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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中国奇迹与治理溃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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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彪                           2020-03-23

 

 

2019年新春伊始,中国国家统计局晒出了上一年经济成绩单:全年GDP增长6.6%,位列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增速之首,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单从数字来看,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4.14 万亿美元,增长了94.6倍,这个人类经济史上的超级奇迹似乎亮瞎了观察家的双眼。摩天大楼、高铁火箭、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支付、亿万富豪、名牌店、“一带一路”, 说到“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这些东西。

 

2020年中国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在“九省通衢”武汉爆发。封城、封村、封楼、封路,数不清的人家被用铁链子、土堆封门,形同监狱;一度发生抢购物资,物价飞涨;交通中断,商业停止,街道空空;各国纷纷撤侨、撤资、停飞中国;医院物质缺乏,大量病患得不到收治,居家隔离的人们发出绝望的呼喊;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一切人监督一切人,“红袖标”们滥施淫威;有孩子被饿死家中,有人绝望自杀,有人绝望杀人,火葬场尸满为患……一幅凄惨恐怖的末世景象。

 

两幅完全相反、但同样真实的图景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度里,这大概需要一个解释吧?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20多年来层出不穷。常见的说法包括,市场化改革、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引进外资、私有企业、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人口红利、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WTO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但若把中国奇迹归功于所谓“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那就是在为专制政权擦脂抹粉。清华学者贝淡宁(Daniel A.Bell)就孜孜不倦地鼓吹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贤能政治”,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没有照搬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李世默则更肉麻地吹捧“中国治理模式”:中共的“党先于国”乃是另一套处理人类事务的组织原则,它可以选贤任能、回应人民的需求、视野更长远,而且具有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他粗暴地声称,中国的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制度比西方民主更优越。

 

难道高速的经济发展不充分证明了中国式治理的成功吗?

 

经济高速发展当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制度的唯一标准,它也远远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在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环境、健康等更重要的指标上,中国的得分都不及格,甚至是负数。

 

我们单看国家治理能力(Governance capacity):它包括政府的学习能力、体制吸纳力和整合力、对社会的管理能力、政策执行力、危机处理能力等。此次疫情,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的治理溃败(governance failure,或治理失灵):一、掩盖真相,封杀舆论,贻误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二、打压吹哨人和批评者,压制民间机构,为民间救助制造极大障碍。三、疫情蔓延后仍批准和举办大型活动。四、在缺少预案和准备的情况下,粗暴封城封路,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人道灾难。五、管理混乱、朝令夕改,随意征用、没收、扣留救急物资。六、公布数字不实。七、随意封门堵窗、强闯民宅、打砸物品,肆意抓人关人、侮辱人格。八、拒绝国际合作与支持,推销假信息和阴谋论,四处制造国际敌意。(滕彪:《武汉肺炎与治理失灵》)

 

难怪BBC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法“几乎完美再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有关公共治理的失败案例。”那么李世默等吹捧的比西方民主还要有效的治理模式哪去了?难道不是高效的“中国治理”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吗?“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反映了中国体制的优势吗?这需要一些说明和分析。

 

(1) 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是自由的剥夺、普遍的腐败和环境破坏。繁华表象的背后是种种黑暗和不堪:权贵的疯狂掠夺,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名列世界前茅,是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人权和自由被普遍剥夺:劳工工作环境恶劣,低工资、低福利、没有独立工会和罢工权;民众无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选举权;宗教信仰遭迫害,大兴集中营,藏人、维吾尔人生活在人间地狱;制度性的冤案、酷刑、黑监狱、强迫失踪、征地拆迁、强制堕胎、户籍制;畸形的发展模式还造成了资源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如此等等。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既不可复制,也不可持续,而且远远不像它看起来那么光彩照人。 “当作恶者有权有势,善良人受苦受难,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贬低,信仰被消灭,正义遭践踏,所谓的经济奇迹还值得骄傲吗?”(滕彪:《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

 

(2) 经济快速增长,完全不能反推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正当性或优越性。促使中国经济腾飞的可能因素包括出口、私有企业、外资、人口红利、WTO等,只有很小一部分与治理方式有关。但人们常常忽略的一条是“低人权优势”。恰恰是正常国家不可能容许、也不可能做到的压制言论与结社、无底线压榨劳工、官商勾结和无视环境生态,使中国成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天堂,使中国产品价格具有所向披靡的“比较优势”。

 

(3) 在灾难和公共危机面前,专制暴露了巨大的劣势。虽然有的专制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民主国家更快,但总体上,自由民主更能促进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除了石油国与新加坡之外,人均GDP前50位均为民主国家。尤其重要的是,按照著名的阿马蒂亚·森的对人类饥荒史的考察,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这种惨剧,完全是极权暴政下的人祸。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都是死于人祸的人数远远高于死于天灾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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