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发生在北京十里长安街上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36年，对于每个遇难者家庭来说，当年的所有情景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却。这个由当时政府与执政者一手造成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惨案，其伤痛时刻萦绕在心头，成为每个家庭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们遇难者亲属经过36年的风雨磨难，每个家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失去儿女、时值中年的父母亲们，现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很多人因病离开了人世，甚至有些遇难者的父母已经双亡，他们是带着对无辜而死的儿女们不尽思念悲伤地离开人间，“六四”惨案伸冤成了他们心中放不下的遗愿。他们将为孩子们讨回公道，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责任托付给了在世的我们。
2024年“六四”惨案35周年后至今，短短一年中我们又有几位难属相继离世。我们在此悼念他们，希望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在36年前遭受到的苦难。当年，他们抚摸着被军人开枪打死、被坦克碾压得血肉模糊的亲人们的尸体，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惨不忍睹。那时的北京就像人间地狱般地充满了军人的残暴与白色恐怖、政府的毫无人性的冷漠，以及忙于为政府的镇压开脱与庆功、用所谓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荒诞理由向社会施压、罔顾遇难者家属寻找亲人的焦急与恸哭。如果一个政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杀戮来维持政权的稳定，那只能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政府。
我们在此年复一年地祭奠遇难者以及他们逝去的亲属，就是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更是遇难者亲属心中永远的痛，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些无辜被杀害的鲜活生命的！
遇难者田道民，遇难年龄22岁，湖北省石首市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他写完毕业论文和同学一起离开学校，于6月4日清晨在西单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学校电报通知家属，父母接到电报后如晴天霹雳，天塌下来一般，实在无法成行，由他们的两个侄子去北京替他们处理后事。
天安门广场在6月4日凌晨清场后，学生们四人一排从天安门广场往西长安街方向撤离。走到西单六部口遇到部队，北京市民护住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部队打出带有毒气的催泪弹使得在场的学生、市民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民也在其中。田道民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只剩下半个额头及另一只眼睛，身上没有伤痕，当场死亡。
十二年前北京难属见到田道民的父母，田道民的父母对于“六四”惨案表达了他们的心声：“我们要求中央能给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们认为‘六四’大屠杀中央搞得不对。自己的儿子只是去读书，没有触犯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做危害国家的事，采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以及北京市民，至今没有一个说法。我们希望，中央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给我们一个结论。如果中央不解决，我们心中不服！”
遇难者周欣明，遇难时年仅16岁，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一年级学生。6月4日凌晨，在长安街西单民族宫前，为救援伤员被子弹击中肋、肝部，子弹为炸子，肝部粉碎，送北京积水潭医院，已无法手术，凌晨5时死于手术室。
周欣明的父亲周国林是北京变压器厂干部，于2020年因病去世；母亲穆怀兰与父亲是同厂职工，于2024年1月因病去世。夫妇俩育有两个孩子，周欣明是他们的小儿子。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一个年仅十六岁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年会死在军人的枪口之下；军人甚至使用国际禁用的炸子，致使周欣明肝脏粉碎无法救治，这是令人发指的事实。
遇难者奚桂茹，遇难年龄24岁，北京展览路劳动服务公司职工。6月4日凌晨在二七剧场北口左肩中弹，死于人民医院，身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
奚桂茹的母亲谭淑琴是北京展览馆的职工，在几年前因患心脏病去世。父亲奚永顺是北京郊区的农民，因患脑梗在床瘫痪二十多年，2023年12月10日去世。奚桂茹的父母育有一儿一女，女儿的不幸，让他们夫妻两人饱受心灵的痛苦。
遇难者王卫萍，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应届毕业生，暑假过后将会正式成为北京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她在木樨地为抢救伤员中弹，一颗子弹击中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
她的母亲朱玉仙在2022年因病去世，时隔两年父亲王德义于2024年11月也因病去世。每每我们其他难属去看望他们夫妇两人，一提到他们的女儿他们总会流下伤心的眼泪，拿出珍藏的女儿遗物给我们看。他们培养了一位善良、有医德、有勇气的好女儿。
在万安公墓王卫萍的墓前原先是立有一座无字碑，现在经过家人的重新修葺，“王卫萍之墓”几个金色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人们会记住这位在危难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危救死扶伤的年轻人。
受伤者赵金锁，6月4日凌晨在复兴门，他双腿膝盖处被两颗子弹击中，被市民送到宣武医院，经过医院的抢救，虽保住生命但双腿落下终身残疾。他于2024年12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69岁。赵金锁自“六四”惨案后勇敢地参加签名，这是难能可贵的勇气。
2013年由蒋培坤先生执笔，天安门母亲群体共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六四”惨案解决的途径作了深刻的阐述：
[“六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治改革的开启，有待于政治制度的转型。这取决于海内外各个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取决于朝野之间各种政治诉求达成最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目前并不存在。这就需要依靠民间和官方的对话、谈判。对话、谈判的成与败，一如人心之所向，民意之所归。
我们作为“六四”受害者群体，作为天安门母亲，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还有下一代。我们的要求仍然是这样三条：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