治安拘留十天的处罚。
在拘留期间，繁昌县及芜湖市国保多次找我谈话，了解张林带安妮出来后的情况，我也如实讲了上述经过，张林是从家里出来的，又不是从看守所或监狱逃出来的，我只是顺道带了他们一程，应该也不是违法犯罪，至于他们到哪去玩也由他们自已选择。
从拘留所出来后，看到网络上的各种猜测，特别是一些谣言“安微维权人士姚诚“喝酒打人”在押拘留所”，我有必要在这里予以澄清。这十天里我被关在拘留所，也不能上网，也不能打电话，因此，张林父女现在在哪里，我本人也是一无所知。下一步他们想去哪，我更是不知情。只是祝他们父女一路平安，更希望小安妮玩的开心。在此，也对我拘留期间给予关注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
BBC 2013年6月26日報導：
美國最高法院周三（26日）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推翻實行長達16年的「婚姻保護法」。
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票贊成、4票反對，裁定「婚姻保護法」失效後，對加州禁止同性婚姻的「8號提案」同樣裁定違憲失效，恢復加州於2008年通過的同性婚姻法案，不過最高法院並未指出判決適用於全美各州。
美國總統奧巴馬隨即發表聲明，讚揚這次判決，並指示司法部長檢討所有相關聯邦法例，確保判決得到妥善執行。
法院裁決指出，「婚姻保護法」歧視同性伴侶。最新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同性婚姻。
這兩起案件的裁決改寫美國對婚姻的文化觀點，媒體形容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
兩對控告加州政府的同性伴侶及代表律師步出法院，受到支持者歡呼喝採。
最高法院當天裁決的兩起案件中，裁定美國聯邦法例中的婚姻保護法案禁止同性婚姻伴侶享有異性婚姻夫妻的稅務、醫療和退休福利違反憲法。
雖然最高法院未有裁定加州2008年實施的同性婚姻禁令違憲，但同性戀維權人士認為，裁決已為加州的同性戀婚姻鋪平道路，加州州政府將要決定是否恢復同性婚姻合法化。
提出訴訟的同性戀伴侶表示，將會重返加州結婚，並認為裁決可以向下一代宣示，同性戀者和其他人一樣生而平等，併發誓要把同性婚姻合法化推展至全美國。
美國最大的同性戀權益團體「人權運動組織」認為，這是同性戀平權運動值得紀念的一刻，也是一次偉大勝利。
镇远福利院卖婴续闻：“弃婴”是这样制造的
前南都记者吴珊 2013- 06-21
曾经在美国做国际领养社工的张雯说1992年《收养法》颁布之后，中国的福利院开始出现涉外收养，“到2000年达到一年近10000人的顶峰，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残疾孩子，一半以上都送去了美国”。领养协议中规定领养家庭应该给福利院一笔捐赠资金，一个孩子的支付金额大概相当于该家庭一个月的工资，“如果是涉外家庭，2000年左右是3000美金；到2005年左右提高到3.5万元人民币。” 张雯说: “这大大刺激了民政部到地方福利院的涉外收养倾向”。
基层计生干部受到政府的压力，而各级政府也背负着计生指标的重压。各地福利院是否开展弃婴收养工作，主要看当地政府重视程度。计生的大手，仍将继续制造出奢谈权利的父母，也将把更多超生孩子的命运推向迷途。
李泽吉夫妇和孩子们。2004年，他们的三女儿被计生干部抱走，后送往比利时。 (南都记者 吴珊摄）
“如果她真的回不来了，能否让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母亲杨水英至今还不知道，9年前被计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婴，下落何处。
在2009年7月1日南方都市报刊发的《制造弃婴：福利院将超生婴儿送海外牟利》一文中，杨水英是受害者之一：2004年，贵州镇远县计生干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入福利院，在公告中称之为“弃婴”，再送养国外套取3000美金赞助费。
民政部、卫计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弃婴的规范管理，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并强调要严厉打击利用弃婴牟利者。而在贵州镇远，那些失去“弃婴”多年的父母，他们仍在寻找和期盼。
中国妈妈：她在哪？是否还活着？
4月6日，田溪村李泽吉的兄弟在车溪村放炮迎客，他的新居几乎吸引了远处山顶上整个村子的村民下来志喜。田溪村的陆显德夫妇也来了。
陆显德和李泽吉的妻子是同胞分家的兄妹，喝了几杯酒之后，陆显德对记者说起糊话来，“多儿多女犯了法了？犯了宪法么？你来采访我们，是因为我们犯了法了对不对？”他反复用这句话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旁边的村民小声说，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这样，精神已经有些失常。
这个焦溪镇最偏远村子里最贫困的一个家庭，2004年才半岁的超生女婴被计生干部抱进县福利院，后来通过涉外收养家庭送出国。“回来后他就气癫了，骂人，有时还开始打人。”
2009年6月黔东南州和镇远县曾为“焦溪镇三名婴儿不知去向”的举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后来还通报了调查情况。“李泽吉女儿和罗幸斌女儿被比利时的家庭收养，陆显德女儿下落依然不明。”联合调查组副组长、时任黔东南州政府副秘书长的杨解生当时说。
2013年4月8日、4月9日记者分别到镇远县和黔东南州的计生和民政部门询问，仍然没有人能说清这第三个女孩的具体下落。
李泽吉和罗幸斌，这时竟也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女儿被比利时的家庭收养，“比利时在哪里？欧洲又在哪里”？当年联合调查组到家中调查之后，这3个家庭曾经两次结伴到焦溪镇、一次到镇远县去询问孩子们的下落，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复。2009年，他们甚至还在镇远县见过一位律师，但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李泽吉的三女儿，是2004年在堂哥李代武家寄养时被计生干部抱走的。2009年记者和联合调查组下来调查时，李泽吉、李代武等才得知这些孩子后来被送去了国外的家庭。当年，李代武自己去周边四五个乡镇调查，希望了解“到底还有多少家庭有同样的遭遇”。“我找到了6户。”他说，“不过不全是因为超生。”李代武曾希望这些受害家庭联合起来去政府申诉，但是“他们大多不敢去”。
“2009年之前你和李泽吉为什么不去政府部门找孩子呢？”记者问他。
“当时我以为小孩子会在福利院由国家来抚养，并不知道福利院会把她‘卖’去国外的家庭。”李代武说。
“你的意思是说超生的孩子就可以由国家来处置吗？”
“超生了又交不起罚款，国家说我们违法了，我们也搞不清楚嘛。”末了他还加一句，“不过没经我们同意把孩子送去别的家庭，哪怕是国外的，这个就是违法的。”
现在，李代武的决心似乎比李泽吉还要强烈，“如果能找到孩子，我们一定要要回来。”
“要不把孩子还回来，要不给赔偿。”李泽吉说。陆显德的妻子杨水英也想孩子，“如果她真的回不来了，能否让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
“制造”弃婴。图：南都网
美国妈妈：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
和养母Mary(化名)一起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古城慧已经9岁了。2005年，她被Mary从贵阳接回了美国。而在2003年3月6日《贵州都市报》的公告上，她被列在10个孩子之首，证明是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拾的“弃婴”。
“当时我就想去她的家乡镇远县看看，可惜办理收养的工作人员都阻拦我们。”4月10日Mary和记者视频通话，她开始疑心古城慧是否“弃婴”，其实始于2007年。这年她带着古城慧和欧美的一些收养家庭到上海参加寻根活动，之后去镇远县探望古城慧曾被寄养的家庭。
“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拾的弃婴的说法，被很多当地人质疑。”Mary随后去镇远县福利院要求查看古城慧的入院资料，“他们说资料随收养材料全部寄去美国了，只给我看了一张罗列孩子名字的入院记录表。”
2008年她曾找到2003年3月6日《贵州都市报》的这份公告，她的中国朋友胡音(音)帮她翻译时发现，这份公告上的10个孩子的出生时间、丢弃时间、丢弃时的年龄都存在太多巧合，“怀疑系伪造”。
2009年南方都市报和其他媒体报道，一步步证实Mary的疑问。“遭遇婴儿被‘绑架’的事太可怕了，政府参与了‘绑架’就更可怕。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怎样。”Mary说道。
Mary设法收集女儿古城慧来美国前的信息，也越发相信女儿当年“不是被父母遗弃的，而是被政府工作人员送进了福利院”，尽管她没有确凿的证据。
美国收养家庭按孩子来源地的中国省份有不同的雅虎邮件组 ，Mary2005年也加入了“贵州雅虎”，和其他收养家庭分享生活点滴，平时也会组织小型聚会。2007年之后，她在邮件组里发信说出了自己走访镇远后的疑虑，及2009年中国媒体的发现。
“没有多少家庭给我回复，看上去他们不太想惹麻烦。”Mary说。她曾经搜索“镇远”和“古城”给10个收养家庭发去了邮件，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也觉得必须让古城慧知道发生了什么。”
“慧慧，如果你的亲生父母出现了，你会去见他们吗？”Mary在女儿四五岁的时候就尝试告诉她身世。但一触及这个话题，古城慧就变得很沉默。“妈，我去看电视了。”直到现在她都选择逃避。
古城慧现在读小学四年级，似乎只想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只交学校里的美国朋友，不愿读中文学校，懂事后拒绝参加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聚会。2007年M ary要带古城慧回中国参加寻根活动，她很抵触，“我为什么要回中国？我是美国人，只是长得像中国人而已。”Mary带她回镇远县的那几天，已经4岁的古城慧要求母亲一直抱着她，还紧紧地箍住母亲的脖子。
“慧慧比较逃避，其他很多家庭的孩子，从很小就想深入了解自己的过去，会参加各种中国的活动。”Mary收集了关于女儿过去的各种资料，“未来她想知道的时候，一点一点地告诉她”。Mary最希望的是能找到慧慧的亲生父母，“我想和他们建立联系，他们可能遭遇的经历让我不安”。
计生干部：我是按上面的政策办
陆显德、李泽吉等夫妇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山区县所承受的痛苦，是远在美国的Mary难以想象的。
原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田溪村的驻村计生专干石光应曾经是最让村民畏惧的人。李泽吉回忆，“2004年前后，他一个月可以到村里来十几次，一个人在村里到处转悠，如果发现了超生户，下次就带几个十几个人来，把房子出口团团围住，进去查人，交不上罚款的，牵牛牵羊，或者上房顶把瓦全部敲烂，有时还把你家被子给烧了。”
为了躲避石光应，杨水英、李泽吉都曾带着女儿在山坡上过夜。杨水英的小儿子和第四个女儿都是陆显德接生的，完了就带他们住到山坡上的窝棚去，每天中午12点才下来屋里吃早饭。李泽吉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没有办准生证，为了逃避罚款和结扎，他也带着小女儿在山坡上住过两年。
2004年6月杨水英带着意外出生的小女儿在山坡上放牛，终于遇到了石光应。他第二回才带人上门去收罚款。“我们家没钱，交不上几万块的罚款，他就说那政府把孩子养大，长大了送去美国，就不用交罚款了。”杨水英说。
石光应从镇里叫来了车，把杨水英和才半岁的小女儿一起拉到了县福利院，当时陆显德不在家。这甚至是杨水英第一次去县城，直到今天，他们家的房子仍悬在村子的最高处，大女儿出嫁后，父母带着3个孩子住在仅有两张床的一间卧室里，生计就靠务农。
2010年杨水英的大女儿陆香香16岁，嫁给了本村的村民，2011年就怀了孕。陆香香没到法定年龄没法打结婚证，也没法办准生证，属于“计划外生育”。杨水英回忆，这年4月的一个凌晨，镇上来了几个人，把女儿婆家的屋头围住，来了两辆小车要把女儿拉去镇上引产，“那个时候她已经快要生了”。
杨水英在这里再次见到石光应，“我问他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女儿拿去卖了？他没做声。”杨水英只能苦笑，“卖了我的小女儿，现在又来弄我大女儿的孩子。”石光应坐了头车看住陆香香，杨水英在后面一辆车跟着。到了镇计生站，婆家四处借了7000块钱交了罚款才把事儿了了。
4月7日，记者趟了溪、爬了山去找已经退休还乡的石光应。58岁的老人和老伴在村屋后的农田里犁地，陪同记者来的李代武、李泽吉兄弟见了他又激动起来。
“你到底把我们的孩子送哪里去了？”
“我就是按上面的政策办事嘛。”
石光应从裤兜里掏出两枝烟，兄弟俩接过来点上。如今村里的计生工作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李泽吉和杨水英也不那么怕石光应了，卸下了镇里的职务，驻村计生干部和他们一样都是农民。
计生压力遇上收养动力
从镇里、县里到州里，计生干部都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事”。征收社会抚养费难，每年的计生超生指标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落实领导干部提拔、评优“一票否决”。
对于2004年弃婴事件，2009年联合调查组成员、现黔东南州计生局纪检组石组长说：“当时有些考核指标要求过高，害怕被扣分，基层个别计生干部弄虚作假，隐瞒政策外出生人口，鼓动个别家长将政策外出生的多孩以捡拾弃婴的名义送去福利院。”
而相对牵牛牵羊、上房揭瓦之后出现的超生婴儿被抱走的现象，福利院成了安置所。“那个时期福利院都比较愿意接收弃婴。”黔东南州福利院院长陈国红说。而在该州，州福利院和镇远县福利院是仅有的两家可以涉外收养的福利院。
1992年《收养法》颁布之后，中国的福利院开始出现涉外收养，“到2000年达到一年近10000人的顶峰，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残疾孩子，一半以上都送去了美国”，曾经在美国做国际领养社工的张雯介绍说。
领养协议中规定领养家庭应该给福利院一笔捐赠资金，一个孩子的支付金额大概相当于该家庭一个月的工资，“如果是涉外家庭，2000年左右是3000美金；到2005年左右提高到3.5万元人民币。”张雯说，“这大大刺激了民政部到地方福利院的涉外收养倾向”。
而2010年以前，各地的福利院除了县市下拨的一点人员经费，没有国家财政投入儿童福利。“涉外收养的捐赠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困难。”镇远县福利院院长况国军说。
计生达标的压力，遇到了福利院涉外收养的动力，在一些地方开始操作变形。《新世纪》曾报道，在湖南邵阳，“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2002年以来，利用涉外收养渠道，湖南衡阳等地还出现了多起福利院参与贩婴牟利的案件。
2009年4月1日，针对公安、民政、计生等五部委出台的国内公民未经登记私自收养子女新规，各地福利院开始执行，“所有的弃婴都要送福利机构，通过福利机构办理收养手续”。陈国红说，“过去收养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很多没有遵照执行。”
这一年联合调查组对镇远“弃婴”事件通报处理之后，李泽吉、杨水英乃至整个焦溪镇的超生家庭的孩子都给上了户口，还免除了社会抚养费。因为超生孩子的持续减少，村民外出打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计生工作也越来越向强调服务型转变”。镇远县计生局副局长杨代军说。
养老、医疗等独女户、二女户的奖励政策，征收社会抚养费法院依法执行，严禁大月份引产等做法都在改善计生干部在村里的形象。黔东南州创新的村民和村委会签订《诚信计生双向承诺书》的做法，似乎也在赋予村委会更多的自治权限。“村自己制定细则，今年州、县、乡将各拿出事业经费和社抚费的10%投入村级双诚信双承诺工作。”石组长说。
“比如超生户将得不到建造房屋需要的砍伐证。”4月6日，车溪村计生主任罗林在李泽吉哥哥的新居里说，“这叫一环扣一环。”
国家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后，杨代军刚刚在州里的计生干部培训会上得知省内计生工作的“三不变”：“国策不变、党政一把手负责不变，一票否决制不变。”
看来计生的大手，仍将继续制造出奢谈权利的父母，也将把更多超生孩子的命运推向迷途。
原作手记：谁是制造者？
《“制造”弃婴》这则新闻讲述的是贵州省镇远县多名超生婴儿被“制造”成“弃婴”后，被国外领养人合法领养的故事。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有“弃婴”的父母、领养人、计生干部、福利院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等。
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后，很多人指责父母的麻木。可是他们无法对此辩驳。无法辩驳的原因是，他们确实参与了制造“弃婴”的过程，他们无法面对这个心灵的创伤。更重要的是，他们找不到和外界对接的表达方式。
“2009年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摘自《“制造”弃婴》)
这是徐林珍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们这个群体的表达方式，此种表达方式必然会引发城里人的批评：麻木、自私。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解读，可能引起的非议就会大为减少。比如，他们可以这样解释：他们到死才算退休，他们没有被国家纳入养老等福利体系，他们仍然要靠“养儿防老”，自古以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没有男丁，将来他们靠谁养老呢？
以此类推，用同样的表述方式，可以这样理解计生干部抱走超生婴儿的行为：基层计生干部受到政府的压力，他们为了得到微薄的工资而不得不完成计生任务，而各级政府也背负着计生指标的重压，这是影响他们政绩、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计生成绩之所以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如果不加约束，所有生者都会毫无尊严地活着。
福利院也可以这样解释他们的行为：各地福利院是否开展弃婴收养工作，主要看当地政府重视程度。而地方财政对福利院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远远不能维持福利院正常运转。“所以，福利院只有想办法找钱救命”，而涉外领养是获得社会捐赠的重要途径。
对于政府对福利院支持不力的现状，地方政府又可以这样解释：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决定地方财政一级不如一级，而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必须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
其实，这些就是制造“弃婴”的源头。面对残酷现实，我当时产生的主要情感，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而是漫无边际的无奈，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制度和环境的无奈。(鲍小东)
回访手记：他为什么举报？
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中那一年半的时间，对蒋文(化名)来说是段痛苦的回忆，“现在提起来心里都还有阴影”。2009年1月他在很多论坛发帖———《镇远县焦溪镇三名婴儿不知去向》，由此引起国外收养家庭和媒体的注意，最终令整个镇远县计生人员制造“弃婴”涉外送养的隐情浮出水面。
在此之前，他作为实名举报者，已经将三四十封举报材料寄给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贵阳等地的媒体，“但没有一家媒体给我打电话”。他还曾将24个EM S的材料寄往从县委县政府到中央的相关部门，但都是石沉大海。
回想以一己之力试图制止荒谬的年月，他都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怒火无法扑灭，豁出去了”。
10年前就从家乡镇远到广东闯荡的蒋文，2007年准备与湖南籍的妻子添一个孩子。他回乡办准生证时，“计生办工作人员说我老婆的准生证明不合格，让我去重办；而且办理准生证需要交200元押金，做节育手术后才能退”。蒋文非常生气，“回一趟湖南不容易，这是有意刁难，我是合法公民，生养小孩还需要交押金，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他后来听说黔东南州16个县“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县城办理准生证的押金在1000-1200元。
蒋文曾经是中学老师，遇事不妥协，宁可给妻子迁户口也不愿交这笔押金，和村里的亲戚打电话谈及此事，“他们说这个不算什么，我们这亲生的孩子都被拿去卖了”。他跟村干部求证，村干部告诉他哪几户共抱走了几个。再问镇里，镇里让他别管闲事。他觉得不可思议。
办准生证的遭遇让蒋文晚上想起来都会做噩梦，“身体疲累，精神上也觉得痛苦”。花了半年的时间，他把妻子的户口落到了焦溪镇，才办理了准生证，交了200元保证金。而为妻子迁移户口的费用就花去5000多元。
2008年11月女儿出生，他已经决定要将家乡孩子被计生干部抱走的事公之于众。给女儿雇好保姆之后，他一个人赴上海工作，瞒着妻子开始寄举报材料。他害怕妻子不理解他的选择，也害怕举报会给家人带来麻烦，而面对山区村民最害怕的计生大网，他也有说不出的恐惧。
那一年半，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他害怕被监听泄露行踪，每一两天用公共电话给妻子和女儿打一次电话。“老婆以为我在上海有了外遇，差点跟我离婚。”他还得忍受和刚出世的女儿分离的痛苦。
蒋文变换着地址寄举报材料，镇里、村里通过家人给他传话，他害怕打击报复。举报获得媒体关注之后，他一回居所就要四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甚至不敢回家。
但他还是不放弃，挨个政府部门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收到材料，跑邮局查实邮件的接收情况。他希望举报能让当地政府清醒，也能让家乡人不再麻木。“山里人重男轻女，很多法盲，不把孩子的人格当回事。”
而如今回忆起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说：“那一年半我对不起家人，现在只想平静地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过去的经历忘掉。”事件引起关注后，他把公益律师、外国收养家庭和更多媒体挡在了自己的生活之外，希望恢复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快递材料、打国际长途电话、咨询律师，举报花去了他超过万元，公司的生意也因此欠账，但未来他还是决定，“要投入更多的公益事业”。
陈光诚关于被离开纽约大学的公开声明
陈光诚授权他的代理律师――在首都华盛顿的知名律师事务所Bancroft事务所，代表他发出该项声明。这个事务所是由著名的前司法部副部长Viet Dinh 和 前美国总检察长Paul Clement合伙成立，专门代理美国最高法院和宪法有关的知名案例。对华援助协会收到该律师事务所的声明原文，现转发如下：
最近的一些关于要我们离开NYU的报道，国内外的朋友们都十分关心。因而在此我特别感谢朋友们！同时，我也想在此向朋友们说明几点：
1，NYU要求我们在6月底离开NYU是事实。
2，事实上，中共早在去年秋天的8、9月份起就持续以各种方式给NYU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以至于在我们刚到美国才3、4个月，NYU就和我们商量关于我们离开的事情。
3，中共当权者对美国学术界的统战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有些学者不得不进行自我约束。美国的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正受到来自独裁者的莫大威胁。
4，非常感谢NYU在我一家为难之时出手相助和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以及柯恩教授等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让我们顺利过渡，对此，我们十分感激。也很想向NYU的校长当面致谢，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见到他。虽然我们的很多活动是由NYU安排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安排与校长见面，因而只能以这种形式表示感谢了。
5，中共当权者想通过这种手段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甚至想让我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人权是不可能的。无论我在中国面临什么危险，还是目前面临暂时困境，我都不会向邪恶和谎言低头，我依然会以我的方式为国内还不自由、正在受压迫的我的同胞而尽我最大的努力。
谢谢！
光诚
2013.06.15
虎口奪回新生命 ——曹如意生子艱辛路後記
中國婦權 2013-2-08
一張新生嬰孩的照片，看上去與其他孩子一樣美麗可愛，惹人愛憐，不過他卻有著一段非凡的經歷，早在母親肚裡孕育時，就經歷了一場人為的大劫難，殊死搏鬥、拼命逃生，終於，他倔強的出生了！李達海，意指他的信息通達海外，眾人相助，虎口邊才奪回了小生命，這是曹如意夫婦為感念幫助過他們一家的海外人士而特別給孩子取的名字，讓孩子永遠記得生命來之不易。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在2013年2月5日將曹家夫婦的感謝信送給了曾聲援過他們的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史密斯議員很感動，祝賀曹家有了新生命，也願達海健康成長。
![Letter to Changsha government from Congressman Smith_thumb[2]](https://wrchina.live-website.com/wp-content/uploads/2013/06/Letter-to-Changsha-government-from-Congressman-Smith_thumb2.png)
曹如意和丈夫經歷了恐嚇、羞辱、拖扯、毆打、逃亡、藏匿，只為實現天下夫妻們最基本的共同願望—–生下他們的孩子。原本是歡天喜地迎接新生命和新家庭成員的好時光，卻因為沒有“准生證”，正常懷孕變成“非法懷孕”被逮住，母親變成“生育罪犯”遭拘禁，孩子——鮮活的生命面臨死亡！
2012年6月8日曹如意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等候強制流產。 （中國婦權）
苦難發生在38歲的曹如意懷孕5個多月時，2012年6月6日上午， 中國湖南省長沙市开福区计生委官员，和其他地方官员带领十几名协警（政府僱用的非編制人員）闯进曹如意家中，把沒有“准生證”的曹如意强行带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强制引产。在强行拖拉曹女士的过程中，她遭遇到政府雇佣的协警暴力对待，丈夫不忍妻子被拖扯，試圖阻擋，也遭拳打。
中國婦權收到了相關的求助信息，中國的義工們立即商量如何幫助曹家。我們的義工從其他地方連夜趕到，我撥通了曹如意的手機，她在這通越洋電話上告诉了我有關她當時的詳細情況，此時有七、八個政府相關人員守在病房門口，沒有注意到我這通來自美國紐約的電話。6月7日美國國會議員Chris Smith紧急致电表示關注，幾天后曹如意在電話裡告訴我说，當地一個计生办主任曾威胁她：“你传信息到国外对我们施压，我会彻底调查这件事情。我在部队有很多朋友，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处理！”
由於婦幼保健院所有床位都滿了，曹如意從醫院被帶到了附近的一個旅館，這裡有三個房間是計生部門租下來，留著專門為臨時禁錮一些需要等候保健院床位做流產手術的“非法”孕婦用的。曹如意身體狀況不太好，一直需要打吊針。在國內外共同關注下，我們的義工陪著曹如意丈夫，與政府人員多番討價還價，官員們最後決定放曹如意回家，但逼迫她在一份《限期终止妊娠通知书》上签字，要求曹如意必須在幾天后的6月16日前终止妊娠，並先交出10,000元人民幣的保證金（不包括十多萬元的罰款）。被折腾了5天极度疲惫的曹如意，10日中午在表妹和中國婦權義工的陪同下回到家中。
救命事大最為重要，已經孕育了5個多月的小生命必須有出生的權利，這是天賦人權。於是，義工們策劃和主導了一個逃亡計劃，並悄悄地、快速的得以實施。幾天后，曹如意夫妻的電話號碼全部換掉，暫時斷絕了與外界的任何聯繫，藏匿在一個離家較遠但安全的地方，一直到10月15日順利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小寶寶。考慮到母親和小寶寶的身體及安全，我們沒有對外公佈這一消息。
就在曹如意案備受關注的時候，一張血淋淋的強制流產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讓全世界震驚，接二連三的馮建梅案、潘春烟案等等，將中國的計生政策實施狀況再次推向世界媒體，成為人們詬病的焦點，美國國會聽證、歐洲議會提案，一致通過譴責中國的非人道的強制流產政策。但是，2012年10月美國的一個組織以英文和中文發文，宣稱中國已經停止了強制流產政策，為此，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婦女無疆界等組織立即回應，強調該文誤導民眾，是片面的，沒有依據的，中國的強制流產依然在進行。同時我組織了中國婦權的義工在中國大陸農村進行實地調查，義工們訪談了數名仍在強制婦女流產的農村基層官員和受害婦女，我整理並發表了報告《中国农村强制流产現象依然严重》（Forced Abortions Persist in Rural China， 參見：https://wrchina.live-website.com/index.php/show_article/27/1622 ）。事實上就在10月2号，山东省滕州市妇幼保健院傳出了一屍兩命慘案，待產婦張榮花因沒有“准生證”，懷孕10個月的孩子和她一起慘死在醫院待產床上。曹如意險被流產的同一家醫院的湖南省妇幼保健院，11月5日在為懷孕2個月的孕婦肖维婷做人流手術时，幾乎奪去了肖维婷性命。
山东省滕州市妇幼保健院釀一屍兩命案，沒有“准生證”的張榮花2012年10月2号慘死待產床（左圖）。右圖為張榮花生前的全家福。（中國婦權）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1980年到2009年的30年間，中国女性上环2.86亿次、做输卵管结扎手术1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但上环、绝育、堕胎、引產以及藥物流產引發的后遗症发生率到底是多少，一直是个谜，政府從未公佈過，我們僅僅是看到一些已經被披露的、分散的個案。
2012年12月，我們的義工再次探訪了曹如意一家，並送去美國一名婦女拜託我轉送給曹如意的300美元，她因讀了中國婦權網報導而寄出這張支票，以表達她一點小小的心意。曹如意丈夫李甫表示，感谢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特别請中國婦權向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先生、付希秋牧師等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說如果没有社會輿論的關注，妻子腹中這孩子的生命肯定保不住。
每一個看見過安靜睡在媽媽懷裡的小達海的人，都會為他擔心，沒有戶口、沒有任何社會福利，甚至今後必須繳高額學費才能上學受教育，否則就沒有進入校園的權利，他今後的路該如何走？
中國婦權的義工蘇昌蘭12月8日探訪曹如意後寫道：“來到曹如意的家。想到一个小小的生命已经来到世间，我不由自主地将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似乎怕惊扰了小生命的睡眠……” 。“ 随着新的生命给曹如意夫婦家带来欢乐和希望，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同時困擾著這家人，曹如意和丈夫还面临计生辦“非法生育”的巨額罚款（曾被要求繳納10多萬元人民幣），還有孩子的户籍等难题，沒有錢交罰款，孩子就沒有戶口，沒有戶口會直接影響健康檢查和孩子上學，一大堆問題還要靠他們自己去解決，但無論如何這夫妻倆今后的路還是要继续走下去，只是这路可能會走得好疲惫、好漫长……”。
曹如意夫婦與兒子2012年12月8日合影，不經意流露出憂慮的眼神。（中國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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