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報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政府，向居民手机用户发出“关于使用手机暴恐音视频自查软件的通知”，督促各民族群众安装使用该软件“净网卫士”，进行自查。有新疆听众对本台披露，伊犁有10名哈萨克族妇女安装了该软件，后在微信群发言而被捕。

2017年7月10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政府通过手机微信向各民族居民发出的通知称，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三项清理”工作的安排部署，切实做到暴恐音视频清理工作“全领域覆盖”，市公安局研发了安装于安卓操作系统手机的暴恐音视频查辑软件“净网卫士”，用于全市各族群众安装使用，进行自查。

该通知以维吾尔文字置前，其次是汉文。还称，通过运行该软件，可自行定位暴力恐怖、非法宗教等有害音视频、图片、电子书等电子文件的存储路径。社区工作委员会督促域内单位人员安装使用“净网卫士”。

据伊犁居民称，当地政府也要求手机用户安装“净网卫士”，自查暴恐音视频或所谓非法信息。一位哈萨克族人7月13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11日霍尔果斯警方经抓捕10名哈萨克族妇女。他说：“抓捕10名哈萨克族女人，罪名是她们在微信群讨论不该谈论的内容。其中一个女士名字叫佳美拉。这10名女子都是普通女性，跟政治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

据记者了解，近期被拘留的哈萨克族网民大部分与讨论移民哈萨克斯坦国有关。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哈萨克斯坦国是首站。众多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族坦征地设厂，影响到哈萨克人的生计，于是发动多起抗争行动。

在民间抗议下，7月3日，哈国东哈省专业经济法院裁定，没收有中国股份的“拨土挖”公司拥有的7247.7公顷土地, 该公司转卖给个人的5.3公顷土地也被没收。哈萨克人抗议中国企业的另一个原因，是新疆当局对哈萨克族人采取不人道政策，没收他们的护照，禁止他们的子女出国留学或移民。

一位哈萨克族人对记者说，11日，察布查尔县一名哈萨克族女子因支持丈夫移民哈国而被捕：“察布查尔县（公安）抓捕一女士，罪名是他的老公已经加入哈萨克斯坦国国籍，而她是中国国籍。当局询问她，她的老公为什么加入哈国国籍”。

据移民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称，中国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能源输出国，但中国政府以非人道的方法对待哈萨克族人，他们将全力阻止“一带一路”在哈国的计划，令其进入欧洲的计划落空。

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籌備的紐約劉曉波追思會於2017年7月15日在美國紐約市台灣會館舉辦，追思會中使用的視頻和音樂由中國婦權義工張羽君編輯製作。 400多人參加了追思活動。表達了對這位中國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逝世的悲痛、對他一生堅持的自由民主憲政理念的認同，和對中國當局不斷迫害他以至於使他過早辭世的憤慨。

中國婦權報導                        2017年6月28日

中國監獄使劉曉波得了絕症。  這一消息轉瞬傳遍了世界。劉曉波和劉霞多年的知交，廖亦武呼籲西方各國政府首腦，特別是美國、德國、法國、英國，以及歐盟的政府首腦，應該敦促中國政府，盡快讓劉曉波夫婦出國就醫，并给予人道搶救。

廖亦武通過一位朋友的管道，向美國政府提供了他們急需的劉霞的兩份手跡，其中一份是劉霞和劉曉波商量之後，向國保遞交的出國治病書面申請。此前數日，同樣的書面申請也送達德國政府，得到相當積極的回應。現在，美、德、中政府都有劉霞的手跡。刘晓波肝癌晚期，不能手术，不能化疗，不能放疗。据悉，刘晓波是肝癌肿瘤破裂出血入院，这是肝癌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良好医治, 生命周期几个星期到三个月……。

转载

中国人权律师群体，自2003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民间最活跃的抗争力量之一。从法庭到监狱，从网络到街头，他们为捍卫公民自由和人权，为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作为中国律师群体的优秀代表，人权律师从维权运动之初开始，就一直受到各种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压：吊销律师证、跟踪、威胁、公开污名化、绑架、秘密失踪、劳教、长期监禁和酷刑，无日无之。

以2015年7月9日为标志的709事件，将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推向了一个顶峰。中共当局对人权律师镇压之野蛮、残酷、荒谬，“709律师”和活动人士所承受的酷刑、羞辱和磨难，震惊世界。“709律师”、他们的辩护律师和支持者们，进行着勇敢的抗争；尤其是709律师的妻子们的奔走呐喊，她们的微笑与泪水，在无数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心中，已定格为这个时代最令人动容的形象。

709事件还未结束，就已经在中国文明进程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彰显。

7月9日这个日子由此也必将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日。我们在此倡议将7月9日设立为“中国人权律师节”。2017年7月9日，我们将举办“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系列活动，庆祝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记住他们的苦难和付出；记录和追究政府和个人所犯下的罪行；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予以持续关注和支持。

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某个7月9日，我们将在一个宪政法治、自由民主的中国，庆祝这个不仅仅属于人权律师、也将属于全体中国律师的节日。

“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活动计划

【时间】2017年7月9日 美东时间上午10点

【地点】美国华盛顿 1701 20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9

(香港、台湾活动计划另行通知)

【形式】图片展、纪录片放映、聚餐、讨论会、游行、全球连线与直播。

（社交媒体标签：#中国人权律师节 #709lawyers）

【主办】

中国改变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公民力量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声援中国律师委员会（美国）

台湾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网络

国际人民律师协会

人道中国

綜合報導

据茂县应急办信息：6月24日5点45分，茂县叠溪镇新磨村新村组富贵山山体突发高位垮塌，造成62户118人失联。25日下午2点40分现场指挥部稱，失联人员已经有15人取得联系，确认安全。

四川阿坝州茂县山体垮塌（塌山泥）事故发生后，搜救工作今天持续进行，由于再发掘出遇难者、部份人则取得联络，失踪者减少至93人；已确定死亡为1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3岁。至昨夜日10时，搜救人员已在现场发现15具遇难者遗体并妥善安置。

搜救人员挖出一具尸体。 （网络照片）

茂县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的10个极重灾区之一。而茂县迭溪历史上也曾发生惨重地质灾害，1933年的迭溪7.5级大地震形成的堰塞湖，造成数千人遇难。

至于今次茂县山体垮塌事件与汶川地震是否有关系，四川省地矿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晓表示，这次地质灾害发生于1933年叠溪地震所在地。

中国妇权报道

                        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先生.

中国民间权益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6月12日引述文东海律师发布的消息，律师当前前往随州检察院查阅“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有关资料。文东海律师表示，该案卷宗多达26卷，几乎收集了刘飞跃的大部分公共言论；并且质疑，一旦公民的言论表达能成为入罪证据，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据报道,刘飞跃自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该组织长期记录中国的民间运动,帮助弱势群体维权。2016年11月17日,随州警方将刘飞跃从家中带走并实施搜查抄家；同年12月23日，刘飞跃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民生观察”谴责当局因言入罪的的做法，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和政治迫害，并且强烈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刘飞跃。

申请人：李卉                                                           2017年6月21日

安徽省公安厅：

我叫李卉，安徽省颍上县人。我因私需出境到国外旅游，分别于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去我们县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办理护照。开始他们看了一下我的户口本，说我符合办证条件，让我认真履行各种手续。填一大堆的表格，并照相、收费等，结果到最后一步录入指纹时说不行了，他们说我的身份证被报备，无法办理护照和港台通行证。今年6月9号我又去出入境管理局申请护照，仍然被拒。问何故，具办民警说我被内控，问何时解除？答曰：不知道。我前后三次去申请护照均被拒，每次都要排很长时间队，折腾大半天，结果都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后来我多次在省公安厅和市、县公安局网站，另外还到我们颍上县公安局递书面申请，请求信息公开，结果石沉大海，截止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没给任何说法。
为确保一个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现特向贵厅提出如下请求：

1、做为一个守法公民，出入境自由是我本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请求公安机关解除对我出境权的限制。

2、如不予解除，烦请给一个书面回复，说出理由。我是因何原因身份证被报备，被内控的？被限制出境时间是多久？具体触犯了哪一条哪一款法律？

3、我是从什么时间具体哪一年哪一天身份证被报备，被内控的？

4、何时解除身份证的报备、内控限制？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护照？具体需要哪些条件？

特此申请
附：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请人：李卉 2017年6月21日

RFA 梒青采访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fuyouluntan/m0609women-06082017144354.html

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忘记6000多万中国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和他们令人堪忧的生存状况。大家知道，因为父母要去城里打工，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被留在农村跟老人一起生活或干脆无人照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数量高达6100万，约占农村16岁以下儿童总数的40%，他们面临着教育资源匮乏，缺乏父母的身心关爱，以及人身安全等诸多问题。

首先，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农村学校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偏远农村学校的招生人数一直在迅速下滑。为中国农村不断减少的人口服务的小型学校被称为“麻雀学校”，这种学校现在可谓难以为继。

据参考信息网援引海外媒体的报道，在中国四川省酉阳县的山区一幢破败的建筑物内，乡村教师杨进华下定决心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尽管他只有两名学生。现在，他不得不既给剩下的两名学生当老师，又给他们当厨师和看护人。

1953年之前，中国人口中有85%以上是农村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腾飞，沿海地区开办了很多工厂，政府也解除了对公民居住地的限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数亿民众涌入城市。1982至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1%升至56%。至2016年末，中国大约有1.69亿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2001年，为了应对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和愈发冷清的农村学校，中国政府决定关闭偏远农村学校，将资源向城镇学校集中。在之后的几年中，农村学校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的数据显示，2000至2015年，中国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农村小学（总数超过30万所）被永久关闭。

对那些被留在农村的中国留守儿童而言，这意味着接受素质教育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农村的学校中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在教育上的劣势很大。城市学生中有70%会读高中，而农村学生中的这一比例还不到10%。报道称，对一些留守儿童而言，离家最近的学校通常也要步行数小时，而且还不提供校车，这让他们根本无法上学。想要继续接受教育的学生不得不选择在学校寄宿，但学校条件艰苦，基础设施也很不完善，住校生的一日三餐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由于学校数量很少，很多学校都人满为患。

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评论说：“留守儿童在国内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国家以前的统计数据是有6700万留守儿童，再加上随父母进城的可能有一个亿。最近又调整说只有700万，主要是把留守儿童年龄降低，且父母有一方在家的就不算留守儿童，这样就把数字降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背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村打工潮，中国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8亿，城市基层劳动者基本以农村人为主体。而中国的户籍制度，或者说城市的福利分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把子女带在身边，孩子只能留在家乡由老人带或一个父母带。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学校减少有关，许多农村小学被关闭，很大原因与农村凋敝和被放弃有很大关系，而且农民工不仅进入大城市，也在向当地县城集中，老师也不愿到农村去，导致农村小学关闭。”

刘开明先生表示，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严峻的社会问题，治安问题。他说，这些孩子从小没人管，厌学辍学的现象很普遍。包括留守女童被性侵害也很普遍。有调查说有超过一半的留守女童被性侵害。许多留守儿童有心理问题。

对留守女童遭受性侵问题，纽约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举例说，一个老年男性性侵农村女童被人偷拍下视频，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她说，中国留守女童遭性侵问题仍然在不断发生。

张菁女士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农民工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是一个弱势，悲惨的群体。她说:“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钱从哪来？都是靠赚廉价劳动力的钱。农民工子女没有受教育和享受福利的权利，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害苦了农民工，也让几千万留守儿童遭受苦难。首先，他们可能有心理障碍，智力发展滞后，缺乏关爱，性格固执任性，自卑自大，在社会上交往迟钝，行为不良，逆反心理强。他们到了城市，就可能变成罪犯。”

多年前，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引起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城市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是一代农村子弟的真实写照。不得不承认，农村孩子想要改变命运，仍要通过教育途径，实现鱼跃龙门的跨越。

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在身边言传身教的关爱，受到的精神创伤确实不容忽视。贵州省毕节市曾发生过两起轰动全国的悲剧事件。2012年11月，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5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年龄均在10岁左右。这5位少年是堂兄弟，他们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2015年6月，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服用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个孩子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最大哥哥13岁，最小妹妹5岁。事后，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以及小学的校长都受到了处罚。中国的公众舆论则从这些悲剧事件中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中国，长期分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与心理疾病一直被人们所低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2015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15%的留守儿童——约有900万人——在一年里见到父母的次数不足1次。30％的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安全是留守儿童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这些从小缺乏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在长大后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非常著名的黑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留守儿童问题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关系到城乡关系的互动，是否能有一个良性的城乡关系，怎样使得留守儿童不会仇恨社会，不会仇恨城市。留守儿童不仅是家庭之爱缺失，还有社会关爱的缺失。当然，伴随现代化的大潮，留守儿童是必然现象，但是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做什么，我想应当非常多。”

第一，胡教授说，是政府要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承担起责任。一方面农村学校大量消失，有其必然性，但能不能让这些留守儿童到城里去上学，或到较远的地方住校上学；可能上不起的，政府应对其进行经济援助。第二，在偏远的农村能不能安排校车接送。从社会层面，也应当有关爱组织机构，包括关爱孤独老人和城市的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的正规发展。胡教授说，城市的年轻人也可以参与到农村义务教育中去，帮助这些留守儿童。从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活等方面帮助他们。

所以，胡星斗教授认为：“整个社会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当然关键还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将这些留守儿童拉下，不能在经济竞赛中把他们甩出去。政府也应当平衡城市与农村的投资，不能把主要的经费都投向城市。”

纽约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说：“对于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找工作的方式，多在乡下建工厂，由政府资助和鼓励。一些非洲国家也是这样做的。还有，留守儿童到城市要给予他们平等待遇，建立完善的保护儿童法，这应该由政府国务院来统筹解决。这么多年，留守儿童问题仍然突出，没有新举措，官员忙着贪腐，不把留守儿童问题放在心上和日程上。留守儿童这样长大后，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心痛和担忧。“

有人批评说,今年5月份, 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中国将提供一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子弟和留守儿童上学的基本权利却都无法保障。对此，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说：“我们认为政府在对外投资上非常慷慨，在对内民生上过于吝啬，教育资源紧缺，也不只是局限于留守儿童。上海孩子要进幼儿园也是争破头，很困难，我们所在的深圳问题也很严重。对贫困家长来说，费用很高。我们能不能把税收一部分拿出来帮助？因此不仅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城市发达地区也存在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大把往外撒钱的时候，不要忘了中国的老百姓，和几千万的留守儿童。”

刘开明先生说，留守儿童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与政府认为城市只需要劳动力，不需要人这个大政策有关。他说：“我们认为，父母在哪里工作，孩子就应当在哪里上学，教育资源的分配就应当随着父母孩子来分配，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半。我们的公共资源向教育的倾斜太少，对农村就更少，就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目前中国应当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国内，放在贫困地区，放在农村，放在青少年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上面，以及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方面。他说：“这方面与城市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要忘记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要只看大城市的繁华，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甚至许多基础设施比发达国家还先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差距巨大，不像西方国家是城乡一体化。”因此，胡教授说，无论是着眼国际还是中国国内，都必须深刻了解目前中国的国情，即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过去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也还是初级阶段。他说，你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走一走，你就看到很多地方仍然很贫困，与非洲差不多。实际上这样说还侮辱了很多非洲国家，因为很多非洲国家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些在中国还做不到。

所以，胡教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发展经济主要应依靠拉动内需，依靠在国内的投资。国外投资不是不要，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需要，但是中国这么大，中国要能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这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他接着表示：“贸易的自由化，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也可以去推动，做领头羊，但中国对在国外的投资要慎之又慎。从过去1、20年的投资经验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是失败的。我们应当把更多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上。”

当然,胡教授说，他也认识到，农村一些学校现在人数越来越少，村庄合并，因此学校也要合并，这个趋势可能难以阻挡。但他同时强调说：“尽管如此，政府仍然可以保证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也就是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孩子随父母一起，在城市接受教育。鼓励住校，且全部费用应当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做这些事情可能成本较大，但这是值得的。因为现在多建一个学校，就多挽救一名留守儿童，不要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一个潜在的犯罪人员，也就是说，为未来社会少建很多监狱。因为，受不到关爱的留守儿童，他们从小就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平，很多长大了会仇视社会，仇视城市。所以政府有义务来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