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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性骚扰案件在中国高校曝光
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 2024-07-31
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生早前实名举报被博导性骚扰事件后,有许多同类案件相继曝光,各界再度关注中国校园性骚扰问题。本台记者访问多名不同年龄层的中国女性,从教育制度、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探讨中国推动Me Too运动近十年,为何性骚扰事件还是持续发生?
王迪说 :“我是王迪,我实名举报我的导师,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贵元教授性骚扰且强制猥亵我,并要求与我发生性关系。因我拒绝,他对我进行打击报復,并威胁我不能毕业。我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贵元,并更换指导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生王迪举报博导的视频,牵动在陝西、山东和太原等有同样遭遇的女生,并引爆多起性骚扰个案。不过, 还在中国修读研究所的婷婷对本台表示,这一波Me Too事件在她和同学的圈子当中,并没有成为话题,因为在高校的环境和制度下,她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受害者。
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美联社)
婷婷说 :“这种事情对于不是在这个圈子里的人觉得很震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特别的震惊。我就有听说有(老师)给女生发骚扰短信,还有(老师)会说’你陪我’,也有(老师)会邀请女生出去吃饭,而且是数次邀请女生出去吃饭,然后给女生主动许诺一些事情,说我可以带你发论文,我可以给你什麽好处,以这种形式来诱惑女生。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当然是不正常的,我们真的是乞求自己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硕博导与学生存在人生依附关係 高校制度保障加害者多于受害人
婷婷解释,她们只能乞求不要成为受害者,是因为在中国的高校,特别是研究所以上,导师和学生之间就像人生依附的关係,你的未来掌握在导师手中,反抗只会使受害者要承受更大的压制。
婷婷说 :“我相信这个女生肯定也是会做一些尝试,但是尤其是在硕士和博士,导师对于他手下的这些学生是有绝对的掌控力的,包括生活,你的学业,你的前途,如果这个老师他想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你是没有任何力量去反抗的。如果通过学校这样的途径,因为所有学校的老师他们都是一体的,这些老师们他们不会把这件事情严肃处理,之后这个女生会受到更大的报復。这件事(性骚扰)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面临跟人大女生同样的困境。所以如果你还想再留校混,你就是要忍下来。你其实没有地方去申冤,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婷婷表示,对人大女博士生的遭遇感到难过,相信对方选择以视频实名举报,也是迫于无奈,但她的勇敢不能改变高校女性的Me Too困局。
已离开大学的鱼鱼表示,Me Too事件虽然不是只有在中国发生,但在中国佷多受害的个案,尽管有人勇敢站出来投诉,苦等多时校方也不会处理和回应,像人大女博生的情况一样。
(AI代读)鱼鱼说 :“愤怒就在于这个女生已经在1年前、甚至2年前都已经投诉了,只是她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所以最后才让自己以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曝光这样的行为。用巨大的压力,让学校、党不得不尽快的采取措施。但是这样的行为,如果你的遭遇不够严重,如果不够惨,最后又会让受害者处在一个不利的境地。”
资料照:2020年12月2日,周小萱(网名弦子)抵达北京出庭审理中国央视实习生诉名嘴性骚扰案前,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路透社)
鱼鱼表示,中国高校的Me Too运动已开展近10年,女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像人大女博士生的个案,受害人把加害过程录音,成为最有力的证据,但批评学校的不作为,使Me Too的事件持续发生。
鱼鱼说 :“女生从来都懂得怎麽保护自己,但是问题这个事情不能光靠女生保护自己就可以杜绝,这样的行为不应该仅仅是个案式的处理。说话的人、发言的人,声音再大,但是那些应该听到他们、应该回应他们的人听不到,应该是要让像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等责任者,承担起责任来去处理和预防。
Me Too属难以举证和启齿遭遇 目前被曝光的只属冰山一角
从高校毕业的小敏表示,性骚扰在中国并不是陌生的话题,但很多女性愿意私人分享多于把事情曝光和举报,与中国社会对受害者不利的环境有关。
小敏说 :“首先Me Too的事是很难以启齿的,因为这也可能存在某种的污名化,受害者或者是施害者因为他们确实存在着特定的权力关系,施害者那一方就会说这是什麽两情相悦、什麽情不自禁之类。而这种东西就是很难有什麽举证说得清楚,这种个案很难会有胜算的。”
小敏表示,中国是男权和专制社会的结合,公司的主管、上司和大学的教授等有特定权力的人,对作为新人或下级的女生提出邀约,会出现难以拒绝的状况。又说,已出社会工作或在高校的女生有一定的自我保障意识,但在学习环境更封闭的未成年女性,如果遇到Me Too的情况会更无助。
小敏说 :“中国的这种Me Too不仅是在大学,其实有一些更加隐秘的,比如说像艺考那种,就是那种艺术考试。所以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甚至可能还没有成年女性,被送到北京等去参加艺考,要进行封闭性的培训,你的家人又不在你身边。在这麽封闭的环境,10多岁的女生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有很多独立思考,也不知道界限在哪里,也不清楚什麽是对和错,什麽是yes is yes!会导致出状况时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
事实上中国的Me Too事件,不仅发生在学校,曾为丈夫维权的政治犯家属施明磊是Me Too的受害人之一。施明磊表示,加害者是在她急需要协助救援丈夫时,利用家属和救援者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等出手,事件对她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施明磊说 :“这个对我的冲击很大,很绝望的。因为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下,要面对政权的严厉打压,是特别的孤立无援,特别的需要你的社群来支持你。在这种状态下我是很脆弱的,竟然在救援的过程中,在弱势群体里面还有这种权力的关係。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回想跟我接触的这些社群里面的人,那些人是不是可疑的,不再能信任。”
她表示,经历很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把Me Too的遭遇公开和走出来心理阴霾,重新与社群的人接触,回到人权倡权的位置。
中国女权倡议者李麦子表示,中国Me Too事件持续发生,而且涉及不同范畴和年龄层,与社会权力结构有关,又说,举证责任全由受害者承担,加害者更可以提出反诉,公权力也不会提供协助,在这种环境下,Me Too受害人要承受多层伤害。
李麦子说 :“很多人不敢报警,因为你去报警,报了警, 还要遭受一下警察的羞辱。警察不是保护受害人,其实就算你报了警,警察也不管。公安机关其实都是由男性主导的机构,他没有动力去配合。以及就算说了话,学校也不是按照性骚扰去处理,顶多就是比如说开除和调离工作岗位。”
她表示,中国的Me Too运动推动已有一段时间,政府曾有出台一些法律保障女性权益,但没有针对加害者有相应罚则配合,使法律的阻吓力不足。
李麦子说 :“《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对性骚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它说的就是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国家投诉,相关单位受到投诉应该及时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那你说这有啥用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它相应的罚则。比如说某种程度的性骚扰,会要求他上反性骚扰和性别平等的课程,再严重的就会关到监狱里。但是就现在整体上来看,中国没有一个非常惩罚性的罚则,所以它的犯罪成本就很低。”
李麦子表示,这次人大女博生的事件,加害者已被开除,希望能成为一个范例,也希望中国可以採纳联合国有关性别歧视的定义,教育公众加强关注Me Too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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