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拦截习近平座驾的李焕君姐姐李美青在北京市丰台区双庙村顶秀金石家园小区遭到四个男人殴打。据报打人的歹徒是受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书记徐万超弟弟徐万发指使，也是当年强拆李焕君家房屋的当事人。事发后，石榴园派出所不让李美青上120急救车去治疗，也不让家人见，说是要做完笔录才可去治疗。
李焕君自拦截习近平的座驾后，不但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在北京的家人还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万般刁难和迫害，母亲、姐姐甚至女儿被边控不能出境。光天化日之下指使、纵容黑社会充当打手，这也就是中共当局领导下的地方政府才能做的出来。
李美青被打可能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他们不断为强拆上访、控告，得罪了石榴庄村委；二是前段时间为他的母亲李玉芬讨要被非法停掉的养老金、医疗保障有关；三是村委忌恨他们在小区悬挂横幅的做法。另外，也可能和李美青毛遂自荐做独立候选人有关。
香港年輕新政議員梁頌恆與游慧禎宣誓成為議員時，被指誓詞有問題，未獲通過，他們幾次重新宣誓都被阻擋，中國人大主動介入釋法，這明顯是干涉香港事務，違背 基本法， 引發港人不滿。因此萬人上街遊行示威反人大釋法，現在約4000人仍在中聯辦附近抗議，警方出動大批防暴警察，噴射胡椒水，現場混亂。
China Feminist Five – “Do You Hear the Women Sing”
https://youtu.be/wsTKYlBpW64
今日下午，我带女儿到朋友家小坐，回到家看到手机有多个未接电话，全是房东的。这几天北京阴冷，我想是房东夏天就应安装的空调现在要安装了，夏天没装空调是因为居委会、公安局的第二轮逼迁（刚搬新家第二天就让我搬走）给遏制了。
我给房东回电话，房东大姐说：“下午有关部门3人到单位找她，目的很直白房子不能租给我，让我立刻搬走”，我这一次的反应不像以前怕搬家了，这一次我是态度决绝，第一，还是真心的对房东大姐的歉意，无论怎样因为我的事给您添麻烦对不起。第二，我表明房东大姐说公安局让我搬家，我到公安局多次确认没人承认。第三，请告诉找你的有关部门有什么事来找我原珊珊，如果敢站出来，我立刻就搬，愿意跟太阳、月亮、星星为伴。第四，我欢迎北京公安局帮你把我家扔到更广阔的田间。
挂了电话，我想想是为什么，哦，原来是因为我起诉公安局为谢燕益安排的“官派律师”北京鑫兴（天津）律师事务所陈文海，一审不予立案，我上诉，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10月21日15时开庭的事。我顿时高兴，并对北京公安局有感激之情，谢燕益无端被关押400多天，我作为他的妻子就连给他聘请的律师都被公安局解聘了，我什么都做不了，经常暗暗自责，夫妻本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一个村里的黄毛丫头嫁给一名律师，还是人权律师，还有良知、有正义感，这真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谢燕益在这400多天不知受了多少苦，而我还有吃有喝有住的，难免要德不配位，所以一个女人带3个孩子最小的也有7个月了，欢迎北京公安局把我们扔到马路上帮我们填补德行，北京公安局你们为了更好的取得胜利，还可以用的法宝：持久战、麻雀战’，皮劳战地道战，小脚侦缉队，铁桶里放鞭炮当炮使。招数有的是，来吧你就。
原珊珊（谢燕益律师妻子）
2016.10.18
自由亞洲電台訪談 2015-10-23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fuyouluntan/wm-10232015152506.html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请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解读中国最近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然后我们请河北语文教师,独立撰稿人朱欣欣老师，谈谈中国每年高考命题作文和判卷标准的所谓“政治正确”性。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0周年，9月份，中国政府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不懈努力。
白皮书称，中国妇女占世界妇女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白皮书从八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努力，包括，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制保障、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
白皮书说，20年来中国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不断健全。
中国妇女贫困状况显著改善。贫困妇女数量大幅减少，妇女贫困程度不断降低。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2005年的20.3%下降到2010年的9.8%。
中国妇女就业结构不断改善。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占就业总数的45%。
中国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比例不断提高。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性别差距缩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6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4年，比10年前提高了1.3年，与男性的差距比10年前缩小0.2年。
白皮书称，中国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增强疾病防治能力，扩大医疗保障覆盖人口，不断完善和健全妇幼健康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妇幼卫生保健项目，提高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妇女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中国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10年达到77.4岁，比2000年提高4.1岁。
白皮书说，过去20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对此，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负责人张菁女士有不同的解读，她说，这份白皮书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为他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而匆匆拟定和发表的，仔细看一看，洋洋洒洒一万字，但内容贫乏。
张菁女士说，全文分8个方面，第一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内容空洞，没有值得可圈可点的新内容。事实是，中国妇女在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受到明显歧视，有女权人士站出来为妇女权益鼓与呼，反而遭到政府打压和抓捕。
第二是妇女与经济，张菁女士说，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的一些数据主要集中在农村，因为城市中的大量妇女已经提早退休。
至于白皮书中说到农村低保提高多少多少，张菁女士评论说，最成问题的是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家庭就没有低保，农村大量家庭存在这种情况；有过犯罪前科的人也没有低保。这种低保数据不可信。
张菁女士说，白皮书称中国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但是女性在招生招工中所受歧视严重，农村女童失学也是大问题。
白皮书说中国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张菁女士对此表示，她相信妇女生育死亡率有减少，妇女长寿率也可能有相应提高，但许多因为超生而躲避计生干部的妇女并未被计算在内。
在妇女与决策管理方面，白皮书说，中国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高。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女代表比例为23.4%，比20年前提高了2.4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占少数民族代表的41.3%。中国共产党女党员的比例显著提高，2013年为24.3%，比1995年增加了8.7个百分点。各民主党派女性成员比例均高于20年前。2013年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录用的公务员中女性比例为47.8%。
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国际事务更加活跃。2015年，中国有女外交官1695人，占外交官总数的30.7%，其中，女大使12人、女总领事19人、女参赞132人，分别占同级外交官的7.9%、24.4%和30.4%。
对此，张菁女士评论说，所有数据没有包括省委市委里有多少妇女，中央各大部委负责人中，妇女占多大比例，中央政治局里妇女占了多大比例，党政军都没有数据，只有一个人大的女性代表数据。
张菁女士说，中共成立90年只有过6位政治局女委员，政治局常委则没有一位女性。
白皮书中还提到了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制保障，对此，张菁女士反问说，在中国，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反家暴法和儿童保护法这么多年都通不过呢？
张菁女士最后表示，中国政府发布这个白皮书的重点，还是为习近平在联大妇女峰会上的发言铺路，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妇女的现状。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中国每年高考命题作文和判卷标准的所谓“政治正确”。
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万学生参加一场无比重要的考试，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决定了这些学生能否继续接受教育，以及在哪里接受教育。同往年一样，作文题引发了社会热议，还产生了一种叫做“零分作文”的幽默题材。
高考中的作文约占语文总分的三分之一。命题人会给考生提供一个场景，要求考生围绕这个场景展开，写一篇大约800字的文章。一旦在考后流传开来，这些“作文话题”通常会引发人们的讨论，内容涉及哪些话题最难写，以及更具娱乐性的——哪些会因为偏离可能的“正确”答案而被判“零分”。
以下就是一个引起了广泛关注的作文话题，出现在河北、河南、江西、陕西和山西的考试中：
“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家人屡劝不改，女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警方查实后，依法对老陈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此事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也引发一些质疑，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更大范围、更多角度的讨论。
“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给小陈、老陈或其他相关方写一封信，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完成写作任务。”
很多中国学生看到这个作文题后，都会希望猜测判卷人心目中的“正确”答案。他们可能会选择赞扬材料中的女儿，虽然父亲受到了处罚，但她报警维护了法律。
中国相关媒体援引为参加高考等考试的学生提供培训的教育机构新东方的老师谢明波的话说，考生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以说举报父亲的行为是一种级别更高的孝道。谢明波引用了古人对哲学家孟子的教诲的阐释，称“孩子有意的曲从大人之意，即使大人犯错了也不指正”是不孝的表现。由此可见，谢明波写道，材料中女儿举报父亲违法，正是“有社会责任感和孝道的表现”。
但是，一篇被大量转发的零分作文选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质疑这个作文话题假设所有追求高等教育的学生都熟悉城市的设施和中产阶级生活，因而质疑大学教育不是面向农村穷人的。
这篇零分作文写到，“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户县，一年365天都是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高速公路对我而言，也只是电视上，报纸上和书本上的事。我仍然没有目睹过“她”的芳容……材料里的这些事对我是陌生又陌生的，我甚至都难以想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作文材料是有关农村的事，比如种庄稼的事，比如养猪牛羊的事，我绝对熟悉，绝对可以写出点东西来。”
还有几篇零分作文斥责这个女儿向当局举报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行为在毛泽东时期很常见。有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姐姐，你怎么能‘大义灭亲’举报你爸呢？你难道不知道你爸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你吗？”
河北自由撰稿人，语文教师朱欣欣老师说，作文不象数学，作文即体现了一个人的语言文字水平，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比较好的作文命题应该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不要只有一个唯一和封闭的答案，否则学生无法表达其思维和个性，都去做雷同的作文体现不出创造性。
朱欣欣老师列举前面提到的高速公路开车接电话的作文命题为例说，的确，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
朱欣欣老师说，关键问题是，作文出题的背后表现出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完全还是专制权力下的工具而已。所以，朱老师说，无论是政治课，历史课还是语文课，都渗透了大量的中共党化教育的意识形态。小到具体历史事实的真伪，大到欺骗隐瞒，中国教育在这方面相当落后和封闭，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高考中的很多命题作文，它背后就有官方意识形态在左右，或者是出题的老师长期受党化教育，有政治正确的思维，有的可能为了政治保险，主动迎合上级领导和官方意识形态。
朱欣欣老师说，中国有很多写作爱好者，甚至一些作家协会的会员，已经形成一种潜意识，甚至自我审查，自主地去迎合官方长期宣传的东西，提笔一写就是那样的文章，完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的甚至不自觉地把它传给下一代。
朱欣欣老师说，他曾经在一个小学里教课外班，一个老师把写的东西给他看，全是口号性的东西。朱老师还因为在六四纪念日时给学生讲六四，家长马上找到学校，不让孩子来上他教的课。
朱欣欣老师说，今年六一儿童节时，他本来计划给小学生做讲座和报告，结果官方给主办单位打招呼，不让搞而被取消。
作文占高考语文考试的三分之一，朱欣欣老师说，语文课，本应该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自由表达，但不少学校的语文教学令人生厌，讲得好的太少了，这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失败。命题作文和判卷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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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是：HANQING8
中國婦權報導
前乌坎村民自治村委会委员庄烈宏与中国妇权大陸項目負責人姚诚於2016年10月17日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就烏坎村民目前正遭遇的人權災難，与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與劳工部、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三场座谈會分別在三個不同的部門进行。
会上，庄烈宏先生就乌坎事件的起因、过程、造成的人权灾难做了详尽的阐述，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说：乌坎事件的起因是原村党总支书记伙同村委会一起成员私自倒卖村里的土地后，村民在多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罢免了村委会，选出了不接受原党支部领导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为此，小小乌坎村竟受到了长期打压，2012年和2016年两次受到了当局大规模的武力镇压。
庄先生表示：乌坎村目前处于一种全面封锁状态，犹如一个大监狱。村里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警和便衣，进出村庄的人员受到严密的盘查，几乎没有一个外人能进入村子，本村的人那怕是三、五个人交头接耳都不被允许。无地可种，开店的也无人光顾，一些家庭陷入贫困，到了靠亲戚朋友送粮送钱度日的地步。不仅本村的信息发不出去，就连附近几个村的网络也被封锁。被抓的七十多人下落不明，在9月13日镇压中中枪的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是生死不明，一位脊梁骨被打断的妇女也将面临终身瘫痪，受伤的一百多人能否得到免费治疗也不得可知，有些人根本没钱支付高昂的医疗费。
他还表示，自己现在作为唯一能发声的乌坎村民，尽管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也还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威胁，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为了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交请愿信，受到了纽约中领馆人员的包围和阻扰，中国警方甚至打来电话，用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老父要挟自己不得继续进行请愿活动。
庄先生呼吁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国际社会关注乌坎处于人道灾难中的村民，给中国政府施压，释放被抓捕村民，归还土地，让受伤的村民得到免费治疗。立即撤走警察，恢复网络，以免村民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
中国妇权姚诚在发言中强调，乌坎自治村委会作为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大陆唯一一个拒绝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村委，不仅是当今中国成千上万土地维权的典范，更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民主选举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中共两次重兵镇压，实质是对民主人权普世价质的严重侵犯和残暴践踏。
姚诚认同庄烈宏将镇压的主要责任锁定在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的身上。并补充到：实际上汪洋和胡春华没什么两样，只是手段有所不同。第一次镇压是因为当时有一百多家境外媒体在村里，加上村民们奋力抵抗，才得以逼迫当时汪洋主政时的广东省委妥协，承认村自治委员会的合法性。事实表明，当局的妥协也只是个缓兵之计；第二次镇压时胡春华为了十九大上位，不惜从惠州调兵，采取半夜抓捕骨干，将村庄切割，阻止外媒进入才得手。其镇压手段更残暴，不仅动用橡胶子弹、摧泪弹，甚至还使用了威力更大震爆弹，将镇压后的乌坎变成一个大监狱。
座谈中，姚诚介绍了NGO组织中国妇权在中國大陆的一些维权情况。他说 2011年底乌坎事件爆发后，当时中国妇权在广东的两名义工苏昌兰和陈启棠及时跟进，在他们准备进入乌坎时，被广东警方发现，限制了自由。在此情况下，中国妇权委派其进入乌坎，目睹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
乌坎维权被镇压后，习近平政府对N G O 组织变本加厉的进行打压，以各种不同藉口抓捕、关押NGO人员，中国妇权四名义工相继被捕，苏昌兰、陈启棠二人至今还在狱中。
乌坎村共有一万三千多村民，当时男人多数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儿童和妇女，可以说，在全副武装的军警镇压中，妇女们冲在了最前面，流血受伤最多的也是妇女们，这也是中国妇权关注乌坎事件的主要原因。
姚诚介绍说自己刑满释放后来到纽约，与当年乌坎自治村委会委员庄烈宏相逢。今年9月13日乌坎村遭到第二次镇压后，中国妇权决定协助庄烈宏先生向联合国提交公开信，并向来联合国开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请愿。中国妇权创始人张菁亲自为上访出谋划策、联系媒体，姚诚连续四天陪庄先生游走于联合国、李克强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之间。10月4日又在法拉盛喜莱登酒店纽约大学组织的研讨会上介绍了乌坎事件的相关问题。今天，姚诚与庄烈宏又来到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和国会相关部门就乌坎事件进行座谈交流，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美国政府和国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诉求。释放被捕所有村民，释放因维权而被抓捕的NGO组织义工，归还农民奈以生存的土地，恢复乌坎村民正常的生活环境，杜绝对和平提出诉求的村民进行武力镇压。目前，也只有在國際高度關注及施壓的情況下，烏坎狀況才有可能得到有所改善。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編者按： 中國大學性騷擾問題嚴重，引發外國媒體的關注。自由亞洲電台《婦幼論壇》記者梒青採訪了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等女權關注者。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fuyouluntan/women-10142016120650.html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大学校园面临性骚扰问题》的文章，文章说，一名中国大学生对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校园内涉嫌性骚扰事件的揭露引发了全国的关注，打开了中国这一禁忌话题的盖子。
北师大一位大三学生记录了过去10年北京师范大学发生的60起涉嫌性骚扰的案例。北师大是中国顶尖学府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女生占多数的高校之一。这些案例既包括偷窥狂，也包括一名据称企图迷晕并非礼女学生的副院长。
这份揭露校园性骚扰的报告引发的关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公共辩论。在中国，对大学声誉的顾虑以及学生希望避免公开羞辱的心理，通常都会使性骚扰案件被悄悄处理或者掩盖。
中国法律界人士认为，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校园性骚扰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中国法律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定义。受害者提起性骚扰诉讼非常困难，法官也很难对此类案件作出裁决。
北师大校方表示，学校正在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校方已经开展了打击性骚扰的专项行动，并加强了校园安保工作。而北京各高校的教授、学生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有任何程序可供学生报告所遭受的不受欢迎行为。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另一个导致校园性骚扰频发的因素是中国性教育的缺失。北师大那位大三学生发起此项调查的初衷是为了寻找今年春天一名在北师大女卫生间偷拍而被抓的男同学的行为动机。他发现，该学生在来北师大前从未接受过性教育。
有反性骚扰活动人士表示，缺乏性教育同样可能会妨碍女生将受到的骚扰说出来。许多遭遇性骚扰的女生根本不知道这一概念。当这种事发生在她们身上时，她们感到难受，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受害者，还有的人决定忍气吞声，因为施害者往往是她们的教授或者手里有权的人。
就中国大学校园的性骚扰问题，中国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关注他们的校园安全，近期披露出的校园性骚扰现象，主要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环境安全问题，如偷窥，露阴癖等。还有另外一种性骚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比如最近媒体关注的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利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女生进行性骚扰，性剥削和性侵犯。这样的性骚扰更多的是利用师生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造成的。这两种性骚扰都影响到女生免于恐惧和受到性骚扰的权利，成为她们实现受教育权和完成学业的障碍。
冯媛女士说，长期以来中国在这方面都不特别重视，很多学校遇到问题尽量捂盖子。现在提出校园性骚扰问题，是中国女性性别权利意识的提升，对于校园平等和安全诉求的提升，不满足于仅是事后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冯媛女士接着说，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预防机制，包括进行性别平等的教育，规章规范教育，改善校园设施环境，改善安全死角，保障女生在校园的安全，而不是让女生去缩小自己的活动空间，来获取被动的安全。
那么，校园性骚扰又有哪些特点呢？冯媛女士认为，由权力关系带来的性骚扰是高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在完成学业，实习和老师推荐的进修机会等方面，老师，尤其是博导掌握挺大的权力，包括能否毕业。这对学生前程影响非常大，有时它比职场上的性骚扰对人压迫更大，性质也更为恶劣。在职场上，最被动的是可以选择离开，重新找工作，但在学校里，现在离开就常常意味着不能完成学业，意味着时间和金钱上的损失和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对校园的性骚扰，不仅高校要重视，教育部更应当负起责任。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校园性骚扰不是始于最近，但学校当局出于自身考虑，刻意隐瞒，怕引起学生的顾虑和恐惧。谈到校园性骚扰严重到什么程度，张菁女士说，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一所大学十年来，就有60个有事实根据的性骚扰个案。不少学生被骚扰还不知是骚扰，还有的羞于开口而隐忍下来。还有的学生反映了，告了，投诉了，但没有任何效果，因为性骚扰的法律定义比较微妙，不似身体伤害案，有医学鉴定，性骚扰没有医学鉴定。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政府和妇联组织没有经常刻意地向社会宣传什么是性骚扰。在职场上性骚扰司空见惯，男上司骚扰女下属常见，又不敢吭声。前一段女权五姐妹因为公开反对性骚扰而被关押。她接着说，大学生单纯，有关性骚扰的知识了解不多，有不少人被人骚扰了也不自知，中国大学校园的性骚扰已经到了严重程度。
下面，我们向大家简要列举一下今年被披露出来的中国大学校园性骚扰事件：
4月份，厦门大学出现尾随女学生并图谋不轨的性骚扰嫌疑犯；
5月份，华中科技大学出现偷窥狂，在男女厕所内进行偷拍；
5月份，浙江大学女厕所中发现性骚扰嫌疑犯安装的偷窥摄像头；
6月份，复旦大学有同学举报说存在可疑的性骚扰嫌疑犯；
6月11日，南京大学一女研究生在图书馆三楼休息去熟睡时遭人用剪刀将胸脯处衣服剪出两个大洞；
6月15日，南京大学一女生在教学楼午休时，醒来发现裙摆上一大片精斑；
6月份，网络曝出南方日报记者“诱奸”大三实习生事件；
8月份，北师大本科生发布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再次引发讨论；
9月份，暨南大学学生有人报告宿舍出现校园偷窥偷拍现象；
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有女权组织接到某高校学生“熟人强奸”的求助信息。
《中国妇女报》曾报道，中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性骚扰的女生比例达到57%。女权人士肖美丽说，轻的有露阴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奸杀。而学校的处理一般都是维稳，不让受害者声张。她说，高校的性骚扰很严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调查显示，有57%的女大学生受到来自同学，老师和陌生人的性骚扰。大学是高等学府，为什么会这样？华师大一位女生自己做过一个调查，在被调查的300位女生中，有10%的人承认被骚扰过，但没有一人敢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性骚扰不是某个学校，单位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中国这些年来只强调经济，金钱，人们利欲熏心，女权特别不受重视，政府又不宣传。如果政府能在法律上严格执行，性骚扰就会减少。可是在中国，要告性骚扰的案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你勾引人家，所以敢于站出来的人要承受很多压力，包括社会压力。比如媒体，个人社交网站，口水淹死你，教你难于抬头，社会不是鼓励女性去告。还有来自法律的不公，在中国，性骚扰没有严格界定，很难赢。
有相关报道说，欧美国家对于性骚扰有重罚制度。比如，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2006年至2008年期间频繁地遭受到了医院同事的性骚扰。
“经常会有人对我动手动脚，要不就是从背后摸我，要不就是随便揽我的腰，甚至还有人强行把我拉近他的大腿处，用下流的语言骚扰我。”
她向医院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举报后，反遭到了辞退。2012年，法院最终决定判处医院赔偿安妮1.25亿美元，加上4270万美元作为安妮的失业补偿和精神损失费。
作为对比，广州一名女白领受到主管骚扰长达数月，多次向公司投诉未果反被开除，2009年起诉后，获赔3,000元人民币。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性骚扰案件的低成本，助长了此类事件的频发。
就此，张菁女士评论说，相比之下，美国一个性骚扰案可以赔到上亿，无论明星政要，人们都可以告，中国就少见，这是问题所在。中国要全民宣传反对性骚扰，实在是当务之急，否则会有更多女大学生受害。
中国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性骚扰赔偿难在全球是普遍现象。因为取证困难，造成在诉讼上很难确定。冯媛女士说，她见到的通过法律认定性骚扰的案例非常少，因此法律上的制裁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措施，但建立健全法律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法律不仅包括诉讼，还包括规范有关单位的责任，比如学校的责任，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以及性骚扰发生后的投诉处理机制，这些才是有意义的。有法律规定，比各单位靠自己自律去做更有意义。
那么中国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理是否成本过低，冯媛女士表示，有时简单类比不一定确切，美国确有这样大额的赔偿，不仅骚扰者要负责，所在公司也要负责。但在美国也不是所有性骚扰案例都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因为取证难。她说：“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因此不用改善。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性骚扰，实际上法律责任并不明确。以前一些打击性骚扰的案子，也不是以性骚扰本身来诉讼的，因为法律上还存在缺陷，很多是以破坏名誉，侮辱或侵犯隐私来诉讼。这是中国现行法律上的一个很大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法律禁止对妇女骚扰，但另一方面法律对于如何追责，中间还有很大差距。”
冯媛女士强调，重要的不完全是经济上的赔偿，经济上赔偿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说不光骚扰者要负责，其所在机构如果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它也要为自己付出代价。这是最重要的，是为女性创造一个学业和专业发展的空间，让女性在有免于被骚扰的安全感下去学习和工作。
对于有关中国校园性骚扰案件法律责任和赔偿等问题，美国纽约执业律师项晓吉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首先如果说是发生在校园内的话，校方肯定负有责任。因为学校有保护学生最基本的安全和学习秩序的责任。校方其实可以采取一些很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如集中管理女生宿舍，有门卫，进出有登记。如发生在校外，事情就难办。
项晓吉律师说，大学校园性骚扰对女生及其家长都是很大的威胁。不过有时情况也比较复杂。其中还有另外一些现象，比如女生本身的一些行为，一些疯狂聚会，青年男女在一起睡，很难说是不是骚扰，还有被人包养，所以界限有时很难分清。如果确是性骚扰，不光是校方责任，还造成刑事犯罪。中国现在是从过去的治安条例上升到治安法，这些行为都构成触犯法律，不仅仅是交友不慎等道德范畴或行政管理问题。
项晓吉律师建议，在这方面要教育女生加强自我教育，包括普法教育，遇到这种情况要勇敢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同学，及时揭露，不要隐瞒或容忍。他说，学校是女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校方更应加强管理，采取实际措施来防范。至于是否要提升民事赔偿的数额，项晓吉律师表示，刑事案件都会附有民事索赔，这是一个司法程序问题，刑事诉讼法里有明确规定。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今年10月初，一个年轻的性别社会团体——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推出了高校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她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可以了解高校性骚扰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她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高校中建立起一个互相支持的预防性骚扰网络，让受到骚扰者有一个空间和平台去分享并获得相互的支持。
中國婦權網報導 10-04-2016
编者按： 由中国民主论坛主办、纽约城市大学和《北京之春》杂志协办的“中国民主化前景研讨会”于10月2日在纽约召开，主题是“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正义与邪恶的博弈，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和选择”。研讨会为期三天，中国妇权代表张菁、姚诚分别在会议上演讲。
张菁演讲：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c3NyalJFE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9195816841/videos/1676636925986152/
中共最早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在1950年4月經過長期戰事後兵員不足、社會勞力不足的情況下發佈，由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联合制定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對需要打胎的婦女要求极为苛刻，必須經丈夫、医生、首长三方批准才行，擅自打胎者，将遭严厉处分。幾年後，毫無遠見的中共領導人又對人口政策作出不斷調整，甚至相反的規定，到了1979年全國強制施行一胎化政策，這是中國婦女厄運的開始，接下來是，黨全面控制婦女們的子宮，規定什麼時候上環、什麼時候結紮；黨控制夫妻間的私人生活，規定什麼時候懷孕，什麼時候生育，所有一切由黨做主。這是史無前例、世界唯一，真正的中國特色。黨的宣傳機器總說中國人口要爆炸了，不強制控制人口不能發展，可是同為亞洲鄰國的印度，人口眾多，卻沒有強制性節育，而人口沒有爆炸，國家也不窮困。
下面幾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制定的人口政策，無論它如何變化，都與人權無關；有計劃的殺人政策依然在執行。無論中國經濟如何變成巨人，都是世界普世價值層面的侏儒。
一、 准生與不准生 都抵觸天賦人權
強制執行的一胎化政策持續傷害中國婦女兒童及家庭36年後，2015年中共高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又發出了新的指令：全國開放生育二胎，即允許中國老百姓生二個孩子。當然，如果有人膽敢不聽話生下三胎，結果和舊政策一樣，強制流產或強制罰款，因為這兩項“強制政策”仍在執行，並沒有被取消，也就是說，黨依然控制著婦女的子宮，依然控制著夫妻天然養兒育女的權利，讓百姓傾家蕩產罰款依舊在執行中，這個計生政策，猶如懸在人民頭頂上的利劍，隨時落下，這個黨依舊如同上世紀50年代一樣掌控著中國婦女的子宮，讓你生就必須去生，讓你不生你就必須停，要你生多少，你就必須生多少，少生的嚴厲處分，多生的打胎罰款！新生命的生殺大權半世紀以來全繫於中共高層的幾個男人。
在中共36年的一胎化年代，“強流”、“罰款”就是計生幹部們的行動指南，伴隨而來的經濟制裁、暴力侵權，關押毆打、家破人亡案例屢見不鮮。有些因為“超生”受迫害的夫妻四處躲藏，甚至流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中國婦權的義工蘇昌蘭、姚誠、陳啟堂等，曾經為山東利津縣被強制流產導致一屍兩命的農婦張榮花吶喊伸冤；也曾在湖南長沙巧妙救出在產床上等待即將被強制流產的婦女曹如意和她的小生命。可是，這幾名極具人道精神的義工都被中國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監獄，其中，蘇昌蘭和陳啟棠至今繫獄已2年，尚未宣判，也不准保外就醫。
中國政府常常標榜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這是一個欲蓋彌彰的謊言，事實上，政府的數據僅僅是在正規醫院範圍裡的統計，它的不真實性在於，大量超生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和未成年懷孕少女等，為避免罰款、沒有準生證不敢到醫院去生孩子，只能在黑診所或家裡生產，大量的難產或器械細菌感染、大失血等造成的母嬰死亡案列，均不會列入政府的統計數據；其次，生活在偏遠山區或少數民族地區的孕產婦，由於交通與醫療設備落後，緊急情況下來不及進入正規醫院就已死亡，這些死亡案例也不會被列入政府的統計數據。凡是超過政府規定的生育數量，婦女和她們的家庭面臨的要么受罰款，繳納高額社會撫養費；要么鋌而走險，在沒有醫療設施的環境下冒險生產，與死神博弈。2年前，貴州六盤水地區的一名農民女工，從城市偷偷返回鄉下去生二胎，結果大出血，接生婆無法控制，母女雙亡。
2016年9月27中國國家衛計委公佈了一組驚人的數據：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半年來，孕產婦死亡率陡升，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比2015年同期增長了30.6%。衛計委不得不承認“保障母嬰安全形勢十分嚴峻”。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卻怪罪於：出生人口數量增加、高齡孕產婦比例高、產科、兒科醫療服務成本高風險大、醫護人員中年輕女性多，自身生育需求較強，人力資源不足。真是本末倒置！我們不禁要問：中共在決定開放生二胎之前，難道就沒有考慮過這些必須應對及解決的現實問題嗎？政府有撥款再培訓計劃嗎？相關單位及人員依法追究命案責任嗎？為何高齡孕產婦比例高？政府對幾十年來的強制一胎政策應負什麼責任？我們總結的一條就是，只要政府施行強制性的生育政策，無論是一孩還是二孩，中國婦女都沒有掌控自己子宮的自由，死亡和傷害永遠是她們的夢魘，政府永遠會推諉責任。
二、強制罰款 是統治者的搖錢樹
自1980年代初起，计生系統有關醫療和數據等資料陸續被列為國家機密，到80年代末更成為國家最高機密之一。計生罰款數額40年來都是一個巨大的謎團，政府從未公佈過這些罰款數目的來龍去脈，也沒有任何一個審計機構有權公佈這項財務報告。據一個不完整（僅22個省）的數據指出，全國2012年的罰款是168億元人民幣，但是，奇怪的是，這樣的一大筆超級糊塗賬總是平安無事，總不被媒體關注。習近平連續幾年的反貪運動，至今沒有一隻“老虎”或“蒼蠅”因濫用或貪污計生罰款而被揪出來。
2013年國家衛生部被計生委合併成為衛計委，兩大系統由計生委主任直接統管，而另一個由政府統管和撥款的組織，即擁有9千4百萬全職及兼職人員（數字來自計生協官網）的計劃生育協會已經取代了原計生委的大部份功能。計生協會2015年獲政府最大一筆撥款，就是由計生協現有的9千4百萬人員，直接管理全國各大城市的2.5億農民工的計劃生育工作，也就是監管並強制農民工執行中共嚴厲的生育政策。政府的罰款政策依然未變，也就是，當國家需要年輕人口時，農民們艱難地生養孩子使他們成為了社會精壯勞動力，他們不僅沒有得到政府的獎勵和任何社會福利，反倒必須向政府繳納超生罰款。而他們若不在政府規定的間隔時間內懷孕、非婚生育或先孕後婚等等，統統都在罰款範圍之內。
中共從未鬆動的嚴厲罰款政策，繼續直接導致家破人亡悲劇、繼續踐踏著中國婦女和兒童天然的“生”的自由和權利。
三、強制計生政策 中國後患無窮
中國施行的強制計生政策，給中國帶來的顯而易見的災難，除了廣泛的人權災難外，還有男女性別嚴重失衡，以及加速老齡化社會來臨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1、人口結夠嚴重失衡。在計生嚴厲實行的時代，一些家庭為了能在計劃指標內生育男孩，普遍採取在女孩出生後設法弄死或丟棄。目前中國學者的男女嬰兒性別比例為118：100。在2000年海南出生嬰兒性別比已經高達135.64：100。我們中國婦權2012年在安徽省宿松縣二郎鎮開展活動時，一位小學老師告訴我們，他的班上有57個學生，卻只有16個女生；我們在當地調查了兩個村2010年和2011年男女出生性別比例，平均為165：100和135：100。學者警告，在2020年將出現4，000萬單身男子。到2050年中國將有1億男人娶不到老婆。人口性別比多年來居高不下，不僅破壞人口結構，還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犯罪率增高等。據學者預料，中國政府將會採取大量征兵來解決部份光棍困難，但對周邊國家來說，是一種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
2、老齡化阻礙經濟發展。人口問題研究專家易富賢2007年在哪他的《大國空巢》一書中，批評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曾被中國大陸列為禁書。他斷定：“中國經濟危機的本質是人口危機。”目前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2.12億，佔總人口的15.5%。據預測，2040年左右，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高峰，超過4億，即每3人中就會有一個老年人。在老年社會裡，精壯勞動力人口嚴重不足，阻礙經濟發展，“空巢老人”現象、高齡化都將加劇一系列社會問題及負擔。
在中國超低生育數十年後，事實證明，即便開放生育二胎，也難以救急，中國年輕人生二胎的意願極低，超乎了專家們的意料。湖北宜昌市八個政府部門於2016年9月發佈文件，號召全市直屬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生二胎，宣稱“一孩險、二孩好”。這種讓人哭笑皆非的宣傳口號，突顯三個方面，一是中共長期施行的計劃生育人口政策被證明是一個短視的錯誤決策；二是地方執行者的極度愚昧；三是沒有人權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執政者，永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遭殃的永遠是老百姓.
綜上所述，中國老百姓在中共獨裁政府眼裡不過是一部生育機器。所謂開放二胎，僅僅是黨想調整一下這部機器的產量而已。人們沒有因計劃生育而得到人權保障，自然也不會因為放開二胎而獲得自由益處。中國只有徹底廢除強制計劃生人制度和強制罰款政策，公開所有計生資料和數十年來的罰款數目，追究貪腐者和非法奪命者刑責，對那些遭受計生政策迫害致死致殘致傷的婦女和家庭展開全面國賠時，中國人才能夠真正邁向有尊嚴活著的第一步。
世界日報 10/15/ 2016
中國學生為了申請美國大學無所不用其極早就惡名昭彰，總部設在上海的狄邦教育管理集團為了幫學生進入美國大學，更花錢招待美國一些頂尖名校的招生人員到中國參加留學工作坊。
「路透」看到的電郵顯示，狄邦為這些招生人員支付旅費，出席者可選擇搭商務艙，搭經濟艙的可獲得4500元酬勞，通常給百元現鈔。
八名狄邦以前的員工透露，狄邦人員會幫學生寫申請論文，改寫老師為學生提供的推薦信，甚至任由學生刪除高中成績單上不好的分數。
狄邦否認對申請學校造假，但吹噓它與美國大約20所大學關係特別好，包括著名的泛德堡大學、衛斯理學院、杜蘭大學和維吉尼亞大學。
這些學校的招生人員自2014年以來，每年都到中國參加暑期工作坊，親自指點狄邦的客戶如何成功的申請美國大學。
狄邦與美國名校搭上線，反映中美兩地人士如何渴望利用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欲望牟利。中國有成千上萬學生到美國留學，中國也出現數以百計留學公司，收取大筆費用幫他們打通各種關節，包括協助在標準測驗作弊和假造申請資料。
一些美國大學雇用中介協助招募通常支付全額學費的外國學生，狄邦卻反過來說服競爭激烈的美國名校協助它的客戶入學。
狄邦總裁張博文宣稱，許多學校、學生和外國大學認為狄邦是中國最有道德的公司，他從未聽說公司有任何作弊情況。
張博文還捐了75萬元給南加州大學研究中心，以成立計畫對付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大學作弊問題。
但是，2014年南加大和另外10所美國名校人員接受狄邦招待，到北京討論這項防弊計畫後，曾在狄邦工作的漢蒙德(Bruce Hammond)發電郵警告他們，宣稱狄邦就是瀰漫美國大學申請程序的造假系統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這些學校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哥倫比亞和杜克等頂尖名校。它們宣稱有關安排完全適當，狄邦學生並沒有獲得特殊考慮。
但是，塔虎脫大學前招生人員葛瑞森說，他2014年曾獲邀參加狄邦的入學工作坊，狄邦向他提供6000元現金，外加機票和食宿招待，可是他以對狄邦的聲譽和道德措施感到不安婉拒。
世界日報 10/15/ 2016
「保護家園」、「增加警民合作」、「停止犯罪」⋯大費城華人槍友會組織的首次華人公開攜槍遊行，15日上午在費城華埠有秩序開幕。槍友會攜槍隊員均掛出擁槍許可，並在槍上插有「空膛旗」，不少路人駐足拍照錄影，還有華人自發加入遊行隊，一同高呼口號。
遊行隊伍由華埠牌坊所在的Arch st夾N 10th st出發，數十名槍友根據個人喜好，攜帶散彈槍、AR15、AK15、手槍等。每名帶槍者均頭戴印有槍友會Logo的棒球帽，胸前掛著持槍許可，每人手舉反對暴力犯罪的標語牌，一路途徑市政廳等费城市中心地带，游行一圈回到牌坊下。
费城警方也极力配合，一警方负责人向本报表示，游行队伍将跟随开道的警车前行，队伍末尾也有至少7辆警车和两辆警方自行车护航。
槍友會負責人之一李然向本報指出，此次抗議雖是攜槍，但安全第一，所以所有參加遊行的持槍者均接受三次材料審核，集合上車前、下車後、遊行開始前，以確保安全。
費城中餐業主劉世英也是遊行隊伍中的一員，曾是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她表示，「很多人把槍枝和暴力相聯，這是誤解。合法擁槍是為了自衛，真正危急關頭，槍是保護自己的最後手段」。
遊行隊在市政廳前用中英文宣告，此次遊行只為顯示抗擊暴力犯罪、保衛家園的決心，向暴力罪犯宣示武力，是合法合理的遊行，也獲得市政廳和警局極大理解。槍友會希望藉此爭取更多受害者加強合作、加強對自衛權利和手段的教育。「暴力犯罪不關乎種族、膚色，所有受害者應團結一致，與犯罪根源鬥爭」。
槍友會槍友根據各自喜好選擇所帶得槍種，但所有槍均未裝子彈，並插上黃色「空膛旗」，以避免誤解。（羅曉媛／攝影）
谢阳律师妻子：陈桂秋 2016年4月11日
我的幸福小日子终结于在2015年7月10日深夜。朋友打电话给我，身为律师的老公被抓。“709大抓捕”行动在全国展开，大批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捕。
我不知所措。
随后，谢阳的办公室被抄，保险柜被毁；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湖南省教育厅组团找到我的单位，不要我找律师，不要我接受媒体采访；代理谢阳案件的律师被追踪、被约谈、被强迫退出；我的邮件、电话、电脑等被监控；代理律师无法会见谢阳、无法了解案情；谢阳哥哥被国保约谈并限制其活动地点；一些人设计圈套利用案件来敲诈我……一系列从未有的事情，狂轰滥炸向我袭来。我未有丝毫准备、丝毫经验，可是我得全盘接受。
中国人权律师谢阳和妻子.
重压之下，茫然无知的我，选择接受警方的非法指令，配合他们近9个月。我听从了国保的建议：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出境，不和其他涉案家属联系，不利用微博微信等披露实情（所谓炒作）。当谢阳的两位辩护律师都因为当局压力而退出代理时，我只是默默接受。
但是，2016年4月4日，我经深圳准备去香港途中被限制出境，我被有关公安机关列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
我天真地以为，我的配合能换来谢阳的平安回家。可是，我大错特错！别说谢阳，连我都真正变成了警方眼中的危险人物。我猛然醒悟，我被株连了。
国家于我，只有爱。生于此，长于此，自己的根早已深扎于地下，一草一木，一人一物，虽不附身，早已融入血液之中，不可或缺。别说危害国家安全，就是别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我都要出来劝阻。可是有关公安机关不这么认为—-我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仅仅因为我的律师老公在“709大抓捕”中被捕。
有这样的逻辑吗？丈夫可能有罪，妻子就可能有罪？照这么个逻辑，那么：杀人者其亲人必帮助杀人。以后凡是涉嫌犯罪的，家属都株连好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先这么定罪，是这样的吗？可是，为什么当我想弄明白是谁做出的这个决定时，没有谁告诉我呢？当我就限制出境起诉时，深圳市中级法院连材料都不收，这样的违法行为还有延续到何时？难道有关公安机关暗地里放枪，我在明处还得全盘接受吗？还对我放了什么枪？哪里有这么无耻呢？
我不能再沉默了！一系列违法的行为还在继续，我不能继续坐以待毙！
如果真的有上帝，您听得到年迈父母的叹息声吗？听得到幼儿想爸爸的哭喊声了吗？听得到妻子眼泪在枕头上的滴落声了吗？如果没有，您感受到我的绝望了吗？总是有人说：上帝早已安排好了一切。难道我今天的遭遇也是生命之必须体验？我的醒悟，也是上帝所赐？
我在寻找那扇可以打开的门！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前男友奸污多名少女 张淑琴重金封口
2007年10月10日，中国妇权网记者在太阳村做义工时，看到了一个不到10岁、头上缠着绷带的小男孩。记者问工作人员，这孩子怎么受的伤？她们说，是被王龙（太阳村的工作人员，男23、4岁，据说是张淑琴在西安太阳村带大的孤儿）用皮带抽的，好几个月了，伤疤还没愈合，因担心过于醒目的伤情为外人所关注，太阳村就让孩子用帽子遮挡住受伤处。她们说，当时，王龙把孩子的头往墙上撞……，他还经常晚上息灯以后还叫女孩到他办公室“写检讨”（记者本人也到过王龙住的地方，在太阳村的募捐接待室的三间房里，就有一间是王龙住的单间）。他在太阳村担任一个管理孩子们的角色，俨然一个打手，孩子们相当怕他，有孩子说：“王龙对狗都不放过，何况我们。”“王龙打骂孩子，张主任每次知道。”
在多次对太阳村的明察暗访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太阳村里一些更为令人发指的秘密。这也是中国妇权网下决心要把太阳村的黑暗全抖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从2005年到2006年进出北京太阳村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张淑琴当时的男朋友王东辉（辽宁人，比张小６岁），先后奸污了数名（至少4、5名）未成年女孩。中国妇权还了解到，被王东辉奸污的其中一名女孩名叫张某某（为保护孩子的隐私暂不公开其名字），1991年出生，河南新乡人。当时已长成163公分高的张某某，在一次写信给河南女子监狱服刑的母亲的信中婉转提到被奸污一事。河南女子监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出２名人员前往北京太阳村进行调查和了解情况。据悉，事情败露后，张淑琴与张某某的亲属私下协商，以私了的方式，付了五万元，让受害人从此封口。据说，对于相关执法人员，张淑琴也以2万元钱“打点”了事。
至今，该名受害女孩的母亲全然不知真情，依然感激太阳村“救助”她的女儿。
、
案发后，王东辉被张淑琴赶出太阳村，一来保护王不被抓捕，二来，平息“民怨”，以免他出现在北京太阳村周围，被人看见，引起不满，导致意外被告发。不过，自此无人知道王东辉与张淑琴的个人交往是什么情况，继续是情侣呢还是一刀两断，不得而知。但至少张淑琴“仁至义尽”，靠着关系网，花钱帮王东辉消了大灾，否则，王难逃牢狱之灾，
另外，被奸污和猥亵的其他女孩们事后都被先后送出了太阳村，也无人知晓她们的生存状况。事件因此被很好的掩盖下来，而王东辉至今逍遥法外。
王东辉在太阳村里奸污、猥亵的其她女孩子，在太阳村圈子内，多人知晓详情。但是，没有被告发主要原因是张淑琴的势力太大，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撑着，腰杆硬，加上众多媒体的哄抬，知情者不可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其中真相，他们担心说出事实，将会后患无穷。据2009年4月13日《外滩画报》报道：“如今，离开太阳村独立生活的有1500多名。这1500个孩子，大部分再也没有回来过，甚至永远和这里失去了联系。”“永远失去联系”和“迫切渴望从身上摘掉太阳村标签”的现象已经非常令人吃惊。但是，如果这些孩子曾经在太阳村遭受了饥饿、苦役、遭受毒打，甚至还被奸污，那么，孩子们的永远失去联系，就再正常不过了！
愿这些生活在太阳村的大女孩们平安长大。
编后语：
太阳村，它究竟是一个行善积德的慈善所在，还是一个藏污纳垢，在太阳阴影下进行罪恶勾当的场所？张淑琴，她到底是一个爱心无限,传递人间、天上温情的天使，还是一个贪得无厌，利用人们的善良和爱心非法敛财的恶魔?、或是为罪犯非法开脱、永久伤害少女的同案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能看到北京市府或执法当局来调查这桩发生在北京太阳村里的奸污少女案件，尽管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王的行为以及被包庇的事实，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任何回复，但是至少有一点欣慰的是，还有其它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北京太阳村财务漏洞的问题。2009年6月8日，《中国周刊》题为《太阳村黑白慈善路：被指利用服刑犯子女牟利》的报道：它并没有NGO(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手续。即便村长张淑琴通过变通手段拿到工商营业执照，也因未通过年检而早已作废。张淑琴拒绝公开其财产的详细来源及用途。《中国周刊》记者调查得知，处于监管真空的太阳村，其财富背后存在较多黑洞。政府官员甚至认为，太阳村是一颗不敢碰的“定时炸弹”。
在“非法”的现实中，太阳村依托慈善捐赠，编织了很多企业家都无法比拟的产业链，并积聚了颇为可观的财富。在太阳村的精心操作下，这一模式正在全国得以复制扩张。
我们相信，中国妇权网揭开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事实和真相还有待追查，中国妇权网会进行追踪报道，希望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呼吁相关执法机构介入调查，还孩子们一个公道，让违法者早日受到惩罚，让太阳村的孩子们免于虐待和恐惧，也让海内外关心、资助过太阳村的人们免于遭受更多、更大的欺骗和伤害。同时，吁请当地各级民政部门接管太阳村，让中国的慈善团体走向名副其实的正规化、公开和透明化。让慈善机构财务及管理、儿童福利等充分暴露在阳光下！
中國婦權網綜合報導
編者按： 一胎化國策幾十年，無數婦女死於非命。今天開放二胎政策實施後，中國孕產婦死亡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6%。換句話說，是否開放生二胎，中國孕產婦死亡率都相當之高。誰之過？有人為此負罪下台嗎？有人提出改變法律法規嗎？衛計系統的運作是否妥當？有人問責檢討，或依法追究刑責嗎？人命關天不比貪腐案更值得習近平政府徹底追查嗎？
國家衛計委2016年9月27日下午召開加強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視頻會議，在一串接近失控的數據面前，宣稱要加強生育全程基本醫療保健服務，這驚人的數據是：全面開放兩孩政策並實施半年來，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
中國山東農婦馬繼紅2012年被一群計生人員從棉花地拖出，綁架上車送到利津縣醫院，結果母嬰同死、一屍兩命。（中國婦權姚誠攝）
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分別下降到20.1/10萬和8.1‰，比2000年分別下降62.1%和74.8%，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婦幼健康高績效國家。然而，今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中國婦幼衛生監測數據提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18.3/10萬，比去年同期增長30.6%，與2014年同期基本持平，保障母嬰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中國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表示，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經過多年快速下降，逐漸進入到平台期，進一步降低的難度加大。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半年來，累積生育需求集中釋放，出生人口數量明顯增加，高齡孕產婦比例增高，婦幼健康服務的數量、質量和服務資源面臨新的挑戰。
他指出，目前專業技術人員短缺。孕產婦和新生兒突發情況多、病情變化快、家屬期望高、救治難度大，對醫務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產科、兒科醫療服務成本高風險大，投入多回報少，人才流失嚴重。同時，產科、兒科醫護人員中年輕女性較多，自身生育需求較強，人力資源顯得更加不足。
中國婦權網報導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不到兩個月，選情愈見膠著，2016年9月15日超過150名華裔婦女，宣佈在紐約成立「希拉里亞太裔婦女志工團」，為希拉蕊在最後關頭拉票。給女性一個機會，盼美國產生第一個女性總統。
早已入籍美國的中國婦權負責人張菁張菁加入這一造勢活動，力挺希拉里。她坦言，對民主黨親移民政策有好感，希拉里一貫支持女權及兒童、有豐富的行政和外交經驗、以及對中國獨裁政權有嚴厲批評，如2015年她在臉書上直接批評在聯合國婦女峰會發言的習近平是“鎮壓女權的人無資格在UN婦女峰會演講。不要臉！” 張菁同時指出：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種族主義份子，是獨裁者，「跟當年的希特勒差不多，即便獲得高票支持，他也是一個我行我素的獨裁者」。
張菁指出，我們華人婦女至少有四個理由支持希拉里。
2016年4月17日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到華人社區的紐約法拉盛為妻站台，中國婦權張菁（右高舉標語牌者）及姐妹們現場打出支持希拉里競選牌子。（中國婦權提供）
來源：蘋果日報網站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不到兩個月，選情愈見膠著，超過150名華裔婦女，今宣佈在紐約成立「希拉里亞太裔婦女志工團」，為希拉蕊在最後關頭拉票。不少已入籍美國的華人坦言，對民主黨親移民政策有好感，批評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獨裁，「跟希特勒差不多，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的獨裁者」。由多個華裔組織組成的「希拉里亞太裔婦女志工團」，今日在紐約舉行誓師大會，為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入主白宮、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造勢。活動吸引過百人出席，大部份希拉蕊支持者皆來自中國大陸，已經在紐約落地生根。80年代由廣州移民美國的會計師Angela Chen，自柯林頓擔任總統時期，就成為民主黨支持者。她表示，美國作為移民國家，關上入境大門並非發展正確方向，「若要認真看，印地安人才是真正的本地人」；她以個人經驗為例，表示自己當年來到紐約時一無所有，但新移民仍可靠著努力維生，「不是我們搶走本地人的工作機會，而是可成為一股鼓勵本地人向上的動力」。來自貴州、在美國從事中國婦女維權工作的張菁，穿著印有希拉蕊頭像的上衣來到會場。她認為希拉蕊無論在移民問題、婦女權益，以至行政外交經驗等，皆較其他候選人優勝，「她是第一個女性競選美國總統，困難很大，因為大家都用放大鏡看她，不論工作或個人生活」。對於支持度與希拉蕊爭持不下的川普，張菁嗤之以鼻，「一開始覺得他只是搞笑，是笑話」，但川普支持度隨後不斷攀升，張菁認為主因是其言論吸引部分對美國社會、歐巴馬政府不滿的選民支持，「當年希特勒選舉時也有很多選票，但歷史證明他說的未必正確，也不是真理」。事實上，紐約州為民主黨支持者傳統大本營，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希拉蕊在紐約州支持度，較對手川普高出達20個百分點。因此，該志工團總顧問沈毅透露，除動員紐約華裔選民投票外，亦考慮前往兩名候選人支持度相若的州份，比如賓州，為希拉蕊籌款及拉票。（鄭柏齡/紐約報導）
中國婦權負責人張菁批評，川普反移民作風，與希特勒分別不大。鄭柏齡攝
日前，陆媒报导一名在黑市中介卧底一年多的民间志愿者，曝光了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名单显示，购买出生证的家庭全来自福建省，这些证明帮助600多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孩子上了户口。
孩子被拐卖后身份被“洗白”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日前披露了大陆出生医学证明买卖的黑幕，在调查中发现，有人通过贩卖出生证而发了大财。那么，是谁在这条疯狂的黑色利益链中牟取暴利？
9月14日，大陆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走进了济南一家邮局，将厚厚一沓信件塞进信封，寄往了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上官正义告诉记者，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而是一份关系到600多人的名单。
原来，这是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简单点说，就是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通过“黑市上的中介”，高价将这些出生证明卖出去，让一些“来历不明”的孩子上了户口。
这份名单上显示，购买出生证的家庭全部来自福建省，而卖出生证的医疗机构分散在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贵州、湖南、河南这三个省份。
根据统计，这三个地方的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院一共卖出了600多张出生医学证明，帮助福建省的600多个“黑户”孩子上了户口。
在这份名单上第一个购买出生证的家庭，是福建省福清市刘下村吴章望，孩子叫吴芸萱，2008年11月15日出生。吴章望还给记者看了买来的出生证原件，发证机构是郑州市某妇幼保健院，上面还盖着医院的公章。吴章望说，他在拿到证之后，到当地派出所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才把钱打给帮他办证的人。
近日，大陆媒体报导一民间志愿者在黑市中介卧底一年后，曝光了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
将近十天时间，记者走访了名单上的几十个家庭，每一个家庭买证的情况都惊人的相似，为了购买出生证，有人花了几千元，有人甚至花费几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家庭之所以购买出生医学证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孩子“来历不明”，办不了正规的出生证，所以他们才铤而走险，花钱买证。
他们还给记者拿出了鉴别出生证真假的检测器，再次肯定地说，记者调查的这些出生证，都是从正规的医疗机构办理出来的真证。
近日，大陆媒体报导一民间志愿者在黑市中介卧底一年后，曝光了一份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名单。这些出生医学证明，帮助600多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孩子上了户口。
一个官办出生证叫价5到10万元
大陆民间志愿者上官正义说，中介把出生证在黑市上的价格翻倍地往上炒。
记者联系上了一个黑市上的中介，对方声称自己姓赵，专门做出生证买卖的，他卖的都是正规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价格也是“黑市”的价格，在5万到10万之间，而且对方答应负责到底，拿着他办的出生证给孩子上了户口之后再付钱。
9月13日上午，在山东济南一家酒店内，记者见到了这个自称姓赵的中介人。一见面，他就拿出身份证等一些证件来证实他的身份。记者从他口中得知，他们办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卖出去一个出生证明，多人分钱。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做这个，是因为现在黑市上把出生证的价格炒得太高了，诱惑实在很大。
拐卖儿童猖獗 中共户口制度是元凶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此前报导，中国有大约2亿5,000万名民工离乡背井，前往遥远的工业化都市打工。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他们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只得委托孩子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这使人口贩子有机可趁，得以透过拐骗等方式贩卖儿童。
刘斯睿（Liu Si Rui，音译）原为居住在广东省兴宁市水口镇盐米村的4岁男童，因父母亲在深圳打工，所以由祖父抚养。刘斯睿于2012年12月失踪，疑遭绑架。
在过去的几年来，刘斯睿的父亲刘俊明（Liu Junming，音译）利用空闲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寻找儿子的下落，包括分发印有他的照片和失踪时间、地点的传单，但都毫无结果。
报导称，大陆的拐卖儿童问题猖獗，主因是中共推行多年的户口制度。
刘斯睿的案例只是每年发生的众多拐卖案例中的一个。自从80年代起，中国的儿童拐卖业急速发展。中共官方估计，目前每年有1万名儿童遭绑架，但北京非政府组织“寻子之家”则表示，这个数字接近20万。
由于警方不愿协助寻找失踪儿童，所以失踪儿童的家长必须自力救济。有些家长联合成立“寻子之家”之类的组织，义务协寻失踪儿童。该组织声称目前有700个家长组成的会员，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河南和广东的低收入民工。
大约10年以来，“寻子之家”的主要组织者肖超华每天都在寻找失踪的儿子，但找到他的机会似乎很渺茫。在过去4年来，“寻子之家”试图寻找2,700个失踪儿童，但迄今只找到3个。
中国妇权－姚诚 2016-9-22
编者按：中国政府以挟持孩子、老人来阻止、打压异议人士或维权者，其手段愈发恶劣、愈发卑鄙下流。 流亡来美的前乌坎民选村委委员庄烈宏先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为父老乡亲遭遇强力镇压而发声，在与中方人员直接呛声交锋第二天，竟然接到广东省陆丰公安打来的电话，确认他是庄烈宏后，将电话递给了小庄正被关在监狱里父亲，老父在电话那头对小庄说：公安对他很好，要求烈宏不要受人利用，搞对抗活动。庄烈宏的回答是：他们对你好就应该放过你们，为何还刑事拘留？！这是中共挟持家人威胁维权者的又一例证。
2011年乌坎事件遭镇压中，乌坎土地维权村民庄烈宏先生一度被捕入狱，并在2012年乌坎首次民主选举中被选乌坎村委委员，可半年后他公开辞去了村委一职，于2013年末流亡美国。今年初我来到美国后，在当年一同采访报道乌坎事件朋友聚会上相遇。当时他考虑到为避免舆论影响，希望政府能够合理的软性的解决乌坎土地的问题，因此拒绝了很多媒体有关乌坎事件的采访。自乌坎村支书林祖恋被抓后，特别是在9月13日乌坎再次遭到镇压、父老乡亲被打的头破血流、70多人被捕的情况下，庄先生认为已经无法再保持沉黙了，已经是忍无可忍。正好遇到中国总理李克强要来联合国开会，庄先生决定趁此机会向联合国递交公开信，同时向到会的李克强抗议乌坎血案。
我和庄先生经过商量决定，由中国妇权全力协助其抗议活动。9月17日，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女士亲自出面为其活动出谋划策，联系媒体，修改公开信内容等。9月19至22日，我代表中国妇权连续四天与庄先生一道共同开展活动。
9月19日，我俩早上七点多钟就赶到曼哈顿，趁警方还未全面封场，跟着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从二大道43街交叉口翻过一个小山坡，混进了媒体采访区。庄先生俟个给媒体发中英文版的《就乌坎村民遭镇压致联合国公开信》，当发到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点的时候，庄先生将其递交给主持人海霞，边上一个谢顶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一把将其夺了过去，一看标题就大声斥责我们，说你们怎么进来的，说要找警察驱赶我们，我们只得离开。
刚离开联合国总部便得知有访民截住了李克强的车队，我们决定前往李克强的住地－－－华尔道夫酒店声援。这时雨下的越来越大，离酒店还隔两条街时，只见每个路口都有成群结队穿着统一蓝色雨衣的中国人，他们用手中的摄像机和手机对我们进行拍照，其中的四、五个人一直尾随着我们，庄先生也拿出手机对拍，双方争了起来，庄说：拍吧，我就是乌坎的庄烈宏，我现在就去找李克强，你们出动军警两次镇压我们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伤人、并抓走了七十多人，我就是要讨个说法。对方一个中年男人说道，乌坎没开枪，你不要被敌对势力所利用。我插话说乌坎开枪无人不知，你竟然公然否认，八九年天安门开枪打死了那么多学生，中国政府到今天都不承认。中年男人反问我：八九年天安门开枪你亲眼见到了吗？没见到就不要在这里造谣。我说有那么多照片、录像为证你竟然否认。我郑重的告诉他们，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你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对方反问我：你给自己留了后路没有？我说我的前途一片光明，不需要什么后路，我会一直向前冲，直到中国实现民主。
当晚，庄先生竟接到了广东警方打来的电话，让他与被关押的父亲通话。庄老伯在电话里告诉儿子：看守所没打他，给他吃喝，很好，你不要再出来闹事了。庄先生告诉他父亲：很好还抓你？乌坎的问题一天没解决，我就一天不罢休。
20日上午在联合国总部对面47街的抗议现场结束活动后，我们听说李克强在帝国大厦，便赶了过去。大厦四个门全有访民守着，只等李克强出现便一涌而上。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晚上十年，最后还是给他溜走了。在这里，我见到了刚刚成功拦截李克强车队被捕后放出来的白节敏先生，他告诉我在警局只呆了一个晚上，休息的很好，吃了好几个汉堡，只判他6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由于联大会前纽约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因此期间的安保特别的严，但给我感觉的是，警方执法非常文明，四天里我们在曼哈顿除了进出抗议区域要检查随身带的包裏外，几乎没遇到什么不便之处。在这里我还见到了非常令人敬佩的李焕君女士，她两次成功拦截习近平车队，尽管打着绷带，还与我们一起守在李克强可能出入的门口，直到晚上十点确认李克强已溜走。
四天的时间里我们游走在联合国总部与华尔道夫酒店之间，期间还去了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多家媒体采访了庄先生，很多人看到乌坎的横幅后都争相与庄先生交谈，对乌坎村民受到的镇压给予同情和声援。22日上午十时，正在报道联大会议的美国之音著名记者方冰专门为我们做了采访。
庄先生表示，此次抗议活动只是一个开始，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当局释放乌坎所有的被捕村民，直到讨还村里的所有土地。在整个抗议过程中，庄先生始终将矛头对准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他认为有足够的理由问责胡春华。一是乌坎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广东省委在处理，问题没处理好广东省委负有主要责任；二是此次镇压有证据表明是从惠州派来的军警，调动惠州的军警也只有广东省委才有权下达命令，因此，作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应负主要责任。
姚 诚
2016年9月22日于纽约
张菁与庄烈宏商讨抗议事宜。
庄烈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姚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姚诚在联合国前地拉着横幅：要求释放苏昌兰、陈启棠（天理）。
姚诚与访民李焕君在抗议活动中相遇。（中国妇权姚诚摄影）
庄烈宏走上前给正在联合国大会采访的中国中央电视台递交公开信（穿红衣服的是主持人海霞）。（中国妇权姚诚摄影）
庄烈宏向纽约的中领馆递交公开信。（中国妇权姚诚摄影）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甘肃省康乐景古镇一农户全家六口人先后喝农药自杀，亲属网上发帖指，警方拒绝立案调查。当地记者介入此事后，死者家属被警方警告，并删除已发出的图文。当局还要求记者不要跟进调查真相。死者的堂弟对本台记者称，要等公安厅的尸检报告，暂时不能发声。
甘肃媒体人张伟军9月6日在微信群发帖称，9月5日13点42分，网名为“结束了”（本名：李克义）的网民在自己的QQ空间爆料称：“有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一家六个人喝农药自杀。8月24日晚上，狠心的母亲杨改兰让亲生女儿喝下农药，当场死亡了三个：不到六岁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四岁的女儿。最大的一个女儿7岁，不喝农药，母亲下黑手活活打死，还没咽气的情况下，把人送到康乐县医院，没有救活。母亲杨改兰又喝了农药，被急救车送往兰州救治，其丈夫李克英当晚赶到兰州。杨改兰经抢救无效死亡”。
景古镇阿姑村山村民将尸体入棺。（網絡照片）
网文还称，李克英27号早上回家后，见家中5人身亡。9月2日离家出走，两天后，发现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喝药自杀。亲属叫来了警察，还有大队书记李进军，李克英娘家人。书记和警方说，他们家里很穷，让娘家人买口棺材。而警方不破案，只说是喝药自杀。我们要讨还公道。警方出手打人，打人的警方是康乐县景古镇派出所的，公安局管都不管。”
媒体人张伟军9月7日告诉本台，该事件有诸多疑点，比如，谁确定是母亲逼迫女儿喝农药，7岁女儿被活活打死？丈夫为啥不处理后事，最后死在林子里，也是喝农药自杀？难道他出走时，自带农药？警方为啥打人？是否打了人有待求证。他说：
“我现在估计，他们不会接受采访。公安局的电话是0930-4421332，这是康乐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您可以咨询一下”。
本台记者致电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查询。
记者：是指挥中心？
公安：是，什么事情。
记者：我想问一下景古镇一家六口死亡，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喝农药死的？
公安：我们这边不太清楚。他们那边有派出所。
记者：他们说警察打人，是怎么一回事？
公安：您等一下。
稍后另一位公安接过电话说：“我们不是办案单位，我们不知道。你找那个派出所吧。他们那边的电话，你网上查吧”。
记者致电死者的堂弟李克义询问，但对方婉拒。他说：“公安现在的化验结果没有出来，等化验结果”。
记者：警察打人了？
李克义：警察是把我推倒。那天的情况，我一下子跟你说不清楚。我希望你们等一下，等调查结果吧。
记者：您怀疑的关键点在哪里？
李克义：我希望你们盯一下调查的行动吧。
媒体人张伟军说，他从死者堂弟处获悉，现年30岁的李克英属于上门女婿，平时家里生活拮据，一直在一家猪场上班。事发后，四个孩子按乡村风俗土葬，孩子母亲已经火葬。李克英遗体于5日凌晨三点下葬。全家八口仅剩下两位老人。据李克义回忆，其堂兄和妻子和睦相处，也无精神病史，因此死因不明。
2016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年進数百万捐款，孩子連每天一个鸡蛋也保障不了
太阳村网站公布的内容：“由三个方面的资金来保证她的生存和运营：1.社会捐助：国内外友好人士、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港澳台同胞的热心捐助。2.自办产业：自己创办产业，自力更生，用其产出来支持太阳村的运营。3.向政府申请：尽可能的向政府部门申请，能求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太阳村网站自称：“太阳村有较为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所有捐助（包括捐款和捐赠物资）支出和审计情况全部（在网上）公开。”但是自从07年下半年、08年直到现在，张淑琴再也没有公布过任何财务数据。
让我们又来看看过去太阳村在自己网站上公布的募捐数字：
2005年278万多元（2787375.30）；2006年近100万元（987008.09）；我们通过每项累计得到的却是：185万元，差额竟达988,874.33元。2007年1月至8月募捐款折合人民币200多万元；其中人民币1617590，美元33884.39元；港币13516.18元；欧元15211.20元。
以上数字告诉我们：在知名度越来越大，捐献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太阳村公布的募捐数目反而越来越少了。2006年的收入比2005年少了179多万，而2007年8月份以后，索性就不在网上公布了。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更让人疑惑的是，这些数字也都是在没有任何监督机构的眼目下自行公布的，公信度可想而知。如果再加上果园的收入、捐赠的衣、被、食品、家具等，用不完后变卖的现金等，每年超过三百万元应该说还是个保守的估计。
并且，在曾有人问及太阳村是否需要缴税的时（2006年8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淑琴说：“现在中国要得到NGO的批准太难了，只能以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因此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也不能进行公募，只能依靠个别的热心人捐赠以解决经费问题。但是他们已经允许我们以被捐款中介委托人的名义接受再转给孩子们手上，所以不用再交税了”
口头上知道“不能进行公募”，可实际情况呢？张淑琴本人不管是在媒体面前还是其他什么场合，哪一次没提出向太阳村捐款的公开请求？太阳村不仅仅没有NGO(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手续，即便是通过变通手段拿到的工商营业执照，也因未通过年检而早已作废了。更为可笑的是，当中国周刊记者于2009年6月8日在采访张淑琴时问及：财务公开的要求听来完全合理，并没有过分之处啊。张淑琴却“显得非常生气，偶尔还会说出一两句粗话。”并气急败坏般叫道：“他们凭什么要求我公布太阳村的财务，凭什么？”
在物资方面，在中国妇权网记者探访太阳村的几次中，发现不少人捐献的都是物品而非钱款。从米、面、衣被、煤、食油、蔬菜甚至婴儿用品等等，无所不包，一应俱全，甚至，连所有的房屋设施都是社会捐建的。可以说太阳村基本上不需要外出采购物品。
外国人或国内大笔的个人或组织捐款，就有挂小牌子以鼓励。 （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此外，太阳村还有500亩果园、50000多株果树、果树下套种数十亩花生、大豆和红薯、100块菜地、占地10亩的生态养鸡场、占地10亩的梅花鹿、鸵鸟养殖场、旅游观光园内可容纳300人同时就餐的餐厅、每年10万以上的捐赠物品转卖所得，还有已经注册为商标的产品名称、通过国家有机化考核的生产过程……。这些项目的收入是多少，记者无从得知。果园负责人介绍说，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爱心人士每年认领枣树的平均数量在8000棵左右。照此推算，仅果园一项，太阳村每年至少能进账80万。这并不包括果实成熟之后出售所得。
太阳村网站上公布的财务收入大致印证了这一推算，2007年种植收入为808773元。
再计算一下太阳村的支出情况：据张淑琴自己介绍说：每个孩子每月的开支需350元，年人均4200元，即便按100个孩子计算，一年也只需要42万元。加上工作人员工资以及水电等日常消费，每年100万应该是足足有余的了。可还有三分之二的款项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
我们从北京太阳村2007年工作计划中发现，其中有一部分钱是这样开支的：
1、江西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建设预算（一期工程），造价计94.5万元；
2、陇县孤儿院二期工程预算共计39万元；
3、太阳村孩子认养费用：共计101万元；
4、其他费用49.5万元；
5、保健室、广告牌、卫生间、灯箱等共计18.15万元。
张淑琴亲口对志愿者诉苦说到：太阳村经济困难，孩子每天一个鸡蛋都保证不了。承诺每年安排40个孩子去监狱探视父母，张淑琴总是以拿不出钱为由“婉拒”。但在太阳村预算中，却拟建有3万元的来宾厕所；按其公开的预算，2007年度的重点工程就花了302.15万元。作为以扶养孩子为主的财务支出竟然不考虑孩子的生活、营养问题，这能说明，太阳村是真正的在关心这些特殊身份的孩子吗？如此使用社会爱心捐款，太阳村有没有考虑到有违捐助者的初衷？
食堂的桌子下面堆着西葫芦还有面粉，这些都是午饭的原料。（小熊图片社图片）
有外人时，饭较好吃。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熊图片社图片）
上图：有游客时菜饭较可口， 孩子们吃的很香。（小熊图片社图片）
下图：没有外人看见时，较大的孩子多只是白饭，无菜可吃。（中国妇权网记者摄于2009年5月 ）
外国善心人士前来太阳村捐物捐钱。 （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8-10-26 ）
捐衣物的人太多，被乱弃置或丢掉的不少。（中国妇权网记者摄2008-10-26）
太阳村里面有一百多个孩子，这些衣服足够他们穿到成年的了。（小熊图片社图片）
另外一个仓库挂满了分拣出来的衣服，从西服到超短裙都有。（小熊图片社图片）
据太阳村的一个孩子讲，这些衣服被分拣出来卖掉，用来换取太阳村孩子们的学费，不过这个说法无从证实，至少孩子们是穿不了这么多的衣服的。（小熊图片社图片）
太阳村公益中心，负责接待志愿者。 （小熊图片社图片）
太阳村的张老师，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小熊图片社图片）
在财务问题上，社会各界对张淑琴提出的质疑最多，捐献者们有权要求透明，有权知道自己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在探访太阳村的过程中，记者发觉，太阳村没有设立类似监事会一类的架构来监管财务，只聘请了一家名叫中瑞诚联合会计事务所的进行财务管理，其合伙人也曾就此告诉过记者：“好几年前，事务所应太阳村的邀请给他们做了一次咨询服务，但没有接触到太阳村的实际财务情况，所以没有关于太阳村的任何财务报表”。既然中瑞诚没有为太阳村做专业的财务管理，那么太阳村的财务到底是谁在管理呢？很明显，太阳村的财务大权还是由张淑琴一人掌握，收入支出明细情况在太阳村内就是一个核心秘密，作为企业管理的工商行政部门也只是查查果园的帐目而已，募捐来的钱物也是无法介入的。
本网记者2007年底走访了位于河南新乡的太阳村，一位知情者是这样说的：“新乡的太阳村前身是河南女子监狱在郊外鲁堡村办的一个收养所，助养一些在本监服刑女犯的无依靠的孩子。一开始由监狱方面提供一些食物资助等，2004年张淑琴将其划在北京太阳村的名下，并从新乡带走36名孩子到北京的太阳村，同年在河南女子监狱的配合下，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太阳村，她承诺每年拨给新乡太阳村5万元人民币，但社会的捐赠都要归北京太阳村统一管理。新乡太阳村里有27个孩子，其中有25个在学校读书，实际上每年5万元只够工作人员发工资，学费国家是免了，房子是租当地老百姓的，还需支付水电费等。而张淑琴到底以新乡太阳村的名义募捐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据了解，现在孩子们只能靠政府每个人每个月160元的低保生活，2007和2008两年好几次面临断餐，最难办的是今年（2008年）过冬问题，冬天取暖的煤一点都没有了。”
中国妇权网于2008年底为其募捐两千美元，帮助孩子们解决了过冬燃煤等问题。
张淑琴的太阳村在北京落户前后已有十年的时间了，最低估计其非法募捐总数达数千万元之多。可是，历年来，没见过那个部门去查过她的帐，包括她的工商执照没能延期之后的这几年。即便如此开个零售店也是非法的，还别说太阳村如此大的规模。私营企业公开接受募捐，也属于未经国家许可而非法集资性质。但却没有人能阻止这种违法的经营模式。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私下提到“张奶奶”，孩子们为何惊惧不安？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初到太阳村的人，真的都会感叹和欣赏其优美的外部环境和干净整洁的内部房间。可来到这里的回数一多，则会越看越不对劲。早在2007年，一位署名尤韧的网友就在网上作了以下记录：
太阳村“村规”太多，墙上贴的条款都有具体处罚事项，孩子们若犯了其中任何一条，格罚！
未成年孩子起床后竟然明文规定“刷牙、洗脸、穿袜子，必须15分钟完成。”；“破坏卫生，罚刷盆一天”（本站记者李明明摄于2007年9月）
在孩子们的宿舍，中国妇权志愿者看到了很多孩子们写的检讨：
*今天我因为在床上放了一个杯子，过时了，所以被罚写检查，通过这件事我错了，对不起以后我保证在（再）也不会犯了。 某某13岁。
**今天我看电视看了一会儿我就去拿衣服了我望（忘）了把椅子搬回原位爱心姐姐提醒我，我才把椅子搬回原位，对不起我下次不会再犯（错字）这种错了请大家原谅。 某某9岁。
在昨天下午放学后我把书放到了桌子上，没有急（及）时拿，因为我去浇太阳花了，所以忘了拿走书，下次我一定会注意，将放的东西急（及）时拿走。 某某15岁。
*为什么罚我写检查，因为我把衣服放到了学校了，开学之后我才拿走了衣服，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下次我不把衣服放到学校了。 某某某。
*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用完抹布没有洗，爱心姐姐提醒我我还没有洗，后来爱心姐姐帮我洗了。以后再也不用爱心姐姐提醒，请大家原谅。 某某。
*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坐完椅子没有放回原位，经爱心姐姐提醒才摆回原位的。这次惩罚让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教训，所以我下次坐完椅子一定放回原位，请大家原谅。 某某某13岁。
我们不禁要问：任何一个真正具备起码爱心的人，她会因为这样一些不是问题，更不是错误的小事，就如此“处理”这些本应得到更多理解和关爱的孩子呢？
本网一名志愿者于2007年11月17日在她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三点，婴儿室去给孩子们讲成语故事，七个月的新疆小女婴还在。新疆的约三岁男孩小提一直哭，原来是口腔溃疡，下唇内烂了，我来三次没见他们吃一次水果，500亩果园，竟然没孩子吃的几个水果”？
“阳光村里的孩子灿烂阳光，这让人感到格外的别扭和不协调。这一点对于来过多次的人就不不难看的出来：才几岁的孩子吃饭、活动还要列队，内务整理的很整齐，这让人容易联想到张淑琴的监狱工作经历和方式方法。对孩童，有这样的必要么？
太阳村有果园等三大经济支柱，其网站也称，这三大产业都是“由太阳村员工和孩子们共同管理”。请看，孩子们是如何“共同管理”这些产业的。
在一个作文竞赛活动中，有一个孩子写的是：“每天最早起床的是张奶奶，最晚睡觉的是张奶奶。张奶奶夸奖我们：孩子们特别能吃苦。放假早上五点半，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全部到门口集合，干什么？除草。”2007年国庆节放假期间，太阳村派出四、五个孩子天天到华堂门前去卖枣。早上5：30出发，晚上7点钟回来。孩子们嘴里喊着“走一走，瞧一瞧，太阳村的大红枣”。最后一天孩子们回来哭了：“张奶奶，今天只卖了300块。”张淑琴也曾还振振有词的说：“太阳村的孩子必需参加劳动，不听话的就应该挨揍”。可是，请注意，这些未成年人参加的那些所谓劳动，都是盈利性质的。
张淑琴不会不知道，使用未成年人进行生产经营是违反《劳动法》和《妇女儿童保护法》的。看着孩子们干这样的活路，我们不禁要问：在太阳村，这些失却父母监护的孩子，他们到底是太阳村的呵护对象，还是太阳村无需发放报酬的童工？
本网站记者在听到一个吃奶的婴儿每天只能喂两次奶的说法后，亲眼见到了那个饿的眼都哭肿了的小女婴；也见证了厨房水池里倒的满池的饭菜和将志愿者捐献的物品扔弃的现场；在走过一个墙角时，被两条大狼狗的吠声吓得一身汗。大门口也养了两只恶犬。在一个全是孩子的院子里有必要养大狼狗吗？太阳村就不怕这些恶狗伤害到自己庇护的孩子吗？张淑琴在媒体采访时也说，她“最头痛的就是孩子逃跑”。孩子们为何要逃出“福窝”？是不是另有隐情？几只德国大狼狗是不是喂养来对付逃跑的孩子？曾有孩子被咬伤、咬死过吗？
记者注意到，张淑琴出来了，孩子们没有一个不去喊“张奶奶好！”的，可他们喊“张奶奶”的声音是怯怯的，看“张奶奶”的眼光是畏惧的。背地里有人对他们提及“张奶奶”，他们不是用惊惧的目光看着对方，就是带着厌恶的神情转身离去。这，充分说明了什么？
中国妇权网记者在听到一个吃奶的婴儿每天只能喂两次奶的说法后，亲眼见到了那个饿的眼都哭肿了的小女婴。（中国妇权网记者摄于2009年4月）
这是一只没关起来的狗。（小熊图片社）
狗食盆里面有不少芝麻饼干，狗吃的还是蛮高级的。（小熊图片社）
太阳村的早期海报上有这样一个镜头，张淑琴背上的孩子看上去和她一点都不亲热。 （本站记者翻拍）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孩子频繁进出 来路和去向有谁知？
中国妇权网记者曾专门找到了当年张淑琴口头聘请的9个理事者之一了解情况。据说，9个人中有律师、全国政协委员等。早在2006年他们就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商讨过太阳村注册NGO的事宜。民政局的意见是，如果不正式注册，一百多个孩子将来生病以及卫生防疫怎么办？孩子的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募捐集资的合法性如何保证？自此，张淑琴再也不找理事们开会商谈过相关事宜。据知内情者介绍，如此这般的用意，是害怕注册后民政部门就要介入太阳村孩子收养、管理运作，财务账目等合法与否。而他们从头到尾对太阳村的财务和运作一无所知。在社会监督和政府部门监管阙如的情况之下，别说社会捐款的合理、合法使用，财务账目的规范、明白，太阳村运作方式、方法的合理、合法等等，就连太阳村孩子的来源和去向，也是一个疑窦丛生，令人担忧的问题。
2007年下半年，太阳村的网站上公布了86个孩子的名单，但太阳村对外号称，在北京太阳村里有115个孩子。记者多次亲临过孩子们房间，从住宿等情况暗中数了一下，充其量也只有大约五、六十个孩子。而在其它的几个地区，如西安、陇县所谓的太阳村，都是与当地的福利院采取“合作”形式挂靠的，其中孩子有不同来源，包括了不是服刑人员的子女，以及其他福利院收养的孩子（福利院是不收养犯人孩子的）。而张淑琴却全都划入了太阳村“收养”的服刑人员子女。因此才有了现有“200名犯人孩子”这一数目。即便是北京太阳村所公布的数目，其中也有不少并不是在押犯的孩子。比如：里面有一名姓彭妇女，她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她的两个孩子也在里面生活，太阳村却将这两个孩子作为“犯人孩子”充数公布。在网上公布的86名孩子中，有将近一半的孩子没有表明具体的藉贯，其身份无法核实。
太阳村为何要虚报、夸大收养孩子数目，其用心究竟为何？
张淑琴自己曾这样介绍太阳村孩子的来路：一部分是通过监狱系统送来的，一部分是父母被抓后，其孩子无人抚养，由警察送来的；也有些是流浪的儿童，都是与其父母签订了代养、代教协议的。与在押犯签代养、代教协议应该没有问题，但与流浪孩子的父母如何签订代养、代教协议？《收养法》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即是说，就算收养人或监护人与孩子家长签订了协议，也要到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备案，才能具有合法监护权和完成收养程序。这样的手续，太阳村有吗？我们不难看出，一直以来，太阳村未到民政部门登记为NGO团体，根本不具备收养管教未成年人的资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运作。
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们象走马灯似的送进送出，2006—2007年间，不明身份的新疆儿童来去的也不少，孩子来了是来了，可去了哪里呢？太阳村有没有具体详实的记录？为何张淑琴从不公开，就连太阳村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人见过进出儿童的名单和基本背景资料。有没有政府相关部门来过问此事。据太阳村网站收集的媒体文章报道，十余年里，她送走了约1500名 孩子。我们想知道：这里面包不包括一些据说是警察的人半夜里临时送进送出的孩子？张淑琴是否能堂堂正正的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到底经过什么方式和途径，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如今的情况又是如何？要消除各种质疑，张淑琴不能仅凭一句“无可奉告”就敷衍过关吧？
另一个问题是，太阳村里这些从几个月到几岁的孩子，就算他们（她们）的父母双方都同时犯法并身系牢狱，但都找不到爷爷奶奶、姑姑舅舅等第一、第二顺序监护人来照顾吗？一定必须送到太阳村来吗？张淑琴有合法监护手续？而办理监护手续的程序真的快得那么惊人?!
刚来三天的两个孩子，女孩叫甜甜、男孩叫小宝。他们来自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于 2007-10 ）
见到甜甜和小宝时，都是正哭着或快要哭了。（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甜甜没哭时也是一脸悲伤的表情。（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这孩子眼睛都哭红了。（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这个可爱的小孩，几个星期后不见了踪影了。（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志愿者怀里的小女孩，几个月以后也不见踪影了。 （小熊图片社）
这些幼儿哭比笑多。（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10）
这孩子来没多久，额头上为何有一条深色带印？ （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6年）
这饥饿的小男孩抢了另一孩子的东西吃，正被老师教训。（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6年）
这孩子总是心事重重，难以入睡。（中国妇权网记者摄 2007-4）
中国妇权志愿者要离开的时候看了一眼这孩子，心里不舍，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忧伤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本网记者甄旋摄影）
中国妇权 2009-05-15
张淑琴如何留住“光明”专题
编者按： “太阳村”，这样极具正面意义的名称，给人第一印像当是光明兼灿烂。1996年太阳村由陕西女子监狱警官张淑琴创建，2000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落户立足后，被媒体热炒：“张淑琴，太阳村创始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荣膺‘守护的力量’，她守护着（太阳村的）孩子，守护着孩子明天，她的工作让监狱外面阳光灿烂。”2009年3月7日张淑琴获颁“2008年度非凡女人”奖。文人余秋雨也为张淑琴摇旗呐喊来了：“她（张淑琴）在黑暗中留住光明，在不幸中守护希望。” 中国妇权网记者从2007年9月起，怀着美好愿望和使命，以做义工、进行捐赠等形式，多次走进设立在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记者不仅与其中的爱心妈妈以及孩子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与创建者张淑琴本人进行过深入交谈。记者还先後數十次走訪了北京太陽村及其在河南、西安的附属机构。近两年来，随着探访次数的增加和深入了解，太阳村及其创办者的形象被一桩桩，一件件及其不光彩的事实颠覆了。中国妇权网记者非常惊讶的发现，北京太阳村里面，不仅有着众多人质疑的帐目不清、管理混乱，涉嫌非法集资、敛财的问题，还存在着孩子吃 不饱、吃不好、遭受虐待的事情。更为令人惊骇的是，太阳村还发生过多名女孩被强奸、猥亵，隐瞒不报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现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张淑琴及她的太阳村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是爱心天使，还是物欲魔鬼？
张淑琴，出生于1948年12月；职务：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一级警督（正处级）。从她自己创办的网站（sunvillage）上，记者了解了她和她的太阳村耀眼业绩。自1996年开始，张淑琴从陕西起步，开办了三家儿童村，后合并成陕西西安儿童村；2000年12月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市示范儿童村；2003年 8月，在北京市注册成独立法人，更名为北京市太阳村特殊童救助研究中心。
这是太阳村网站上“太阳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从事什么样的活动？”一栏的内容：“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是一家无偿救助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未成年子女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以及职业培训等服务。十多年来，从陕西起步，在陕西西安、陕西陇县、北京、河南、江西、青海六个地区办成六个太阳村，救助的孩子超过2000名。” “创办人张淑琴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一栏，关于张淑琴的介绍，也是非常阳光的：“张淑琴女士生于1948年12月21日。在陕西长大，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任陕西省监狱局少年犯管教所助理调研员，人民警察一级警督警衔。曾学习过中医，在陕西省偏远山区从事医务工作13年，1985年调入陕西省监狱管理从事报纸编辑记者工作，并从事监狱体裁的文学影视作品。1995年投身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工作及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染了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张淑琴。（小熊图片社摄影）
“村口”有一棵粗壮的仿真大榕树(大约是塑料合成)，是太阳村的标志物. （小熊图片社摄影）
北京太阳村的后门。（中国妇权网记者摄于2007年 ）
从述情况来看，张淑琴开始创办太阳村是在她的狱警任职期内，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从1996年至2004年，在从事自己的第二职业期间，张淑琴“走穴”太阳村法人，进行经营、募捐活动，长达8年之久。这是与国家的公务员法相违背的。她的第一桶金，就是在她任职的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掘出。在这样的近水楼台身份背景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监狱警官，要将监狱里关押的犯人之子女集中起来“抚养”，即使他们家中还有其他亲人可以照料，犯人能说”不“吗？张淑琴在媒体采访中往往这样说:“太阳村的创办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政府无关。”但是，还是有嗅觉灵敏的媒体，对此进行过质疑：“孤儿院只能收养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作为服刑人员的子女，她们的父母尚在，福利院是拒之门外的。这样的孩子在我国现有60多万，这里面暗藏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张淑琴在有独特条件下的监狱系统捷足先登，从一个普通狱警到注册独立法人，从陕西到北京，从一个村发展到六个村，从普通干部到拥有上亿资产的果园，靠的是那些父母在服刑的孩子们以及社会善心人士。媒体舆论不断的问责中由小到大，一路绿灯。”
在太阳村内部，并没有清晰的部门分工，大小事情均由张淑琴一人决断。张淑琴是太阳村的“村长”，书记加法人，完全垄断了太阳村大小事务的决策权。其二女儿武海燕辅助她管理，工资收入只有她们娘母知道；而大女儿目前仍是陕西儿童村的总负责人。张淑琴的现年十七岁的孙女，在太阳村长住至少已经10年。弟弟、弟媳等都是张淑琴的得力助手，就连她七十八岁的老母亲也在太阳村生活。张淑琴既是负责人又是管理者、宣传者、炒作者、筹款人，还是财物的支配人。
太阳村名下有占地500多亩的果园，张说是北京市顺义区低价租给她的，而租金只是象征性的交一点，经营果园的收入全部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在60亩行政办公用地中，有20亩是当地政府无偿提供，其他40亩地的年租金仅为8000元，租用期限为30年。
根据有关法规，作为企业法人，张淑琴向社会募捐是不合法的。而其它地区的几家类似机构，如几乎与张淑琴同时起步的沈阳儿童村等，刚出头不久就被揭发出多方面非法运作劣迹而遭取缔了。一些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团体和个人，如英国大主教、瑞典王后、联合国代表、欧美国家、香港的NGO组织、公司以及电影明星、歌星们关注、访问、捐赠从未间断。在举世瞩目的北京的奥运会中还当上了火炬手。张淑琴自己的网站上还刊登了她本人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消息，名利双收。
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政府部门为何不惜巨大代价，把价值上亿的土地几乎无偿的给一个不合法的机构经营？在对太阳村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张淑琴的办公室内有一个展示栏，上面贴满了来访者的图片，上面不泛各级政府要员和中外社会名流，甚至上至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部长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司法部、民政部的人员车辆也出入频繁，甚至在太阳村的办公楼里还设有民政部某退休高官的专用房间。在张淑琴和这些高官之间，他们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和“共识”？
张淑琴不仅对人说过，她养育的是“一群坏蛋的孩子”，并曾公开的在电视采访中说，这些孩子大多数继承了他们父母的恶习。我们不难从张淑琴的话语之中看出她犯罪分子的孩子的轻蔑和歧视。在这样的眼光之下，我们要问张淑琴：你是想向这些罪犯的后代传递人间真情，以情动人，感化人，还是在利用自己和这些孩子的特殊身份和人们的爱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曾有媒体就此当面“讨教”过张淑琴，但张的回答火气颇大：全国的NGO组织多是“非法存在”。你说，这是谁病了？谁应该吃药？这个板子怎么能打到太阳村的屁股上？
当红歌手羽泉组合的泉也来到了现场。 (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电影演员周迅与日本球星中田英寿看望太阳村的孩子。
许飞 是主角 孩子们当惯了道具，無表情。 (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太阳村的孩子做起了餐饮买卖，来宾的中午饭全靠他们了。(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太阳村的孩子在进行市场交易，应该收益不错。(小熊图片社06年2月）
作者杜導斌為獨立學者，中國知名政論家。 2016年08月28日
2016年5月1日小長假，筆者順便到湖北省京山縣永隆鎮新旗村作了個簡單調查。調查對像是一對老兩口，爹爹1943年出生，73歲，婆婆1947年出生，69歲。2位老人修了一輩子地球，育有5女1男，如今已經是兒孫滿堂，只是兒女們要麼讀書後進城工作，要麼外出打工，目前只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外孫在身邊，因其父母在廣東謀生，無法照顧到孩子讀書，只好托付給外公外婆照管。
新旗村周邊一帶原是湖區，上世紀大規模圍湖造田，造就數萬畝一馬平川的農田，由於地處亞熱帶，陽光雨水充足，適合種植棉花，政府當年從異地遷來大批農民，專業種棉。這裡完全是新建的農村，政府要「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實行統一規劃，4排青磚瓦房，整齊劃一，一門一戶，共有2進，前面住人，後面做飯和存放家具，不許養豬養雞，也就沒有養雞鴨豬牛之類的副業，只有點菜地，自家的蔬菜不必買，魚肉豆制品則必須買。在那個年代，這裡曾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樣板。如今，4、50年過去，多半瓦房改建成了2、3層小洋樓，相形之下，昔日整齊美觀的青磚瓦房顯得破陋不堪，即使是樓房，住戶也大多人去樓空，青壯年幾乎全部外出打工。不過，這裡到底是良田，即使多數農民外出，一眼望去，卻看不到一塊田被拋荒，一個組（村下面的最低行政建制）僅有10幾人留下來，雖然多是老弱病殘，仍然把外出者留下來的田給種著。由於種棉花的田間管理特別耗工，加上棉花價格下跌，已經很少有人還種植棉花，夏季大多改種黃豆，冬天則種小麥。
中國農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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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的寫景—沒有年輕人。
2位老人耕種的農田實際面積7.5畝（按4.86畝發財政補助），全年只種小麥、黃豆2季。下面是我跟2位老人，加上一位50多歲的鄰居一起合計的收支情況：
一、小麥收成
（1）收成：
年成好，收700－800斤/畝，每斤價格高低不一定，去年（2015年）9角2，今年說只7角幾到8角。以平均年景估算，560元/畝，4200元。
（2）成本：
1、種子，30元/畝，7.5畝共需225斤，價4元/斤，得900元。
2、播種，機械播種，價格50元/畝，得375元。
3、肥料，下一次肥得5袋，價格160/袋，得800元。
4、打藥，一次得100元左右，打3次藥，得300元。
5、收割，機械收割，價格50元/畝，得375元。
5項總成本2750元。
（3）小麥全年實際收益：
種一季小麥，7.5畝的總收益：收成減去成本：4200－2750＝1450元。
二、黃豆收成
（1）收成：
好年成可以多收點，差年成最少只收300斤，以一般年成500斤/畝平均計算，價格2元/斤，1000元/畝，7.5畝就是7500元。
（2）成本：
1、種子，4元/斤，18斤/畝，一畝田得72元，7.5畝共得540元。
2、播種，機械播種，價格50元/畝，得375元。
3、施肥，4袋肥，150元/袋，得600元。
4、打藥，3遍藥，80元/次，得240元。
5、收割，機械收割，價格50元/畝，得375元。
5項總成本2130元，
（3）黃豆全年實際收益：
種一季黃豆，7.5畝的總收益，收成減去成本：7500－2130＝5370元。
三、全年種田總收益
5370+1450＝6820元
四、其它收入和支出
（1）其它收入
1、補貼：糧貼，385元，年底發（今年還不知有沒有）。
2、政府發養老金，2個老人一年共1600元，一人一年800元，劃一人一月67元，半年領一次。
2項相加，1985元。
（2）其它支出
1、食油，全部靠買，一年買100斤，得350元。
2、人情，3000元/年。
合作醫療交120元（生病住院可報銷80%）。
3項相加，3470元。
（3）其它收支相抵：－1485元。
五、全年總收支
5370－1485＝3885元。
3885元，縣城裡普通公務員一個月的工資，大約軍隊裡一個排長月收入的3分之1，這就是2位老人辛苦耕種一年的全部結餘。除兒女們逢年過節孝敬點錢物之外，再沒有其它收入。這點錢僅夠應付人來客往和過年。
老人說，年年忙下來，都沒有什麼積蓄。
英國「電訊報」報導
英國首相梅伊到杭州參加本周末舉行的G20峰會，而首相辦公室早就接到謹防「甜蜜陷阱」的警告，以免中國間諜向隨行的官員施用美人計。
英國「電訊報」說，英國已吃過這種苦頭。2008年當時的英國首相布朗到中國正式訪問，獲得大批美女熱情接待。一名助理受到誘惑，帶了個美女回房間。次日醒來發現手機和公事包裡的一半文件不翼而飛，而且頭痛欲裂，顯然曾被下藥迷昏。
為防重蹈覆轍，英國安全主管向梅伊的隨行團隊強調各種自保準則，並向他們提供臨時手機和電郵地址，以防中國政府駭客攻擊。
安全顧問也警告這些幕僚不要保留中國東道主送的禮物，尤其是電子裝置，像是免費的電腦記憶卡、手機SIM卡或充電器。
安全主管還警告他們，峰會期間他們下榻的旅館房間可能祕密安裝了竊聽器和攝影機，因此如不想讓人見到自己赤身裸體，換衣服最好用床單遮住。
英國安全機構認為中國對英國構成重大間諜威脅，對於向西方政府和企業發動網路攻擊也最兇狠。中國的科技能力更使英國政府和情報機構關切，擔心峰會期間中國特工用以攔截電郵和電話，以及在電腦裡安裝間諜軟體。
杭州峰會正趕上中英關係緊張。梅伊今年7月出任首相不久，就決定延緩決定是否批准興建中國支持的一座新核電廠，因為她擔心讓中國參與經營這這麼重要的設施，會使中國能夠任意斷絕能源生產，危害英國的國家安全。中國則警告阻撓這項耗資將近240億元的計畫，會影響中英關係。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
中國安邦集團近年來大手筆投資海內外。
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是個稻田和村莊環繞著喧鬧的城鎮，難以想像，因一系列全球性收購引發華爾街關注的中國大財團，其所有人會是在這樣一個地方。但這裡就有這麼一小群人——小本經營的商人和村民，卻偏偏控制著安邦保險集團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股份。該公司目前是位於紐約的華爾道夫大飯店(Waldorf Astoria)的所有人，還擁有各種全球知名的品牌和產業。
現在，美國監管機構正在詢問這些股東是誰——他們是否是在代表他人持有股份。
擬砸300億美元→全球買資產
據報導，這家神秘公司憑空出現，提出要花費超過300億美元收購世界各地的多項資產，令交易中介機構深感意外。
報導指出，安邦的瘋狂收購屬於中國資金外流的一部分。這些交易改變了全球市場格局，但它們往往遮遮掩掩。有時是由中國知名人士所為，他們想把財富轉移到海外，但不想引起國內的注意。這給國際監管機構帶來麻煩，因為他們需要確認重大收購行為背後的買家身分，以便評估這些交易的風險。
不少股東共通點→董座親友
報導說，在平陽的安邦股東是通過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控股公司持有該公司股票的。但他們中不少人有一個共通點：他們是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吳小暉的家人和熟人。吳小暉是平陽人，後來透過婚姻進入了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的家族。
據報導，從許多方面看，安邦和吳小暉似乎都像是中國隨心所欲的資本主義與共產黨主導地位相結合的典型產物。這種結合為將近40年的恣意增長提供了動力。
2004年，安邦作為一家汽車保險公司在中國東部城市寧波成立。最初它只是個小角色，但隨著它在財務上變得更加激進，買入幾家中國銀行的股份，透過向民眾銷售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基金吸納資金，迅速發展起來。
49歲的吳小暉之前是一名汽車銷售員和低級別反走私官員。他領導安邦實現了這個轉型，如今已是中國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穿著剪裁考究的西裝和珵亮的樂福鞋，與黑石集團(Blackstone)的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這樣的人過從甚密，有時還在哈佛大學演講。
但報導指出，他在安邦的報備文件裡並不是企業所有人。
權貴疑藉名→資金轉移海外
在中國，富人借別人的名義在公司裡持股是很常見的。這種人在中文裡被稱為白手套，他們往往是值得信任的親屬或熟人。很多人稱，在一個有錢可能會惹來麻煩的國家，這是一種保護隱私的方式。但有些人則表示，白手套可能會被用來掩蓋不當獲利，妨礙腐敗調查人員的工作。
在被問到吳小暉是否是公司股東時，安邦公司沒有回應，也拒絕回答有關公司所有人的其他問題。
安邦的一名發言人表示，公司「擁有多名股東，他們都依照中國法律進行了必要的披露。其中既有個人，也有機構股東，他們做出了投資公司的商業決策。因為有這些長期股東的支持，安邦現在成長為一個全球性的公司」。
報導指出，對投資者和監管機構而言，白手套讓人很難評估一位中國買家的財務健康狀況。所有權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構成潛在的風險。有政府關係的企業可能容易受政治變局的影響，或者成為腐敗行為的多發地。
「企業需要知道在和誰做生意，投資者需要知道他們是給誰投資，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開展企業詐騙調查的奧邁公司(Alvarez & Marsal)駐香港常務董事韋謙信(Keith Williamson)說。
據報導，目前尚不清楚平陽縣的股東是否是代表別人持有大額股份。但今年5月27日，安邦撤回了此前向紐約州政府提出的以16億美元收購艾奧瓦保險公司信保人壽(Fidelity & Guaranty Life)的申請。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監管機構詢問了公司幾名同姓氏股東之間有何聯繫。
安邦另一項價值65億美元的交易正在等待美國政府的安全審查結果。該交易包含對多家酒店的收購，其中紐約艾塞克斯豪斯酒店(Essex House)和幾家四季酒店(Four Seasons)。今年3月，安邦撤銷了對經營威斯汀(Westin)和喜來登(Sheraton)酒店品牌的喜達屋(Starwood)集團提出的140億美元收購要約，此舉令華爾街摸不著頭腦。
這家企業可能會面臨更嚴格的審查，因為它計畫明年將自己的人壽保險業務在香港上市。
另外，中文雜誌「財新周刊」報導，中國監管機構正在調查安邦風險較高的金融產品。尚不清楚調查是否仍在進行，以及安邦的所有權結構是否也在調查之列。
報導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發起了一場反腐運動。最近，使用白手套的做法成為了調查的對象。
安邦的所有人引發懷疑的時候，中國企業正在全世界做生意。它們有時候代表的是，中國的權貴階層在開展行動，在本國經濟放緩、共產黨加緊控制民眾的日常生活之際，將資金轉移至海外。
據報導，中國鼓勵可以提高投資表現、擴大其影響力的某些資本流出。但權貴階層把錢轉移到海外的議題在政治上頗為敏感，會讓人懷疑這些財富的來源及他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報導指出，中國軍方前總參謀長之子羅宇表示，中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一些家族向海外轉移資產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他們不相信他們能夠做多長，早晚要垮台，」羅宇說。「所以他們才把資產往外轉。」羅宇曾是中國軍隊裡的大校，他弟弟與安邦的一位創始人曾是生意夥伴。
「背後權益不明」 傳大摩不參與安邦IPO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安邦背後權益不明」，傳大摩退出參與IPO計畫。
早前傳出赴港上市、已經舉行「選美會」的安邦集團遇到阻滯。彭博報導說，摩根史坦利（大摩）已決定不參與是次上市計畫，並引述消息指出投行擔心安邦未必就其最終受益權架構提供足夠的資料。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大摩決定放棄參與安邦保險集團旗下壽險資產在港上市計畫。
不過，其他投行包括高盛、瑞信、德意志銀行、瑞銀等則決定向安邦提交初步上市建議，並繼續討論是否推進上市計畫。
據報導，知情人士稱，主要是因為希望港交所能逼迫安邦能夠提供更多資料，但如果安邦仍未能提供足夠資訊，令合規部門核准參與，將會令更多投行退出。據悉，相關銀行尚未作出任何與安邦合作的承諾。
安邦回覆指出，該公司曾與美銀、瑞信、德銀、高盛、野村、Evercore Partners、PJT Partner合作，惟未提供更多資料。
報導指出，高盛、大摩、瑞銀對此不予置評；瑞信及德銀表示無法立即置評。
安邦老董吳小暉 風格強悍
南方周末報導，1966年出生的安邦董事長吳小暉是浙江溫州平陽縣人，相貌清秀，1米73左右的身高在南方人中算高的，「加上能說善道，容易討人喜歡」，他老家的人這麼形容吳小暉。
而在安邦任職過的同仁則說，吳小暉勤奮刻苦，風格強悍，是個「工作狂」，「從早上7時開始約客戶吃早餐，常常在辦公室加班開會到凌晨2、3時」，公司周末開會「請假者直接開除」；公司人員流動性大，部門架構頻繁調整，「他的工作風格隨時變、隨時動，必須有很大的資源才能這麼做」。
財新網報導指出，吳小暉的事業被形容為「三部曲」： 首先在浙江做汽車租賃銷售起家，之後在上海做基建項目，然後與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逐漸成為合夥人關係，而後創設安邦集團至今。
企業家的崛起除了個人特質外，人生中的因緣際會也是主要原因。吳小暉曾有過三次婚姻，而且除了第一任之外，其他兩任都是名門之後。
據報導，第二任是浙江省一位盧姓副省長之女。據說剛到溫州時，吳小暉一度落魄，在一家酒樓做採購，沒幾個月就離開了。
不久，他交往了曾任杭州市市長、浙江省副省長盧文舸的女兒，並且成為盧家的女婿。
而吳小暉的第三任妻子出身也不平凡，是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外孫女鄧卓芮，兩人育有一子，但目前夫妻關係已確認中止。
報導說，可以想見這兩段婚姻給吳小暉事業上的幫助。也因為如此，吳小暉在業界不管多努力，其評價總是負面多於正面。
報導指出，業內人士直言，創業初期，吳小暉喜歡借位高權重人士名氣來提升自己及其公司，並成功將名人攬為董事，比如原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等，在安邦成立初期都在董事名單中。
雖然評價負面，但不可否認的是吳小暉的勤奮以及操持「資金」、「人脈」槓桿的手段與能力，為他贏得如今海內外資本市場的領先地位，仍然是不容質疑的成就。
紐約時報KIKI ZHAO 2016年9月1日
北京——今年春天，在将近500名学生患病后，中国东部一所颇具声望的学校引发公愤。常州市政府日前表示，对这所学校的监测显示，它在环境上是安全的。
但学生家长以及其他许多人对这一结论充满疑虑和愤怒。
此前，官方新闻媒体报道，常州外国语学校共有超过20%的学生得病——个别学生还患上了白血病和淋巴癌这样的重症——原因可能是附近的地块受到了污染。此事在全国各地引发轩然大波。
上周，常州市政府在一则简要的公告里表示，调查人员从4月19日至5月20日进行了一系列监测，得出的结论是，该校的空气、土壤和水都是安全的。
一些人要求政府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项目主任程茜认为，这一公告旨在把学生染病一事与附近曾为数家农药厂厂址的地块之间的关系撇清。
农药厂已于2010年迁走，其中一家为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这片名为“常隆”的地块就是以它命名的。程茜表示，尽管常州市的公告承认该地块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政府以纪律处分或撤职的方式惩处了10名低级别官员，但它没能就该地块的污染程度及政府打算如何应对其中的环境风险给出详细信息。“我们现在只大体上知道常隆地块是不安全的，”她说。
她还称，公告也没能详细披露该校的环境是如何监测的。“这不是一份完整的报告，所以这个结论有点轻浮，”程茜周二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常州外国语学校共有2400名学生，它于去年秋年启用该地块附近面积为153英亩的校区后，许多学生抱怨自己出现了起皮疹、流鼻血的症状，而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
常州市政府的公告称，常外校区的空气状况与列为“清洁区对照点”的一座城市公园“无明显差异”。
公告还说，校区的土壤和地下水中均未检测出在附近地块发现的任何主要特征污染物。此外，公告称，该校2016届初三毕业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与其他学校学生没有“明显差异”。
常州市政府新闻办的李吉祥表示，市政府不知道更多详情，因为调查是在中央政府机构督导下进行的。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新浪微博上，许多人表达了对这一公告的愤怒之情，他们问道：如果校区的环境是安全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生患病？一些人敦促政府发布原始的调查和检测报告。
今年4月，官方传播机构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关于常外事件的措辞严厉的报道，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对校园安全问题的热烈讨论。报道称，该校的641名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7%——接受了医生的检查，其中493名被发现患病。
当时，这则官方报道曾被视为向着应对化工行业污染问题迈出的充满希望的一步。
中文杂志《财新周刊》于今年2月率先刊发了关于常外的报道。文中说该校的很多学生从2015年底开始生病。报道称，家长们发现，附近地块上的几家农药厂迁走后，当地政府在试图修复该地块的过程中，把挖掘出来的土壤堆放在那里。
《财新周刊》称，家长们断定学校空气中的臭味来自该地块，并向校方和当局提出了质疑，当地政府随后叫停了土壤修复工程。文中引用常隆化工退休员工的话称，一些有毒废料在该厂于2010年迁走前被埋到了地下。
常州市政府坚称学校的环境属正常范畴。今年4月25日，也就是中央电视台报道此事一周后，常州市政府发布通报称，初步调查显示，常外校区空气质量“并无明显异常”。
中國婦權 張菁報導
一個專門針對性別、年齡歧視，一神教等以男性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女權組織GoTopless於 8月28日在紐約曼哈頓遊行，參加者無論男女一律脫掉上裝，驕傲的裸露胸乳，遊行隊伍中也見亞裔身影。該組織曾在全球超過60個城市舉辦同類遊行，如多倫多，溫哥華以及如洛杉磯，巴黎，柏林，日內瓦等。這是第九屆「國際無上裝日(Go-Topless Day)活動，也是紐約市第二年舉行的遊行活動，沿途引來不少路人圍觀。
WABC Photo.
全球舉辦過「國際無上裝日(Go-Topless Day)活動的城市。
WRIC Photo.
WRIC Photo.
WABC photo.
“無上裝日”活動是在美國婦女平等日（Women’s Equality Day）過後兩天舉行。1920年8月26日這個星期天，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19修正案，美國婦女贏得了性別平等基礎上的投票權。 1971年08月26日，美國國會把這一天命名為“婦女平等日”，而美國總統每年都會發文紀念這個日子。
美國婦女權利組織Go Topless組織成立於2007年，宣稱在憲法精神下婦女、男人必須同享在公共場所袒胸露背相同的權利。不過，這種不平等現象今天仍然困擾著全球的婦女及整個社會。GoTopless.org的創始人雷爾（Maitreya Rael）說： “只要人被允許在公共場合赤裸上身，女人應該有相同的憲法權利。否則，男人也應該穿衣隱藏胸乳”。她們的口號是釋放你的乳房！釋放你的心靈！
來源：聯合國網站
北京/日内瓦（2016年8月23日）——一名联合国专家认为，中国在减缓贫穷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仍需落实有意义的问责机制，当权利在与发展相关的活动背景下遭到侵犯时，让它能够为民所用。
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今日表示，“中国近年来在减缓赤贫方面的成绩，以及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实现诸多宏伟目标的成绩都是非凡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正面对各种巨大挑战，具体表现包括增长放缓、突出的不平等现象、难以根除的环境退化、以及定义法治过程的艰难。不过他补充道，中国共产党建设没有赤贫的“小康社会”的决心毋庸置疑。“这种政治意愿令人刮目相看，在当今世界上也太过少见。”奥尔斯顿先生在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之际表示*。
习近平主席承诺在2020年之前消除赤贫，这样就不会落下任何人。若参照每天2.3美元或每年2800元人民币的收入标准来定义赤贫，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让5575万农村人口脱离赤贫。不过奥尔斯顿认为，这项挑战在人权方面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为止一直受到忽视。
奥尔斯顿先生指出：“中国已经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不断强调其对保障这些权利的承诺。但是要让这些权利被视为人权而非广义的发展目标，就需要采取三个必要步骤：第一，以立法或其他形式承认这些权利，第二，创立促进实现这些权利的机构，第三，提供问责机制确保对侵犯行为进行补救。”
这些权利大多未在立法中获得专门的承认，也不存在相关机构将其作为人权加以促进。不过最大的挑战涉及补救和问责机制，这是人权方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特别报告员指出，近年来已有一些充满前景的发展，包括《行政诉讼法》的改革和法院系统的变化。奥尔斯顿先生警告，另一些事态发展则像是一场钳制运动，旨在系统性地缩小和控制公民对土地权利、工人权利和环境威胁等事务表达不满的空间。
“打压人权律师的行动从2015年7月开始并通过近期几次定罪愈演愈烈、向官员请愿的体系始终缺乏效率、对抗议采取惩罚性的应对手段、出台旨在限制非政府组织作用并严重限制外国基金会的新法律，这些事态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缩小公民通过公共辩论影响决策或对被指人权侵犯进行抗争的可用空间。”
“中国在减贫领域大可感到骄傲。不过，若要有效确保经济和社会权利义务的落实，就需要为公民参与和政府问责采用更为稳健的机制。”
在对中国为期九天的访问中，该名人权专家在北京和云南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代表和学界专家进行了会谈和交涉。
特别报告员将于2017年6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一份载有完整调查发现和建议的综合报告。
(*) 阅读特别报告员的完整结束访问声明：
英文：http://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402&LangID=E
中文：http://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402&LangID=C
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在2014年6月就职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特别报告员是所谓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一部分。特别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系统中最大的独立专家机构，是人权理事会在世界各地应对具体国别状况或专题问题的独立调查和监测机制的总称。特别程序专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工作；他们不是联合国员工，所做工作没有收入。他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或组织，以个人身份行使职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ohchr.org/CH/Issues/Poverty/Pages/SRExtremePovertyIndex.aspx
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是所谓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一部分。特别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系统中最大的独立专家机构，是人权理事会在世界各地应对具体国别状况或专题问题的独立调查和监测机制的总称。特别程序专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工作；他们不是联合国员工，所做工作没有收入。他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或组织，以个人身份行使职责。与了解详情，请访问：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联合国人权，国别页面—中国
http://www.ohchr.org/ch/Countries/AsiaRegion/Pages/CNIndex.aspx
更多信息和媒体请求请联系：
只木纯子（Junko Tadaki，+ 41 22 917 9298 / jtadaki@ohchr.org）或致函srextremepoverty@ohchr.org
与其他联合国独立专家相关的媒体问询请联系：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传媒科萨维耶•塞拉亚（Xabier Celaya，+ 41 22 917 9383 / xcelaya@ohchr.org）
(a) 2010 年《社会保险法》对生育保险做了规定；
(b) 2007 年《劳动合同法》禁止以女职工有怀孕、生产或哺乳需要为理由终止劳动关系；
(c) 2007 年《促进就业法》禁止在就业中以 ( 除其他外 ) 种族和性别为理由的歧视；
(d) 2010 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参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妇女名额。
(a)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12 – 2015 年 ) 》；以及
(b)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 2011 – 2020 年 ) 》。
(a) 于 2009 年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b) 于 2008 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
(c) 于 2007 年批准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卫生公约》 ( 《第 155 号公约》， 1981 年 ) ；
(d) 于 2006 年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 《第 111 号公约》， 1958 年 ) 。
(a) 将《公约》的规定完全转化成本国的法律；
(b) 加强现有的各项计划，以确保在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官员、议员、法律专业人士、执法人员和社区领袖之间妥为宣传《公约》和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从而在缔约国形成对妇女人权的认识；以及
(c) 考虑批准《任择议定书》并根据《任择议定书》对法律专业人士和执法人员进行关于委员会的法学理论的培训。
(a) 确保通过向包括介入土地申索的妇女在内的对象提供法律援助等办法，使妇女可以有效获得司法救助，并在相关情况下支持促进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非政府组织；以及
(b) 除其他外，防止缔约国的政治机构对司法机关进行各种形式的干扰，以便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这样才能依照法治原则审理和裁决涉及妇女人权的所有纠纷。
(a) 加强国妇儿工委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改变强化男女传统角色的社会规范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巩固促进妇女和女童人权的积极文化传统和惯例；
(b) 加强执行现有的法律措施，以应对非法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以及强迫堕胎、强迫绝育和杀害女婴的非法做法；以及
(c) 由缔约国的一个独立专家机构定期监督和审查用于消除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措施，以便评估这些措施带来的影响。
(a) 在拟订其《反家庭暴力法》的时候，除利用委员会的法学理论外，还利用《公约》和委员会第 19 ( 1992 ) 号一般性意见，以确保该法及时获得通过，并且确保该法全面应对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侵害妇女的现象；
(b) 确保《反家庭暴力法 ( 草案 ) 》就利用保护令做出规定；并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提供充足而且设施健全的救助中心；
(c) 继续加强关于各种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 包括杀戮妇女在内 ) 的全面数据收集系统；
(d) 鼓励遭受各种形式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举报；以及
(e) 有效调查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申诉，对此类行为进行起诉，并妥为惩处犯罪分子。
(a) 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说明通过全面打击贩运人口立法的情况，该法应对贩运人口做出明确定义，缔约国应解释该定义如何符合国际准则；
(b) 继续加强以防止贩运人口的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为目标的努力，包括与区域内其他国家 / 地区交流信息和协调起诉贩运人口者的法律程序；以及
(c) 确保所有被判处劳教的妇女得到适足赔偿；考虑废除收容教育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有可能被用来证明任意羁押妇女是正当合理的做法。
(a) 施行各种措施以确保在具有适足财力的国家和地方一级有效执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 2011 – 2020 年 ) 》；
(b) 依照《公约》第 4 条第 1 款和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 ( 2004 ) 号一般性建议，以及关于妇女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第 23 ( 1997 ) 号一般性建议，采用更多规范性暂行特别措施，例如配额，以便加快妇女全面而且平等地参加各类选举产生的和经过任命的机构；
(c) 确保有效执行经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后的该法规定在村民委员会中应当有女性成员，而且妇女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d) 彻底调查关于针对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妇女的虐待和暴力侵害指控，确保犯罪分子受到起诉和妥善惩处；以及
(e) 通过采取特定手段促进和方便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参加，确保《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得到落实。
(a)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妇女人权维护者，包括那些向委员会提供信息的人；采取措施确保那些想要评论缔约国后续报告审议情况的个人 / 人权维护者今后不会受到旅行限制；
(b) 调查关于国家机关检查非政府组织向委员会递交的报告的指控，并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避免此类现象再度发生；以及
(c) 审查规范非政府组织组建事宜的国家法规，使非政府组织无须赞助即可直接办理登记，以便促进妇女权利组织参与补充缔约国为增强本国妇女权能和妇女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a) 在与男子和男童平等的基础上向妇女和女童提供教育，包括确保缔约国的妇女和女童在入学考试成绩上不会处于劣势；
(b) 增加财政和其他资源，更多地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对其母语不是汉语的学生实行母语教育，确保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童，特别是藏族和维吾尔族妇女和女童，以及所谓的 “ 留守 ” 女童获得教育；以及
(c) 消除残疾妇女和女童 —— 特别是有智力残疾的妇女和女童 —— 获得教育的一切障碍。
(a) 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并且不断扩大，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欠缺关于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原则的立法；
(b) 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男女之间横向和纵向的职业隔离现象，而且妇女集中在低收入就业部门；
(c) 男女退休年龄有差别，分别是男子六十岁退休，妇女五十岁退休，但女干部例外，她们可在五十五岁退休；退休年龄上的这种差别使妇女退休以后的生活更容易陷入贫困，这是因为她们领取的退休金往往低于男子；而且
(d) 欠缺要求雇主就性骚扰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
(a) 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12 – 2015 年 ) 》、《就业促进法》 ( 2007 年 ) 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加大力度消除结构上的不平等和职业分隔现象，通过规定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原则的立法，采取措施减少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并建立解决纠纷的机制，以帮助由于遭受就业歧视因而寻求司法救助的妇女；
(b) 加快目前为统一男女退休年龄所做的工作，并确保男女平等地领取养老金；
(c) 通过要求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
(a) 加强包括执法力度在内的各项努力，提高人们的认识，以消除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的传统，因为这种传统常常导致非医疗必需的胎儿性别鉴定、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强迫堕胎和强迫绝育，乃至杀害女童的后果；
(b) 考虑取消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妇女的处罚，消除她们为子女办理登记的一切障碍；
(c) 彻底调查杀婴案件，妥为惩处犯罪分子；以及
(d) 向所有妇女提供免费的计划生育措施，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并且在学校中开展适合各年龄阶段的性和生殖健康教育。
(a) 采取措施减少被拘禁妇女的人数，包括实施旨在解决妇女犯罪原因的有针对性的预防方案；
(b) 按照国际标准改善妇女拘禁场所的条件，以解决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保证将不同类别的犯人分开关押；确保根据《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规则》 ( “《曼谷规则》” ) ，提供适足的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以及
(c) 立即采取 措施废除法外羁押设施 ( “黑监狱” ) ，并妥为处罚包括非国家行为人在内的犯罪分子。
(a) 加大力度解决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根源，确保受害人康复和融入社会，包括向她们提供获得救助场所、法律、医疗和社会心理援助的便利，以及其他赚取收入的机会；
(b) 开展一项综合研究，以便收集有关贩运妇女和女童活动的规模和形式的数据，数据应按照年龄、地区或原籍国分列；
(c) 加强以防止贩运人口的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为目的的各种努力，包括交流情报和协调起诉贩运者的法律程序，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被贩运人口的来源国加强合作；
(d) 考虑将《巴勒莫议定书》适用于香港特区并且通过全面打击贩运妇女活动的立法；以及
(e) 废止关于 “ 色情场所 ” 的法律规定，给予卖淫妇女更大保护，包括为那些想要从良的卖淫妇女制订出路计划。
(a) 根据《公约》第 4 条第 1 款和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 ( 2004 ) 号一般性建议和关于妇女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第 23 ( 1997 ) 号一般性建议，采取具体措施，包括施行暂行特别措施，加快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的代表权；以及
(b) 研究功能界别选举制度对妇女平等参加政治生活具有的影响。
(a) 虐待而且工作条件差，例如，相较法律规定而言，更低的工资、更少的休假和更长的工作时间；
(b) 受到招聘和职业介绍机构的虐待，这些机构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有时甚至没收她们的旅行证件；
(c) “两星期规定”要求她们在合同终止后两个星期内离开香港；以及
(d) “同住规定”要求她们与雇主一起生活。
(a) 加强其对外籍家庭女佣的保护机制，使她们免受雇主、招聘和职业介绍机构的歧视和虐待；
(b) 考虑延长“两星期规定”，以确保合同已被终止的外籍家庭女佣有足够的时间寻找其他就业机会或对原雇主提起诉讼；
(c) 修改“同住规定”，使其成为一项可供选择的要求；以及
(d) 通过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 ( 《第 189 号公约》， 2011 年 ) 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的法规。
(a) 确保《防止家庭暴力法 ( 草案 ) 》全面应对家庭暴力的各个方面，而且确保将家庭暴力认定为一种应被当然起诉的刑事犯罪；
(b) 加强关于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特别是强奸的资料收集系统；
(c) 鼓励举报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d) 确保有效调查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投诉并对此类行为进行有效起诉，确保犯罪分子受到妥善惩处；
(e) 确保《防止家庭暴力法 ( 草案 ) 》就使用保护令做出规定；以及
(f) 确保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包括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数量充足而且设施健全的救助场所。
80.委员会要求缔约国遵循“包括共同核心文件和条约专要文件准则在内的根据国际人权条约提交报告的协调准则”(HRI/MC/2006/3和Corr.1)。
来源：联合国网站 2015年12月3日
来源：联合国网站
洪晟弼先生（Seong-Phil Hong，大韩民国）于2014年就职
洪晟弼（Seong-Phil Hong）先生（主席兼报告员）是延世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和亚洲法律中心主任，负责教授国际法、人权和投资伦理等课程。他还担任亚太论坛亚洲法学家理事会专家成员，这是该区域内的国家人权机构集团。他曾担任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调解员。在人权运动方面，他在过去20年中一直积极参与倡导活动，主要关注朝鲜人权和二战中被强迫的性奴隶问题，同时也涉及跨国企业责任和对历史性不公的法律补偿问题。他于2014年5月被任命为工作组成员。
何塞·格瓦拉先生（José Guevara，墨西哥）于2014年就职
何塞·格瓦拉（José Guevara）先生（第一副主席）拥有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人权博士学位。他曾出版过多部专业著作，在墨西哥及国外多所大学任教，并在人权和国际刑法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格瓦拉先生曾担任墨西哥城人权机构副监督专员，伊比利亚美洲大学人权项目主任，国际刑事法院联盟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协调员和墨西哥外交部人权与民主司副司长。他还担任过内政部人权司司长和墨西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人权问题负责人。格瓦拉先生于2014年6月1日成为工作组成员。
塞东德基·罗兰·阿乔维先生（Sètondji Roland Adjovi，贝宁）于2014年就职
塞东德基·罗兰·阿乔维（Sètondji Roland Adjovi）先生（第二副主席）现任阿卡迪亚大学负责非洲事务和国际法（包括人权）等课程的助理教授。此外，他还为全球研究学院制订了前往非洲学习的机会，并负责协调其在法国的方案。他还是巴黎二大访问学者（2013年至2015年）。阿乔维先生曾在国际刑事法庭（2006年至2007年）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2003年至2006年和2008年至2009年）任职。他是非洲国际法基金会网络成员，并担任非洲国际法年鉴和国际法律材料编辑委员会成员。他于2014年5月被任命为工作组成员。
雷·图米女士（Leigh Toomey，澳大利亚），2015年被任命
雷·图米女士为设计、落实和评估全球的人权和司法方案提供专家建议。她在带领和开展实地考察方面具有广泛的经验，包括为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发展组织工作。她曾在昆士兰科技大学和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教授人权和刑事司法。图米女士是联合国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成员，也是人权理事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她还在联合国总部任职，并在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和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担任实地职务。她于2015年8月1日被任命至工作组工作。
弗拉基米尔•托奇洛夫斯基先生（Vladimir Tochilovsky，乌克兰）于2010年就职
弗拉基米尔•托奇洛夫斯基先生（副主席）拥有博士学位，发表过大量专业著作，包括涉及国际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中人权问题的著作。他曾在乌克兰敖德萨国立梅契尼可夫大学任教。托奇洛夫斯基先生在国际刑事司法方面拥有大量实践经验，也是国际刑事法庭和法院判例的专家。他曾担任联合国刑事法庭在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并起草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刑事程序指导原则草案。他在2010年5月1日成为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成员。
一周前王宇的取保视频，几乎直接彻底击倒了我。连日头脑昏沉，早上必须得强行逼迫着自己才可以艰难起床。一天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除了王宇自述做了肿瘤切除手术让我认为是真的，其余的全身全影的出镜只让我感念一句：全球声援，终才换得了让王宇肉身出獄。
王宇没有变成曹顺利。感谢上帝及诸神！然而独裁者终究掩盖不了流氓本质，王宇的公开出镜自侮想必是给他们带来了快感！他们既已经更新精进了折磨和羞辱反抗者的方式，我们就必须得学会适应承受乃至欣赏。
那么王宇之后的下一个是谁，会是苏昌兰吗？
中国之女性，历来是朝堂和民间的承污者，女性之反抗者，自然历来较之男性更受颠沛和折磨，虽然肢体天然柔弱。一想到阿兰，我脑补的是刘萍闪着泪光的脸。因为阿兰入狱后一直没有照片传出，我实在无法拼凑出她在监中的形象（刘萍也是相识的。包括她的女儿廖敏月。刘萍获刑六年已过了三年多了）。
2014年10月27日是苏昌兰失去自由的日子，至今已近两年。据律师最近的消息是，阿兰案又获得了最高院的延期再审，消息又提到阿兰精神身体俱不佳以及三分之一的白发以及进出见律师需赤身受检。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不是意料之外。我印象最深的反倒是苏昌兰的被匿名关押，她在仓中叫做苏贰柒。警方用繁体的被抓日期的数字大写来做她的名字。昌兰二字叫了四十多年了，在监中却被剥夺使用，这也算是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典故吧。
瑞典人达林最新的媒体发言所披露的内容恐怕可以做为阿兰久拖未判的一个因素。在央视上认罪并把苏昌兰与幸清贤的名字一起提出是因为秘密警察授意达林构陷他并不认识的苏昌兰。一个北京，一个广州，天南地北，素不相识，从未有过交集。有司如此做局也应是颇花费了些周章的。
709大抓捕如此大案，在铁桶一般、密不透风的一年之后，也只用了一个星期便迅速彰显了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公正性”，那么已被关了一年零九个月的南国维权女杰苏昌兰，也很快该出现结果了吧？
在阿兰即将迎来的任何结果之前，懦弱如我辈者，在世俗和精神两个领域里都匍匐在地艰难前行的灰头土脸心情沮丧的我，也必须聚集所有体力心力为阿兰留下一些文字，心中默念：不能如你一般如兰似剑，只能遥望絮语祈福……。
记得我和阿兰的结识是在内地的一个小城，那个小城的一个小女孩的上学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故事。我先前就在网上看到了阿兰的一些救助妇女、女孩以及女婴的视频和照片，心里很是哂笑她的普通话。她是广西女子嫁到广东，却天南地北在跑，帮助那些处在各类困境中的妇女们。普通话虽然磕磕绊绊，却尽显柔韧耐心。做了母亲的女人天然的那份责任、担当、善良、坚韧从一相识就让我感到自惭形秽、自愧不如！这也是阿兰失去自由如此之久，我却一直没能够有一点文字拿出来的根本心理原因：她的境地是我不可能体察到的，她的光彩也是我永远难以描摹出来的……
相识之后又见了一次面，那次见面她引见了一个因父亲四处流浪自身也四处流浪的小姑娘给我认识，因为一来是同城顺便，二来又是受到了她的感应，我也力所能及的后来对那个小女孩略有关照。
她被抓之后，那个小姑娘怯怯的来向我询问她被抓的详情，我才了解到，她在佛山的家是各路流浪人群的相对固定的食宿地。她的爱心和耐心是罕见的。说起阿兰，曾经好几个人痛心疾首、恨不得以自身相替……
而我在将写她的文字之前，细细的查询她的微博，内容很多是被删除了的，剩下的就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底层的一些事情，还有对被公权力侵犯的一些维权朋友的呼吁。其中一句话是吐露她的心声，大意是：很多熟悉的维权人士被抓捕，她的心就会像刀割一样难受……
她被抓后，她的丈夫和哥哥曾经为了寻找她也都分别被关了一个月左右，最后取保候审。
我在去年的某时，因为某种机缘，见到了阿兰的丈夫、哥哥以及儿子。阿兰的丈夫是个老实憨厚的人，摇摇晃晃残着腿开着车来车站接我。自从阿兰被抓，家庭重担全部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他的腿本来就是因为两次莫名的车祸造成，却依旧对阿兰一年四季到处奔走少有怨言。阿兰的哥哥是个精壮的中年汉子，但是因为阿兰的事，也受到隐秘的压制，工作的机会多次被黄掉。阿兰的儿子是个内秀的男孩，母亲被抓的一年后，还是考上了他中意的大学和专业，他的理想是做老师，为了男孩子对日后的生活有个心理准备，我当面隐晦指出：做为苏昌兰的儿子，你可能没办法做老师，你可能争取不到你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我的话让孩子的眼神明显暗淡了。没有了母亲关照的孩子，我更不忍心再用类似的国宝的分化的谎言来欺骗他。
是夜凌晨，我宿在车站附近，苏哥哥陪我开房间时再三叮嘱我无论如何不可以给人开门。他家以及苏昌兰家都已装了监控，无法再让我去住。他临走时提到，我所熟悉的s律师监视居住地就在离此不远的一个所在。想到s律师半年前还在我路过广州时陪我一整天吃饭喝茶种种前事，如今近在咫尺，我此刻虽有自由之身，却秒秒胆颤心惊：南地之恶境时时有令人失去自由之虞……
一夜咽泪无眠，第二日清晨即爬起坐车逃离。
生逢独裁盛世，依旧衣食艰难，当我从一地辗转一地又过一地奔忙难歇之时，忽一日在网上看到了苏哥哥所发的讣告：苏昌兰的父亲去世了。同时看到律师为苏昌兰离监去见父亲遗体的申请。虽然大中华历来有悯囚的传统，但是佛山当地却没有那么熨贴细致的服务意识。尽管当地后期被抓的天理得到了和父亲遗体匆匆告别的机会，但是阿兰的家在广西，这个地域的差异让当局轻易地找到了不悯囚的借口，阿兰最终没有被允许和父亲遗体告别，直到今日尚不知老父亲已经离世。家人也恐监中的阿兰身体和精神受不了这个打击。阿兰在监中写了23封家信，几乎一月一封。一封也没有到达家人的手中。父女连心，老父亲是在阿兰被抓一年半之际离世的，肢体灵魂感应，无论周遭人怎样欺瞒，一年半没有女儿的音信，对老父来说未必不是心知肚明的。我离家多年，漂泊远地。每次境遇不顺或遇人不淑时，总能接到哥哥或姐姐转弯抹角的探询，问之，都说是老爸叫问的。想来世间父女连心，莫不如此。阿兰近来白发过了三分之一，莫不因为思父、思子、思夫兼监中摧残折磨导致。
在南国做过11年教师的70后阿兰，被排挤出体制之后，又介入夫家当地出嫁女的土地维权，为当地所嫉恨，后来的南北奔波，行动及网络发声，所为不过是些关乎妇女、女孩及女婴权利。此次因发声援香港占中贴被收监。南地当权者伺机报复，候北地契机。虽朝堂针对个人，目前看来是想如何便如何，断不会有丝毫转变的可能，然终当有啸歌絮语一路相伴，遂拼凑有此兰气袭人苏昌兰一文，来叨扰一下官媒网媒及海内外诸小粉红了，不成敬意。
张林，安徽蚌埠人，1979年9月，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曾担任《清华大学历史地理学社》社长。1989年，张林因组织领导皖北市民和学生，支持和参与89民运，被判刑两年；出狱后，又因在北京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被劳教三年。
1997年从劳教所出来后，张林获赴美签证，前往美国；第二年即从美国闯关返回中国，结果回国第二天即被警察带走，再次被判劳教三年。
2005年，张林因进京参加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追悼会，被冠以“煽动颠覆罪”入狱。2007年，张林因其30万字的自传体作品《悲怆的灵魂》，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狱中作家奖”。诗人王一梁对该书高度评价，表示单凭这本书就可使张林入文学最高殿堂。
2009年3月，澳洲的《自由圣火》网站把2009年年度的自由文化奖之人权奖授予给尚在狱中的张林。同年8月，张林获释出狱。2012年7月，张林在湖南会友途中，曾突然失踪，后被证实是国保强制邀请“喝茶”。
2013年2月27日下午张林十岁女儿张安妮被四个国保从合肥琥珀小学带走，被单独关押3小时，后和张林被关在一起，小安妮共被关押20个小时。后来，张林父女被软禁在安徽蚌埠。
2013年4月6日至16日，律师援助团和网友围观团从全国各地来到合肥声援张安妮复学，4月8日张林父女被律师援助团和网友围观团从蚌埠解救到合肥，张林和律师网友护送张安妮至琥珀小学，要求复学被校方拒绝，校方要求张林提供警方的安全保证，显然张林无法提供。10日开始律师刘卫国宣布开始在琥珀小学绝食绝水24小时，绝食接力持续到16日被清场。期间有网友在广场举行烛光晚会，有网友在街头为安妮单独授课，还有网友在公安厅门前搭帐篷露宿，还有街头演讲等多种多样的声援活动。
2013年4月16日合肥声援张安妮复学现场遭清场，张林和女儿张安妮再被押回蚌埠。数百便衣参与行动，声援的网友被警方带走十余人，当天有些被释放，有些被户籍地国保接回原籍。还有一些下落不明。
2013年7月18日张林被蚌埠警方带走秋后算账，次日被当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
2013年9月初张林好友退役中校姚诚带张安妮和其妈妈和姐姐来上海美领馆办理赴美求学手续，3日晚姚诚被警方拘捕，7日中午安妮在姐姐陪同下在上海浦东机场乘机去美国，美领馆工作人员前往送行。美国西部时间9月7日上午八点到达旧金山机场。妇权无疆界负责人瑞秋女士到机场迎接。瑞秋夫妇将成为小安妮在美国的监护人，代替张林照顾小安妮的生活，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著名作家胡平发表书，认为作者在该书中直抒胸臆，刻画对于政治犯而言，比地狱还可怕的国内监狱，及在其中面临生存的艰难、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精神的苦痛心灵的煎熬、灵魂的悲怆。在此恶劣环境下，正常人性会变得中毒、麻木和残废，即作者所说的劳改后遗症，这会严重摧残一个人思考、阅读和写作能力。胡平认为作者清醒意识到劳改后遗症对自己的危害，以极大毅力自我治疗；《悲怆的灵魂》不仅是作者奋斗与受难的记录，也是作者自我超越的证明。同时，胡平认为该书使人们更理解自由的本质。作者为得到更多自由而一次又一次失去仅有的自由，初看是自相矛盾，特别是来美之后，既已获得自由，何苦又冒险回去？胡平引用作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话：“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胡平认为《悲怆的灵魂》表达作者不甘屈服于强权，而捍卫自己尊严，显示独立自主意志，以不屈不挠的抗争，证明了高贵的自由精神。
台湾、香港资深政经评论家、著名专栏作家凌锋 在撰写的书评《中国的悲怆与张林的呐喊》中，引用了一位中国乐评家对柴科夫斯基的传世代表作《第六悲怆交响曲》时的评论：“它深刻表现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他不满现实、向往正义和欢乐，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仿徨心情，他以极为成熟和发展了的交响乐手法宣泄了内心深处的、难以言喻的悲怆”。凌锋称作者此书给予他的感觉，与《第六悲怆交响曲》给那位乐评家的感觉相仿。凌锋表示，看完全书，懂得作者的呐喊，不是他个人的呐喊，而是全国、全民族的呐喊，是全国﹑全民族“内心深处的﹑难以言喻的悲怆”。
张林，我的朋友、战友，在他出狱之际，希望大陆的朋友们替我尽一份力，去安徽铜陵监狱迎接这位为了中国民主事业奋斗了半生的英雄，姚诚在此敬托。
作者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
生為中國女性，你難以有尊嚴地活成一個人，更不用說活成一個優雅的女人。
從娘胎到墳墓，中國女性隨時面臨生死攸關的暴力。這些暴力威脅，不能不說是她所處的社會、制度、文化結構造成的。
娘胎時，因父母長輩想要男孩，B超顯影發現是女嬰後，流產。如果母親是張秉愛這樣貧困家庭的女子，要更長的時間來攢夠流產的手術費，可能得拖到胎兒五六個月大才流產（紀錄片《秉愛》，馮艷，2007）。如果不幸投胎在山東省，趕上當地政府發起的「百日無孩」運動，不管你是男是女，合法的第一胎還是不合法的超指標胎兒，統統強制流產。萬幸活到臨產，但卻是家裏第二胎，計生官員和鄉鎮幹部也要將你母親抓去強制引產，縱使你哇哇哭，也是一樣扔到糞池中。「糞池嬰兒」成為許多人的噩夢，但被蛆吃了、分解了，就成了受歡迎的農家肥。
馮艷作品，紀錄片《秉愛》劇照。
好不容易從娘胎裏出來，因為是女孩，被父母裝在行李包裏扔在廣東東莞路邊。好心的湖南籍打工者看見了，撿起來餵養，取名「袁慶齡」，和中國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同名不同姓。春節過后，父母要外出打工，慶齡由姨婆代養。慶齡還不到一歲，被計生幹部衝進家裏以「非法收養」名義搶走，和其他因「非法收養」或超生被搶走沒收的女孩，送進孤兒院，成為「邵氏孤兒」。父母們得到音訊趕回家找孩子時，孩子已經被政府孤兒院的「海外收養」項目以高額收養費（人均約5000美元收養費）「賣」到美國、荷蘭等發達國家。
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出台後，僅美國人就收養了超過七萬名中國孤兒、棄嬰。在海外收養家庭長大的女童事後回顧，也許要慶幸不用生活在中國。
活下來的女孩，最好不要有哥哥弟弟，否則家裏一有什麼變故，輟學、缺衣少食、外出打工、早早遠嫁他鄉的，是你而不是弟弟。父母外出打工沒人管（紀錄片《三姊妹》王兵，2013），也千萬別學貴州畢節兒童自殺。好不容易上學上到六年級，卻被海南萬寧校長帶出去開房，作為送給房管局官員的「禮物」（紀錄片The Road from Hainan，王男袱，2016）。
王兵作品，紀錄片《三姊妹》劇照。
或者被成年「男朋友」拐走，發生性關係，被挾持賣淫，被輪姦。派出所不出警？但願你的媽媽和唐慧一樣「瘋狂」，以「跳樓」逼警察作為，哪怕進勞教所也在所不惜，要將你救出來，為你治療「創傷後應急精神障礙」和「性病」。和唐慧一樣瘋狂的，是同在湖南省的黃靜媽媽黃淑華。裸體多處帶傷死在宿舍的黃靜，怎麼可能是病死？派出所所長說，做愛時掐幾把女人，算不了什麼，不立案偵查。不性交處女膜當然不會破，騎在胸上乳交也是性行為。黃靜不能開口但她的屍體在說話，即使談戀愛，強迫我做愛我才會死（紀錄片《天堂花園》，艾曉明、胡傑，2005）。
活下來多麼不容易，農村城市都有廣闊天地，應該出去闖蕩人生。誰知一出門就被拐賣到大山裏做媳婦，捆在小黑屋裏打了又打，好不容易逃出門，派出所和村民一起將你抓住送回夫家，因為大山裏娶媳婦都不容易。有多少雲南和各省份的女子被層層倒賣不知所蹤（紀錄片《新娘》，潘劍林，2002），被倒手轉賣活成郜豔敏是一個奇蹟。她被打怕了，被強暴怕了，關小黑屋關怕了，子女也生了。漸漸地初中畢業的郜豔敏得到當地村民認可，當上代課老師，教養打她、抓她的村民的孩子，而且還獲得丈夫許可，回河南省的娘家看父母。親生爹娘說，拐賣也罷，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孫兒也有了，回到娘家再嫁反而更困難，不如體諒夫家當年買你花了不少錢，家裏也貧困，就和他們生活吧。郜豔敏於是「成長」為一名黨員，一名「2006年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經歷還被拍成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成為政府宣傳的「轉型成功」的出色女性。
幸好你生在一個比較文明的家庭，父母供養着上大學乃至出國留學，獲得高薪高職位。不過，教育部對詞語做了定義，過了27歲還不結婚，那就是「剩女」，存在價值越來越低。商業公司也看到機會，打廣告逼婚。政府政策也罷，用人單位也罷，總而言之，需要犧牲的，女性先上；派發紅利的，男人優先。
貴州畢節女教師被校長逼迫着陪酒被灌醉，隨後被政府官員強姦。警方不立案的緣由是「戴套不算強姦」。同樣被校領導逼迫陪酒後被強姦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江蘇一名女教師身上。不堪忍受的她在新婚前跳樓自殺。官場女性面臨的性騷擾、性脅迫更是數不勝數。他們說，要學會享受強姦，要學會利用年輕美貌的性，幫助你升官發財。
終於結婚不用做剩女了？你眼角的黑塊是什麼？撞到衛生間馬桶？他向你道歉，哭着跪在你跟前，說一定會改變，不再打你。三次、五次以後，你向婦聯、居委會、派出所求助，卻被踢皮球一樣踢回那個原本應該是生命中最親密的男人。爸爸媽媽擔心你離婚后一無所有更難再嫁，再嫁的男人也未必不打你。因為宅基地和財產都登記丈夫名下，實在忍受不了，你或者像李彥一樣殺了他，或者一無所有地離開了他，或者……你要是像Kim那麼幸運生於美國嫁給中國人，縱使網友罵你不懂中國文化；縱使你的丈夫李陽為你們共同創辦的產業「瘋狂英語」做講座大受歡迎；你還是有能力獲得公眾尤其是女權主義者的支持，帶着孩子擺脫家暴的噩夢。
女子監獄畢節的人們可沒那麼幸運，她們的暴力犯罪背後，往往有個施暴的父親或丈夫，無處可去的她們，只有以暴制暴。不少女人為了養家、或為了逃離畸形的家庭壓迫、或為了追求高不可攀的都市生活和完美理想的親密關係，從事性工作，成為五千億性產業產值的一名貢獻者，和警察掃黃工作中罰款、毆打、收容教育的受害者。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遭遇拳打腳踢的機會可能降低了。她可能是幸福的，也可能是不幸的。冷暴力，同性戀騙婚，丈夫長時間在家庭、育兒生活裏缺位，你成為事實上的寡婦、單親母親。甚至你的生活更加悲慘，因為除了養育自己生產的孩子，還有可能要養育那個和你性交的、永遠長不大的「類人孩」。
當然，比起良心犯家庭的女人，你的處境也許還要好一些。至少不至於「軟禁、羞辱、丟掉工作、流產、毆打、子女被歧視……」同時一齊發生在你身上，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你不知教育孩子遇到危險時該怎麼辦，因為對你施加傷害的，正是不用接受審查、審計的秘密警察。
不管你有沒有生育夢想，作為普通女人難以逃脫計劃生育大網。結紮，女人上；上環，女人上。見面問候，你上環了嗎？就業、升遷、加薪，人事部首先問，你的子宮怎麼樣？相關證件都備齊？需要的時候，你是生產力，不需要的時候，你最好一邊去。生孩子，是給國家輸送勞動力，目前經濟形勢不太好，人口結構失調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不如都生二胎吧！
國家不養老，低保輪不到你頭上，兒子們也只能外出打工，多幾個兒子又能怎麼樣？你病危在床，幾年未歸家的兒子們，從南方工廠請假回家，一天、兩天、三四天，兒子們不耐煩了：你怎麼還不死，再不回去工廠就要開除我了！孩子們上學都還等着用錢。結果，你只好停止吃東西，活活將自己餓死，好讓孩子們辦喪事。
躺在墳墓裏回顧你的一生，你不是沒有努力過。但這個社會扼殺了你太多的機會。你無法有尊嚴地活成一個人，更不用說活成一個優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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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2016年8月2日下午13至17时，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第九届“推动中国进步奖”在纽约曼哈顿喜莱登酒店七楼举行，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發表新書，其女儿耿格代表父亲出席颁奖仪式并领奖。北京之春負責人于大海、胡平代齊氏基金會頒發獎狀和獎金，並做頒獎引言介紹。
高智晟于2006年12月22日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缓刑5年；缓刑期间，高智晟被强制失踪至少6次，最长一次达20个月，其间饱受酷刑折磨，包括被扒光衣服、用电警棍电击其生殖器。他于2014年8月7日获释。高智晟的新著《2017年，起来中国》是他在陕北老家窑洞里秘密写作的。协助举办这一奖项的北京之春名誉主席胡平说：他没有电脑、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还要把文稿偷偷送出来，再由很多朋友打入电脑，送到海外，最终成为一本33万字的巨著，“单单是写作过程本身就是可歌可泣的。”
中国妇权组织负责人张菁称赞高智晟是硬汉子、抗暴英雄。她同时赞扬高智晟妻子耿和，2009年她带着两个孩子偷渡来到美国，经过层层关卡，受惊受吓，然后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抚养两个孩子，“她真是一个勇敢的母亲、一个伟大的妻子”。张菁表示，在中国还有很多被监禁的妻子们或女士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了解的还有57个，比如，维权律师刘萍、维权人士苏昌兰、贾灵敏、争取探视被监禁父亲而被抓的女大学生卞晓辉等。”
与会发言的还有劳改基金会理事长奴南（ANN NOONAN）、人权律师高光俊、公民议报主编王雪笠、民运人士吕京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唐元隽、胡赵基金会负责人王书君、民运人士陈闯创、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等。
高智晟女兒耿格代父上陣，在會議前為讀者簽書。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發言。
ANN NOONAN 在發言。
中國婦權： 張菁 07/27/2016
前幾天，接到一位中國大陸前良心犯的來電，問及吳弘達先生過世有關信息，他表示非常遺憾及惋惜。還問及勞改基金會是否會繼續補貼身陷牢獄的異議人士或家屬？我說，基金會網站上的申請指南還在，應該各項工作都在繼續進行。關於吳先生的突然離世，真正原因並不了解。這時我才想起吳吳弘達先生過世已經三個月了，忽然感觸良多，門外儜立，仰望星空，不遠處一顆流星正好劃過，一個鬥士、曾經的戰友就這樣悄悄的走了，如夜空中瞬息消失的流星，人真的好脆弱，人生真的好短暫！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樣，兩手空空來兩手空空走，可是每個人終極不一樣的到底是什麼呢？一個古老的話題縈繞我的腦海：人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精神財富對社會人群及歷史意味著什麼？
記得最早見到吳弘達先生是在香港，1995年他因收集勞改產品資料、販賣死刑犯器官等被中國以「竊取國家機密」定罪，並判刑15年後驅逐出境，短暫逗留香港，各國記者圍堵採訪。當時我是某報社編輯，憑著本地媒體工作證，獲准進入了吳先生暫住的酒店。一進門，我就直說，我不是來採訪的，我們報社有其他記者做採訪，我來是想告訴你， 10年前我曾經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勞改過五年，我是證人。我所在的勞改農場就是製作出口茶葉，高價賣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我們冬天修整保養茶樹，春夏秋三季都是採茶，旺季每天工作大約15～18小時，進茶山時天不亮，回到勞改隊天是黑的，沒有工資、也沒有休息，除非幾座山的茶樹都來不及長出新芽，才可能休息一天半天的。我們談了大約一個多小時，離開前，說了一些互相支持鼓勵的話。
早在1992年，吳弘達以省吃儉用的錢，很艱難地建立了非營利組織 — 勞改基金會，把中國非人道的勞改制度問題、非法移植死囚器官問題推向國際視野，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人權現況。吳弘達曾多次陪西方記者進入中國各省收集勞改和死刑犯器官移植的資料（參見BBC 網站：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4/160427_profile_harry_wu）。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我和一批政治流亡者一起逃到了美國，我在紐約一家媒體繼續我的老本行。1999年底，得知吳弘達將為中國前官員走私販賣人體器官案召開記者會，我趕到紐約法拉盛的北京之春雜誌社辦公室，以了解此案始末。原來，有人向一貫關注中國死囚器官販賣及走私等問題的吳弘達爆料，紐約一家中文報紙上的一則廣告聲稱能提供人體器官，要尋找買家。發現這一線索，號稱搞三、五十個腎沒問題的王xx，由律師等中間人介紹，認識了假扮成賣家的吳弘達，並相約洽談腎臟買賣生意，接著吳弘達揭發王某犯法行為，警檢介入，但最後因證人突然不現身拒作證，法庭撤銷了該案。吳弘達舉行記者會的目的是要說明，犯罪意圖和行為是事實，有錄音等證據，只因證人不肯出庭案子才被撤銷。當時中共海外電視、報紙記者來了一大群，與被告等相互配合，仗著人多勢眾，輪番對吳進行人身攻擊及謾罵，吳弘達獨自一人不亢不卑，據理力爭，我真佩服他無懼權勢追求公義的犧牲精神，同時擔心對方會大打出手，於是在一旁叫著：不要人身攻擊、讓人家說話。之後，有人在網上放出狠話，若有人幫吳弘達說話，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為此，我在當時的一個網路雜誌《民主論壇》上發表了《也说中国死囚和他们的器官》的文章，論壇還翻譯成了英文，現在中文版本被轉載到《中国死刑观察》（http://www.chinamonitor.org/news/qiguang/yssqqg.htm）。
經過多年的努力，以及後來在法輪功學員強力推動的調查中共活摘器官等壓力下，中共終於在2015年1月1日宣布《停止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可以說，沒有這些先進不懈的努力，中共不會輕易白白放棄這項無本萬利的大買賣。不過，在中共獨裁體制這個滋生犯罪的大溫床裡，官員與罪犯合作設法走私販賣人體器官已經更具規模、手段更殘忍，他們從最初的移植死囚、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轉變到一條龍作案，偷搶騙殘疾人、兒童後摘取他們的器官，賣給中國權貴，及銷往台灣、東南亞各國。今年（2016）3月福建莆田一房間裡，發現數具孩子屍體被切開摘取了器官（https://wrchina.live-website.com/archives/4954）；2014年8月中國媒體報導一起江西警方破獲的案件，販腎團伙圈養40人，把他們固定在一個小範圍內，等待有需要時，隨時活摘器官供需。在這個案中，已經被摘腎或其他器官的有23人，這些器官以海鮮名義早已空運至各需求地。（http://www.cztv.com/video/2827992.html） 。
以後見到吳弘達先生，不是在紀念六四活動中，就是會議上。不過真正了解吳弘達的勞改基金會創立理念及內涵，還是在1999年9月參加勞改基金會的一個勞改研討會期間，那次會議受益匪淺。幾乎清一色是中國各年代的政治犯或異議人士，真正“老中青三結合”。我雖然曾勞改過多年，但其他人所經歷的苦難，是我想都想像不到的。倪先生被囚禁在一個不能站、不能睡、不能張開雙臂，只能坐著的一個小木籠裡，整整三年（可參觀勞改博物館裡的模擬囚籠），他流著淚舊事重提，雖然是長話短說才20分鐘，至今我仍記憶猶新。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系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其中之六記載：對這次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的和因為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為立功而應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後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給予一定的工資。各省市應即自行籌備，分別建立這種勞動教養的場所。全國性的勞動教養的場所，由內務部、公安部立即籌備設立。務須改變過去一個時期「清而不理」的情況。（參見：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61/4493066.html ）
這個法規，是我們所有與會者受盡苦難的源頭，中共高層幾個人說了幾句話，葬送了多少青春年華！這個充滿邪惡的制度一直到2001年底才被宣布取消。不過，因為這個專制制度和獨裁政權的本性使然，以莫須有的罪名可以隨時將人投入監獄和繁重的勞動場所，就像文革後取消反革命罪，又增加顛覆國家政權罪 ；2013年宣佈停止使用勞教制度，又新增上訪維穩學習班等，60多年來中共一直沿用著這換湯不換藥老招數，不過有人在國際上不停施加政治輿論壓力，總比無人過問好得多。
2004年《牛津簡明英文字典》和《牛津成員和語言詞典》把「勞改」(Laogai)這個詞收入其中，與納粹的集中營（Nazi Concentration Camps）、前蘇聯的古拉格（Gulag）勞改隊等並列詞條。2008年11月，吳弘達在華盛頓建立了勞改博物館，這是全世界第一家專門針對中國人權的博物館。可以說，如果不是吳弘達百折不撓的努力，中國這段受盡專制政權迫害的歷史事實，這些血淚斑斑的故事將被繼續封塵，不得見天日。吳弘達生前最大願望是「把勞改紀念館搬回中國大陸」，我們也翹首期盼。
吳弘達和他的勞改基基金會關注的人權範圍遠遠不止上述這些，如中國勞工權益、不平等的奴工產品貿易、血汗工廠、宗教信仰權利，他還支持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及各少數民族的權利，他也是許多中國政治犯的堅定支持者，包括曾在獄中的魏京生、王丹（參見：王丹不知道的事，曹长青不愿说的事http://observechina.laogai.org/node/2297），以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人權律師高智晟等。他運用美國法律控告大公司勾結中共迫害人權等，迫使雅虎公司耗費大筆訴訟和解費用，因此惠及原告受害人及家庭，勞改基金會也因此獲得發展壯大，今天搬遷後的新勞改博物館附近已經有了專門指向勞改博物館的新路標，在華府地區的300多家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中，建立不久的勞改博物館名列200多名。勞改基金會還出版了逾百本中國禁書，包括黑色文库系列，正如平胡平先生稱讚：「劳改基金会的确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與我們中國婦權組織息息相關的一個重要項目，是中國計生國策帶給幾代婦女的災難，吳弘達在揭露中國計生國策下實施的強制墮胎及罰款方面，也是海外挺身而出抱不平、開啟先河的前輩。早在中國婦權成立的2007年之前，吳弘達就已經在美國國會等機構推動譴責中國反人道的一胎化政策。1998年美國國會在眾議員Chris Smith等議員的推動下，通過法律認定中共計生官員列為美國「不受歡迎的人」，並且被強迫墮胎及結扎的受害者，可以取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與六四綠卡一樣，為無數遭受計生迫害的華人婦女開啟了一盞合法安居美國的綠燈。由于聯合國人口發展基金會長期漠視中國計划生育政策違反人權的嚴重事實，美國政府2002年起取消了對它的經費資助。
2003年勞改基基金會出版了一本研究報告《國策下的國難—中國計劃生育評析》，對中國計生國策做出了總結性的解析。2009年，我應邀到美國國會為中國婦女遭受非人道的計生國策折磨而作證，同坐在證人席上的還有吳弘達先生，他手持一疊厚厚的證詞，列舉大量的實例來說明計生國策帶來的人權災難。2011年5月在國會召開的中國嚴厲打壓異議人士聽證會上，我再次與吳弘達、魏京生等同坐證人席上，分別從不同的層面、群體及角度來闡述我們的證詞，以實例來證明中共對人權的踐踏。不過，今天在美國各華人社區、甚至因計生國策迫害而獲美國政府庇護的華人婦女，幾乎無人知道，曾有一個吳姓長者長期在為她們所遭受的迫害吶喊，為她們爭取到特殊待遇而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經歷。
2009年，美國國會就中國非人道計生政策舉行聽證會，勞改基金會執行長吳弘達（左三）、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發言者）在聽證前的記者會上。
2011年5月，美國國會就中國人權狀況舉行聽證會，（右起）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勞改基金會執行長吳弘達、魏京生基金會董事長魏京生及翻譯黃慈萍及多名美國學者，為每況愈下的中國人權作證。
近幾年來，中文網路上常見有關吳弘達的負面文章，不少是匿名，有些甚至是人身攻擊，以真名真姓的執筆者，有的比較了解吳弘達的為人和勞改基金會的運作；有的曾受過吳弘達或勞改基金會的各種幫助，特別是財務支持，引用吳的原話（他、她們）是與「勞改基金會和我有‘淵源’的聲討者」。資深的民運人士陳立群曾耗時費力地義務幫助勞改基金會建立一些被關押的政治犯完整資料，以便讓這些政治犯獲得勞改基金會的財務援助，從沒有索取回報。那時聯繫中國大陸不像現在這麼方面，電話費很貴，要自己掏腰包的。一次做完了，吳弘達連謝字都省去，接著又來二次，陳立群還是繼續做，她從未上網參與「聲討」吳弘達，因為她要幫的是獄中苦難的戰友。
我也同樣，不少經我手的獄中異議人士獲得勞改基金會的資助，現在存列在勞改博物館的「羊艾勞改出口茶葉」樣本等，是我義務收集的，沒有報酬也沒有謝字，也沒有怨言，對吳弘達及勞改基金會的敬意有增無減，我們都明白，做這些事情是為了那些戰鬥在中國大陸前線的戰友，為了自己的良心，不是為某人某機構。也許，沒有近距離相處演變的「愛恨交加」，沒有金錢上的奢望瓜葛，就平常心以待了。對於網上有關吳弘達「性騷擾」文章與評論，我認為，生活在一個法制國家，利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權益是一條正常並最可行的途徑，犯法者不可饒恕，一定要受到審判，但惟有法律才有權作最後定論，在中文網上發表非專業的控告信，甚至是漏洞百出的法律評論，不僅不能保護受害者權益，反而還可能傷害受害者權益。
吳弘達生前正在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與美國海關合作，檢查中國出口獄中奴工產品。有人說，出口奴工產品對監獄裡的犯人有好處，監獄有錢賺會改善犯人生活，可是有沒有想過，大量無成本奴工所生產的出口商品，對誰最有益處？隨意抓捕大量勞動力入獄，強制生產出口商品，對政府各層官員來說，是一條既不冒險、又名正言順快速積累財富之路，何樂而不為呢！傷害的是中國老百姓，搶走、蠶食工廠賴以生存的飯碗，對中國普通工人不公；違反美國進出口產品規定的交易，對美國工人不公，更重要的是抵觸、踐踏了普世人權價值。
吳弘達一生充滿了坎坷，青春期繫獄19年，環境詭異，扭曲人性，但他最終悟出來，守住了良知。不過吳弘達畢竟是人不是神，凡人的缺失他有不少，他的霸氣、固執和算計使他失去一些重要的朋友及合作者，不過，也正是這些特質，使他能做出驚天動地、名垂青史的大事！他甘心情願操勞一輩子，一個人做了至少兩件就算中國億萬受過中共各種迫害的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勞改寫入牛津字典、勞改博物館永久矗立！文革半世紀，冤魂無處安息，偌大的中國至今連一個博物館都建不成。吳弘達建立的勞改博物館是中國人權史上一座豐碑，是滿天群星中最耀眼的那類星星。我回想了這麼多這麼遠之後，仰望燦爛星空，卻看不到吳弘達一絲痕跡，腦海中，只是矗立在華盛頓DC那座安靜的小樓和血紅的牆。
（注：勞改博物館內牆的顏色為紅色）
综合报道：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7月27日上午8点40分公开审理叶燕青诉义乌市人民政府、金华市人民政府未履行法定职责案。叶燕青委托胞妹叶雪青代理。
叶燕青系义乌市佛堂镇小吴溪村人，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走上了维权之路。
佛堂镇小吴溪村二委制作了《小吴溪村新农村建设实施细则》，其中有歧视妇女的条款，剥夺了户籍在本村的出嫁女合法权益，不再享受与村民同等待遇。奇怪的是，佛堂镇政府竟然作出了同意实施的批复。叶燕青认为，佛堂镇政府作出的此批复违法，侵害了妇女合法权益，并将多个行政机关告上了法庭。
2015年12月13日，叶燕青向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依法履职，请求：依法查处义乌市佛堂镇政府作出擅自佛政【2009】65号《关于小吴溪村新农村建设实施细则的批复》的违法行为；并将查处结果书面告知叶燕青。义乌市政府于2016年2月4日答复称，佛堂镇政府主要是履行备案监督职责。这样的答复，文不对题。
叶燕青认为：本人已经申请书上明确指出，佛堂镇人民政府做出的《关于小吴溪村新农村建设实施细则的批复》第九条有明显歧视妇女的内容，违反了《浙江省关于执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条例》第28条规定。但义乌市政府对上述内容避而不谈。上述《细则》载明：“如本实施细则与上级政策文件有抵触的，则按上级政策、文件执行”。这恰恰说明该《细则》的合法性是不确定的，等于没有审查。
义乌市政府称该《细则》内容并无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但义乌市政府没有明确表示该《细则》是否有歧视妇女的内容，犯了模棱两可的逻辑错误。
2016年3月25日，叶燕青向金华市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但是金华市政府没有查明上述事实，便作出了维持义乌市政府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叶燕青不服，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而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责令义乌市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即对叶燕青的申请作出处置；依法撤销金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6）金政复字第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综合报道：
7月23日，廣西一男子手持砍柴刀衝進東興市計生局辦公室大肆砍殺，之後拒捕對抗數十警察。事件致使2人當場死亡，4人受傷被送往醫院，傷勢不明。據傳該男子妻子被計生人員強迫引產致母子雙亡，以致殺人復仇。而官方則稱是計生局不給其第二個兒子落戶口，但是民眾對此說法表示懷疑。
7月23日上午8時左右，廣西東興一男子手持砍柴刀衝進東興市計生局辦公室砍殺，2人當場被砍殺死亡，4人受傷被送往醫院。據陸媒報導，其中一名女傷者是東興市計生局局長，該局長在被砍時本能用右手護頭，以致右手被斬斷，目前剛做完手術，還在昏迷當中。東興市宣傳部相關人員稱具體的傷亡情況和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暫不便透露。
從現場視頻可以看到該男子行凶後在計生局外拒捕，持刀與數十警察對峙，經過一番擾攘後才被警察制服。
目前來自官方的消息稱，該名男子殺人原因是超生，計生局不給他第二個兒子上戶口。而有東興當地民眾透露說，該男子妻子懷孕7個月被計生局抓去強迫引產致母子雙亡，以致殺人復仇。現在網絡上比較認同民間的說法，認為單單為了上戶口不至於殺2人傷4人。
對此有民眾評論道，這都是中共的一胎政策惹的禍，中共的一胎政策就是滅絕中華民族的政策，中國十幾億人口，一對夫婦只許生一個孩子，幾十年後兩個人變成一個人，中年喪子的就等於慢性滿門抄斬，老兩口死了這個家就完了。
在中國近年的計劃生育運動中，出現了大量聳人聽聞的標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
有民眾表示，一般懷孕到了六個月就不能再做人工流產了，那樣孕婦會有危險，可是中共一胎政策使醫院和負責「計劃生育」的人發狂，懷孕八、九個月了，還要強迫引產下來，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出來後哇哇墜地啊，然後再殘忍地把他們弄死，就像碾死一只螞蟻！有的甚至順手給媽媽結紮了，但不告訴本人。在大陸，人還叫人嗎？
還有民眾說，中共高官哪個沒有兩個以上的孩子？除非他自己沒本事，這個獨裁統治，它可以滿山放火，不讓百姓屋內點燈，兔子急了也咬人，這叫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民眾「gyug」表示，計生局靠罰款都發了不少財，在沒有超生的情況下，沒有間隔4年以上要被罰款，結婚年紀差幾個月要罰款，結婚後沒有准生證要罰款，辦准生證之前有了孩子要罰款，等等等等，名目繁多，不激起民憤才怪。
编者按：计划生育三十多年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悲剧，那些刚出世或即将出世的数以亿计的被国策杀死的冤魂，无法被遗忘；这其中也有一些庆幸来到这个世界的，却继续承受这一国策的摧残。如这些生活在寺院里的女孩，原本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些正常的生活都被万恶的计生政策给扼杀在襁褓中。悲哉！如今人口老龄化问题突显、性别比例失调、拐卖儿童猖獗等，造成这一人间灾难的政府不但不去帮助、抚慰，解决她们的困难，反而进一步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知道，甚至采取打压、威胁等手段阻止社会救助。本月，一名年轻的台湾女摄影师在中国妇权的安排下探访了中國大陆一座收养弃婴的尼姑庵，沒想遭到了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和警方的轮番骚扰，吓得女孩不得不中断行程，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中国，对此，我们感到十分的无奈和愤慨。第一次来大陆安徽的女孩，从小就梦想着与母亲的家乡有一次亲密接触，感受一下这古老和文明，此刻却被官员和警察们吓得落荒而逃，并发誓从此不再踏上这块土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联想当前的台海局势，中共嘴上说着两岸一家亲，实际上全力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台湾人民为了争得一点点可怜的尊严和权利，被中共满世界追打。试问让这个女孩自由自在的在大陆走走天会塌吗？在她还在台湾没有登上飞机，没踏上大陆这片土地时中共就已掌握了相关信息，可想而知，中共背后做了多大的功课，动用了什么样的资源，而其目的就是来阻止一个女孩去看望另一个女孩。
中国妇权志愿者: 李卉
大约一个多月前，台湾女孩棉棉在与中国妇权张菁聊天时，听其介绍说大陆的一些尼姑庵里收养了很多弃婴，都是因计划生育政策，一些农村家庭为了要个男孩，而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到尼庵。在此之前农村家庭为了留下指标生男孩，生了女婴不是送人就是弄死，后来有些父母于心不忍，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想到出家人慈悲为怀，便偷偷的把女婴放在尼姑庵门口，希望善良的佛教徒们能给孩子一条活路。尼姑因出家不能结婚生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有救死扶伤的传统，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将来的继承人以及自己的养老问题，便收养了下来，没想这一现象引来了大批弃婴，清一色的都是女孩。
听了张菁女士的介绍后，棉棉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亲自走访一下，希望中国妇权能为其联系和提供帮助。一方面自己毕竟是华人，母亲又是安徽人，能来大陆寻根问祖，看看这片古老、神秘的国土是她多年的梦想； 另一方面作为摄影师，尼庵大量收养女婴的现象在当今的世界也是绝无仅有，这样的人文奇观也正是自己梦昧以求的创作素材。
不久，中国妇权的姚诚从美国给我发来信息，询问能否为这个台湾女孩做向导，去走访一个收养了女婴的尼庵。为确保走访成功，他当时并未告诉我是哪个尼庵，在什么地方，与谁联系，只是告诉我大约七月中旬成行。
2013年前后，我作为中国妇权的志愿者，也参与了一些救助妇女儿童的活动，尤其是因为参与张安妮上学事件，我被合肥、阜阳等地的警察、国保多次拘押、传唤并限制出境，还险遭判刑。姚诚在大陆做这个项目时我就了解了寺院女孩子的一些情况，总想去看看可怜的孩子们，因俗务缠身一直未能成行，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求之不得。
7月17日上午，姚诚告诉我说台湾女孩后天（19日）到上海，然后乘高铁到合肥，让我19日到合肥南站接站，并将其带到目的地—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位于长江北岸的临江庵。
19日一大早我便动身前往合肥，就在我刚到达合肥南站不久（约上午10时左右），接到姚诚信息，说是宿松县宗教局和复兴镇派出所均给临江庵打来电话，先是问有没有一个台湾记者要来庙里，并警告她们不得接待。庵里的女孩释宏稳回答说根本就没听说有什么台湾记者要来。（当时因为航班延误，台湾女孩那个时候还未入境呢，我真佩服中国公*安的监*控水平，尽管我们联系用的都是国外的聊天软件，电话也是新号，但神通广大无孔不入的网监却在第一时间监控到了聊天内容，并提前做好了预案）。由于飞机晚点，我接到她时已经是晚上八点，我们只好在合肥住一晚上。
第二天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决定包一辆车去尼庵。20号中午12点左右，我们打车经过近五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位于宿松县复兴镇同兴村的这所偏僻的尼姑庵。说是尼姑庵，其实就是几间刚建好的简易房。由于长江发大水，早已破旧不堪的临江庵浸泡在水中，一片狼藉，师徒三人只得暂住在几间简易房中艰难度日。老师太已年近八旬，收养的两个女孩一个刚满20岁，一个只有10岁；大的叫释宏稳，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2012年中国妇权募款为其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小的叫释红心，10岁，在村办的小学读书；师徒三人的生活除了10岁的小女孩政府每个月补助600元生活费外（18岁止），其余的日常开支完全靠零星的香火钱，现在寺庙又被淹，生活极为困难，朝不保夕。
我和台湾女孩棉棉刚到几分钟，七八个政府官员不期而至，他们是宿松县宗教局、统战部、宣传部等部门的，据他们自己说是政府派下来参加防汛的，（防汛是假，防我们是真）。其实19号中午他们已经来过了（由于飞机晚点的信息他们没及时掌握），白跑了一趟。几个中年男人进门后不顾佛门净地，随便出入尼姑的卧房，并盯着我们东拉西扯没话找话，我们吃午饭他们就在旁边看着也不走。我跟他们说话也毫不客气，对其中一位宗教局的官员说，你们既然是宗教事务局的，就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你们为寺庙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捐了多少香火？为她们申请了多少经费？他辩解说：她们没有证件，不被政府承认，所以没办法帮她们。我说她们师徒三人老弱病残的，温饱都保证不了，哪有能力办证，她们生存如此艰难你们非但不管，反而阻止社会力量救助；境外的朋友不远万里跑来捐助支援她们，你们不仅不欢迎，还像对罪犯一样严防死守。你们这么多人突然闯入寺庙，把孩子吓得不敢出来，给周边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时他们的突然闯入的确吓坏了10岁的小红心，孩子因为平时很少见成年男人，突然那么多彪形大汉闯进来，吓得小姑娘立即关门躲起来，午饭也没敢出来吃）。
我们刚吃过饭，那个统战部的官员开始跟我直奔主题，问我姓名、电话、住址等，然后就开始盘问台湾朋友来这边是干什么的？让她出示了护照等相关证件，又详细了解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并拍了照片后才离开。这帮人刚走没多久，复兴镇派出所的警察一行四人警车开道全副武装来到寺庙，其中还来了一名女警。一下车就开始让棉棉出示相关证件并拍照，又让她填了一张表格，然后让我登记个人信息。接下来又是一番审查、盘问，其中一个应该是个小领导，紧崩着脸，临走时态度无比傲慢地撂下一句话：外籍人员到我们当地，晚上在寺庙留宿必须主动到派出所登记，如果你们明天还不走，我们就不上门服务了，你们必须到镇上派出所去登记”。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准备到村子附近走走，刚一出门又碰到派出所警车如影随形暗中盯梢，他们不顾骄阳似火，冒着高温酷暑，一大早就跑到几十里之外的乡村僻野跟踪“保护”我们，真够尽职尽责的。要是把这么多警力和资源真正用到为人民服务上，何愁社会不和谐不稳定？这个政权看谁都像要颠覆他们的敌人，一个80后的台湾女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不过是想了解寺院里女孩的生活状况。就为这点小事，让他们如此兴师动众，惶恐不安，不顾炎炎烈日，连续三天动用那么多人力监控、骚扰我们，这个貌似坚不可摧，貌似强大无比的政权真是虚弱到了极点。
据说因计生政策导致遗弃在寺院的女孩在大陆较为普遍，这些寺院几乎都在贫困偏远的农村地区，其中安庆辖区就有不少这样的寺院，多数寺院都不被政府所承认。中国妇权从2008年起就启动了这一救助项目，但因中国政府的干涉，从2011年起就无法正常实施。女孩们在健康上得不到保证，出家人吃素，孩子们别说鱼肉了，就连鸡蛋牛奶都不能吃；没有医保，生了病只能任由师父们用土办法治。她们得不到正常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无法感受父爱、母爱，心理问题非常严重，绝大多数都有自闭症。从短暂的接触中我就发现了20岁的宏稳和10岁的小红心都有这种自闭症，尤其是小红心根本就不开口说话，问她话只点头、摇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从不与陌生人交流沟通，也没有任何的课外读物和玩具，没有精神世界。我们费了好多心思，又送了她几件玩具，直到临走时才在她脸上看到了一丝笑容，并答应了与我们合影留念。从小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后自然无法容入社会，因此很多女孩选择了出家。
棉棉本打算在大陆呆一周的，买的是26号的返程机票，之后还打算去别的地方玩玩，但眼前的一切表明大陆不便久留。于是给寺庙捐了1000元钱后，第二天上午（21号）谢绝了我的再三挽留，临时决定高铁改签，原订机票作废，以最快的速度买了张飞往台北的机票。她不远万里，历尽艰辛从美国飞到中国，仅仅呆了三个晚上，于22号凌晨飞回了台北。临走时她打来电话，无比兴奋地告诉我说，能离开这个国家真是太幸福了，一分钟也不想在大陆呆了。在这里不仅因为网络封锁，不能登陆邮箱和社交网站，与朋友无法联系，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在中国被当成敌对势力被监控、骚扰，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并说以后再也不会来大陆了。
李惠和绵绵。
中國婦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