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新死亡人数　北京暴雨77罹难

北京水灾重灾区房山，民间指至少死亡逾300人，但官方未予证实亦无否认。图为灾区一具被浸泡的尸体。

在舆论重压下，2012年7月27日北京市官方周四晚终于更新了“7.21”暴雨灾害的死亡人数；这场暴雨已造成77人死亡，其中66人身份已被确认，11人身份仍在确认之中。

之前 一直咬定37人死

7月21日，一场特大暴雨给北京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在周四晚更新数字之前，官方发布的死亡人数一直是37人。几天来，各路舆论纷纷指责北京市官方对雨灾预警和救援不力，甚至官方媒体也对北京市迟迟没有更新因灾死亡人数表示不满。

《人民日报》发表时评说，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道课题。

周四晚8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对媒体公布，截至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已经确认身份的66名遇难者中，5人在抢险救援中因公殉职。另61名遇难者中，男性36人，女性25人。其致亡原因为：溺水46人，触电5人，房屋倒塌3人，泥石流2人，创伤性休克2人，高空坠物2人，雷击1人。

这61名遇难者遗体发现的地区分布为：五环路以内，6人，其中核心城区1人，其余都在远郊乡镇，特别是山区。重灾区房山区有38人遇难。

在回答为什么周四晚才公布遇难者人数时，这名发言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到周四晚为止，受灾现场的搜寻工作已基本完成，遇难者统计人数不会再有大的增加，北京市也没有接到新的失踪人员报告。

新华社报道，周五上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等北京市领导在房山区检查指导救灾善后工作时，向“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者致哀数分钟。

网民对北京水灾几点总结:

1、北京的水很深。

2、在北京有房有车不算什么，还得有船。

还有“几点提示”：

1、北京所有地铁站已统一站名：积水潭；

2、有车族们终于理解政府要求私家车交纳“车船税”的良苦用心；

3、“南水北调”工程已见成效；

4、“北漂一族”终于有了正确的注解；

5、“汪洋”要进京就职；

6、北京正式更名“中南海”。

更有对曰：

上联：京城降雨全市变成中南海；

下联：市民疏散到处均为钓鱼台；

横批：汪洋入京。

由于健康和情绪等多种原因，我跟许多受害者和媒体说：我得闭门修行了。但有一个人却让我一直放心不下，那就是我所敬重的林兰英大姐。如果大家以为林大姐充其量不过是个访民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林大姐今年已经年过六旬，是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黄山村的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两起交通肇事案，造成其一对儿女一死一伤，至今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处理。

究竟在什么时候、哪个地方认识林大姐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却让我对林大姐的沉着与机智永生难忘，也使我从此与其成为莫逆之交。

这事发生在2001年福建省两会期间，那时候，我自己家的官司早已结束，我是专门到省政府信访局这个“全省受害者集散地”去观察访民状况。

开会的第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的访民比往常要多好几十倍！将数百平米的信访大厅挤得满满当当！为了避免官方的骚扰，我选在一个很不起眼角落坐下。在短短的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凡是我认识的访民都会不由自主的走到我跟前，七嘴八舌地讲述他们的伸冤状况，不到一会儿，我身边就聚集了一大圈的访民，也收集了一大摞告状材料。这种现象，使在现场的官员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

不一会儿，一批年轻的身穿迷彩服的武警战士突然出现在我跟前，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就将我一把拎起，我猛然感觉到双脚悬空起来，我本能地死死拽住正拎着我的武警衣服挣扎着，耳边听到老访民付家齐的一声呐喊（喊什么，我和付家齐都记不得了），霎时间，原本井然有序的信访大厅乱成一团……

当数百访民击退十几名武警时我还发现：信访窗口已经关门大吉！甚至连信访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只有访民们在不断地自说自话……

就在我稍稍冷静下来时还发现：自己的手里居然还紧紧地握着一颗大概是从武警身上拽下来的衣扣。由此可见，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混乱不堪！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的惊心动魄！

也就是在这天，我看出了一直在跟前护卫着我的林大姐的机智与沉着。随后，在众多访民的护卫下，我从众多虎视眈眈的警察和武警身边撤离出信访局，并跟随林大姐到其家中休息。

这天，我在林大姐家中与其谈了很久很久……我从中发现，林大姐不仅勇敢机智，而且，她还热衷于关心公共事务，尤其是社会的不公现象！从此，我凡到福州，不管有事没事，总喜欢去她那里呆上一天半天。

不久后，我应访民的要求，筹备成立“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但在《申请书》递交的第五天的中午时分，我在南平家中被捕。得知这一信息后，访民魏英与林大姐立刻转移了我落在他们家中的一部分详细资料，这保护了许多访民，也使当天半夜前去查抄的警察一无所获！

一天，我从南平到福州调查几个访民的案件，林大姐便要求我去慰问一下因“发起万人联名罢免动议而被判5年半的村民维权领袖林正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我连忙与身边的几位访民前往。

当林正栩的老母亲一听说“我们是专门来看望她老人家”的时候，步履蹒跚而又白发苍苍的林老妈妈就一个劲的泪流满面，看得我当天晚上一整夜都无法入眠……

作为老访民的林大姐深知：在维权道上，男性在这方面的弱势，为此，她常常挺身而出，护卫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男性访民，较为典型性的一个案例就是林祥官。

林祥官因宅基地纠纷，胞兄被邻居活活打死，林祥官为兄伸冤十几年，凶手至今没有缉拿归案，有关方面用“掉包计”来不了了之。这使林祥官百口莫辩，也万般无奈。在艰难的告状生涯中，林祥官得到林大姐数不胜数的关心与护卫，从而免遭了许多迫害，这也使他们之间的友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福清访民魏香平今年46岁，在我所关注的访民当中，她上访时年龄最小，但访龄却最长！她从28岁那年开始上访，先后被抓捕、关押多达70余次！官方为了彻底遏制她上访，将她判刑2年。我先后为她出庭代理过不下三次的“行政诉讼”，状告公安不作为。无论在福清法院开庭，还是福州法院开庭，林大姐没有一场落下，仗义之心无以言表！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拯救维权村民土地的领军人林应强――

在得知林应强被捕的第一时间，林大姐从福州打电话到南平来告诉我详细情况。我从电话当中听出林大姐的焦虑与担忧！这是她善良而又侠义的本能反应。由于电话沟通不方便，林大姐也不敢多说。但我没曾想到的是：林大姐会在放下电话后，就匆忙到福州火车站买张车票赶来南平与我商量拯救林应强的方案！

天知道，这是许多亲兄弟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她却做到了！这也是我从事维权以来，第一次遇到为拯救别人而心急火燎地专门赶来求援的！此后，林应强每次开庭，她每次必来声援，并拿出她所有的社会资源来帮助呼吁。当然，在这个无法无天的国度里，林大姐等的努力最终并没能扭转林应强的命运――他被“莫须有”罪判了四年徒刑。随后，在林大姐和我的号召下，大家捐款帮助林应强家人渡过难关：我和她以及吴华英等都各捐200元，游精佑捐300元。

要知道，“访民帮访民”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林大姐！她全家失地后，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只能吃低保，这其中还有一个儿子因车祸而残疾。这方面的支出，只能够从生活费里挤出！

不久后的一天，纪斯尊因为相信共产党发布的允许在奥运会期间举行“游行示威”被抓。林大姐连忙将纪斯尊堆放在其家中的许多访民的举报和告状材料藏起来，致使警察上门抄家时免遭劫难！并在日后为纪斯尊聘请律师的事务当中，林大姐始终和我与吴华英等与官方展开不屈不饶的交涉！这一切，来来去去的被官方折腾的费用，都是林大姐和大家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来，无私无畏地帮助纪斯尊。

2009年4月的一天，被关押了5年多的村民维权领袖林正栩出狱，林大姐在第一时间赶来告知，我随即赶到林正栩家中采访，并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了这位为推动民主进程而付出极大代价的村民代表消息，还为其及时联系到他需要找的人。

尽管林大姐的家并不宽裕，家里也料理的不太干净，而且离城区较远，交通很不方便，但我几乎每一次来福州，都喜欢去她那里逗留。在长期交往过程当中，林大姐知道我的饮食习惯，她会经常带我去那家她以为是最好的小吃店，请我吃我最喜欢吃的锅边糊、炸油条等小吃。如果我早上起不来，她就将这些小吃买来，悄悄地放在我的床边；如果是夏天，她还会特意为我准备好消暑的绿豆汤，常常盘着腿坐在我的身边，带着似有若无的微笑，看着我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林大姐就像个慈祥的母亲。为此，有些不明就里的邻居也误以为我是她的儿媳。

2009年6月中旬的一天，一直想请我吃餐饭的林正栩，知道我来福州调查案件，便邀请我去他家里吃牛肉。林大姐等我一吃完，就把我接到家里休息。说来也怪，就在这天晚上，林大姐一边在床边为我张罗蚊帐，一边自言自语的用福州话对我说：“小范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你若有事，我就会灵魂都没有了！”

没曾想，三天后我因撰写严晓玲案被捕，紧接着吴华英、游精佑被抓……这就是著名的福建闽清”严晓玲案”衍生出的“三网民诽谤案”。

这起诽谤案，五次开庭，林大姐和她所认识的访民五次都出来声援！不仅如此，吴华英和游精佑陆续出狱，林大姐一个接着一个地迎接，没有落下一个！

我曾在狱中做过这样的“出狱假想”：看到我这副惨状（除自己女儿之外），林秀英一定会难过的泪流满面。可是，我出狱这天，林秀英并没有出现，而这一假想却发生在林大姐身上――当囚车缓缓地驶出看守所那扇大铁门时，我一眼就看到了从福清专程赶来的人高马大的吴华英和几位访民的身影，就在我的目光触及到林大姐的一刹那，两道泪泉从她的脸庞滚滚而下……

由于没有机会说话，我只能望着已经开始老态的林大姐紧跟着囚车一个劲地跑着，跑着，跑着……这一情形，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并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底里！

我出狱至今，林大姐先后至少六次从福州来南平看望，捐给我的款，林林总总相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块。我知道，这也是林大姐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挤出来的，绝不是宽裕出来的！为此，我再难，也不能用！也不忍心用！可是，我拿了，心里难过；而我不拿，她心里难过，怎么办呢，那就帮她保存起来吧，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机会亲手奉还，但这份深深的情、深深的爱，会永驻心中！

林大姐因不断帮助他人、不断声援他人，遭遇当地政府官员的多次警告，恐吓。更由于精神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很早就患上了高血压症，随着病情的发展，现如今患上了糖尿病等多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追求真理。

今年全国两会，林大姐与其他几位访民冲破重重阻扰，赴京上访。两会结束后，由于没有得到她回家的消息，我感到有些担忧，随即挂电话打听，并告诉其家人：我现在疾病缠身，闭门修行，不再接案，但林大姐的事情，我是一定要管的！因为林大姐是个真正有大爱的人，她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出不懈努力，为此，林大姐不仅是其家族里的大姐，也是我的大姐，更是许许多多受害者的大姐！

2012年3月17日于南平家中

赛后“刺头”娜姐又有惊人言论

昨晨，在WTA皇冠级赛事巴黎银行公开赛第三轮中，被列为赛会8号种子的李娜以6∶1、6∶3的比分轻松击败郑洁，挺进16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李娜职业生涯第一次战胜郑洁。从前有着“刺头”之称的李娜在采访中又有惊人言论，表示自己打球并不是为了祖国，而她也深知自己这番话一出必然又会引来众怒。

李娜表示，虽然她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事业中的标杆性人物，但是其本人对这种角色加身并不很喜欢，而在过去很多次采访中她没有透露出相关情绪和信息，也都是在撒谎。

“我只是一名网球运动员，我来到这里比赛并不是为了我的国家，”在印第安维尔斯的赛后发布会上李娜说道，“我仅仅是在打自己的网球，我努力做到最好那是我的工作，如果之前有时候我说谎了，我想说其实我那么干自己也感觉不舒服，而且我知道如果你撒了一次谎，那么你以后就要再撒几十次谎去圆之前那第一个谎，而我真不想那么做了，我也知道我说了真话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恨我讨厌我，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终于放松快乐了。”

值得一提的是，李娜在2011年法网石破天惊夺冠后也曾经因为在夺冠感言上没有“感谢祖国”而引发广泛讨论，当时李娜在发言中在“谢谢赞助商，谢谢组织者和球童，非常感谢自己的团队”之后强调“谢谢所有的人”，但是唯独没有出现人们熟悉的“感谢国家”。当时网友的反应也是泾渭分明地分为了两大派，一边自然是认为虽然李娜走的是“单飞”，但是仍然少不了国家的支持，另一边则大赞李娜为人真实、不矫揉造作。不出意外的话，李娜这次在印第安维尔斯的一番言论又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或许，一名球员的真实以及引发的争议也算是竞技体育魅力的一部分吧。长晨

谁都有一个亲爱的妈妈。妈妈这个神圣而熟悉，伟大的称呼，蕴含了每个子女对母亲的尊敬。每个人在幼儿期，叫出的第一声大多是妈妈这个词语。我的妈妈是一位善良，勤劳朴实的中年妇女。当我悄悄来到着世上时，妈妈便担了抚养我的义务。十二年来给我多少爱，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也数不清哪！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我准备了一番，想让妈妈过一个快乐的“三八”妇女节。

前一天，我做了一张贺卡，把它放进妈妈的包里。下午，妈妈会来，一进门就给我来了个拥抱，妈妈显得十分的激动，不时的拍拍我的小脑袋，我急忙祝妈妈永远快乐，年轻，有活力。妈妈听了很高兴。妈妈还谢谢我祝福她。这时，我莞尔一笑，说：“妈妈，我还有个精彩的节目呢！”说完，我拿出了早以准备好的小诗《妈妈》：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为了儿子的健康的成长，

让入射般的皱纹，

悄悄地爬上您的脸颊。

妈妈，您不辞辛劳，任劳任怨。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考上理想的学校！

当我读完这首小诗，看看妈妈，她的脸颊上霎时间多了几颗闪闪发光的泪珠，我明白：这晶莹的泪珠饱含着妈妈对我的一片深情呀！

在全世界共同庆祝三八妇女节100周年的日子里，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说，但我不想慷慨激昂地发表议论，也不想柔肠万转地抒发情怀，我想讲一个从我爸爸那儿听来的小故事。

爸爸当年在益阳县四中教书时，晚饭后，喜欢在附近的渠道上散步，渠道两边是整齐的农家小楼房，绿荫绕檐、清洁明朗，一派祥和。但在这中间有一座一间一偏舍小平房像一首美丽的歌曲中夹着的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它的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没有树，肮脏不堪。爸爸很好奇，特意进去看了看，发现有一张床，床上被子是有的，但没有叠，像一个大牛肚子在床上堆着，厨房里锅是有的、碗是有的，但都没有洗。原来，这里住着的是一位26岁的单身汉！

过了两年后的一个春天的日子里，在散步时，爸爸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奇地发现那一间一偏舍的小屋变了：屋旁的土里长出了郁郁葱葱的甘蔗苗，土沟收拾得很齐整，房前屋后没有了杂草，新栽的一排排小树正吐着绿叶，台阶砌得整整齐齐，抹上了水泥，房子里粉刷一新，房间里并不奢华，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几样家具摆放整齐有序。原来，这单身汉结婚了！

爸爸很感慨，他说，难怪古人造“安”字时，要用“门”和“女”字组成，“门”是什么？“门”代指一个房子，代指一个家，在家里有女人，就“安”了。这“安”是“安定”、“安稳”、“安全”、“安详”。由此说来，女人的作用不容忽视！基于这一点，女同胞们，我们能不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有人说，一个家里的女人如何，这个家就如何，一个国家的女人怎样，这个国家就会怎样。女人勤劳，则家国勤劳；女人自立，则家国自立；女人进步，则家国进步；女人智慧，则家国智慧；女人和谐，则家国和谐；女人有尊严，则家国有尊严。是的，这话一点不假。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天然是一种本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挺直是一种坚强；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返，这无心是一种纯静；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无欲是一种清廉。真正的好诗，不靠苦吟；真正的好歌，不靠作势；真正的好女人，不靠胭脂，不靠别人。让我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纯洁、坚韧，撑住美丽的家园，创造和美温馨，演绎五彩缤纷的生活吧！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合并。前苏联帝国出现崩溃前兆。而在中国北京，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二十多万解放军合围并血洗天安门，射杀和平请愿的平民近三千人。这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每个中国人，都记得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而我，一个先锋诗人，在枪声中，在一遍遍重复的戒严令中，写作并朗诵了长诗《大屠杀》：让我们死在愿望里！让我们死在自由丶平等丶博爱这些缥缈的愿望里！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接着我被捕入狱。传播过《大屠杀》的许多诗人也被捕入狱。当时的中国是一座超级兵营，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车站丶码头丶街道丶民居，四处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麽已经入狱，要麽正在逃亡。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两次大逃亡，一九四九，国共内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战争难民，约二百万；一九八九，六四屠城，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难民，有好几十万——令「六四难民」或「六四绿卡」成为欧美移民史上永远抹不去的关键词。

国难当头，屠刀当顶，大夥儿吓坏了。曾几何时，几十座城市丶几千万人参与的几百次爱国游行示威，转眼作鸟兽散。知识分子除了坐牢和逃亡，唯一的选择就是闭嘴，然後沉默和遗忘。

但是，偌大的东方帝国，不能因为一场血洗，而永远死气沉沉。於是一九九三年春天，大独裁者邓小平，擦掉满脸血污，强撑快散架的身子骨，模仿乾隆皇帝下江南，从北京南巡到深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大家别纠缠国家大事了，一心挣钱去吧。

有人不愿意挣钱，有人要纠缠国家大事，为六四死难者讨个说法，如丁子霖和刘晓波，於是就年复一年，被软禁和监禁。我虽然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也算有全国知名度的诗人，可坐牢四年出狱之际，也遭遇物是人非，被大家抛在脑後。

我没有朋友，那些几年前一道写诗写小说的朋友，都远远躲开我，就如躲开六四凌晨的子弹。持久的孤寂中，定期登门拜访的警察和线人演变为我的世俗朋友，与赫塔．米勒女士对罗马尼亚的痛苦回忆相似，有时我搞不清谁是线人谁是朋友。比如有一次，警察建议我去倒卖服装，还自告奋勇，要带我逛地下跳蚤市场，进假冒伪劣的「名牌货」。据说十块钱一条的裤子，一转手，就卖一百块钱——真是太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了——可是，我不想卖裤子啊，无论是内裤丶三角裤还是外裤，我都不想卖啊。所以，十块变不成一百块，也就产生不了吸引西方政界和商界的「经济奇迹」。

我沦落到社会底层，吹箫卖艺，夜晚挣钱，白天就统统花掉。我甚至成为流浪汉丶酒鬼丶农民工丶妓女和嫖客的嘲笑对像，因为我离过婚丶坐过牢，而且还被警察呼来唤去，日子过得不如他们。我是一只四处打洞的耗子，当然，在独裁统治下，谁又不是四处打洞的耗子？然而我和其它人形耗子相比，眼睛要更近视一些。因为我还在坚持写作。

毫无希望的写作。仅仅因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的坐牢，仅仅因为坐牢扑灭了我的诗意，在祖国母亲的变态关怀下，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见证者。如果我放弃回忆，牢就白坐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折磨，那些令人落泪的死刑犯，那些极端残酷中的极端温情，真的就白白流逝了。

与其做个遗忘而胆怯的文人，还不如一开始就接受警察的「美意」，去倒卖服装。接着投资假冒伪劣的「名牌连锁店」，接着招大量廉价工人，接海外的订单，挣美元或欧元，最终也能摆脱独裁统治，人模狗样地投资移民。

我周围的聪明人都这麽干。比如在电影里演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演员们，国籍早就换成英国丶美国丶加拿大或法国，观众醒悟过来，就议论说，原来是一帮「老外」在中国闹革命啊。近期的中国，更是流行「裸官」和「裸商」，意思是这些官和商，全家都移民了，或全家的资产都转移到西方了，就剩下赤裸裸的一个人在国内当官或捞钱。

在这麽烂的国家，为什麽还要写？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里，为什麽还要回忆和见证？为什麽过去了二十多年，还要以《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把大家拖回一九八九，以及一九八九所引起的监狱黑幕？

因为六四枪响毁掉了所有中国人的和平演变梦想。在德国，柏林墙倒塌，是新的上升的起点；而在中国，是旧的下堕的起点，是集体无耻和集体劫难的起点。

我们这代「记忆工作者」，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写作并保存一份「罪恶记录」，我们曾丧失尊严，我们曾像狗一样活着；一个手握刀枪的刽子手，曾让我们一百个人感到害怕；我们曾求饶，我们曾寻求和解或妥协，我们曾在无可奈何中疯狂，我们曾虐待比我们更可怜的弱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一切。我们已经失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活在经济腾飞的荒唐和荒凉中，我们已经看不见乾净的天空丶河流和人心，那麽，我们不能够再失去接近真实的历史。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没有在地球上存在的必要了；如果记忆中的罪恶得不到清理和清算（至少是文学上的清理和清算），那地球上就没有公理。没有信仰。没有上帝。一代代独裁下的死难者也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纪念。

所以我要写我的黑暗自传。我要写和我一样生不如死的大量无名者。尽管我的手写原稿被警察抄走两次，尽管第三稿也被埋藏了多年，尽管我不停地改动，尽管新的回忆新的细节不断涌入脑海，但许多人和事依旧遗忘了，或暂时抹去了。

更糟的是，《我的证词》没人听见。因为长期找不到出版机会，更没有西方汉学家愿意翻译。始终如一的读者是警察，其次才是为数不多的朋友，如刘晓波丶苏晓康丶康正果丶胡平丶一平丶王力雄丶廖天琪丶汪健辉丶李必丰等。他们也是我写下去的原始动力。

二○一一年七月二日，我历经艰辛，自己凭借在底层厮混多年的经验，合法地走出中国边地，辗转从越南来到德国。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的证词》，同时在台湾和德国出版。

记得开始写这本证词时，我刚出狱，不满三十六岁；而今，我已经五十三岁。曾十六次被阻止出境。

此次出境的前夜，我拿出远古的《周易》，将三枚铜钱抛往半空，连续六次，得到的卦像是「复」。也就是反复地追求，反复地见证，是符合天道的。

接着我记起九年前，一个流落到云南丽江的以色列老头，随口唱出的一首犹太古歌。据说在纳粹时期，面对焚尸炉，犹太人排着长队，唱着这首古歌，缓慢而平静地走向永恒：

这个世界是座窄窄的桥／不要害怕／会过去。

我学习了一个下午，终於能用希伯来语唱这首歌。但是我走过了那座窄窄的桥，暂时没有永恒，也没有发疯，也不用害怕。我得到了自由。我的书得到了自由。

2011年6月19日，刘晓原所在的旗鉴律师事务所年审材料被审查通过了，刘晓原按要求向市律协缴纳巨额会员费（其实就是“年检”费），每个律师2千元，律师事务所一万元。拿到缴费发票后，刘晓原按程序找到朝阳区律师协会盖“年审考核合格”章。如果司法局在执业证上盖了章，旗鉴律师事务所的年审也就算是过了关。

但朝阳区司法局牛旭科长说：旗鉴律师事务所已通过的年审材料作废，必须要经过实地检查，才能重新报年审材料。于是，刘晓原找到牛旭科长，刘晓原向牛旭科长提出要到律师所去实地检查。

此后，旗鉴律师事务所的人员一直联系不上牛旭科长。无奈，在等到六月底时，旗鉴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找到了牛旭，他说是办公场地有问题。七月二日，旗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只好去市局律管处找柴副处长，为年审之事，双方还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既然牛旭科长说鉴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地有问题。鉴律师事务所只好去重租办公场所。七月初，旗鉴律师所与中国皮革与制鞋工业研究院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该院办公大厦的写字间作为办公室。

合同签订后，鉴律师事务所按照市司法局文件规定，先办理律师事务所场地迁移备案手续，并将租赁合同、租赁费发票、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等材料报给朝阳区司法局备案，但是，却遭到牛旭科长拒收。

牛旭科长声称，他要先到场地作检查。此后，鉴律师事务所多次与牛旭科长联系，一直等到八月三十日，牛旭才与一工作人员带着相机到旗鉴所的新办公地检查。他在办公室看了一下，工作人员拍了多张照片，牛旭科长只是说条件简陋了些，连空调也没有安装。检查完后，他让鉴律师事务所等消息。等了好多天，见他没反映，鉴律师事务所的刘晓原叫本所律师带着材料去找牛旭科长。

过了一段时间，牛旭科长说要鉴律师事务所提供出租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刘晓原告诉他，出租方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是事业单位没有营业执照。牛旭科长说又说，哪就提供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刘晓原只好去找中国皮革与制鞋工业研究院物业管理处，但人家说，双方签了合同，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大厦里有很多的公司，人家都是不需要。

至此，对鉴律师事务所的打压已经是浮出了水面。原来，某些部门已给研究院打招呼，不能把组织机构代码证提供给鉴律师事务所。按照北京市司法局的文件规定：律师事务所转移办公场所，只需提供租赁合同就可以，并不需要提供出租方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于是，鉴律师事务所向牛旭科长反映这个实际的情况，但牛旭科长还是强调需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

逼于无奈，鉴律师事务所只好向市司法局申请政府的信息公开。但北京市司法局却打电话给鉴律师事务所，说相关规定已在司法局网站公开，就不作书面回复了。其间，鉴律师事务所无数次打电话和上门找市司法局律管处朱玉柱科长，此人是市局具体负责全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年审考核工作人员。但律管处的朱玉柱科长表示，鉴律师事务所的年审还是要找朝阳区司法局的公律科牛旭科长。后朱玉柱科长叫找牛旭科长，牛旭则让他们找朱科长，就是这样，他们之间互相推来推去。

为此，鉴律师事务所委托朝阳区律师协会某理事帮助打听真实原因。该理事说，要组织机构代码证只是借口而已，实际上是鉴律师事务所因为办理了“敏感”的案件才办理不了年审。于是，鉴律师事务所强烈要求市司法局解释作出解释，什么是“敏感”的案件？

什么是“敏感”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认定指出：一切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叫作“敏感”案件。

也就是说，事关民生和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集团诉讼案件、破产案件；民间债务、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纠纷案件；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当事人情绪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审案件、信访案件统统可示为“敏感”案件。

作为共和国体制下的执业律师，为当事人维护他应有的权利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但当局以“敏感”为名，侵犯律师的辩护权利，在国内有愈演愈烈之势。本人不知现政府依的是什么法？治的是什么国？到底什么样的案件是“敏感”？ 政府本身对“敏感”含混不清，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完全看他们的心情好坏而定。

有正义感的律师在恶吏的钳制之下，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事先没有通知，事后没有法定解释，连一个讲理的地方也没有，无一个确定的法定程序，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法。空洞地说一句，到底有哪一件是“敏感”案件？令人一头雾水。所有心存良知的律师不禁要问： 哪来这么多的”敏感”案件?

实际上，讫今为止，政府官员以“敏感”为说词，漠视宪法和人权，大行恶道之潜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又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所有追求宪政的国家都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宪法理应成为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的共同行为准则。民众运用宪法权利，通过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力量，监督与督促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为民谋福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职责。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要的就是公民依据宪法来“治官”，运用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促成政府依法行政。

当执政者超出平常的“敏感”，那么意味着这个管理体系的生理和心理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执政者设定如此多的“敏感”事物，而且还用这种“敏感”作为施政的管治时，那这个社会就病入肓膏了。一个社会那么多的“敏感”，这是执政当局撕下了“和谐社会”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那么说，人类文明底线又一次遭到了无情嘲弄。

2011年9月至12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爆发了大规模的维权行动。9月开始，乌坎村开始集体维权，赶走了中共村总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拉开了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村民自治。10月中旬，乌坎村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代替原中共妇女联合会，支援维权斗争。乌坎村成立“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开创了中共建政62年来中国妇女自治新纪元。

乌坎村维权事情起因是由于祖籍乌坎的香港商人陈文清与乌坎村委会勾结，倒卖土地给发展商碧桂园，从中私吞碧桂园支付的7亿元补偿。陈文清在内地及香港有多项公职和公司。9月份碧桂园已开始在当地动工，引起大量村民不满。随后乌坎村民已经觉醒，发起了到陆丰市政府的大规模集体抗议行动，并获市政府承诺，调查此事。受到村民们质疑当了41年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和村委会领导当即逃离村庄，办公室人去楼空。为了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加强组织纪律，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管理乌坎村一万二千多名村民。10月中旬，村民们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选举产生新的妇女主任，支援维权斗争。新成立的“妇女代表联合会”与原行的妇联在属性和选举方式完全不同。

乌坎村自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由村民自发成立了自治组织，特别是“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更是代表中国妇女的觉醒。12月，陆丰公安部门把“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取缔。经过乌坎村坚持集体抗争，广东省公开承认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合法性。

“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成立并得到合法承认，表明中国妇女的觉醒，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象征。“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一个妇女自治组织，并得到中共当局的合法承认。我们呼吁中国妇女全体觉醒起来，在全国各地成立自治组织“妇女代表联合会”，取代中共所谓的“妇联”，让全中国的妇女走向自治，结束中共在妇女界的统治地位，我们一定能成功。2011年9月至12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爆发了大规模的维权行动。今年9月开始，乌坎村开始集体维权，赶走了中共村总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拉开了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村民自治。10月中旬，乌坎村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代替原中共妇女联合会，支援维权斗争。乌坎村成立“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开创了中共建政62年来中国妇女自治新纪元。

乌坎村维权事情起因是由于祖籍乌坎的香港商人陈文清与乌坎村委会勾结，倒卖土地给发展商碧桂园，从中私吞碧桂园支付的7亿元补偿。陈文清在内地及香港有多项公职和公司。9月份碧桂园已开始在当地动工，引起大量村民不满。随后乌坎村民已经觉醒，发起了到陆丰市政府的大规模集体抗议行动，并获市政府承诺，调查此事。受到村民们质疑当了41年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和村委会领导当即逃离村庄，办公室人去楼空。为了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加强组织纪律，村民们自发以民主选举产生了13位代表，成立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行村务，管理乌坎村一万二千多名村民。10月中旬，村民们更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选举产生新的妇女主任，支援维权斗争。新成立的“妇女代表联合会”与原行的妇联在属性和选举方式完全不同。

乌坎村自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中共建政62年来，第一次由村民自发成立了自治组织，特别是“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更是代表中国妇女的觉醒。12月，陆丰公安部门把“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取缔。经过乌坎村坚持集体抗争，广东省公开承认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合法性。

“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的成立并得到合法承认，表明中国妇女的觉醒，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象征。“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一个妇女自治组织，并得到中共当局的合法承认。我们呼吁中国妇女全体觉醒起来，在全国各地成立自治组织“妇女代表联合会”，取代中共所谓的“妇联”，让全中国的妇女走向自治，结束中共在妇女界的统治地位，我们一定能成功。

2004年山东省临沂市委市政府印发文件，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控制，这是山东临沂暴力计划生育的发端和法规。从2004年开始，临沂地方政府计生部门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随意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最终在2005年被临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律師和其它人士向媒体和全世界披露，并引发山东省当地政府对陈光诚和当地村民进行打压的事件。

2005年，陈光诚、袁伟静夫妇开始对临沂强行计生行为进行调查，并通过国内外媒体采访报道临沂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强大的压力下，国家人口计生官员表示要对临沂计生事件进行调查。但是，中共山东当局反而失去人性，对陈光诚夫妇监视居住，并于2006年6月被刑事拘留。8月24日，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4年零3个月。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出狱，被警车接送回家，此后即被软禁在家。全世界媒体大量关注陈光诚事件，全国各地维权人士去山东临沂探访陈光诚，全部被中共临沂地方政府阻止。2011年10月，中国妇权派五名残疾人义工组成探访团去山东探访陈光诚，被中共当地官方追逼百里。同年11月11日，中国妇权在合肥举行陈光诚生日祝贺活动受到当地警方阻挠。

陈光诚因参与计划生育维权受审判，刑满释放后长期软禁在家；没有人性的中共政府，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导致妇女不能生育；对生二胎的妇女强行堕胎、引产，导致大量婴儿死亡；中共山东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执行中的野蛮和严重违法和侵犯妇女人权行为，象动物一样对待中国普通女性公民，表明中共政府对人权迫害的升级。中共这种灭绝人性的政策和行为，必然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意识到，只有改变中共计划生育这种罪恶的政策和法律，才能改善和保障中国广大女性公民的生育权和胎儿的生存权。

　　最近“实名制”忽然大热，似乎成了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法宝。从菜刀到微博，现在发展到了紧急避孕药。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全市药店在销售紧急避孕药时要检查登记购药者的身份证。福州药监局市场处的陈姓工作人员说，该新规主要是为防止紧急避孕药销售给某些人用来进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进而防止男女比例失调，是贯彻落实国家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两非”指“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

　　《三国演义》里有句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现在对福州等地的老百姓来说，可谓“房事不决问药店”。打击“两非”是计生等部门职责所在，但却要全体人民跟着吃挂落儿，这实在说不通。对很多女性来说，紧急避孕药是保护自己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实名制之后，根据购买记录外人很容易按图索骥掌握购买者的隐私。况且，当局明确表示，保护隐私要靠药店员工的自律。在隐私被公开贩卖的当下，这不是变相逼人去流产吗？当然，这种流产很可能恰在“两非”范畴之内，属于需要被整治的对象。接下来，当然就是整治成果丰硕，有关部门受到表彰的戏码了。要是大家都提前做好避孕措施或者事后紧急处理了，打“两非”的政绩是不是得少一大截？

　　计划生育是国策，我国的法律并不禁止人们事后紧急避孕。正规药房在售的紧急避孕药也都是有批号的非处方药，购买、使用不仅不犯法，更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这件事上推出实名制，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先把所有人都当成涉嫌“两非”的不法之徒。谁给了福州等地的药监局做出如此广泛的“有罪推定”的权力？假若此番实名制依然收效不大的话，是不是以后当地老百姓的“敦伦之事”也要向有司报备才行？

经济观察网报道，2011年8月17日，包括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在内的21家公益组织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农业部帮助渤海湾渔民在污染事故中进行维权。

自2011年6月4日蓬莱19-3油田B、C平台发生漏油以来，截止到目前，该漏油事故不但未得到彻底控制，反而又新增了多处漏油点。

上述21家公益组织表示，这起严重的持续性漏油事故已经蔓延至河北、辽宁海域，严重影响了河北当地渔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给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水养殖 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其中，河北乐亭县、昌黎县浅海和滩涂受到此次漏油污染最为严重，扇贝等养殖物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而且扇贝死亡时间与蓬莱 19-3油田发生漏油时间同步。渤海湾的养殖户们遭受的经济损失有可能超过十亿元。

然而，这封公开信中也提及，“受害渔民缺乏维权的足够资源，经乐亭渔民告知，农业部仅仅安排检疫与病害防治部门前去乐亭调查，渔业环保部门被屏蔽于程序外，原油污染损害的因素被忽视，损失更为惨重的昌黎县被遗漏。”

由此，21家公益组织向农业部发出呼吁，迅速委派具有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的机构，深入调查河北沿海渔民养殖生物死亡的真实原因，科学鉴定 溢油污染与养殖物死亡的因果关系，全面评估渔业污染损失金额，并出具调查鉴定报告和损失评估报告，支持污染受害者依法索赔。同时，责成河北省、辽宁省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学习广东、山东等地的成熟经验，立即启动蓬莱19-3油田溢油所致渔业资源损失的国家索赔。

人民网海南视窗8月18日发表特约评论员廖逊的文章：胡锦涛“七·一”讲话内容丰富，其核心主旨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发展是硬道理，维稳是硬任务”。发展的道理之所以最硬，既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出 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还出于海内外炎黄儿女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无法凝聚人心；而维稳的任务之所以最硬，则是因为没有社会政治稳定， 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发展就无从谈起。前些日子有朋友批评维稳成本过高、负担太重，但和田事件和喀什事件一出，马上就唤醒了国人：“树欲静而风不止”，我 们只能怪风，岂能怪树？与其等到人家把事闹大，不如露头就打，因为维稳的成本再大，也大不过平乱成本。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评论《复合型劳动者也许并不美妙》。有网友跟贴，要求谈谈职工维权与政府维稳的矛盾，问“到底是维权重于维稳，还是维稳重于维权？”我以为，维权与维稳通常并不截然对立，在多数情况下，维权有利于维稳，维稳也有利于维权。
　　
　　 时下我国各级政府接待群众上访，最为集中的矛盾无非两个，一是农村土地纠纷——农民维权，二是城市拆迁或劳动者权益——城市居民维权。真要是把城乡居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了，让人们安居乐业、改善生活、享受闲暇，社会政治局势当然就会更加稳定。
　　
　　 当前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省委省政府提出“既要做外来人的度假天堂，又要做本地人的幸福家园”。可那毕竟是长远目标，就现状而论，海南既谈不上“外来 人的度假天堂”，也谈不上“本地人的幸福家园”，起点低，目标高，落差大。起点之低，低到国内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程度。我国2010年人均GDP4283美 元，海南只有3524美元，仅为全国的82%，而且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还长期低于人均GDP的增长。所以海南普通职工的收入少得可怜。据一项调查表 明：70%以上的职工人月收入（包括工资、资金、加班费和其他福利等）——其中包括许多老工人的收入——尚不足2000元。许多服务行业的劳动时间还特别 长，工作特别辛苦。2010年1月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建设后，短短的几天之内，楼价就“一马当先”，带动物价“万马奔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徘徊高 位，接近全国一线城市。CPI涨幅在今年6月竟然达到6.7%，让工资不足2000元的广大职工，如何承受得起？
　　
　　 海南的猪肉20多元一斤，1000-2000元的收入，能买个25-50公斤，这个购买力比改革开放之前当然强多了，那时每人配给半斤猪肉，经常有人舍不 得买，把肉票让给别人；这个购买力也比“休克疗法”时的俄罗斯人强多了，当时退休老工人每月收入只够买1公斤猪肉。然而那些，都不能算是正常状态。在今日 中国，辛辛苦苦一辈子，每月收入才够买30-50公斤猪肉的地方，实在没有资格自称“幸福家园”。更何况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还是“休克疗法”时代 的俄罗斯，人人都有房子住，不管房子有多赖。
　　
　　 我省广大职工的工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在GDP中所占比重，也长期在10%上下浮动。难怪有大约20%左右的职工，时常感到难以承受受。他们心情不好火气 大，有时说话难听，我们应该体谅。如果本来就有的这点权利，还不能充分落实，甚至遭到无理剥夺，人家的情绪怎能不激烈？怎么能不发生某些越轨行为？所以政 府在这个时候最好的维稳办法，就是主动帮助他们维权，从根本上消除隐患。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老板的都是少数人，连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人七成以上的收入来自工资性收入，当员工的是大多数。所以劳动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网中，一项最 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处理不好，国家就会失去社会政治稳定。因此，美国的联邦政府机构虽然只设15个部，就有一个专门的劳工部，自1913年设立至 今已近百年。劳工部的职能，就是负责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培训，为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机会，管理全 国的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系统，搜集和发表有关失业和就业、工资和工作时间、物价、生活费用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劳工部下设7个局，分别是：
　　
　　 1、21世纪劳工局。负责规划和保障美国劳动者在21世纪获得充分就业和报酬；
　　
　　 2、就业和培训局。负责就业培训服务，管理和维护良好的就业市场；
　　
　　 3、就业标准局。负责制定、管理和维护良好的就业市场；
　　
　　 4、职业安全和健康局，负责制定、发布、监督执行职业安全和劳动埏健康标准、防范和求助工伤，促进美国劳工的职业健康保障；
　　
　　 5、雇员福利安全局。负责保障和促进美国就业者的福利，保护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向雇主提供政策服务，阻止和处罚违反福利法规的事件；
　　
　　 6、退伍军人就业和培训局。负责制定和执行退伍军人的就业与培训政策、规章和制度（注：美国联邦政府还另外设有退休军人事务部，下设8个司局级机构）；
　　
　　 7、劳工统计局。负责搜集、处理、分析和发布有关就业和失业、工资、雇员津贴、生产力和技术变化、职业病等劳动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
　　
　　 我国的政府机构设置，劳工事务和政府人事及社会保险合在一起，这无可厚非。问题是各级政府在政府机关人事方面配置的力量过大，在劳工事务方面配置的力量过 小。以我省的人事劳动保障厅前两年的机构设置为例，15个处级单位中，只有劳动保障监察处和人事（劳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两个处级单位，负责劳工事务，与 美国劳工部门的力量配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美两国政府机构的这一差异，说明了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肯定是中国的行政机构向美国靠拢，而非美国的行政机构向中国靠拢。因为美国 的行政机构设置，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下的客观规律，更加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逻辑。社会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主要力量就应用于服务社会，而非服务自 我。把广大劳工的权益维护好了，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大隐患就消除了。这才叫牵住了牛鼻子，实现了“四两拔千斤”。
　　
　　 所以，为了维稳，必须维权，从根本上防微杜渐，否则还侈谈什么“劳动人民当家坐主”？

昨天，我的几个作为行业代表的朋友们和百度的谈判破裂了。在最早的时候，沈浩波，路金波以及侯小强都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场合和我说过百度对整个出版行业造成的伤害。我说，告百度啊。他们说，都告过了，没一个告的赢。百度很有钱很有门路，据说很多法院他们都能搞的定。百度的公关又很强大，据说很多媒体他们也都搞的定。我当时就感叹，莫非李彦宏他爸才是李刚。于是就有了315的作家维权。在昨天谈判的时候，我就觉得文著协应该出面，因为上次文著协和谷歌谈判，结果谈着谈着人家就退出中国了，收效显著。

依稀记得上次的谷歌事件，谷歌扫描了中国作家的图书，每本先支付几十美元，然后显示了目录和内容摘要，如果要阅读全文，就付费下载，谷歌图书馆再和中国作家分账。结果大家忽略了百度文库从来都是所有作家所有图书免费阅读下载，而对保护版权的谷歌进行了围攻，理由是扫描前你得问我愿意不愿意。现在想来，大家应该很惭愧。谷歌和百度还是有区别的，谷歌要脸，所以大家都想冲上去撕破它的脸皮，百度不要脸，大家一看没脸可撕，就四散了。

百度宣称，互联网的精神就是免费和共享，对于这点，我很不这么觉得。我认为，互联网的精神是自由和传播，并不是免费和共享。如果互联网的精神是免费，那为什么在百度上登广告搞搜索排名就要花钱？如果互联网的精神是共享，那为什么咱们大家都共享了，而李彦宏却变成了中国首富，为何你的财富以及百度的资产不和网民们共享呢？百度这家大商场，经营模式就是里面的商品是免费的，于是成了中国最大的商场，因为人流多，所以在墙上糊广告赚钱。这个模式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我希望这家商场记住，你向厂家进货还是要花钱的。百度又想出了“共享”，共享应该是我把我家里的东西端出来，你把你家里的东西端出来，然后放一起大家各取所需，但问题是，现在你和我都是把别人家的东西端出来，然后共享掉。这就是百度所谓的免费和共享。

百度赶上了一个正确的年代，因为只有在这个年代里，你可以肆意的对作家音乐家影视工作者侵权，当然，最关键的是百度赶上了一个正确的国家，只有在这个国家里，你对几乎全文化行业侵权了以后还能受到庇护。

当然，百度有很多的支持者，我非常理解他们，有的时候你觉得买书麻烦，有的时候你觉得看书花钱，所以你就去百度文库。就好比我也看盗版碟，也在百度的MP3里下载音乐一样。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是错的，虽然错不大，但是一定不能为我自己的错去寻找正当性，更不能去反过来去侮辱那些为自己版权维权的人。我看到不少人留言这么说，你们是想赚钱想疯了吧，互联网就是要共享的，你们这点水平能叫作家么，你们写的那些东西能叫文学么，支持百度。

朋友们，我深知作家的困境。大部分作家两三年才写一本书，一本书就赚一两万。这些写作者们可能才年薪一万块啊朋友们，月薪八百啊朋友，没有社保啊朋友，还得交税啊朋友，比你更惨啊朋友，除了几个顶级畅销书作家，中国作家绝大部分都收入微薄，很多网络作家更是一天要写一万字，靠着千字两分钱的下载收入维生，这年头谁他妈还在论分来卖东西啊朋友，你看五千字的新鲜连载只要一毛钱啊朋友，一毛钱，你给叫花子都拿不出手啊朋友，可你免费看掉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指责他们呢朋友。而那头可是六百多亿人民币身家的主儿啊朋友。请大家给中国的出版行业和作家们留一条生路。在你们为了石油的道路上，请放过我们的食油。

在你们为了石油的道路上，请放过我们的食油。

据报道，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人口发展大趋势。当国人重男轻女的现实观念依旧盛行之时，男女比例失调就在所难免。

中国本来就有多子多福之传统，但是很不幸中国有个计划生育，城市一胎化，农村在某些地区也严格受到限制。来个大胖小子就代表这家人丁兴旺，后继有人了，如果被一胎化限制的死，那来个龙凤胎，那可以一年不上班以示庆祝都不为过。何况近年来医疗技术提高，怀胎男女都能提前得知，就更促成了男孩产出率。经常看到标语言“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据我观察，对于广大中国还有不少唯儿子重。

你也喜欢儿子，他也喜欢儿子，结果就是女子越来越少，光棍自然就多了，整天要儿子，没有女人哪来的儿子。女人能抵半边天虽然在一步步迫近，但是仍不能改变某些人的陈旧的愚昧思想。整天嚷着让女人生男孩的男人们，真是太无情了，他让未来的子孙们无妻可找，不仅仅让那让人迫切的标语挂在墙上任其腐烂，而且这些后来男子们，也是一个个到老一个人挂在墙上了。

经常听到好女人难找，我想说，照这样男女失调下去，坏女人都难找了，可以想象分层找妻子的景象：中年人找二十上下的，城里的找郊区的，郊区的找乡村的，乡村的找山区的，山区的找贫困的，贫困的在国内就貌似没得找了，那只能出国了，估计跨国婚姻一定会火，而且相关产业也定能有很多商机。光棍还是会越来越多的现实告诉我们，每年的11.11可以作为一个仅次于春节的节日来过。至于有某些吃饱了撑了的主，说搞什么一妻多夫制我看就罢了，没有人想回到母系氏族。至于像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俗与不俗先放到一边，但是这种旨在给广大男同胞们找到另一半的起点还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好女不愁嫁早已不是传说，现在有的只是宅女，但存在的却是剩男。面对每个男人都可能成为光棍的现实，再不好好做人为事，真是对不起祖宗十八代，自己做鬼都不会放过自己。

新婚姻法还依旧为人热议，不管财产怎样主人分明，小三怎样无力可图，但有一点，结婚不容易，离婚更难！

男女失调日趋加重，就该引起重视，不要不当回事儿，你可能就是下一个光棍儿！到那个时候，光棍节应该是个举国欢庆的节日？

2011年8月1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等6部门在京启动集中整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专项行动。从2011年8月到2012年3月，在为期8个月的集中整治期间，6部门将通过联合查处一批案件，依法处理涉案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完善B超使用、终止妊娠药物销售等相关管理制度（8月17日《人民日报》）。

　　男女比例协调本是自然进化的规律。可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成为一个社会顽疾。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目前，除西藏之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偏高。如果这种趋势仍得不到遏止，我们不仅将进入我国进入男盈女亏时代，10年后还面临千万男性娶妻难的残酷现实。

　　但在我看来，“平男女”问题又绝非一个集中整治所能凑效的。中国是个有着传统思想深厚的国家，甚至计划生育的难点问题，也就集中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问题。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多是在“你情我愿”的背景下产生，这无意给查处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在这样的特殊情形下，我以为，与其采取集中整治、严防死守，菜取“堵”的治理方式，还不如反其道而采取疏导的办法。首先，严格对准生证的办理，做好登记备案；其次，对获得生育许可的妇女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再作登记备案；最后，再对一些人工终止妊娠行为进行问责，这样那些想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就没门了。

　　除此之外，还要从制度上着手保障和改变现在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地位和权利，以及加大社会各类保险以淡化“养儿防老”的观念。只有从根自上采取这种疏导的办法，给那些在扭曲心态下采取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一个出口，才能达到“平男女”的最终目的。

“我省独生子女已达303万人。其中男性229万人，女性74万人；城镇138万人，农村165万人。” 这则关于福建独生子女人口性别比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议：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啊。按这个比例，以后一个女的可以娶三个老公。”

“我们这个时代赶不上了，要是一个女的三个老公，那我们女人就不用上班了，两个出去挣钱，留一个在家干家务。”

“这下好了，不会重男轻女了！”

“所以说生女好命生男好听。”

“看来福建生儿子的多哦。将来是不是跟前辈一样漂洋过海去南洋寻找，只是去的目的不一样了。”

“看来得生个女儿啊，要不然生个儿子长大了找不到媳妇啊。”

“看来得让儿子早娶，女儿迟嫁啊。”

“90后的男生，竞争激烈啊。这样只有富二代娶得起老婆了。”

………….

很显然，这些网友认为，高达303万人的福建独生子女人群已经具有了相当代表性，高达3比1的福建独生子女性别比意味着福建人口的性别比也几乎同样高。我虽然不认为作为性别歧视产物的高性别比会提高妇女地位（相反会使得女性失去安全感），但也产生了福建人口性别比超高的同样错觉。于是我怀疑这一数据的真实性，福建的性别比再高，总不会3比1吧？但是搜索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东南快报、海峡都市报、泉州晚报等福建本地报纸都有报道，白纸黑字说这是福建省计生委所做的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

福建省计生委怎么会相信并公布这样一个数据呢？我琢磨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这组数字根本不能反映福建人口 的性别比。303万人放在印度、美国或者别的人口大国，其性别比确实会具有相当代表性。但放在只有3千多万人口的福建省，反而没有什么代表性。由于我国绝大部分省和自治区（包括福建）特有的人口政策规定农民第一胎生男孩的不许再生，这使得农村独生子女基本上都是男孩，而上世纪80年代农村人口在福建占据绝对优势，上世纪90年代福建农村人口占福建总人口的比例也比现在高得多。

假如农村165万独生子女中有160万男孩、5万女孩，那么城镇138万独生子女中就有69万女孩，一半对一半。假如农村165万独生子女中有155万男孩、10万女孩，那么城镇138万独生子女中就有64万女孩，福建城镇独生子女人口性别比为74万比64万，也就是115.6比100。农村的独生子女人口性别比几乎是无穷大，但是这并不能告 诉我们福建农村第一胎的性别比，因为第一胎是女孩的基本上都被排除在独生子女之外。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在福建城镇独生子女中估计也存在，但是远不像本文开头那组数字给与的印象那么大。农村第一胎的性别比几乎可以肯定比城镇低，因为没有性别选择的必要，而儿女双全正是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梦想。

我国的统计数据显示第二胎的性别比比第一胎高，第三胎的又比第二胎的高。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一胎107.12，二胎151.92，三胎160.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8.06，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又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尚未见到分胎次的性别比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小平正是据此断言农民多生孩子加剧性别比失衡， 必须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实行全面一胎化。（李小平：《放宽生育政策必将加剧性别失衡》，新浪财经）然而这不过是另一个数字陷阱。易富贤博士的研究表明，国别比较和历史比较均证明生育率与性别比存在相当的负相关性，多生有利于性别平衡，少生逼出性别选择，连并未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韩国、台湾均随生育率下降而产生了性别比升高的问题，只是没有中国大陆这么严重。

既然统计数据明明显示性别比随胎次升高，为什么又说多生孩子导致性别比下降呢？这也跟独生子女性别比3比1不反映福建人口性别比一样，必须放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第一个生了女孩的农民，出于传统观念、婚嫁习惯（女到男家落户）和农村生活对男性劳动力的需要，倾向于做性别选择生男孩。第一个 生了男孩的农民如果让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他们至少不会人为地选择第二胎生男孩。这样做性别选择生的孩子虽然还是一样多，但是在新生人口中的比例却降低了。

少数人也可能做出反向性别选择，即人为选择生女孩以实现儿女双全的梦想（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反向选择）。“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都会异常偏高，没有哥哥、姐姐或只有一个哥哥的孩子出生性别比基本在正常范围内，只有姐姐的孩子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而有两个姐姐的孩子出生性别比最高；同时，有两个哥哥的孩子出生性别比显著偏低，只有76.5。”（中国网《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转引自于弘文：《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统计失实还是事实偏高》，《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第38～41页）
&nb sp; 有网友举了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一百对夫妻，都要一个男孩，在一胎化政策下，最终男女比例为100：0，光棍数为100人。在二胎化政策下，按自然生育概率计算有75户可生出一个男孩（先男后女，先女后男，两男），另25户双女户通过择其中一胎实现有男孩的愿意，则最终男女性别比为125：75，光棍数量为50（男孩增加25名，女孩减少25名）。可见放开二胎，既可大大降低性别比，也可大大减少光棍数。”

相反，一律一胎不但使不做性别选择自然生育的孩子减少，而且会使性别选择由第二胎提前到第一胎，因为第一胎不做出选择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生第一胎的人显然比生第二胎的人更多，因此性别比也进一步提高。“必须有个男孩”不等于“必须堕掉女孩”，完全可以通过适 当多生实现这一愿望。即使“必须有个男孩”导致性别选择，人们也通常会对最后一个孩子做性别选择，而不是对第一个或前几个孩子做性别选择。性别比随胎次升高与少生孩子导致更多性别选择并不矛盾。

由此可见，如果不用自己的脑子加以分析，如果脱离历史或时代背景断章取义地使用数据，即使真实的数据，也会对我们“说谎”。

核心提示

劳 动神圣，劳动者是有尊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那些在打工过程中遭遇意外状况而面临困境的民工弟兄。更让人揪心的是，与他们的困境比起来， 法律层面的民工维权“门槛过多、过高”现象更引人关注。沧州市一直关注着人身损害、工伤赔偿法律事务的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汉礼，总结出民工维权 需要面对的“十二道关”。

两位民工的维权遭遇

四 川巴中的农民工苟元定在献县一家轧钢厂打工时左手受伤，为维权四处奔波的消息。8月11日，苟元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事情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几乎就 在同时，又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民工李宗健找到记者，称打工期间左眼受伤致残，虽然他请了律师进入法律程序，却至今仍在讨说法。

李 宗健来自湖北省竹山县得胜镇，今年40岁。去年4月24日，他在泊头市郝村镇一家砖瓦厂切坯时左眼受伤。因赔偿问题与厂方发生争议，他向泊头市劳动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最后裁决他与厂方存在劳动关系。厂方不服，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9月，泊头法院驳回了厂方的诉讼请求， 确认厂方与李宗健存在劳动关系。厂方上诉，2010年12月，沧州中院裁定本案按撤回上诉处理。

请 了律师，打了官司，但李宗健的维权之路并非就此到头儿。2011年4月，他又做了工伤认定，认定其左眼球穿通伤修复术后左眼眼内炎属于工伤。李宗健说，接 下来他还要评残。这样一步步走下来，他感觉有些吃不消了。而就在此过程中，厂子老板换了人。靠着法律最后能不能要来钱，李宗健说他也不知道。

记 者了解到，两位民工都承担着巨大的家庭压力。苟元定家里有90多岁的爷爷、奶奶，有70多岁的父亲、母亲，他是家中独子，老人全靠他赡养，而且他还有正在 上学的孩子，这一大家子全靠他在外打工维持。现在手受了伤，他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而李宗健说到家庭时不禁哭了起来，他说，他一边打工一 边打官司，难度太大了。无奈，74岁的母亲外出拾破烂儿增加收入，哪知今年正月初三时老人掉到河里淹死了。

律师列数“十二道关”

多 年来，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汉礼一直关注着人身损害、工伤赔偿领域的案件，也接触过许多有着不幸遭遇的民工弟兄。黄骅市村民程某，因工致伤，由于 用人单位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其维权艰难，孙汉礼数次与用人单位交涉，才使得此案以调解形式结案，历时近一年，就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了。现年67岁的 黄骅市滕庄子乡夏庄子村村民翟金普却没有这么幸运，其于2004年7月24日在用人单位工作发生工伤，拿到终结本案的沧州中院的民事判决书时已是2007 年11月，历时3年多。另外，由于诉讼过程中没有就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待遇如何落实，其于2008年3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2010年 11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到今天也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孙 汉礼说，从律师的专业角度而言，他认为如今法律在维护民工权益方面“门槛过多、过高”，他称之为“十二道关”。这“十二道关”是：劳动关系确认的劳动仲裁 程序，劳动关系确认的民事一、二审两审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行政复议程序，工伤认定的行政一、二审两审程序，劳动能力鉴定程序(需要护理的，还要 进行护理依赖等级鉴定)，工伤赔偿仲裁程序，工伤赔偿民事一、二审两审程序，强制执行程序。走完这些程序，正常周期需要30个月，比起一般民事诉讼更加复 杂、繁琐，但又缺少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必要措施。这不但严重影响了案件处理的效率，而且难以保障司法救济目的的最终实现。可以说，劳动案件的程序复 杂性和缺乏保障性是劳动者依法维权的一大障碍。

孙 汉礼说，我国劳动立法的根本目的与出发点是，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用工风险，保证我国良好的劳动环境与劳 动秩序。但在实践中，由于部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意识缺失，更甚的是部分用人单位未能体会法律对其的“良苦用心”而与法律打“擦边球”， 根本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出现举证难、举证不能等对劳动者不利的现象，很多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滥施诉权”、“恶意诉 讼”的方式拖垮劳动者，利用我国劳动立法的这一特点，采取时间战、持久战、经济战、精力战的方式，使得劳动者在维权的道路上经受不起“诉累”而“知难而 退”，导致维权无望。

企盼法律“亮剑”捍卫弱者尊严

据孙汉礼介绍，在国外，部分国家采取“裁审分轨”、“两裁终局”、“一裁一监管”等制度，从程序上对劳动维权进行了简化，降低了维权成本，更好地保护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孙 汉礼说，当民工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所能依靠的最有力武器就是法律。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面对这“十二道关”，民工需要付出

有关部门表示要以明年1月1日施行的《就业促进法》为契机，立法细化“哪些岗位不适合妇女”等法律条款，使其具有可操作性，10月11日《新京报》对此刊发评论予以肯定。笔者认为，目前我们急缺的并不是立法，而是严格执法。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可操作性法律条款。应当说，“不适合女性岗位”并不是刚刚出台的《就业促进法》首创，早已施行多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劳动法》也有这方面的类似规定。

如果说这些规定显得很原则，缺乏操作性的话，早在1988年，国务院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以及原劳动部据此制定的《关于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则非常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明确规定了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禁忌劳动的范围，同时还针对妇女生理特点作出了分门别类的有针对性的详细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已有些年头，但即使用目前的眼光来审视，也是较为先进的，其中对劳动标准和强度的划分也还是较为科学的，在执行中可谓一点也不过时。

但遗憾的是，这些极具可操作性的条款却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这次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偶然发现的，相信很多人也一样。不然的话，也不至于在大谈准备立法细化“不适合女性岗位”法律条款时，对已施行多年且现行仍然有效的法律规范视而不见。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是什么使得保护妇女公平就业权利的法律条款停留在文本上？笔者以为，最关键的是作为法律执行机关的政府劳动部门，没有严格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让法律与民众生活“脱节”，使本应“鲜活”的法律条文成了空中浮萍。

所以，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重新立法，而是严格执法，激活法律的睡眠条款，加强对企业劳动用工以及劳动行政部门执法本身的监督。

大陆内地落马巨贪9成包养情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日前在京揭幕。香港《文汇报》报道称，据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平均每年3位，而这些巨贪的“落马”都大多与色、赌、洗钱三大基本方式有关，九成包养情妇。（9月2日中国新闻网）

“贪官与情妇究竟谁是鸡谁是蛋”简直成了纠结不清的问题。西方人喜欢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中国人的老话却是，红颜祸水。“祸水论”的时代版本就是“每个贪官背后都有一个贪内助”。此前媒体大肆引用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先生的说法称，去年的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中，70％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情妇”成了罪魁祸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显得兴致勃勃，现在，情夫的数量一下子由“七成”上升到“九成”了，似乎足以看出我们的某些贪官是多么无辜，仿佛原本是大好青年的、却忽然被“反动女人”诱骗了。研究贪官几成养情妇究竟有何意义呢？

若说意义，一者，无非是强化一下传统的“女人祸水”论，多添几个例证罢了；二者，转移一下对贪官之贪的理性关注，把情绪的口水都送给倒霉的情妇。问题是贪官的“后院”为何如此容易失火呢？如果没有官员前院的权力失守，后院即便装满硫磺硼砂，估计要烧不到公共利益的天空，很简单，有情妇的又不只是贪官，为什么偏偏到了贪官哪里就万恶不赦了呢？研究“贪官几成养情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把我们对贪官之贪的制度与法理分析转换为对情妇的道德分析。经济学而言，在权与色的交易流程中，占据渠道优势地位的永远是“权力”，“色”是不可能起到主导话语权的东西，在权力的买方市场，“色”是权力的消费品，不仅不应原罪、更值得悲悯与同情——最起码，不应因“色”而消弭底线制度对贪污之责罚。

曹植《静思赋》云：“天何美女之烂妖，红颜晔而流光。”爱美之心，何罪之有。对于权色之间的丝丝缕缕，我们到是要反思这样几个问题：为何权力拥有者在美色面前赢家通吃？既然贪官都言“红颜祸水”、为何还要不断往水坑里跳？为什么美色最后竟然能支配公共权力的行使，我们监管的制度、均衡的体制呢？……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叫嚣了这么多年的男女平等，我们真的尊重过“情妇”的价值选择了吗？因权力之罪而一并株连男女之情，实在是相当恐怖的事情。当年即便克林顿身陷性丑闻，好象美国的舆情也没把莱温斯基骂死——相反，掌握话语权、主控事态进程的却是莱温斯基。人家称呼为“情人”、而不是贬为“情妇”。

研究贪官几成养情妇有何意义呢？除了给“准贪官”以心理安慰，实在意义寥寥。倒不如研究一下贪官有几成捐助过贫寒学子、或者有几成下基层自己撑伞走路更实际。贪官之贪，在权力失守、而不在情妇之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