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1 19:54 686 0

作者：金達萊（拐賣受害者家屬）                       2024-11-08

 

本網編者按：為什麼作者金達萊說：“判處一個人販子死刑，我不認為就是司法公正。”這是經過多年關注拐賣兒童案列積累的經驗之談，以及多年尋找自己家孩子被拐賣後所作出的最準確的評論，它文字簡練，卻包含數十年來不斷發生、不停重演的悲傷的故事，孩子失踪或被拐賣總人數沒有減少，只是拐賣方式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而政府永遠是老套，抓到一個做典型，以平民憤，僅此而已。

 

最近，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轟轟烈烈」判處人販子余華英（余华英）死刑，被全國各大媒體爭相報道。這個案子我沒來得及仔細研究，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余華英賣掉的17名兒童都經過誰之手？這些人都到案了嗎？從一審的12人到發回重審後的17人，還有沒有「偵查遺漏」的被拐孩子？而在大眾齊齊為死刑歡呼之餘，我們有沒有反思，是誰導致這「遲到的正義」？

 

余華英拐賣兒童發回重審案庭審現場（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圖片）

 

 

之所以心存這些疑慮，是因為我想起了23年前同樣由貴州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的一樁拐賣兒童大案。當年，我在追查我被拐賣的弟弟的下落時，遇到了一些貴州尋親家長，從而看到了這份判決書。涉案被拐幼兒41人（除1人外均為男孩），犯案時段為1997年11月至1999年12月；被告共24人，而判決書上寫明「另案處理」的涉案人員高達20人，其中有幾人涉及拐賣多個涉案兒童，還有未查明的人員至少5人（即被告「從他人處得到」某幼兒）。

 

綜合受害家屬提供的資訊和判決書，可以發現：案發原因是，人販陳其富開麵包車在貴陽某農貿市場搶孩子，被周圍群眾當場逮捕。法院或許據此認定他為首犯，他被查出共拐賣27個孩子，其餘同案人則按照拐賣人數多少依次判處從高到低的刑罰。

 

陳其富等16人在一審後提起上訴，上訴理由多為“事實不清”，5位被判死刑的被告辯稱自己“不是主犯”。然而，貴州省高院並沒有依法將案件發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重新審理認定“主犯”和“從犯”，而是在短短不到三個月時間內，沒有開庭便倉促改判。最終，基於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和證據，貴州省高院判決維持4人死刑，4人減為無期徒刑，另有3人從無期徒刑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

 

據受害家屬稱，檢察院當時在最後陳述中也指出，該案還有二十幾名在逃人員，還有四十幾名兒童未解救。顯然，判決書中反覆出現的「另案處理」人員，可能涉嫌主犯地位，依法應該緝拿歸案或網路通緝。這樣的判決既對法律不尊重，也對涉案當事人不負責任，更談不上公正。它直接導致主犯和重要人員逃脫法律制裁，繼續從事拐賣兒童活動、危害社會。

 

這個案子的核心是曾經全國最大的人口販賣中轉站－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貴嶼鎮華美村。作為全國廢舊電腦拆卸基地，那裡污染嚴重，村民逃離後留下大量空置房屋，被人販子圈地利用，集中安置許多從雲貴川販運過來的兒童，而後再銷往潮汕本地或相鄰的福建地區。 1993年冬天，我順著人販子的信息一路追到這裡時，這個人口販賣網絡已經初具規模。屋裡有大約幾十個孩子，有專人看管和送飯，還會定期放風。

 

距離這個基地800公尺左右就是鎮派出所。如果不是陳其富案發，貴州一百多位家長集體到公安部上訪，要求順著線索徹查汕頭地區人口販賣網絡，這個窩點還不會這麼快被搗毀。但即使是公安部派人親自下沉到地方調查，絕大多數主犯還是被地方公安及時通知保護起來。貴州省高院判決書中的「另案處理」就是這麼來的。

 

我確信的例子是陳永木、陳林會夫婦（他們在貴州省高院判決書中的名字分別是陳德強和陳興會）。一位貴嶼當地知情人曾告訴我，陳永木是當地地頭蛇，1999年那次“嚴打”，陳永木兩口子在名單裡，他們收到鎮派出所的一位副所長通知，逃到別村住了半年，成功躲過了逮捕。

 

陳林會老家在四川古藺縣，約1987年被前男友騙到這裡，賣給陳永木為妻。結成人口販賣鏈後，她跟另一位同鄉都可悲地從被拐賣婦女變成了拐賣兒童的人販子。在貴州省高院判決書裡也可以看到，有7個被告都是古藺人。

 

陳永木還有一個名字叫陳開桿，人販子一般不少於三個名字。可以佐證這一點的是，2004年，余華英和她當時的丈夫王加文第一次被抓獲歸案時，就用“張芸”和“王偉”的假名，逃過了當地公檢法的審查，最後也以這兩個名字各自獲刑8年。當時法院認定他們拐賣的兒童只有2人，遠遠不是今天「查明」的17人。

 

據貴州尋親家長說，當年到案人員供述的被拐兒童，只解救出一部分，放在福利院裡，讓家屬們自己去認領。案件一審二審，涉案家屬都沒有被通知參與開庭，連二審判決書還是家屬求助記者取得的。隨著案件結案，「另案處理」人員追逃不了了之，沒找到孩子的家長們繼續上訪維權無果，官方也沒有給出明確說法。直到十幾二十年後，有兩位家長分別在汕頭和福建找到了孩子，他們認為自己的孩子就是被這個拐賣團夥拐賣的。

 

偷搶和運送孩子風險極大，一般真正的首犯都是躲在幕後的指使者。例如我所知道的因為拐賣婦女兒童被判刑的派出所所長，還有本案中的陳永木、陳林會夫婦，他們表面上是普通人，但在人口販賣鏈條上起關鍵作用，介紹買家從中牟利，在官方的打擊活動中通風報信轉移陣地等，在整個販賣活動中地位高收益大，風險小。陳其富拐賣27個兒童，被認定為首犯判死刑，而多次與其交接的「陳德強」夫妻卻始終逍遙法外，經他們拐賣的兒童不會比27個少。因為涉案人員並未全部到案，無法查清他們究竟拐賣了多少孩子，能保證貴州省高院的判決不是錯案嗎？

 

根據《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共安全部、司法部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2010年）》，對於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共犯，應當根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地位、作用，參與拐賣的人數、次數，以及分贓物數等，準確區分主從犯。對於組織、領導、指揮拐賣婦女、兒童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犯罪環節，或積極參與實施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等犯罪行為，起主要作用的，應當認定為主犯。對於僅提供被拐賣婦女、兒童資訊或相關證明文件，或進行居間介紹，起輔助或次要作用，沒有獲利或獲利較少的，一般可認定為從犯。

 

反觀余華英的死刑判決，這17個孩子都交給誰了？值得深挖的都深挖了嗎？拐賣犯罪被追究的原本就很少，逮住一個“小芝麻”，全民沸騰一片殺聲，會不會反而是保護真正的人販子頭目“滅口”呢，讓犯罪得以持續。就憑余華英夫妻是做不成兒童買賣的，他們並不是拐賣犯罪的主因。

 

我感到，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和實踐發展，打拐沒有真正改進。余華英案所取得的進展，除了當事人楊妞花不懈努力之外，還得益於官方需要以此來平息民間輿論，彷彿殺掉一個余華英就可以掩蓋官方系統性罪惡。把系統衝突轉移到個人頭上是慣性，接下來可能會塑造楊妞花為民間打拐英雄，再號召大眾崇拜。

 

只要官方想追究的就一定有辦法，不會存在追訴期或別的阻擾；不想追究的，無論當事人怎麼努力都得不到一個應有的結果。一路以來，我目睹了警方如何敷衍調查，做人販子的保護傘，卻拿我當眼中釘，甚至人販子囂張地對我說，公安都告訴我了，你還到北京上訪，你也沒啥本事，就算你告到中央我也不怕，再來煩我對你不客氣。

 

其實，只要司法機關稍微認真一點，盡職一點，抓住一個就徹查到底。 1979年制定的刑法，已經對拐賣犯罪有約束，至今過去45年了，如果依然要靠被害者不懈努力才能進入司法程序，只能說法律形同虛設。在此刻重提2001年的大案，也是希望大家能一起來追問貴州省高院，20位嫌犯沒有歸案，如今打算怎麼處理？

 

判處一個人販子死刑，我不認為就是司法公正。只有進行司法改革，政法整頓，落實司法監督責任制度，才能看到希望。如果對司法人員沒有任何有效監督，任由他們胡作非為，拐賣犯罪的土壤就無法被根除。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 爭自由離散港情《寧化飛灰》英國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