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備受矚目的香港47人案終於塵埃落定，多名民主派人士因參與2020年初選並計劃否決財政預算案，被裁定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2條，遭判刑4年2月至10年。此案不僅將立法會否決預算案的憲政功能刑事化，更架空了立法豁免權（Legislative Immunity, 又稱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暴露法院對憲政秩序的嚴重誤解或蓄意歪曲。

本文聚焦法院如何以荒謬而似是而非的「責任論」、「越權論」及「回溯論」刑事化議員否決預算案，動搖香港核心的三權分立。

在47人案中，法院拒絕接納辯方對立法豁免權的主張，認定普通法中的「立法豁免與不干涉原則」不適用於本案。法院援引英國案例 AG v. Trotman，指出議員若基於政治目的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即屬「濫用權力」，不符《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8條的「合法行使權力推定」，因而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然而，此裁決基於錯誤的「責任論」，將議員的道德責任混淆為法律義務，並未正確理解憲法保障。

1. 混淆法律與道德責任

普通法傳統清楚區分道德規範與法律責任。在 AG v. Trotman 案例中，「負責任行為」是道德期許，並非法律強制要求。而《基本法》第73條賦予議員否決預算案的權力，並未附加「正當動機」或「負責任行為」的限制。同樣，《基本法》第104條要求議員宣誓效忠香港特區，但未規範其具體行為標準。以道德標準裁定法律責任，侵蝕了憲法保障的議會自主權，構成司法過度詮釋。

2. 忽視選民授權的政治責任

議員的政治責任應由選民裁定，而非司法機構干預。47人案中的民主派議員依據61萬名選民授權，計劃否決預算案，體現其忠於選民的職責。美國最高法院在 Nevada Commission on Ethics v. Carrigan (2011) 一案中明確指出，議員投票行為的政治後果應由選舉解決，而非司法干預。香港法院對否決預算案的刑事化處理，違背普通法中禁止或最低限度干預議會行為的原則。

3. 不符顛覆罪門檻

《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罪要求涉及「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而否決預算案屬合法議會程序，完全不具非法性質。法院將合法行為歸類為犯罪，無視法條本身，損害了法律的可預測性與穩定性。司法擴張解讀顛覆罪，導致法律適用過寬，破壞基本法下的法治基礎。

4. 動搖三權分立的憲政平衡

《基本法》第64條與第73條共同構築立法會監督行政機關的機制，否決預算案正是核心權力之一。法院以「責任論」介入議員行為合法性，不僅模糊憲法與普通法界限，更創造司法干預議會的危險先例。

謬誤二：以「越權論」刑事化否決預算案

法院在其裁決中引用了《律政司司長 訴 梁國雄》案（[2021] HKCFA32），以此作為論據，主張《基本法》第77條及《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Cap. 382）第3及第4條僅適用於「合法」言論與辯論， 而不包括破壞議會秩序或違法行為。判詞進一步強調，《港區國安法》第62條在本地法律不一致時具有優先效力。然而，法院基於「越權論」將刑事行為與否決預算案連結，這一推論存在顯著謬誤。

1. 議員投票行為與辯論自由不可分割

議員的投票行為是議會辯論的延續，二者在憲法框架下密不可分，並共同受到《基本法》第77條及《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及第4條的保護。根據《基本法》第73條，議員在立法會中有權否決財政預算案，這是立法會對行政機關進行問責的核心機制。法院在引用梁國雄案時，錯誤地將議員行使合法投票權的行為視為違法。梁國雄案實際上聚焦於議員干擾議會程序的具體行為，而並非對合法投票的否定。在普通法體系中，議員的投票行為通常享有免責保護。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在 Carrigan 一案中認為，除非涉及賄賂或利益衝突， 議員的投票行為應免於刑事追訴。法院的裁決忽視了否決預算案的憲法正當性，將其錯誤地與不當干預議會程序的行為混淆。

2.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及第4條的保障地位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及第4條源自《基本法》第77條，並承襲了1689年《權利法案》的普通法原則，賦予議會及其成員在行使其職能時的憲法層級保障。這些條文的保障效力應高於《港區國安法》第62條所規定的優先效力，否則將會造成根本性的法律矛盾，不僅侵蝕香港作為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基礎，還會破壞憲法條文之間的平衡與一致性。若《港區國安法》被用來否定立法機構的憲法保障，將不僅是對《基本法》核心原則的挑戰，也將為其他類似的司法過度擴權開創先例，進一步弱化香港法治的基礎。

謬誤三：以「回溯論」刑事化否決預算案

在判決中，法院將《釋義及通則條例》（Cap. 1）第3AA條 適用於泛民主派的初選行為，並將否決預算案的情節類比為法定強姦罪，聲稱兩者均屬「法律明確禁止」的行為，不需要證明被告知道其行為的非法性。然而，這一裁決涉及回溯性適用及解釋性擴權的根本性法律錯誤。

1. 違反不溯及既往原則

第3AA條於2021年生效，但初選行為發生於2020年。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12(1)條以及普通法基本原則，法律不得追溯適用，除非有明確規定。法院將第3AA條追溯至2020年的行為，直接違反了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則，並強行將當時的合法性標準重新定義，這不僅削弱了法律的可預測性和公平性，還可能破壞公民對法律的基本信任。

2. 濫用「解釋性條文」擴大法律適用

為避免回溯性適用的辯護，法院將第3AA條定位為「解釋性條文」。然而，解釋性條文的功能應該是澄清現有法律中不清晰的部分，而不是擴大其適用範圍或引入新的法律責任。第3AA條實際上增設了對議員「擁護基本法」的更高要求，並追溯性地套用於初選行為，這超出了「解釋性條文」的合理範疇，實際上構成了不正當的立法行為。

退一步而言，即使第3AA條屬於「解釋性條文」，其存在已反映出公眾在條文增補前未能準確理解法律要求。若事後才補充「解釋」，豈非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進一步暴露了法律原意的模糊性，並印證追溯適用的荒謬性？

3. 以性犯罪類比規避法律確定性

第3AA條的語言如「有傾向損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的行為」缺乏清晰性，未能提供具體、可操作的法律標準，違反了法律確定性原則。2020年初選期間，社會普遍對「無差別否決」的法律性質存在爭議，並且當時並未有法律明確禁止這些行為。泛民主派的行為被視為議會策略。然而，法院卻裁定「誤信手段合法性」無法構成抗辯，這進一步損害了法律的可預測性及議員行為的保障。

法院還將否決預算案的情節類比為法定強姦罪，特別是與13歲以下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的情節，試圖規避「誤信手段合法性」的辯解。這一類比存在明顯邏輯錯誤。性犯罪的非法性源於行為本身的絕對非法性，而否決預算案涉及政治與公共政策的核心議題，其合法性應根據當時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情境來界定。類比性犯罪混淆了純粹非法行為與合理政治權利行使的區別，不僅不合邏輯，也顯得極為荒謬。

結語

香港47人案不僅是一場針對民主派人士的刑事指控風暴，更是一場動搖憲政基石的危機。本文透過揭露法院裁判的三大法律謬誤──以「責任論」、「越權論」及「回溯論」刑事化否決預算案──凸顯司法機構如何藉國安法之名，偷換法律概念，削弱立法會議員應有的憲法保障與立法豁免權。

法治的崩壞，不僅呈現在制度的瓦解，更體現在社會信任的全面蒸發。唯有透徹剖析法院裁決中的錯誤，才能在民主抗爭與改革中精準定位問題，並推動法庭與輿論的重新審視。對法治的深刻反思與堅守，是重建憲政基石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