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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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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1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教育，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完善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负责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统计、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本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五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计划生育协会、人口学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民都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并应当配备相应的专职或者兼职人员。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
第七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作为本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对在本单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人口综合管理
　　第九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的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编制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十条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开展人口总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结构、人口迁移等人口发展趋势的中、长期预测，为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人口综合调控决策提供依据。
第十一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第十二条市人民政府对区、县人民政府，区、县人民政府对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达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年度目标和责任，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考评和奖惩。
各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相关责任，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年度目标。
第十三条户籍所在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第十四条市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确定人口发展规模，调控常住人口总量。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生育调节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建立常住人口流入流出调控机制，合理控制人口机械增长。
第十五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时，应当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引导城乡人口合理分布。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和实施产业、住宅、交通、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专业规划时，应当与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相适应。
第十六条本市制定、实施的生育调节、人口迁移、人口流动等制度和措施，应当有利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
第十七条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母婴保健工作，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
本市提倡公民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和孕产期检查。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利于公民自愿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和孕产期检查的措施。
医疗保健机构在为公民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和孕产期检查时，应当提供规范、优质的服务，并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医师和助产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预防和减少产伤。
第十八条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教育、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民政等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应当相互配合，开展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公民的自我保健意识，做好艾滋病和影响生殖健康的其他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第十九条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第二十条统计、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本市户籍人口和在本市居住一定期限的非本市户籍人口开展常规统计、抽样调查、专项调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统计分析数据。
第二十一条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系统。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系统应当纳入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
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安、卫生、教育、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本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相互提供与人口管理相关的数据，实现人口信息共享，促进人口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第三章生育调节
　　第二十二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共同负有实行计划生育的责任，在作出生育决定时应当平等协商，相互尊重。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三条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和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四条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初次结婚为晚婚。
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次结婚为晚婚。
已婚妇女生育第一个子女时，年满二十四周岁的，为晚育。
第二十五条婚前双方均未生育过子女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二）生育的 第一个子女经区、县或者市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三）一方经有关部门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影响劳动，生活不能 自理的；（四）一方符合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条件的；（五）一方为从事出海捕捞连续五年以上的渔民，现仍从事出海捕捞的；（六）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 方为独生子女的；（七）女方为本市农业户口，无兄弟，其姐妹均只生育一个子女，男方到女方家庭落户赡养老人的。
婚前一方或者双方生育过子女的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一）一方婚前未生育过子女，另一方婚前生育过一个或者两个子女的；
（二）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且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三）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一方为本市农业户口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四）双方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其中一方生育的子女经区、县或者市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除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条件外，因特殊情况可以再生育的条件，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本人的兄弟姐妹均已死亡，或者本人十四周岁前被收养，养父母无其他子女的，可以视为本条所称的独生子女。
第二十六条婚前双方均未生育过子女，婚后经本市二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患有不孕症的夫妻，合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一个子女。
从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迁入本市的少数民族公民，迁入前取得原户籍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再生育一个子女证明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七条一方为本市户籍，另一方为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户籍的夫妻，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选择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本市居民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外国人结婚后的生育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华侨、归侨、侨眷的生育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夫妻，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向女方户籍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交再生育申请表，并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材料。
（二）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收到再生育申请表及本条例规定的全部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受理意见，并将受理意见及全部申请材料报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三）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送的受理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发给再生育告知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选择适用本条例规定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向本市一方户籍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条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应当提供下列基本材料：（一）身份证明；（二）户籍证明；（三）婚姻状况证明；（四）已有子女状况的声明。
属于下列情形的，还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一）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二款第四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提供相关部门的鉴定材料或者诊断证明材料。
（二）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应当提供《革命伤残军人证》。
（三）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应当提供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从事出海捕捞有关证明。
（四）依据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提供收养证明。
（五）依据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提供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第三十一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市人口出生变动趋势，向社会公布人口出生预报信息。
公民可以根据人口出生预报信息，结合家庭实际，选择生育时间和生育间隔。
第三十二条本市建立新生儿出生、死亡报告制度和终止妊娠统计制度。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定期向所在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报告新生儿出生、死亡的个案信息和终止妊娠的统计信息。
医疗保健机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上述个案信息予以保密。
第四章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三十三条晚婚的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晚婚假七天。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的晚育妇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晚育假三十天，其配偶享受晚育护理假三天。晚婚假期间享受婚假同等待遇，晚育假、晚育护理假期间享受产假同等待遇。
第三十四条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及其待遇。
第三十五条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三十六条依法生育一个子女后，自愿不再生育的公民，在子女十六周岁以前，由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其颁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以下简称《光荣证》）。
第三十七条持有《光荣证》的公民，可以享受以下奖励：（一）在子女年满十六周岁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二）农民在调整自留地和安排宅基地时，其独生子女按两个人计算分配面积；（三）在年老退休时，领取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
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八条持有《光荣证》的公民，其独生子女在未满十六周岁之前发生意外伤残或者死亡，不愿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由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助。
第三十九条依法生育子女的妇女，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第四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制定老年保障制度和措施时，应当体现对独生子女父母的优先照顾。
第四十一条依法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报销子女入托儿所、幼儿园的部分托费和管理费。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
第四十三条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除征收社会抚养费外，给予以下处理：（一）分娩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自理，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和产假期间的工资 待遇；（二）持有《光荣证》的，应退回《光荣证》，终止凭证享受的一切待遇，并退回依据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所享受的奖励；（三）系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系其他人员的，所在单位可以给予纪律处分；（四）系农民的，调整自留地和安排宅基地时，不增加自留地和宅基地的分配面积。
第四十四条机构和个人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六条人口和计划生育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本条例自2004年4月15日起施行。1990年3月14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同 时废止。在本条例施行前结婚，且婚后未生育又未收养子女的夫妻，仍可以按照《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享受奖励待遇。

佛山警方枉法滥捕 “外嫁女”维权路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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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 　                             2014-1-28 于广东南海

 

背景简介： 在中国农村，符合法定婚龄的农业户口女性与本村以外区域男士结婚者，称之为“外嫁女”。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经济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政府或私人企业对农村土地的大量征收，尽管国务院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妇女平等的权利，但“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城郊村组耕地被征后补偿款的发放、安置、宅基地、股份分红等事宜依然分配不公，“外嫁女”应有的权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护，一些村规民约严重侵害了“外嫁女”平等享受土地补偿等分配的权利 ，因此，中国的上访大军中又多了“外嫁女维权”这一群体。尽管她们以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维权，但她们的权益不仅罕见得到解决，甚至还被无端拘押，维权不成，反倒失去人身自由和饱受惊吓，广东佛山6名外嫁女维权代表近日被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列。

 

2014年1月26日无端被广东佛山警方拘留的6名佛山外嫁女维权代表陆续被释放了出来。27日，其中几人相约到我家会晤，并诉说了被拘留全过程。

1月16日上午约10点多钟，她们一行6人（陈敬雄、梁燕娴、王沛江、杜燕妮、王祝流和王自卿）趁着有空闲，一起到天河购物中心购物，这个时期正好是广东 “人民”代表要在广州的天河区开会。当他们一出地铁口，就被一群黑社会份子和警察指称她们涉嫌“扰乱单位秩序”罪，捏造事实，强行对六人实行四至十日的行政拘留，其实警方是不予她们任何机会进行维权。

 

苏昌兰与维权人士的合影A

苏昌兰（中）、维权人士天理（右一）与“外嫁女”维权代表合影。（图：中国妇权义工）

其中王沛江、陈敬雄拘留10天，王祝流拘留10天，提前2天释放，梁燕娴、杜燕妮拘留4天，王自卿因为中过风，有心脏病，被拘留当天血压升高到180多度，后来警方把戴着脚镣、手铐的王自卿送到广州武警医院医治，待她的血压稳定后于17日晚上9点多释放回家。

据王自卿说：“广东武警医院关押着一些狱中因病送过来的嫌疑人，她刚好和顺德的李碧云同在一个房里，看上去李碧云的身体极度虚弱，身上穿的衣服很少，而且不能走路，听李碧云说，她是顺德容桂容里村的人，为了维护村集体的土地利益，长期不折不饶地抗争，惨遭当局逼害，多次进出牢狱，去年10月12日李碧云在顺德被警方带走，后来曾经发生肢体碰撞，警方把她身上的一处骨头弄骨折了，目前李碧云的身体令人担忧，李碧云让王自卿带话传出，希望外界关注她的安危。”

另据王祝流在拘留所时还听说了在前段时间，同关在一起的一个嫌疑人也被送到武警医院，有一个因为土地维权的70多岁老人同样因为身体不适，被关押在武警医院，这个老人诉说：“她因为土地维权被当局强行抓捕，在武警医院住了7个多月了，家里人也不知道，老人恳求她帮忙带话给家人，告知她的家人她目前被关在武警医院。”

王祝流出狱后拿着处罚书在苏昌兰家拍照 (小)

王祝流拿着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苏昌兰家里述说遭到不公对待的经过和狱中见到另一位维权人士的情形。（图片：中国妇权义工）

我听了她俩的陈述，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枉法！这就是中国法律的悲哀。一个缺少公平、公正的社会，让老百姓怎样生存？当权者根本就不考虑党和政府及法律赋予的责任，当权者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说你无罪，你就无罪，这就是现实中国。

就广东南海的维权人士陈敬雄、梁燕娴、王沛江、杜燕妮、王祝流和王自卿等六人到天河购物中心购物而言，被佛山市南海区公安局拘留，给他们捏造一个“扰乱单位秩序”罪的罪名，其目的就是不让她们追讨自己的合法权益，再加上广东的“人民人大代表”在开会说是敏感日，他们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好一个敏感日，中国的日子对于当局来说那一日不是敏感日，连几个理性维权的老妇弱者就能令当局这么惊恐不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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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不构成刑事处罚行为）的，处警告或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扰乱单位秩序行为是指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不构成刑事处罚行为。其主要法律特征是：

1.侵犯的客体是单位的工作秩序。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的工作秩序和其他单位、事业、团体、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

2.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扰乱行为。扰乱是指造成秩序的混乱，具体表现为是使单位秩序的有序性变为无序性。行为人扰乱单位秩序的具体手段是多样的，既可以是暴力性的扰乱，也可以是非暴力性的扰乱。暴力的扰乱具体表现为：1）在机关、事业、团体、企业单位内砸办公室用具、物品、门窗等物，毁坏文件材料等；2）强行留置、纠缠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职工、教师、科研人员等。非暴力性的扰乱行为具体表现为：（喊、起哄、闹事、辱骂；）擅自封闭机关、事业、团体、企业单位的出入通道；3）占据办公室、实验室、教室、生产车间以及其他工作场所，构成该行为必须较轻，尚未造成严重损失，否则即应按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南海警方拘留王沛江等六人根本就不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罪。她们没有任何上述《条例》中的行为，更没有造成《条例》中所指的后果，她们“扰乱单位秩序”罪从何而来？分明是警方强行栽赃！难怪在她们获释后，向警方索要拘留手续时没有一个能拿到拘留书，最后在王祝流强烈要求下，警方只给了她一份复印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份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复印件。这些执法者为了升官发财，打着维稳的旗号，贱踏法律尊严，知法犯法，利用手中的特权，欺上瞒下，横行霸道，胡乱给公民扣上“扰乱单位秩序”罪的帽子，将公民关进监狱，却不受任何监管及法律的约束。这样的政策，这种执法只会让公平正义离我们越来越远，也会让这个本来就不公正的社会更加暴戾。

天价“维稳”经费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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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潘晴            2014-1- 25

说明：本文是《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系列文章的第六部分，请继续关注第“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7）——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

维稳，全称即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稳定。是“红色帝国”改革开放后中共的工作重心之一，1989年六四之后，成为中共政权“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面临严重挑战，为了维持中共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北京政府采取了严控思想意识形态和全面镇压”群体性事件” 的维稳政策。

维稳是中共官员政绩考察的重要指标，其指导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其行动纲领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在这一指导原则下，党国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利益生态链，拉开了对人权迫害最为黑暗的一幕。

本文仅从“天价维稳”经费开支的角度切入分析，以便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维稳”的真正含义？“天价维稳”经费开支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政府行政成本之外的“巨额开支”？以及如何解读中共的“维稳”经费使用情况。

一、中国处在战争状态——维稳经费，已连续四年超过军费

根据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估计，中国2010年有超过18万宗如示威和骚乱的“群体性事件”是接近10年前数量的三倍。中国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 – 超出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

自2010年起，中共维稳（公共安全）经费开支，已连续四年超过国防（军费）开支，2013年，维稳经费预算为7690亿元人民币。对此，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意味着什么？经过对一些基本事实的分析之后，笔者得出结论：“维稳”——是中共对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自1989年30万野战军入京屠城开始，并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密地控制、镇压和掠夺人民的作战方式（对占领区的统治方式）。

请看下列基本事实：

1、维稳（公共安全）力量组成——动用的是武装力量：防暴警察、特警、武警以及其它警种（部分情况下，甚至动用了军队）。

2、维稳（公共安全）经费开支——自2010年起已连续四年超越军费（国防开支），这意味着国内“公共安全”处于在战争状态。

3、维稳（公共安全）实施手段——采取军事化作战方式，包括大规模的动用坦克、装甲车、军车、以及直升飞机等机械化作战装备。

4、维稳（公共安全）作战对象——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示威的民众，或仅仅使用砖头、石块、棍棒、锄头、小刀、燃烧瓶反抗的民众。

5、维稳（公共安全）作战目标——以镇压为手段，以掠夺为目的，强抢、强拆、强占、强行驱除、大批拘捕、关押、酷刑、虐杀民众。

6、维稳（公共安全）作战获利——中共权贵政权，各级地方政府，权钱交易保护下的资本集团、以官方为后台的企业老板、开发商（包括外资背景）。

二、“安内”重于“攘外”——“维稳经费”与清王朝的“战争赔款”

拿“维稳”经费开支与满清政权对外战争赔款数额做一个比较，人们即可以对什么是“天价”，得出一个形象的直观概念。

中国政府仅2013年一个年度用于维稳（公共安全）经费的开支（7690亿元人民币，约等于白银52.84亿两），即相当于满清政权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再到“八国联军入侵”（1840-1901），60年来对外战争赔款总额（8.949亿两白银）的5.9倍。

道光年间（1820―1850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约占该额的37％，数额为：1490万两白银。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分4年偿清，同治末年，清政府年收入达到6000万两左右，比道光时期提高了50％。到光绪初年，又增到8000万两，比道光时期提高了1倍。这些新增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赔款对清政府的压力。平均每年偿还373万两，约占岁出的9％。

甲午战争（1894年）赔款让满清政权的财政和经济自此一蹶不振。《马关条约》中国赔款日本白银两亿三千万两，这个数字大约是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倍

庚子赔款，是中国清朝政府在1901年9月7日与西方十一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因系针对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因此被称为庚子赔款。庚子赔款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勒索，清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庚子赔款总额为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关平银为虚拟银两，每两37.7495克（后演变为37.913克）的足色纹银（含93.5374%纯银）。约合当时的3.33亿美元、或7161万英镑、或6.3亿日元、或9.7亿卢布。赔款年息为四厘（4%），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9亿8223万8150两），但最后实际赔偿额只有6.5亿两。

合计《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总赔款额为：8亿9千4百9十万两白银，按现在的市价换算成人民币约=￥1302.235亿元

按最新的市场均价（中间价）：白银：￥3.85元/一克，一两=50克，市场价：￥192.5元/两。7690亿元维稳预算数额，按目前市场价格换算后=39.95亿两白银。如按原来从满清、民国沿用下来的市用制（市制）的1（市）斤等于16（市）两换算，一两约=37.8克。市场价：￥145.53元/两。7690亿元维稳经费约相当于白银52.84亿两（市场价）。

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打输了23次“甲午战争”的赔款总额（《马关条约》赔款数额2亿3千万两白银）。或“八国联军”又入侵了中国八次（《辛丑条约》实际赔款：6,5亿两白银）。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仅一年的“维稳经费”开支，即相当于满清政权从1840年至1901年，约60年间的对外战争赔款总额的5.9倍！

这可是真金对白银，拿银子和银子做的比较，即使是考虑时代变迁的差异，认为当年的银子更值钱，那么中国“天价”的维稳经费开支，也超过了欧洲三个最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加在一起的军费开支之和（共1655亿美元）。中国2013年军费开支为1660亿美元。

三、中共政权已成为国际资本的“维和部队”

请诸位不要忘记，毕竟满清政权是输给了洋人，才签订了这些所谓“丧权辱国”的条约，当然最终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去刮，所谓：“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当年这个腐败卖国政权的写照。

而如今中共这个腐朽的卖国政权，已经无须西方列强们再用“坚船利炮”来扣开国门了，中共当局不光将“白花花的”银子直接存入“西方银行”（所谓外汇储备），而且花费“天价”的维稳经费来满足与“西方资本集团”之间的，“一个有利于正常经济贸易合作发展的稳定秩序”。今天中国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已高达60%的比重（其中能源进口逼近60%，对外出口高达70%），在中国发生的大量圈钱、圈地、圈企业、以及圈重要的矿产资源所引发的“群体事件”，背后都有着外资背景。甚至是国家基础命脉的制造业、主粮、畜牧业、食品、副食品业、以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零售业，也已被外资大量的蚕食。
笔者看过一部将镜头对准中国，由美国“探索”频道制作，长达四个小时，专门讲述中国变革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影片对跨国资本在中国的渗透，有着清晰地描述，并透露了外国资本家们对“稳定”、“和谐”的真实看法。影片中同时拍出了“拆迁”时民众抗争和重庆“钉子户”的镜头，谈到了因“腐败”而落马的中共官员，但奇怪的是，那些“背后”的发展商们却“安然无恙”？

至于美国人看中国是否“客观”？各位可以“见仁见智”。但美国家喻户晓的媒体名人泰德.科佩尔用什么角度来解读中国，倒是值得读者们去看一看的。
【英文片名】：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
【中文片名】：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这是一种美国视角的中国解读，那么，谁出现在纪录片中呢？大多数都是资本家和他们的雇员,以及“画龙点睛”式的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背景介绍。

片中所有关于中国现状的抱怨，都不会出自资本家之口，这些人几乎众口一词，由衷地感到满意。目前的中国？一切都好。民主？听起来不错，但实行起来有很多问题；人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无须资本家来操心，生意人最怕的就是不稳定，现在的状况最好。一位房地产发展商认为，缺少想象力让人们变得守规矩，优质劳动力原本就该如此。

影片折射出一种西方的观点：资本推动着经济发展，大家在享受丰硕成果的同时，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共识：中国人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为什么要做那些导致不稳定的事情？如今的中国，只要与政治无涉，什么都可以干。这些诱惑，甚至使一些美国商人扔掉了所谓“对国家的忠诚”——指对美国的忠诚！迫不及待地跑来拥抱中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天堂！

影片佐证了笔者的观点——“全世界资本家联合了起来”。的确如此，放眼世界，有几个国家可以找到在中国的如此“自由”？跟着Koppel的摄制组，观众都能看到，有钱人可以到KTV包房享受17、8岁小女孩的服务（包括色情服务）。老板叮嘱她们，服务的最高宗旨是让客人高兴。钱不多？重庆有廉价红灯区。甚至有同性恋的专场演出……

这部纪录片的片头设计：众多画层构成一个相当复杂而生动的三维空间，不同币值人民币的图案构成这个空间的核心，毛的头像、国徽、人民大会堂、三潭印月、漓江山水和建筑工地、重庆夜景交织在一块，“中国”、“现金”、“变动”等字样上下翻滚，片名作为高潮出现——《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只有上海被称作是冒险家的乐园；而今天的中国，则到处都是资本家的天堂。看完纪录片以后，能得到这么个印象的人，相信应该不止我一个。那些生活在中国的人，对此更是心知肚明。

与影片生动对应的是，在国际资本与中共权贵集团的“权钱勾结”中，政府则充当了镇压人民不满的“维和部队”——维持稳定与和谐。中国的军方，已多次表示：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实际上是为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和外国资本家们“保驾护航”。

面对日益增多的民众反抗，2013年5月6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出席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时表示：“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龙永图先生的这种强盗逻辑虽然“很无耻很强大！”——但确实是中共官方真正立场的写照。而广州人大代表刘伟全的雷人雷语更惊人：称人大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这就是中共国的人民代表，把自己代表的人民称为刁民，并建议警察向他们开枪，这样的代表古今中外前无来者——只有在当今中国才会出现！

五、中外媒体解读中共政权的「维稳经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013年3月6日报道：

中国星期二公布今年的国防与公共安全即维稳预算数额，报告国防预算达人民币7406亿元、公共安全预算7690亿元，创下连续三年维稳支出高于军费、成长幅度也连三年下滑的纪录。

据联合报报道，过去十年，中国的军费增速超过其他任何大国，目前军费支出仅次于美国。随着中国经济成长率今年目标放缓在百分之七点五，中国的军费支出增速也放慢。中国国防的预算用途是加强机械化和资讯化，维稳支出则在加强贫困地区政法机关能力等建设。

由于中国贫富差距日增、民怨高涨，群众性抗议事件频传，公共安全经费逐年暴增，早已成为外界观察中国内部稳定的指标。从往年预算数额看，2009年公共安全预算已超越国防经费，但当年实际支出金额低于军费；而2010年虽编列5100多亿元，实际支出高达5500多亿元，第一次出现安内支出高于攘外的情况。

中共不承认有维稳费用之说，只承认有公共安全支出费。所谓的公共安全支出费近五年直线上升，2009年为5140亿元，2010年为5486.06亿元，2011年为6244.21亿元，2012年超过7000亿元。2013年，官方没有再公布全国公共安全预算数，只公布了中央本级支出的公共安全预算数，为1289 .89亿元，其中武装警察预算达到1006 .34亿元，并指出自2009年以来，其中中央本级公共安全支出预算5年增长76% 。

英国BBC《中文网》2013/3/06报道：

本年度中国国防预算数据公布后，香港媒体引述预算草案报告说，「维稳费用」预算约为7690亿元，超过国防预算。

报道说，这是中国自2011年起连续三年「维稳费用」超过军费。中国官方预算并没有「维稳」开支的说法，最接近的说法是「公共安全预算」。

BBC中文网查看中国财政部提交的这份名为《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发现报告正文仅提本年度的「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2029.37亿元，增长7.9%。

报告在总结2012年财政支出时指出，公共安全支出1880亿元，增长10.9%，主要用于「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 提高基层政法部门的服务能力，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化解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债务。」

虽然报告正文并没有提到7690亿元这一「天文数字」，但在报告的附表11，即「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中，列出「公共安全」一栏，上面显示「2012年执行数为7077.91亿元」，「2013年预算数为7690.80亿元」，增长 10.8%。

倘若将「公共安全支出」视为「维稳费用」，并依据报告中的附表数字，而非正文的数字，则不难理解「维稳费用」超过国防开支的说法。

为了客观了解中国“天价维稳”经费开支的背景，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官方媒体自己的报道：

新华网：“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摘要】

在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的文章中，一开始便援引《社会科学报》指出，“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新华网文章称：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准军事化机构，由政法、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消防、交警等部门联合组成）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系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系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新华网：行政成本之外的“法外开支”【摘要】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

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是休？（熊传东）

人民网：“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摘要】

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 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法制日报》报道说，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是223.2亿。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会”仅仅是一个平常的例行会议，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 70万人。从 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有49.5亿元。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健全形成，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关武君）

结语：与人民为敌，防民甚于防川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不是主要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民生开支，而是花上“天价”经费用于镇压和掠夺人民的“维稳”，这实在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可见在中国，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只是政权的“遮羞布”。

中国每年20万起“群体事件”的发生，根源来自于在权力和资本的勾结下，对民众的掠夺和欺压。老百姓都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不得不走上抗争道路的。

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如果政府拿出维稳经费的一半—3800亿元来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群——让耕者有田，饥者有食，寒者有衣，旅者有车，宿者有屋，病者有医，学者有书，论者有坛，舞者有台，歌者有厅——老百姓们谁还会去铤而走险、拼死反抗呢？

因此，为什么一个政权“防民甚于防川”，以自己的人民为敌？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这也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总爆发的火山口！

都是收费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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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支柱                2014年1月17日

高承霞是1997年6月在贵州出生的，据她生母李士秀说她的生父在她还没出生时就死了。高承霞不到1岁，李士秀从贵州到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打工，经人介绍嫁给了高建云的弟弟，然而高承霞3岁多时，李士秀又病死了。由于高建云夫妻只有一个儿子，李士秀死后高建云夫妻就把高承霞接到自己家里当女儿养着。从2005年开始，高建云夫妇就不断跑计生委、民政局和公安派出所想给高承霞办户口，跑了9年，这三家没有一个松口。高承霞靠村里开证明读了小学和初中，成绩一直很好，但是无缘参加中考，辍学后呆在家里哪儿都不敢去。（《济南夫妇收养女孩9年没户口，17岁少女辍学在家》，2014年1月16日济南时报）

高承霞3年前是不满14岁的，民政局的人说高建云“已有一个儿子了，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要求”我怀疑是在打马虎眼。如果高建云夫妻在高承霞14岁以前把高承霞送到福利院，再去作为孤儿领养回来，按照中国的惯例是要给福利院交一大笔钱的，而福利院是民政局的下属事业单位。高承霞或者是父母双亡的孤儿，或者是父弃母亡的半个弃婴、半个孤儿（假定其生母说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收养孤儿、弃婴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只能收养1名的限制。问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送养人除了孤儿的监护人或生父母外只有福利院，民政部还把涉外有偿送养合“法”（民政部自己制定的“办法”）化，导致中国人很难收养到孩子，这就给了福利院以合法敲诈权。虽然民政部门从未规定国内收养中福利院可以收取赞助费，但事实上中国的收养人却必须在出价上跟发达国家的收养人竞争，以至于许多想收养孩子的人宁可冒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从人贩子手中购买。

不过也不能全怪民政局。实际上高建云的弟弟曾经有2年多时间是高承霞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在法律上已经跟李士秀一样成为高承霞的监护人。他为什么不以继父的身份给高承霞上户口？至少在法律上这并不妨碍他作为孤儿的监护人把高承霞送养给高建云夫妇？这显然跟计划生育对孩子数量的限制有关。为了防止人们通过收养或再婚规避计划生育限制，同时也为了多收“社会抚养费”，各地计生委几乎都违反算术规则将被收养的孩子既算作送养家庭的孩子又算做收养家庭的孩子、将继子女既算作生父母的孩子又算作继父母的孩子。由于高建云弟弟后来又找了媳妇，女方带来了2个孩子，再加上高承霞（对于高建云的弟弟来说显然不是收养孤儿而是由于婚姻关系，甚至可能被认定为他自己非婚生）就3个孩子了，这会导致最后上户口的那个孩子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社会抚养费”——除非3个孩子都是办理了生育服务证等手续后组合到同一个家庭中的。而事实上，高建云的弟弟连一个亲生子女都没有。

再往前回溯，李士秀生前为什么没有跟高建云的弟弟一起申请给高承霞上户口？第一，需要为非婚生的高承霞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第二，如果她跟高建云的弟弟再生孩子未达到二胎间隔期，也需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所以从经济上考虑显然是先给第二个孩子先办“生育服务证”、上户口比较合算。尽管非婚生育第一孩和未满生育间隔生育第二孩从长时段看并不增加每对夫妻所生孩子的总量，补偿“多生”孩子增加的社会公共支出从何谈起？但是依照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却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据我所知，即使是夫妻共同生育两个孩子，也有第二孩先当第一孩上户口，而把大孩子的户口拖到上小学的；这样可以起到回避生育间隔、暂时舒缓家庭经济困难和避免计生人员上门做工作等多种作用。

追溯到最后，李士秀为什么没有在贵州给高承霞上户口后迁到山东？高承霞并不是被父母双方抛弃的弃婴，正常情况下她无需通过收养来解决户口问题。一定是非婚生，因为在婚生的情形下，如果是第一孩上户口很容易，如果对于生父是第二孩、第三孩生父也很难逃掉“社会抚养费”，父亲为什么不要女儿？这就回到了我曾经评论过的“爸爸去哪儿了”的问题（《爸爸去哪儿了？》，南方都市报2014年1月10日）。公安上户口前让计生委出手续是全国普遍的做法，而计生委一定会追问“爸爸去哪儿了”，因为不同的爸爸意味着不同的孩次，这会导致“社会抚养费”征收上的巨大差异。只要计划生育仍然捆绑孩子户口，上户口就必须给孩子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爸爸，说死了或失踪了计生委是决不相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把户口登记规定为一种公民义务。《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必须申报出生登记，第十三条规定“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必须申报迁入登记，第二十条更规定“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的”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不登记违法，交不起“社会抚养费”又不给登记，政府应该这样强迫“公民”违法吗？

当然，要钱跟要命比，相对还是不那么坏了。不过要命也并没有绝迹，只是过去要命为主、要钱为辅助，现在改为要钱为主、要命为辅助了。

光剥夺失职父母的监护权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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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支柱

据新京报2014年1月21日报道，“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父母失责将被诉剥夺监护权》）报道正文前还罗列了2013年南京饿童事件、2012年毕节垃圾箱中毒事件和2013年发现的贵州金沙杨世海多年虐待女儿事件的图文说明。这篇文章的转载率非常高，唤起的舆论一边倒。但是以我对中国儿童权利现状和相关制度的了解，在目前状况下加强国家对家庭内部违法行为的干预不无隐忧。

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后怎么办？对自己的孩子严重不负责任的父母，只怕其中讲道理的也不多，普通人谁敢养这种父母的孩子给自己添乱？何况依中国现行收养法，这种既非孤儿也非弃婴的孩子是要占收养家庭的生育指标的，谁养了谁自己就不能生孩子了。因此这些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孩子只能交给福利院来养，并加强福利院的警力防止生父母去捣乱。在拐卖、遗弃、虐待层出不穷的今日中国，福利院承受得了吗？

一方面是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巨大的诱惑。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要向登记机关缴纳登记费、向中国收养组织交服务费，第三款规定：“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正是在发达国家收养人的“捐赠”竞争下，国内收养人往往也必须付出相当的“捐赠”才能收养到孩子。中国各地的福利院这种变相买卖孩子的行为近年来因为舆论的责难和政府增加对福利院的财政拨款而大幅收敛，但是民政府关于涉外收养的“办法”并没有废除，如果福利院的压力突然大增，福利院以接受“捐赠”的名义出口儿童必定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如果导致这样的结果，剥夺失职父母监护权的正当性何在？中国的国际形象将改善还是改恶？

拐卖泛滥，就鼓噪要把人贩子一律枪毙；父母失职，就鼓噪要立即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民众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可以理解。也有太多的记者、公知、官员们通过迎合“民意”来愚弄民众，以至“乱世用重典”的叫嚣不绝于耳。其实堵的办法，小洪灾可以，大洪灾不行。楼高基必深，凡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必有其更深的原因，不是采用“锯箭杆”的办法能够医治的。“法不责众”从某个方面看确是经验之谈：被惩罚的潜在对象愈少，惩戒规则愈有效。

大量父母失职的背后并非没有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公安局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候、法院适用缓刑的时候考虑犯罪人家里有未成年子女吗？政府对服刑人员、精神病人、残疾人及单亲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给与了必要且充分的救助吗？户籍管制使多少孩子无法跟父母一起生活！“社会抚养费”逼得多少父亲被迫只身离乡背井去挣更多的工资还债！还有上千万的“黑孩”，政府连个合法的身份证明都不给，父母为了挣够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钱不得不外出打工，却又根本不可能带他们上火车，出了事怎么能怪父母失职？即使是那些明显罪不可恕的父母如南京饿童的妈妈乐燕，她对孩子的犯罪也不是没有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乐燕自己就是无证生育的“黑人”，她的孩子当然也没有户口、身份证。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养法。收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帮生父母摆脱养不起或不想要的孩子，帮渴望孩子的养父母找到孩子，帮不幸的孩子重新找到幸福的家庭。一部良好运行的收养法，将极大地减少对孩子的虐待、遗弃和拐卖，也将极大地减少父母犯虐待罪、遗弃罪的可能性，并使人贩子丧失绝大部分市场。但是基于控制人口的考虑，我国的收养法对于收养、送养的条件给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严格限制，导致想送养的送不出去，想收养的收不进来，这是虐待、遗弃和拐卖犯罪泛滥的首要原因。

当政府和社会对儿童尽到了应尽的责任，虐待、遗弃和拐卖犯罪必将大幅减少，失职的父母也再不能找到失职的借口，并失去亲友、邻居对他们的同情。到那个时候，剥夺严重失职或屡教不改父母的监护权就顺理成章了，也不会给福利院带来不堪承受的压力。甚至不需要福利院来养这些孩子，因为那时失职的父母将变得非常孤立，被社会舆论所不容，只能改过自新或夹着尾巴逃跑，哪里还敢寻衅滋事？

一胎政策的十大罪恶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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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伦敦客                             2014 -1-09

谁“孵”出一胎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写道：“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要求“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命令全体党团员“带头响应国务院号召”，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同月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将20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确定为奋斗目标。于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此后活跃33年（到2013年底）的中国计划生育“一胎政策”由中共一手“孵”出。

一恶：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科学与社会学范畴的“计划生育”定义是：“根据家庭承受力，有计划地进行生育以避免家庭状况恶化”。中国称的“计划生育”，被国际社会认可为“一胎政策”，即不论家庭承受力如何，一律只能生育一名子女（少数情况例外）。可见，“一胎政策”不是科学与社会学范畴的“计划生育”。

二恶：它不是法律范畴内的“计划生育”，中国法律实际上从未给“一胎政策”正过名。中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2001年12月29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下称生育法）第18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2000年6月13国务院颁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42条）和2002年8月10日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下称征收办法，15条）及2009年5月11日国务院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25条）。上述三法规均未对一对夫妻该生多少子女作出任何规定。“二法三规”应该是中国计划生育最重要法律。除上面法律条款外，找遍“二法三规”所有条款，均未发现其中有强制性或暴力型规定“不论家庭承受力如何，一律只生育一名子女”的相关条款。法律上规定的“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到中共实际推行计划生育时，就蜕变成法律之外的强制性或暴力型的“一胎政策”。因为它与中共自己的“二法三规”背道而驰，所以，它不是法律范畴内的“计划生育”，中国法律实际上从未给“一胎政策”正过名。

三恶：它是呈现强制性及暴力型的侵犯人权行为从法律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到中共推行法律外的“不论家庭承受力如何，一律只生育一名子女”的强制性或暴力型的一胎政策，走的完全是一条侵犯育龄夫妇人权的邪路。检法和相关单位以及各类医院，对广大育龄妇女实施强行放环、强制堕胎、强迫绝育的“三强”行动；对计划外超生者除巨额罚款外，还将那些不愿做人工流产、不愿结扎或不愿绝育者，施以酷刑或其它非人性非人道的暴力惩罚，不少人被虐后逃跑、变疯、伤亡或自杀；甚至还对大月份胎儿（如7-9个月胎儿）实施强制性堕胎，致使孕妇死亡或孕婴双亡的惨剧发生。“该扎不扎，房倒楼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流出来，打出来，堕出来，就是不准生出来”等涂写于城乡木板与墙头的、令人震惊的宣传口号，正是中共一胎政策下侵犯人权的最好写照 ! 33年来，数不清的中国良知抗议中共侵犯妇女人身权、生育权而呼吁停止一胎政策的维权行动一直进行着 ，揭发和谴责临沂计生委强迫近万名妇女堕胎结扎等侵犯人权恶行的维权斗士陈光诚就是其中一个。2012年7月5日，欧洲议会就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怀孕7个月孕妇冯建梅遭绑架及晚期妊娠强制流产事件，投票通过了抗议和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关于中国强制堕胎丑闻的议案》 ；2013年8月，美国非政府组织女权无疆界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制止中国政府强制妇女堕胎、绝育及节育行为。据该组织揭露：中共一胎政策来，医生共做了3.36亿次人工流产手术和近2亿次绝育手术，并安置了4亿个子宫内节育器；有足够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堕胎数平均超过1300万个，照此估算，33年来，至少有4亿胎儿惨遭一胎政策杀害！

四恶：它导致男女性别比失衡性别比是指每出生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从一胎政策推行的1980年起，中国性别比就以高出正常值范围持续攀升，从1990年的111.36增到2012年的117.70，期间的2008年甚至达到最高值120.56 ; 预计2013年将达到118.00多。而联合国规定的性别比是102-107之间。可见，一胎政策导致的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由于一胎政策限制以至扼杀了大多数育龄夫妇选择两胎的愿望，使原本有着“重男轻女”封建观念的他们得以“疯狂”地在“只能生育一个子女”中最终选择生育男婴。而导致生育男婴多于女婴的直接“杀手”是：非医学需要的B超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这两种行为在国际社会普遍被严令禁止。尽管上述三法规也规定禁止，但在金钱或权势驱动下，各大医院发生此况至今屡禁不止。国际社会预料，如此继续蔓延，到2020年，中国将有3500万适婚男士找不到女伴而沦为“光棍”，这种性别比失衡势必造成整个社会崎型、失衡及动荡。

五恶：它导致人口老龄化。据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7亿（含台湾），比2000年第五次普查时仅增7,390万。0-14岁占总人口16.6%，比2000年下降6.29百分点；60岁以上占13.26%，达1.85亿，比2000年上升2.93 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百分点；。我国人口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低亡、低增的“三低”态势，总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大、少儿人口比重缩小。到2049年，60岁以上将占总人口31%多，达4.25亿。老龄化仅次欧洲，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最快国家之一。这将给社会养老金、养老设施及公共资源消耗带来巨大压力和负担，也因青壮劳动力不足，导致整体社会进步缓慢甚至停止或倒退。

一胎政策十大罪恶（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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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伦敦客                             2014 -1-09

六恶：它导致“未富先老”的非正常社会状况。按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学者推算：当今中国 人口平均34岁，按照生育率1.60%算：到2050年，半数年龄不低于50岁，而且当中有25%人口达到60岁或以上，但他们收人最多达到西方老龄化国家的三分之一，显然是“未富先老”；而欧美许多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前，人均收入已在5000美金以上，提前步入“先富后老”之行列。所以，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自己将来退休生活充满喜悦。反之，中国的“未富先老”既给年长者带来实际贫困，更给他们带来对退休生活失望甚至绝望的心理压力。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状况。

七恶：它导致“421”扭曲型家庭结构产生。在如今公共场合，时常会出现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一名独生子女聚在一起，被人们称为“421”的家庭状况。据数据显示：1980年前后，中国有607万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33年后的今天，中国正迎来“421家庭时代”。一项调查表明: 这种家庭扭曲之一是经济承受力严重不足。九成80后称自己无法赡养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自己还需要父母资助；74.10%人表示生活与工作压力太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50.10%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照顾；42%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不在同一城市，无法互通。其他扭曲之处还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替“双职工”子女在家看护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时，无法师以良好教育及宠坏孙辈等诸多负面问题。这一切显然与一胎政策有直接关系。

八恶：它导致不知流向的“社会抚养费”变成贪污款1980至1994年，国家对超生者（两胎或以上）的罚款称“超生罚款”; 1994年至2000年更名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至今，正名为“社会抚养费”。它的新义是：，这是超生者的征收费用，用于制衡人口增长率和因超生给国家带来额外公共资源消耗的补偿及用于计划生育奖励支出之目的，并不是罚款。据资料统计：33年来，“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费”和“社会抚养费”总计高达1.5万亿人民币，仅单算社会抚养费，每年有超过200亿人民币收入国库。从2002年8月国务院颁布《征收办法》至今已整整11年，国务院或国家计生委及各地方计生委从未向社会详细完整地公开过，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金额和最终流向。在2013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有中国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省市计生委、财政厅寄出快递，申请要求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并质问：“每年收那么多钱，都去哪了？”如果到2014年，国家及地方计生委或财政部门仍不公开社会抚养费的金额及流向，将有数不清的“吴有才”会质疑并相信，每年超过200亿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已经变成各级从事一胎政策的大小官员囊中的贪污款了。

九恶：它导致“独生子女“素质全面下降。为什么我们在谴责过去日本侵华战争杀我同胞的时候 ，没有谁会想一想，日本国民素质30年来，为什么连续评为世界第一？千原万因，最主要一点，就是他们的良好素质从小培养。日本的数月婴儿雪浴及冬天小学生穿短裤上课就是有力说明！反之，中共一胎政策造就的独生子女素质全面下降，表现在：自私、任性、骄横；依赖性强；自主精神和自理能力差；缺乏承受挫折能力，只懂读书，而忽视德育发展；缺少劳动自觉性；不懂尊重别人；凡事先考虑自己利益得失，不为别人着想，以及容易产生孤僻、自闭、忧郁、狂躁等精神或心理疾病。其他如体质下降、高近视率、偏肥胖症、挑食偏食习惯等，与日本孩子诸多良好素质存在着距离。如果加上国家对国民的普世价值、宗教信仰等教育及培养，中国独生子女与日本孩子的距离将会更大，在此不一一例举了。

十恶：它导致失独家庭增多及悲痛。前不久，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独子因意外事故夭折后，同学及妻揪心痛哭，数月无法走出阴影。28个年华在一霎间没了，留给我同学的，是无尽的、比孤独更痛的失独痛！过去，现在及将来，“孤独”两字一直是人们忌讳字眼。本来，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一胎政策，已给众多能生两胎的育龄夫妇带来被迫忍受的“独子”或“独女”的孤独感。而随着岁月流逝，生育父母两人的孤独感变成加上“独子”或“独女”的三人孤独感。即便生育父母尚能忍受一子或一女之孤独，而他们的“独子”或“独女”是否能忍受没有兄妹的另类“孤独”呢？据英国家庭机构过去对多个家庭做过调查统计：两个孩子家庭的比例超出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两个孩子互相玩逗，快乐感、安全度高于独生子女，且较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稳定且离婚率偏低，反之子女孤独感、家庭不稳定且离婚率偏高；如今，这种三人各自的孤独感瞬间演变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孤独感，由于独子意外夭折，这种夫妇两人的孤独感瞬间又演变成空前的两人失独感。于是，“失独”两字更成为失独家庭即失独者痛心欲死的忌讳字眼。如果那个年代不是强制性推行一胎政策，我的同学可以选择生育两胎，当意外不测发生后，还有“另根”在，就不会出现我的同学失独的痛心欲死场面及“一棵树吊死”，再也无法生育的惨况。因诸多原因致独生子女夭折后，其父母便成为“失独老人”，他们大多数生于20世纪50-60年代，赶上80年代一胎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独子不幸，尽管政府允许他们再生育，但因年龄、健康、经济或绝育等原因，绝大多数失独老人都无法再生育，最后，他们可能整日忧伤而善终不得。

目前，中国有100万以上个失独家庭，且以每年7.6万个数量在持续增加。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个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前离世，所以，不用太长时间，中国将有1000万个家庭变成“失独家庭”。那2000多万失独者又将成为中共一胎政策新的悲惨受害者！然而，那一胎政策的十恶与失独家庭的悲痛何时才能终止呢？

顺德警方，你为何一再迫害我这个弱女子？——李碧云受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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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蔺其磊

  2014年1月12日，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里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结果揭晓，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现在因涉嫌妨害公务被捕的李碧云在居委会副主任的选举中得票687张，位居第二。

次日上午，我作为李碧云的辩护人之一再次来到顺德区看守所(上次看守所以不是李碧云本人委托为由刁难我不能会见)办理了去武警广东总队医院(以下简称“武警医院”)的手续，下午一点赶到武警医院。在一部专门到六楼的电梯下按下对讲机，才能坐上电梯，到达六楼这一专门关押看守所病患者的地方，铁门遍布。递交手续后，正赶上一年轻武警换班，以我声音大，傲慢地要将我手续扔出，我质疑他态度问题，他竟说“随便你找领导告我”，并报复性说“只允许见十分钟”，我让他拿出规定来。这个军事化管理的监狱给了我极坏的印象，这个所谓的士兵(是个班长)的行为让我为关押在这里的人的处境深深担忧！

等了一会，走廊尽头一年轻士兵用轮椅推着一个挂着导尿袋，身穿单衣的女子过来，我打招呼确认是李碧云后来到会见室。李挣扎几次想站起来(她需要自己走到凳子上),我搀扶着她坐下，感到那单衣太薄了，在这个南方最冷的季节里仅能起到遮体的作用，与保暖无关。我刚想说怎么没有女管教人员送她过来的问题时，这个士兵说“我推她过来这不是我的工作，她应该自己爬过来的”，我竟然说不出话了。

而接下来李碧云的陈述更让人愤怒:在她所谓的妨害公务罪2013年8月12日已被顺德警方撤销案件的情况下，因怕她到中央巡视组告状继续维权，2013年10月12日21时许，正在家中治病的她再次被顺德警方没出示任何手续情况下抓走。

在容桂派出所她遭到多人殴打，只记得两个人的警号:192208、192051。被打昏过去醒来后她求这些警察不要再打她了，她的胸椎折了，上次被他们打折的腰部又加重了，头被打的疼痛，神经也有问题。被从顺德看守所送到武警医院也没采取对症治疗措施，因看守所不拿钱，医生就不治疗。因看守所不收家属送的衣服，她三个多月都没换洗衣服了，刚开始让她睡在地上，而且还给不能走的她戴上20多斤的脚镣。

李碧云还说到，自这次被抓，顺德警方没人来询问过，仅有一次检察院的人来送告知书什么的，她质问“我妨害了什么公务？”，“没人回答我就跑了。”

近半个小时的谈话中，李碧云的语调都很平缓，能感受到她身上透露出的骨子里的那份坚忍。最后她平静地说“我一个弱女子，他们怕我什么，顺德警方你为何一再迫害我这个弱女子？！”

 

我也很压抑，只能说你受苦了我们将尽力维护你的权益这些很无力的话语，这不是要安慰她，而是要像她一样去追问:顺德警方，你为何这样？！

“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5周年 美国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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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欧洲议会驻美办事处以及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办“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5周年活动，2014年1月14日在美国国会举行。会上，该奖项几位获得者以及诸位美国议员，就人权和思想自由问题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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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与演讲者合影。（图片由西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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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慈萍在会议现场为魏京生做翻译。（图片由西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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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驻美办事处以及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1月14日联合在美国国会主办庆祝“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5周年活动。活动由“自由之家”副执行主任丹尼尔-凯领尔特（Daniel Calingaert）先生主持。该活动的协办单位有：“魏京生基金会”、“自由之家”、“记者无国界”，以及“古巴民主倡导者”。

在庆祝会上演讲的人包括：尼日利亚的获奖者浩瓦-伊布拉音(Hauwa Ibrahim)；中国获奖者魏京生；古巴获奖者奥斯瓦尔多-胡赛-帕雅-萨尔蒂纳斯 (Oswaldo José Payá Sardinas) 的女儿罗莎-玛丽亚-帕雅 (Rosa Maria Payá) 等人。

在庆祝会上，“萨哈罗夫奖”获得者讲述了各自从事人权活动和争取思想自由方面的特殊经历，以及欧洲和美国给予他们的支持、欧美今后如何可以更加密切地合作，从而为捍卫人权事业和个人以及组织提供更多的支持。

“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是欧洲议会于1988年设立的。该奖以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命名。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为捍卫人权和思想自由而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自“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设立后的25年以来，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权和思想自由活动人士，先后被授予该奖。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被中国政府先后共监禁18年之久的人权和自由活动人士魏京生，于1996 年在狱中时被授予萨哈罗夫自由奖；而中国另一位异议人士胡佳则于2008年获得该奖。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之一、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和欧洲对人权和思想自由事业的关怀和支持，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鼓励作用，使他们感到外界关注他们所在国的人权状况。他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者魏京生的经历为例表示，美国政府和国会对这些人权和自由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支持的重要性：“我从没有忘记他所说的话，而这正是美国行政当局—无论是哪个党当政—都应该吸取的教训。魏京生曾说，他在监狱时，从监狱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对待他的方式和态度，就可以得知美国政府是否在关注他的现状。当美国政府官员不关心或过问他的境况时，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就开始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当美国政府开始关注他的情况时，他在监牢里的待遇很明显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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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也做了精彩演讲。（图片由西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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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负责人陈立群、张菁应邀参加了此次庆祝会。（图片由王礼敬提供）

 

1996年萨哈罗夫自由奖获得者魏京生也在庆祝会上讲了话。他表示，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合作并给予大力支持时，世界各国的人权和自由活动人士受到鼓舞，他们的事业得以进步。但两者稍微表现出分歧时，中共当局就利用时机，加紧打压国内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而他本人获得萨哈罗夫奖时，正值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积极合作的时期：他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合作的很好。他们不仅在人权问题上很有成果，而且在外交其他领域里也取得了成就。这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进入本世界之后，全世界的人权都有所退步，而西方政府不愿再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中国政府也积极在人权问题上试图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制造分歧。现在，欧洲议会的一些朋友们和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在积极推动欧洲和美国的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意义非常深远的。”

欧盟议会驻美国国会联络处副主任杰弗里-哈里斯先生，在庆祝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设立25周年活动上讲话时表示，面对如今迫害人权者想方设法试图掌握全球政治主导权之际，欧洲和美国必须增加他们协助人权活动者的努力：

“当然，在今天世界上的违反人权者正在设法夺取国际政治主动权之际，我们显然需要加倍努力。今天我们在美国国会这样一个庄严的地方，应该记住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不忘记那些人权活动人士的孤独奋斗。这些活动人士在孤独奋斗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知道他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有成果。”

2013年，欧洲议会将萨哈罗夫自由奖授予了因争取妇女教育权而遭塔利班极端主义分子枪击的、巴基斯坦16岁的维权少女，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

萨哈罗夫奖于每年12月10日颁发，这天正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宣布世界人权宣言正式生效的日子，也是庆祝因此而订立的国际人权日的同一天。萨哈罗夫奖被认为是捍卫人权领域中最具有荣誉的一项奖励。

纽约举办“还刘霞自由”活动 播放刘霞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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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世界日報報導

「你說話你說話你說實話，你白天說夜裡說只要醒著就說，你說呀說…」這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2009年9月寫的一首詩「無題…給劉曉波」，當朗誦者劉興耐當著近百位聽眾朗誦時，她因深受詩的內涵感動而哭泣。

1236870_204422216394164_40043024_n LIU XIA獨立中文筆會(ICPC)、美國筆會中心、劉曉波之友會14日晚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舉行「劉霞中文詩及英譯朗誦會」，播放2013年12月經由秘密管道傳送給外界的劉霞朗誦自己詩作的視頻、2012年12月28日由胡佳等突破監控探視被軟禁的劉霞及前中央電視台導播華澤剪輯的「鐵窗外的妻子」。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貝嶺首先介紹劉曉波和劉霞的近況，他表示，劉霞不是政治犯，只是政治犯的妻子。他呼籲中共當局釋放劉曉波，並解除劉霞禁令，還給劉霞基本的公民權利。劉曉波之友會代表胡平發表劉霞於1997年寫給他的書信。

朗誦了劉霞15首中文詩作，包括「我坐在這裡」、「空椅子」、「無題…給劉曉波」以及2011年的作品「碎片8」等。「無題…給劉曉波」仿奧斯威辛大屠殺時德國名詩人策蘭的詩「死亡賦格」，劉興耐朗誦時，數度因觸動哽咽而中斷。詩篇結尾「你愛你的妻子但更驕傲她與你共度的黑暗時間，你讓她隨心所欲更堅持她死後繼續給你寫詩，那些詩行沒有聲音沒有。」

1236870_204422216394164_40043024_王艾（右）和呂京花（左）手持釋放劉曉波及劉霞的標語。（許振輝攝影） 
貝嶺同時宣布，獨立中文筆會與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彼特•英格隆德、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暨國際筆會榮譽會長佩爾•韋斯特伯格，將共同發表「我們為劉霞呼籲」，聲明中指出，「劉霞的處境令人極度擔憂。但她的不幸很容易被只關注著她身陷囹圄丈夫的國際社會所忽略。而由於患上了重度憂鬱症，她開始漸失生活下去的意志。這一切，讓我們懷疑她能否等到劉曉波出獄的那一天。她需要這個世界伸出手來搭救她。」

聲明中也鄭重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無條件還劉霞以自由。包括「接聽電話的自由、接發傳真、上網及收發電郵的自由、外出購物的自由、去餐館吃飯的自由、隨時探訪父母及會見友人的自由、選擇醫生就醫的自由、與丈夫相互閱讀對方信件的自由，以及在中國及世界各地舉辦攝影展及畫展的自由。」

广东佛山外嫁女维权被警察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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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快讯

2014年1月16日，来自广东佛山南海区的黄岐街道、黄岐东区和盐步的维权人士黄沛江、黄竹流、陈敬鸿、黄自卿、梁燕娴、杜燕利六人，他们到广东省委反映南海区黄岐街道剥夺了他们外嫁女农村土地转股权的权益问题，在回来的路上，当他们在广州6号线地铁线转乘时，被南海的警察和地方官员强行拦截并带走。

目前他们被关押在一个叫做南海区青少年法制基地的教育中心，被以涉嫌非法叫口号、非法派发传单、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10天。晚上9点钟、问询结束，警方逼他们签字，遭到他们强烈抗议，6、7个警察对他们进行拳打脚踢，其中有几个当地官员、一个警察的警号是183340。

电话中现场一片混乱，传来凄凉的哭喊声，声声推人扣动心弦，令人心酸。南海当局凭什么捉人？习李新政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到底体現在那里？

 

6.4惨案近入25周年 天安门母亲新春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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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惨案二十五周年。“天安门母亲”群体于一月十四日举行了新春餐会。

今年的难属聚餐团聚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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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5年里逐步形成的第一批“天安门母亲”服务团队，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磨砺现在年岁已届八十上下，她们于去年5月正式移交给了第二批服务团队。

在这次聚餐会上，丁子霖女士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她和她们的团队现在都已退下来了；第二句话她向大家介绍了尤维洁等五位服务团队新成员；第三句话她告诉大家新的服务团队半年多来做了许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表现出色，令人兴奋。

也许是老天特别眷顾这批受难者亲属，这天北京风和日丽，也无雾霾。说是十一点集合，但不少老人十点就到了。陆陆续续，从北京城里城外，从四面八方聚集来了。人，足足坐了四大桌，满满的，还不断地添加座椅，谁都舍不得放弃这每年一次相见相聚的机会，气氛异常热烈。这次餐会出席者共46位。

87岁的李雪文大姐因其老伴于三年前去世，加上腰腿不好行走困难已有数年未曾参加聚会了，今年由她女儿搀扶着早早来到餐厅坐在桌边守候大家，着实给了进门者们一个惊喜。

餐会由尤维洁女士主持，正要开始之际，餐厅大门突然被推开，风风火火进来个人，大家定睛一看，是徐珏女士。她不是因患癌症住院正准备手术吗？大家刚提到她今年来不了啦，怎么会“从天而降”呢？原来手术推迟，她是悄悄溜出来的。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太想念你们啊！”。她这时和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拥抱，其情其境既令人感动又让人心疼。

用餐前，尤维洁女士首先带领大家为25年里逝世的35位“六四”难属，尤其是2013年去世的杨子明、程淑珍、杜东旭、张桂荣等四位难友默哀肃立三分钟。

随后，尤向大家简要汇报了去年秋冬分三路去外地探访难友的简况，并带来了外地难属对北京难友的问候；她还转达了海外友人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关怀。

今年的席间还有一个令人感奋的现象，就是不少家庭带着儿孙辈同来，以前只是个别家庭带，现在则是不少老母亲由她们的儿子或女儿，甚至孙子、孙女陪同前来。这批年轻人所显示出的那份强烈的参与意识给予年迈多病的老父母们极大的鼓励和安慰。让他们感到心里踏实，天安门母亲后继有人。

难属们年年的餐会费用从未动用过集体的人道捐款，皆有友人专款赠与，今年所用为Y教授所赠。我们在这里特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人心是杆秤。人心是张纸。一切都摊在那里，晾着、洒着。亲人们含冤离世25年了。我们的公开诉求没有变，从1995年至今提了十九年了，历届中共政权和两代会对我们始终未予理睬。将会拖到何年何月，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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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昆明妇女权利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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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3日—4日

共有10名社群妇女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包括：《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相关议题、全球基金议题和爱知行的工作总结计划等内容。

议题一：《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2、条约机制

3、结合具体条款展开讨论：

1）男女平等权

2）条受教育权

3）就业权

4）生育保健权（健康权）

5）婚姻平等权

6）参政权

7）公平参与非政府组织

4、如何参与

1）问题清单：提醒联合国特别关注此类问题

2）影子报告。

 

议题二：讨论感染者妇女权利问题

1、妇女感染者在监区中常见的问题

1）在部分监区女性感染者必须参加劳动，男性可以不参加劳动；

2）在强制戒毒所感染者也必须参加劳动；

3）在部分监区治疗无法得到保证；

3）到监区外就医许戴手铐、铰链、口罩；

4）有些监区抗病毒药物无法保证；

5）部分监区不允许服用外带的抗病毒药物，进入监区后需再次经过检测后用药

 

2、妇女感染者在家庭生活中常见的问题：

1）女性感染者生活压力更大；

2）女性感染者来自家庭的支持较男性的少；

3）女性感染者更容易被家庭隔离

 

3、妇女感染者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问题：

1）女性感染者更容易遭受社会的污名化（常被认为生活不检点）

2）女性感染者的自我污名化更严重

 

4、妇女感染者在就医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1）感染者在就医时需要自费购买全套医疗器械（甚至包括床单被子）

2）护理费用更高

3）转诊到定点医院治疗

4）紧急治疗完转诊

5）综合医院直接拒诊

6）感染者死亡后医院收取特殊消毒费

7）定点医院医疗条件差

8）感染者到普通医院治疗，医疗费用较普通病人高

9）医生、护士及其他医院工作人员歧视艾滋感染者

 

5、妇女感染者在就业方面常见的问题：

1）艾滋感染者无法办理2类健康证，无法办理餐饮营业执照；

2）变相辞退或直接辞退艾滋感染者

3）女性、艾滋感染者双重身份导致就业困难

4）不允许从事公务员、教师等行业

5）得知身份后，同工不同酬，工作压力大

 

6、对性工作者的歧视：

1）公安部门把安全套作为卖婴嫖娼的证据

2）被抓后性工作者隐私会被暴露

 

7、动态管控问题：

1）把感染者作为高危人群纳入动态管控

2）影响社会家庭关系

3）影响正常娱乐生活、出行

4）随时被传唤

5）影响已戒断人员的正常工作、生活

6）对艾滋感染者的管控影响出国等

7）把感染者和经常上访人员、重症精神病人等纳入维稳动态管理系统

 

8、妇女感染者在生育保健/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

1）对艾滋感病孕妇歧视拒诊

2）生育困难，会被综合医院转诊，生育只能到定点医院

3）服用抗病毒药物副作用大，

4）保险免责条款

5）感染者低保和养老保险问题

 

9、妇女感染者在婚姻和家庭中的问题：

1）女性感染者容易被丈夫抛弃

2）因为感染艾滋病丧失继承权

 

议题三：政策建议

 

1、监狱场所和社会的抗病毒治疗互通提供统一的治疗

2、在监管场所，应该把感染者纳入“病犯”管理，取消劳动规定

3、对女性感染者提供特别福利政策

4、国家应该加大对反歧视宣传力度

5、落实感染者医疗、生活救助

6、加强对医生的反歧视培训

7、取消针对感染在医疗过程中的特殊费用

8、取消定点医院，实现艾滋感染者按需就医，提高针对艾滋感染者的医疗条件

9、加强对感染者就业问题的救济工作，建立专门的救济制度

10、把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对性工作者的管理制度统一

11、将感染者退出维稳系统

12、逐步提高艾滋感染者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

13、对感染者低保制度要变通，保护感染者的隐私

14、加强对感染儿童隐私的保护

 

 

 

为生二胎假離婚梦破 5月大胎兒被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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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前，三十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孩子五个月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她一共怀孕三次，第一次儿子出生，第二次主动流产。最后这一次想偷偷留下来，被逼着“做掉”了。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这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工作，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意外怀孕后，两人试图以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但最终，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败下阵来。

　“你不能再流产了”

对吴怡夫妇而言，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

据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报道，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吴怡在县城做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在当地也算稳定，郑彤是某局的小领导，收入比妻子高一些，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生于70年代的两人，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朝九晚五，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子平淡而踏实。

但正如吴怡的微信状态所言：“Single is simple，double is trouble。”这句话有了别样的意味：意为一个简单，两个麻烦。

2013年年初时，她意外怀孕，和丈夫商量后，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那时，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因为除了罚款之外，代价是沉重的。

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票否决”制：涉事党员干部，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同时，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将被降职或免职。

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自己曾参与了一件“挺吓人”的事儿。90年代某年，当地计划生育率超标。为达标，所有当年超生的，包括大月份孕妇，全都被拉到医院，强制引产。此事被当地人称为“大屠杀”。

郑彤也知道一些“前车之鉴”。有几个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自己主动辞职了。

此外，吴怡当时发生了些意外，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事后医生告知，她不能再次流产了。“我们都是成年人。”郑彤自责地解释，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

可几个月之后，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

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可能会面临大出血、胎盘粘连等风险，往严重了说，将再也无法生育。

除了医嘱，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

“再生一个，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孩子是独生子，比较孤单。往坏了说，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郑彤谈起当时的“私心”。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生下了双胞胎。她认为，哪怕40岁再生，都已经太晚了。

生与不生，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急哭了好几次。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最后，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

　　铤而走险

通过选择题加排除法，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郑彤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中，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包括“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须经鉴定)”、“夫妻双方为双独”等七种严苛的情形。

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孩子也很健康，均不符合条件。

身边多少耳闻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有人花了四、五万块钱，给孩子假办了残疾证，耗时费力地打通关系，最终获得了二胎资格。

“据我了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健康。”吴怡说。

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提前准备，并不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他们。后来，经过百度“计生”、“二胎”等贴吧，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郑彤决定采用“假结婚”的办法。根据规定，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前提是，他们需要先离婚，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四处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不像人才市场，可以在报纸上、网上发个招聘信息。”作为“原配丈夫”，郑彤有点尴尬，“涉及男方的声誉，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愿意做“假丈夫”的男子。郑彤出面，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只因为没结过婚，他并不清楚“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离婚”。但她说了句话：“你(指该男子)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大姐痛快地盖了章。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

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卡了壳。

做体检的时候，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假结婚”。并当场告诉吴怡，她这种造假情况，今年已经遇到三起，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

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时间太仓促。”他分析，“至少也证明，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

事情败露后，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那一天，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

他第一反应是不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所以，过了一个星期，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郑彤的想法“太天真、太单纯”了。

　耻辱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工作人员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

“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话也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当时，郑彤心里满是这个“冲动的想法”。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郑彤心里动摇了。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吃紧。两个孩子，未来都要上大学，还要考虑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平日里，吴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这个时候，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

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当时夫妻俩曾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加重语气)，不能要！”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俩推测，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担心“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仿佛成了耻辱。”

“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动了，又动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言语间，透露着不信任。吴怡明白—因为自己的“前科”，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回来的时候，就没了。”郑彤一路都在想。

排队人多，吴怡身体吃不消，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试图提前办理手续。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交给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计生中国：爸爸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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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爸爸去哪儿了？”在中国大陆，常常孩子还没问这个问题，计生委的人就来问了。

据2014年1月8日中国青年报《一个非婚妈妈的“被超生”之路》一文报道，41岁的英语教师于军唯一的女儿悦悦成了一名计生“黑户”。于军说她尽管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有一个孩子也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但为了给悦悦上户口还是曾经打算妥协，然而缴纳社会抚养费前却必须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而悦悦8个月的时候她25岁的未婚爸爸失踪了。

街道计生办对于必须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的解释是，要根据男方的婚育状况来决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计生办的人说，“万一他原来有孩子呢？一下子可能就差好几十万了。”这话并不算夸张但不准确。如果男方有一个孩子，根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属于符合生二孩条件没有办理生二孩手续，跟非婚生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差不了多少。但是如果男方有两个孩子，那么悦悦就属于第三孩，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可能多出五十余万元。如果男方是有两个孩子的大富翁，由于“社会抚养费”随“超生”父母的收入水涨船高，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也可能多出上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显然，在计生办的人看来，一个女人肯给一个男人生孩子，特别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成熟女人，不大可能连男方的基本情况都没搞清楚，失踪不过是逃避“社会抚养费”的借口。“万一他原来有孩子”不过是客套话。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悦悦的爸爸在生悦悦的时候真的是个24岁未婚未育的小伙子，于军也必须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载入计生系统联网的档案。如果不这样做，男人就可能借此逃脱计划生育控制，他今后生育的第二孩就变成了第一孩，第三孩就变成了第二孩。这既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也涉及到该法第四十二条“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的落实。

未婚妈妈可以不告诉孩子“爸爸去哪儿了”，但是只要计划生育政策不打算网开一面放过男人，她必须如实告诉计生委“爸爸去哪儿了”。“爸爸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在计生政策下不可能成为未婚妈妈的隐私。

我并不赞成计划生育捆绑孩子的户口。但是如果一个人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哪怕只是支持其中的“社会抚养费”一项，他就必须回答：如何防止未婚妈妈的男人逃脱“社会抚养费”？是对所有男女性生活进行政府监控，还是对未婚妈妈进行逼供？

也不只是计划生育捆绑孩子户口的地方才要求未婚妈妈提供孩子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譬如山东莒南的朱新梅就自称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叫“刘伟”的未婚未育青年，失踪了。当地计生委不相信，通过非法拘禁和逼供迫使她和她的前夫李博毓承认孩子是他们的，然后把他们双双开除了公职。（《女教师举报“计生学习班”》，南方都市报2013年11月20日）我并不赞成非法拘禁和生二胎开除，但是如果不搞非法拘禁和逼供，那就只好监控性生活或捆绑孩子户口了。

非法拘禁、逼供、监控公民性生活或不给孩子上户口都是违法或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完全拒绝这些手段计生委根本就不可能搞清楚“爸爸去哪儿了”。于是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在所谓“计划生育利益诱导机制”的诱导下，这些违法犯罪手段便成为各地计生委搞清“爸爸去哪儿了”的惯用手段。这些违法犯罪手段被计生委用得如此平常，以至于连某些所谓人权律师都把它们作为“必要的恶”予以接受。

最近的事实进一步表明：不但未婚妈妈没有不提供孩子生父信息的权利，连已婚妈妈也没有。即使妈妈告诉孩子“爸爸去哪儿”了，计生委还可能跑出来说，“那是假的！”

据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30日一则报道（《为生二胎与前夫舅舅结婚？》），29日佛山禅城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不服计生局征收社会抚养费26万多元的行政诉讼。原告钟女士再婚有证生育第二孩。禅城计生局经过调查发现钟女士的再婚对象李某石居然是前夫的舅舅，李某石只知道妻子姓钟，不知道名字，只见过几次面，从来没有同居，但李某石拒绝签字。计生局认定原告及其前夫是假借离婚、再结婚骗取生育指标。

南方都市报2014年1月6日的一则报道（《天上掉下个老婆，原来只是假结婚》）更有意思——“2013年11月29日蒲某以再婚夫妻一方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为由，到粤海街道计生科递交再生育申请表，并提供了男方户籍所在地湖南省中方县新路河乡计生办出具的男方为初婚、无生育、无抱养的证明。”粤海计生科对该夫妇男方居住在湖南、女方居住在深圳且已怀孕产生怀疑，12月2日发函请求湖南驻深圳联络站协查。结果查出女的给了其籍贯地同村男光棍2000元、跟他去打结婚证只是为了取得“男初女再”生育指标。

在上述所有的例子中，女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丈夫、前夫或心爱的男人不受计划生育株连而自己顶着压力，承受着屈辱和辛苦。一些女公知、女律师认为计划生育解放了中国妇女，只要把堕胎、结扎、上环和罚款的矛头指向男人就完美了。她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过于幼稚，其智商和情商远不如普通农妇。计划生育不可能不对妇女的权利构成限制。

 

 

广东佛山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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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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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在选举前给村民讲解选举法 .（中国妇权义工摄影）

南庄村妇女在听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讲授普选知识a

中国妇权义工在选举前给村民讲解选举法 1

       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在一场村民大会上，鼓励村民推举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中国妇权义工摄影）

2014年1月11日上午9点钟，，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东村村委会举行第六届换届选举，由村民推出的维权村民何锦柱和原村委主任兼村党支部书记对决竞选下一任村委会主任。选举地点在南庄镇东村小学，选举会场外有众多的警察、辅警、治保会人员、还有一些便衣在看守和巡逻，他们在多个角度摆设了监视影像器材。维权人士天理、廖路山、广州吴镇琦律师、中国妇权义工苏昌兰和两个记者前往观摩东村的选举，遭到国保人员一干人等的警告，要我们离开选举现场，并有一辆警车及5个国宝专门“保护”我们。现场气氛紧张。事实上，这场“民主选举”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没有公平和公正的环境下进行，表面上是选举，其实是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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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警察、辅警、治保会人员、还有一些便衣聚集在选举现场，气氛十分紧张。（中国妇权义工摄影）

暴风截屏20140112095048        村民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将拦在现场外，有的更被要求远离现场，包括中国妇权义工在内的维权人士被一辆警车5个警察看管在离开现场5、600米外的地方。（中国妇权義工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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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村委主任兼村党支部书记，集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身，专权独横，劳役村民作威作福19年，导致南庄镇东村的村民年终分配为佛山禅城最低，因此东村的广大村民怨声载道。这一次，东村的七个自然村的村民不甘被劳役、被盘剥。一致推举维权村民何锦柱做村主任，当东村村民的带头人，不受东村黑恶势力的压诈，让广大村民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为此，东村的七条自然村的村民对这次选举非常重视，他们群策群力，力争选一个真正为村民服务的人出来！

当村民推举了维权村民何锦柱作为竞选村主任人选后，何锦柱于是受到了来自当地政府与黑恶势力的种种“关怀”、“照顾”，盯悄、跟踪、恐吓等，手段及其卑鄙下流！2013年的12月17日下午5时左右，当何锦柱到南庄镇政府递交完竞选手续后开车回家，被一随尾跟踪的一小面包车拦截，从车上下来了几个大汉，每人手执一条一米多上的铁管往何锦柱的小车乱捅一番，结果小车被砸烂，何锦柱也受伤，幸而傷勢不重。事后，何锦柱更加被警告說，再敢参选就取他性命！何锦柱只好暂时离开本村外出暂住，躲避被杀身之祸！但为了村民的未来，何锦柱決定继续参加竞选南庄镇东村的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明知道难以得到公平的竞争也绝不放弃抗争。

选举秩序刚开始还算平和，按照东村村委会的选举方法，每一个村民只能投三张选票（自己一张和代理家人投二张）。但是不久村民发现了舞弊行为，竞选连任的候选人即原村党支部书记的妻子，竟然在东村南街小组的投票点投了四张票，村民抗议后，由官方当局把持的选举委员会不但不作出处理，还继续让其儿子再投多四张选票！村民针对这次选举出现的舞弊行为向所谓的选举委员会追问，但官方拒绝回应。选举委员的官员也不作任何的答复和解释！

经在场的村民强烈抗议，选举委员会的官员答应处理，但是违反程序规定的选举一样在继续！这个所谓的选举委员会不但不处理这些无法无天的违法选举事件，还将在场监督选举录像的村民赶出现场！至此，监督选票的现场就只有何锦柱一人，任何的村民也不得进入。村民的任何抗议均无结果！也就是说，选票上是选谁的，任由那些所谓“唱票”的工作人员说了算，而那些所谓的工作人员全是由一手把持了南庄镇东村村委会十九年的人员组成的！

“唱票”时间到，南庄镇东村村委会“唱票”实放，是最明显不需掩饰的舞弊选举，东村的下东村整个村594張票竟然全部是委托投票，而且清一色全是投给了续选连任的南庄镇东村村委会主任！一场无耻的所谓民主选举在明目张胆的违法与当局的包庇下、在党支部书记兼旧主任的操纵下成功继任，禅城区南庄镇东村的村委会选举“胜利完成”了！有村民说南庄东村是 “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当“唱票”结果出来时，村民强烈要求重新验票均遭拒绝！票箱在警察的保护下离开了东村的选举现场！在不公平的选举下，在官方无耻的包庇下，南庄东村的维权村民何锦柱输了！事后，村民说，我们村民掌握了这次选举黑幕的大量违规违法证据，下一步，我们将向相关的部门投诉和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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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现场分票、唱票所有程序都是官方钦点人员参与。选委会对被当场被揭发的舞弊现象完全不理会。（中国妇权义工摄影）

1月12日接到村民的电话说，由于其中一个委员不够半票选不上，定于今天中午1点30分重新选出委员，广大村民提出抗议和罢选！并拉起横幅标语：抗议南庄镇东村黑恶旧势力黑箱操作南庄东村第六届选举！他们说要将选举维权和村民利益维权进行到底！

从多年观摩农村基层选举和实地的了解，这就是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候选人全是他们圈定的，那么他们就必须要确保某某“同志”一定要选上去，不惜一切任何代价！真正代表中下层维护老百姓权益的很难当选上去！在一个没有人权、法治、公平的社会里，中国农村所谓的基层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不过是欺世盗名戏码！这种“基层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场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村民没有公正与公平的选举环境，竞选人若不是“党的好同志”，成功机率微乎见微。这次南庄镇东村村委会的舞弊选举，只是中国基层选举的冰山一角。

探寻计生系违反算术规则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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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前不久（2013年12月24日晚）一对北京本地夫妻来我家求助，他们是城镇户口，男的是独生子初婚，女的是再婚以前有一对双胞胎，他们的孩子快要上小学了还没有落户，计生委要他们按第三胎缴纳“社会抚养费”五十多万元。这位独生初婚的男子应该有点钱，但是他觉得很冤，不愿意交这个钱——明明法律“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为什么他生育一个孩子就招致如此重罚？怎么能把别人的孩子算到他头上？我告诉他们跟计生委没什么道理好讲，劝他们联合一些交不起“社会抚养费”的父母组建互助组，让孩子在家学习，等计生废除了再上户口。

大约半年前有一个北京本地的病退工人找到我家诉说：2003年他妻子、女儿（17岁）均死于sars，他拣回一命也落下了纤维肺等疾病。3年后经婚介再娶，次年生一儿，上户口公安要计生证明，才通过搜集计生委要求的材料发现妻子不是二婚是第三婚，已有两孩。计生委要按第三胎收人均收入6－20倍的“社会抚养费”。为此吵架，离婚，自己带着“黑”孩。sars跟计生一样是人祸。如果政府不隐瞒疫情，他女儿就不会因一点小感冒而上人民医院看病，就不会被传染sars，他的女儿和妻子就不会死，他也不会落下一身病。说白了就是政府害他家破人亡一身病。他好不容易有了个新家，又被政府拆散，儿子还没法上学。害他的政府，反而得了一个对他敲骨吸髓的“理由”。好在最后市政府顾虑sars受害者索赔，最终在孩子上学前几个月按未办“生育服务证”生育第一胎收了他5千元了事。

又据2013年6月3日的北京晨报：亮亮3岁时被李先生和王女士收养。7岁那年，李先生和王女士离婚，亮亮和养父母后来生育的强强都跟着李先生生活。王女士因为现在的丈夫没有子女，想生一个，但无力承担“生三胎”的“社会抚养费”，起诉要求解除跟亮亮的收养关系。可惜她又在法官“调解”下撤回起诉（《女子为生三胎告养子》），看来只能抱憾终身了。

上述事例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虽然女方以前都生育过两个或一个孩子，但那是另一对夫妻所生。国家法律所“提倡”的行为，根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却被按照生育第三胎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相当于生了两个第二孩。

据我所知，这种做法绝非北京独有，在全国范围内也相当普遍。许多外地的再婚夫妻告诉我，他们再婚前各有一个孩子，都没带在身边或只有一个带在身边，再婚后又生了一个孩子，计生委按生育第三胎向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

各地计生委的这种做法不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违反了许多其他相关法律。根据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有关规定，子女只包括子女，包括生子女（含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或者基于生育，或者基于收养，或者基于父母再婚与养育事实的结合。父母子女关系是直系血亲或法律拟制的直系血亲关系。无抚养关系的所谓“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法律也没有拟制，只是基于婚姻而生的姻亲关系，其亲疏等级相同于女婿和与岳父母之间的关系或儿媳与公婆之间的关系。计生系统将妻或夫与前配偶或前男（女）友所生的并未形成扶养关系甚至从未谋面的孩子记入当事人子女数征收“社会抚养费”，硬把姻亲当直系血亲，显然是违法的。

唯一能够算做两个家庭的孩子的是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养子女和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成立而消除”，对于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却没有这样的规定，婚姻法上还有离婚不影响亲子关系的规定，可以认为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在法律上既是继父（或继母）的孩子，同时又是并未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生父（或生母）的孩子。但是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角度仍然不能同时算两边的孩子，因为一个孩子不可能同时享受两份“社会抚养”——国家不可能因为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同时算两个家庭的孩子，对两个父亲或两个母亲有继承权，就给与同一个孩子双份免费教育或免费疫苗。

这种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算两个家庭的孩子的做法甚至延伸到下一代，影响“单独”或“双独”的认定。前年长沙有一对身为高校教师的“双独”夫妻申请生二孩计生委不予批准，理由是女方丧母后其父再婚，继母带过来一个17岁多的女儿。计生委因此认定她有妹妹，不是独生女，不能生二孩。直到分娩前几天经分管计生的副省长特批，区计生委才发给二孩生育证。

计生委当然可以辩解说，不这样无法阻止育龄男女通过离婚、再结婚模式或送养、收养模式生、养更多的孩子。但是离婚或送养未必是为了再生孩子，过度限制离婚可能产生更多的家庭暴力，过度限制送养可能产生更多的遗弃。如果为了计划生育就可以蔑视算术规则和法律规则，硬把夫妻双方各自的孩子算作共同的孩子，硬把收养的孩子同时算做送养家庭的孩子和收养家庭的孩子，这等于说为了计划生育就可以不择手段。

何况为了控制生育也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谁有多少孩子而只需要考虑谁生了多少孩子。因此不能把孩子算作养父母或继父母的孩子，因为继父母或养父母根本就没有生那个孩子！如果是为了控制生育（我并不赞同控制生育），为什么不能把地方“人大”预算的孩均“社会抚养费”除以2，对于夫妻双方分别计算呢？这样不但可以不违反法律和算术规则，甚至还方便对于离婚后再找无子女的配偶生一个孩子的人征收一半“社会抚养费”！然而事实上，即使是对夫妻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的省，也同样把夫妻各自的孩子算作共同的孩子，也同样把收养的孩子同时算作收养家庭的孩子和送养家庭的孩子——这是导致中国大陆最近几十年来送养少而遗弃、拐卖多的首要原因。

能够在离婚后再找无子女配偶的人，通常是社会中的强者，计生系统在制定规则是显然存在对强者网开一面的嫌疑，同时又对弱者不择手段，以满足其逐利冲动。正是这种逐利冲动，使国家计生委把“社会抚养费”由法律规定的补偿性收费变成了巨额罚款。正是这种逐利冲动，使各地计生委在征收“社会抚养费”巨大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就高不就低，经常顶格征收，完全不顾忌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限度。也正是这种逐利冲动，使得各地计生委不约而同地把同一个孩子既算作养父母、继父母的孩子又算作生父母的孩子。于是同样是有一个孩子的离婚人士，强者再找一个大姑娘生一个孩子，一分钱的“社会抚养费”都不用交，弱者只能找一个“拖油瓶”的丧偶或离异妇女，生一个孩子要按生育第三孩征收巨额的“社会抚养费”，一辈子受计生委盘剥不得翻身。最残酷的堕胎指标、绝育指标、上环指标，也基本上只适用于农村。

广西留守女童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性侵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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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东北新闻网    作者：刘洁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算不上一个贫穷、闭塞的村庄。从玉林市区出发，往西北方向一路行驶约30公里就到了：在平原中拔地而起的丘陵，“俯瞰”着村庄高矮不一的屋舍，一条缓缓流淌的溪流从村前绕过，与之相连的，就是薄雾弥漫的田野。

年近岁末，这个有着2300多口人的村庄，在冬日和煦的阳光照射下，老人们背着手慢慢踱步，妇女抱着孩子溜达串门，黄狗卧在村道上，放学后的孩子三三两两一路嬉戏。

就是在这个宁静的村庄，一个留守女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愤怒的父亲发现真相并报警后，司法介入，最终10人被判刑。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不是一个罪恶被制止、坏人遭惩治的故事，反而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广西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受侵害女童小雨（化名）的家。者刘洁

广西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受侵害女童小雨（化名）的家。图/记者刘洁。

 

“爷爷辈”施害者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一个留守女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性侵的事实，最终因法院的判决而得以确认。兴业县人民法院分三批审判：2013年10月14日判1人猥亵罪，刑期2年6个月；4天后，3人因强奸罪获刑9年、7年、7年；11月27日，另6人一同以强奸罪获刑。

宣判后，只有1人提起上诉。他并没有否认与幼女间有身体接触，但他认为自己不是主动的，而且认为量刑过重。

10人性侵的是同一个女孩小雨（化名）。她2000年3月出生，受害时还是一名小学生。施害者获刑时，年纪最大的76岁，最小的也有44岁了。

在小雨的叙述中，强奸过她的至少有18人，其中15人是她同村的长辈——大部分是爷爷辈。在持续2年的时间里，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最多的一个，60岁的陈美光，法院认定达15次。

第一次性侵发生在2011年，当时小雨只有11岁，而施害者黄延来已经74岁了。那是4月份，春季放农忙假的最后一天，“瘦瘦小小的小雨，跟着奶奶去山岭间的田里插秧，后来小雨自己一个人去捡田螺，捡着捡着，她就离奶奶越来越远了。”

噩运在此时降临，“正在山岭脚下砍竹笋”的黄延来发现了孤身一人的小雨。她成了“猎物”。“强奸时，身旁放有一把砍竹笋用的那种铁的长钩刀。”

这些情节是家人根据小雨的回忆整理出来的，家属试图弄清楚罪恶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为什么会卷入这么多人。法院的判决书则要简单得多，只有对单一犯罪事实的认定。

法院的认定与小雨的陈述也存在出入。根据判决书，黄延来犯罪的时间是在2011年10月的一天中午。这个时间点，让黄延来的强奸顺序至少排在了72岁的周振成和60岁的陈美光之后。而小雨则坚称，黄延来才是第一个施害者。

黄延来得逞后，开始把小雨介绍给其他人。在小雨放学的路上，黄延来嬉笑着把小雨指给别人看：“就是这个，很容易就可以让她干那事。”

他所说的“很容易”，是指每次性侵完之后，给小雨15元或20元不等的零花钱，让她不要声张。按照小雨的讲述，后来黄延来甚至发展到叫人到她家来强奸她。

经由黄延来的“介绍”，参与性侵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一样。除了黄延来，周振成和陈美光也成了介绍人，陈美光甚至有叫来人后，两人一起轮奸的情节。

据小雨回忆，黄延来第一次把陈美光拉来的时候，陈美光还说，“孩子这么小，快放了人家”，并未实施性侵。但是之后，陈美光也“沦陷”了，并成为强奸次数最多的人。

被拉进来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守住了底线，未曾参与性侵。据小雨陈述，陈美光还喊过一个傻子来，但是那个傻子“连碰都不敢碰”她。

面带愤怒的同情者

南村的村干部和南村小学的老师认为，性侵是隐秘进行的，除了涉案人员，外人难以知晓。南村小学一位李姓老师说，村民应该不知情，“如果外人知情，我想应该不会发生那么长时间了。”

李老师说，在小雨就读的两年时间里，小雨的“死党”从来没有向老师透露过半点风声，而“小孩子的心态，是有什么情况都喜欢跟老师汇报的”。

然而，只要到村里随便走一走，就会发现所谓“不知情”的说法，显得有点站不住脚。

2013年12月31日下午，在离小雨家门口十多米远的马路上，记者采访小雨的爷爷、奶奶以及叔公时，须发已白的叔公声音激越地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原本寂静的一角，引来了几个村妇围观。在墙角，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静听了半晌，似乎是不同意这位叔公的说法，她向记者勾了一下手，然后转身离去。

记者随后跟着她，走出一条狭窄的巷道，已经有三四位妇女站在那里。“你是记者是吧？你千万不要只听他们一家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一位皮肤黝黑、年近五旬的妇女有些激动，“你不信可以到村里随便去问一问。”

“那真相是怎样的呢？”记者问。几个女人相互看了一眼，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带着不好意思讲出口的羞涩表情，然后迅速用眼神“投票”，推出一位代表。

被“推出来”的妇女沉默了一下，表情严肃，带着愤怒：“都是那个小女孩主动的，去到人家老人屋里，‘你有钱吧，要不要啦？’‘30块都没有吗？’就这样的，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老人都是让她给害的。”背着孩子的妇女同声附和，用手指给记者看黄延来的住处——屋子隔着村道数米，离小雨家也不过百来米远。76岁的黄延来是村里的五保老人，按照村支书的说法，“那些老人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

这或许也是老人们被判坐牢后引起村民同情的原因之一。在记者问到“你们有没有想过，那只是一个孩子”时，围在边上的村民沉默了一下，随即有人反驳：“知道要钱，就不是孩子了。”或许觉得不妥，又补充道：“都怪老人不懂法，没满18岁，是吧？”

传统又现代的村庄

南村在兴业县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它在“现代化”建设上已经颇为可观。靠着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经兴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阳光照射下，新安装的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东西两侧的广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在传统的修复方面，南村也在积极进行。进入村口，必须要钻过一座高耸的牌坊，那是村民集资兴建的，牌坊是南村的“龙门”，代表村民精神世界一角的，是“龙门”左右两侧镌刻的“富贵”和“荣华”。

村里曾有一座庙，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红卫兵”破四旧给拆掉了，到了90年代，村民重建后，又被政府拆了。这一次，村子里到处张贴着捐款者的名单，有人出面再次集资，计划将庙宇重建起来。

这个行走在传统与现代边缘的村庄，在面对女童被性侵这件事情上，似乎有着与外人不太一样的观念。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给了钱，也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女童就不值得同情。

即使是小雨的父亲庞玉强，也没有清晰的权利观念。遇到村民称“你女儿是在卖”时，他还是会一时语塞，嗫嚅一下，“他们说是卖哦，哪有30块来卖的？”他自问自答地辩驳。

庞玉强的家在村子的最后面，紧挨着山坡，这一片就像村里的贫民区，房子老旧，还留存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低矮的泥土房。

3间红砖房，中间是堂屋，供着祖先的牌位，面前摆放着六个空的铜酒杯。堂屋的两侧各有一间十来个平米的卧室，分别摆放两张床，黑黢黢的，凌乱不堪——这样一栋房里，住着10口人，庞玉强一家5口、弟弟一家5口。

10米开外，就是庞玉强父母的住所，是那种破旧的泥土屋，幽暗潮湿，空间逼仄，出门就是邻居家那一面青砖砌成的墙壁。

因为贫穷，庞玉强和弟弟都带着老婆在广东打工，他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一道，留在了家里给父母来照顾。但老人也有自己的麻烦，庞玉强的父亲12年前出车祸，双腿残疾，只有拄着双拐才能勉强走路。照顾留在家里的几个孩子，老人明显精力不够。

正是这个残疾的老人，在村子里有着紧张的人际关系。在南村，人均只有7分田，在靠地吃饭的时代，村民间因为田地纠纷而关系紧张。庞玉强说，父亲确实因此与村民发生过矛盾，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村民们说，“他们家的两个老人好凶的，谁敢跟他们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惹麻烦？”

村庄里的“高墙”

2013年一整年，42岁的庞玉强都在为女儿的事情奔走，他希望惩治那些施害者。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通过报警、网上申诉等途径，法院最终宣判后，等待庞玉强的却是“歧视、愤怒”等情绪筑成的一道“高墙”，将他们一家隔绝在村民之外。

这道“高墙”看似无形，却让庞玉强碰得“鼻青脸肿”。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女儿送到亲戚家读书、生活。而他自己，在出门时装作没事人一样，从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中间快速穿过，回到家后，就躲着，一整天都不出门。

据庞玉强介绍，自从报警之后，自己在村子里就没有了朋友，没有人可说话。他擅长泥水活儿，原来好多人找他去帮忙，但2013年一整年呆在家里，再也没有人上门了。“谁还理你啊？”庞玉强说。

更严重的是，如果小雨单独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面对村里的许多风言风语，说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别人买的”之类。

在报案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庞玉强坚持送女儿去上学，这样别人就不敢指指点点。村民们都知道，在发现女儿遭遇性侵的事实后，这个中年男人曾操着刀，要去砍死黄延来、周振成和陈美光等。只是家属的劝阻，最终让他放下了刀，选择了法律武器。

南村村委会干部也承认村庄里确实存在着“歧视”。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她（小雨）去同学家玩，都会被同学的父母从家里赶出去，不让她进家门。”

这些隐形的伤害，庞玉强和家人只能默默承受，对这个村庄的人心，他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未成年女孩小雨的人生还要负重前行。似乎是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愧疚，庞玉强决定，2014年，让老婆一个人出去打工，他自己就留在家里看着孩子们了。

 

加拿大“十元人道捐助”为中国良心犯送上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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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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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多伦多是雨雹交加、雪暴连连。在这寒冷的日子里，二十多位中国人道关怀人士，聚集在民阵主席盛雪家里，向中国良心犯、政治犯、狱中作家和记者，以及维权受难人士书写新春问候卡，为新一年的十元人道救助计划捐款，并由“十元人道捐助”计划理事会商议决定2014年的救助对象。

人们在问候卡上写道：“XXX朋友：祝福您新春好。非常敬佩您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尊严、人权、民主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是加拿大“十元人道捐助”计划的参与者，在2014年新春之际，特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今年寄出的一百多个慰问卡中，有一部分地址是看守所的。这是因为去年以来，中共当局加紧镇压维权人士和社会公民运动参与者，许多公开争取公民权益的人士遭受逮捕监禁，使得这一领域的受难人士猛增。十元人道救助行动于去年底，一次性救助十名遭到当局迫害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每人五百元加币。今年的救助者将包括多次遭当局迫害判刑的人权民运活动家，也包括近些年涌现的新良心犯和受难维权人士。

“十元人道捐助”计划于2004年圣诞夜，由一批关注中国人权民主现状的朋友在盛雪家聚会时发起，宗旨是，每人每月捐出十元钱，救助在中国境内因为争取言论自由、维护基本人权而遭受迫害入狱的良心犯及其家属。让他们感受人间有关爱。让他们知道，他们及亲人因追求真理而受难，同时也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十元人道救助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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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开始时给因组织读书会而遭判重刑的四位年轻学者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徐伟。后来逐步扩大到更多的人。到目前已经坚持九年了。捐款人数也由最开始的十八人，扩展到先后150多人。受捐助的人士有杨春光，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徐伟，俞东岳，杨天水，杨银波，任自元，李元龙，罗永忠，张林、郭启真，齐崇怀，黄金秋，齐志勇，陈龙德，胡佳，王炳章，陈道军，郭庆海，方政，张林，力虹，黄晓敏等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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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子女参与救助行动

23岁的李竹阳和18岁的蒋佳冀今年是第一次参与这一人道救助活动。李竹阳于2013年4月被救助到加拿大，她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政治犯秦永敏，由于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多次入狱，共服刑22年。他虽然于2010年10月刑满出狱，但目前仍没有人身自由。蒋佳冀是诗人、作家李必丰的儿子。李必丰由于参与八九民运，遭判处5年徒刑，后又于1998年遭判处7年徒刑，去年再遭判处12年徒刑，后减刑至10年。李竹阳和蒋佳冀都表示自己能够参与中国良心犯及家属的救助工作非常荣幸，也希望那些良心犯及家属能够得到外界的关注和救援。李竹阳和蒋佳冀还在现场致电卡尔加里的林立先生，感谢他捐助自己。居住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林立先生于前几年罹患癌症，但是始终坚持参与“十元人道捐助”计划。

“十元人道救助”计划主席应宏善及理事会成员燕子、李天明、董昕，向与会者介绍了过去一年的救助情况和新一年的救助设想。85岁的民阵老成员韩文光先生，靠微薄的老年金生活，持续参与十元人道救助行动九年。于2001年脱离中共，来到加拿大的原沈阳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先生，目前是民阵加拿大副主席，也在现场认真书写着慰问卡。人权热心人士老罗、陈新、黄德文、杨杰、小余及77岁的母亲张婆婆、李天明的妻子药师川由纪子，以及民阵总部理事李心佛、总部监事高昇、张晓刚、联络委员乐群、成员梁咏春、张志刚、叶辉、李菲菲、主席盛雪，和几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参与了此次向国内政治犯寄送慰问卡行动。多伦多社区知名人士，中华总会馆前主席陈荫庭及夫人也到场捐款支持，并给李竹阳和蒋佳冀送上新春礼物。大家并热情问候患病一年多的盛雪84岁的母亲。

盛雪表示，多伦多社区不少人在听说这一人道救助计划时纷纷表示，非常感动并敬佩一批人能够在海外从事中国的人道救助工作。但是由于惧怕遭到当局的打击迫害，婉拒参与这样的行动。盛雪为此感到悲哀，她说：“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道救助都是最基本的社会善良和正义，人们都以参与这样的行动为荣。而今天的中国，却已经败坏到这样不堪的境地，人们连人道救援都不敢参与，可见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冷酷。同时也说明，坚持中国的人道救援多么必要”。“十元人道捐助”计划主任应宏善表示：“人们应该谴责中共政权，它使得人们连做人道救助都怕，是因为当局的迫害太残酷。为了结束这样的专制政权，我们要坚持做人道，一直做下去，直到这样的政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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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设立人权奖项

“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当场收到2680元加币。卡尔加里的林立先生通过电话承诺捐助2千元。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通过微信表示继续参与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即日会将支票寄来。“十元人道捐助”计划九年来受到许多善心人士的支持。“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商议，由于明年是十周年，将设立人权感谢奖和人权表彰奖。感谢十年来持续参与“十元人道捐助”计划的人士，和表彰在中国坚持捍卫人权、追求社会正义、不惜个人安危、维护公民权利的人士。

十元人道捐助计划的账务网址为：http://shiyuan.ca/

胡星斗: 新公民运动案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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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以来,“新余三君子”案开庭；许志永案、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也都移送检察院；王功权认罪,且认罪录像可能在中央台播放。为给三中全会让路而一度沉寂的新公民运动系列案,至此正式启动。

这将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系列政治案件，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新公民运动案。让王功权回家,让许志永回家,让郭飞雄回家,让所有因争取公民权利而失去自由的公民回家,这不是祈求,而是基于天理的律令。需要用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声音,来一起呐喊！

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来尽一分心力。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来尽一分心力。来尽一分心力。

我们呼吁广大国内同胞和海外华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和关注全球声援刘晓波的活动。声援刘晓波，就是参与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是为中国的未来尽一分心力。

 

 

四川东坡区选民欲跳楼阻止非法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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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法

2013年12月25日前，尚义镇寿灵村换届选举的各主要环节，选举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产生、委托投票的办理、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的产生，都是非法的。

21日的选举，因参会的大多数村民反对非法办理委托投票、反对村选举委员会推荐的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选举未能进行而中断。

22号下午两点半钟，寿灵村的村民代表、中共党员、各村民小组组长、选委会成员、中共村支部成员等60多人，在村办公楼会议室开会。镇上的沈志红等6人也在会场。中共村书记罗喜全主持会议。罗说，昨天选举不成功，我们要重新选，要设分会场选，选举的过程要走。王辉镇长主要讲，有什么好的项目，我们政府是会考虑向你们寿灵村倾泻的！各组要把工作做好。

会议的最后，罗喜全要参会人员对“不召开选举大会而各组设投票站”同意的就举手，结果是全票通过。罗宣布散会、要各位不要忘了领10元钱的补贴、还要各位组长留下。罗喜全对八位村民小组组长讲，投票站不要设在开商店的地方、不要设在人多的地方，对那些不到会的人，可以到他家里去发选票。

22日，三位村民特地到省民政厅，控告寿灵村换届选举非法。政权处的干部对控告候选人非法产生一事不发表看法。只说一人带三张选票合法和选举设多个投票站合法。三位村民不知道“委托人”没有委托的“委托”并不合法；也不知道选举委员会先决定采用选举大会进行投票，后重新决定采用投票站投票又遭全体选民中的大多数人反对仍然设分会场的选举也不合法，而“扫兴而归”。

23日，镇上的沈志红、李燕红、许刚等多人，把攻击黄定祥、落款为中共村支部的宣传材料交给各组组长，要求他们发到各家各户。有几个组并没有发到户，而是把它烧了。

24日白天，支持熊志贤当选村主任的几名中共党员，给一些在群众中有号召力的人打手机，说明天选举再是有人“闹”，不按村书记、村民小组组长说的去做，就要抓人……

24日夜晚，中共寿灵村书记罗喜全给各村民小组组长打手机，要求各村民小组组长完成“任务”，即投熊志贤主任赞成票的人数要保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若否，难保连任村民小组组长……

25日上午，全村中共党员、村民代表、各村民小组组长、选委会成员、中共村支部成员、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以及中共尚义镇纪委书记沈志红等镇上的多人，在村会议室开会。王辉镇长在会上讲，如果下午选举时有人“闹事”，你们不要“怕”！如果今后有人报复你们，把你们的房子烧了，政府出钱给你们修更好的；把你们种的油菜扯了，政府出钱赔给你们……

寿灵村选举委员会通知的再次选举的时间，是25日下午两点至五点。没有中心会场，设八个投票站。

近一点钟，寿灵村办公楼大院内，云集了穿便衣的特警10多人、警察30多人、警车多辆、镇政府和中共镇党委的工作人员30多人、镇卫生院院长等3人、120急救车一辆、尚义镇除寿灵村外的17个村的书记、主任、会计、各组组长等近100人、尚义镇的两个居委会的书记、主任近10人，共计近200人。

在村办公楼院内，村总监票员王克昌负责发各组的密封了的选票，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李燕红（中共尚义镇党委副书记）负责拍照。各组封好的选票包装外，都写有封内选票的张数。镇上官员讲，各组的选票都经过三个人数过。

近一点钟，各村民小组派出3人到村办公楼大院领取选票。八个组的选票分别密封着，外面加有一层封。领选票后、要签字。

近两点钟，有两百多位村民自发到村办公楼院内，反对把选民分散到八个投票站去，要求和21日一样，召开选举大会选举。比如一组的村民反对设投票站选举，都不准在自家门口设投票站，最后选举组织者只好把投票站设在一片竹林里。

八个小组的选票都有警察、政府工作人员等20多人护送。各投票站，选民领选票要按手印，不用选民证。被委托人领票要签字、不要委托票、最多只准代直系亲属的三人投票。每位到会投票的人领5元钱。各投票站未设秘密写票间。官方组织的选举工作人员、各小组的三位选举工作人员、选民都可以看填票人填票。选票箱两边都安排有两位警察守护。

三组的密封好的选票，由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浦贵英（镇民政办主任），副镇长徐刚、警察10人、其它村村干部10多人、三组的选举工作人员3人共计近30人护送到投票站。当群开选票封时又拍照，结果一数差50张，只有228张。

据村民讲，有人看见政府来的人手里有选票；还有人看见从警察口袋里掉到地上的纸片是选票；也有人看见一人填写几十张选票。比如八组选民的选票几乎都是正式候选人熊志贤的老婆和儿子两人“代写”的。

下午四时许，村主任候选人熊志贤，从村办公楼院内赶到二组投票站，把5张已经填写好赞成反对结果的选票，私底下塞给二组已投自家5人选票的徐群英，被多位村民发现，在众人逼徐交出选票的情况下，徐被迫把选票塞给了为其“解危”的警察。

二组的“监票员”胥玉安，从本组投票站赶到村办公楼院内，催二组反对分散选民投票的人回组投票时，吼到“格老子一人填了20多张票！你们还不回去！”遭到罗德安指责，胥把罗的左眼打出血、脸也被打伤，罗妻阻拦胥打人也遭胥打。罗德安夫妇二人被打得住院。

各组在村办公楼院内反对分散选民投票的人，坚持到四点半后，才火速往各自组的投票站赶。

这些赶回各组投票站的人有近200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得到选票。不给票的理由是说时间到了。即五点整结束投票。三组就有45张选票没有发。在三组，有的人手中有票，但因没有笔，就在等，这时又五点钟了，警察就从这些人的手中把选票收走了。

唱票在村办公楼院内东面围墙边，借墙壁打正字。各组唱各组的票。虽拉有警戒线，因自发监票的人很多，警察及其他抽调的选举工作人员手拉手、分三层组成人墙，防选民监票。多位数次冲人墙的选民都未能近距离观看唱票。

计票结果，村主任正式候选人熊志贤和陈俊中落选，竞选者黄定祥获另选他人有效票530多张、获把姓名写错（黄定强）票80多张、获把姓名写对但没有画“0”的票400多张。

27日，官方宣布，中共尚义镇党委派两人进驻寿灵村，其中一人任中共寿灵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选举暂停，半年后再选。

2050年中国将有一亿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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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晴

( 本文作者介绍：FSA北美精算师特许金融分析师，曾在美国保险公司工作多年，负责精算、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

 

11月11日天是光棍节，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会大吃一惊。何谓光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我们将男光棍定义为30岁至70岁的单身男性，结婚后又离婚的仍然算光棍，但有小孩的除外。现代社会又发明了“女汉子”一词，藉此可引申出“女光棍”的概念。

 

中国目前有多少光棍？中国政府和社会学家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我估计男性在2000万以下，大部分集中在贫困的偏远地区和山区，在城市和发达地区非常少见。而女性则不到500万，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大城市。未来男女光棍甚至仅男光棍人数就会达到一个亿，整个社会形态和风气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列举如下：

 

1、大量未婚男性青年的出现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无论他们的性需求以什么方式满足，没有结婚的男人没有了家庭约束，更容易以极端的方式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2、性产业将空前发展，无论政府是否会以合法或非法形式允许其存在。

 

3、婚姻的物质化倾向会更加明显。在“抢老婆”的争夺战中，男方的物质基础将成为女方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4、大量未婚男性青年不仅仅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问题，婚姻压力对传统家庭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婚姻家庭道德危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会使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和隔代婚姻等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随之滋生。

 

5、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选择余地的增大，很多女性的择偶标准也会越来越高，最后会造成女性终身不嫁的比率也越来越高。

 

6、外国新娘特别是和中国邻近的东南亚国家新娘将会大量的进入中国，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冲击也会带来许多社会和家庭矛盾。

 

7、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将逐步得到扭转，男女婴儿的出生比率将渐渐回到正常水平。

 

8、中国的妇女生育率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国35岁以上未生育的妇女估计不到3%，未来随着独生人口和丁克家庭的增加，终身不生育的妇女比例将达到15%左右，和目前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即使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后，假使其他85%的妇女生育率能够维持在2.0，那么整个社会的妇女生育率也只有1.7。未来十几年中国能够保持目前1.6的生育率水平，但之后要维持1.6的水平都会相当困难。

 

9、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将急速加剧，在一个男女婴儿性别比在105：100左右的正常社会，维持人口稳定的妇女终身生育率为2.1。在中国目前婴儿性别比高达120：100的情况下，维持人口稳定的妇女终身生育率为2.25。同样是1.6的妇女生育率，中国人口的老化速度将超过其他国家。根据我的最佳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5亿，而22-59岁的工作人口只有6亿(到那时大学教育已基本普及)。

 

10、随着男人“找老婆”越来越难，拐卖妇女现象可能有所增加。但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的短期诈婚会越来越多。

 

11、在人类历史上因为战争许多国家出现过女多男少的情况，但像中国现在这样男女性别比严重偏高的社会还未曾出现，由此带来的家庭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各种深刻变化，现在还难以完全预测。即使再过几千年，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都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章。

 

自从1979年政府推行一胎化政策以后，全国的男女比例开始失调，在正常情况下，男女出生之比大约为105：100。8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抓得并不紧，全国妇女平均生育率仍然高达2.2，男女出生比在110：100左右。

 

从90年代开始，迫于80年代后半期出生人口激增的压力，各地加强了对出生人口的控制。男女性别比持续上升，很快达到115：100，并在2000年前后超过120：100。直到最近两年才看到了性别比缓和的迹象，性别比可能降低了一两个百分点，但未来几年变化不会很大。

 

到2050年的时候，年龄在30岁到70岁之间的男性，来自于1980年到2020年出生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以及我的预测模型，这期间出生的男性人口大约为4.2亿，男性人口比同期出生的女性人口多5000万到8000万之间。这个估计的区间偏大，但在中国人口普查的机制下，无法得到更加精确的统计数据。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未来终身不嫁的女性也会越来越高。目前在香港、东京、首尔等亚洲大都市，35岁还未结婚的白领女性超过30%，这些女性将来结婚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现在这个现象在北京上海也开始显现。随着中国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全面普及，我估计到2050年28岁到68岁的女性未婚比例将超过5%，而35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将超过10%。

 

因为男性死亡率略高于女性，到2050年30岁到70岁之间的男性比对应的女性结婚人口要多4500万到7500万之间。如果按7500万计算，并假使女性人口也有7%未婚，那么男性的光棍总数就将达到一亿，占同年龄段人口比例高达25%；或者按4500万计算，那么加上2500万女光棍的人数，那么男女光棍的总数也接近一亿。

 

现在媒体上有很多关于调整中国人口政策的传闻和争议，主要集中在近期内开放“单独”生二胎的政策，但即使这个政策明年就能实现，也为时已晚，目前80后中“单独”家庭只占15%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已经生育二胎，而其余的在政策调整后也未必愿意生二胎，对未来每年整体出生人口影响很小。

 

现在调整政策已很难阻止中国到2050年出现一亿光棍，因为在2050年37-70岁的男性目前已经出生。人口政策关系到中国的千秋大业，政府必须认真考虑。

 

2013广东高考满分：时间在流逝—上还是不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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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要求：【以“时间在流逝”为题，写一篇作文。题材不限，不少于800字。注意：1立意自定，题目自拟，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不得套作，不得抄袭；3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江小鱼

当我从小学的少先，到中学的共青，再到今天走上考场，变成共产，我很彷徨。我在内心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如今的大学，是上？还是不上？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劝我们：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上了大学户口就回不去，那就杯具了。留在城里，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这“三高”岂是一般农村家庭能够承担？我不怪这位人大代表的歧视性语言，因为我爸不是李刚，我也没有“五道杠”，我必须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家只有4亩地，小麦和水稻亩产一千斤(不干旱的话)，一斤水稻或麦子0.98元(前几年五毛左右)，一年两季毛收入8000元，扣除农药化肥等成本，一亩地能赚400元，一年纯收入3200元。我还知道，我们伟大的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每年超8%增长，外汇储备超万亿，全民沐浴在幸福的春天里，享受比太阳更光辉的公平和正义……我家是落后分子，我很愧对国家，给国家丢脸了，就因为，即使我今年考上了清华，我也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CPI高涨的消费。所以不是农村孩子能不能上大学，而是拿什么去上大学？不是我爱不爱国，而是国家拿什么让我来爱？也不是我上不上大学，而是大学拿什么让我来上？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北大的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40岁挣不到400万，就不要来见我，我也不认你这个学生；云南的教授对学生说：我开的是宝马，手机号码7个8，你们那些破手机扔了吧；同样是今天，西安音乐学院的钢琴激情杀人犯药家鑫，毫无人性的八刀，让自己很不光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谨代表南科大的45名同学，问问教育部，钱学森也问过，现在的大学怎么了？现在为何没有学术大师了？我还能在大学学到什么？朱清时校长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知道，能考上大学，几乎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我梦到了清华大学那庄严的大门，气派的“真维斯”楼，以及里面“光溜溜的屁股”。有钱人摸摸这个看上去还比较光滑紧翘性感的屁股，说：好，开个价吧。我真的很郁闷，刚刚被故宫“撼”翻，这次又被清华雷倒，既然有了“真维斯”楼，那等我进清华，是不是要在“杜蕾斯”楼、“苍井空”楼、“花花公子”楼……里面上完我的大学？!当学术和道德都沦为向钱看的时候，龙的传人还是龙吗？那是龙虾，有钱人的美味，我这穷N代，能消费的起吗？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在参加这场高考前，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师兄，我虚心的请教：请问能告诉我你上大学的感受吗？他茫然的拍拍我的肩膀：小师弟，当4年的欢乐与激情过后，大学提起裤子，冷冷的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我才发现，不是我上了大学，而是大学上了我，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我内牛满面，激动的握着他的手：大师兄，你是好人哪，谢谢你提醒我，让我做好了被奸的心理准备。我终于明白了，不管我上，或不上，大学都躺在那里，不伦不类。不管我喜欢，或不喜欢，高考必须要参加，不增不减。默然，无奈。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看着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的女一代，看着弹钢琴激情八刀的男一代，我彻底茫然了，我仰望星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今的大学，精神倒了，向金钱磕头了，拜金了，这样的奴才嘴脸，我怎能相信教育出来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挺直脊梁顶天立地的学生？“让奴才教育你的孩子，进去的是人才，出来的只能是奴隶!”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在这操蛋的年代，看着这操蛋的时间在流逝，我还在苦苦的思考：上，还是不上，这个操蛋的大学？……铛铛铛，交卷了!我一脸稚气的问监考老师：我还没考虑好呢，能不能再给点时间呀。得到的回答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没写完，0分!……

其实我想对老师说：上还是不上大学，纠结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十三亿中国人，只是我说了而已。我和他们都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高考以及教育制度，一定不会让大家再纠结的，时间而已。

 

阅卷老师点评：
　　立题新奇、观点尖锐、文笔流畅、引人深思。
　　“虚心的请教”，应为“虚心地请教”。可扣

 

艾滋妇人产子遭医院拒绝 20女律师要求当局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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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重庆，一位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求医产子，先后被四家医院推诿、拒绝一事被媒体曝光。中国10个城市的20名女律师日前向重庆市卫生局发出建议信，要求对推诿、拒收艾滋病孕妇的这四家医院进行调查并予以处罚。艾滋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益仁平中心”12月30日发布新闻稿说，继《重庆晨报》日前就当地艾滋病孕妇梅梅先后前往四家医院产子均遭拒绝一事进行报道后，来自北京、广州、深圳、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十个城市的20名女律师星期一联名致信重庆市卫生局，要求尽快安置这位艾滋病产妇，并处理涉嫌推诿、拒收艾滋感染者孕妇的医院。

新闻稿表示，《重庆晨报》12月27日报道了孕妇梅梅预产期将至，被检测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她先后去了重庆四家医院产子均被拒绝。对此，全中国十个城市的20名女律师12月30日下午寄出联名信给重庆市卫生局，要求他们立即落实收治这名艾滋病产妇，并对拒绝接受孕妇的四家医院展开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参与该联名信撰写、来自郑州的河南博扬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介绍说，上周末她从媒体报道中看到，重庆妹子梅梅在临近预产期时检测出携带艾滋病毒。这位孕妇后来了解到，剖宫产手术和新生儿干预，可以大大减低新生儿感染艾滋病毒的机率，使艾滋妈妈有很大希望生出健康的孩子。但现实却是，孕妇梅梅四处求医无门，屡遭推诿、拒收。重庆四家医院无一例外地拒绝了她。

河南博扬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就此表示，艾滋妈妈的遭遇，让作为女律师的她们既感到震惊，也感到气愤。事关两条生命，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怎么可以把产妇拒之门外呢？

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陆军指出: “在中国，艾滋感染者和病人一直在就业和医疗方面受到严重歧视，政府机构首当其冲。”

益仁平中心的新闻稿援引知名的北京公益女律师王宇的话说，中国医疗机构推诿、拒收艾滋感染者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多部法律法规，与国家和政府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政策精神相违背。王宇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来自北京、广州、深圳、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全国多省份十城市的20名女律师，通过手机微信群讨论并决定，致信重庆市卫生局，建议尽快安置产妇，且处理涉嫌推诿、拒收艾滋感染者的医院。女律师们强调，身为女律师，尤为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此次事件事关母婴两条命，需要立时解决，刻不容缓。

北京益仁平中心的陆军表示：“如今，中国的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在尊重患者基本人权和就诊权方面往往采取鸵鸟政策，只有在外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改善。因此，这些律师发出建议信，不仅对改善被拒绝的重庆艾滋病孕妇的境况有推动作用，而且对维护患者权益也有积极意义。”

长期从事艾滋病法律工作的北京律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艾滋热线咨询师刘巍律师表示：从中国卫生部门制定的医院卫生消毒方面的规定来看，医院的消毒卫生工作只要能够达到规定的要求，就能预防艾滋病的交叉感染。医院以各种理由推诿、拒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法律和法规禁止的行为，而违反这些规定的医院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美国妈妈瑞洁和她的中国女儿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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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2013年 12月 18日

近日，美国旧金山湾区一群华人聚集在一间社区图书馆的会议室，向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签写和寄送圣诞、新年贺卡。活动开始不久，一位美国妇女来到这群华人中间，她就是总部设于旧金山的“女权无国界”组织创办人和负责人瑞洁·利特尔约翰（Reggie Littlejohn）女士。去年瑞洁女士也曾参加同样的活动，但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今年她带来了她收养的中国女儿——曾经是中国最小的政治犯、如今是中国最小的政治流亡者、十岁的张安妮。

瑞洁在华人的热烈掌声中发言，她说：“收养安妮和她的姐姐儒莉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安妮现在过得很好：她去上学，学英文，学游泳，学弹钢琴，她很快乐。我很爱这姐妹俩，她们的到来照耀了我的生活。”

安妮如何成为中国最小的政治犯呢？因为安妮的父亲张林是中国的一位政治异议人士，一名政治犯。张林曾因参加89民运被判刑，以后又因为纪念赵紫阳、参与公民维权运动、在网上发表文章以及成为基督徒加入地下教会，多次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判刑或劳改。今年7月，张林又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法院于12月18日开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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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安妮和中国妇权義工苏昌兰（左）与刘卫国律师于2013年4月初在合肥。(photo by WRIC 中国妇权)

 

 

张林已经离婚，他独自抚养女儿安妮。安妮和政治犯父亲张林一起经受苦难。安妮在安徽合肥上小学入学三天便被国保强行带走，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单独关押三个多小时；安妮又曾经和她的父亲张林一起被关押二十个小时。7月张林被捕后，当局威胁要把安妮送进孤儿院。安妮的遭遇引起中国法律界人士和网民的极大关注，演讲、绝食、举行烛光晚会，表达抗议。许多网民指出：迫害十岁的安妮，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卑鄙无耻和荒唐的丑闻。安妮的遭遇也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设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决定在安妮被送进孤儿院前开展营救活动，并得到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美国驻中国上海领事馆、“女权无国界”组织负责人瑞洁·利特尔约翰女士的全力协助。瑞洁承诺成为安妮和儒莉的监护人，她为安妮办好入学手续，提早为两姐妹购买了健康保险，准备好宽敞明亮的房间，等待安妮和她的姐姐到来。

安妮和姐姐的出走惊险万状。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姚诚、孙林等人参与了营救安妮的行动。当安妮的母亲带着安妮姐妹俩前往上海美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为使母女三人躲避警察的追捕，姚诚拿着安妮母亲和安妮姐姐的手机在南京逛商场，姚诚被捕，姚诚用自己失去自由换来安妮的自由。而美国政府启动了帮助安妮姐妹俩来美国的“特别程序”，9月7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亲自护送安妮和儒莉上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旧金山的班机。

瑞洁接到胡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安妮正飞往美国。当时瑞洁在很远的地方旅行，她立即中断旅程，赶回旧金山，接来她的中国女儿——曾是中国最小的政治犯、如今是最小的政治流亡者安妮和她的姐姐儒莉。

安妮来美国三个多月了，她已经从一开始听不懂美国妈妈瑞洁的话只能用手比划，到能够与美国妈妈用英语交谈。瑞洁夫妇有一个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书，安妮姐妹俩成了瑞洁和她的丈夫罗伯特的心肝宝贝，成了家庭生活的重心。瑞洁接安妮上学放学、逛商场买衣服、吃完中国餐馆又吃西餐馆。安妮每次点菜都盯着菜单上的价钱，瑞洁说不要看价钱只看你喜欢吃的。瑞洁为安妮姐妹俩付出了一位母亲所能付出的一切，包括三个多月来，为保护安妮，拒绝媒体直接采访安妮，安妮的心智还在发育，她希望安妮摆脱中国的梦魇——那是习近平带给她的“中国梦”。瑞洁近日带着安妮前去参加旧金山华人向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寄圣诞、新年贺卡活动，是安妮来美国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因为寄往中国的那些贺卡上的政治犯名单中，就有安妮的父亲张林的名字。

瑞洁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她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律师。她曾代理中国一胎化下受迫害的来美国寻求庇护中国妇女，并成功赢得诉讼。她创建“女权无国界”组织，严重关注中共政府践踏妇女权益、尤其是在一胎化政策下妇女被强制堕胎、遗弃女婴、人口拐卖和性奴役的种种罪行。瑞洁曾多次就中国妇女权益的议题，到美国国会、白宫以及大学、媒体，和前往欧洲议会、梵蒂冈教廷演讲。近来她又指出：中共政府放开二胎的政策，只有少数人受益，一胎化下的种种罪恶仍然存在。

瑞洁本周一为收养安妮和儒莉发表新闻稿，感谢各界对安妮姐妹的关心，再一次表达她能够照料安妮和她的姐姐来美国生活发自内心的喜悦。自瑞洁带着安妮首次在华人聚会的场合露面，瑞吉便收到许多华人发给她的电邮，祝贺她有了两个中国女儿，称她为英雄。瑞洁回答其中的一封电邮说：真正的英雄是张林。她为自己和自己的丈夫罗伯特享有收养张林的女儿安妮和儒莉的“特权”而感到由衷高兴。

江西禽流感H10N8奪命 全球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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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報導，繼浙江省和廣東省入秋以來陸續傳出11起N7N9確定病例後，中國官方12月17日晚又確認全球首例人類感染H10N8死亡病例。江西省衛生廳證實，江西一名73歲的女性患者日前感染甲型禽流感H10N8死亡。

中國疾控中心衛生應急中心主任馮子健說，目前對江西南昌這一患者通過何種方式感染H10N8病毒尚不清楚。他表示，雖然目前很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檢測，但讓大家可以不必緊張的是目前已可確定，H10N8病毒無論是從禽到人，還是人傳染人的風險都比較低。

專家表示，由於科技進步，可以偵測到病毒，對一般人來說，Ｈ10Ｎ８還未構成威脅，民眾不需緊張；但未來各種禽流感病毒，將會持續出現，防範之道都是不到活禽市場，避免接觸活禽。

中新社報導，江西衛生廳對外通報，該患者在今年11月27日病發，30日收入南昌市某醫院治療，臨床診斷為重症肺炎，並伴有高血壓、心臟病、重症肌無力等基礎性疾病，免疫水平低下，有活禽經營市場暴露史，曾進行胸腺摘除術。12月6日因呼吸衰竭、休克死亡。這項病例，中方已通報台港澳衛生主管機關，採行應對措施。

中國及香港地區H7N9疫情的確定病例入秋後已經累計11例，不過，最新消息 江西省南昌市有患者感染H10N8禽流感病毒而死亡是全球首例。

通報稱，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一步檢測確定為H10N8禽流感病毒，所有密切接觸者未出現異常。專家分析認為，初步考慮該病例為個案，病毒導致人感染和傳播的風險低。

胸腺為免疫細胞產製的重要器官之一，這名患者因有免疫缺陷，抵抗力較弱，所以容易感染，未來要繼續觀察病毒演變；所幸當地衛生單位追蹤其他家庭成員與接觸者，都未出現症狀，也未發現其他類似病例。

H10N8禽流感病毒在禽類屬低病毒性禽流感，但具感染哺乳類及造成重症的能力，曾在中國廣東活禽市場、洞庭湖濕地，以及日本、南韓、美國、義大利及瑞典等地的候鳥、家禽及環境樣本中發現，但過去未有人類感染確定病例。

 

專家表示，冬春季是流感高發季節，一旦出現流感樣症狀，應及時就醫。保持勤洗手、咳嗽和打噴嚏時遮掩口鼻等個人衛生習慣。同時，還應避免宰殺活禽、畜，避免接觸和食用病死禽畜。

 

 

華人移民紐約市 42%政庇獲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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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無論中國經濟環境如何強勁，也無論中美關係互不信任的程度如何，完全沒有改變中國國民多年來對美國的嚮往，尤其是世界大都會的紐約，對中國人來說魅力依然。更令人驚嘆的是，10年來在通過政治庇護獲得紐約市合法居留身份的國家中，中國人竟然排第一名。換句話說，生活在紐約市的7萬多華人，遭到中國政府的政治迫害，在紐約獲得庇護。

紐約市城市規畫局2013年12月18日公布第五份「最新紐約人」(Newest New Yorkers)報告，自美國取消對每年透過政治庇護申請綠卡的限額後，過去約十年來在紐約市生活的17萬名華人移民中，有42%、即7萬2000人是以政庇為由成為合法永久居民，在20個國家隊國民尋求美國難民或政治庇護身分的國家中，中國人數最多排第一位。

這份235頁的報告最早1992年發表，針對移民申請綠卡的部分以2002年至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字作統計。報告指出，美國在2005年移除對每年透過政庇申請綠卡的限額，在紐約市生活的難民或政庇者在過去十年間增加5%，從1990年代的12萬5000人增加至2000年代的13萬1700人。

最大的變化是20年前的難民或政庇者主要來自前蘇聯，至過去十年變成來自中國和東歐，報告將來自香港和台灣的華人也列入中國，中國的人數更占全部的55%，即7萬2000人，遠超第二位的歐洲國家塞爾維亞和黑山(黑山於2006年獨立)，塞黑的人數只有5200人。與1990年代比較，當時以難民或政庇身分拿綠卡的華人只有4000人。

據全國的統計，難民或政庇者人數在過去十年間增加達40%，從1990年代的10萬人至2000年代的140萬人，但難民或政庇者人數占全部移民的13%，比紐約市的42%少，中國就占140萬人中的10%，居於首位21%的古巴之後。

至於其他兩項獲綠卡的主要途徑—親屬移民和職業移民，也是以華人的人數居第一、二位。來自三地的華人在過去十年間大量湧入紐約市，比20年前增加34%，有8萬5000人就是依靠親屬成為永久居民，為親屬移民類別的第二位，而首位為有15萬人的多明尼加共和國。

在職業移民部分，2002年至2011年，以此類別獲永久居民身分在紐約市生活和工作的華人有1萬2000人，占第一位，第二位是印度的7600人，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列出20個最多職業移民人數的國家中，屬職業移民第五類的投資移民只有2500人，但有2000人是華人，占投資移民第二位的韓國只有400人。

此外，2011年在紐約市的移民人數創歷史新高，840萬的人口中就有超過300萬為移民，有三分之一都是在過去十年間才到紐約市，這個比例的增加要歸於劇增的墨西哥出生和中國出生人口，在中國出生的人口占這部分的33.9%，墨西哥占52%。

這些新移民都在曼哈坦以外物色安居地，皇后區和布碌崙固然是五區中最多移民居住的區，但新移民人數增加最快的是布朗士，有22%，史泰登島有36%。其最受新移民歡迎的社區是在過去治安為患的布碌崙布許維克(Bushwick)，但這個社區近年以罪案率下跌以及新房地產發展吸引不少新移民。

 

彭丽媛参加艾滋病日宣传 艾滋孤儿称彭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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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012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活动正式发布了公益短片《永远在一起》，倡导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呼吁更多人关爱、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为抗击艾滋病作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彭丽媛参加了活动。

£¨ÊÀ½ç°¬×̲¡ÈÕ£©£¨2£©2012ÄêÊÀ½ç°¬×̲¡ÈÕÐû´«»î¶¯ÔÚ¾©¾ÙÐР     上午9时30分，扎着利落、干练的马尾辫，以修身剪裁的蓝色外套搭配黑色套裙，彭丽媛一出现就引起现场一片掌声。

她落座在第一排的中央，左手边是卫生部部长陈竺，右手边则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张文康。

从9点30分开始到11时20分结束，彭丽媛始终坐在位置上，非常专注和投入，偶尔转头与陈竺简短交流。在听到感染者彩霞(化名)发言，“希望告诉其他人好好活下去，不要放弃美好的生活”，彭丽媛不停点头、鼓掌。

听到曾受温家宝总理接见的感染者楠楠如今已成功怀孕6个月，且通过母婴传播阻断，目前胎儿非常健康，彭丽媛再次鼓掌。

彭丽媛是今年的艾滋病反歧视公益短片《永远在一起》的主角之一，短片主题曲《爱你的人》也由她演唱。短片中的11岁感染者高俊，因父母感染艾滋病去世而成为孤儿。他一直称彭丽媛为“彭妈妈”。在短片中，她与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一起弹钢琴、唱歌、画画、踢足球，蹲下来为孩子绑鞋带，画面充满了温情和母爱。

在《永远在一起》公益短片发布的揭幕环节上，陈竺、张文康及创作人员上台拉开红布，而彭丽媛始终面带微笑地坐在台下。活动最后一个环节，彭丽媛与参与短片拍摄的孩子们互动。她上台后没有致辞，而是与其他嘉宾一起向孩子们赠送了小礼物，并合影留念。

这并非彭丽媛在防艾宣传中第一次出镜。去年她参与拍摄了公益广告《没有歧视，我们在一起》，并同样出席了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分享志愿者的经历。

彭丽媛十分热衷公益事业，尤其在防治艾滋病的各种公益活动中，近几年来常见到她的身影。2006年年初，彭丽媛成为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后不久，即到安徽阜阳探访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200多个孩子，还亲自把当时年幼的高俊抱在怀里喂饺子。2008年3月，彭丽媛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加强对艾滋病致孤儿童社会心理关怀。

 

 

高耀洁：“偷孩子”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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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雅蘋（化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管计划生育，有偷孩子送人的传闻。这件事情只是地下传说，没有人出来证实。她为什么偷孩子？偷孩子干什么？很多人怀疑，她可能是偷孩子谋利益。因为她是某一城市郊区的副区长，她的行为没有人敢过问。十几年后，单雅蘋偷孩子的真相终于大白于人世。原来是她冒着被罢官入狱的风险，挽救超生婴儿的生命，让百余名婴儿活下来, 有的已长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她的行为是巨大的善行，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软性抗争，是真了不起，胆子真大。

一、             单雅蘋何许人也？

计划生育政策很严苛，有一胎孩子的妇女要上节育环，有二胎孩子的妇女得结扎输卵管，这是不让超生婴儿出世的残酷政策。街上多处大标语牌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多生一个”。为了不让活胎出生，必需用药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老百姓对此痛恨之极，但无力反抗。“有权有势的人明着超生；有钱的买着超生；无钱无权的人跑着超生”， 这是百姓的俗话。只有单雅蘋敢冒着被免职和入狱的风险，把胎儿救出来。她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这还应当从她受难的经过和残酷历史说起。

单雅蘋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23岁在某县任乡妇联副主任。反右派运动时期，她在一次会议上说，农民吃不饱。于是别人说她反对大跃进，因此被划成右派。她被送到劳改所三年，丈夫和她离了婚，两个儿子最小的八个月，母亲走后饿死了。她受尽了苦难，终于在26岁结束劳改。娘家因为她的政治问题也不敢收留她。她唯一的出路是改嫁。她嫁给了另一个右派，当时27岁的邵某。邵某原来是个小学教员。因他在办公室说“阴沉沉的天”，别人就告发他对社会主义不满，被划成右派。其实他仅仅是说天要下雨了。他的妻子也是教员，受不了这种压力上吊自杀，一岁的儿子也饿死了。邵家就在某市郊区，有个相对清静的生活环境。两个人同命相怜，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又生了三个孩子，二女一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个人的右派身份都被平反。单雅蘋复职，在当地乡妇联工作。她在劳改期间没有忘记学习，很有写作能力，人也很能干，短时期内被调到区政府。邵某说什么也不回学校教书。他买了个大卡车天天运输石子，收入不菲，五口之家生活过得不错。但是夫妻二人内心的伤痕是很难平复的。因此单雅蘋很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可怜的受苦人。

1981年的一天下午，单雅蘋的计划生育工作组中有一场手术出了问题，医院派我去抢救受害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单雅蘋。人命关天，当时她很害怕，我也非常紧张。我刚下手术台，发现另一个手术台上有位20多岁的妇女，正预备做输卵管结扎术，她哭的非常厉害。我便问她在哭什么。站在手术台旁的妇女说，她家两个孩子都有病。我问她这是真的吗？什么病？单雅蘋听到后，让这个20多岁的妇女先从手术台上下来，让人把那两个孩子抱来给她看。半个小时后，孩子抱来了。大女儿患有心脏病，手指已经变形。八个月的小儿子心脏病比姐姐还厉害，一哭面色青紫。单雅蘋当场决定让这个妇女回去，以后再决定是否做结扎手术。这个妇女从手术台上下来，衣服没穿好就跪在地上磕头，我非常难过。两年后我问单雅蘋，那个妇女怎么样了。单雅蘋告诉我，她的两个有心脏病的孩子一年内都夭折了，后来她又生了个健康的儿子。现在她已经戴上避孕环了。

手术过后，天也晚了。我就睡在她们办公室兼宿舍的床上，和她留宿在一起。单雅蘋爱说话。她说起自己的苦难经历，从九点上床睡觉时就打开了话匣，一直说到凌晨三点，边说边哭，特别对错划右派的苦衷，一字一泪地说的很详细，让听者也落下了同情的眼泪。但她对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问题只字未提，当时我也没有多问，因为我的任务是抢救计划生育手术中出了意外的妇女，成功了便完成任务，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也不便多问。

从此之后，凡是她们计划生育工作出了问题，她都来主动找我。时间长了，人也熟了。1987年，她儿子高考分数超过了分数线，但同期报考的学生很多，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她夫妇两个着急了，来找我想办法。我想起当年在河南大学读书时，有位教育系的同学，现在是某大学校长。在学校时我们虽然没说过话，但近年来他以老同学的身份经常写条子给我介绍病人。我对单雅蘋说：“我们可以去找这位校长试试看。这是走后门，合法（因分数已过线）不合理（有的考生分数比他分数高）。”

次日，我和单雅蘋夫妇开着拉石子的车头，冒昧去了那个大学，见到了这位校长。我的老同学见到我，第一句话是：高耀洁，哪股风把你刮来了？我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谈了单雅蘋儿子高考的事情，结果成功地帮助这个男生录取到中文系学习。孩子还算争气，以不错的成绩毕业，分配到郑州市委办公室，从事文件起草工作。从此之后单雅蘋夫妇把我视为恩人。她家在郊区乡下，附近出产便宜的新鲜蔬菜，逢年过节夫妇二人经常拿一篮子蔬菜来我家闲聊。

二、2009年春节的畅谈

春节过去三天，天气晴朗，风也不大。她两口子又来了。老单夫妇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外表已经全然是70多岁的老人，但是身板硬实，精神很好，思维还很清晰，她还是爱说话。我们故人相逢，谈起了往日旧事。

单雅蘋主动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当年把孩子偷出去送人的事情？”我说不知道，当年我也没有必要过问这个传闻。

她说：“当时干这项所谓‘计划生育’其实是个惨无人道的工作，我真不忍心把活生生的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我悄悄地把孩子救出来，送给好人家收养，有的孩子己被送到外省了。这件事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当时一共有五个人，这几个人都受过政治迫害，都是死里逃生的人，因此她们很同情这些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都不忍心把胎儿打死在娘肚子里，大家同心协力做这项救胎儿、婴儿的工作。

“我们对八个月以上的孕妇，没有给她注射堕胎药，打的是生理盐水，尽量让胎儿活着出生。然后我们把孩子悄悄地抱给没有子女的夫妇。这是一种沉默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抗议，比有些人空喊口号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囗号好得多。但是这种行动是很冒险的。万一漏风，有判刑的可能。所幸十几年来没出现意外。”

“在外送婴儿的时候，最怕孩子哭，就把孩子的小手塞到嘴里让他们自动吸吮。送孩子一般是深夜，送到无子女的家庭。有时候是预先联系好的无子女夫妇偷偷地来把孩子接走。一次有个30多岁没有孩子的妇女，抱着婴儿找不到医院大门，误入厕所里，又怕孩子哭泄露了秘密，她急得哭了出来。周折了一个多小时她才找到大门走出医院。现在那个孩子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还不断的说自己长得像妈妈。有同学说：“你长得既不像你爹也不像你娘，自己生得一副巧模样”。 她不高兴，现在这个姑娘大学教育系毕业了，在市立某校中学当了老师，还兼了班主任。

我问单雅蘋：“隔壁大雨 (化名) 家的三妮（她两个叔叔家各有一个孩子，她排老三）是不是当年你们救下来的孩子？”单雅蘋说：“三妮是他叔父开着汽车来接，大雨亲自抱回家的。”三妮属于超生子女。当时大雨已经和我们联系好了，准备妥当，孩子一出生，无论男女，她都收养。大雨喜欢孩子，她会把三妮视为自己生的孩子。大雨娘家和婆家都是省委高干，三妮便成了高干子弟。三妮的外公经常夸奖说：“大雨生的三妮很像她妈妈，学习很好。

三妮是个女孩，她生身父母从未过问。大雨极力隐瞒三妮是抱养的这个事实。因此她搬到远处的东郊以避人耳目。大雨经常指着她下腹部的刀口癍痕，说三妮是她剖腹产生的。恰好三妮的个头、相貌也和大雨相似。三妮学习很好，小学中学都是三好生。她爷爷经常说：“我七个孙辈，就是三妮争气，学习好。”三妮十八岁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某大学学习电力，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了。毕业回国之后、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了。大雨夫妇退休后了、二人赴北京和女儿同住。三妮的外公外婆也经常去北京探望这个最争气的外孙女。

三、          一个得救婴儿的经历

单雅蘋偷孩子，和别人偷孩子不同。她冒着巨大的风险，毫无私心地抢救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她连养父母家里的一口水、一顿饭也没有享受过。她只要求这些家庭保守秘密，平安是福。某公安厅有对40多岁的夫妇，无子女。1980年春，单雅蘋给他们偷了个儿子。婴儿的生身父母是郊区的普通农民，第一胎是女孩，按规定可以生二胎，但是要间隔四年。可是这位农妇两年后又再次怀孕，政府要求强行打胎，此时胎儿已近足月。单雅蘋动了恻隐之心，不忍心活生生把胎儿杀死，于是给农妇打了催产针，让胎儿在深夜出生，婴儿是个体重六斤、发育良好的男孩。单雅蘋连夜将孩子送到公安厅那对夫妇家里，孩子从农家子弟变成了官家少爷。单雅蘋回忆道：当时收养孩子的家庭给她准备了些酒菜以示感谢。她当时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胸膛了，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匆匆离去。

婴儿的成长环境良好，养父母爱如己出，为养子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环境。孩子三岁进幼儿园，单雅蘋还去见过一次，虎头虎脑，身体健壮，非常可爱，孩子言谈、对人也很有礼貌。老师夸他聪明，长大一定成材。

时光飞逝。孩子十八岁考入北京公安大学，四年后毕业，成绩优秀，又分配回公安厅，令养父母喜出望外。现在这个孩子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工作能力强、人缘好，由普通干部升迁为副处长。养父母退休后以弄孙为乐。

孩子的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家总共两个女儿。而他们对外送的儿子总是念念不忘。他们找单雅蘋问孩子的情况。单雅蘋说：“你们不要问了。你儿子现在有福了，你们祖宗十代也出不来这样的人才。”

 

俗话说：骨肉连心。他生身父母最后还是打探到儿子的下落，打算去看儿子。一天上班时间，老两口坐在公安厅大门口等儿子。儿子出现了，相貌、身形、走路、姿态全像生父，只是穿着一身警官服。他夫妇二人失声痛哭，直往儿子身边走去。儿子问他们出什么事情了，为什么痛哭。生父母不敢说出真相，只是哭。儿子莫名其妙，吩咐门卫去问清楚这两位老农到底在痛哭什么？他们要找谁。门卫还没走到老两口跟前询问，二位老人吓得哭着跑了。

我认识单雅蘋多年，这个故事还是第一次听说。单雅蘋说：“那几年救孩子，故事多了。普通百姓不知道这个消息，收养婴儿的家庭大多在社会中上层，谁敢暴露内情？所以这件事情做的成功。那十几年时间，各地抱走了－百多个孩子，现在半数以上都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谁知道当年的行动者的危险呢？”

总之，单雅蘋是一个舍己为人的无名女英雄。她本人历经坎坷，因此对受苦的普通人具有深切的同情心。单雅蘋等人虽然没有公开和计划生育政策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实实在在救了很多婴儿。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的义举，比唱高调的“斗士”更了不起。有的人以反对计划生育的政策为名，未见实际贡献，却获得世界闻名。但是和单雅蘋这样的人相比，如同牛粪与鲜花，品德上更不可相提并论。去年我得知单雅蘋等诸位已经过世，所以今年才终于把故事写了出来。那些真正干实事的人，因不会吹骗，故鲜为人知。世人应该记住她们的高尚精神和伟大行动。她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要求消除计生与户籍捆绑的联名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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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安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

我们是一群关注公民平等权利的学者和律师。我们注意到，近日北京房山一位女士因无法为其无证生育的儿子上户，起诉了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房山分局在答辩状中称，因为原告无法提供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所以民警依据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京公人管字【2004】1062号），拒绝为其子办理户口登记。

我们认为，根据《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机关应该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而不应附加条件；不给无证生育的孩子上户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的产生，源于有关户口登记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在此，我们强烈建议，请贵机关积极履行职能，对公安部门以及计生部门所制定的有关办理户口登记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审查，废除对出生人口的户籍登记设置障碍（计生与户籍捆绑）的规定，实现户籍登记的平等和无歧视化，保障公民生存发展权。

首先，限制无证生育的出生人口上户涉嫌违法行政。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自1958年1月9日通过并实行至今,历经55年未曾修改，很多内容在实践中已被虚置或改变。目前，以公安机关和计生部门制定的户口登记“办法”、“须知”为依据，“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就不给上户口”成为北京市基层公安部门的通行做法（如：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但该类文件中没有显示其所依据的上位法，并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上位法规定：在上户前需要提供《结婚证》、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亲子鉴定证明等文件。类似的规范性文件未经审查即投入施行，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从法理上讲，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30号)精神指出，对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并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计划生育政策外出生人口的父、母亲只需要持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在其户口所在地为孩子申报户口。

并且全国很多地区，如福建、河北、江苏、四川等省市地区，均曾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强调禁止将本辖区的户籍登记工作与计生进行捆绑。（详见：福建省《关于解决我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的意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厅关于推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

第二，不予上户严重损害公民生存发展权。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缔约方应确保儿童均享受《公约》中规定的各项权利，不因儿童、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身份、出身、财产或残疾等不同而受到任何歧视。缔约方为确保儿童的福祉，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落实中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虑。

在我国，包括受教育权在内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福利待遇实际上均是以户籍为前提的，没有户口意味着无法取得学籍参加中考高考，没有户口也没法缴纳社会保险获得医疗养老保障。在缺乏法律依据、伦理道德支撑的情况下，计生不应与户籍制度有任何捆绑，阻碍公民享有其与生俱来的身份权利、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

第三，消除“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恶性矛盾和社会悲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三、四次合并报告》第63段表示：“几年来，中国农村儿童登记的水平和时效有了极大提高，基本实现了全面覆盖。”但实质上，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受到捆绑规定损害的人群非常广泛。

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人民网在线访谈时曾透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

这引发了一系列恶性矛盾和社会悲剧。

2013年7月，网曝四川泸州叙永县赤水镇檬梓村16岁花季少女蔡艳琼因超生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遂喝下毒农药百草枯自杀。该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引发大范围的转载和讨论。随后在公众以及媒体的持续关注下，2013年7月25日，当地派出所声称已为蔡艳琼办好了户口。

无独有偶，早在2008年1月4日，相似的悲剧也发生在17岁北京女孩玲玲的身上。根据北京的政策，由于玲玲是非婚生育女孩，没有北京户口，高考无法报名。玲玲在高考网上报名的当天服下自制亚硝酸盐胶囊轻生。

当前，一些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为上户设定障碍，强化部门利益，超越权限规定限制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破坏了法制统一。一方面，严重侵害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庞大的无户籍人群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造成很大危害。在此，我们希望贵机关能尽快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积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统一。

此致

建议人：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杨支柱 著名法学及计生学者

黄溢智 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

李方平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

陆妙卿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

王玉琴 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

吴有水 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

许 英 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

2013年12月3日

聲援安妮遭秋後算帳 李卉人權日訴奇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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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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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今年4月聲援張林（後排黃衫）女兒張安妮上學權後合肥政府及警察進行秋後算帳，數十網友被抓捕，多人被刑拘至今。作者為前排黃外套李卉女士。（photo by WRIC)

10月18日早上六点多钟，睡梦中键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博醒，一听到这种敲门声我就敏感地意识到是警察突袭(警察敲门与其他人敲门不一样，别人都是轻敲)。我匆忙起床穿衣，衣服还没穿周正门己被老公打开，一下子拥进来至少八个便衣(其中合肥蜀山分局四人，一名女警，其余为当地协助办案的警察)。一进门合肥女警就直奔卧室找我，我走到哪她跟到哪，其他几位开始要我手机，同时在我各个房间查找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物品。

     他们搜走了我两台电脑、三部手机、记事本，还有一枚中国妇权的胸章等物品，我连人和东西被合肥来的警察带上了车。刚到车上就被戴手铐和黑头套，他们说本来一进屋就要给你戴手铐的，因为你老公在场，给他个面子，就没当他面上铐。一小时后我被从颍上的家中带到了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审讯室。

一进审讯室我就被按倒在冰冷的约束椅(我不知道是否叫老虎凳)上，此时黑头套方被取下，同时脚被上刑，手铐依然戴着，直到四十分钟以后我要上厕所时，才把我手铐打开。四警察开始出去吃早饭，由颍州分局的一女警临时看管我，我戴着手铐被固定在约束椅上整整坐了约四十分钟，他们才吃饭回来。

合肥事件中的很多细节我都忘了，但有一点我没忘，那就是保护好其他人，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在他们试图以我的口供给四君子定罪时，我皆以不清楚、不记得等模糊语言作著。他们显然对我的回著极不满意，说我撒谎，可我是不是接到什么人的电话让我保护某些人?他们说其实早就掌握了我的犯罪事实和经过，这次来传唤关键是看我的态度，如果态度好了，也就是把我当一证人问问话，作个笔录，如果态度不好不仅会刑拘我，而且会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键判三至五年。

期间女警出去会师兄，剩下三个男警察，两人审讯，一人打字作笔录，其中有个年轻点的 (名字暂不公开)态度极其凶恶、蛮不讲理，大吼大叫、脏话不离口，对我极尽羞辱之能事，还不时冲到我面前挥舞着拳头，给我的感觉是我态度稍有不敬，他随时准备着扇耳光。

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应该是带队的)开始羞辱我“你不是个性签名上说自己是小地方的小人物，国宝眼里的大人物吗?告诉你，在我眼里你连一泡屎都算不上，还每日一呼释放四君子呢，什么君子?你们都是一帮男盗女娼、乌合之众。有本事你去省政府、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去游行示威啊，在网上喊管屁用。人家的孩子上不上学管你屁事，你可是她后妈?你和张林到底是关系?”。

那个年轻点的跳到我面前，伸出个小指头指着我脸轻蔑地说”我审讯的大人物多了去，你在我眼里算个啥?连这个(晃动自己的小指头)都算不上，你以后再敢乱来乱说，我随时可以到家把你抓走，从合肥到你家不过两个半小时。从今以后不允许你再离开家，你要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保证随叫随到”！

由于距离我太近，唾沫都喷到了我脸上。既然己经落入虎口，成了瓮中之鳖，釜中之鱼，在那种场合下，只能任由他们大发淫威对我百般羞辱，不敢有丝毫反击。可能是审讯我時他們叫骂得太累了，不到12点三人又出去吃午饭了，留下那个女警边吃午饭边看管我。

估计中午可能午睡了，两点多了迟迟不见三人回来，我坐约束椅上痛苦不堪度秒如年，借机去了趟厕所，在厕所里找了一小块废报纸准备坐约束椅上看。但我忘了一点，那就是自从他们进入我家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一名犯人，黨说我是罪犯我肯定是罪犯，一个来接受他们审讯的罪犯哪有资格和权利看报纸呢?从厕所刚出来女警问我拿的啥，我说一块废报纸，坐那等他们等得心焦，我想看下报纸。她听说我想看报纸，立即过来夺走那一小块报纸，厉声喝道：“你太拎不清自己了，居然还想看报纸，你以为你是谁，你来休闲娱乐的啊?看来你一点都不害怕呀，居然还有心情看报纸?”

我说我不害怕并非我心里素质好，而是我知道自己没犯罪，我所有的言行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她说不过我就强词夺理说我态度不好，要把我带到合肥拘留。

大概2时30分左右，那三个男警吃饭才回来，刚开始审讯几句，年龄大的电话响了，接完电话回来，他说我爸爸来了，在公安局大门口站着呢。一听老爸来了，心里犹如万箭穿心不知啥滋味，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奇耻大辱，本来就眼泪一直未干，这下更难忍悲痛大哭不止，感觉太对不住老爸了，想必他在外面一定心急如焚，一向高傲、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老爸这会肯定在为女儿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呢？

整个审讯过程中，他们轮番对我进行羞辱、呵斥、责骂，虽然腰椎和颈椎病严重，疼痛难忍，我也不敢晃动一下身子，因为身体有一点不端正他们就要训斥。后来那个作笔录的警察看我太痛苦了，把固定我左手的钢管松了下，让我喝点水，喝完水后又让我把手放进去，尽管如此，我对他人性未泯的这一举动仍感激不尽(此警察是四位警察中对我态度最好的，没有羞辱我，对我还算文明)。后来他们问我那天烛光晚会是谁策划的(估计想给李化平定罪)，我说不知道，他们以此为借口说我态度不好不配合要拘留我，那个年轻的拿出空白拘留证临时填写了我的信息让我签字，说是要把我带到合肥拘留。

后来两个人又不时地电话响起，原来是老爸找了很多关系在给他们打电话，而且两次找到了省公安厅。他们说你老爸太厉害了，居然找到了我们省厅领导为你说情(他们哪知道老爸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一辈子自命清高，从不求人，这次因为心疼女儿却不得不撕破老脸低声下气到处求人)，因为省厅有人说话了，最后他们才同意放人，但是还必须让爸写担保书。他们还说，这是临时取保放我回去，我的案子还没完，这期间不允许我离家，必须守在家里保证随传随到。

与此同时开始催促我快点在可话笔录上签字按印(没让我看笔录内容，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记录的，因为快八点了，屋里除了老爸，还有市公安局为我说情的领导，一屋子人都等在那里没吃饭呢，万般无奈我只好在没看内容的情况下在一大堆问话笔录上匆匆签字、按指纹，这些可以调取审讯时的视频为证。

为了不让老爸和其他人看到我坐约束椅受刑的一幕，他们让我从约束椅下来后，才让老爸进屋写担保书(此时老爸己经在外面寒风中等了我足足五个小时)。老爸一进屋边递烟边满脸陪笑谦恭地提出请他们吃饭，想到老爸一生桀骜不驯、不侍权贵却为了女儿低眉顺眼老脸丢尽，心里怎一个”痛”字了得。

因为在约束椅上坐了整整一天，又三顿没吃饭，从审讯室出来，我全身疼痛几乎走不好路，但在老爸面前我还得擦干眼泪，强装欢颜，故作轻松。回来的路上，老爸用哀求的口吻对我说”我这次写担保书等于把一只胳膊剁给了警察，你以后再折腾进去，我还怎么有脸去为你求人?你要想让我多活一天就歇歇吧，等我死后你想干嘛再干嘛吧，算我求你了”。 我在心里自忖：今后所为，乃须顾虑家人之安危，虽然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回到家后，才发现电脑旁边的电话本也没有了，也不知可是被他们偷偷拿走，里面不仅有朋友的联系方式，更重要的是记录着网银密码和支付宝密码，还有在其他网站上注册的重要信息都在里面，没有了小本子，我什么也记不住，也不能网上购物、购火车票、机票等，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整个被抄家和审讯过程中他们没给我一张纸的手续，我要传唤证，他们只是给我看了下让我签字，然后就拿走了，更没给扣押清单和搜查证。最让我耿耿于怀、坐卧不安的是可话笔录居然没让看就逼我签字、按手印，万一他们以我的口供给四君子定罪，那我才成了真正的罪大恶极，该下十八层地狱了的罪犯了。

http://gongmeng.info/bbs/viewthread.php?tid=48007&extra=page%3D1

张林女儿儒莉、安妮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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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关注可以使我爸爸获得自由！——张林女儿张儒莉、张安妮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各国首脑、议会、各人权组织的公开信       2013年12月4日     

尊敬的潘基文秘书长、奥巴马总统、习近平主席及其他各国元首、议会、各人权组织：

你们好！

我们是张林的女儿张儒莉和张安妮。现爸爸被关押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看守所，并将于12月18日开庭审理。此次他被指控涉嫌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可这项罪名根本是不存在的！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可以尽快无罪释放我们的爸爸！我们呼吁并恳请潘基文秘书长、奥巴马总统、习近平主席以及其他各国元首、议会、各人权组织都能关注这一赤裸裸的人权侵害事件！因为，你们的关注可以使我爸爸获得自由！

在今年二月份时，爸爸带着安妮转学到合肥一所小学。本想新的开始，可谁想才第三天，他就被当地派出所人员带走，妹妹张安妮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被四名不知名的陌生男人监禁几个小时。此后安妮就受到惊吓，只愿待在家中。事后爸爸只想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在网上发布信息后，得到各地网友声援。今年四月，各地网友自发集聚合肥为爸爸和安妮讨回公道希望安妮能重返校园。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讨回公道，反而自发帮助爸爸的朋友们受到不同等级的拘留作为惩罚，而爸爸和安妮此后也受到来自蚌埠国保24小时的监控。

因为安妮无法正常上学，爸爸的朋友们联系了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Reggie 女士，希望她可以收留安妮让安妮有学可上。可谁知在联系过程中，爸爸被捕关押。情急之下，爸爸的朋友姚诚叔叔护送我们到上海，但在我们刚到上海第一天时就被当地派出所带走关押至今。我们走后，因安妮事件又有两位叔叔被关押，分别是周维林叔叔和李化平叔叔，并且还在追捕柴宝文叔叔。现在我们已经在Reggie 女士家中过着自由的生活，可爸爸和叔叔们依然在狱中不见天日！

在此之前，爸爸张林因坚持走民主道路，已坐牢四次，共计十三年。因长期坐牢和早年狱中遭受虐待，身体落下很多疾病并无法治愈。因坚持自由民主道路，他几近奉献人生的全部，可最后换来的是自己仍然深陷囹圄和子女背井离乡！现在，我们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监狱的折磨。律师会见他之后说他身体现在很差，刚关押时左眼因感染几近失明，现天渐冷，在看守所那个阴冷潮湿的地方，他的关节阵阵剧痛。不仅难抑身体上的煎熬，更难以应对精神上的折磨。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巨大的迫害。所以，在此我们呼吁：希望各界人士可以关注张林、姚诚、周维林、李化平和柴宝文以及国内其他很多正在关押的政治犯，督促中国政府能够尽快无罪释放他们！

最后，两位流亡异乡的女孩，为我们身陷牢狱的爸爸和叔叔们，再次向你们大声呼喊：关注他们吧！拿出你们的影响力，你们的关注可以使他们获得自由！

张林女儿张儒莉、张安妮  敬上

安妮和姚誠

姚誠被捕前与安妮摄于2013年8月1日安徽合肥。（photo by WRIC）美国的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洁和安妮、张儒莉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女权无疆界组织提供）

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洁和安妮、张儒莉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女权无疆界组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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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权组织张菁（左）、陈立群（右）、Candy、郑刚清（右三、四）及美国广播协会(CUSIB)的负责人Ann Noonan （左二）2013年 ‎9月‎13日‎在纽约欢迎张儒莉。（photo by WRIC）

曾金燕：刘霞的要求（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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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日

我是曾金燕，今日凌晨从北京回到香港，以个人名义代为转达刘霞的要求：

1. 要求自由看医生的权利 – 我的建议：国际专业组织如无国界医生派遣国际知名心理学专家与刘霞单独会面，为其就诊。背景信息：90年代刘霞已经确诊有冠心病史，因丈夫及弟弟入狱再加上常年被孤立软禁，精神状况急剧恶化。因担忧就诊时被官方的医生籍此直接送入精神病医院，一直拒绝在警察陪同下就医。

2. 要求与刘晓波相互阅读对方的信件的权利 – 背景信息：刘霞与刘晓波相互写信却一直难以阅读到对方所写的信件。

3. 要求工作及获得经济收入的权利 – 背景信息：刘霞一直依靠刘辉的经济支持生活。刘辉入狱不仅切断了此经济源还因官司损失大量金钱，造成家人生活困境。此事加重刘霞背负的家庭压力，她希望能获得经济收入以支持家庭尤其是刘辉儿子就学的开销。

I acknowledge Yuen Chan for translating Liu Xia’s request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I am Zeng Jinyan, I arrived in Hong Kong from Beijing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I am relaying the following requests from Liu Xia in an individual capacity:

1. I request the right to consult a doctor freely.

I propose that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sychologist from Medecins San Frontieres meet one-on-one with Liu Xia to conduct a consultation. Liu Xia was diagnosed with coronary disease in the 1990s. The imprisonment of first her husband and then her brother, as well as constant house arrest has led to a rapid deterioration in her mental state. She has persistently refused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under the watch of the police, as she fears the authorities will use her this as an excuse to throw her into a psychiatric hospital.

2. I request that Liu Xiaobo and I are allowed our rights to read correspondence we write to each other.

Although Liu Xiaobo and Liu Xia write to each other, it has been extremely hard for them to read the letters from one another.

3. I request the right to work and receive an income.

女教师生二胎 解雇拘禁受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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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C綜合報導

小學教師朱新梅的兒子只有小名，叫“蛋蛋”，出生於2012年2月6日，因為沒有準生證，至今沒有戶口。 “蛋蛋”已經會喊“爸爸媽媽”了，“可是，他現在沒有爸爸。” 蛋蛋媽說。由於蛋蛋的出生，朱新梅和前夫李博毓均被“雙開”（即開除公職和黨籍），並都曾在“計生學習班”遭遇拘禁和虐待。 2013年11月19日朱新梅第5次到檢察院投訴遭遇不公。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2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3

據南都記者報導，朱新梅說，“蛋蛋”的爸爸叫“劉偉”，比她大兩歲，1974年生人。她沒見過“劉偉”的身份證，也沒去過他家，只知道他家在山東臨沂郊區一個叫“劉莊”的地方。 2011年春天，朱新梅在汽車站遇到劉偉，開始交往。 “快放暑假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懷孕了”。

這時的朱新梅已經離婚大半年了。 “我決定生下這個孩子。”朱新梅說，“劉偉也想要這個孩子，他一直未婚，還有生育指標，我年紀也不小了，不想去流產。”但在2011年12月底，劉偉最後一次聯繫她後，不知所終，只留下一個失效的手機號。

早在2010年10月，李博毓就與朱新梅離婚。 16個月後，朱新梅生下兒子。按常理，此事不應涉及李博毓。但在縣領導督辦和計生“一票否決”的壓力下，李朱二人超生被辦成了“鐵案”。

然而，除了在計生部門的案卷中，兩人都不承認男孩的生父是李博毓。朱新梅說，男孩另有生父，不過聯繫不到。李博毓則表示，來自計生部門無法抗拒的壓力，讓他違心認子。

在計生部門看來，朱新梅在離異狀態下超生，只是為了躲避計生政策處罰。在基層，這樣的超生並不少見。但朱新梅和前夫都堅持婚後已毫無瓜葛，正是“計生學習班”的拘禁和逼迫，把他倆的人生再次捆綁，並推入深淵。

賓館裡的“學習班”

2012年2月6日，朱新梅早於預產期半月，在莒南縣婦幼保健院剖腹產下“蛋蛋”。 2月12日上午，剛出院的朱新梅被莒南縣計生局找上門來。當日大雪，她身穿薄棉襖，被帶到計生局。

一開始，朱新梅矢口否認剛剛生育。接下來，她被要求做了一次體檢，讓否認變得徒勞。 “我們什麼都調查清楚了。”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告訴南都記者，計生部門找到了莒南縣婦幼保健院，調取了朱新梅住院的資料，並詢問了醫護人員，還查實了朱新梅兒子的出生醫學證明。

計生局要求朱新梅承認該男嬰為她和前夫李博毓所生。當時，李博毓在莒南縣坊前鎮財政所任副所長。 2000年，兩人合法生育一女，2010年10月兩人離婚，女兒跟朱新梅。 “她一開始否認是跟李博毓生的孩子。”田廣東說，朱新梅提供了“劉偉”的手機號，但根本無法聯繫。 “劉偉”的其他信息她也一問三不知。因此調查人員斷定，“劉偉”純屬捏造。

接下來的進展，雙方表述不一。朱新梅說，當時她剖腹產後剛剛出院，穿得也單薄，從計生局被帶到城區的十字路街道計生辦二樓的一間辦公室內關了一夜，第二天傍晚被送到縣城佳禾賓館。 “那幾天下雪，計生辦裡冷得很，我很難受，計生辦的人讓我早點承認，說要是不承認，還有更壞的地方。”

佳禾賓館位於莒南縣城區北邊，距縣檢察院只有一二百米的距離。據數位知情者證實，這家賓館和檢察院對面的祥和賓館，及其南邊數百米的三江賓館，歷年來都不定期開設“計生學習班”，超生者甚至其親屬都被強行留置其中，直到問題得以處理。

10月23日下午，南都記者以租房者的身份，先後來到這三家賓館暗訪。三家賓館的服務人員都證實，以前確實辦過“計生培訓班”，但從今年起就沒有再辦過了，不會影響其他住客。祥和賓館的一位劉姓服務員更表示，她聽說“上邊管得嚴了”，不許計生辦再關人。

但當地知情者提供的視頻和錄音證據顯示，至少在今年3月，上述三家賓館仍涉嫌開辦“計生學習班”。關於佳禾賓館，知情者更有視頻為證。

朱新梅說，她當時被關在佳禾賓館的406房間，剛進去的時候發現李博毓呆在405。這是佳禾賓館的頂層。南都記者一年多後探訪現場發現，405和406房間位於走廊盡頭，走廊上裝有一扇防盜門，關門即可封鎖這兩個房間。

“我在裡面呆了三天三夜。”朱新梅說，房門一直關著，她不清楚外邊的情況，只是有兩天，她一直聽到隔壁有女人在哭。

“株連”、“勸說”、“承認”

在朱新梅被計生局找到的當天，前夫李博毓也開始被調查。 “坊前鎮計生辦主任劉慶順通知我去縣計生局，說是有人舉報我超生，讓我去說下情況，還說已經給鎮領導說好了。”李博毓說，他到達縣城後，在十字路街道計生辦被關了一夜，第二天也被送到佳禾賓館。

同樣，李博毓被要求承認與朱新梅超生一男孩。 “我跟朱新梅都離婚一年多了，她跟誰生孩子，我管得著嗎？”李博毓說，負責看管他的計生幹部根本不聽他解釋，而是承諾他如果早點承認，將會得到“寬大處理”。

在僵持兩個晚上之後，李博毓胃病發作，被准許回到坊前鎮政府大院內。此時，看管他的人大部分都換成了在坊前鎮黨委政府工作的同事。李博毓列了一串名單出來，南都記者試圖與這些人聯繫，要么無法接通，要么一聽此事就掛斷電話。

與李博毓遭遇的“勸說”相比，朱新梅的經歷更加恥辱。在“學習班”期間，她曾被數次送回莒南縣四小，由學校做工作。一位學校領導質疑她關於孩子生父的說法：“你年紀這麼大，不可能遇到一夜情吧。”朱新梅說，“我當時聽了，差點從樓上跳下去。”

讓她擔心的除了孩子，還另有他人。在她進入佳禾賓館當天，在莒南縣鄉下的大哥和姐姐也被計生部門帶走。 “你要進了學習班，首先讓你寫家庭關係。”朱新梅說，計生株連政策在當地非常普遍，超生者很易眾叛親離。至今，她大哥還不跟她說話。

2012年2月15日深夜，仍未“坦白”的朱新梅被送回家中，由一名同事、一個教育局幹部和兩名計生幹部看護。 2月17日上午，朱新梅又一次被要求寫孩子生父的證明。 “我還是堅持寫劉偉。”朱新梅說，

事後她才知道，當時計生幹部給李博毓打電話，稱朱新梅“招了”，讓他也盡快。

2月17日晚，由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帶隊，計生局、教育局和莒南縣四小等單位共十幾人齊聚朱新梅家，還帶著一架攝像機，進行最後的“勸說”。朱新梅回憶說，她被限制在臥室裡。來人還進廚房裡取走了菜刀。

“李博毓先承認的。”田廣東說，隨後朱新梅也承認並簽字畫押。按照計生執法流程，他們還給這“一家三口”拍了合影備存。

原本性格要強的朱新梅，自認在那晚尊嚴被踐踏殆盡。 “李博毓承認了，我還是不認，他就跟著別人勸我，還捉著我的手寫證明。”朱新梅說，“他們要在我兒子腳後跟取血樣留證據，我撲過去，李博毓和另一個人就在後邊架著我。”

在哇哇大哭中，“蛋蛋”被取了半針管血樣，成為卷宗中的一份證據。莒南縣計生局稱，此檔案封存在紀檢監察部門。莒南縣紀委則表示，計生部門的捲宗一直都由計生局保管，紀檢部門只是根據計生局出具的調查結果處理人。

既然不是親生子，為何要承認呢？李博毓的解釋是，他當時看到朱新梅臉色蒼白，怕她撐不下去。他們12歲的女兒也被嚇呆了，“女兒的眼神讓我很心疼，我一想反正抗不過去，認就認了。”

朱新梅和李博毓所述被拘禁逼迫之事，被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否認。田廣東說，上級曾調查過，認為莒南縣計生部門在此案中嚴格依法行政，莒南縣也沒辦過“計生學習班”。

按照田廣東介紹，朱新梅和李博毓被調查的地點，是各自的工作單位，由單位“勸說”。但坊前鎮時任黨委書記夏培記表示，對李博毓的調查由縣計生局進行，鎮裡只是配合。莒南縣四小教師範奉琴曾“陪護”朱新梅，範也表示學校只不過是配合計生部門。

夏培記和範奉琴都沒有細說“配合”和“陪護”的細節。只是范奉琴承認曾住在朱新梅家。而田廣東沒有回答的疑問是：如果沒有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接受調查​​，一開始堅決否認的朱李兩人何以最後改口？在最後一次“勸說”中，計生局等部門工作人員進入朱新梅家，有無得到她的允許？

“雙開”後申訴無果

據莒南縣計生局表示，朱新梅超生一案，是群眾舉報的線索。十字路鎮計生辦主任汪照詠告訴南都記者，群眾舉報由臨沂市轉到莒南縣，縣領導非常重視，要求盡快查處。

在朱新梅和李博毓“招供”以後，處理決定遲遲沒有下發。這一度讓兩人心存僥倖。 2012年3月3日，莒南縣計生局給兩人分別下發兩張征收通知書，要求每人繳納社會撫養費6.9萬元。李博毓為了保住工作，主動給莒南縣計生局匯款3萬元，走的是計生局會計的私人賬戶。朱新梅以沒錢為由沒有繳納。

兩人在忐忑和僥倖中又過了一年。今年3月2日，李博毓接到通知，他被開除公職和黨籍。第二天，朱新梅也接到了同樣的通知。官方文書顯示，李博毓被莒南縣監察局局長辦公會議研究決定，並經縣政府2月17日批准，給予行政開除處分。朱新梅被開除的日期，則是3月1日。

在一個小縣城，被“雙開”意味著徹底失去體面。李博毓和朱新梅馬上開始申訴，但至今一直都被駁回。兩人接到的複核及復審決定都大同小異。莒南縣教育局、人社局和監察局都認定，2012年2月，兩人都承認了超生的事實，並由計生部門固定證據。該年3月3日，計生部門下發社會撫養費徵收通知書後，兩人都未在復議有效期內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對其處分依據的是有法律效力的決定書認定的事實，其適用依據正確，並無不妥。

李博毓還告到臨沂市紀委監察部門。臨沂市監察局6月24日的複核決定書中回應道，李博毓的申訴稱莒南縣計生部門通過關押、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違法，莒南縣監察局以違法證據作為定案依據，進而進行處分是錯誤的。但經復核，莒南縣計生部門調查時，曾多次找李博毓、朱新梅調查談話，地點在縣計生局辦公室、二人工作單位及朱新梅家中，參與調查人員既有計生部門工作人員，也有二人單位的負責同志。調查期間，並未限制二人的人身自由。不存在關押、威脅等行為。 “經多次勸說、教育，李博毓、朱新梅對違法生育二胎事實予以承認”，並在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上簽字。

朱新梅和李博毓兩人在上訪中，都被多次要求提供曾被關押和威脅的證據。 “我手機都被收走了，能有啥證據？”李博毓說。

兩人的另一申訴理由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自2012年9月1日實行，其第二十一條第四款對超生處罰的細則在時效上並不適用處罰兩人。但兩人接到的回复則表示，兩人都是於2012年10月31日被立的案，處於處罰時效內。

告狀的不止朱李兩人。在朱新梅被帶到十字路街道計生辦後，遇到了剛剛被帶去的同事李善蓮。李於2011年2月8日超生一子。她拿出病歷向記者解釋說，她曾患有嚴重的腎炎，在發現意外懷孕後就診，被告知體質太差，不能流產。

李善蓮在被計生辦關了一夜後，腰疼難耐，只好認賬，她讓家人把兒子抱過來，與丈夫一起合了影，就被放回家了。不到6周歲的女兒告訴李善蓮，在當日早晨，有成年人在學校找到她，套問她是否有一個弟弟。 “我被帶到計生局後，我父親也被所在鄉鎮的計生辦抓走。”

李善蓮的丈夫在莒南縣一所中學執教。今年3月，這對夫妻和朱李那對前夫妻一起被開除公職。之後，李善蓮曾陪著朱新梅一起上訪，直到她在臨沂找到一份新工作。

“一票否決”的壓力

在朱新梅等4人被決定開除後20天，3月21日，莒南縣人口和計劃生育獎懲兌現大會召開。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出席大會，獎勵一批計生先進單位，後進單位則被設為帶有懲戒性質的“重點管理單位”。

縣委書記陳一兵在講話中指出，2012年，莒南縣各級緊緊圍繞“控制違法生育、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中心任務，創新工作思路，改進工作方法，圓滿完成了市下達的各項任務指標。莒南在全市考核中列15個縣區第2名，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口和計劃生育先進集體”，也被市委、市政府評為先進。

在這些成績的背後，則是基層巨大的計生壓力。坊前鎮前黨委書記夏培記告訴記者，莒南縣實行計生“一票否決制”，一旦完不成計生指標任務，在一年之內無法參與評先，領導幹部也無法調動升職，嚴重者還要被處分。

除了日常管理外，計生部門還得完成上級佈置的各種量化指標任務。在莒南縣計生局辦公室內，南都記者看到了一份山東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領導小組下發的2013年度《查處“兩非”案件指標的通知》。該指標即是由省下發到各省轄市，再由市下發到縣。

任務被分解下來，如何完成則是計生部門的責任。打擊“兩非”還算溫和，更緊迫的是打擊超生。儘管官方否認，但莒南人對“計生學習班”並不陌生。網上可搜到大量對當地計生部門非法拘禁的投訴。

一位長期關注當​​地計生亂象的網友告訴南都記者，他蒐集了很多案例，還曾於幾年前到莒南縣檢察院控告計生部門。 “結果，我剛出檢察院沒多久，就接到一個電話，警告我別管閒事。”

莒南縣檢察院反瀆局一位工作人員曾告訴朱新梅，該院近年來查處過多名計生幹部，但僅憑非法拘禁想立案比較困難，“你最好能找點他們經濟上的問題”。

曾在財政部門工作的李博毓，在被“雙開”後曾反思基層的計生工作。 “計生任務緊急的時候，鄉鎮黨委政府所有工作人員都得出動，我當然也參與過。”李博毓說，按照國家規定，社會撫養費必須全部上繳財政。但事實上，鄉鎮會預留40%左右的資金，這極大提高了鄉鎮的積極性。

曾有乾部涉非法拘禁被判刑

同時，這也讓計生成為高危行業。媒體公開報導顯示，2011年，莒南縣檢察院立案偵查並提起公訴了臨沂臨港產業區(時歸轄莒南)坪上鎮原計生辦主任於某非法拘禁、受賄一案，經莒南縣人民法院依法審理，於某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經法院審理查明，被告人於某在任坪上鎮計生辦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計劃生育集中活動期間，組織、領導計生辦及各工作區的工作人員對不繳納社會撫養費超生戶及其親屬，採用強制方法，通過舉辦“培訓班”的形式，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共計12人次，時間均超過24小時。

除了該案，3年來，莒南縣板泉鎮、大店鎮等地的計生幹部，也有人涉非法拘禁罪和受賄罪被抓。對這些案件的詳情，莒南縣計生局拒絕回應。

十字路街道計生辦主任汪照詠承認，多年前當地曾有所謂“計生學習班”，但現在都不存在了。 “我們現在非常強調依法行政。”莒南縣計生局副局長田廣東說，今年春天，國家衛計委召開會議，重申要求各地計生部門依法行政，禁止非法拘押等現象。

對朱新梅等人來說，“依法行政”意味著他們每天都會從被“勸說”的房間帶回單位或村子裡，“他們好像故意讓我們碰見一兩個熟人，卻又不放我們走。”朱新梅的姐姐朱芳還被拉回村里，卻過家門而不入。這得到了至少3名鄰居的證實。

在獲知了非法拘禁罪的相關解釋後，朱新梅相信，“他們”也知道規避法律風險。

被計生部門取走的“蛋蛋”血樣，至今未與李博毓做DNA比照。兩人究竟是否父子關係，至今仍是一個疑問。朱新梅說，做DNA測試可以，但要保證“蛋蛋”在以後的人生中避免遭遇傷害。李博毓則質疑，“我在莒南縣已丟盡了顏面，前途也沒了，誰賠償我？”

8個多月來，朱新梅和前夫李博毓已經“揚名”莒南縣官場。今年3月初，兩人被指在去年超生一個男孩，都被開除公職和黨籍。朱新梅從莒南縣四小的數學老師變為了失業婦女。李博毓失去鄉鎮財政所副所長的股級身份後，淪為打工仔。縣里每次開計生工作會議，這對前夫婦總是被拎出來作反面典型。

2013年11月19日上午10時，前小學教師朱新梅來到山東臨沂莒南縣檢察院反瀆局。半年來，這是她第5次來到檢察院，舉報當地計生部門非法拘禁自己一案。前4次，她都被答复案件太多，讓她等等。這一次，工作人員又沒在辦公室。

朱新梅称她在剖腹产出院后不久就被带到佳禾宾馆，关在4楼的一个房间内。

朱新梅稱她在剖腹產出院後不久就被帶到佳禾賓館，關在4樓的一個房間內。与朱新梅同校的李善莲也因超生被开除。

 與朱新梅同校的李善蓮也有同樣的遭遇，也因超生而被開除公職。

 

中国富人聘美国妇女代孕人数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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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C综合新闻报道

上海商人江东尼他和妻子尝试怀孕失败、在国内寻求代孕不成功后，就聘请了一名美国代孕妈妈于2010年为他们生了个女儿，后来又给他们添了一对双胞胎。后来，江东尼索性在2012年创办了一家代孕公司，迄今已为中国父母办理了75宗代孕业务。

据路透社报道，这些富人希望在美国产子的原因不一，有的是为了避开国内的计生限制，有的因为自己不孕不育，也有人是为了让后代有美国国籍，并为自己移民美国铺设道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公民年满21岁可以为父母申请绿卡。

虽然没有确凿统计数据说明，有多少中国人寻求或实际利用美国妇女代孕，但两国中介机构称，过去两年里，这类需求迅速增加。多家美国的生育诊所和代孕中介纷纷开设中文网站，并聘用会说汉语的人。

中美两国的代孕机构，正在尽力满足中国富人在海外产子的需求。这个美国婴儿市场虽然目前的规模并不大，但业务量正不断增长。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圆环代孕公司的负责人威尔特曼说，过去五年该机构受理过6宗中国代孕业务，但他预计4个月后这个数字将翻番。

中国中介机构安排美国妇女代孕的基本报价介于12万至20万美元，一名中介说：“加上机票和其他费用，只要30万美元，就可以有两个孩子，还可以全家移民去美国。”

反之，投资移民则要求申请者投资于一个业务规模至少达到50万美元，能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

当然，也有富人是因自身不孕不育才到美国找人代孕。

也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富裕夫妇寻求美国妇女代孕，想绕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想要二胎。上海一名律师指出，理论上说，中国人即便在海外生二胎还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但实际上政府很难实施限制。

中介称，多数中国代孕客户仍希望用自己的卵子和精子，不过接受捐卵的中国夫妇也在增多，也有中国夫妇使用白种人的卵子，他们相信混血儿长得更聪明、漂亮。

 

美国夫妇20年收养900名孤儿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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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一对美国夫妇20年收养900名中国孤儿的感人事迹。贝天牧夫妇（Tim & Pam Baker）1991年开始收养第一个中国孤儿，1999年，他们辞去了工作并开始运营专门收养伤残孤儿的福利院。到2006年，他们正式创立了位于天津和河北廊坊的交界处的“牧羊地儿童村”。

再訪這對小姐妹被父母拋棄後，在安徽桐城一尼姑庵裡長大。（圖片來自於中國婦權）

“牧养地”现在有80多名有特殊健康问题无人照料的孤儿，年龄从一个月大到十几岁。贝天牧说，从1996年到现在，他们还为3000名伤残孩子做过手术治疗。

“900”，“3000”，这些数字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即使收养一名伤残孤儿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爱心，更何况……？那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这对夫妇做出这样的牺牲呢？“贝天牧”和“牧羊地”这些熟悉的词汇也引起很多基督徒纷纷猜测。

2012年1月，“Team James”在Youtube上传的采访这对夫妇的视频揭开了谜底，他们均是基督徒。在视频中，这对夫妇分享了如何开始事工、事工的异象以及神的供应。

“领养Esther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一样了。我们想要帮助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像她那样需要家庭的孩子。所以几年后，我们辞去工作，搬到了郊外河北这里，开始全职的孤儿院事工。”贝天牧在回忆中讲述到。

贝天牧的妻子潘姆拉说，孩子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感到不适应，只是远远看着你很难接近，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照顾、爱和祷告，你会发现他们令人惊奇的改变，他们成了你的孩子。

“我们和各地福利院合作，他们无法照顾的孩子就送到我们这里。我们会尽全力提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直到他们被领养为止。我们的祷告是，每个孤儿都可以被领养。”贝天牧说。

他还在视频中分享了一个关于“领养”的感人故事。“会有很多志愿者团队过来中国帮助。其中来自田纳西州的一名队长，他去了我们的‘撒玛利亚’房子。有一个刚来的小女孩，情况非常糟糕。她对人没有任何反应，就好像植物一样。这名志愿者每天去照顾她，抱着她，告诉她，她是多么特殊，神是多么爱她，并且他每天为她祷告，希望神赐给她一位‘爸爸’。这样祷告2周之后，神真的回应他说，我为她找到爸爸了。他说，太好了，感谢神，他是谁呢？神说，他就是你。他很吃惊，他要成为这名小女孩的父亲！”

“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事工。不是说我们有了所有的收入，然后我才去做什么。出于某种原因，神常常不是这样工作的。他总是先给我们要照顾的孩子，我们祷告，然后他给我们实现。”“有时候一点钱都没有，不过神会给……”

2002年，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镇政府以1元/亩的象征性价格，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给了贝天牧，也就是现在的“牧羊地”。他们得到这个新家的过程完全是神的恩典。贝天牧分享说，“我们刚开始找到了3块地，我们回来在办公室祷告，祈求神告诉我们应该买那一块作为我们的新儿童村。祷告一个小时之后，本地政府的人问我们要找哪里，我们说最便宜的。他就问我们，你们想付多少钱。”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这样问的话，一般要说他提出的价格一半甚至一半以下，10%之类的。所以我想说‘一半’，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用中文怎么说这个词了。那人望着我说，‘一块钱’怎么样？‘一块钱’，听起来很熟悉，像是中国的‘1 dollar’，但那块地大概值100万，那是不是另一种说100万的方式呢？我问了我的中国助理，‘他说的是‘1 dollar’还是100万？’我助理说，他说的是‘1 dollar’，太便宜了，你快答应啊！就这样，我们用相当于20美分的钱买下了这个现在价值大概15万美金的地方！”

在中国，一般孩子一到14岁就不能被领养了，15、16岁就会被送去特殊机构度过余生。“他们没有机会工作、养活自己、受教育、有家庭等等一切。我们也想照顾这些孩子，不只是婴儿。我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教给他们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找到机会在社区工作。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他们在基督里面是谁，神爱他们，他对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特殊的计划。”贝天牧说。

“我的和妻子都相信，神对这里每个人孩子的生命都有着特殊的计划。他们是非常宝贵的。也许他们曾被抛弃，被视为垃圾，但神发现这些宝贝并充满他们。”贝天牧最后分享说，“这些孩子，无论是被海外人士、中国人领养，还是在这里被培训，都会在社会上活出自己的人生。我相信神会使用他们，显给中国人看他是谁。这是对我们来说最完美的事，这是‘牧羊地’的最终目的。”

在“牧羊地儿童村”的官方网站上，写着经文：“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1:27。

女教师生二胎 拘禁解雇受尽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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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　孙旭阳

    11月19日上午10时，前小学教师朱新梅来到山东临沂莒南县检察院反渎局。半年来，这是她第5次来到检察院，举报当地计生部门非法拘禁自己一案。前4次，她都被答复案件太多，让她等等。这一次，工作人员又没在办公室。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2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5

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3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4莒南县人社局驳回了朱新梅的申诉，并否认朱新梅被拘禁。6

8个多月来，朱新梅和前夫李博毓已经“扬名”莒南县官场。今年3月初，两人被指在去年超生一个男孩，都被开除公职和党籍。朱新梅从莒南县四小的数学老师变为了失业妇女。李博毓失去乡镇财政所副所长的股级身份后，沦为打工仔。县里每次开计生工作会议，这对前夫妇总是被拎出来作反面典型。

然而，除了在计生部门的案卷中，两人都不承认男孩的生父是李博毓。朱新梅说，男孩另有生父，不过联系不到。李博毓则表示，来自计生部门无法抗拒的压力，让他违心认子。

早在2010年10月，李博毓就与朱新梅离婚。16个月后，朱新梅生下儿子。按常理，此事不应涉及李博毓。但在县领导督办和计生“一票否决”的压力下，李朱二人超生被办成了“铁案”。

 

在计生部门看来，朱新梅在离异状态下超生，只是为了躲避计生政策处罚。在基层，这样的超生并不少见。但朱新梅和前夫都坚持婚后已毫无瓜葛，正是“计生学习班”的拘禁和逼迫，把他俩的人生再次捆绑，并推入深渊。

宾馆里的“学习班”

朱新梅的儿子只有小名，叫“蛋蛋”，出生于2012年2月6日，至今没有户口。“蛋蛋”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可是，他现在没有爸爸。”朱新梅说。

按照朱新梅的说法，“蛋蛋”的爸爸叫“刘伟”，比她大两岁，1974年生人。她没见过“刘伟”的身份证，也没去过他家，只知道他家在临沂郊区一个叫“刘庄”的地方。2011年春天，朱新梅在汽车站遇到刘伟，开始交往。“快放暑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时的朱新梅已经离婚大半年了。“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朱新梅说，“刘伟也想要这个孩子，他一直未婚，还有生育指标，我年纪也不小了，不想去流产。”但在2011年12月底，刘伟最后一次联系她后，不知所终，只留下一个失效的手机号。

2012年2月6日，朱新梅早于预产期半月，在莒南县妇幼保健院剖腹产下“蛋蛋”。2月12日上午，刚出院的朱新梅被莒南县计生局找上门来。当日大雪，她身穿薄棉袄，被带到计生局。

一开始，朱新梅矢口否认刚刚生育。接下来，她被要求做了一次体检，让否认变得徒劳。“我们什么都调查清楚了。”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告诉南都记者，计生部门找到了莒南县妇幼保健院，调取了朱新梅住院的资料，并询问了医护人员，还查实了朱新梅儿子的出生医学证明。

计生局要求朱新梅承认该男婴为她和前夫李博毓所生。当时，李博毓在莒南县坊前镇财政所任副所长。2000年，两人合法生育一女，2010年10月两人离婚，女儿跟朱新梅。“她一开始否认是跟李博毓生的孩子。”田广东说，朱新梅提供了“刘伟”的手机号，但根本无法联系。“刘伟”的其他信息她也一问三不知。因此调查人员断定，“刘伟”纯属捏造。

接下来的进展，双方表述不一。朱新梅说，当时她剖腹产后刚刚出院，穿得也单薄，从计生局被带到城区的十字路街道计生办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关了一夜，第二天傍晚被送到县城佳禾宾馆。“那几天下雪，计生办里冷得很，我很难受，计生办的人让我早点承认，说要是不承认，还有更坏的地方。”

佳禾宾馆位于莒南县城区北边，距县检察院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据数位知情者证实，这家宾馆和检察院对面的祥和宾馆，及其南边数百米的三江宾馆，历年来都不定期开设“计生学习班”，超生者甚至其亲属都被强行留置其中，直到问题得以处理。

10月23日下午，南都记者以租房者的身份，先后来到这三家宾馆暗访。三家宾馆的服务人员都证实，以前确实办过“计生培训班”，但从今年起就没有再办过了，不会影响其他住客。祥和宾馆的一位刘姓服务员更表示，她听说“上边管得严了”，不许计生办再关人。

但当地知情者提供的视频和录音证据显示，至少在今年3月，上述三家宾馆仍涉嫌开办“计生学习班”。关于佳禾宾馆，知情者更有视频为证。

朱新梅说，她当时被关在佳禾宾馆的406房间，刚进去的时候发现李博毓呆在405。这是佳禾宾馆的顶层。南都记者一年多后探访现场发现，405和406房间位于走廊尽头，走廊上装有一扇防盗门，关门即可封锁这两个房间。

“我在里面呆了三天三夜。”朱新梅说，房门一直关着，她不清楚外边的情况，只是有两天，她一直听到隔壁有女人在哭。

“株连”、“劝说”、“承认”

在朱新梅被计生局找到的当天，前夫李博毓也开始被调查。“坊前镇计生办主任刘庆顺通知我去县计生局，说是有人举报我超生，让我去说下情况，还说已经给镇领导说好了。”李博毓说，他到达县城后，在十字路街道计生办被关了一夜，第二天也被送到佳禾宾馆。

同样，李博毓被要求承认与朱新梅超生一男孩。“我跟朱新梅都离婚一年多了，她跟谁生孩子，我管得着吗？”李博毓说，负责看管他的计生干部根本不听他解释，而是承诺他如果早点承认，将会得到“宽大处理”。

在僵持两个晚上之后，李博毓胃病发作，被准许回到坊前镇政府大院内。此时，看管他的人大部分都换成了在坊前镇党委政府工作的同事。李博毓列了一串名单出来，南都记者试图与这些人联系，要么无法接通，要么一听此事就挂断电话。

与李博毓遭遇的“劝说”相比，朱新梅的经历更加耻辱。在“学习班”期间，她曾被数次送回莒南县四小，由学校做工作。一位学校领导质疑她关于孩子生父的说法：“你年纪这么大，不可能遇到一夜情吧。”朱新梅说，“我当时听了，差点从楼上跳下去。”

让她担心的除了孩子，还另有他人。在她进入佳禾宾馆当天，在莒南县乡下的大哥和姐姐也被计生部门带走。“你要进了学习班，首先让你写家庭关系。”朱新梅说，计生株连政策在当地非常普遍，超生者很易众叛亲离。至今，她大哥还不跟她说话。

2012年2月15日深夜，仍未“坦白”的朱新梅被送回家中，由一名同事、一个教育局干部和两名计生干部看护。2月17日上午，朱新梅又一次被要求写孩子生父的证明。“我还是坚持写刘伟。”朱新梅说，

事后她才知道，当时计生干部给李博毓打电话，称朱新梅“招了”，让他也尽快。

2月17日晚，由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带队，计生局、教育局和莒南县四小等单位共十几人齐聚朱新梅家，还带着一架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劝说”。朱新梅回忆说，她被限制在卧室里。来人还进厨房里取走了菜刀。

“李博毓先承认的。”田广东说，随后朱新梅也承认并签字画押。按照计生执法流程，他们还给这“一家三口”拍了合影备存。

原本性格要强的朱新梅，自认在那晚尊严被践踏殆尽。“李博毓承认了，我还是不认，他就跟着别人劝我，还捉着我的手写证明。”朱新梅说，“他们要在我儿子脚后跟取血样留证据，我扑过去，李博毓和另一个人就在后边架着我。”

在哇哇大哭中，“蛋蛋”被取了半针管血样，成为卷宗中的一份证据。莒南县计生局称，此档案封存在纪检监察部门。莒南县纪委则表示，计生部门的卷宗一直都由计生局保管，纪检部门只是根据计生局出具的调查结果处理人。

既然不是亲生子，为何要承认呢？李博毓的解释是，他当时看到朱新梅脸色苍白，怕她撑不下去。他们12岁的女儿也被吓呆了，“女儿的眼神让我很心疼，我一想反正抗不过去，认就认了。”

朱新梅和李博毓所述被拘禁逼迫之事，被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否认。田广东说，上级曾调查过，认为莒南县计生部门在此案中严格依法行政，莒南县也没办过“计生学习班”。

按照田广东介绍，朱新梅和李博毓被调查的地点，是各自的工作单位，由单位“劝说”。但坊前镇时任党委书记夏培记表示，对李博毓的调查由县计生局进行，镇里只是配合。莒南县四小教师范奉琴曾“陪护”朱新梅，范也表示学校只不过是配合计生部门。

夏培记和范奉琴都没有细说“配合”和“陪护”的细节。只是范奉琴承认曾住在朱新梅家。而田广东没有回答的疑问是：如果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接受调查，一开始坚决否认的朱李两人何以最后改口？在最后一次“劝说”中，计生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朱新梅家，有无得到她的允许？

“双开”后申诉无果

据莒南县计生局表示，朱新梅超生一案，是群众举报的线索。十字路镇计生办主任汪照咏告诉南都记者，群众举报由临沂市转到莒南县，县领导非常重视，要求尽快查处。

在朱新梅和李博毓“招供”以后，处理决定迟迟没有下发。这一度让两人心存侥幸。2012年3月3日，莒南县计生局给两人分别下发两张征收通知书，要求每人缴纳社会抚养费6.9万元。李博毓为了保住工作，主动给莒南县计生局汇款3万元，走的是计生局会计的私人账户。朱新梅以没钱为由没有缴纳。

两人在忐忑和侥幸中又过了一年。今年3月2日，李博毓接到通知，他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第二天，朱新梅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官方文书显示，李博毓被莒南县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并经县政府2月17日批准，给予行政开除处分。朱新梅被开除的日期，则是3月1日。

在一个小县城，被“双开”意味着彻底失去体面。李博毓和朱新梅马上开始申诉，但至今一直都被驳回。两人接到的复核及复审决定都大同小异。莒南县教育局、人社局和监察局都认定，2012年2月，两人都承认了超生的事实，并由计生部门固定证据。该年3月3日，计生部门下发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后，两人都未在复议有效期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其处分依据的是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其适用依据正确，并无不妥。

李博毓还告到临沂市纪委监察部门。临沂市监察局6月24日的复核决定书中回应道，李博毓的申诉称莒南县计生部门通过关押、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违法，莒南县监察局以违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进而进行处分是错误的。但经复核，莒南县计生部门调查时，曾多次找李博毓、朱新梅调查谈话，地点在县计生局办公室、二人工作单位及朱新梅家中，参与调查人员既有计生部门工作人员，也有二人单位的负责同志。调查期间，并未限制二人的人身自由。不存在关押、威胁等行为。“经多次劝说、教育，李博毓、朱新梅对违法生育二胎事实予以承认”，并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上签字。

朱新梅和李博毓两人在上访中，都被多次要求提供曾被关押和威胁的证据。“我手机都被收走了，能有啥证据？”李博毓说。

两人的另一申诉理由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自2012年9月1日实行，其第二十一条第四款对超生处罚的细则在时效上并不适用处罚两人。但两人接到的回复则表示，两人都是于2012年10月31日被立的案，处于处罚时效内。

告状的不止朱李两人。在朱新梅被带到十字路街道计生办后，遇到了刚刚被带去的同事李善莲。李于2011年2月8日超生一子。她拿出病历向记者解释说，她曾患有严重的肾炎，在发现意外怀孕后就诊，被告知体质太差，不能流产。

李善莲在被计生办关了一夜后，腰疼难耐，只好认账，她让家人把儿子抱过来，与丈夫一起合了影，就被放回家了。不到6周岁的女儿告诉李善莲，在当日早晨，有成年人在学校找到她，套问她是否有一个弟弟。“我被带到计生局后，我父亲也被所在乡镇的计生办抓走。”

李善莲的丈夫在莒南县一所中学执教。今年3月，这对夫妻和朱李那对前夫妻一起被开除公职。之后，李善莲曾陪着朱新梅一起上访，直到她在临沂找到一份新工作。

“一票否决”的压力

在朱新梅等4人被决定开除后20天，3月21日，莒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奖惩兑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出席大会，奖励一批计生先进单位，后进单位则被设为带有惩戒性质的“重点管理单位”。

县委书记陈一兵在讲话中指出，2012年，莒南县各级紧紧围绕“控制违法生育、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心任务，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圆满完成了市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莒南在全市考核中列15个县区第2名，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集体”，也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则是基层巨大的计生压力。坊前镇前党委书记夏培记告诉记者，莒南县实行计生“一票否决制”，一旦完不成计生指标任务，在一年之内无法参与评先，领导干部也无法调动升职，严重者还要被处分。

除了日常管理外，计生部门还得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量化指标任务。在莒南县计生局办公室内，南都记者看到了一份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小组下发的2013年度《查处“两非”案件指标的通知》。该指标即是由省下发到各省辖市，再由市下发到县。

任务被分解下来，如何完成则是计生部门的责任。打击“两非”还算温和，更紧迫的是打击超生。尽管官方否认，但莒南人对“计生学习班”并不陌生。网上可搜到大量对当地计生部门非法拘禁的投诉。

一位长期关注当地计生乱象的网友告诉南都记者，他搜集了很多案例，还曾于几年前到莒南县检察院控告计生部门。“结果，我刚出检察院没多久，就接到一个电话，警告我别管闲事。”

莒南县检察院反渎局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朱新梅，该院近年来查处过多名计生干部，但仅凭非法拘禁想立案比较困难，“你最好能找点他们经济上的问题”。

曾在财政部门工作的李博毓，在被“双开”后曾反思基层的计生工作。“计生任务紧急的时候，乡镇党委政府所有工作人员都得出动，我当然也参与过。”李博毓说，按照国家规定，社会抚养费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但事实上，乡镇会预留40%左右的资金，这极大提高了乡镇的积极性。

曾有干部涉非法拘禁被判刑

同时，这也让计生成为高危行业。媒体公开报道显示，2011年，莒南县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了临沂临港产业区(时归辖莒南)坪上镇原计生办主任于某非法拘禁、受贿一案，经莒南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于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于某在任坪上镇计生办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计划生育集中活动期间，组织、领导计生办及各工作区的工作人员对不缴纳社会抚养费超生户及其亲属，采用强制方法，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共计12人次，时间均超过24小时。

除了该案，3年来，莒南县板泉镇、大店镇等地的计生干部，也有人涉非法拘禁罪和受贿罪被抓。对这些案件的详情，莒南县计生局拒绝回应。

十字路街道计生办主任汪照咏承认，多年前当地曾有所谓“计生学习班”，但现在都不存在了。“我们现在非常强调依法行政。”莒南县计生局副局长田广东说，今年春天，国家卫计委召开会议，重申要求各地计生部门依法行政，禁止非法拘押等现象。

对朱新梅等人来说，“依法行政”意味着他们每天都会从被“劝说”的房间带回单位或村子里，“他们好像故意让我们碰见一两个熟人，却又不放我们走。”朱新梅的姐姐朱芳还被拉回村里，却过家门而不入。这得到了至少3名邻居的证实。

在获知了非法拘禁罪的相关解释后，朱新梅相信，“他们”也知道规避法律风险。

被计生部门取走的“蛋蛋”血样，至今未与李博毓做D N A比照。两人究竟是否父子关系，至今仍是一个疑问。朱新梅说，做D N A测试可以，但要保证“蛋蛋”在以后的人生中避免遭遇伤害。李博毓则质疑，“我在莒南县已丢尽了颜面，前途也没了，谁赔偿我？”

 

 

高耀洁：孤儿之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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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耀洁      2013年10月19日

孤儿: 幼儿无父曰孤, 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无依无靠，
在心灵上很孤独，心理情况令人难测。特別是死于艾滋病者留下的遗孤，他们明显存有三大问题，即生活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若不予以及时解决，他们会走上歧途，时下己有孩子走上抡劫犯罪, 进入少年监獄, 这是将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的负面作用难以估量。


IMAG04662012年6月30日WRIC创办人张菁Jing Zhang 探访高耀洁医生（右）。图为高老太太与张菁交流中国艾滋病传染问题（WRIC ）

中国中原大地，负责国计民生的父母官们为了发賺钱、发财，欺骗农民卖血引发艾滋病病毒传播与蔓延，艾滋病疫情发生之后没有采取有效控制措施，造成农村青壮年人大量伤亡，留下许多未成年的孤儿这是有关国家民族兴衰之大事。

有专家报导河南一个2000多人的村庄，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村民达400多人，90年代即开始发病死亡，至2003年已经死亡95人，至2007年死亡达200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2002年8月13日《文匯报》报导，河南商邱双庙集这个3000多人口的村庄，现有艾滋病感染者301人，已死123人，其中还有些人们有卖血史，他们害怕歧视不敢去检查……多数病人生活极其困难,死者多是青壮年人,留下许多未成年的子女,生活旡著，缺衣少食此情此景，让目击者，始而惊、继而怒、怒而恨、恨而悲！

人们注意的是艾滋孤儿失去了父母，在生活上无人照顾,这些孩子多数厌学, 一心想挣大钱,有少数些孩子误入歧途, 进入监狱。我見过最多是在寒冷冬季发生严重冻疮的这些孩子。

一.玉鳳（化名）今年12歲，長的又瘦又小，像一個8至9歲的孩子，三年前她父母因感染愛滋病先後去世，留下她和一個三歲的弟弟，她弟弟因母嬰傳播愛滋病，於去年夭亡，玉鳳獨自一人生活。

臘月天氣很冷，她一人住在滴水結冰的房子裏，也沒有煤火爐，床上鋪的是草，被子又薄又硬，食物靠親戚們贈送，因她爸爸媽媽死于愛滋病，大家都懷疑她也有愛滋病，所以沒有人敢接近她，她讀三年級，同學們也冷落她。

她的生活無人照管，天氣這麼冷，在她身上凍出多處瘡，面部﹑耳朵﹑雙手﹑雙腳﹑都凍爛了。每個凍傷處腫脹，結痂，流膿，痛的她走路，拿東西都很困難，她沒有錢買藥，用草木灰貼敷在瘡面上，凍瘡流膿，她就撒灰，瘡痂越來越厚，影響了她的正常活動。

據鄰居講，玉鳳幼年曾經有過一個幸福的家和疼她愛她的爸爸媽媽，90年代初期，她家有三姐妹，她爸爸媽媽為了生個兒子，又生了第四胎，是個男孩，县計劃生育委员会對她家加倍罰超生費，她爸爸被逼的沒有辦法，發現這是個生財的門路，兩個人一起去縣血站賣血，賣了很多次，才把超生費還完了。男孩子出麻疹夭折啦，夫婦倆人痛不欲生，半年之後她媽又懷了第五胎，為了生男孩，又怕再被罰超生費，把第二﹑第三個女兒送人了，慌稱丟失了。天隨人願，又生了一個男孩，真是歡天喜地，天有不測之風雲，她媽在產後一病不起，到處求醫，花完了家中的積蓄，她媽媽在病重時住医院才診斷出她害的是愛滋病，幾天後她媽媽死了，家中好像天塌啦，他爸爸六神無主，縣防疫站來人，要求一定火化，家中拿不出火化費，她爸爸也氣病了，半年後也確診為愛滋病，不久也隨妻子而去。小兒子一直在生病，發燒﹑抽瘋，也診斷出患了愛滋病，不久夭亡。她80多歲的奶奶，中年喪夫，晚年喪子孫，實在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她痛哭之後，上吊自殺了。這個家只剩下玉鳳一人了。

因玉鳳的父母和弟弟都死于愛滋病，玉鳳在村裏倍受歧視，她在冷落痛苦中生活，寒冬季節，她饑寒交迫,手凍傷是很自然的。

二．我今天在村头见到玉芳（化名），她长高了，人也瘦啦，面部两侧，耳廓和耳垂生满了冻疮，左耳垂下方已被冻烂掉，冻疮周围有不同程度的水肿，皮肤呈黑紫色，从结痂的边沿缝隙间流出稀薄的脓样液体。

玉芳精神萎靡不振，衣服穿的很单薄，我问她的生活情况，她回答的声音极其低沉，让随我来的年轻人也听不清楚。我三年前见过她，如今她完全变了。

2002年秋的一天，我去某村时到过她家，她爸爸仇某面带病容，坐在屋内椅子上看电视，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感冒多日了，吃药不见效……。我说：“你休息吧！”

仇家家境不错，较大的四合院，家具齐全，院子里养着一群鸡﹑一窝小狗﹑两头牛，可称当地农家的富裕户。

那时玉芳才六岁，她正在院子里跳绳，浓眉大眼，脸上白里透红；长得漂亮﹑活泼，和我一起进村的裴女士说：“这孩子真可爱！”

三年过去了，玉芳还不到10岁，她为啥沦落成这个样子，我很纳闷，我问街上坐的老大娘，玉芳家里的人呢？她为啥冻成这样子？

老大娘说：“两年前，玉芳的爸爸死了，没过三七（三个星期）她妈妈跟一个40多岁玩猴的男人跑了，谁也不知道她在哪，玉芳跟她80多岁的奶奶生活，去年她奶奶死了，现在她一人无依无靠。

我很为玉芳的遭遇难过，走进村里经多方了解，最后得知:仇某会木工活，家中不缺钱花，生活比较富裕，他成年之后，乡亲们给他介绍了不少善良的姑娘，他依外表取人，看上了能说会道长的漂亮的孔某，孔爱吃爱穿，不爱劳动，又特别会玩，又会结交男友。仇某费了很大劲，花了很多钱，1995年底才把小孔娶到家，婚后4个月生玉芳，仇家也谅解了，小孔并未收心，她又在街上找了个在街上摆摊卖杂货的人野男人，这个人送她一只手表，一个小收音机，仇某很难过怪自己没有钱，为满足不了妻子的要求，走上了卖血的道路，他卖血挣钱不多，夫妻二人仍是经常为钱吵架，甚至于打架，有时他俩打架，吓的玉芳哭着往院外跑。

2001年仇某病了，村民议论是他妻子气病的，一天邻居带他去县医院看病，诊断为艾滋病，不久仇某死了，埋人那天，玉芳奶奶哭成泪人，小孔站在那里倘若无事，大家都怀疑她也有艾滋病，十几天后她跑了，村民说：咱村少了个“ 脲猩”。

玉芳在县里检查过，她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我在村里找了不少人，请他们给玉芳找个生活出路，最后通过她奶奶的娘家人，让仇家无子女的外房亲戚领养了，玉芳去了安徽的新家。

上述两例仅是艾滋孤儿的一般性的遭遇。时下更令人伤感的是，许多婴幼儿因母婴传播或输血传播感染艾滋病，被家庭遗弃，下图是台湾关爱之家收养的30多名艾滋弃儿。

艾滋病疫情如火如荼，迫使我自费印刷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材料和书籍，同时大力开展救助工作，把食 品、衣物(募捐来的)、对症治疗的药物等，多次送往艾滋村。给病人钱或通过邮局寄钱，少则100元，多则500元人民币。2001年春节，我给八个艾滋病 病人每人寄去100元，半个月后四张汇款单退回，上面写着收款人己死。同时我也尽心尽力地救助失去父母亲的艾滋孤儿，给他们缴学费，让他们复学，帮助无依 无靠的孤儿找人家领养。自始至终我从没有向政府或其他慈善单位要过钱，也没有接收过其他方面的捐款，一切开支均来自我个人的积蓄、工资、稿费、奖金等，先 后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使人不解的是，每次送给病人或其家属衣物、食品、现金等等的时候，对方总是会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让人深感无奈!

政府在艾滋病疫区极力掩盖真相，不让任何人揭发。官员们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官位，因而凡是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挠，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中央电视台 十台记者武卿被诬陷为假记者，五花大绑并被关押了七个半小时。他们把志愿来救助病人者，说成是来捣乱的坏人，并且奖励那些报告陌生人来访的村民：抓住一个 来访的人，便奖给村民50元，特别是为了抓我，悬奖500元人民币。2003年4月13日，我和杜聪、高燕宁三人进入河南省拓城双庙村，刚进入艾滋病病人 家，就发现异常情况，不少人看来看去，低声耳语，我们快速离开，车子刚出村，驶入公路，30多名警察来抓我们，但未能得逞。

 “單獨二胎”政策 難掩人權迫害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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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權（WRIC）創辦人：張菁                                   2013-11-17

 

中共在2013年11月結束的三中全會公告中提出開放“單獨二胎”新政策，引起海內外媒體普遍關注。 “單獨二胎”是指結婚雙方中只要其中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就有資格生育兩個孩子。表面上看，中國實施了34年的一胎化國策出現鬆綁，有意願生育二胎的城鎮居民無疑將受益於這項新政策，但事實上，這個“微調”實質上並沒有惠及3大群體，即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約9億農村人口，以及分佈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他們完全沾不上新政策好處的邊。當局更沒有檢討34年來的一胎化國策給中國婦女兒童及家庭帶來的廣泛的人權災難，對廣大婦女尤其不公。

中國農村地廣人稀，相較城市，其教育落後、經濟貧困，政府投資極少甚至沒有投資，因此計生政策與城市歷來不同，即便是在執行計生最嚴厲的80年代，農村夫妻頭胎生了女兒的，還可以隔幾年（一般3至5年不等）後生第二個孩子，也由重男輕女傳統文化的作祟，基本上農村家庭就算第一個孩子是男孩，也會不惜付出遭關押、沒收財產、巨額罰款、強制流產等危險，去爭取生育2個以上的孩子任何機會，也正是這些“違法”生育後被迫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簡稱罰款），成為地方政府主要財源之一。 2013年，中國14名女律師聯署要求各省公開其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去向，據不完整的統計，2012年全國征收的社會撫養費高達約200億人民幣，顯然，佔中國人口大約70%的農村人口當然也是繳交的社會撫養費的主力軍。這些70、80年代後成長起來，包括那些父輩向政府繳交了巨額的罰款的農村孩子，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廉價的優質勞動力，他們匯入了農民工大潮，辛勞的工作在城鎮工廠及各種厭惡型行業，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人力支柱。

2011年8月5日夜，浙江省义乌市劳务市场附近，许多外来务工者露宿街头。

2011年8月5日夜，浙江省義烏市勞務市場附近，許多外來務工者露宿街頭。 （圖片來自瀋陽老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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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貴州農民工拿著一張強行收取“社會撫養費”的白條收據，對中國婦權義工述說超生被罰款的情形。 （中國婦權義工攝影）

但是地方政府並沒有善待這些農民工和他們的孩子，一個典型的案列反映了農民工家庭生存狀況。 2012年11月，貴州畢節地區來自於農民工家庭的5個從9歲到13歲的男孩子，父母外出打工，他們老遠從鄉下來到市鎮四處尋找食物和樂趣，晚上聚在一個街邊的大垃圾箱裡取暖，當月16日一大早5個孩子的屍體被發現，他們其中3個是不能登記戶口的超生“黑人”，這些農民工的孩子，根本享受不到任何社會福利和政府的關愛。中國婦權義工李元龍率先採訪並向媒體揭發此一慘案，卻遭到當地政府的種種打壓和威脅。

11月16日毕节5孩子

貴州畢節躲進垃圾箱取暖被悶死的5個孩子生前照片。 （中國婦權義工李元龍提供）

在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子拍到的xiao

貴州畢節鄉下飢餓的留守兒童。（中國婦權義工攝於2012年）

近幾年，各地方政府大肆增聘計生“特崗工作人員”，以專門對付各種情形的非法懷孕和生育，執行強制流產、結紮等任務，據中國婦權（WRIC）了解，2012年僅在貴州省畢節市就招聘了縣鄉級人口計生特崗人員4600多名，對特崗人員的獎勵與其他計生幹部一樣，以強徵“社會撫養費”的多少來決定獎金數量，特崗人員的薪水來源，至今成謎，中央或地方政府從未公佈過有關細節以及與計生相關的財務收支報告。

農民由於上述地理、文化、政策等因素，罕見獨生子女。照理，農民已經為“超生”的孩子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卻沒有分享到與城鎮居民相應的利益，中共的“單獨二胎”新政策完全沒有考慮到農民的實際需要, 其中“好處”完全沒有農村人口的份。“單獨二胎”惠及的是城市居民，因此開放三胎才對農村人口具有實際意義，開放生育三胎，免除巨額罰款不僅減輕農民的負擔和體現政府人道關懷，也是消除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重要良方。在城市，男女性別比例失調並不明顯，而在鄉下則數據驚人，據中國婦權調查，湖北省隨州市隨縣萬和鎮下屬的其中4個村， 2010年的女男出生比例的平均數據約為100：190。有學者警告，2050年中國將有1億男人娶不到老婆並非空穴來風。

可以說，當局新出台的“單獨二胎”政策對農民而言，實質上是一項不公平及歧視性的政策。

08-12-2012 During the visit with friends to the Phoenix County of Tujia Minor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Hunan Province, by pure chance I walked into a bachelor’s village named Xia Qian Tan 湖南光棍村吴家兄弟

    湖南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鳳凰縣下千潭光棍村的吳家兄弟。 （中國婦權義工攝於2012年8月）

新政策也沒有考慮到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利益。過往的計生政策對少數民族與漢人不一樣，一般都准許生育2個孩子。除了幅員遼闊、人煙稀少等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醫療、資助嚴重不足，導致少數民族地區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以藏人來說，中央政府網站引用新華社2010年３月２７日一篇文章說，今天的西藏“新生兒死亡率降至21.15‰”（請注意，這僅僅是官方公佈的下降後的數據）。據中國衛生部公佈的統計，中國近年新生兒死亡率為13.2‰，而台灣則為9‰，香港最低，僅1.8‰，可見對居住在無論是市鎮還是高山的藏人來說，限制生育2個孩子遠遠彌補不了新生兒死亡率奇高的遺憾。 50年來政府對藏人婦女兒童身心健康和環境保護方面做了些什麼？為何藏人新生兒死亡率依然遠比漢人地區的高出很多？事實上，這不僅僅只是藏人的問題，不少其他民族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一些人口原本就稀少、分散的民族，缺醫少藥，貧窮落後，面臨著種族同化甚至種族消亡的威險。從中共三中全會的計生“微調”來看，新政策沒有涵蓋少數民族地區，沒有讓少數民族享受與漢族同等的“優惠”，與農民一樣，少數民族也沾不上“單獨二胎”新政策好處的邊。

藏童

        這名來自中國境內的藏人孤兒被送到印度達蘭莎拉兒童村生活和受教育，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各地善心人士幫助下，正全力保護他們的“根”。 （中國婦權張菁攝於2010年）

中共高層心知肚明，強制性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並不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但目前少數民族仍然是被限制在只能生二胎範圍內。中國當局應徹底改變少數民族計生政策，全面開放少數民族生育管制，同時全面加強醫療保健和補助計劃，讓少數民族享有與漢人同等的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確保少數民族新生兒死亡率下降到正常範圍內，即使不能與台灣、香港等地區的華人相比，至少也應與漢人新生兒死亡率大致相同。保護少數民族人種文化和傳統、扶持和平衡發展經濟，嚴禁掠奪性開發少數民族地區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

中國的計生國策在數十年執行過程中，首當其衝受害者是廣大的中國婦女。學者根據中國衛生部2010年統計年鑑數據總和指出，1971年至2009年間有3.5億婦女做過人工流產手術。 1971年中國計劃生育定位為國策並開始試點，1975年計生政策寫入《憲法》，1979年一胎化政策出台，2010年前後，計生相關資訊竟列為國家絕密文件，重要真實數據全被封存。事實表明，3.5億婦女多為計生國策所迫，不得不進行人工、藥物流產，而手術感染、誤醫或留下終身後遺症，甚至死亡的婦女不計其數。通過暴力抓進“人口學校”拘禁、折磨的、孩子被搶走“超生抵罰款”的，至今從未停止。從2012年引發全世界高度關注的馮建梅遭強制流產案，到中國婦權採訪報導的曹如意懷胎逃亡案，從5個月孕婦聶麗娜在公眾地方被拖行，到農民工產婦張榮花、馬繼紅等母嬰雙雙死於手術台上，在在說明中共對非人道的計生政策沒反省沒改變，強制流產、結紮，強徵社會撫養費的惡法依然威脅著婦女們的身心健康。

50年前，政府說新中國需要人，“人多力量大”，婦女們被鼓勵拼命生孩子，每家一大群，平均大約5個孩子，窮孩子滿地撿垃圾充飢；30年前，政府說一家只能生一胎，婦女們像牲口一樣，被強行拖、拉、抬往各種手術室，進行強制流產、強制結紮，受盡凌辱，中國婦女完全失去了把握自己身體的權利，自己的子宮卻必須由黨來做主！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強盜邏輯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得以實施。據民間學者近年保守估計，死於計生手術台上的婦女超過10萬人，被強製手術後受刺激患精神病的婦女也不下十萬，手術並發症患者至少上百萬，中國婦女的身體成為獨裁領袖們功過對錯的試驗場，中國婦女用血和淚譜寫了一曲曲慘烈、悲壯的計生長恨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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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省利津縣的馬繼紅懷孕7個多月，從棉花地裡被計生人員拖走，當天母嬰雙雙死在醫院手術室台上，圖為馬繼紅和丈夫合照。 （中國婦權義工姚誠攝於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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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省滕州市農民工張榮花因沒有準生證，於2012年10月3日母嬰雙雙死於市婦幼保健院待產房手術台。圖：丈夫傷心的看著妻子張榮花的遺物（中國婦權義工蘇昌蘭攝影）

中共當局的“微調”新政，沒有還予婦女身體自主權，沒對受迫害婦女有個說法，更未提及任何相應補救及防範措施，對中國婦女極為不人道的政策依然存在，當局對中國婦女犯下的嚴重罪行，不是“微調”新政小恩小惠能夠遮掩的。不少學者指出，“單獨二胎”政策遠遠不能解決人口老化等社會問題，我要加上一句，任何沒有普世價值人權觀的社會政策，都經不起歷史檢驗，最終遺禍社會和人群。徹底廢除非人道的強制計生政策，嚴禁強制流產、結紮及高額罰款，還原婦女身體自主，全面開放生育權利，才能體現一個真正的文明大國基本的人道關懷。減少國防網軍開支，集中實力平衡發展各地區經濟，擴大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幅度，加強貧瘠農村的建設發展，讓農民有尊嚴的與城市居民同享平等福利，安心從城市回流到廣闊的農村地區工作，以分散城市的人口密集度，才是正本清源治理社會之道。

改革何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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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谢燕益 律师 

纵观中国所谓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史，事实上，只有开放而并无改革。改革甚至一天都未曾真实发生过！由于权力延续的需要和我们所处时代的开放性决定了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历史趋势。三十多年来的所谓改革，只是十三亿人中那一小部分开始走出猪圈逃离牢笼，这一路走的异常艰难牢笼却在不断翻建。

改革从来只是一场贪婪的盛宴，它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权贵们为所欲为。改革的长期渲染，政府已经不是一种公共需要、一种必要之恶，它已成为全能的上帝，不仅决定人们的物质与生活还要主导人们的思想信仰，这就是改革的重大作用。与此同时，改革往往只是权力延续的由头，改革称谓的产生和不断放大不过是回避真问题不断为权力合法性背书的现实需要。权力从来都只按其既定逻辑演绎，改革何曾发生？ 改革的名义绝不是权力的谮越、利益的掩盖，更不会导致偷窃行为持续发生乃至大行其道！改革只是政治剧场性行为的脚本，与会者乐此不疲大家从来都心知肚明改革是什么货色，只是佯作不知不得不郑重其事，猪圈里也跟着手舞足蹈！

谁说改革为既得利益、权贵集团提供了选择性，谁说改革为维系非法利益提供了广阔空间保障方式，让巧取豪夺变得冠冕堂皇任意而为；改革能够把一切最基本的人性诉求变为奢望，改革又能把一切最荒诞的谎话变成真理。改革叫得越响的时候，改革也只存在于改革的称谓之上。改革让违法变成合法，让权力变得愈加油滑，让利益更加机巧，让不义得以盛行，让邪恶习以为常，让奴役不再羞耻，让劫掠不再仓皇，改革还让奴隶养成良好习惯，改革让一切是非、善恶变得模糊。改革可以对弱势群体、人道灾难视而不见，可以无视一切法律道德伦理底线，一切分赃、阴谋、罪恶隐藏其中，一切谎言、逆行假改革之名，让一切正常的诉求都以改革之名加以盘剥，一切常识变得困难。改革让一切正常变成不正常，让一切不正常变成正常。改革可以让兜售和欺骗变得低廉，可以让良知与公义变得昂贵！

 

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八股反对八股，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以集权反集权的困境，改革永远没有终结！改革还能扮演多少角色出演何种剧目？改革不是手段却成了目的，改革扮演角色透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迅即崩塌！口号被口号打倒，谎言被谎言所伏！改革无法撕下虚伪的面具，它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