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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律师二十年:直道而行,法治火种摇曳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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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江雪 

编辑|安墨

平台编辑|覃山                                    2025-10-01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¹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他们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尤其最近十余年,以2015年“709大抓捕”为标志,人权律师及其赖以存身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全面打压。本文记录了这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以及人权律师作为精神共同体在高压下的勇气、信念、苦难与坚守。

 

2015年5月13日,东北早春乍暖还寒。黑龙江省公安厅门前,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律师一一道别,相约不久后重访庆安。

 

11天前,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农民徐纯合在与警察李乐斌争执中,被后者持枪近距离击中心脏,死在81岁老母亲权玉顺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面前。警察是否涉嫌滥杀无辜?真相未明,时任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已于次日代表政府去慰问警方。这一消息经网络曝光后刺痛无数网民。一时间,地处黑龙江绥化市的小城庆安,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焦点。

此后一直到六月,谢燕益等人权律师以及热心“围观”公共事务的公民,一波波地从中国各地赶到庆安,自费调查真相。紧张工作之余,几位律师赶去福利院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稚童何其无辜,他们没能忍住眼泪。

“我那时和大家相约再去,是因为实在放不下这三个孤儿一样的孩子(父亲已死,母亲在精神病院)。”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一幕,谢燕益难掩怅然。

2015年5月11日上午,谢燕益、谢阳、刘书庆和李仲伟四位律师(右图左起)前往黑龙江庆安县公安局等部门调查取证。(图片来源:网络)

世事难料,原本寻常的江湖一别,却成绝响。5月17日,庆安事件中“悬赏十万”征集到目击视频、为真相撕开了一道口子的吴淦(网名“屠夫”)“事了拂衣去”,前往江西声援“乐平特大死刑案”²中在法院外静坐抗议、“死磕”程序的律师,但第二天就在江西省高院门前被抓。那时,没人预感到一张针对律师和“围观公民”的大网已经撒下——据李方平律师事后记述,6月初,他和王宇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屠夫”,后者身穿印有“V字仇杀队”(象征抗争)的T恤,虽然戴着手铐,但一直“笑嘻嘻地”,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事。

2015年7月9日始,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逾300名律师与公民实施直接抓捕、入户传唤讯问或“喝茶”警告。行动持续数月,是为“709大抓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女律师王宇成为7月9日当天第一个被抓的律师,该所主任周世锋、助理刘四新等多名律师以及工作人员随后被抓。

2014年3月20日,王宇在香港接受采访,彼时她正在代理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在狱中身亡一案。(图片来源:PHILIPPE LOPEZ/AFP via Getty Images)

 

谢燕益、谢阳等曾前往庆安或在后方积极支援、发声的数十位律师与公民,几乎无一幸免。

此后十年,随着当局持续高压打击,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重创,律师们也无缘重返庆安。

2016年,曾委托人权律师为儿子之死“讨个公道”、起诉公安及当地政府的权玉顺,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不幸去世。谢燕益、谢阳等律师彼时都在狱中,毫不知情。在被囚禁的553天里,谢燕益不仅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2025年5月2日,是徐纯合的十周年忌日。因人权辩护被吊销兼职律师证、进而失去讲台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的刘书庆,在山东家里写下《庆安案件真相还原与律师代理行为记录》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谁还记得那个卑微的受害者徐纯合?”他说,每年这一天他都心头不安。这篇文章算是一份微薄的祭奠,是对徐纯合,亦是对那个律师与公民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合力维权的时代。

于今回望,从1990年代末期到2015年前后,既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井喷、维权运动兴起的时代,也是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人权律师经由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路法治与自由、终遭打压的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破茧而出、羽翼未丰就面临夭亡的这段历程,迄今已逾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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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

2025年7月9日晚上8时,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的“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主办方宣布卢思位、李国蓓两位律师获得本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

该奖于2017年7月9日在海外设立,旨在声援、支持坚守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近年来的获奖者,如高智晟、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多身陷囹圄。卢思位曾和梁小军、任全牛、蔺其磊等律师代理“十二港人偷越国境”³及其他人权案件,后遭长期边控。2023年9月,计划从老挝前往泰国、最终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被老挝警方遣送回中国。取保候审近一年后,他又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11个月,今年8月5日才出狱。

暂居美国加州的张春晓,第一时间将丈夫卢思位获奖的消息告诉16岁的女儿。从2022年1月2日离开中国至今,她们母女就与卢思位天各一方。2023年8月,在卢思位被老挝警方抓捕、即将遣送回中国的紧急关头,此前从未介入公共领域的张春晓,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阻止遣送卢思位。最无助的一天,她在被飓风袭击过的南加州某公园里,在“雨横风狂”中撑伞向苍天呼号,祈求拯救丈夫。那一刻的悲伤与恐惧,迄今仍然真切。

2022年1月出国前,张春晓与丈夫卢思位的合影。(图片来源:张春晓)

 

另一位获奖者李国蓓,一如颁奖词所说,此前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事实上,从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案⁴开始,李国蓓就一直关注着人权案件。近年来,在北京执业的她,代理端点星案、李翘楚案、谢阳案等,每每不顾艰险,挺身而出。

2025年7月30日,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长沙开庭。“709”案中,谢阳被囚两年多且被施酷刑。2022年1月,他去湖南声援“被精神病”的女教师李田田⁵,再度被抓。此番开庭前,他已被延期羁押十多次。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人,于法庭内外重重刁难之下向公众披露信息,为谢阳据理力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个体在面对洪流时的局限性。可是,过往四年中,李律师让我感觉到,确乎有一些人,在一粒灰如彗星般高速撞击生命的当口,以近乎奇迹般的坚守,让我头顶的一小块天地免于破碎。”7月11日,政治犯许志永之未婚妻李翘楚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20年许志永再次被抓后,她也于次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被判刑三年八个月,2024年8月才出狱。

李翘楚说,李国蓓律师是她心中的女神,“女神”坚定智慧的身影常出现在各类“敏感”案件的代理现场。这些案件,包括陈品霖⁶“寻衅滋事”案。陈因拍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2022年上海“白纸抗议”而被判刑,李国蓓正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2025年7月9日这一天,世界各地多个人权组织,就十年前的“709案”纪念和发声。但在中国,因为互联网上的严厉封锁,除了身为亲历者的律师与围观公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

这一天,在北京昌平区一处小区,49岁的王全璋律师照例被严密监控。他家楼道内外遍布盯梢者。据他统计,每天轮流换班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他说,2015年至今这十年,前五年他因为“709”被抓,在囚禁中度过;后五年,从2020年4月刑满释放至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在北京,他和妻子李文足曾在两个月内被13次逼迁,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一次次失学。他们辗转各地求学,但即使在广东觅得学校,孩子也因当局干涉而难逃失学厄运。

也是在这一天,41岁的常玮平律师出狱满一年。他在疫情严控的日子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三年半,妻儿飘零海外。如今当律师已无可能,他必须思量如何另寻生计。

在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尽量让自己忙碌,但女儿唐正琪的音容笑貌仍会在不经意间跳上心头。2024年2月,唐正琪在日本重病去世(参见WOMEN过往报道:《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女儿生前,他竭力争取出境去看女儿,未被当局允许,自己也“被失踪”一年多,终究未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因推动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代理法轮功人权案件等,他早在2010年就被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为生计考虑,他和朋友创办公司,但在工商登记时就被卡住。他愤怒地据理力争,说要为自己争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而半年前才出狱的许艳,和儿子踏上了从北京去江苏镇江的旅途。7月28日是探视日,她要去镇江监狱探视丈夫余文生。2023年4月,她和余文生在北京一起被抓,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一人在家,使其遭受了巨大心灵创伤。

2022年7月14日,许艳和丈夫余文生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2023年4月,余文生和许艳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被警方拘留,次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图片来源:许艳X账号)

 

在天津,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接到“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警察)的警告电话,因为儿子包卓轩7月9日在海外参加了一个纪念“709案”的活动。2015年7月9日晚上,15岁的包卓轩因要出国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搭乘飞机时和父亲包龙军一起被警察扑倒在地。噩梦般的日子从此开启,直到2018年包卓轩才终于出国读书。王宇夫妇因为一直被边控,至今已七年没有见到儿子。

家住福建的吴淦,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满八年牢狱后,已于两年前的2023年5月18日出狱。在湖南,另一位当年积极参与“围观”的公民欧彪峰,在2024年9月出狱。“709大抓捕”时他虽未被抓,但2022年被判刑3年半——据他披露,“罪状”之一就是他曾积极声援并撰文纪念“709”。2024年8月,江苏淮安公民王默重获自由。2010年后他积极参与“围观”多起重大案件,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出狱后又因言论多次被拘或判刑。而广西维权公民李燕军,今年6月4日已因病凄然去世。他生前参与抗争维权,活跃在各种公民围观现场,也因此饱受打压与摧残。

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曾积极参与各种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夏俊峰案、钱云会案、庆安事件、江西乐平冤案律师阅卷抗争等。除利用网络替弱势群体呼吁外,吴淦还以街头艺术的形式表达不满。(图片来源:网络)

 

据了解,2015年7月9日及其前后,除了律师,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曾与人权律师一起参与维权运动、合力“围观”热点事件的公民,或被抓捕判刑或遭其他方式打压,一些人处境悲惨。例如庆安事件后的“潍坊大抓捕”,以及2016年9月的“苏州大抓捕”,都有“围观”公民大范围被抓。但他们没有太多知名度,很少得到媒体关注,加上高压下不敢出面讲述,其遭遇及人数,至今外界尚不完全知晓。

“‘709大抓捕’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全面扫荡,并不只是针对律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这样回顾。

十年沧桑,当年活跃的人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已被迫去国离乡,如陈泰和、陈建刚、伍雷(本名李金星)、方县桂、游飞翥等。

昔日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多已沉寂。2024年11月8日,夏霖律师出狱。2014年他因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被抓而积极营救,自己也于当年11月被抓,2016年以零口供判刑10年。他一天未少坐满十年,出狱时,2014年以来的世事变化,于他已恍如隔世。

更早一些,是2017年再次失踪的高智晟律师。作为中国人权律师的先行者,他失踪八年至今音信皆无。妻子耿和带着儿女流亡美国,为丈夫奔走呼告,但一直没有结果,悲伤和失望伴随着她。而本世纪初便投身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于2023年4月和丁家喜律师一起被重判,分别获刑14年和12年。

这是困顿的岁月,但并不只是人权律师的困境。中国公民社会自2013年以来就遭受全面打压,覆盖媒体、NGO、宗教、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域——他们都位列官方2012年就放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文章)要整治的“新黑五类”,其中“维权律师”为“新黑五类”之首。2014年,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就被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由头抓走,次年被“算总账”判刑。

2013年1月,浦志强成为《南方人物周刊》(总第331期)封面人物。(图片来源:网络)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全面剿杀,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已经开始。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⁷发生不久,针对公民社会、俗称“七不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便在网上流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这些曾在中国舆论场上司空见惯的话语开始被禁用。俗称“十六条”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接踵而至,进一步凸显了官方严格管控言论和思想的意图。

啸聚江湖的日子早已过去。今天的每个人,都只有当年自己的几分之一。”常玮平说。不久前,他曾偶遇王成律师。王成曾在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维权中被打断三根肋骨,如今他理念未变,但选择退隐江湖,陪伴家人过一份平静生活。祝福之余,常玮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2015年开始,一切仿佛按了暂停键。”不久前,旅居日本的伍雷在接受“季风书园”播客访问时如是说。自2023年3月离开中国后,他始终没有闲下,如今开办“东京人文论坛”,聚集离散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今年7月,他连线了几位律师同道,一起回顾“709案”。

2024年,移居日本的人权律师伍雷创办“东京人文论坛”公共空间。图为伍雷在日本。(图片来源:伍雷授权使用)

 

绝望中有人“躺平”,也有人依然在一线坚持。“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2025年7月9日这天,张磊律师在“X”平台——曾经的推特上写下这句话。多年来,他沉静坚守,给自己起名“青石律师”以为期许。在“后709”的这十年,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和同道们艰难前行,依然在法庭内外守望着微弱的法治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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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 :公民社会舞台上“生逢其时的律师”

1997年,郑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从河南信阳农村走出的李和平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三年后,27岁的李和平从郑州到北京执业,也收获了爱情——他在北京重逢大学同学王峭岭,后来恋爱、结婚。

他的律师之路看起来正逢其时——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同年10月,司法部发布《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人们常说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从那一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兴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彻底否定了民国法统,摧毁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制度。当时中国虽然声称要建立全新的“人民律师制度”,但因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司法系统形同虚设,其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律师。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重建律师制度,相关法规陆续出台。但直至1990年代早期,律师仍是国家行政干部。在李和平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即1996年,私人律师事务所开始遍地开花,尤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甚。

1995年,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正式向社会开放服务,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开始走向大众。互联网的兴起为公民社会的酝酿与成长提供了工具与土壤。

李和平律师早年照片(图片来源:李和平X账号)

 

像同时期很多律师一样,李和平原可聚焦商业案件,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却偏偏进入了人权案件领域。2001年,北京发生“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⁸,李和平成为“四君子”之一杨子立的代理律师。杨子立当时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不久,和徐伟等几名关心社会的年轻人一起创立新青年学会,结果因“内奸”举报,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起诉,杨子立最终获刑八年。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打死。此事经《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震惊全国。事件发生时,许志永、滕彪⁹、俞江三名北大法学博士一起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启动违宪审查,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五名学者同时发出公开信呼应,无数法律人深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这一年,也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公民维权元年”。此前一年,经由媒体广泛报道,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在全国引发公权力与私权边界的广泛讨论。

也是在2003年,湖南小学教师黄静案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关注。黄静疑因约会强奸致死,但五次司法鉴定结果次次不同。黄静之母为找出女儿死亡真相,执着维权;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和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纪录片《天堂花园》,全面记录此事。黄静案被认为是第一次将性别暴力深入呈现在公众面前,对反对性别暴力、女性权利保护以及促进司法鉴定程序改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国人来说,网络普及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大启蒙就这样不期而至。2003年及其后,“维权”成为热词,访民、律师、记者、公共知识分子,与市场化媒体的调查报道和评论版面、网络论坛和博客,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喧嚣的舆论场。公民言说成为日常,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都相信自己可以为期待中的变革做点什么。

2006年,经北京独立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牵线,王振宇等人成立了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下称“义派所”),依托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要办理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就任义派所第一任主任。“义派”二字从英文“impact”音译而来,意为“影响”,表明他们希望通过个案影响制度的理想。

夏霖律师(图片来源:网络)

夏霖199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六四”开枪后誓言“此生不做鹰犬爪牙”(参见2016年端传媒报道《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2001年,他从贵州到北京,与郭玉闪相识,成为挚友。此后他在北京执业,代理邓玉娇案、崔英杰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案等多起重大案件。对外以“技术派”自居、公开场合不以“人权律师”身份出现的他,在郭玉闪系狱后积极替其维权,最终于2014年被抓。

与同龄律师相比,李和平很早在北京执业,渐渐碰触到中国司法禁区——法轮功案件。他在理念上受高智晟律师影响,不满足于注重法律条款和辩护技巧的“技术”辩护,而是竭力从宪法与信仰自由的角度,为法轮功案件的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江天勇则是李和平的高中同学,1995年从长沙水力电力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郑州担任中学语文教师。20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证书,三年后也到北京成为执业律师。两个昔日的同窗,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人权律师,也都因“信仰法律”而沦为阶下囚。李和平在“709大抓捕”中被抓,江天勇则在“709案”后积极营救同道,2016年11月去长沙看守所试图探望谢阳律师后失踪,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

2005年,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案¹⁰惊动世人,李和平、江天勇都曾积极参与。他们也都参与了高智晟案¹¹、陕北油田案¹²、广州太石村案¹³、胡佳案¹⁴等,也代理了许多法轮功案件。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了律师执业证。

江天勇的推特签名至今还是:“生逢其时的律师;啥案子都想做的律师;让一小撮恨之入骨的律师;争取让民众认可的律师;失去执照也要干的律师。”地址一栏则写着:“外地的!河南的!我就要在北京干!”

他的签名,一如他的风格形象,让人联想到2005年前后几乎是“野蛮生长”的中国公民社会。

江天勇律师(图片来源:Simon S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彼时的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刚被写入宪法,“司法改革”一词经常出现在官方话语里,律师与访民、热心公民联手的“维权运动”也才肇始。在一个没有独立司法的国家,律师基于工作特点,往往能切入最阴暗的社会一角。像李和平、江天勇、李方平这样出生于1970年代的年轻律师,怀抱法治理想,又有很强行动力,在当时开放而丰富的大都市北京里如鱼得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这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一篇文章的题目,也传递了一种当时的社会氛围。2005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中国维权律师”

2005年,在多位人权律师以及公民社会践行者的记忆中,也是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唐吉田向吉林延边州检察院递交了辞职申请,获批后从检察官转型成为律师。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因这一选择,逐渐走到一条不归路——崎岖漫长的人权律师路,到后来,酷刑、监控如影随形,自己身心被摧残,家人也受牵连。

也是在这一年,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不满村官卖地,发起罢免,和官方对峙维权。身在广东的郭飞雄,与唐荆陵、郭艳律师进入乡村,积极帮助村民。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则冒着被打的风险持续拍摄,留下珍贵的纪录片《太石村》

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拍摄记录了唐荆陵律师为太石村被拘留村民奔走的经过。(图片来源:《太石村》视频截图)

 

据滕彪后来回忆,当时的“太石村法律顾问团”,除了前述几位,还有高智晟、李和平、许志永、张祖桦、王怡、浦志强等人,阵容可谓强大。2005年9月12日,太石村被上千警力包围,几十名村民与郭飞雄等维权人士被抓走。2006年,唐荆陵律师被吊销律师证,之后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六四静思节”等,直至2014年5月失去自由,后获刑5年。

21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进的时期,强拆遍地,各种矛盾涌现。彼时群体性事件频发,调查记者疲于奔命,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有底层关怀、对法治怀抱信仰的维权律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走上时代舞台。他们关注公民维权、“死磕”法律程序、踏足政治和信仰案件的禁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人权律师共同体的雏形,并吸引更多后来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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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建设者: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

当一些人权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希望拓展“禁区”边界的时候,中国公民社会的另一部分也在发育——NGO、媒体与律师常常携手行动,在不那么“敏感”的区域培育公民参与的土壤。

2006年,刘书庆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也是在那前后,他在网络上结识了NGO从业者陆军。他回忆,那还是BBS时代,微博、微信都未诞生。在一个以反乙肝歧视为宗旨、名为“肝胆相照”的网络论坛上,他认识了当时的版主、网名“金戈铁马”的陆军。刘书庆说,至今他还称呼陆军为“铁马兄”,因为这个名字承载了他们共同走过的一段记忆。

出生于1970年的陆军,从“肝胆相照”论坛出发,于2006年12月成立北京益仁平中心。该中心很快成为中国反歧视领域的重镇,陆军也成为反歧视倡导的民间领头人物。当时的益仁平中心与“维权律师”密切合作,倡导、推进了大量公益诉讼。

反歧视民间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创办人陆军(图片来源:Fiona Tam/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刘书庆是乙肝携带者。他记得,1999年自己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国乙肝歧视最严重的时候,社会上几乎是“谈虎色变”。“当时那种(人们)对乙肝歧视的严峻程度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对人心灵的摧残。”他硕士毕业找工作时就遭遇乙肝歧视,最后侥幸找到工作。至今,他还记得那时担惊受怕、焦虑和屈辱的感觉。

2003年4月3日,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在嘉兴公务员招考体检程序中,检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遭遇淘汰。他一怒之下刺杀两名当地人事干部,导致一死一重伤。同年9月4日,周一超被一审判处死刑。

“肝胆相照网”权益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当年4月成立,随后吸引了大批乙肝携带者交流、探讨。陆军称它为中国第一个反乙肝歧视的民间NGO。刘书庆记得,在肝胆相照网,大家互称战友。“战友”的含义,是指除战胜病魔外,还要战胜歧视。

2005年,刘书庆开始撰写反乙肝歧视的文章,最初用笔名“胆小鼠”,有了基督教信仰后开始以“诺亚”为笔名。他记得写过一篇题为《乙肝反歧视,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的文章。“凌波微步嘛,就是飘忽不定的,得躲着,后来才直道而行。我那时开始有意识地从宪政角度写文章。”他回忆说。他还记得陆军极为欣赏一篇论述“乙肝反歧视之于宪政”的文章,拿它做了这一年的论坛新年祝词。他们也因为这篇文章而相识相交。

益仁平协助的不仅是乙肝携带者,还有艾滋病毒感染者、残障人士、女性、同性恋人士、抑郁症患者等,也协助“被精神病”人士进行反歧视维权。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积极参与立法工作,基于民间立场提出大量立法建议。

2007年前后,刘书庆终于和陆军在线下见面,那时他已有了律师执照,并很快协助江天勇代理一个乙肝歧视案。当事人是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女孩,应聘山东大众日报社记者,遭遇乙肝歧视,未被录取。那一次,他目睹了江天勇的代理风格,感觉“挺提气的,律师就应该是这样”。

从反歧视案件开始,到成长为人权律师,刘书庆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个律师共同体的感召和影响。2013年,“山东人权律师联谊会”在济南举办。在这个由刘卫国、付永刚等律师操持的联谊会上,省内外一众人权律师汇集一堂。刘书庆深受感染,此后积极介入人权案件。他渐渐意识到,在中国做律师还有一种职责,那就是不仅代理案件,也要宣扬一种理念,尤其是良心犯的案件。他们的牺牲,理应获得道义和社会影响力的回报和支持。要让人知道,他或她不是孤立的一个。”这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生命方向——从此直道而行。

2015年5月庆安事件中,刘书庆律师在和庆安的铁路公安交涉。(图片来源:BBC)

 

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社会累积的力量,延续至2010年前后形成了“井喷期”。期间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推进的“新公民运动”¹⁵,以及刘晓波与“零八宪章”¹⁶事件,都是重要的节点。

那时中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如今在纽约从事中国人权工作的陆妙卿律师而言依然历历在目。她说,2015年“709大抓捕”前,虽然“七不讲”“十六条”等政策已表明习近平执政后原有的宽松氛围即将不再,但民间社会的一些动能还在延续。也正是在这一年,她代理了中国因强制结扎发起诉讼的第一案——江西夏润英案。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夏润英的情景。30多岁的夏润英看起来愁苦苍老。生了两个女儿的她因身体不好,不能“响应政府号召”去结扎,结果2012年某一天凌晨,当地政府组织20多个男人冲入她家,把她拉去乡卫生院,逼她丈夫签字后对她做了强制结扎。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心。术后很久,她依然有腹腔积液,走路都困难,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时曾经十分酷烈野蛮,但由于它是“国策”,没有“商量余地”,像夏润英这样的案子此前几乎从未进入法律程序。陆妙卿投入很多精力去研究,她也因此成了少数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律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一些女律师也有被强制上环的经历。”

陆妙卿回忆,仅仅为了给夏润英立上案,她就跑了江西五家法院。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江西省高院的人,看到夏润英的诉状就说,“计划生育的案子,我们都是不立案的。”

在陆妙卿坚持下,法院最终立案,但裁定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理由是“计划生育属于国策”。夏润英虽未讨回公道,但该案经媒体广泛报道,罕见地让计划生育问题得到了一次被公开检视和讨论的机会。

陆妙卿律师(图片来源:陆妙卿/RFA)

 

作为女性,陆妙卿持续关切生育权相关议题。她记得吴有水律师曾提出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的申请,几个省都未回复,她就联合了14名女律师签名,给国家卫计委寄信,要求公开相关信息。

陆妙卿回忆,2015年前的中国,律师与NGO在社会议题上的联动上十分密切。早在1996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律师,就与北大老师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下称“妇女中心”),积极为女性维权。2000年前后,市场化媒体兴起,经由媒体的“议程设置”放大影响,这种联动开始变得频繁。

郭建梅所在的“妇女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根据公开报道,至2009年,该中心已为近10万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办理近千个案。事实上,在那段时期,律师与NGO纷纷介入与公民权益有关的议题。“爱知行”“益仁平”,以及2003年许志永、张星水等人成立的“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都是其中佼佼者,这些机构也都遍布公益律师的身影。

2009年5月,湖北恩施的“邓玉娇刺官案”¹⁷,夏霖、“屠夫”等人到现场高调支援。但少有人知的是,“妇女中心”也曾积极介入,并派出律师到当地。该中心还与益仁平共同发起和举办“妇女人权与尊严维护暨邓玉娇事件法律研讨会”,从法律角度牵头关注邓案,并加入邓案“女界声援团”。

陆妙卿出生于1980年代,于2010年开始投入维权律师圈。她记得,当时的女律师十分活跃,她和王宇、黄溢智等人在2013年发起“女律师公益协作网络”,培养律师的性别平等和反歧视意识,人权律师王宇、迟夙生都曾积极参加。她记得在西安的一次培训就来了40多名律师,前后有两百名左右律师经过这一网络参与培训。

陆妙卿也是在那时认识了陆军、刘巍、黄雪涛、程渊、雷闯¹⁸等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她对雷闯印象深刻——见面时手里拿块砖,拍照时也拿块砖,意为“拍砖”。

陆妙卿印象中当时有很多培训。例如全国律师协会的公益律师培训已经举办了好几年,她是2012年第六期学员,学习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等知识。在北京,她记得有一次唐吉田律师约大家去吃饭,就“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的辩护策略,以及纠结于该策略会不会模糊掉核心等问题,大家当场展开了激烈争论。她当时算是新人,内心充满新鲜感,只记得大家当时的“干劲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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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律师突破禁区:为法轮功辩护

2025年4月20日,是高智晟律师的61岁生日。2017年8月,他于陕北老家的窑洞里被强迫失踪,至今8年杳无音信。在揪心的痛中,妻子耿和写下一封无法寄出的信,“不管你在哪里,都照顾好自己,见与不见,我们都爱你!”

在中国人权律师中,高智晟是先行者。如耿和所说,他从1996年开始做律师,真正执业时间不足十年,而被监控和失踪的日子累计已近20年。

滕彪曾于2019年撰文回忆高智晟。他记得,2004年12月底,他在互联网上读到一封关于法轮功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印象极深。“当时对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已有五年之久,但国人对此问题噤若寒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律师为此公开呼吁,必定冒着极大风险,需要非凡的勇气。”他也因此记住了高智晟。

1999年,中国官方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开始全面打击,相关案件高频率爆发。而出生于陕北佳县贫困农民家庭的高智晟,原就颇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部队退伍后于1995年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0年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执业。他因为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而声名鹊起,之后很快接触到大量法轮功案件。

2005年10月至12月,高智晟接连三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公开信,揭露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酷刑,要求当局调查“这场巨大的人权灾难”。

高智晟挑战的是中国人权领域的一个残酷禁区,打压则以最快的速度到来——2006年,高智晟担任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被关闭,他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期执行五年。缓刑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被监控与失踪状态。2011年底,他被投入新疆沙雅监狱,单独囚禁三年;2014年8月,出狱后的高智晟被软禁在陕北的小山村,最终于2017年8月13日彻底与外界失联。

2025年8月14日,高智晟失踪八周年,耿和与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合作,完成了《高智晟的故事》雕塑第一部分的泥塑创作。(图片来源: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

 

2009年,为法轮功辩护的另一位律师王永航,被判刑7年。他自述是受高智晟影响才开始关心法轮功案件。写信给最高司法当局后,他很快就招来牢狱之灾。

“中国当时其他领域相对开放,至少能有信息出来,但像法轮功群体,政府一直保持非常高压的态势,社会上的污名化、株连、强迫失踪、酷刑都很普遍。这也是最残酷的领域,没有任何监管,媒体也不可能有报道。它不是按照法律问题处理,而是按照政治问题处理的。”唐吉田曾回忆。

2007年辗转到北京执业后,唐吉田很快投身维权领域,代理法轮功以及其他维权案件,同时积极推动北京律协直选。打压很快升级,2010年,他和刘巍律师一起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当局的借口是他们在四川泸州的一起法轮功案件中罢庭“扰乱法庭秩序”。

“可以说,法轮功群体在受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很多(人权)律师。如果你真正用心去做这些案子,里面太多问题,一定会促使你从人权的角度思考和追问下去。”唐吉田说。

他也谈及,其实在高智晟之前也有零星律师参与此类案件,但多数都是做技术和法理的辩护。从高智晟开始,后来的李和平、江天勇、王宇、谢燕益、王全璋等律师,都从信仰自由、宪法权利的角度来辩护。

“在中国大陆,如果一个律师没有真正为法轮功学员做过辩护,不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糟;如果没有和访民打交道,不知道这个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唐吉田早年在自己的推特上如是写道。

2007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二审,来自北京的6名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为王博及父母3位当事人做无罪辩护。李和平曾回忆,他们当时是想为此类案件做一个辩护样本。他们的辩护词<a href=”https://substack.com/redirect/3b5e763f-41e5-405d-a4ba-29276a7b7d1b?j=eyJ1IjoiMjZjNWtuIn0._CNoP_VlblVv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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