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 2017年12月20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中文网获得发表授权，Paper Republic提供翻译支持。
1996年，王小波与李银河于北京。 MARK LEONG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面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创伤，中国作家挣扎着试图为自己的痛苦找到合理的解释。与帝制时期的读书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为国家服务。作为“忠臣”，他们会提出批评，却从不会想要推翻整个体制。然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遭到了毛泽东的迫害：哪怕只是提出了最温和的建议，也被迫下乡施肥耕地。
这一时期很多人的写作，成了后来人们熟知的“伤痕文学”，它们多叙述有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少数人创作了性意味强烈的青春小说，背景则设置在广袤的内蒙古，或想象的浪漫化的西藏。几乎所有故事都透露着自怜与乏味，写作者申诉冤屈，却不去反思自己也曾为这个杀害数百万人的体制效命。
然后，1992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出版了一本诡异的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幽默而荒诞的故事。“文革”期间，两个年轻人被下放到偏远的中缅边境。两人发生了婚外情，被领导抓住，被迫不停地写交代材料、为所犯下的罪行在乡下游街示众。他们逃进山里，然后又回来面对更多的惩罚。直到有一天，他们被释放了，但是两人毫无悔意，而且有点被弄糊涂了。
因其通篇充斥着滑稽的情欲描写，这本小说迅速出名。但在这个故事里，情欲并不是压抑时光下的解脱，也不是边疆环境所释放出的天性。在这个故事里，性和情欲是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党员干部让这对情侣不停地写交代材料，为的是自己对着黄色段落想入非非——叙述者和他的情人却赋予其深意；只是直到后来，在故事的结尾，他们才明白过来。
情欲描写之外，这篇小说最令人震惊的是它对知识分子的刻画。这些人几乎与控制他们的党棍一样坏。小说的主人公将情人骗上床，与当地人斗殴，还在工作时磨洋工，跟折磨他的人差不多狡猾。小说的标题更为故事增添了荒诞感——“黄金时代”，让人看了不禁疑惑：这怎么可能是任何人、任何国家的黄金时代？
这本书的作者王小波，又是谁呢？他不是作协成员，之前也从未发表过小说。但是《黄金时代》在台湾出版后，便迅速在大陆出版，还大受欢迎。《黄金时代》之后，王小波出版了一系列中篇小说与杂文。大学生尤其钟爱他，他们喜欢他的愤世嫉俗、讽刺幽默，当然还有情色描写。
1997年，仅仅5年后，44岁的王小波突发心脏病死亡。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世。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普遍看来，他是一个凭借下流粗俗的作品而走红的作家，也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而在国外，他没有作品被翻译。他似乎注定成为诸多被人遗忘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将仅沦为日后博士生研究文学思潮的素材。
然而，在王小波死后的20年间，事情起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在西方，他还是几乎默默无闻，只有一本中篇小说集被翻译成英文。但是在大部分中国读者和世界范围内的批评家眼中，他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他有两部新的作品集在中国出版；人们创建网络论坛，纪念他的生命与写作；一家咖啡店以他命名。他出现在所有中国现当代小说集之中，他的杂文也被视作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
王小波是早期的互联网使用者，曾在网上为弱势群体发声——这在当时很不寻常；尽管对于当前的公众人物来说，这种现象已经比较普遍，比如导演贾樟柯、作家廖亦武、小说家阎连科。他与近期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几分相似，虽然明显不如后者活跃：与刘一样，他也是一名闯入者，是在国家文学、智力机制以外努力促进变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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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于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他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是一名大学教授。王小波出生那一年，王方名被划为“阶级敌人”、开除党籍。新生的儿子取名“小波”，寓意家人希望这次的政治问题只是个小风波。可惜现实并不如人意。王方名，还有与他情况类似的一批人，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才获得平反。
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在回忆录中曾提到，母亲对于父亲的政治问题十分担忧，怀孕期间一直以泪洗面。她也无法母乳喂养，王小波生来就有佝偻病。他的头骨隆起，还有气肿胸。他的骨头很软，可以常常肚子贴地，将腿扯到头后面，像个螃蟹似的在地上移动，他常这样逗兄弟姐妹。孱弱的王小波却有一个特权，他可以一把一把地吃补钙糖丸，而兄弟姐妹们只能嫉妒地看着。
尽管家庭遭遇不幸，王小波仍然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父亲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中译本，他在学校盯着墙壁走神，一回到家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莎士比亚、奥维德、薄伽丘，他还特别喜欢马克·吐温。据哥哥估计，他一小时可以读一百页，就算是马克思、黑格尔，或者古汉语书籍也是如此。
王小波14岁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谋求清除党内异己，回归革命的纯洁性。“文革”很快转化为动乱，伟大领袖就命令年轻人上山下乡，向农民学习。王小波身子骨弱，却被边境的浪漫传说吸引，志愿去了云南。到达云南时，王小波15岁。在云南，他不停地写作。他会半夜起床，用一只蓝色钢笔在镜子上写，写满了就擦掉，再重新写。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一遍遍构想他的故事。
1972年，他回到北京，并继续写作，但是一直没有发表。他在工厂里待了六年。大学恢复招生后，他考入大学并获得了学位，毕业后在一所高中教书。这段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沉默，直到有一天他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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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5年间，我与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见过几次面。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来说她的主要身份都是中国最前沿的性学者。我曾就“文革”期间的性解放问题对她进行采访（这是被外国记者写滥的老套话题；试想我们读过多少关于中国人性解放的文章）。
直到最近，我渐渐意识到，她实际上还是个年代史记录者，她记录着一个深刻的命题，即私人领域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回归。她研究中国同性恋运动，撰写相关文章，近几年也不断为跨性别、双性恋群体发声，但从宏观角度看来，她所关注的是政府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撤离。
今年春天，李银河跟我谈起已故的丈夫。她说，他们有相似的教育背景，两人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都曾偷偷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两人在美国期间，王小波曾阅读米歇尔·福柯，了解他关于人体、身体的观点。但是她感觉王小波受伯特兰·罗素个人自由的观点影响较大。“他最爱引证的是罗素，最基本的最早的自由主义。”她说，“这些作品应该是从小就看吧。”
两人在1979年相遇，第二年就结婚了。李银河是新一代的社会学家，是在这门学科解禁后接受的学术训练。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因此社会学被看作多余的学科。在中国先锋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支持下，1982年至1988年，李银河赴匹兹堡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王小波也在后四年伴随她游学美国，跟随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学习。
现已退休的许倬云告诉我，一开始王小波让他感到头疼。尽管还不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个年轻人显然很想写作。同时虽然生活在美国，他却很少说英文。“我意识到我要培养的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而是一个需要了解历史的中文小说家。”他说，“他当时正在写一种创伤文学。”许倬云安排王小波上独立研究课程，去系统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近代史——弥补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育空白。王小波最终获得了东亚研究专业硕士学位，但在读书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虽然最后手稿都留在抽屉里，没有发表。“他还没有准备好出版。”许倬云说，“我很尊重这一点。我的目标就是帮助他发掘。
李银河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国，并且合作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课题研究：《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小波则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与社会学。
1989年爆发学生运动，以6月4日的天安门屠杀告终。王小波仍然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六四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西单（人员死伤最严重处附近的一个路口）。”李银河说。他们看着抗议人群，希望他们可以完成自己这代人没做成的事。“王小波还躲在街角的水泥安全岛旁边照相。”她在采访中说，“当时我们有点这个想法就是年轻人搞呗。”
保持沉默成为王小波最著名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的主题。他描述，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因为无所不在的伟大领袖保持沉默，领袖的思想和精神日日夜夜连珠炮似的打在人们身上。这给人们留下了伤痕。对于王小波来说，这伤痕让他“信不过话语圈”。挣扎着寻找自己的声音，成为他的个人求索，也成为整个国家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创伤的集体寓言。
正是这一点，让王小波开始关注中国同性恋群体。弱势群体是沉默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声音。社会漠视他们，有时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王小波由此顿悟——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失声的：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西方研究王小波的最重要的年代史作者，是巴黎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魏简(Sebastian Veg)。他认为，王小波被1989年的屠杀震动，也为自己没能给予抗议者足够的支持感到痛心。同时，他也在为改变社会寻找新的、高于抗议与游行的方式。终于，他有话要说了。1992年，王小波完成了《黄金时代》，一本他自1972年从云南返京起就一直在写的书。他不知道如何出版，就邮寄了一份稿件给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许教授将书稿寄给台湾的《联合报》。王小波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最终进入了他所谓的“声名狼藉的疯人院”——话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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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是家中的二儿子，于是他的大部分主角都叫“王二”。《黄金时代》中的王二，21岁时到云南插队，遇到了陈清扬。陈清扬是一名26岁的医生，丈夫已经入狱一年。有谣言说陈清扬是“破鞋”，她背叛丈夫与王二有一腿。陈清扬让王二发誓他俩没有任何关系。王小波拿他父亲的逻辑学公式开玩笑，这么告诉陈清扬：
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
1.陈清扬是处女；
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这两点都难以证明。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
最终俩人发生了关系，逃到山里。后来他们被抓，挨了批斗——他们被逼站在台上，重演罪行。对此陈清扬并不感觉耻辱，只感觉到是一种表演的挑战。被迫写交代材料时，两人都讲述了他们风流性事中最荒唐的故事，将惩罚看作一种文学练习。批斗结束之后，两人在房中做爱；这样的真挚情感行为，是党所无法控制的。
这些经历让王二意识到，社会不过是一系列权力关系。在村子里，他注意到当地人不仅阉公牛，还将睾丸锤碎，以确保牛以后只知道吃草干活。他说，这之后，最好斗的公牛都成了温顺干活的牲畜。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这种掌控与被掌控，在王小波的其他小说中也有体现。《黄金时代》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另外两部是《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在他笔下，这些不同时代的社会中，人们都在忍受痛苦，“文革”只是其中一种。《青铜时代》收录了一系列奇妙的唐代故事（其中一篇《舅舅情人》由陶建(Eric Abrahamsen)翻译为“Mister Lover”）；《白银时代》是一系列未来主义的反乌托邦故事，故事中的社会控制几近完美。他生平仅有的两本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与《沉默的大多数》当中，也记录了他的思想。这些杂文原大都刊登在中国南方的先锋杂志、报纸上。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南方媒体也挨了锤、变得温顺。
我与王小波见面，是因为他1996年在《东方》纪念“文革”三十周年特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的这篇文章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几段无理性时期，以及抵制的思想家们：挑战罗马教条的伽利略，反对纳粹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反对毛主义极端行为的中国作家老舍。文章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他接着谈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与这些时期的相似性（实际上，这在当前中国依然成立），谈到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他家附近的一间旅馆里。他来时衣冠不整，穿了件夏威夷衬衫，看起来像个周末没事儿出来消遣的香港商人。他歪咧着嘴，一头乱发梳理得过于潇洒了点。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回他家见了他的妻子，一起玩了会儿他的电脑。
他抱怨得最多的，是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收录了六名年轻作家的议论性散文，这些作家都受够了美国，受够了美国对中国可察觉的欺凌政策。他们咆哮着反对好莱坞、波音喷气式飞机，还有其他提醒中国它与外界密不可分的东西。王小波认为这本书是垃圾，这些作者是一群机会主义者。“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痛苦。我们见过事情的阴暗面，”他告诉我，“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作者）都矫情又不讲理，我不喜欢他们。”
王小波认为这些年轻作家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犯了一个大忌：他们渴望引领社会，而不是从外部观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他说：“中国社会的弊病主要源于国家独裁与中央集权。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人的概念。”
我们见面后半年，王小波去世了。“时代三部曲”在他离世几天前刚刚出版，他却没能看到。他的朋友、文学批评家艾晓明在他被送入火葬场的焚化炉之前，将“三部曲”放在他身上。她想这应当是王小波的遗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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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的影响力在那狂热的五年中日益扩大，中国的批评家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更多的赞赏。王小波逝世五周年时，前文化部长王蒙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称他一直“活得很清醒”。他的书籍销售量也居高不下。上海的批评家、文学教授黄平在一次采访中说，王小波现在可与“二战”时期的作家张爱玲比肩，是最受欢迎的当代中国作家。
王小波生前完全没有料到这些。“主流文学对于他的作品评论不多。”李银河说，“人们只是开始注意到他的作品和杂文。我们对于销量也没有概念。”
黄平却对王小波的流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尽管批评政府的人士将他看作自由主义者，他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通过讽刺与嘲讽、为中国中产阶级开脱社会问题责任的人。黄平说，王“不是克服问题 ，而是在反讽性中告诉你，与你无关”。
这或许是王小波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原因之一——书中的幽默与讽刺增加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感，基本上为当下的共产党赦免了它半个世纪前的罪行。但阅读他的作品，你会知道他所秉持的不是林培瑞(Perry Link)所谓“愚蠢的戏谑”——幽默不是他用来逃避社会批评的工具。在他的小说中，体制与官员明显都走入了歧途。而他的杂文，尖锐地批评民族主义这样的社会议题。他对于社会边缘人群的支持，现在在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常见。如艾晓明，她转而拍摄电影，加入胡杰、吴文光这样的独立电影人，记录反右与“文革”受害者的故事。李银河成为LGBT运动的倡导者，并最终出柜，公开了自己的跨性别伴侣。
只是在海外，他仍鲜为人知。
王小波仅有一本英文译作出版，其中收录了三个中篇故事，包括《黄金时代》和选自《白银时代》的《2015》。书的标题很傻气，叫做《王二的爱欲枷锁》（Wang in Love and Bondage）。封面特别糟糕，让人联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犯罪小说：一间廉价酒店的房间里，站着一对幽会的男女。另外有两篇杂文可以在线阅读。但是他百分之九十的作品还没有被翻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疏忽。因为国外出版商似乎经常在搜寻（从一些已翻译作品来看，他们似乎急不可耐）来自中国的声音，以回应这个国家的崛起。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说，王小波作品缺乏译本绝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好读。王德威教授在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中收录了王小波和他的作品。除此之外，王教授还经常在自己的文学课上介绍王小波，前来听课的并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尽管他们对于这个人和‘文革’并不了解，却还是很喜欢他的作品。他们喜欢他的文风、故事、笑话，还有忧郁。”王教授告诉我：“这些话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读者。”
今年四月，王小波的二十年逝世纪念日，中国最知名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举办了他的作品讨论会。而他的遗孀，还有几名忠实读者，去了他在京郊的墓地悼念他。他们将一瓶他喜爱的白酒洒在墓前，读了几首诗。祭奠者们穿了纪念T恤，正面有王小波的头像和他的生卒年（1952—1997）。“对于我，人生中能遭遇一次浪漫爱情挺不容易的。”李银河登上陡峭的山路时这样说，“他是引发的引子，感觉非常好。”
李银河身后跟着张林林，一位30岁的高中历史老师。张林林常向他的学生讲述王小波。他说学生们一开始都是被情欲描写所吸引，但最终让他们所追随的，是他的理念和社会批判。对于张林林来说，王小波不仅仅是他最喜爱的作家，更是一面路标。王小波有原则而经过思考的生命，给他自己以生命的启示。“尼采当年遇到困难时，他会找一张叔本华的画像，会喊，叔本华救救我。”张林林说，“我的话，我会拿一张王小波的像，想想王小波会怎么做。他是一个完人。”
张彦(Ian Johnson)，记者，常驻北京，作品发表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时报》等媒体。
翻译：Sofia、梅冬陈
中國婦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