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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失踪青年达数百人 警方不作为(上)
自2017年媒体曝光三十多名武汉大学生神秘失踪后,几年来这一数据一直攀升到了数百人,平均每三个月就有一名大学生或同龄社会青年失踪,都是有名有姓的。为了寻找孩子,父母耗费心神甚至写下酬谢承诺书。
2月17日,多名失踪孩子的家长写下承诺书,谁能帮助他们找到孩子,承诺给他(她)十万元酬谢金。据家长提供的一份武汉失踪大孩子名单显示, 统计近年来失踪人数为372人,但文件注明仅“找了一半”。
林飞阳,河南洛阳人,身高1.85米,2015年11月26日从莫斯科大学回到武汉后,在常青五路失踪。
失踪大学生林飞阳的父亲林先生告诉记者,林飞阳回国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背了一个双肩书包。去的时候超大行李箱满满装了两箱,大部分行李、衣服、电脑都留在宿舍里面。推测他回国办一件什么事情或见什么人,还要回去的。
“当时查监控录像他就在常青五路上往前走,走到中央党校里换了件衣服出来,再走到换乘站那边,车辆特别多,人也多,就看不到了。再没有线索。”林先生说。
让林父颇为遗憾的是,当时警方对人口失踪不立案、不做处理。“当时他的手机号还能打通,但没人接听。我请求警方定位手机,当时的答复是人口失踪不能够立案,所以不能查手机地址。就这样把很重要的机会错过了。”
林先生在武汉贴寻人启事,到处找儿子,结果碰到好多在武汉丢了孩子的家属。但是后来发现丢失的人口越来越多,他表示,“从网上查失踪人口的相关消息,近年来失踪的年龄段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失踪的总数量在500-600人。”
林先生在武汉期间一直在找各级的人大、政协,从省级到市级、区级的政府部门,一年以后,2017年6月,最后经过法院审理,才立了案。
对于为什么要写寻子承诺书,他说,“我们觉得只要孩子能回来,我们愿意付出一切,因为孩子就是一个家,没有这个孩子在,整个家庭就散了,没有生活的意义了。”他希望失踪事件能够引起政府和国家相关机关的重视,“如果重视这个事情,后面可能会好一些。”
七十多个摄像头看不到孩子踪影
罗浩,江西九江人,1994年7月生人,身高1.83米,湖南长沙学生。2015年9月10日到武汉大学找同学,在武汉洪山广场失踪。
罗浩的父亲罗先生告诉记者,洪山广场附近有七十多个摄像头,很繁华,道路四通八达的。但武昌分局刑警大队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让家人看,只能他们看,他们又没看到。
“洪山广场什么路到什么路,有几个摄像头,有什么单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七十多个摄像头捕捉不到我小孩的踪影?他就是不让你看。”他说,“失踪几年就是不给立案。我们到武昌区珞珈山派所报案,接警的潭(音)姓警官把我们亲戚的电话全部拉入黑名单。”
罗浩是家里的独生子。几年来,罗先生边打工边找孩子。他听有人说武汉有贩卖器官组织,把小孩给控制起来了。还有人说是传销,但传销会往家里打电话要钱的。还有人说是武汉有个地下组织把小孩搞到缅甸参加果敢军。
“每年都有发生小孩丢失的,这个组织很庞大的,到处都有。还有好多孩子都是大学生,帅宗斌是武汉理工大学的、程浩是华东科技大学的,我们总共将近40个大学生都是那一年失踪的,而且每年都有发生。小孩人间蒸发了怎么可能的事情?”
武汉部分失踪大孩子名单。(受访者提供)
罗先生认为武汉警察太黑了。他透露,“包括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我们11月份就在武昌区听说了。军运会(10月18日至27日)不让我们进武汉,(军运会结束后),11月份武汉人跟我们说肺炎有传染。武汉肺炎早就有,它欺上瞒下。”
失踪数百人 只有三人找到尸体
程浩,湖北随州人,时年21岁,身高1.75米,华中科技大建规学院大三学生,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
程浩的父亲程先生说,“孩子在江汉路附近失踪的,今年5年了,什么音信都没有啊,国家也不管。希望媒体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群体。”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网页截图)
“我们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啊,政府都不管。你去报案怎么搞?多长时间写个失联,过2个月、半年以后立为失踪(加入全国人口失踪信息库),也不当作刑事案件去侦办。你去找就是敷衍一下,踢皮球,武汉政府腐败得很。”
程先生今年50岁了,只有程浩一个男孩子。“我们家条件本身就不是很好,为找这个孩子家底都找干了。以前我的眼睛视力很好,现在看什么都模糊,为这个孩子流泪流得太多了,身体状况也不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好多家庭有的父母为这事都不在了。”
他说,“我们告状都摸不到门,像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我们去了多少次,大门都进不去,旁边有卫士站岗,他不管你有什么冤情,你进那个大门他还打你,我们吃的苦都说不清,一下子说不完。”
程先生表示,武汉失踪了几百人,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贴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
“就我这几年找孩子的经验,他们都说国家有贩卖人口器官,卖心脏啊、肾啊,一个人的供体可以卖到上百万,还有当官的换这些东西(器官),一般的普通人不要,就要身强力壮的,十多岁的,大学生的,也有说大学生好上当受骗,有这样分析的。”
目前程先生正在广州打工,当地复工时间不长,担心自己将来没人管,趁年轻能动一下(工作),到哪一天动不了没人管。
调查:失踪学生或为器官移植受害者
原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立曾在2017年9月对武汉失踪大学生做过调查,帮助家长建微信群,联系律师、记者进行调查此事,但他很快被武汉警方跨省抓捕,被公司开除。
杨子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规律性,最可疑的就是失踪的主要是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偶然也有很少。此外,基本上都是普通家庭,没有高干。
只有一个例子例外。杨子立从家长处得知,“有一个家长曾经带着亲戚朋友去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去要人,接待他们的负责人说,每年要失踪好些人,每年找不回来的至少上百人,说好几年了一直找不到人这很正常。还说他们区有一个常委,家里孩子丢了,也是没有找到。他没有说具体的人,是真是假,无从判断。但是报出来的这些丢失的确实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
杨子立认为,丢了孩子是家庭最大的变故,家人一直熬着,政府不把他当回事。如果一个区找不回来的至少得上百人,那武汉十几个区每年至少上千人。
他指出,失踪人口警方开始一般不给立案,录像也不是都能查的,而且只能查普通治安的那种录像。共产党另外建了一套天网,这套系统就必须得权限更高的人才能使用。
“据我所知2017年抓高智晟律师的时候用过。所以这个天网只是为它统治服务,不是为老百姓服务,中国每年都丢失很多人,做奴工的,也可能器官移植的,这种受害者,我估计应该很多。”他说。
杨子立分析,第一,男大学生失踪后不容易引起警觉;第二,他的智商较高,不会轻易被骗,年轻、身强力壮,这些大学生里面有一半以上是1.8米以上,身体很棒的人。不留痕迹地把他们灭掉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大学生毕竟不是很成熟,而警方往往都不会立即立案,过了一二个月之后,很多线索就不好找了。
大学生失踪被认为是敏感话题。杨子立说,“从轻里来说是破不了案;往重里来说这里要是有什么阴谋,器官移植之类的,犯罪团伙跟这些医院能不勾结吗?现在中国这些卖淫嫖娼也好,吸毒贩毒也好,没有公检法做后台,它能干得了吗?贩卖人体器官这种事情肯定也得有政府内部的后台,一定要触犯某些黑后台。”
当年一名腾讯驻武汉的记者报导大学生失踪案被抓,央视说他造谣。杨子立说,“调查的结果证明他说的都是真事,而且有些事他只是点了一下,还没有展开说。他说的全是真的,就这武汉就把他弄起来了。”
杨子立强调,失踪人口实际上各个大城市都有,央视《等着我》节目组在网上可以查到,按比例来看,北京、上海丢的人都比武汉多,这是指失踪的总人数。如果加一些过滤条件,确实处于男性青少年阶段、身高高一点的,武汉失踪人口的比例比其它城市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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