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大选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已知现实：美国华裔社区正在成为新的保守势力中心

2024年10月，数百名居住在洛杉矶以东圣盖博谷（San Gabriel Valley）的华裔移民在柔似蜜市（Rosemead）市议会外举行示威，反对为遭遇家庭暴力的单身母亲扩建临时庇护所，其中许多人穿着支持特朗普的应援服装。当地的极右翼加州众议员候选人、美籍台湾律师刘龙珠（Long David Liu）也参与了动员。不少抗议者是因为在微信上看到庇护所会带来危险才来参加示威。

我和一小群反抗议者也在这里集会，表达对扩建庇护所的支持。我们寡不敌众，被这些讲粤语为主的示威者包围和骚扰了几个小时。作为我们当中唯一会说粤语的人，我尽力向人们解释我们的观点，即使有些人指责为我社区带来犯罪和危险。在支持庇护所的朋友们的努力下，市议会经过一夜的辩论，在凌晨四点才最终通过了这项方案。这些朋友们在离开会场时还遭到了抗议者的刁难。

在圣盖博谷这个全美最大的华人和华语侨民聚居区，类似的右翼行动屡见不鲜。2017 年，天普市（Temple City）居民组织起来，成功阻止了将当地一家汽车旅馆改建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提案。2021年，附近的阿凯迪亚市（Arcadia）也发生了类似抗议。右翼示威活动正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移民社区兴起。今年夏天，来自布鲁克林的首位华裔纽约市议员庄文怡（Susan Zhuang）领导了一场示威活动，反对在宾臣墟（Bensonhurst）华裔飞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庇护所。去年，芝加哥南城布莱顿公园（Brighton Park）的华人也集会反对拟建的移民收容所。

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一个危险的全国性政治趋势：有组织的华裔极右势力正在发展壮大，以 “公共安全 ”为名，在住房和治安方面推行排他性政策，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都热衷于支持这些政策。这一趋势不仅导致公共事件，也在投票中凸显。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许多华人聚居区表现出强烈的右转势头。

华人右翼这一新兴政治群体正在成为美国右翼政治的有生力量，在华人聚居的郊区和飞地建立群众组织。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和群众动员水平在在这些区域向来十分薄弱。

这一现象表明，华人群体中组织程度最高的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企业主、自营职业者和技术人才。经济焦虑在小资阶级中引发危机，导致他们进一步认同社会身份类似的白人，而后者正是美国极右翼的重要社会基础。由于华裔大多居住在华人聚居区，他们对美国种族关系的特殊经验使得小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理念也能与工人阶级中政治觉悟不强的部分接轨。为了应对右翼崛起，我们必须开展多族裔运动，以华人移民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建立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亚裔美国人，包括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在美国种族等级制度中地位模糊。他们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但仍然受到结构性压迫。亚裔还经常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挡箭牌，用来否定其它受歧视族裔的政治诉求。学者克莱尔·简·金（Claire Jean Kim）将此结构称为“种族三角”：相对于其他有色人种而言，亚裔有一些社会和经济优势，但他们也同时被视作美国社会的局外人。

要理解亚裔的相对特权，可以参考历史学家夏洛特·布鲁克斯（Charlotte Brooks）对亚裔和非裔美国人挑战郊区住房歧视现象的比较研究。20世纪50年代，奥运金牌得主、韩裔退伍军人萨米·李（Sammy Lee）鼓吹种族包容应成为美国精神的核心，又在参加美国国务院安排的南韩巡回演讲中将自己塑造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这让他获得了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白人业主们的首肯，允许他在这个社区置业。一年后，当黑人退伍军人哈罗德·鲍迪特（Harold Bauduit）试图搬进同一个社区时，却遭到了一群白人业主的暴力威胁。

在坚决反对黑人迁入的同时，橘郡绝大多数保守的白人业主接受了亚裔移民。布鲁克斯写道，冷战以来，郊区的白人居民开始认为“亚裔的文化差异使他们成为比其他少数族裔更好的邻居”，并开始“将亚裔与其他非白人，尤其是黑人的价值观败坏和暴力倾向进行对立”。

今天，反对修建庇护所的华人正在重复历史上白人的排华和其它种族歧视言论。亚裔如今已是橘郡第二大少数族裔群体，他们的亲共和党倾向与日俱增，更甚于拉丁裔。犯罪和公共安全已经成为华人社区、尤其是新移民和较小的离散社群（如台湾和香港社群）的首要政治问题。当然，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华人对新冠疫情期间的仇华暴力，以及不同政治派别的反华言论的合理担忧。但与此同时，“停止亚裔仇视”（Stop Asian Hate）运动已经被用来打击黑人和废除主义（abolitionism）者的诉求，即裁撤警力，把更多资金用于社会民生服务。

对公共秩序的担忧已经成为华人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公约数。这一点很容易被离散社群中的反共主义、对种族平权法案的愤怒、以及恐跨情绪（比如对性别认定护理和卫生间使用权的恐慌）煽风点火。正如马修·沈·古德曼（Matthew Shen Goodman）在近期关于亚裔美国人保守派崛起的文章中所说：“有的是反共分子，有的是优绩主义信徒，有的为铁拳辩护，美国亚裔的保守势力称得上三足鼎立。随着美国亚裔人数增长，可以想见亚裔右翼的人数也将随之增长“。

政客、地产商、媒体和商业机构对犯罪的恐慌宣传愈演愈烈，而研究却显示出相反的趋势。自 1993 年以来，加州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率下降了近 50%。自新冠疫情以来，犯罪率仅仅是略有上升。有证据表明，增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能显著减少犯罪。无论如何，移民社群对虚假宣传的拥护程度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其说他们被保守势力愚弄，不如说右翼观点迎合了他们固有的偏见。长期以来，美国华裔在成为受害者的同时，也在复制结构性压迫。

在某些情况下，华裔还可能将受害者意识转化为捍卫特权的激进政治行动，而非为自身遭受的压迫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在缺乏强有力的左翼组织的情况下，华人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纯粹是种族主义的）很容易被右翼推波助澜，以 “保卫社区 ”为名，要求加强警力投入，进一步削减对非白人和弱势群体的兜底性服务。

日益严重的经济不确定性也是华裔极右派崛起的关键因素。在过去十年中，大型地产开发商系统性驱逐了在洛杉矶唐人街长期经营的商户。一些商户搬到圣盖博谷，而圣盖博谷也面临着住房和零售成本上涨的问题，同时还要努力从疫情带来的经济创伤中恢复过来。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游客几乎消失，餐饮等服务业遭到重创，导致许多小业主遭遇阶级跌落。而服务业收入是在过去的经济危机中维持本地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圣盖博谷，经营批发的亚裔商户并不多，收入却占到亚裔企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过去的一年中，批发业也成为此地主要行业中失去就业岗位最多的行业。

换句话说，圣盖博谷华人的中产阶级情结正受到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弊病的威胁，疫情以来更是如此。他们热衷于寻找政治现状无法提供的解决方案。也难怪在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粤语商户，尤其是餐厅，贴上了刘龙珠的极右竞选海报。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将小资产阶级危机与 “所有政治上无家可归、社会上背井离乡、穷困潦倒、幻想破灭者”中缺乏政治觉悟的成份联系在一起，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如今，许多学者在描述特朗普式极右主义的特征时都注意到了类似的维度。制造2021年1 月 6 日国会大厦暴乱的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是小业主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大企业和资本家不会为他们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却热衷于帮助组织和资助这些力量，从而发展扼杀工人和左翼运动的反动群众运动。

华人占亚裔小业主人数比例最高。在2010年代，亚裔企业数量的增长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值。而疫情造成的打击是巨大的。在2020年，90%的亚裔小企业收入下降。在2020到2021年间，亚裔小业主的人数锐减了25%。

华裔小资产阶级面临的危机，加上“种族三角结构”的经历，使美国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特别容易受到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更容易与白人小资产阶级站队，捍卫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特权。他们明白这些特权非常脆弱，并急于维护特权，因此在系统性危机恶化的时期更容易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在这种条件下，通常被视为政治被动、冷感的美籍华人可能会成为一股特殊的激进力量，帮助极右翼势力在不断扩大的华人郊区和飞地扎根。

华裔和其它亚裔社区传统上对民主党的认同并不能抵御这一危险趋势；相反，它可能成为促使民主党从内部进一步右倾的力量。芝加哥的李慧华（Nicole Lee）和布鲁克林的庄文怡这两位民主党人都是本区第一位当选市议员的华裔。在今年，她们与身后庞大的华裔移民选区一起，强烈反对为移民和无房社区提供庇护所。华裔聚居区是旧金山市长竞选的重要战场，而新当选的右翼民主党市长丹尼尔·卢里（Daniel Lurie）拥有一支强大的会说中文的竞选团队，有专人负责每个华裔为主的选区。他也赢下了几乎所有华裔为主的选区。卢里的竞选经理邹涵（音译，Han Zou）告诉本地媒体 Mission Local，卢里胜选的关键是坚决支持加强警力，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今年的选举显示共和党的亚裔选民人数有所增加，参选纽约市议会的亚裔共和党候选人人数也创下新高。在包括布鲁克林宾臣墟区的纽约州参议院选区，前纽约市警察局警官、极右派候选人陈学理（Steve Chan）击败了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曲怡文（Iwen Chu），他坚决支持庄文怡和宾臣墟居民反对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运动。在加州，刘龙珠对战长期占据众议院议员席位的民主党人方树强（Mike Fong），获得了超过40%的选票，这也是该选区十多年来共和党人获得的最大选票。在新罕布什尔州，支持持枪的华裔移民、州参议员候选人唐百合（Lily Tang Williams）在竞选期间大肆渲染她逃离共产主义中国的经历和对特朗普的认同，她在辩论中对民主党对手的激烈开火备受称赞。

那么左翼力量在哪里？在圣盖博谷，从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到反对保守华裔势力、支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的运动，由亚裔青年领导的进步势头空前高涨，但这些努力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存在在工人阶级中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持续性基层组织。左翼力量在这些社区的羸弱导致面临阶级跌落的华裔小资产阶级转向极右翼提供的政治选择。蔡特金曾指出，左翼组织未能为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遭受资本主义危机的群体提供解决方案，而左翼的失败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在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城市及周边社区，由本地华裔领导的反对庇护所的运动应当被视为极右派威胁的警钟。陈学理和庄文怡等人在选举政治层面为选民提供右翼方案。但最令人担忧的是，普通华裔移民的组织动员能力正在加强，有时甚至会采取激进的街头行动。作为民主党人，庄文怡经常与共和党人一起参加纽约市议会所谓的 “常识核心工作组 ”（Common Sense Caucus），她曾领导华裔移民租户反对庇护所的抗议行动——抗议者他们推倒路障，甚至袭击了一名警察。反对收容所的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阿凯迪亚发生的类似冲突中，支持驱逐无家可归移民的示威者对包括当地进步青年在内的批评者进行恐吓、人身威胁和人肉曝光。

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曾将小资产阶级在法西斯运动中的角色描述为大资本家利益的 “攻城锤”。在极右翼煽动的 “公共安全 ”恐慌之下，华人社区逐渐成为资本的马前卒。由此看来，在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和正在进行的租户权利斗争之后，华人社区又掀起了加强警力、削减兜底性服务和应急住房资金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华裔极右派充当了打击黑人解放运动和住房正义运动的打手——这两者正是左翼重建政治力量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打击了许多参与者自身的物质利益。

但是，极右翼对华裔社区的占领绝不是不可撼动的。华裔和亚裔参与工人运动和多种族团结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一传统可以恢复。出于担忧而参与柔似蜜市抗议的一些社区成员愿意倾听我们捍卫庇护所的理由。我们的反抗议活动虽然规模不大，却种下了在社区中与法西斯思想斗争的种子：在这里，拉丁裔和原住民居民的独立组织与柔似蜜租户联盟（Rosemead Tenants Union）和本地亚裔组织者达成了连结，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带来了附近华埠租户斗争的经验。一位路过的亚裔高中生和我们站在一起，还帮助我们发传单，尤其是在目睹了我们如何坚持对抗极右分子之后。

与极右势力抗争，关键的一步是继续加强针对华语移民社区的左翼和进步媒体影响力，以抵抗在微信、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极右言论。心声计划（Xinsheng Project）、亚太环保网络（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华人权益促进会（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和华人职工会（Chinese Staff and Workers’ Association）等组织一直在开展此类工作。

政治动员必须转化为行动。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法西斯主义最有力的抵抗来自于工人建立的群众组织，反对两党制，加强阶级斗争，并将小资产阶级纳入这一斗阵。日落公园（Sunset Park）是布鲁克林区华裔工人阶级的聚居区之一，该社区最有效地抵制了右转倾向，这绝非巧合。以支持选区内华裔工人诉求而闻名的进步派皇后区众议员金兑锡（Ron Kim）在大选中击败右翼的挑战者。这也并非巧合。金兑锡长期支持的议题包括住家看护工作者抗议华人策划协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克扣薪资的运动，以及性工作者的去罪化运动。

要在华裔移民中开展真正的进步运动，我们需要认识到华人与其它工人阶级社区遭受剥削的共通性。在右翼日益壮大的今天，组织华裔与拉丁裔、非裔和其他邻居们一起争取集体诉求的具体工作经验是政治斗争的必须。

多族裔工人阶级社区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促进种族团结而非分裂。例如，在小商户和租户都面临住房成本上升时争取租金上限，就像帕萨迪纳租户联盟（Pasadena Tenants Union）在 2022 年帮助该市赢得租金管制（rent control）和租客驱逐保护（just cause eviction）政策一样。草根亚裔崛起（Grassroots Asian Rising）组织出版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工具包（已翻译成中文和其他 10 种语言），其中包括工作坊的组织范例，旨在对广大工人阶级社区进行种族正义方面的培训。据报道，在特朗普的驱逐计划中，无证华裔移民将成为首批目标，这也是加强华人社区参与更广泛的移民正义运动的契机。

在进步力量较强的地区，也有华裔动员工人阶级与盟友们团结一致斗争的例子。笔者是洛杉矶 “华埠公平发展会”（Chinatown Community for Equitable Development）的租户组织者。通过在不同楼宇逐一组织租户联盟，华埠公平发展会一直在建立租户运动的群众基础，以抵制逼迁和租金上涨。

这个由多族裔租户联盟组成的网络让华埠公平发展会得以让具体的斗争与更广泛的邻里组织联系起来。它还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可以影响许多工人阶级租户的惯性思维，与社区中的无家可归者团结一致，而非将他们视作治安威胁。我们已经成功阻止了多起潜在的租户逼迁事件，让当下的租户权益抗争成为增加可负担住房、缩减警力的长期进步主义愿景的一部分。2022年，当尤尼塞斯·埃尔南德斯（Eunisses Hernandez）以废除主义为纲领竞选洛杉矶市议会议员时，亚裔是她的选区（其中包括洛杉矶华埠）中为她投票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后来，当她与业主私下达成协议，导致租户驱逐门槛降低时，华埠公平发展会的组织者和租户毫不犹豫地向她公开施压。

美国各地的华裔社区完全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组织活动。近年来，“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反亚裔暴力的切身感受，各城市争取住房正义的斗争以及声援巴勒斯坦的反战运动激发了许多美国华裔青年的政治意识和热情。这些年轻人可以在抵抗社群内部右翼崛起的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许多向右转的人正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和长辈。华裔是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也是美国各族裔中人数增长最快的，我们理应在与极右势力的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否则，我们的不作为将成为极右翼发展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