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揭露中共強制新疆婦女節育 專家:接近“種族滅絕”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過去四年,中國政府逐步放開生育政策,鼓勵漢族多生娃,而在新疆,生育率卻劇烈降低。最新報告發現,這與中國政府對新疆的強制人口控制政策有關。專家形容,這種強制節育、絕育、監禁的作法,已接近 “種族滅絕”。美國國務院週一發聲明譴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這類非人道的虐待行為。

曾於2019年揭露中國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穆斯林數據的德國學者曾德恩(Adrian Zenz)6月29日再發表一份新報告,證明中國政府對維吾爾婦女進行強迫絕育,以遏制新疆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一發表聲明並在推特上發文譴責中共在新疆的鎮壓行動,他說,”我們呼籲中國共產黨立即終止這些恐怖行為,並希望所有國家與美國一道,要求中共終止這些非人道的虐待行為。”

美聯社、德國學者揭露 中共在新疆進行強制人口控制

曾德恩疏理中國官方數據後發現,新疆兩大維吾爾人居住的城市喀什市及和田市,人口增長率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大幅下降了84%,在2019年進一步下降。這與中國政府在當地進行強制節育、絕育及家庭分居的政策有關。

曾德恩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們在撰寫這份報告時,做了幾個月的大規模研究,疏理中國官方數據、查閱相關計劃生育政策文件,以及對少數族裔婦女進行訪談。

曾德恩: “中國政府正試圖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人口進行控制,2016年以來這個政策執行得更加嚴格,已經導致在新疆某些地區,人口甚至出現負增長。”

美聯社同日發布一篇未署名的長篇調查、訪談報導,同樣疏理中國官方文件並訪談受害婦女,證實曾德恩的研究結果。

曾德恩告訴本台,他認為美聯社出於對記者的安全考慮及近期緊繃的美中關係,罕見地沒有署名。

定期驗孕、強迫節育、絕育、威脅超生關入”再教育營”

除了由受害者自述,曾德恩研究中國政府文件後也證實,新疆部分偏遠地區少數族裔的婦女,經常接受地方衛生官員要求的強制婦科檢查,以及每隔兩個月的驗孕。當地官員強迫這些婦女配戴避孕環,甚至強制結紮或墮胎,受害人數恐達數十萬人。

數據顯示,當中國全國使用子宮環和結紮人數下降的時候,新疆卻在2016年後大幅上升。

曾德恩在報告中指出,維吾爾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的婦女在超過生育指標後若懷孕,而拒絕墮胎,會被威脅要關押進”再教育營”。若家裡育有3名小孩以上,就會被強行拆散,除非有能力支付巨額罰款。當地警察還會挨家挨戶突擊,檢查是否有隱匿孩童人數。

曾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婦女則表示,他們被注射藥物,導致停經,或者在服用類似避孕藥後出現異常出血。

中國外交部:假消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週一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此議題時,反擊此為”假消息”。

“中國奉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有關媒體的炒作,純屬別有用心,毫無依據。”

曾德恩接受本台訪問時說,這是中國針對新疆一貫的反應,他反問趙立堅,所有的生育數據統計來自中國政府網站,”難道中國政府自己在製造假消息?”

是否達到聯合國所定義的”種族滅絕行動”?

曾德恩呼籲,聯合國應該針對現有證據進行審核,確認北京在新疆的政策是否已達到聯合國所定義的”種族滅絕行動”標準,再進一步進行製裁與乾預。

“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改變對中國新疆政策的評估,因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暴行至少符合一項聯合國防止種族滅絕公約定義的標準,即阻止生育。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正在新疆做的不僅是文化滅絕,也同時在控制人口增加。”

英國新堡大學學者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對美聯社說,中共正在進行一種慢性”大屠殺”,她說:”這不是那種發生在當下,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種族屠殺,卻是一種緩慢、痛苦、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殺行動。”

在今年6月4日正式由北美、歐洲與澳洲各個政黨國會議員組成的團體”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Alliance on China, IPAC)同日發表聲明說,針對新疆”是否發生違反人道或者種族滅絕的罪行”,該聯盟也將推動調查。

中國頻繁向鄰國“秀肌肉”,意在對抗華盛頓

來源:紐約時報

中印士兵發生致命鬥毆事件的同一周,一艘中國潛艇在日本附近的水域中巡航,促使飛機與艦艇手競相追踪其鬼祟的行動。中國戰鬥機以及至少一架轟炸機幾乎每天都在台灣領空呼嘯而過。

隨著世界忙於抗擊新冠疫情,從整個春季到現在的夏季,中國軍隊在幾處邊境上侵犯了鄰國領土,彰顯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引起了整個亞洲和華盛頓的警覺。

中國的軍事自信心反映出一種日益增強的信心和能力意識,同時也是一種對抗,尤其是在疫情、香港的命運以及中國認為對主權和民族自豪感至關重要的其他問題上同美國的對抗。

中國聲稱其所有近期行動都是防禦性的,但無論是否有意,每次行動都在增加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正如6月15日晚間發生的事件,當時中國和印度士兵在喜馬拉雅山脈,沿著有爭議的邊界發生了戰鬥。

這是該地區自1967年以來最血腥的衝突。據中國分析人士、印度新聞報導和美國情報報導,中方也有士兵死亡,但人數未知,這是該國自1979年越南戰爭以來首次有人在戰爭中死亡。

“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我覺得是在增加的,”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本週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說,並發布了一份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活動的報告。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強力捍衛自己的領土和利益,但如今,其軍事火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猛烈。

“它的力量增長速度比其他地區大國快得多,”澳大利亞堪培拉研究機構中國政策中心(China Policy Center)主任倪凌超說。 “這確實為北京提供了更多可用的工具,以推動其更加強硬和咄咄逼人的行事議程。”

依循1990年代開始的軍事現代化計劃,加之中國雄心勃勃的獨裁領導人習近平的領導,行動節奏在今年得到加速。他穩步清理了軍方腐敗或忠誠度不夠的高級軍官,並將人民解放軍的作戰重點從笨重的地面戰斗轉到使用空軍、海軍和越來越多的數字武器進行的更加靈活的聯合行動。

在疫情之後,習近平還把軍隊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國總理李克強上月宣布,儘管政府整體支出將因全球經濟放緩而減少,但今年的軍事預算將增長6.6%,近1800億美元,約為美國國防預算的四分之一。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習近平指出了軍隊在中國疫情暴發的城市武漢所發揮的作用,並警告說,疫情對國家安全構成了挑戰。他說,國家應“加緊推進軍事鬥爭準備,靈活開展實戰化軍事訓練,全面提高我軍遂行軍事任務能力”。

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然而在某些領域它已經迎頭趕上,包括海軍力量的擴張以及反艦和防空導彈的部署。

根據華盛頓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上月發表的一份報告,截止去年年底,據信中國至少擁有335艘軍艦,超過美國的285艘。

該報告說,中國現在“對美國海軍實現和維持戰時對西太平洋藍水海域的控制構成了重大挑戰——美國海軍自冷戰結束以來第一次面對這樣的挑戰。”

自治島嶼台灣的總統蔡英文在1月擊敗了被視為對北京較為溫和的候選人從而贏得連任後,中國加大了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

中國的兩艘航母中的一艘於4月在台灣東海岸巡航,並有另外五艘軍艦伴隨。上週,中國飛機屢次飛入台灣領空,分析人士稱,這是對台灣防空系統的測試。中國計劃在8月舉行一次軍事演習,據說將模擬佔領由環礁組成的台灣普拉塔斯群島——中文稱為東沙群島。

中國還擴大了對南海的主張,建立了兩個新行政區來管理其在帕拉塞爾(西沙)群島和斯普拉特利(南沙)群島所控制的島嶼,並威脅其他鄰國。

4月,中國海警撞沉了一艘越南漁船。同月,一艘中國政府的勘探船在馬來西亞宣稱擁有主權的水域跟踪一艘油船,促使美國和澳大利亞派出四艘軍艦監視相關情況。在一艘中國軍艦將雷達對準一艘菲律賓軍艦後,菲律賓正式提出了外交抗議。

上週在東海,中國潛艇的巡邏自2018年以來首次被探測到,當時日本軍艦迫使一艘核攻擊潛艇浮出水面。此前,圍繞日本管理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中國稱這里為釣魚島。

“當中國認為自己在這個時代的其他主權爭端中受到挑戰時,它將以非常強硬的態度予以回應,”研究中國軍事的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說。

“直到最近10年或15年,中國才真正有能力在海上宣稱自己的主權,”傅泰林說,並指出了中國海軍和空軍力量的穩步增強。他還表示,“這使得中國比以往更能在東海和南海強調自己的主張。”

中國還加強了在該地區上空的巡邏。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小查理斯·Q·布朗(Charles Q. Brown Jr.)即將上任空軍總參謀長,他在周三表示,直到前不久,中國的轟-6轟炸機只是偶爾執行飛行任務,但現在幾乎每天都在執行。

這些轟炸機雖然老舊,但經過了改進,並配備了新型導彈,去年10月,這些導彈曾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的閱兵儀式上展示。

儘管有近來的這些行動,中國的軍事力量仍未受到考驗。與印度人的衝突是一次孤立戰鬥,使用的是石塊和棍棒,而不是槍砲,所以這算不上對中國軍隊準備程度的測試。但它確實引起了對其訓練和紀律的懷疑。

關於該事件的細節仍不清楚,無法獨立核實,但根據印度新聞媒體的一些報導,原本緊張但可控的局勢突然失控,是因為來自西藏其他地區經驗不足的替補部隊沒有遵守化解衝突的常規程序。

中國方面沒有透露傷亡人數,但印度主流媒體《今日印度》(India Today)在一篇報導中稱,印度軍隊移交了16名中國士兵的遺體。華盛頓的一名美國情報官員表示,中國故意隱瞞了損失,但其死亡人數與印度相當,在20到30人之間。

獨立軍事分析員宋忠平稱,中國的傷亡數字低於印度的說法,但中國不會公佈,“避免刺激印度國內的激情”。

雖然與印度的緊張局勢很關鍵,但這並不是中國核心的軍事優先戰略:對抗它認為的美國在中國周邊的侵略。

美國也加強了在該地區的軍事行動。讓美國軍艦穿越南海,加強對台灣及其軍隊的支持——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本月在夏威夷會見中國最高級外交官楊潔篪時也提及了這些問題。

中國批評美國在該地區製造緊張,指責美國軍方慣於乾預一個它沒有領土主張的地區。

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朱鋒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軍力報告亦有貢獻,他警告稱,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活動的升溫,中美對抗的可能性將會增加。

“南海問題、台灣問題成了美國牽制中國的兩個抓手,”他說。

人權觀察呼籲聯合國審查中國人權記錄

來源:美國之音

國際人權組織 “人權觀察” 表示,聯合國成員國應立即響應聯合國人權專家“前所未有的呼籲”,審查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人權觀察還說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應在6月30日召開的第44屆會議上優先解決這些問題。

多名聯合國獨立專家上星期五發表連署聲明,譴責中國政府壓迫根本自由權益,並對香港特區過度使用警力鎮壓抗議活動、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受壓迫、人權律師被拘留以及各地人權捍衛者被失踪等問題表示嚴重關切。專家們還呼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採取緊急行動,通過舉行特別會議、任命特使等措施,對中國的人權實踐進行監督。

人權觀察也響應了聯合國專家的呼籲,在星期一(6月29日)的一份聲明中敦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立即任命一名特使,追踪中國政府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所引發的侵犯人權行為,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聲明還說:“聯合國成員國不僅有機會,而且有責任落實聯合國專家關於舉行特別會議的建議,並有責任監督中國的人權實踐。”

人權觀察日內瓦辦事處主任約翰·費雪(John Fisher)表示:“聯合國專家在聲明中不僅向中國提出了挑戰,也向不願就中國日益嚴重的人權記錄採取行動的聯合國成員國提出了挑戰。 ”

他還說:“人權理事會不應浪費機會,應開始追究中國對其日益惡化的侵犯人權行為的責任。”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國許多人權捍衛者僅僅因為說出了這些專家所說的話就付出了終極代價”,她還說各國應該尊重對人權的承諾,並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

美國對中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 有哪些人可能受到製裁

來源:BBC

美國政府26日宣布,將對參與削弱香港自治的現任及前任中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但聲明未提及具體人名。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警告,中方將對美國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該制裁聲明宣布後兩天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再次開會審議備受爭議的香港《國安法》。為期三天的會議是兩週內人大常委的第二次會議,據多方預測,會議期間將很有可能通過這部法律並決定其立刻生效。

根據目前官方公佈法律草案的主要內容,北京將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特別行政區政府需要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舉措引起廣泛擔憂,有評論認為一旦港區《國安法》實施,香港的“一國兩制”將不復存在,香港會和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無異。

為什麼制裁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五(26日)發表聲明指,針對被認為損害香港高度自治及香港人權、基本自由的現任及前任中國共產黨官員,美國將對他們及其家人實施簽證限制。

“特朗普總統曾承諾懲罰要對損害香港自由負責的中國共產黨官員。今天,我們對此作出行動,”蓬佩奧在聲明中稱。

然而,聲明未提及任何具體人名,以及他們將面臨何種美國簽證限制。

上月,美國認定香港不再享有足夠自治,總統特朗普宣布逐漸取消美國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或將終止香港貿易關稅優惠、科技准入、香港護照持有者赴美旅行免簽證等待遇。

但美方目前仍未宣布移除香港特殊待遇的具體舉措和流程。

可能的製裁清單

美國彭博社引述美國國務院官員稱,這是美國製裁措施的第一步,如果中國繼續損害香港,更多製裁措施將陸續到來。該消息出自彭博社的評論專欄,作者引述一位不具名的國務院官員稱,目前受影響的中共官員是個位數,即不多於10人。

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曾在本月初提出過可能製裁的中共官員清單。根據美國共和黨研究委員會6月10日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建議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採用“史上最嚴厲的製裁措施”,制裁侵犯香港、新疆、西藏人權的中共高層官員。

報告提出的製裁清單包括負責統戰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以及負責港澳事務的另一位政治局常委韓正。報告還建議制裁其他涉港事務官員,包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制裁涉及嚴重侵犯人權和重大腐敗的個人和實體。美國去年10月也曾宣布對在新疆壓制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中國政府官員和其家庭成員實行簽證限制。

知名香港社運人士黃之鋒在其Facebook上關注美國的製裁行動。他說,“相信未來幾天華盛頓的公佈將會非常關鍵,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在其Facebook上呼籲香港民眾,收集整理可以製裁的個人和公司的資料及證據。王丹還建議,除了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反送中”抗議運動中的執法警察也要列入清單。

各方回應

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允許外部勢力干預。並稱,針對香港進行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立法是“中央政府的權利和責任,也是國際通行實踐。”

中方發言人還說,中央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聯合聲明》。並認為,自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中英聯合聲明》中所規定的與英方有關的權利和義務都已履行完畢,而美方沒有法律依據援引《中英聯合聲明》。

中美關係觀察家利明璋(Bill Bishop)則稱,美國簽證限制會觸怒北京,但實際的懲罰力度並不大。相比之下,凍結中國官員及家人在美資產、對其實施金融制裁、取消他們的美國綠卡等,將是更沉重有效的打擊。在美國宣布限制中國官員簽證的前一日,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香港問責法案》(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對支持中國損害香港自治的個人或企業、機構實施制裁。

法案的兩位共同發起人馬里蘭州民主黨參議員範霍倫(Chris Van Hollen)和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參議員圖米(Pat Toomey)稱,中國在香港引入國安法,進一步打擊香港自治,使上述法案立法更為迫切。

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查明對剝奪香港人權需負責​​的認識,並將製裁與他們開展“重要業務”的金融機構。這一法案下一步將在眾議院進行審議。

中國官媒高調報導“優秀黨員”申紀蘭去世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自稱從不投反對票的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6月28日凌晨去世,終年91歲。新華社等所有官媒均對此作出報導。申紀蘭被官方稱為“優秀共產黨員”,但中國民間卻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上週,申紀蘭罹患胃癌消息以及一張躺在病床上接受救治的圖片,在中文社交媒體流傳,引起網民熱議。本週日,申紀蘭的家鄉山西當局發出正式通告,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勞動模範,第一至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申紀蘭,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6月28日凌晨1時31分在長治逝世,享年91歲。並定於6月30日上午9時在長治殯儀館舉行申紀蘭遺體告別儀式。

陝西大學退休學者彭教授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他一直在等官方新華社發布申紀蘭去世的消息,但最後在山西媒體看到相關消息:“我們這一代人眼見著她,(制度)就像一座牌坊一樣,今天這個牌坊沒倒,總覺得一提起這三個字(申紀蘭),倒胃口,噁心。這個制度下培養出這麼一個怪物來,把她作為一個標杆,中華民族威矣,威矣。”

 

學者 ; 舉手機器是極權社會的產物

連日來,眾多網民對申紀蘭病危抱有幸災樂禍之感,紛紛在網上留言嘲諷她在出任全國人大代表66年來,對大會議案表決從不投反對票,並稱她為全國人大的活化石。

蘇州中學前教師潘露對本台說,申紀蘭之所以每一屆人大會議均可“連任”,那是因為沒有履行人大代表的職責,同時凸顯了中國人大製度的弊端:“她被大家稱為舉手機器,她根本就沒有履行一個像正常國家議員的責任,就是去問責政府。她就是一貫的去支持一黨獨裁。這種情況也只會出現在極權社會,說她是人大代表的活化石,不如說是共產黨制度的活殭屍。”

申紀蘭出生於1929年12月,她從1954年出任全國人大代表,並連任至今。她曾積極推動維護婦女權益、倡導同工同酬的法律。 2019年,申紀蘭被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授予“共和國勳章。”

 

申紀蘭去世後,新華社記者發表題為:《申紀蘭“勿忘人民、勿忘勞動”》的文章,回顧其生平。 2010年,申紀蘭對記者說,做人大代表就要聽黨的話,在會議上從無投過反對票等。

申紀蘭現象的根源是社會制度

貴州大學退休教授楊紹政對本台說,申紀蘭是製度的犧牲品:“從趨利避害的角度,在這樣的製度下,所有的人都是申紀蘭,這並不是一個反常的情況,反而是在一個不正常社會裡的正常狀態。如果有人敢不舉手,那才是現在這個社會的不正常狀態。所以申紀蘭這次患癌症,有人對她加以討伐,其實從人性的角度,我們覺得不應該這樣。 ”

楊紹政說,民眾應該從申紀蘭現象分析其背後的社會制度,只有剷除制度根源,社會才能走向文明,才可能對現代文明不構成威脅。

各國競相研發新冠病毒疫苗 中國一疫苗獲批供軍隊使用

來源:美國之音

中國正在研發的重組新冠病毒疫苗Ad5-nCoV第一和第二期臨床實驗已在展開,並完成二期臨床解盲,日前獲得中國軍方的批准供軍隊內部使用,有效期一年。

這款疫苗由總部位於天津的康希諾生物和中國軍方的軍事科學院陳薇院士團隊聯合開發。康希諾生物6月29日發佈公告宣布了這個消息。公告表示,這款疫苗接種範圍受到軍方的管控,沒有軍方最高當局的批准,不得擴大接種範圍。

重組新冠病毒疫苗Ad5-nCoV是以減毒的普通感冒病毒(腺病毒)進行基因蛋白編碼製成,引發免疫效應。康希諾生物同時提醒,公司無法保證他們將能最終成功商業化Ad5-nCoV。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爆發以來,各國藥業早已展開有關新冠病毒疫苗的競賽。比如,德國主管疫苗審批的聯邦機構-保羅·埃爾利希研究所稱,不久就將有一種廉價疫苗問世。另兩個疫苗研究項目也有長足進展。

美國藥廠莫德納公司(Moderna )5月18日宣布,研發中的2019冠狀病毒肺炎試驗疫苗,針對少數志願者進行的新冠肺炎疫苗第一階段臨床試驗,獲得“積極中期”結果。
英國5月中旬說,牛津大學主持的新冠病毒疫苗臨床試驗進展順利。如果疫苗臨床試驗獲得成功,今年9月藥廠可為英國生產出3000萬劑疫苗。

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的新冠病毒感染數據,全球確認感染者超過1千萬,死亡超過50萬。

廖亦武 : 好日子是等不來的

廖亦武                                 2020年6月20日

 

——回顧沃爾夫.比爾曼的生平, 及他與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神秘聯係,及他充當營救劉曉波信使的過程

 

今年83歲的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要去台灣了,這是他平生第一次遠遊東方,因為中文版自傳即將出版,也因為詩人鴻鴻創辦的台北詩歌節盛情邀請這位歌手、詩人、前東德異議人士、德語區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也曾榮穫德語文學最高奬——畢希納奬與荷爾德林奬。

 

沃爾夫1936年生於漢堡,父親死在納粹的監獄,異常堅強的母親艾瑪對他給予厚望,經常諄諄教誨:“好日子是等不來的。”於是在16歲那年,對“好日子”充滿嚮往的沃爾夫跳上通向西柏林的火車,卻在火車抵達東柏林邊境線時,跳車投奔曾被吹噓得天花亂墜的社會主義。可是“好日子”並沒有接踵而至,而像繼續行駛的火車,加速離他而去。他在書中寫道:“我就像一個在高速公路上違規反向行駛的人,對所有與自己相反方嚮的車輛都感到茫然不解。”

 

不料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糟糕太多,黨組織的監控、洗腦和秘密警察眨眼充滿了日常生活。開始沃爾夫不相信這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在越來越多的東德人逃往西德時,他曾公開呼籲大夥兒留在自己的故鄉,改變被共產黨官僚們竊取的國家,他說:“斯大林死了,思想也解凍了,許多人也具備了一定的批判能力,如果他們執意改變現實,這批人應該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重要也最宝贵的一員。假如這批人不斷外流的話,就應驗了東德最愚蠢也最著名的一句話:‘東德是世界上最為愚蠢之地。’”

 

接著,1961年,柏林牆筑起來;1963年,沃爾夫的首部劇作遭到禁演,因為它的主題是柏林牆怎樣筑起來的——他沒能力改變越來越糟的現實,卻夢想著,奮鬥著,因為“好日子是等不來的”。他不斷創作和演唱針砭時弊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只能在地下流傳,他不知不覺就成為黨組織眼中最據挑戰性的異端領袖。直到1976年,命運讓他應邀重返西德,在科隆體育場舉辦近萬人參加的演唱會。據說演唱會尚未結束,廣播中就傳來東德共產黨政治局通過集體決議,開除他的國籍。這是東西方冷戰中標誌性的事件,長達數月,沃爾夫的名字都是柏林牆兩邊媒體最醒目的標題,他一再表示反對,進而抗議,但反對和抗議都無效。已40歲的沃爾夫像16歲那樣,不得不留在西德,不得不在自己的出生地漢堡定居,直到現在。

 

而在當時,他唱道:

在哪裡,人民像牲口

被統治,被愚弄,被封口,被閹割

在哪裡,貪官被保護

優秀的共產黨人被關起來

假如他們不高唱紅色的哈利路亞?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內的中國……

只要說一句真話

你的嘴就會被回敬一記耳光

自由是死麻雀

在鳥籠裡腐爛

你隨時有可能被捕

假如有線人告密

假如有更出格的行為

就可能死在監獄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內的中國……

 

 

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那時候很年輕,是聽著沃爾夫.比爾曼的歌成長成熟的,默克爾夫婦至今仍經常出席沃爾夫的演唱會,發表致辭,重温1989年之前的历史——而我第一次知道沃爾夫.比爾曼,也是因為這首《長城內的中國》——2010年3月1日,我應科隆文學節的邀請,從四川成都上飛機前往德國,卻被十幾個機場持槍警察從飛機上拿下。這是我第15次出境受阻。德國外交部長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在柏林公開聲明:“德國政府曾多次努力,促使廖亦武成行,但令人遺憾,沒有成功。德國還將繼續同中國方面公開對話,強調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希望不久後能夠在德國歡迎廖亦武。”——我更沒料到,沃爾夫也通過德國之聲,公開發表了《給中國詩人廖亦武的三段話和兩段詩》,其中寫道:

 

這幾天浮想聯翩:回憶我在前東德时期身为小小的屠龙者,携带着的武器仅仅是那把带响的木剑。1966年,在东柏林,在汉斯·确尔斯(Hans Zölch)制造的中世纪四弦琴异国情调的尖声伴奏下,我给朋友们演唱了那胆大妄为的讽刺歌:大墙內的中国。仅仅这个大墙,既可以理解成中国长城,也可以理解成柏林墙,在东德共產黨政治局统治者们的眼里就是一个象征,一个证明。对此可适用那个弹性条款,那让人心惊肉跳的第106条:敌视祖国的宣传煽动。实际上,有些歌词段落比他们所认为的更要激烈。在此写下我记忆中这首长歌中的两段……

 

接著是歌詞,再接著他又寫道:

 

诗人廖亦武為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写了一首诗,他把这一屠杀事件称为屠杀。我的天!他的语言错误让他坐了四年牢狱。而那以最硬的硬通货结算的帐单,廖亦武还远远没有偿付。统治者们恨他,因为他们必须恨他。这个孱弱的男子是毛的民众在走向超现代集中营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烦恼痛苦的语言见证人。在现在的经济危机中,世界市场面对着这个超现代资本主义颤抖。

 

他为之作证的民众所经受的痛苦烦恼,比证人本身所受的痛苦烦恼更无药可治。我将之与我的经历相比较。比较并不意味着划等号。我们在东德专制下所受的苦是冲着我来的。可以比较吗?能够比较吗?应该比较吗?

 

不行吗?你们这些支着二郎腿身心舒畅的政治聪明蛋和老实笨蛋!不比较,那我们怎么才能看到不同的事情里什么是相同的,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或那些经历中得知:自己的痛苦将始终是最大的痛苦。我的希望是:就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想在一个真正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里,在汉堡阿尔托纳区,在壁炉前跟廖亦武长谈一番。

 

幾個月後我抵達德國,沃爾夫率領全家到柏林,接我去漢堡阿爾托納他家裡,我們在壁爐邊長談了好幾個晚上。後來一道舉辦了多場詩歌演唱朗讀會。後來我又回中國了,當時劉曉波剛剛得諾貝爾獎,監獄長和探監的妻子都在第一時間告訴了他,他哭泣道:“這個獎是給六四亡靈的!”我還以為國內政治形勢要轉好,就在沃爾夫夫婦和赫塔.米勒夫婦的堅決反對下,執意回去了——再後來,又被禁止出國。有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沃爾夫的萬里長途電話,我們語言不通,但彼此叫了名字,又彼此說我愛你。接著翻譯瑪蒂娜才說,沃爾夫正要辦簽證,去成都看你,看他年輕時代的影子。我笑了,但流著淚。有些人的命運如此相似,這當中的奧秘只有上帝知道。

 

 

圖片:  廖亦武

一晃又是多年。我的故友劉曉波被中共謀殺。但是2017年4月,曉波答應陪妻子和妻弟來德國治病,我寫了求助信,并委托比爾曼夫婦轉交默克爾總理時,大夥兒並不知道這是一場設計好的謀殺。沃爾夫自己也給默克爾寫了一封長信,并派遣一位白鬍鬚粉絲將副本送到我家。接著中德兩國政府開始艱難的談判……

 

沃爾夫夫婦替我轉過不少信,我們也通過不少信。為了澄清蜂擁的謠言,我曾在我的臉書和推特上,以“AAA”替代比爾曼夫婦,透露過一些片段信息。2017年7月11號,我最後致信沃爾夫夫婦,懇求默克爾夫人做最後努力;7月13號,劉曉波去世當日,沃爾夫回信:

 

 

 

刘晓波走了

亲爱的廖亦武,

刚刚传来消息:不是“我们做到了”,而是猪狗们得逞了,它们让你在中国的知心兄弟凋零逝去。今天,那个被折磨已久的人,也以他的方式成功了:刘晓波走了。帕梅拉(Pamela,比爾曼夫人)刚给我打了电话,告之这个消息。她眼下又在和我们的柏林女朋友(指安吉拉.默克爾)交流,慎重保密一如既往。

 

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情况。不幸的是,当下我们只能竭力去营救万丈深渊边的寡妇了。你一定知道,我们在柏林的女朋友一直都在为刘晓波尽最大努力。啊,我亲爱的朋友,汉堡G20峰会的疯会、那些世界愤青们违背人性的愚蠢的暴戾狂欢、自由贸易的条约协议、熊猫外交、厄尔多安对恐怖主义的暗中援助和普京对叙利亚独裁者“英雄般的”搭救、被蚕食中的乌克兰、和中国超音速加集中营式资本主义做成的每一桩生意——抛开这一切,我们的努力永远是为了最最重要的目标: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政治丛林里抢救一个作为个体的人。

 

帕梅拉建议我说:给亦武随信发去你当年写给我们的朋友尤尔根-福克斯(Jürgen Fuchs)那首歌吧。这很合适的!这位老兄也是作家,写诗歌和散文,在东德算是我一个年轻的知心兄弟。福克斯1976年在东柏林被捕,那正是我在11月被东德政府剥夺国籍的多事之秋。我们后来猜测,他在VEB人民监狱里被国安局的人秘密用伽玛射线施以辐射,悄无声息地种下了病根。1999年,年仅49岁的他死于血癌,成为此类放射受害者的典型案例。

 

我们把我们的朋友葬在了柏林的海德墓园(Heidefriedhof)。然后我和帕梅拉开车返回汉堡。因为时值五月,我们看到高速路两侧正在盛开的油菜花。特别在前东德区域,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广阔的土地上,只见咆哮怒放的巨大的黄。黄、黄、还是黄,直到天际。受此启发我作了这首歌,也许你能把它用中文、用同样的黄颜色调成诗,因为它的意蕴与刘晓波的命运相符。

 

不久你我一定会在柏林见面,那时我们会在柏林排练,和“中央四人乐团”(ZENTRALQUARTETT)的爵士乐手们练习我们的新歌,为了今秋在联邦议会选举前的“为民主巡演”(Demokratie-Tournee)。到时候我带上吉他,就能在你家给你、你妻子和女儿当面唱这只新歌了。

 

我用心灵拥抱你,我的朋友,希望能给你一些超越悲伤的安慰,因为逝去的是一位勇敢的斗士。正像诗人海涅在他《迷失的孩童》那首诗里写的,你的朋友刘晓波也是这样一位属于全人类的“在争取自由之战中孤陷重敌却坚守奋战”的人。

我下面这首歌的头两行也引自海涅的诗。

沃尔夫

2017年7月13日于汉堡-阿尔通纳

 

 

另:请把这些文字交给好手翻译,仅通晓两国文字是不够的。

 

 

给尤尔根-福克斯的輓歌

 

正是美得醉人的五月

无数枝芽鸟儿般纷飞

我的朋友却义无反顾

踏上那永无止境的旅程

他会在彼岸悠然等待

好吧,别辜负他的初心

随他而至,我们就在一起盼望

等我们美丽的女人

等我们心爱的女人

 

 

正当美得醉人的五月

一片片油菜花咆哮怒放

那夺目的黄色向我许诺

会给我朋友庇护与关怀

在那找不到出口的寒夜

他急需这一丁点太阳取暖

好让时间快些流逝

等我从此岸到来

等我從此岸到來

 

 

永遠要記住“好日子是等不來的”,從生到死,從死到生,都要懷著這樣的信念。我想劉曉波能夠聽懂沃爾夫的自傳和歌聲,雖然天人相隔,但只要向前走去,總有一天大家會見面。

 

 

2019年8月1日於柏林夏洛特堡

 

(本文中引用的德文由德國之聲和王培根先生翻譯)

 

 

 

沃爾夫•比爾曼給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的信

 

 

(已徵得沃爾夫夫婦的同意,答复是作為聯邦德國歷史檔案,可以翻譯並公佈)

 

 

親愛的安吉拉,

你看到了,這信關於什麼事:

 

我送上的是一封廖亦武想要給你的信,他想直截了當,不受官方繁瑣手續拖延,那麼我就給他當個信使。

 

這是關於營救廖亦武那位快要在監獄裡爛掉的好朋友劉曉波。曉波是中國最知名的反對派人士,他現在身處絕境。廖亦武已告知我們他朋友的狀況有多麼糟糕。這位堅韌不屈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正在被摧毁。當然也因為他在北京的妻子時刻處在警察監視隔離之中,且身患重病。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這位堅強絕不退讓的劉曉波要放棄自己的顧忌,決定從這“生死攸關”的遊戲中撤身。如果可能,他面前還擺著兩個選項:要么被監獄的萬人坑埋沒,要么在歐洲嘗試過一種相對個人的生活。中國已經有數百萬的殉難者。他們的案例讓人憤怒也讓人激動,可也把被害者壓得癱軟無力。現在看來,強權政府也更願意把劉曉波這個人遠遠地甩開。中國領導層的利益考量可能是:如果把他放出去,那我們就少了一個受人愛戴的殉道者,他也將無法再干擾我們建設超高速資本主義中國。那麼,這將是一個有利的雙贏局面。

 

帕梅拉剛給我們的朋友廖亦武發了封電子郵件,告訴他我們會把他這個觸目驚心的呼救轉達給你——我們的好朋友。當然我們也都知道,聯邦總理面對某些事也難為無米之炊。

 

不用多說,我們能對劉曉波案的了解和評估要遠遜於你和你的那些專職公務的幕僚們。

 

帕梅拉還有另一個建議:

 

我們必須謹慎保密地做這件事。僅僅因幾年前廖亦武在外交部長韋斯特維勒的幫助下經越南逃亡這事,已形成的外交溝壑仍無法被填平,當然也因為熱衷炒作轟動消息的新聞界,還因為民主最致命的毒藥——為下一次選舉而對政敵進行的煽動性攻擊。

 

多說一句:帕梅拉正在整理我們的存檔,幾天前她找出了我當年一首諷刺歌曲的第一個版本,那歌寫於1963年,叫《關於挨揍的敘事長詩》。在被全面禁演的兩年前,也就是湊巧帕梅拉•呂舍(譯者注:呂舍是比爾曼妻子帕梅拉婚前姓氏)女士出生那年我演唱了這首歌。後天、國際工人階級的戰鬥日,也是她54歲的生日,我們將在漢堡和朋友們一起慶祝。當然這次規模沒法和四年前與你夫婦倆在我家花園涼棚下那次相比。不久前我在霍恩瓦爾德給你和尤阿錫姆(譯者注:默克爾丈夫的名)朗誦那首《八十歲時算筆總賬》,你對其中一段顯出了意會的享受,讓我特別高興:

 

看那可憐的、被狠狠虐打的狗

被打散了架,刨坑埋了

唉!那麼多的、一個個應聲而倒

還沒輪到他們動口或是動手

 

 

這首古老的、關於挨揍的長歌,我又把它稍稍改進了一點,並很願意找機會唱給你們聽。這首從前的諷刺歌曲非常適合描繪獨裁統治下某些人頭上戴的荊冠。請讓你的化學家(譯者注:默克爾丈夫是化學教授)讀讀歌詞,他一定會笑出聲來。

 

也許我們能做到,讓劉曉波也開懷一笑,甚至可能是:不久就在我阿爾通納家的壁爐旁邊。

 

帕梅拉已經借此機會邀請廖亦武和我們一起與“中央四人組”的老爵士樂手會合,在今秋大選之前到科特布斯的東德人民監獄義演。我們想讓更多人去投票,並把票投給一個真正民主的政黨。我聽拉默特(譯者注:當時的聯邦議會議長)說,現在英國有很多年輕人為反對脫歐而上街抗議,可不幸的是,當初沒有在決定命運的公投獻出自己一票的也是他們。

 

衷心的

沃爾夫 2017年4月27日

加多名高官呼籲釋放孟晚舟 總理一口拒絕

中國婦權網綜合報導          2020年6月25日

 

總理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面臨著確保釋放兩名被拘留加拿大人的壓力。加拿大總理拒絕要求終止對中國華為高管的引渡審判的呼籲。特魯多表示,這樣做將使他們可能受到隨機拘留,從而“威脅”國外的加拿大人。

 

應美國的要求,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捕後不久,兩名加拿大人被拘留。自2018年12月以來,曾任外交官的邁克爾·科夫里格(Michael Kovrig)和商人的邁克爾·斯帕沃(Michael Spavor)一直在中國拘押。他們的逮捕發生在孟女士被拘留幾天后,批評者認為這是“人質外交”。

 

特魯多周四表示,孟晚舟的被捕與中國逮捕加拿大人有“直接關係”,但中國否認對孟女士的拘留進行報復。孟的被捕使加中關係惡化。

 

 

美國稱華為“得到中國軍方的支持”

 

美國當局指責她違反伊朗制裁,她目前正在與向美國的引渡作戰。上週,在他們被拘留18個多月後,中國指控科夫里格和斯帕沃爾先生從事間諜活動。

 

特魯多周四表示,“我們對中國在拘留這兩個人方面所做的一切感到痛惜”。但是他在渥太華告訴記者,如果外國大國認為可以通過拘留其公民而對加拿大施加政治壓力,“所有國際旅行的加拿大人都將變得脆弱。”

 

特魯多先生正在回應一群加拿大前著名議員和外交官以及被拘留者的一些家庭成員施加的壓力,他們要求終止孟女士的引渡程序。

 

該組織在加拿大公共廣播公司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致特魯多的一封信中說:“這兩名及拿大公民被帶走,是對在孟晚舟被捕在加拿大的直接報復。”“我們相信,這兩個邁克爾一家將留在他們的中國監獄牢房中,直到孟可自由返回中國。”

 

儘管他們表示,“與任何人坐立不安,不能屈服於欺凌或勒索……抗拒中國的壓力並不能保證將來不再使用它。”

 

特魯多還面臨呼籲採取更多懲罰措施的呼籲,包括對中國官員的製裁。

 

中國稱孟女士的案件為“嚴重政治事件”,並呼籲立即釋放孟女士。北京並沒有明確將她的逮捕與被拘留的兩名加拿大人聯繫起來,儘管他們的案件通常是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聯合提出的。

 

華為高管表示,孟晚舟“不可替代”。

 

週三,中共發言人趙利堅說,中國當局已經看到有報導說,科夫里格的家人已經獲得了法律意見,表明加拿大司法部長有權隨時停止孟女士的引渡程序。他說:“這些選擇是在法治範圍內的,可以為解決這兩個加拿大人的情況開闢空間。”

 

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首席財務官,公司創始人的女兒孟萬洲於2018年12月1日在溫哥華被捕。美國司法部要求將她逮捕,指控她違反伊朗制裁。她仍在與引渡美國鬥爭。

 

美國已將華為標記為安全風險,並禁止銷售其產品。美國政界人士也在推動包括加拿大在內的盟國阻止華為進入其市場。華為已經表示對加拿大的司法系統具有信任,“這將證明孟女士的無辜”。5月,加拿大一家法院裁定她的案件可以繼續進行。

 

2018年12月10日,兩名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拘留。他們於2019年5月被正式逮捕。

 

特魯多先生說,加拿大正在利用公共和私人壓力確保釋放他們,並敦促其許多盟友發言,包括澳大利亞,法國,德國,西班牙和英國,以支持兩名加拿大人。

 

訪林培瑞:美國反種族歧視運動是否 “美式文革”?

法國廣播公司記者:瑞迪                                            23/06/2020

 

 

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街頭在警察執法過程中被一名白人警察跪壓窒息而死。此事件在美國各地掀起大規模反種族歧視抗議浪潮,並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得到響應。抗議示威活動規模之大讓任何人都無法漠然視之,無動於衷,旅美華人社團也是如此。但伴隨着反歧視抗議活動的種種暴力行動,以及歷史人物塑像被毀也讓一些包括學者在內的華人想到了文革中的打砸搶,想到了文革中的文藝審查,讓他們認為眼前所見是一場進行中的“美式文革”。相關評論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文革以及期間發生的暴力,是否可以與美國民主體制下的自由集會以及期間發生的暴力相提並論?被看作是美國的“中國通”的著名漢學家林培瑞先生再三強調,中美兩國政治制度不同,不能一對一地比較。中國的文革是自上而下的運動,而美國的反歧視運動是由下而上的運動,兩者來源完全不同。

 

法廣:近日有些旅美中國學者評論認為,這些伴隨暴力的示威活動與中國的文革相似,認為這是一種“美式文革”。主要有兩個論點:一是示威活動中的暴力,讓他們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有理”和“砸爛公檢法”。就這次抗議活動中的暴力事件而言,您覺得它和中國文革中的暴力是否有可比性?

 

林培瑞:“這種對比表面上看可能有些類似的地方,但是骨子裡是完全不同的現象。我不知道這些人提這種評論是無知、不了解,還是明明知道,卻要把這個用來打棍子。反正這兩個現象非常不同,來源很不同。一個是毛澤東在高層想鬥他的所謂走資派對立面,以此發起文革;而美國(這次反種族歧視示威)是由下向上的一個運動,不是由上而下的一個刺激。所以,在這一點上,(兩者)非常不同。 ”

 

“可能有些人打砸搶,這一點上從表面上看可能有類似的地方,但是運動的來源完全不同。很難對比。美國的這些暴力主要是趁機會去偷東西,打進鋪子里去拿東西,尤其是好玩的東西,比如四個喇叭的機子,或者其他, 一些運動用品鋪子特別受到損失,因為有些年輕人打進去拿什麼棒球設備等等。但這與文革的暴力不同。文革是為了表現,表現我最紅、毛澤東是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是一個政治比較:你是哪一派,我是哪一派,彼此相爭……其中當然有個人利益,但是最後的目標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政治、為了崇高、為了毛澤東的形象等等。這跟美國的暴力完全不同,(美國的暴力)完全沒有這種政治因素。”

 

“我還是重申我原來的觀察:中國(的文革)是由上而下惹起的,美國是由下而上惹的。當然不能說中國(文革)沒有下邊的抱怨,它(文革)當然對社會有批評,否則(人們)也不會站出來那麼熱心去當紅衛兵,等等。但是(運動的)刺激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那時候根本不是錢的問題,目標不是為了偷東西。”

 

法廣:這些人認為美國正在發生文革的另一個論點是,他們認為這次的示威活動在試圖重寫歷史,因為遊行活動推倒了一些歷史人物的雕像,而且像電影《亂世佳人》這樣一直被看作是經典的作品被下架,於是有人想到了文藝審查。就這一點而言,您認為美國是不是正面對一種思想審查、言論審查的狀況?

 

林培瑞:“……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說有相比之處:把雕像拉下來,是要批評過去,當年在中國,也把廟裡的神像拉下來……表面上看是同樣的批評過去的、批評歷史的一個態度。但是,我還是那句話,現在美國的暴力活動把雕像拉下來,是因為這些人真的認為,這些是過去擁有奴隸的一些人的雕像,在這一點上,我對他們在道德上有批評,而且也很憤怒。但中國那時候(拉倒雕像)是上面的政治原因,而不是從底下發起,(人們)是聽上面的,而不是從自己肚子里發出的一種憤怒。”

 

法廣:您的意思是文革期間的所謂破四舊,更是一種政治框架下,有組織的行動……

 

林培瑞:“因為上面說可以破四舊、破四舊是對的,所以,去砸雕像、把雕像拉下來,是聽政治的指示,是要表現我最紅、最忠於毛澤東等這種想法,並不是我真覺得對過去的這些什麼孔子、佛啊等的雕像,肚子里有反感,沒有。那是政治目標,不是自己的觀察的一個結果。”

 

法廣:有人把抗議活動口號”Black lives matter”翻譯成“黑命貴”,更多人翻譯成“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兩種翻譯文字上不同,但反應的也是兩種不同立場:美國社會是否已經給予黑人足夠的平等權利,黑人是否”身在福中不知福“?

 

林培瑞:“這個問題當然很複雜。你剛才那兩個翻譯,我覺得後者更接近美國一般老百姓的意思。因為 “貴”在中文裡的含義是“比較貴”,“比別人貴”,但它(這個口號)沒有這個含義。”Black lives matter”不是 “Black lives matter more”,沒有這個含義。”Black lives matter”的含義就是應該平等,”Black lives “和別的“lives matter”一樣。”

 

“但你的問題還包含一個更有意思的層面。黑人被壓迫那麼多年,很多人有負罪感,很嚴重的負罪感。有些黑人知道別人有那麼重的負罪感,就想利用它。比如進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名牌大學是不是特別歡迎黑人申請?那是肯定的。一個中國人或者一個白人申請,即使資格強一點,但學校還是收錄黑人,這是故意的,是為了把我們社會的平等的目標,作為錄取的一個標準,尤其是在學界,或者比較左傾的組織里,這種傾向很明顯。黑人申請工作或者進入一個學校,沾點便宜,是真的。”

 

法廣:那是不是這種希望推動社會走向更平等的努力有些過頭了呢?

 

林培瑞:“有人這麼看。但最理想的目標是:皮膚的顏色沒有關係!什麼顏色都無所謂。你腦子怎麼樣、寫得怎麼樣、想得如何、算數怎麼樣等等應該是算的。但是,黑人落後的原因是一個很微妙、很難理解的問題。因為他們是被壓迫很多年,他們的學校是差——黑人的學校沒有白人的或一般學校那麼好,所以,他們畢業後當然弱一點,這也是一個原因。多少是因為他們的天分?多少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多少是因為他們的社會關係?這些都很難衡量清楚。因此,政治上有不同的解釋,有的人說完全是因為他們的環境不好,有人說完全是因為他們不那麼努力……我覺得這些解釋都太簡單,而且沒有人百分之百徹底地理解這個問題。”

 

法廣:由於新冠病毒,很多旅美亞裔也感覺自己受到歧視。在這次反歧視抗議活動中,亞裔社團是否也參與呢,還是覺得那是黑人的事業,與自己無關?

 

林培瑞:“我觀察,在街上或在電視上,有時候可以看到有中國人或韓國、越南人的面孔,但我主要覺得,這大概是第二代,是已經美國化了的華裔,他們的價值觀和美國年輕人的價值觀變得差不多,而不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有色民族與黑人有同樣的問題, 替黑人說句話,也是為我們這種人說句話……這種信念,我覺得沒有太多,但我沒有做過這樣的民意調查。”

 

“一般的來說,我不喜歡把美國和中國拿出來一對一地對比:這是美國的文革,那是中國的如何如何,尤其是在政治上。這兩個政治體系是那麼不同,不能一對一地去衡量問題。比如新聞記者,前不久,因為在中國的美國記者被趕出來,美國就把中國的一些記者趕走了。一對一,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這種心理不對。這種比法不對。因為,比如記者,美國的記者是在自由的記者環境里,任務是發現真理(真相?),公布真理(真相?),盡量客觀。中國的所謂記者,很多人不是記者,而是宣傳工作者,是為共產黨收集材料,去打炮。哪怕其中有一些人想做十足的記者的好人,我知道不少,但是他們是帶着手銬跳舞,他們沒辦法做十足意義的記者。所以,我很反感有人以此來說:記者交換是一對一。這兩個制度根本不同。所以,文革在中國的發生,說美國街頭的暴亂是美國的文革,也犯了這個毛病。這兩個制度不同,根本的原因不同。”

 

就形式而言,文革中的打砸搶,與美國或其他國家民間抗議集會中伴隨的多種形式暴力事件的確大同小異,但是文革中的打砸搶與政治高層激勵下的砸爛公檢法的行為相伴而行,而西方國家民間集會並沒有推翻公檢法,雖然各種集會期間時常伴隨着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但這些暴力行為都將受到司法追究。

 

華語網絡平台上關於“美式文革”的提法並非始於今日。隨這次反歧視運動,一些此前在華人社交媒體傳播的評論重新浮出水面,諸如“美國版張鐵生”的故事。這些網絡評論稱,2017年一名非洲裔美國穆斯林青年申請入學斯坦福大學時,在申請書上寫了一百個“黑人的命也是命”,居然接到該校的錄取通知書。中文網絡於是熱傳找到了“美國版的張鐵生”。但中國騰訊網站早在2017年4月8日的跟進報道公布了斯坦福大學給這位名叫齊亞德-艾哈邁德的年輕人的錄取通知書的內容。

 

報道指出,齊亞德不是“美國張鐵生”。在斯坦福大學之外,他還接到了耶魯和普林斯頓的錄取通知。而美國頂尖大學在錄取新生時通常採取“整體性評價”,沒有任何單一標準能夠決定錄取結果。招生官想要看到的是申請人在父母提供的平台上,有創造什麼樣屬於自己的成就。您可以在騰訊網站這篇報道中,了解這位一度被華人社交媒體稱作是“美國張鐵生” 的美國青年更詳細的情況。

香港《國安法》草案細節引發的五大爭議

來源:BBC

中國人大早前公佈了香港版《國安法》草案初步內容,訂明中央政府將在香港設立駐港國安公署,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監督、指導、協調”香港特區政府的國安工作,中央政府將指派國安顧問到香港,提供諮詢意見。

草案列明,如果香港法律和港版《國安法》不一致,則適用《國安法》的規定,法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而在香港審理國安案件時,香港特首將指定負責處理的法官。

中國人大常委會將在6月28日至30日再次召開會議,官方消息並未提及將在此次會議上表決港區國安法。但中國《環球時報》引述消息稱,涉港國安立法事宜很大機會被列入議程,如果人大常委對草案意見一致,不排除月底即將交付表決,意味該法7月初或可生效。

香港法律界對草案表達了憂慮,有學者認為,今次港版《國安法》的內容,令香港司法制度出現“戲劇性變化”,讓中央能夠以“從未想過的方式”操控香港。

但香港建制派人士認為,港版《國安法》已經充分平衡“一國”和“兩制”,並沒有想像般嚴苛,有利解決香港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

BBC中文總結了目前引發爭議的五大問題。

1.“特定情形”的“極少數”案件管轄權

香港版《國安法》草案初步訂明中國中央政府將在香港設立駐港國安公署,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目前並沒有清楚定義何謂“特定情形”,亦沒有交代“管轄權”牽涉的範圍。

香港法律界和政界擔心,這可能涉及跨境執法和司法。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關注中央的管轄權是否包括偵查、封屋、拘捕、審案、判決等,如管轄權包括這些權力,是否代表當案件被視為“特定情形”時,該人已“突然進入中國司法制度,不知有何權利保障”。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塗謹申認為,一旦容許中央對國安案件有管轄權,“就等同打開缺口”,令本港失去“一國兩制”。他說中央政府視國家安全凌駕一切,即使條文規範“極少數”個案,“最終都是任由中央演繹”。

港大法律學者陳弘毅認為,法案應對於“特定情形”有比較明確的界定,而且範圍應非常狹窄,“如涉及涉嫌犯罪人被移交內地,其程序上的保障必須是充分的”。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被香港媒體問到會否把疑犯送往大陸受審時表示,若果情況失控,少數案件會引渡到大陸受審,認為這是中央的一個選項,視乎中央如何行使管轄權,不過他認為,絕大部分國安案件由香港特區負責執法及司法工作,而中央行使“管轄權”的程序,應該是由香港特首提出,再經中央批准,其主導權在特首手上。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兼香港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為,暫時未清楚什麼是“特定情形”,但如果案件涉及特首或香港主要官員,又或是一些涉及“疆獨”、“藏獨”、“香港不熟悉的國際事件”等等,則會由中央處理案件。

  1. 新增駐港國安公署和顧問

根據公佈的法律草案,北京將會設立“駐港國安公署”,其職責為:“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就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同時,中央會指派一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為香港設立的國安委員會提供意見。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明,公署是人大常委授權在港設立的機構,並非《基本法》22條中所指的“中央所屬各部門”,即是不受“不干預香港特區”的條文規管。

《基本法》22條原本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乾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港府以往把中聯辦、港澳辦當成“中央所屬部門”,但在近期則澄清兩辦代表中央,不受22條規管。

香港大學法律學者陳文敏評論說,這種說法等同認為公署可“直接干預香港問題”,是“凌駕於香港的組織”,“可以指指點點香港政府如何做事,幾乎由他們管治”。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琦擔心,駐港國安公署地位似“超然”,“有什麼可以監管它?(公署)又有司法、執法權,關係到你我的人身自由,是否不需要守香港法律?”

她又認為,中央指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如果在案件中提供意見,可能會影響律政司的司法獨立的刑事檢控程序。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塗謹申認為,“顧問”代表中央,猶如大陸由政法委書記指導國家安全的工作,是“最高權威”的“太上皇”,相信一旦干預某些決定,港府“最後一定要聽他說”。

香港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為,這名國安顧問不是“太上皇”,並非擁有“無限權威”,如顧問提供的意見不適用,委員會未必一定採納,強調委員會顧問不可以直接行使權力。

  1. 《國安法》會不會凌駕《基本法》

新華社的香港版《國安法》草案提到,香港本地法律若與港區《國安法》不一致,則《國安法》的規定適用,而該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明,港區《國安法》是中央立法,放進《基本法》附件三,與香港本地法律層次不同,對本地法律有凌駕性。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擔心日後即使港區國安法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有抵觸,香港法庭都不能裁定條文違憲。港大法律學者陳文敏稱,香港法院審理有關案件時,無可避免會涉及法例解釋的問題,但法院似乎未見有最終解釋權,需要由人大釋法。

親北京的香港執業律師鄭國傑則認為,即使有人權法保障個人自由,條文也會受到保障國家安全的限制。香港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人大法工委在說明中,已提到港府要依法保障居民受《國際人權公約》下享有的權利和自由,認為港區《國安法》不會高於或凌駕基本法。

  1. 國安案件由香港特首指定法官

根據新華社發布的草案,香港特首未來會擔任香港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並有權指派法官審理國安案件。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琦認為,特首可以指定法官去審理國安案件的做法是“聞所未聞”,批評“完全是行政干預司法”,情況令人憂慮,“提訴的是香港特區政府,現在居然是特區政府告一名被告時,是由特區政府首長行政長官去指派法官審理?”

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認為,這種做法並不尋常,觸及香港司法獨立的核心,形容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最大轉變,他指出,特首未來同時會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由特首任命法官會涉及利益衝突,預料衍生許多問題。

陳文敏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質問,特首會按什麼準則挑選法官,“是否因國籍、忠誠度?還是查了三四代,認為法官信得過?”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中,案件由哪個法官審理是由該層級法院的首席法官決定,並非由特首負責,就算部分案件需要由特首委任,特首一般也需要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議去委任合資格法官。在任命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事宜上,特首可以按法定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作出任命,再徵得立法會同意下決定。這種關係是基於香港奉行的“三權分立”的原則。

有分析認為,這種做法是要避免外籍法官審理國家安全等敏感案件。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顧敏康接受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訪問時稱,中央將任命法官的權力賦予特首,可確保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尊重國家安全,具備愛國情懷,有意志和能力履行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或許比直接禁止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更具備有效性”。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蘇紹聰則認為,《國安法》屬於國家層面的事,案件很多時涉及國家機密,如由特首指派法官去行使參與權,他認為是非常合理。

  1. 罪名定義含糊

根據中國人大有關港版《國安法》的說明,草案明確規定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和處罰,包括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不過草案沒有交代違法的罰則,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稱,監禁刑期由三年至十年不等。

香港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美國法學家戴大為(Michael Davis)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認為,有關草案的犯罪定義語意含糊,法院能夠推翻的機會很微,他認為,草案中有關“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的條文,有可能會被用作拘捕及控告為外國政府和機構工作的港人。

普通法並沒有針對“勾結”一字的釋義,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前被問到如何定義“勾結”一字時表示,要留待法律條文出台才能回應。

而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專家孔杰榮(Jerome Cohen)亦表示,港區《國安法》令香港司法制度出現“戲劇性變化”,讓中央能夠以“從未想過的方式”操控香港。

他接受英國《衛報》訪問時指,草案並沒有觸及一些關鍵問題,例如被控人士是否會送往大陸審訊,“國家安全罪行”的定義是什麼,以及特首會以什麼準則委派法官等等,他認為,這跡象顯示北京領導層在面對這敏感困難議題,仍存在不確定因素和意見分歧。

目前人大官方文件中,並沒有明確指出港版《國安法》會否設有追溯期,香港民主派擔心這會成為日後讓當局“任意解釋的後門”,例如專門舉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則擔心法例通過後,會追究他們在“六四晚會”表達“結束一黨專政”的立場。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前已表明,一般而言新法例不會有追溯期,“每件事都有例外”。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港版《國安法》很大機會不設追溯期,但親北京的香港法律界人士鄭國傑認為,港區《國安法》應該具備追溯力,因為過去一年有很多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者,他們引發了“激進暴力恐怖活動”以及“公開請求外國對國家和香港進行製裁”,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因此,有必要採取有力措施依法予以懲治和製止。

實際控制線:中印邊界爭端升溫 印度外交和軍事選項

來源:BBC

中國曾對印度提議互相承認東西段爭議邊界的“實際控制線”,但最近在西部的流血衝突可能會讓數十年來確立“實際控制線”的外交努力毀於一旦。

6月15日在中印邊界西段爭議地區發生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暴力衝突,20多名印度軍人身亡,中國方面的傷亡數字不詳。衝突發生在加勒萬河谷(Galwan)。隨後中國外交部聲明說,加勒萬河谷在“實際控制線”(LAC)中方一側,屬於中國。中國的立場被印度斥為 “誇大其詞而且無效”。

“實際控制線”是中印邊界爭端中的關鍵點,中印雙方不能就實際控制線達成共識,就無法有效展劃定邊界的談判。

澳洲資深記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在1999年出版的《印度與中國的戰爭》書中說,實際控制線的概念最先由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59年向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即東段的麥克馬洪線,西邊的所謂傳統習慣線。

在1962年中印戰爭期間,中國軍隊進攻越過印軍控制線後單方面停火,然後撤退20公里。尼赫魯說,那是解放軍進兩步退一步之後建立的控制線,因此他拒絕承認所謂的實際控制線。

在2017年中國和印度在中部爭議邊界洞朗發生對峙危機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敦促印度遵守“1959年的實際控制線”。

一攬子解決東西段爭議

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國後印中建立了聯合工作小組,就確立實際控制線的邊境問題展開談判。據印度退役軍官,德里中國問題研究所的研究員弗瑪上校(Virendra Sahai Verma)說,談判開始時,雙方連邊界地區地面部隊的位置都沒有共識。

為了緩解爭議邊界地區的緊張對峙,中國和印度在1993年簽訂了關於實際控制線的協議,即在控制線附近雙方軍隊不許使用武器。這次發生流血衝突後,許多印度媒體報導說,在邊境印軍指揮官已經允許軍人在必要情況下使用槍支。不過印度退役軍人,軍事雜誌《力量》的主編普拉文•索爾尼(Pravin Sawhney)認為,上述禁止使用武器的協議僅限於邊界防守,並不包括邊界巡邏。

2003年印度總理瓦杰帕伊(Vajpayee)訪問中國與中國的國務委員戴秉國討論了邊界問題,開始把印中邊界談判提高到了政治層面。印度放棄了堅持在西段以崑崙山脈為印中邊界的傳統邊界立場,表示可以就邊界爭議進行談判。

2006年印中舉行了第七輪談判。據說中國在談判中提出一起解決各段邊界爭議的一攬子建議,即中國願意放棄在東段爭議邊界對藏南(基本上是印度後來建立的阿魯納恰爾邦)的要求,換取印度在西段爭議邊界承認中國對阿克賽欽的控制。

據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納(K Narayana)說,由於中國拒絕在達旺問題上讓步,談判未取得進展。 2006年印度總理辛格對來訪的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說,印度不能在達旺讓步,但可以在阿魯納恰爾邦的其他地方讓步。

達旺是藏南的一部分,1951年被印度軍隊控制,現在被劃入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印度退役中將帕納(HSPanag)上週(6月18日)在印度媒體《出版物》撰文說,在1950年代,尼赫魯在經濟和軍事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執行所謂的“前進政策”,進軍控制了達旺地區。

西邊的阿卡賽欽是連接西藏和中國西部的重要戰略走廊。帕納中將說,當時中國在西段邊界,出乎印度意料,修建公路將阿克賽欽與新疆和西藏相連。

避免重演1962年邊界衝突

2014年中印邊界戰爭的作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網絡披露了印度政府對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的內部文件《亨德森•布魯克斯報告》。他說印度政府不願意讓公眾看到這個報告。

在1962年的邊界戰爭中,解放軍進攻徹底擊潰了印度缺乏準備的軍隊。戰爭進行了一個月後中國單方面停火,並從印度東北部撤軍,但是仍然佔據阿克塞欽地區。

報告認為,當初印度參戰“並非根據自己的實力,而是因為認為中國方面不會做充分反應”。印度許多歷史學者指責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錯判了邊境局勢,因此才導致1962年邊界戰爭的失敗。

印度退役中將帕納警告說,印度總理莫迪可能正在步尼赫魯的後塵。他認為如果走外交路線,莫迪吞下邊界流血的苦果,利用邊界流血爭取有利的政治結果,接受1959年尼赫魯拒絕接受的條件,即2020年4月以前的實際控制線。

他認為戰爭是印度的最後選項。但如果莫迪決定開戰,一定要明確進行局部戰爭的目的,同時也要為戰爭可能升級做準備。但不能操之過急,印度要從容地選擇戰爭的地點和時機。

印度軍事雜誌的主編索爾尼認為,印度西部邊界危機根本沒有軍事選項,因為印度的軍事領導人對解放軍的能力,戰略思想,作戰概念和戰術都一無所知。

索爾尼說,印中關係應該摒棄冷戰思維,印中邊界爭端是長期存在的問題,雙方應該超越矛盾,都要遏制己方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更多地從戰略而非戰術層面來看待和理解中印關係。

英國監管機構裁定中國央媒 “偏頗” 報導香港抗議

來源:BBC中文網

英國廣播電視監管機構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週二(5月26日)公佈對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有關香港抗議報導的調查決定:缺乏應有的公正。

英國通訊管理局的決定是基於對在2019年8月11中國國際電視台日至2019年11月21日的5次節目內容加以監察和評估後作出的。

決定表示: “有關香港抗議的不同新聞報導,在重大政治爭議問題以及關係到現行公共政策的重大問題上,缺乏應有的公正。違反了廣播條例的5.1、5.11和5.12。通訊管理局將考慮對這些違規行為採取必要的處罰(a statutory sanction)”。

所謂必要的處罰,可能包括罰款或者吊銷廣播執照。

英國通訊管理局調查的這五次節目播出期間,正值香港因政府推出修改《逃犯條例》立法引發大規模抗議示威行動之時。

英國通訊管理局認為,中國國際電視台的節目沒有反映抗議者的觀點;另外報導“只對暴力做了一個方面的呈現,給出的印像是抗議者才是對暴力和混亂唯一有責任的一方。 ”

英國通訊管理局還認為,與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的意見保持一致的受訪人沒有受到質疑,而且主持人沒有解釋抗議示威者的動機是什麼。

英國廣播條例5.1規定:新聞,無論以何種形式,必須報導準確並且公正呈現。

英國廣播條例條例5.11和5:12還規定,在重大政治爭議問題以及關係到現行公共政策的重大問題上, “必須保持應有的公正”,每次節目必須呈現重要各方的不同觀點,並給予相當的報導分量。

持有中國國際電視台在英國播出執照的是星空華文傳媒(Star China Media Limited)。

該公司回應英國通訊管理局說,理解報導公正的重要性, “我們在報導重大爭議問題時不能把中國觀點當作唯一的觀點來呈現,但希望向國際受眾講述中國角度,而中國角度通常與主流西方媒體的有所不同。”

在回應有關節目是否對觀眾造​​成任何傷害的問題時,該公司列出了5點希望英國通訊管理局加以考慮的因素,其中包括: “中國國際電視台在英國的受眾相對較少”。

而針對節目中沒有抗議者的聲音這個問題,該公司回應說, “作為中國公共廣播機構” 在香港實地報導抗議時,要找到不同的聲音“特別有難度”,並說很多香港抗議者“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媒體和說普通話的記者,拒絕記者的採訪要求。

英國通訊管理局對此解釋認為,中國國際電視台要呈現不同的觀點,不能依賴抗議者個人是否願意在節目中露面,而可以並且應該通過主持人或者記者等編輯手段在節目中呈現不同的觀點。

英國通訊管理局週二公佈的決定說,在作出最後是否採取處罰、以何種形式處罰之前,中國國際電視台的播出執照持有者仍然有機會做出書面或口頭陳述。

英國監管

中國國際電視台2019年有關香港抗議的英語新聞報導被英國廣播監管部門裁定有失公允之前,英國通訊管理局還在調查其他3宗有關中國國際電視台的投訴,結論目前尚沒有公佈。

2018年11月,英國私家偵探韓飛龍(Peter Humphrey)向英國通訊管理局投訴,中國國際電視台播放了他被強迫在電視上認罪的視頻。 2019年5月,英國通訊管理局正式就新聞節目是否有違公平和隱私展開調查。

第二宗的投訴人是香港書商桂民海的女兒。她投訴中國國際電視台播放了桂民海在電視上認罪的視頻。

第三宗投訴是英國駐香港領事館前僱員鄭文傑。他稱中國國際電視台在英國播放了他認罪的錄像。

中國國際電視台,又稱為中國環球電視網,是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下屬的國際傳播機構,成立於2016年12月31日。其主要的頻道為原中央電視台英語新聞頻道。該台在北美和非洲設立分台後,2018年12月在倫敦設立的歐洲中心投入運營。

為了應對英國的監管,中國國際電視台曾聘請英國通訊管理局董事會前成員尼克·波拉德(Nick Pollard)擔任顧問,不過波拉德任職兩月左右於2019年9月辭去顧問一職。

俄羅斯官媒被罰

今年3月,英國高等法庭法官裁定,維持英國通訊管理局對俄羅斯官方電視台——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 課以20萬英鎊的決定。

2019年7月,英國通訊管理局經過調查,認定今日俄羅斯在2018年俄羅斯雙面間諜遭毒殺的6個星期內的7次報導違反了英國廣播電視規定的公正公允要求,即只表達俄羅斯官方的說法,而沒有包括外界對俄羅斯當局是毒殺行動幕後主使的指稱。

英國通訊管理局認為,今日俄羅斯的報導偏頗, “非常嚴重,一而再再而三”。

今日俄羅斯反駁說,在自己的報導中沒有必要包括“主流媒體的說法”,英國通訊管理局的決定“過分乾預了今日俄羅斯言論自由的權利”,並稱其他的電視台更加嚴重地違規卻沒有受到如此重罰。

英國法官在裁決中說,英國通訊管理局有權實施 “恰當合適的經濟懲罰”。

北京疫情官民兩種說法 網民論疫情后即時被捕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持續十多天的北京新冠疫情未見緩解跡象。本週日,北京新增確診新冠肺炎九例,官員稱北京疫情受到控制,但是民間卻認為官方隱瞞疫情。本週一,北京消息說當局禁止七天內未接受核酸檢測者離開北京。

中國內地本週日(21日)新增1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包括11例宗本土病例,分別是北京9例、河北2例。這是9日來北京新增確診數字首次降到個位數。截至當天,北京11天內新增236例。官方對此表示,北京疫情已受到控制。

中國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專家吳浩當晚接受央視採訪時稱,北京疫情會進入一個平穩期,每天新增確診的人數維持在一定的數字。

新規定七天未接受核酸檢測無效

不過,北京居民馬先生週一對本台說,官員說目前疫情進入平穩期,疫情可控,但是官方卻增加防控力度:“今天上午6點,北京最新規定核酸檢測,超過7天的核酸檢測都不允許出境,不管你是北京的還是哪裡的,你在北京或曾離開北京就必須要有7天之內的核酸檢測,逾期的不行,還要重新檢測。以前沒有這樣嚴厲的規定。”

網民李先生對本台說,他也得知相關消息:“說是從昨天開始,北京嚴管出城,出城必須持有7天內的核酸檢測報告,問題是核酸檢測報告的準確率非常低,而且聽說北京準備全城檢查核酸。”

中國國務院疫情風險等級查詢顯示,截至本週日下午3時,北京市已有37個中風險地區,分別在丰台區、大興區、海淀區、西城區、房山區,朝陽區等地,另有4個位於丰台區和大興區的高風險地區。

北京居民劉女士對本台說,如果核酸檢測被確定為陽性,需要感染者自行承擔醫療費:“你要是做核酸檢測確定自己是陽性,那麼你要自己拿錢治療。你如果歸來沒感染疫情,你自己回家隔離14天,查到你是陽性,就拉走。”

天津一人確診93人接受觀察

據官媒報導,近日傳出天津一確診病患,現已查明與北京新發地病例病毒序列完全相同,患者14日無外出史,6月16日出現發熱,17日被確診,天津已對93名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觀察。

據中國央視新聞報導,上週六( 20日),首批馳援北京的武漢醫療隊70人,當天17時50分抵達北京西站。官媒稱,醫療隊成員平均年齡為27歲,分別來自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協和醫院等6家醫院。

北京媒體人高瑜對本台說,不久前,有高等院校食堂工作人員去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採購,結果有人感染:“這次疫情來得特別厲害,人家說最好不出門,他們現在都瞞著呢。”

河北女網民被指微信造謠被拘

另據河北保定雄縣公安局發布通知稱,6月19日下午7時,有人在微信群散佈疫情謠言。警方迅速鎖定違 法人員馬某某,並於晚上8時30分將其傳喚到公安機關。經調查,網民馬某某(女,48歲)臆測新冠肺炎疫情,於19日下午4時21分在微信群內散播疫情謠言,該信息被大量轉發,造成不良影響。目前,馬某某已被行 政拘留。有網民對本台說,被處以行政拘留的馬某某是一位公務員:“河北有一個政府機關的人,把實話說了就被傳喚了。”

乌鸦飞过沧海: 哎乌的故事

作者: 哎乌                                            2020年6月20日

 

1973年,我出生于新疆北部。我的父亲勤劳善良、心灵手巧,是一名矿工和优秀的木匠。我三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没时间照料孩子,我被送到了南方,爷爷奶奶的家。童年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多年后回老家,陌生的族人们,还叫着我的小名,告诉我:我曾带领着小朋友,在家中的房间里,咯咯咯地笑着,极速地疯跑。

 

在老家,村里有个晒谷场,很高的谷仓墙上,悬着守夜人的床,要爬梯子才上得去。那悬空的大木床,是孩子们冒险的乐园。一天,我也爬了上去。和大孩子们玩儿。随后,梯子被收起来了。下面的孩子,也想爬上来,一起索要梯子。我想帮助他们,就搬梯子往下放。小小的我,身体失去平衡,栽下去摔在水泥地上,下巴磕流血了,被送医院缝了6针。

 

我上学后,外公把我带回了新疆。回到新家后发现,父亲已经再婚,找了一位后母。父母心里也有爱,但表现在行动上,是不太喜欢我们。因此,他们在我的眼里,是那么的陌生,建立亲情是不容易的。新疆严酷的自然条件,也颇能磨炼人,小学生要自带凳子上学,寒假放学往家拿凳子时,是最寒冷的一段路,锻炼了抗挫折能力。

 

我不爱说话,但很受同学们欢迎。不知为什么,同学们很爱我,完全无条件的友爱。我不爱学习,但成绩还算优秀。下课了就画娃娃玩儿,同学们会围在旁边看,我完成的“作品”,这个要一张,那个要一张。几天下来,一个本子就撕完了。那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是不知道的。有一天中午,我带着全班同学,到我家里玩儿,把家里蒸的馒头,一人一个发完了。家人回来以后,哭笑不得地笑我“傻”。 四年级时,认识了哈族小姑娘,两岁的阿梦古,花骨朵般可爱。她家很穷,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从家带吃的,上学路过她家时,给她吃的,抱她玩儿、哄她开心。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图片来自于哎乌的推特。

 

中学后的我,渐渐懂得爱美,有很多可爱的“糗事”。初二时,懂得化妆、穿漂亮衣服。中午上学前,坐在镜子前化妆、照镜子,一坐就是一小时。我弟常常看着我,做出不寒而栗的样子。由于我总是很酷的样子,男生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吴臭美”。 我姐呢,就为我编织白色长围布、彩色手套、红色网眼衫等,尽情打扮这个妹妹。一名眼神明澈、长发飘飘的梦幻少女,由此诞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深得老师喜爱。

 

考完高中以后的我,去了砖厂打工。重体力劳动,对15岁的少女,是个挑战。在出窖时,砸伤了食指,指甲发黑并且掉了,长了新指甲。中考的成绩出来后,我考了全校第四。在我之前两名,是上海回来的复读生。高考时,因父母准备离婚,没人负担学费,我错过了高考。但毕业考试成绩,我是全校第9,进了徐州矿大委培名单,只是没钱就读。

 

中学毕业后,我在家乡火电厂上班,工资低,我也不懂得送礼、走关系这些人情事故。工作能力够强,我却仍然受排挤。还发生过被领导性骚扰,我于是辞了职,去了附近城市发展。1998年,我认识了第一任丈夫傅先生,第二年与他结婚,开始了小家庭生活。

 

发后几年,我完成了文员培训,拿到了新大单科毕业证。进了公司,做些报价单、合同等。两年后,在一次帮忙时,得到市残联的肯定,一年后做了他们的编制外职员。工作很繁重,但我仍然有空上网。也是在这时,我了解到,每一个国家单位里,都有维稳工作,工作报告里,详细记录了,每年全国各地,有多少起群体事件等。

 

2007年,我在网上了解到,厦门人反对PX项目,进行了游行抗议活动。其文明程度,不亚于香港、日本人民。那是我第一次,对民主有了切实的感受,因为感觉美好,我不吃不睡,在网上写稿三天。被一位姐姐,误以为是记者。虽然那些稿子,最后都被毙了,但我内心很满足。随后几年,就山西黑砖窖、三聚氰胺奶粉、512汶川地震等公共事件,我写过许多批评文章,或自发地捐过款。那时,我还没有民主、人权等概念。

 

小时候的一位好友,曾说如果我愿意出国,愿意帮助我,并说很多人黑在国外,也过得挺好的。但我很清高,不愿意出国。2009年以后,我反复接收到过,这一类信息,都觉得和我没关系。2011年,我上了微博玩儿。但现实中的新闻,对人的冲击很大。尤其是政府强拆民宅、城管打砸抢、警察开枪打死人,这类事件让人震慑。

 

2011年上半年,我得知艾未未被失踪,决定为他呼吁。其中一个行为艺术,是许多人一起换头像,改昵称为艾XX。但没有人敢响应。我当时昵称乌鲁鲁。改昵称时发现,艾字被敏感,改不了昵称。于是我改为哎乌,这名随后广为人知,我没再改回原名。随后我继续,和网友一起声援、寻找艾未未,在他失踪80多天后,他终于被释放了。

 

2011年8月,我知道了陈光诚的故事,加入了网络声援。9月,在网上看到位,尚雪山@刁民难当  独闯虎穴。转发他的消息后,许多人关注他,他完成了侦查行动,安全回到了家。10月,我在网上寻求同伴,想去东师古探视光诚,还报名参加了团体行动。网上呼声很高,但很多人不敢去。有声称组织人去的,是钓鱼的骗子。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决定一个人前去。

 

随后就是了解当地情况、买票、到济南再买票,再转车到临沂。原本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去。但意外的是,10月22日这一天,有些网友比我还先到。在火车上,我用智能手机上网,@总捅宣言 @鬼脚妻,答应给我用笔记本电脑。年轻的学生@奴隶二代,一路为我祷告,并各种鼓励和关心,使我快乐且温暖。下火车后,@铁锺 和@古山民,二位兄长接我到了宾馆,安排和刘萍姐同住。

 

当晚,大家一起聚餐,坐了满满几桌人。还有当地人,前去告诉我们,说有900个看守,张开了大网,准备把我们全部抓进去,要我们注意安全,但我们并不害怕。饭后,大家准备去凤凰广场,一起放孔明灯。就用红纸写毛笔字。写了很多好玩儿的,我也贡献了几条,有点正式的字。例如: 伟静坚强、陈克斯我们爱你,被肉唐僧讥笑了。

( 编者注:伟静是陈光诚之妻、陈克斯是陈光诚之子)

 

写好以后,在凤凰广场放灯时,我在心里默默祷告,希望上帝保守光诚一家,早获自由平安。那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大约半年后,愿望真的实现了:光诚一家到了美国。放完灯后,大家一起商量,如果第二天有人被抓,我们就谁也不走,去政府门口静坐抗议。

 

第二天一早,下着蒙蒙细雨。美女小芹来找到我,我们一行数人,先去吃了早餐,然后大家一起,出发去东师古。我看到不少的同伴,都很朝气蓬勃,或和我年龄相仿,或是比我年轻。大家开开心心,说说笑笑,象效游一样地走着。到了东师古附近,有个声音问:“ 请问,哪一位是哎乌? ”   我答应了一声,从伞下看到,一名黑衣男子,正看着我微笑。 我好奇的眼神,也得到了回答:“ 我是刁民难当,谢谢你的关注!”

 

大家继续前行,刁民告诉我,路边两排打伞的人,全部都是看守。 我仔细一看,果然是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然后有小伙伴,居然开始调戏他们。一位看守很紧张,用方言回答:“窝是坐车雷,窝是坐车雷。”我们嘻嘻哈哈,笑得不行。随后,在离东师古50米处,发生了抢劫,包被抢走了。我们的人追上去找,群体暴力事件随后发生。黑压压一群看守,男男女女犹如恶虎扑食,对我们展开了攻击。

 

在这期间,大家的伞都丢了,东西也被抢了很多。男人们被打得很惨,古山民被打断几根肋骨,看到医生诊断书,我才停止讥笑他娇气。网友麦地,本来头发就不多,这次更被揪掉很多。他被揪着头发,摔在地上猛打。还有网友@我是新疆,被按在地上打,滚了一身泥。还有刘萍姐、保护她的大姐、阿姨,也都被打了,轻伤。我只遭到推搡和拉扯,但别人托付我的包,被看守抢走了。一位大个子小朋友,手机被抢,脖子一梗一梗,和看守吵架,我们拉着他跑了。

 

因为信奉非暴,我们没有人还手,大家被打得狼狈逃窜,在蒙阴县重新集合。这时已是中午,在一家饭店吃饭。大家都被淋湿了,有人发塑料脚套和衣服。我清点了人数,一共有29人。除了两位女生,绝大部分挨了打,聚餐成了群体控诉。我看着那场面,差一点笑出来。饭后,我们挨打的视频,上传到了网上,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场暴行。

 

大家聊得开心,因为没人被抓,不需要静坐抗议;在下午,我们遂各自回家。在快到乌鲁木齐时,有网友声称,要到火车站,拉横幅欢迎我。我开着玩笑婉言谢绝了,但和几位网友,一起聚餐聊天。这次,我认识了张海涛兄。在随后的11月,艾未未展开借款,为了展现公民意识,我汇去自己和朋友各自500元,成了第40号债主。

 

接下来,是持续地在网上,举行各种活动,声援被拘留、被殴打的兄弟姐妹,过程持续了半年多,直到光诚去到美国。2012年下半年,香港反国民教育社运爆发,先由三名学生,开始了绝食接力。我和佩利姐、陈云飞大哥,参加了大陆志愿者的接力部分。随后,我又召集网友,发真人照片,用红布蒙布或作拒绝手势,以行为艺术表示抗议。两岸三地有几百人参加,我制作了11张大型海报,请网友转发扩散。可惜删贴厉害,被删贴删完了。

 

2013年3月,我召集了募捐,声援刘萍、胡佳、刘沙沙、叶海燕的艾滋公寓,因为全程透明、帐目清楚,很受网友欢迎。在汇款的过程中,我和我的见证人李先生、张海涛一起,被国保跟踪偷拍。我们换了一家银行,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海涛随即被说成“法轮功”加以孤立,而我则开始被驱赶,不让房东租房给我。因向往自由气氛,2013年9月,我去了广东“朝圣”。年底,我认识了杨崇,我俩相知相恋,于次年8月,办理了结婚手续。

哎乌与丈夫杨崇。

 

2014年我们继续,参加公民同城活动,包括聚餐、声援围观、举牌抗争、法律维权等。两年间,我的多份工作,都被国保偷偷搅黄,人也总被驱赶。许多同仁,也和我们一样的命运。行李被国保扔出来,人被驱赶,我们陪他们一起找房子,或去看望良心犯的家人,去看守所存钱。和兄弟姐妹们相处,受到他们喜爱。我俩各得一个外号:杨崇叫洋葱,我叫乌鸦。他们动辄开玩笑,说:来人啊,把那只乌鸦给我炖了。

 

2015年初,在朋友们要求下,我和杨崇补办婚宴,被两次绑架遣返,限制人身自由数日。杨崇遂带着我一起,跑到了泰国曼谷,申请难民身份。在最初的日子,我俩的护照,就无故被人偷了。随后在泰国,我们呆了四年半。杨崇工作养家,我做各种活动,继续声援国内良心犯、抗争者,为之呐喊呼吁者,有很多很多。在此期间,我曾为郭飞雄、张海涛、贾敬龙、高智晟等关注组工作,卓有成效。

 

2018年,应难民要求,去曼谷使馆区,进行人权活动,向各大使饭递交呼吁信,邀请各大使馆,关注、帮助滞泰难民,要求未得到受理。我们随后离开,在举手表决后,只有一名同伴留下。后因同伴受伤,我们回去探视,和同伴一起被送到警察局。随后,我和杨崇被送到监狱,我被关押了23天,杨崇被关押了35天。在此期间,因外界积极声援,我被保释出狱。

 

随后,我又各种张罗,把杨崇保释出来了。但这一次的入狱,我们被限制离境,因此到加拿大的行程,被耽误了很久。因为这个原因,赴加行程多了一道程序,在次年5月,我俩又一起进了移民监。在里面,我们的行程,再次被推迟了一个多月,直到快7月底了,才得已入境加拿大。

 

于是,乌鸦飞过了沧海,这就是我——哎乌的故事。

 

 

困境中的不屈:诗人王藏一家的故事

作者:哎乌                                                              2019年6月19日

 

编者按:王藏(原名王玉文),曾在社媒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运动。多年以来,王藏及其家人屡受打压和政治迫害,因为遭到持续的逼迁、传唤、威胁等人权迫害。2018年王藏一家被迫从北京迁回家乡云南生活。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扣查的异见诗人王藏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6月17日,王丽和王藏的弟弟被传唤,他们去了冬瓜派出所后,至今无音讯。留下4个孩子,无奈由其母亲一人照看,希望广大网民关注王藏一家的安危,给予应有的声援和帮助。

 

王藏妻子王丽。

王藏的四个可爱的孩子。

 

我和王藏一家,原本不认识。但在2016年,声援郭飞雄的绝食抗争时,我看见王藏在国内,抱着小女儿拉横幅声援郭飞雄的照片,很是敬佩这位诗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还是80后。 谁说80 后都是脑残呢? 王藏本是诗人和艺术家,却以难能可贵的勇气,站出来说真话,屡遭打压而不后悔。众所周知,王藏已被强迫失踪十几天了,原因却不清楚。而因声援香港反送中,2019年王藏也曾被传讯过。

 

在前几年,因为和宋庄艺术家一起维权,王藏家曾被逼迁至少十次。2017年1月被逼迁时,由于王藏的妻子怀孕,他们坚持不走后,被断电、断网、断暖和间歇性断水9天。当时,租房合同并未到期,他家也未拖欠房租,在酷寒的9天里,5个多月的双胞胎孩子,喝奶粉都没有热水。同时,王藏也被警方威胁,再维权就要“当心家破人亡”。

 

2014年因声援香港占中,王藏被抓捕关押9个月,并遭遇酷刑和殴打、突发心脏病昏迷。他剛被抓時,有 15天关在像部隊營房的地方,四壁都是白色泡沫板。办案人员采用疲劳审讯,5天4夜不讓他睡覺, 强制站立4个通宵。年轻的王藏,本來沒有心臟病,也突發了心臟病。

 

在此期间,他妻子王丽和孩子,曾多次被骚扰。王麗和她幼小的女兒,被警方非法拘禁在派出所。而王丽并未屈服,仍勇敢的声援王藏。2015年4月19日,王丽在住处附近,曾遭到两人抢劫,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都被抢走,她也受到威胁,将会弄死她的孩子。

 

2020年5月30日,王藏又被抓进看守所,罪名是“煽动颠覆”。他妻子王丽,也和他一起被抓走。事发时,有二三十个人,守在他家楼下。另外约20人冲进他家,将王藏按倒,戴上手铐与黑头套,接着把他妻子王丽、4个孩子与王藏母亲按住,并把王藏和他妻子带走。王藏的妻子王丽,在派出所被讯问十几个小时,直到5月31日凌晨才获释,而王藏的弟弟丶表姊丶表哥与多名家人,也被带到王藏家中强制软禁。

 

在接下来两天,派出所以带孩子为由,派人到王家住了两天,而自那天起,他们也派人,在王家楼下与小区出口,监控王丽的一举一动。国保得知王丽买新手机后,于6月1日晚,再次传讯她与王藏的弟弟至派出所,要求交出手机与手机号码。虽然她顽强抵抗,但国保到她家去搜查后,警方没收了手机,也注销了她的手机号码。警察不断逼问王丽,她与王藏的手机密码,以及一些在北京仍与我们往来的朋友。王丽在被持续讯问下,曾一度昏厥。

 

现在,王丽的手机号被注销,微信也被封杀。王丽并被阻止买手机,出门就被到处跟踪。这一次,王藏被关押期间,学校校长与警察,都强制要带王家的孩子上学。此外,在讯问过程中,警察也威胁王藏的妻子与王藏的弟弟,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也会被抓起来关,并把她的孩子送进孤儿院。国保除了限制王家人的人身自由,也严格禁止亲戚拜访他家。

 

6月8日,王丽的4个孩子呼吁警方释放王藏,在视频中王藏的大儿子说道:“云南警方非法拘禁我爸爸王藏已第7天了。他们不给任何手续丶任何通知,还抢我们的手机,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与注销我们的电话号码。请全世界的叔叔阿姨关注我们,谢谢。

 

虽然警察对王藏的打压,一直没停过,但这次以“煽动颠覆罪”关押,可能与王藏不愿停止发表敏感言论有关。妻子王丽,曾去派出所与检察院,询问王藏的下落与案件进度,对方拒绝透露相关讯息。王丽向媒体声表示:“我现在希望楚雄警方,停止迫害我们家人,立即无罪释放王藏。”

 

“中国人权捍卫者”的顾问蓝宁表示,目前不清楚王藏被逮补的原因,但中国政府未说明情况便逮补他,显示中国政府无法容忍诗人通过文字表达看法。蓝宁说:“ 虽然中国政府持续打压异议人士,但不少异议人士仍勇敢表达意见。不论一个极权政府有多强大,他们不可能逼迫所有人都噤声。”

 

原籍云南的异见诗人王藏是在上月底被拘押,其后家属,包括他在云南的妻子王丽,4个孩子,还有王丽的母亲受到严密监控。6月17日,王麗和王藏的弟弟被云南公安传唤后,至今音讯全无。留下4个孩子,无奈交由其母亲一人照看,希望广大网民关注王藏一家的安危,给予应有的声援和帮助。

 

中印衝突:中國“釋放10名印度軍人” 兩國民眾情緒激憤

來源:BBC

據印度媒體報導,在中印兩國在爭議的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發生致命衝突後,中國釋放了10名印度軍人。

此前,發生在加勒萬山谷的戰鬥造成至少20名印度軍人死亡、76名印度軍人受傷,這是中印這兩個亞洲大國45年來首次發生致命衝突,雙方都指責對方入侵領土。

儘管兩國軍方人士展開密集對話,但雙方都暫無從前線撤軍的跡象。與此同時,兩國民間的對抗情緒繼續加劇。

釋放士兵

據多家印度媒體援引軍方消息人士的話說,在中印兩國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進行談判後,中國釋放了6月15日在兩國衝突中被扣留的10名印度軍人。路透社也援引印度政府的消息源證實了該消息。

10名獲釋者包括一名中校和三名少校。印度政府目前沒有確認是否仍有印度軍人失踪或被扣留。

印度媒體稱,10名獲釋者在周四(6月18日)傍晚返回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的印度一側。

新德里電視台(NDTV)稱,當這些軍人被扣留時,該媒體選擇推遲發布這一消息,以確保談判沒有任何風險。

上週末爆發的衝突導致至少20名印度軍人死亡。印度媒體曾援引未經證實的消息說,至少有40名中國士兵在衝突中死亡,但中國至今尚未發布任何傷亡數字。

不過,解放軍西部戰區發言人周二(6月16日)曾模棱兩可地表示,雙方激烈肢體衝突“造成人員傷亡”。

有消息指,由於兩國軍隊在海拔近4300米的高原上爆發衝突,地勢相當陡峭,一些士兵掉進了湍急的加勒萬河,而當時的氣溫不到零度。

印度媒體《今日印度》(India Today)資深編輯希夫·阿羅爾(Shiv Aroor)稱,釋放印度軍人是雙方周三談判的一個關鍵議題。

中國的官方冷、民間熱

此次沖突是中國和印度數十年來爆發的傷亡人數最慘重的邊境衝突,但由於官方延續了此前低調處理的模式,讓中國國內輿論呈現出官方冷、民間熱的現象。

除了播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西部戰區發言人此前對此問題的表態,中國傳統的三大喉舌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都沒有發布相關社論。

對中印局勢發聲較多的是《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這份常帶有較強民族主義傾向的官方報紙,在此次事件上表態也顯得十分克制。

“邊境是中印關係最敏感的神經,它先平靜下來,中印友好合作才能有整體上的從容,”這份報紙在社評中寫道。

其他一些媒體則採用更加隱晦的方式進行報導。中國共青團中央主辦的“中國青年網”週五(6月19日)突然在官網醒目位置發布了一篇舊聞《東線戰場記憶——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回顧1962年中國和印度進行邊境戰爭的歷史。

儘管官方想為衝突降溫,但在印度駐華大使館的官方微博賬號下,有很多中國網友留言對印度表示不滿。

“打嗎?奉陪!來吧!既然打算出手,別唯唯諾諾,來吧,”一名微博網友說。

還有一些網友要求印度歸還藏南地區(印度稱阿魯納恰爾邦)的領土。

“中國人雖然和氣,但也不是軟柿子。 印度自己掂量下,現在還佔領者我們的領土。你們一天天做夢呢,”另一名網友評論說。

不過,也有一些中國網友質疑,為何中國至今並未公佈中國軍人的具體傷亡情況,是否有所“隱瞞”。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此前在社交媒體表示,他認為這是中國釋放的“善意”。

“中方沒有公佈解放軍士兵在與印度軍人肢體衝突中的傷亡數字,我理解,是中方不想讓兩國民眾對雙方傷亡數字進行對比,從而刺激兩國公眾的情緒。這是北京的善意,”胡錫進寫道。

印度街頭的反華抗議

相比之下,印度民眾的憤怒情緒更加強烈。

儘管仍處於新冠疫情期間,但從北方邦到古吉拉特邦,印度多個城市都掀起了反華抗議。憤怒的人群走上街頭,焚燒中國國旗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肖像。

位於德里南部的一個富裕社區甚至公開“向中國宣戰”,並宣布抵制中國商品。

很多印度民眾也在社交媒體上發起抵制活動。在西部城市蘇拉特(Surat),一名市民當著當地媒體記者的面將一台中國製造的液晶電視機從二樓扔下。

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The Confederation of All India Traders)也加入了抵制中國製成品的號召,該組織公佈了一份包括450個大類的商品抵制名單,涵蓋從化妝品到服飾、家具等3000多種中國產品。

此外,一張據稱是兩國衝突中使用的武器照片被曝光,也進一步引發了部分印度民眾的憤怒。一位印度邊境地區的高級軍官向BBC提供的圖片顯示,衝突中使用的一種原始武器是一種附有尖刺的鐵棒,類似於古兵器狼牙棒。他稱,這些武器是中國人使用的。

印度軍事專家阿賈伊·舒克拉(Ajai Shukla)也在推特上發布了這種武器的照片並表示,中國士兵用於攻擊印度軍人的這種武器是“野蠻行為”,應受到譴責。

此外,還有包括印度反對黨國大黨議員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在內的諸多印度知名人士公開質問當局為何沒有讓印度士兵配備武器前往前線。

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回應稱,所有邊境地區的軍人在執勤時都攜帶了武器,特別是離開哨所時,但根據中印兩國長期的慣例沒有開槍。

蘇杰生所指的,是1996年中印雙方達成的一項協議,該協議規定中印兩國任何一方都不得在實際控制線兩公里範圍內鳴槍、實施爆炸作業、使用槍支或爆炸品打獵,以防止局勢升級。

不過,蘇杰生的回答並未平息印度的民怨。印度著名記者拉胡爾·潘迪塔(Rahul Pandita)在推特上評論稱,雖然有協議存在,但如果指揮官都被釘子和鐵刺打傷時,卻依然不能動用武器,那攜帶武器的意義又在哪裡。

另一名印度知名媒體人阿舒托什(Ashutosh)也質問稱,為何印度士兵沒有使用武器自衛。

呼籲歐洲捍衛民主應對中共挑戰:蓬佩奧哥本哈根民主峰會講話全文

來源:美國之音

應前北約秘書長安諾斯·拉斯穆森的邀請,美國國務卿麥克·蓬佩奧星期五(6月19日)從加利福尼州橙郡通過網絡視頻對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就“中國挑戰”發表講話。他說,敵視民主價值觀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僅在周邊地區是“流氓行為者”,而是影響到各國。他呼籲歐洲盟友在“自由與暴政”之間做出選擇,站在美國一邊,“明確發聲”並“果斷行動”。

以下是蓬佩奧講話的全文中文翻譯:

安諾斯,非常感謝。感謝您熱情的問候。很高興今天跟大家相聚, 向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問好。很榮幸與你們和(安諾斯·)拉斯穆森秘書長在一起,他是全世界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們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都知道這點,但是談起加強跨大西洋關係,安諾斯真的身體力行。他的兒子和他三個漂亮的孫輩都住在美國這邊,都是美國公民。很高興在大西洋兩岸都有拉斯穆森,把我們團結在一起。謝謝邀請我參加今天的會議。

當安諾斯就這次活動發出邀請時,我立即就接受了。這麼多你們都參加過的這些會議談的是這個世界出了什麼錯。而我想把焦點放在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正確事情、我們做對了什麼,而這就是民主。我們知道這一點。挑戰是如何維持它。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沒有什麼目標比這個更為高尚了。

我有幾年在鐵幕一帶巡邏的人生經歷,—那是幾十年前了,我當時還是一名年輕軍官,在德國服役。我親眼目睹了暴政,在我之前擔任中情局局長和現在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我與各種不自由的政權打過交道。

第一個原則:壓迫你的男女同胞談不上任何勇敢和遠見。民主是唯一尊重人的尊嚴、個人自由和人類進步的政體。推論是:資本主義是整個歷史上最了不起的反貧困項目。

我想做個簡短髮言,並且期盼著回答問題。

第一:那種歐洲正在被迫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做出選擇的想法。我想花一定的時間來談談這一點。

第二:那種給你的價值觀打折扣無須付任何代價的信念。

不管我去哪裡,我都會與我的對應官員以及像今天這樣的聽眾談論我們在這個世界所看到的現實,特別是中國。我在歐洲、北極地區、中亞、非洲、太平洋島嶼都這樣做過。

多年來,在一個希望的時代,西方曾相信我們可以改變中國共產黨並同時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這是當時的交易,當時的賭注。

三十年前東歐和前蘇聯民主大潮的興起讓我們也許是合理地相信,自由擴展到所有國家是勢不可擋的。所以我們進行了接觸。我們向一個我們當時知道對民主價值觀持有敵意的威權政權敞開了大門。

在這期間,中共下了賭注,他們的賭注是可以對我們的善意加以利用,同時向我們保證他們希望有合作式的關係。就像鄧小平所說:“韜光養晦。”

我談論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說起來很複雜。在這個問題上談論過錯沒有實際意義,並不重要。

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公司懷著巨大的樂觀情緒在中國投資。我經營過一家小公司,我們自己在中國也有業務。我們把我們的供應鏈外包給深圳這樣的地方。我們向與解放軍有關的學生敞開了我們的教育機構。我們歡迎中國國家支持的投資進入我們各自的國家。如今,我們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了一起。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必須承認有關我們是在與何人何物打交道的一系列事實。我認為,我們正在看到這點。我認為,在世界各地,這點每一天都在變得越來越清楚。

中國共產黨下令終結香港的自由,踐踏了一項在聯合國登記的條約和香港公民的權利,這是中國共產黨踐踏的很多國際條約中的其中一項。

習總書記為針對中國穆斯林發動殘暴的打壓行動開了綠燈,這種踐踏人權的規模是我們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未見過的。

解放軍將邊境緊張關係升級,今天我們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印度看到了這一情形。我們看到它把南中國海軍事化並提出更多的非法領土聲索,威脅著關鍵的海上通道。這是它打破的又一個承諾。

但是中共並不僅僅是在自己周邊的一個流氓行為者。假如它只是如此,我們對其會有不同的想法。它影響著我們所有人。它在新冠病毒的問題上撒了謊,讓其擴散到全世界,同時卻向世衛組織施壓,幫助它的掩蓋行動,順便要說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做到透明。如今,幾十萬人喪失了生命,全球經濟遭到了重創。即使是現在,大流行病已經持續了幾個月了,我們還是無法獲取病毒活體樣本,無法進入設施,有關武漢12月患者的信息仍然無法得到。

它正在推動虛假新聞和惡意網絡行動,來破壞我們的政府,並在美歐之間製造隔閡。它讓發展中國家背負債務並帶來依賴性。

你們看到了這一切。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強逼各國與中共監控之國的一個分支華為做生意。它公然攻擊歐洲的主權,手段是收購從比雷埃夫斯到瓦倫西亞的港口和關鍵基礎設施。

我們必須摘去經濟關係的金色眼罩,看到中國挑戰並不僅僅出現在門口,它出現自每一個首都,出現在每一個區,每一個省。

應該帶著懷疑眼光看待中國國有企業的每一項投資。

歐洲面臨中國挑戰,就像美國一樣,也像我們的南美、非洲、中東和亞洲朋友一樣。

本星期早些時候,我曾有機會在星期一會晤我的歐盟對應官員。我知道在歐洲有人害怕美國想要你們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可情況根本不是這樣。是中國共產黨在強迫做出選擇。這不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選擇。這是自由與暴政之間的選擇。

中共希望你們把我們在自由世界通過北約和其它正式與非正式機制所取得的進步拋棄,採用一套新規範來遷就北京那些人。

我不相信有一個獨特的“歐式”或“美式”方法來面對這一選擇。沒有任何辦法可以用這些替代選項來首鼠兩端而不必拋棄我們的本質。依賴威權主義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之名。

好消息是,我的歐洲朋友們,—即使這個星期我也能夠看到,並不一致,想法不同,國家不同,但是他們正在清醒地看到這一挑戰。我聽說他們當中有一些人質疑民主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夠取勝。

這樣的猶疑讓北京得意。他們不應這麼自信。我們正在取勝。這是我在慕尼黑講話中談到的。

駐法國的一位中共外交官最近說,“西方某些人對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開始不自信了”,“(西方國家)有些人變得心理十分脆弱”。

然而,民主並不是中共相信的那樣脆弱。民主是強大的。我們打敗了法西斯主義。我們取得了冷戰的勝利。

脆弱的是威權主義。中共的宣傳手竭力控制信息和言論的流通,以維持他們對政權的把持。在數字防火長城也延伸到我們各個國家之前,他們是不會心滿意足的。在某些方面,這已經發生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可以花一些時間來討談論的,安諾斯。

我雖然一刻也不會相信民主是脆弱的,但它確實需要精心呵護和時刻警惕。

我最近與歐洲盟友的私下交談讓我感到鼓舞,他們正在嚴肅地對待這些責任。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們本星期早些時候有一次激烈的討論。我們就民主國家應該在什麼事務方面進行接觸展開了辯論,那是我們所做的。這恰恰是我們應有的辯論。這是一次良好的會議,我們將繼續就中國問題與歐洲方面對話。

與此同時,有很多的積極步驟。有歐洲領袖重大參與的新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每個星期都有新成員加入。丹麥勇敢地挺身面對中國審查丹麥報紙的企圖。英國正在朝著把華為清出網絡的方向採取行動。捷克方面挺身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脅迫性的外交。瑞典方面已經關閉了駐本國境內所有的孔子學院。我們的北約盟國已經承諾從現在到2024年之間總共增加4千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安諾斯在布魯塞爾的繼任者斯托爾滕貝格秘書長最近發表了具有遠見的講話,談到北約的使命,“挺身捍衛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礎上的世界”並反制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惡劣影響。

我就把話說到這裡,這樣安諾斯可以講話。我們都知道,我們都有過經歷,民主並不容易。它有點亂。全世界可以看到我們會有艱難的辯論,就像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一樣。然而這種糾結反映的是對根本價值觀的承諾和我們建設一個更加完美的聯邦的不懈努力。這就是我們的本質,而且我們與我們的歐洲朋友共同擁有這些價值觀。

我希望我將從歐洲聽到更多有關中國挑戰的公開聲明,因為我們所有的人民都理應了解這一點,美國已經做好準備與你們站在一起。讓我們明確發聲,而且更重要的是,果斷行動。對暴政與自由之間的選擇,讓我們不要留下任何疑惑。

安諾斯,我期盼著我們的對話。願神祝福大家。

中國公佈北京新發地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 官員稱病毒株源自歐洲

來源:美國之音

中國公佈北京新發地新冠疫情和病毒基因組序列數據。有關官員稱,初步研究顯示,新發地的病毒株來自歐洲。

北京最大的農貿市場“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上星期爆發新冠病毒疫情,感染數近200人。北京市全面提升公共衛生應急響應級別,從三級調至二級。

中國星期四晚間公佈了新發地新冠疫情的病毒基因序列數據,並提交給世衛組織和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

病毒基因序列在診斷新冠病毒,了解新冠病毒傳播和控制方面是個重要和迅速發展的工具。

中國國家微生物數據中心網站公佈的信息表明,北京的病毒株基因數據來自兩個人類,一個環境,​​共三個樣本。樣本採集時間在6月11日。

同樣在6月11日,北京報告發現數月來第一起本土病例。此後一個多星期以來,北京報告累計確診病例183例,均同新發地農貿市場有關聯。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長助理張勇說,從基因組和流行病學的初步研究來看,這個病毒來自歐洲,但是跟歐洲目前傳播的病毒不同,比歐洲現在流行的病毒要老。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本週曾經對媒體表示,北京的新冠病毒株跟歐洲的類似,儘管不一定是直接從歐洲傳入的。他說,美國和俄羅斯發現的病毒株大部分來自歐洲。

吳尊友星期五在央視上說:“肯定是北京以外的什麼人或者貨物將病毒帶入新發地市場的,但是目前還不清楚是誰,或什麼貨物將病毒帶入北京的。”

第一批新冠病毒感染源被認為來自武漢的一個海鮮市場。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850多萬人感染。數十萬人 死亡。

北京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的“震中”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目前已經關閉。

香港工會及學界發起620罷工罷課公投 抗議港版國安法

來源:美國之音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四開始審議“港版國安法”,香港30個工會組織以及學界團體召開記者會宣布,發起6/20全香港首次罷工罷課公投,就反對港版國安法表達意向。

主辦單位表示,有信心達到最少6萬名工會會員以及1萬名中學生投票的目標,如果達到投票門檻,將會發起跨工會聯合罷工以及中學生罷課行動,彰顯香港人反抗的決心。香港政府官員多次公開反對罷工罷課公投,尤其反對公務員參與,令人覺得公務員與政府對著幹。

在反送中運動後由超過20個行業、合共30個工會組成的“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與“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最近發起6/20全香港首次罷工罷課公投,就反對港版國安法表達意向,多個工會及學生代表星期四(6月18日)晚召開記者會,宣佈公投日的具體安排。

工會指罷工公投是港人行使合法權利

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理事長鄭衍祺在記者會上表示,自從“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宣布發起罷工公投開始,香港政府、親中媒體,以至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多次公批評投行動,不過,這些批評並無削弱港人參與公投的意向,鄭衍祺表示,除了參與公投的工會數目由23個增加至30個,不少香港“打工仔”為了參與這次公投紛紛加入工會,更有個別工會會員人數在兩星期內上升接近70%。鄭衍祺強調,罷工公投只是香港人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

鄭衍祺說:“你大家想像到會對香港施加壓力的團體的人,都出來講、出聲,你會見到就是,其實他們是很擔心我們這個工業行動以及罷課是真的搞得成的,你見到政府是做很多不同的手段去到抹黑。在這裡我需要重申一點,就是我們這些罷工或者罷課的權利,《基本法》第27條以及聯合國里面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實都是容許我們去有這些言論、組織工會以及罷工的自由的,我們這一切的行動都只是去行使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應該有的權利而已。”

罷工公投門檻為6萬會員投票

“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發起的罷工公投有兩項動議,包括反對中國全國人大製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定,以及港版國安法嚴重衝擊行業的前景及價值,授權理事會發動工業行動或罷工,以阻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而通過罷工公投的門檻是合計取得至少60,000名會員投票,總票數60%贊成動議就會通過,各參加工會亦會按他們會章所訂定的法定表決人數而決定該工會是否通過議案。一旦通過議案,各工會將正式開始籌組工作,為大規模罷工準備。而當參加公投的工會之中,達80%工會達到工會的罷工門檻,將會發起跨工會聯合罷工。

公關及傳訊業總工會主席謝小姐表示,星期六(6月20日)罷工罷課公投日,全香港多區設有23個投票站,投票時間為上午10時至晚上8時,所有投票的人士必須是工會會員以及中學生。

喚起社會關注打工仔反國安法決心

謝小姐表示,目前30個工會總會員人數有1萬4千人,投票日前仍然接受會員登記,甚至投票日當日都可以在投票站登記成為工會會員,即時參與投票,她表示,有信心達到最少6萬名工會會員投票的門檻。

謝小姐說:在社會上是有很多的雇主是有秋後算帳的行為的,所以其實我們希望公投行動有足夠的人數參與,才可以發動一個有規模以及有認受性的一個罷工行動,從而是去保障所有參與今次行動的會員的安全。”

謝小姐又表示,最少6萬人投票只是一個起點,希望喚起香港社會各界關注, “打工仔”反對港版國安法的決心。

謝小姐說:“我們是希望透過今次的行動(罷工公投),令到更加多人看到原來香港已經有一班’打工仔’,是願意麵臨國安法都願意繼續站出來去發聲、去表示對這個國安法的不滿。”

因應港府延長“限聚令”,室外最多50人聚集,謝小姐表示,投票日各票站會有足夠的糾察維持秩序,安排每50人分開一組在票站外排隊,而“限聚令”放寬室內不設人數上限,所有投票站都安排在室內的場地。

若公投通過未有罷工確實日期

謝小姐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會在投票日檢視投票結果,如果罷工動議獲得通過再公佈罷工行動的細節,但是她坦言目前未定明確的罷工日期。

謝小姐說:“為什麼未有一個確實的(罷工)日期呢,就是因為我們本身都是想看究竟(香港)政府以及中國政府是會幾時去強行通過這個國安法,或者用特別的手段,但是今日(6月18日)最新的消息就是說已經會在人大(常委會)進行討論,所以我們都看到國安法其實已經逼在眉睫的了。”

謝小姐表示,如果罷工動議獲得通過將會發起為期3日的“警示式罷工”,例如是集體請病假或者年假,如果當局不回應訴求撤回港版國安法,將會發動真正的罷工行動。

罷課公投門檻為1萬中學生投票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起的中學生罷課公投,有兩項動議,包括包括反對中國全國人大製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定;以及港版國安法嚴重衝擊香港的自治、各項人權及自由,中學生將以罷課阻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罷課公投通過的門檻是合共取得至少有1萬名中學生有效投票,當中至少5千名中學生參與實體投票。如果贊成罷課達總票數的六成,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將發起罷課行動,呼籲學生參與罷課。

學生組織指港版國安法如刀架頸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言人鄭家朗在記者會上表示,“港版國安法”如刀架頸,切實威脅學生的個人自由及人權。從過去一星期來自中共以及香港政府狂打壓可見,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任何形式表達政治意見將不會再有絲毫空間,甚至面對嚴重的刑事後果。

鄭家朗表示,這次公投可能是香港學生最後一次能夠自由地表達政治意見的機會,越多人參與公投就越有認受性,民意的力量就越大。

鄭家朗說:“例如(中國)國歌法的公佈,又或者(中國)國歌法的教材等等,都已經在限制我們的思想自由,甚至(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都已經講到,就是這個(中國)國歌法如果學校處理不到的話,就要求警察入校去處理的了,每一件事情、每一樣的威脅都是’如刀架頸’,我們必須要挺起反抗,公投為什麼會成為譴責的對象,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擁有民意、民意就是我們最大的力量,亦是我們最大的武器,所以我們呼籲同學是令到這個公投愈有認受性,愈多同學出來投票令到我們真真正正能夠顯示給國際社會聽也好、香港社會聽也好、甚至(北京)中央政府看也好,我們反對國安法的立場究竟是有多堅定的。”

鄭家朗指學生罷課會被秋後算帳

鄭家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學生參與罷課會受到學校以至教育局秋後算帳是必然發生的後果,他認為學生不應該淪落到成為當局的“扯線公仔”,他強調學生不是被煽動出來參與罷課公投。鄭家朗說:“秋後算帳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來的,但是你講的是一間中學也好、通識科也好,其實本身就是鼓勵學生去參與社會政治的議題積極發聲,為何香港教育淪落到現在這個地步呢﹖就要問政府了,以及其實政府要的是一班有思考的公民、公民社會的公民呢,還是要一班’扯線公仔’,不加思索的一班木偶呢﹖但是秋後算帳那方面我們都會盡力協助學生,以及參與不同的罷課呼籲都是學生的選擇來的,即是不是由任何人煽動的。”

公務員工會對國安法沒預設立場

新公務員工會主席顏武周在記者會上重申,工會是以“商議”的形式參與這次公投,他強調工會對港版國安法沒有預設立場,他們的投票內容亦沒有反對的字眼。

顏武周強調,公務員有同等權利及責任關注中國國家安全立法以及相關內容,例如會否觸發類似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大型沖突,影響香港市民與公務員關係,令公務員執行職務更果難,因此公務員有權利就這些議題表達意見。

顏武周說:“在這裡強調,其實為什麼最後面對這麼多批評,或者不當的聲音,我們都堅持參與在這次行動(罷工公投)上呢,是因為我們覺得公務員作為全港一個最大僱員的團體,其實它是一個起到很重要的標誌性作用,若果我們在這個時候都不能夠繼續去堅定地捍衛自己本身僱員應有的權益,其實我們是講不過去。所以我們亦都希望政府或者同其他外界,不要誤解我們今次參與行動的目標及方向,即是將它定性做一個政治性的行為,希望它(香港政府)尊重我們同事去表達聲音的權利,以及就著一些影響自己權益的議題去發聲。”

港府嚴厲譴責罷工罷課公投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星期五(6月19日)向公務員發信表示,以公務員工會名義參與所謂“罷工公投”的“聯合工會行動”,會使外界誤以為他們是代表多數公務員,令人覺得公務員與政府對著幹,嚴重損害公務員隊伍的良好聲譽。

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星期日(6月14日)發表網誌表示,香港正準備從重新起步之際,有組織發動所謂“罷工罷課公投”以反對“港區國安法”,他批評行為損害香港人利益,必須予以嚴厲譴責。

張建宗又表示,更令人氣憤及遺憾的是有公務員工會號召公務員參與罷工公投,行徑公然損害整體香港社會利益和公務員隊伍聲譽,他強調香港政府絕不會坐視不理。

中國軍機四天四次進入台灣空域

來源:美國之音

台灣軍方表示,中國軍機星期五(6月19日)再度進入台灣西南空域。這是四天來的第四次,也是這兩週來中國軍機第6度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

台灣空軍司令部星期五表示,中共殲10戰機在午時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台灣空軍出動空中偵巡戰機,並向中共戰機發出廣播警告予以驅離。

但是台灣軍方沒有說明這次中國戰機的數目。台灣空軍司令部說,目前狀況正常。

這個星期以來,中國軍機已經6度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中國方面沒有公開說明其軍機接近台灣行動的原因,但之前曾表示,這是例行訓練,目的是要展示中國防衛其主權的決心。

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資料,中國軍機今年年初以來密集擾台,尤其是6月9日起至今,已經六度飛進台灣防空識別區,分別出動了蘇-30戰機,運-八軍用偵察機,殲-10和殲11戰機。中國軍機頻繁在台海的活動給台灣空防增加了壓力。

路透社星期五報導說,台灣的空軍訓練有素,而且正在把美國製造的F-16 戰機現代化。台灣軍機例行在台灣海峽敏感空域巡邏。

美軍一架C-40A運輸機本月9日飛越台灣,引來中國外交部和國台辦連番抨擊。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曾怒說:“民進黨勾結外部勢力侵犯中國主權安全,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對於中國軍機頻繁進入台灣空域,台灣學者林穎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背後因素很多,可能是共軍例行演練的一環,或藉此宣示周邊海空域的主權,也可能是針對8月份有25國參加的環太平洋軍演,或台灣下個月即將進行的漢光演習,來提前給各方下馬威,也藉此展示對中國國產軍機實力的信心。

美眾院共和黨公佈首份新冠病毒調查報告 詳述中共隱匿疫情

來源:美國之音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人針對新冠病毒起源及爆發過程公佈階段性的初步調查報告,內容按照時間線詳細列舉自2019年12月底以來有關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事件,並說明中國共產黨政府如何隱匿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信息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報告呼籲對中共早期隱瞞疫情的行為展開國際調查,並要求世衛組織總幹事辭職。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Rep. Michael McCaul, R-TX)為眾議院中國工作組主席。他所率領的調查小組星期一(6月15日)發表了《關於Covid-19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與世衛組織角色問題的少數黨中期報告》(The Interim Minority Report on Origins of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including the Roles of the CCP and WHO)。

“幾個月來的調查清晰地顯現,中國共產黨對新冠病毒、特別是在疫情爆發初期時的掩蓋,在讓原本可能是一場地方流行病轉變為一場全球大流行病的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麥考爾眾議員在聲明中說。

這項初步調查結果可被視為是美國議員們呼籲就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病展開調查以來由國會方面出台的首份官方報告。

作為持續進行的調查工作的一部分,這份長達50頁的中期報告側重於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階段,也就是2020年1月23日前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前所發生的相關事件。

報告顯示中國從未正式向世衛組織通報疫情

報告首先提到,中國當局確認的最早病例可追溯至2019年11月17日,隨後幾週,每天都出現1至5例的新病例報告。 2019年12月16日,一名65歲男子因發燒和肺部感染被送往武漢市中心醫院,在使用抗生素和抗流感藥物後,這名男子的病情沒有出現好轉。後來發現這名男子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工作。

報告說,在接下來的數天內,武漢各地醫院開始出現數十例類似症狀的疾病。截止12月20日為止,感染人數達到至少60人,其中包括在華南海鮮市場工作的人的家屬,這些親屬與市場工作的人有密切接觸但本身並未直接接觸市場。報告指出,這顯示為病毒人傳人的早期跡象。

12月25日為止,武漢兩間不同醫院的醫護人員在感染病毒後接受隔離治療。報告提到,這是病毒人傳人的第二個明確跡象。

報告指出,12月27日,武漢的醫院和衛生官員收到當地一家處理病患樣本的實驗室通知,稱這種疾病是由一種新的冠狀病毒株所引起的,而這種冠狀病毒的基因與導致2003年SARS大流行的病毒株相似度高達87%。

報告接著說,三天后,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醫生艾芬收到了實驗室的檢測結果,確認為“SARS冠狀病毒”。於是艾芬醫生通知醫院主管,並將報告結果提供給醫院的公共衛生部。

報告說,在同一家醫院任職的李文亮醫生得知消息後,在微信群組中告知友人“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

12月31日,中國媒體關於爆發非典肺炎的報導開始出現在網上。其中一篇報導的機器翻譯被全球電子新興傳染病疫情通報系​​統Pro-MED偵測到。

報告指出,根據世衛組織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恩醫生(Dr. Michael Ryan)的說法,這則出現在全球電子新興傳染病疫情通報系​​統Pro-MED的通知是世界衛生組織得知武漢疫情爆發的信息來源。世衛組織日內瓦總部隨後指示該組織中國辦事處尋求中國政府協助對有關信息進行核實。

報告繼續指出,儘管中國公開聲稱有向世衛組織及時通報了疫情,但中國政府實際上從未正式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武漢爆發的疫情,也未在疫情初期向世衛組織提供相關信息,這已違反了世衛組織的《國際衛生條例》。

根據《國際衛生條例》,各國必須向世衛組織報告本國內新出現的疾病。

報告指責世衛組織忽視病毒人傳人警告、延緩宣布國際關注突發公衛事件

除了上述提到病毒在早期已出現人傳人的跡象之外,報告還指出,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員在12月31日曾發電郵給世衛組織,對中國網絡上出現的“至少7起不明肺炎”的消息表示擔憂。

台灣疾病管制署在電郵中稱,自網絡上得知,在中國武漢市爆發至少7起非典型肺炎。中國慣稱薩斯(SARS)為“非典型肺炎”。

報告提到,除了至少“7起病例”的說法與李文亮醫生在微信群組中所發布的信息吻合之外,台灣衛生官員的電郵還警示病患已進行隔離治療,由此研判該等病例有人傳人的可能。

報告說,世衛組織僅以一份書面聲明回覆台灣政府的電郵。聲明稱,台灣的擔憂已被轉發給其他專家,但為了其他成員國的利益,有關消息不會發佈在他們的內部網站上。

根據眾議院共和黨人公佈的這份調查報告,世衛組織一直到今年1月4日才公佈其對武漢爆發疫情所掌握的資訊。同一天,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也公開警示,病毒在人際間傳播的可能性很高。

不過,近10天后,直到1月13日泰國出現首宗中國境外確診病例,世界衛生組織才表示“有可能存在有限的人傳人……但現在非常清楚的是,我們沒有看到持續的人傳人。”

世衛組織官方推特更在同一天說,“中國當局沒有發現明確證據顯示病毒會人傳人。”

國會共和黨人的報告還發現,1月20和21日,世衛組織在中國當地的辦事處和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赴武漢進行了實地考察。兩天的訪問結束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Dr. Tedros Adhanom)最後決定不宣布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稱“這是中國的緊急情況,但尚未成為全球衛生緊急情況。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存在人傳人現象。”

報告說,隨後幾天,法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陸續傳出首起病例。 1月28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到北京進行訪問,並讚揚中國共產黨對疫情的處理,稱“中國展現出透明度,包括分享病毒數據和基因序列。”但是報告指出,來自中國的有關病毒信息並非公開講話,是由一名中國研究人員在網上洩漏後而流傳開來。這名研究人員也隨後遭到懲罰。

兩天后,1月30日,譚德塞才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此時,全球已有近1萬個確診病例,其中包括83起分佈在18個中國以外的國家。

美國也在1月30日這一天確認了第一宗人傳人的病例。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一直到41天后、也就是3月11日才宣布2019新冠病毒為全球大流行病。

報告對武漢病毒研究所安全和研究提出擔憂和質疑

報告還提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所引發的安全疑慮。報告說,雖然武漢病毒研究所在許多關於新冠肺炎起源的討論中時常被提及,但科學界和情報界目前的廣泛共識是,新冠病毒的起源屬於自然產生。

不過,報告說,沒有“零號病人”的流行病學數據和實驗室樣本被銷毀等問題,讓研究人員可能永遠無法得知病毒的鵲起源頭。報告建議,謹慎的做法是針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目前已知的情況,包括其20個實驗室進行病毒研究。

隨著武漢病毒研究所成為新聞焦點的同時,有關這間實驗室的安全規範和標準也引起各界質疑。據報導,2018年美國國務院發過至少兩封有關武漢病毒研究所擔憂的電報。這兩封電報分別來自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和武漢總領事館的國務院人員,重點均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是否嚴謹相關。

眾議院共和黨人公佈的報告提到,長期研究蝙蝠和冠狀病毒的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石正麗也曾提及對實驗室安全的擔憂。報告引述石正麗在一次採訪中講述她是如何重新檢查自己實驗室多年來的記錄,以檢查材料是否有處理不當的。她還將收集到的冠狀病毒樣本與導致新冠病毒疫情的薩斯病毒樣本進行了比對。報告提到,石正麗表示,在完成審查後並未能找到對應匹配結果後,她感到鬆了一口氣。

“有鑑於中國共產黨拒絕分享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其他地方的樣本,國際社會也無從對石正麗的說辭進行核查,”報告說。

報告表示,雖然目前仍無法證明正在進行的大流行病是否為實驗室流出(意外或非意外)的結果,但石正麗曾對於實驗室的安全問題有所質疑這件事本身就令人感到擔憂。

報告建議:撤換WHO領導層、展開國際調查、修改國際衛生條例

報告尾聲提出三點建議,包括撤換世界衛生組織領導人、針對中國共產黨在大流行爆發初期隱匿信息的行為展開國際調查以及改革《國際衛生條例》。

報告稱,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已失去各界對其領導力的信任,為了恢復成員國對世界衛生組織的信心,讓世衛組織恢復職責,為全球公共衛生提供準確技術建議,譚德塞必須為其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不當影響承擔責任並辭職。

“世界的健康不能承受(世衛組織的)無能和管理不善,”報告說。

麥考爾眾議員在公佈報告時發表的聲明中說:“不幸的是,在總幹事譚德塞的領導下,世界衛生組織一再忽視病毒嚴重性的警告,甚至包括他們自己的衛生專家所發出的警告。同時在未經獨立證實的情況下,不斷學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這是巨大的失敗,我們必鬚髮掘真相,這樣我們才能建立未來保障措施,以防止這種情況再度發生。”

報告還呼籲美國應該和理念接近的世衛組織成員國以及台灣展開國際合作調查,追究中國共產黨在疫情爆發初期隱瞞信息的行為以及世衛組織未履行《國際衛生條例》義務的責任。

報告提到,這類的調查應該包括追溯調查當年薩斯病毒和這次的新冠病毒等起源、中國共產黨隱瞞疫情相關科學和衛生信息的做法、中國共產黨的掩蓋活動對世衛組織的影響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掩蓋活動對全球反應的影響。

報告寫道,目前除了歐盟委員會外,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瑞典和台灣等政府已公開表示支持對疫情進行獨立調查。

此外,報告建議美國總統、國務卿利用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投票權和影響力尋求針對《國際衛生條例》進行更多改革,包括要求會員國提供的信息、世衛組織針對非官方的衛生事件報告有進行調查和告知成員國的義務以及修改世衛組織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程序。

不過,報告認為,儘管世衛組織未能遵守《國際衛生條例》,善盡其職責,履行對會員國的義務,但“我們不認為美國退出或建立一個與世衛組織分庭抗禮的國際組織是一條正確的前行道路。”

報告最後提到,無論是2003年的薩斯病毒,還是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還是造成此次全球大流行病的真正成因,仍有許多懸而未決的疑問。儘管這份報告為初步階段性的調查結果,但已經有些事實可以確定—“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此次疫情中積極從事掩蓋活動,目的在於混淆數據、隱藏相關公共衛生信息並打壓試圖向世界發出警告的醫生和記者。”

俄一知名科學家疑向中國提供機密情報被控賣國罪

來源:美國之音

俄羅斯國家檢察官指控一名俄羅斯著名科學家向中國洩露國家機密,他被控犯有叛國罪。這名科學家的律師星期一(6月15日)說, 如果罪名成立,他的當事人、俄羅斯聖彼得堡北極科學院院長瓦列裡·米季科可能會被判處20年監禁。

據米季科的律師伊万·帕夫洛夫說,他的當事人從今年2月起就被軟禁在家。不久前,米季科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律師說,已經對這一裁決提出上訴, 但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這位律師進一步說,根據指控,現年78歲的米季科被指在去往中國期間將含有構成國家機秘的情報資料交給了中國特工。

帕夫洛夫說,這位78歲的學者每年兩次前往中國擔任客座教授,他否認向中國當局洩露國家機密。

帕夫洛夫說,米季科確實帶著他講座的文件去了中國,但這些文件只包含學術和公開的信息。

據一位熟悉此案的塔斯社消息人士稱,調查認為米季科向中國提供了有關水聲學和探測潛艇方法的研究信息 。

路透社說,近年來,一些俄羅斯科學家因涉嫌將敏感材料交給外國人而被捕並被控叛國罪。而克里姆林宮的批評者認為,這些逮捕源於毫無根據的偏執。

據俄羅斯海軍老戰士社會組織協會的信息,瓦列裡·米季科為預備役一級校官,自1990年起任海軍學院水聲學教研室負責人,曾在太平洋艦隊服役,任地區性社會組織— —聖彼得堡北極社會科學院院長。

米季科擁有技術科學博士學位,聖彼得堡工程院通訊院士,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北極社會科學院院士兼院長。在他的學術活動中,被授予24枚獎牌。他撰寫和合著了400多篇科學論文,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都很有名;他還是兩本教科書的作者。

中國軍隊抵莫斯科參加紅場閱兵,俄羅斯反應低調冷淡

來源:美國之音

中國派遣100多名士兵6月14日已抵達莫斯科,準備參加俄羅斯紀念二戰勝利75週年的紅場閱兵活動。但俄羅斯對中國軍隊的到來反應非常低調。有分析認為,俄羅斯社會並不把中國當成二戰中的盟友,同時擔心中國軍人會帶來病毒。

俄媒僅看北京疫情 民間擔心中國軍人帶毒

中國軍隊三軍儀仗隊的100多名士兵星期天乘坐運-20運輸機抵達莫斯科。他們將與俄羅斯軍隊一起共同踏步莫斯科紅場,參加俄羅斯為紀念二戰勝利75週年,在6月24日舉行的大規模閱兵活動。 2015年5月9日俄羅斯舉辦二戰勝利70週年的紅場閱兵活動時,中國軍隊當時首次參加。

但出人意料的是,俄羅斯這次對中國軍隊和運-20的抵達及其低調冷淡。俄羅斯主要媒體上,當天幾乎看不到相關消息報導。

俄羅斯媒體目前涉及中國的消息主要是北京的疫情形勢,浙江油罐車爆炸等。當天有關紅場閱兵的新聞則是俄軍首次彩排活動。與不提中國軍隊相比,許多俄羅斯媒體則報導了同樣將參加紅場閱兵的摩爾多瓦,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國軍隊抵達莫斯科的消息。

俄羅斯與中國關係雖然密切,但有關中國應對這次疫情負責,甚至病毒出自武漢實驗室的觀點在俄羅斯社會仍然很有市場。不久前同樣有俄羅斯律師挑頭打算起訴中國要求賠償損失。在這一背景下,當中國軍人抵達莫斯科時,當地社交媒體上也立刻出現了擔憂中國軍人把病毒帶入俄羅斯的聲音。

中國國力提升 俄心裡不是滋味

這也是中國運-20軍用運輸機首次長途飛行運載士兵抵達莫斯科,顯示中國有意展示實力,以及軍事投射能力的迅速增強。同樣引起許多俄羅斯軍事分析人士關注的是,中國軍隊使用運-20運送防疫物資,在上個月曾抵達另一個前蘇聯地區國家烏茲別克斯坦。

在俄羅斯目前展開的有關疫情后新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討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國力的增強可能使俄中關係變得越來越不對稱,俄羅斯不想在俄中關係中扮演小老弟的角色,這可能使雙方關係面臨更多挑戰。但也有人認為,中國首次面臨的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國際政治局面,可能導致中國不知所措,因此離不開俄羅斯。

俄羅斯與西方交惡之前,美英法等國軍隊時常與俄軍共同踏步紅場,參加5月9日的紀念二戰勝利閱兵活動。但最近5年來,中國軍隊取代西方軍隊參加紅場閱兵,顯示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

美英曾是真盟友 對中國印象難改

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許多俄羅斯人至今仍把美英等國看成是前蘇聯在二戰中的真正盟友而不是中國,這可能影響到俄羅斯社會如何看待中國軍人參加紅場閱兵。

尼科里斯基:“如果提到二戰中誰是前蘇聯的盟友時,俄中關係幾乎不被人提起。再加上俄羅斯社會很多人至今對中國前領導人毛的印象非常不好,所有這些都讓很多人覺得,中國軍隊取代美英軍隊走在紅場上來紀念二戰勝利很不合適。”

就在中國這次派軍隊參加紅場閱兵不久前,有研究中國問題的俄羅斯學者批評說,中國現在以修路和搞建設等理由更多地移動境內的蘇聯紅軍塑像,那些塑像都被轉移到了公眾很少見到,很不起眼的地點。俄羅斯學者說,與俄羅斯關係不好的一些東歐國家推倒和移除前蘇聯紅軍塑像的舉動都引起俄羅斯的憤怒,但中國移動紅軍塑像的規模和頻繁程度都超過了東歐國家。

同2015年相似,除了烏克蘭外,許多獨聯體國家,塞爾維亞和印度軍隊同中國一樣這次都將參加紅場閱兵。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將有12位外國領袖會出席紅場閱兵,主要包括獨聯體國家,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領導人。但也有俄羅斯高官表示,外國領導人的出席名單至今沒有最後敲定。

受疫情影響,俄羅斯把原計劃在今年5月9日舉行的紅場閱兵活動推遲到6月24日舉行。 1945年5月納粹德國投降後,前蘇聯當時舉行的第一次大規模閱兵活動就選擇在6月24日。

疫情仍嚴峻 普京為何還閱兵

二戰後的20多年時間裡,蘇聯都沒有舉行有關二戰勝利紀念的閱兵活動,5月9日的勝利日也不像今天這樣是節假日。老一代莫斯科市民說,當時莫斯科等城市的街頭上隨處能看到許多肢體不全的退伍老兵。戰爭造成的創傷和損失如此巨大,人們在勝利日那天僅是懷念戰爭中失去的親人和戰友,而不像今天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把勝利日變成一場狂歡活動。

許多政治分析人士說,在今天俄羅斯國力衰落 ,經濟低迷之際,閱兵和勝利日紀念活動成為普京提振民族士氣的唯一一張牌。而今年的閱兵活動對普京格外重要,因為紅場閱兵一個星期後,俄羅斯將舉行修憲全民公投,這可為普京長期執政提供法律依據。克里姆林宮期望紅場閱兵可鼓舞選民,投票支持修憲。

也有政治學者認為,今天的閱兵活動已成為某些獨裁者手中的玩具。俄羅斯因為疫情5月9日無法舉行閱兵之際,白俄羅斯卻不顧疫情嚴峻,在當天舉行了大規模的閱兵活動,這使外界覺得普京在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交手中處於下風,甚至被戲弄和羞辱,這可能導致普京不顧疫情形勢嚴峻,仍然決定6月24日舉行閱兵。

為準備閱兵活動,大批俄羅斯軍人早在4月末和5月初就被報導感染病毒。目前莫斯科等地的隔離措施已基本取消。但官方公佈的數字顯示,俄羅斯全國每天仍有8千到9千人感染,莫斯科一個多星期來每天的感染人數在1千5百人左右徘徊。迄今俄羅斯已有53多萬人感染,超過7千人喪生。

從牛肉禁令到留學旅遊警示 中澳關係步入歷史低谷

來源:BBC

中國和澳大利亞關係持續惡化。中國繼對澳大利亞大麥徵稅、禁止部分牛肉進口後,近日又連續發布旅遊安全提醒和留學預警。

澳大利亞政府此前曾呼籲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源頭展開獨立調查。有學者認為,中方的舉措是針對澳大利亞提議的“懲罰”,中澳關係進入1972年建交以來最低點。

接連預警

6月5日,中國文化與旅遊部發布通告稱,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澳大利亞國內對華人和亞裔的種族歧視言行和暴力行為現像明顯上升,提醒中國遊客切勿前往澳大利亞旅遊。

澳大利亞旅遊部長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則表示,中國關於遊客面臨危險的說法“沒有事實依據”。

6月9日,中國教育部又發布通告,要求留學人員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習,引用的理由仍然是疫情與澳大利亞針對亞裔的歧視事件。

澳大利亞教育部長提恩(Dan Tehan)隨後回應,澳大利亞是一個“成功的多元文化社會”,提供“世界級的教育”。他還提到澳大利亞在控制新冠疫情取得一定進展,這意味著澳大利亞是目前對國際學生來說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這些接連預警暗示,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緊張關係再度升級。

中國的反擊?

澳大利亞政府在4月呼籲國際社會,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源頭展開獨立調查。這項提議似乎激怒了中國。

隨後,中國當局對澳大利亞採取了兩項措施,包括5月宣布禁止四家澳大利亞牛肉出口商向中國出口牛肉,據稱這四家佔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牛肉總額的35%;並對澳大利亞大麥出口徵收80.5%的反傾銷以及反補貼稅。

有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北京對澳大利亞的“懲罰”。 4月底,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成競業接受澳大利亞媒體訪問時表示,澳大利亞對病毒起源展開調查的提議是“政治操弄”,是要對中國“展開政治攻擊”,並表示,中國民眾對澳大利亞的行為感到不滿和失望。

“從長遠看,如果這種情緒繼續惡化,人們就會想,我們為何要去這樣一個對中國如此不友好的國家呢?家長也許會想為什麼一定要送孩子到這樣一個不友好、甚至懷有敵意的國家去學習呢?所以這取決於公眾的選擇。人們可能還會想,為什麼我們要喝澳大利亞葡萄酒、吃澳大利亞牛肉呢?為什麼不能換成別的呢?”成競業說。

西澳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副教授陳杰認為,中國政府最新發布的旅遊和留學警告是中國當局前段時間對澳懲罰動作的繼續,誇大了澳大利亞對華人或亞洲人的歧視。

“前不久澳大利亞倡導對新冠肺炎起源的調查, 並和美國一起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受到北京戰狼外交的懲罰,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進口強行徵稅80%,並停止進口澳大利亞牛肉。由於澳大利亞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態度,所以北京再來一次懲罰,就是針對留學和旅遊。其實,這個脈絡是很清楚的。”陳杰對BBC中文表示。

“建交來關係最低點”

對於中國的警告,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則明確回應稱,澳大利亞不會因為中國的“脅迫”而改變其價值觀。

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方有關部門是基於大量事實才發布赴澳大利亞的旅遊提醒和留學預警,“不知澳領導人所謂’脅迫’從何而來?為什麼要把這與’價值觀’拉扯在一起?”

美國巴克內爾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朱誌群對BBC中文指出,中澳關係進入1972年建交以來最低點。

他認為,中澳關係惡化跟國際局勢變化有關,尤其是中美競爭白熱化,而且最近澳大利亞在諸多問題上包括南海、香港、人權和新冠病毒等明顯與中國政府立場相左。

“其它國家都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但很難。另一方面,中國現在主動出擊,以所謂‘戰狼外交’應對其他國家的對華不友好的政策。 ”他說。

最近幾年,中澳關係曾發生數起紛爭。

2018年6月,澳大利亞通過反外國干預法案,被認為是劍指中國。 2018年8月,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理由,禁止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進一步影響了兩國關係。同年,也有澳大利亞媒體報導稱中國共產黨過去十多年”滲透”澳大利亞各主要政黨,增加自己對這些政黨的影響力。

2019年7月,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支持反送中示威的香港留學生舉行集會時,與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髮生衝突。支持香港的示威者高喊“自由香港”,而中國大陸留學生則高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隨後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館發表聲明稱:“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進行反華分裂活動,引起包括大陸和香港在內的中國留學生的憤慨和抗議。”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館還“肯定中國留學生自發的愛國行為,堅決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言行,反對一些人借上述事件製造中國大陸和香港學生的對立,煽動反華情緒。”

對中國領事館官員的講話,澳大利亞外長佩恩警告說,不會容忍在澳大利亞的外交官干涉言論自由。

澳大利亞籍華人、時政評論人楊恆均涉嫌間諜犯罪案也曾引發兩國口角。今年3月,該案在北京偵查終結,移送到檢察院審查起訴。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Marise Payne)發表聲明稱,澳大利亞政府強烈反對中國當局以涉嫌間諜罪對澳大利亞公民和學者楊恆軍博士(楊軍博士)提出正式起訴。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稱,澳大利亞籍人員楊恆均涉嫌從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敦促澳方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停止以任何方式乾預中方依法辦案。

對澳大利亞經濟有何影響?

中國的各項舉措無疑會對澳大利亞的經濟造成影響。

陳杰對BBC中文指出,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進口強行徵稅並停止進口部分牛肉, 已經對其經濟影響很大,“如果遊客和留學生不來了, 那麼對澳大利亞旅遊業和大學收入的打擊將是致命的。”

但他認為,中國目前只是警告,並沒有正式禁止中國人到澳大利亞留學或旅遊,未來是否會因政治外交考量強行禁止仍需繼續觀察。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馮崇義則指出,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互補性很強,在一些領域有“剛需”。近年來兩國在政治上時常吵鬧,但是貿易、旅遊行業以及教育行業等方面的交往仍然穩步增長。

他表示,這些領域在新冠疫情中受到重創,很可能再也恢復不到以前的水平。

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還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遊客來源地。澳大利亞旅遊局中國區總經理胡敬雯2019年9月透露,過去12個月,中國赴澳游客已達140萬,消費達到120億澳幣,是排第三位的英國遊客的3倍。

中國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澳大利亞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澳大利亞有國際學生超過75萬人,其中中國學生佔37.3%。悉尼大學教授巴伯恩斯(Salvatore Babones)估計,如果中國學生不來澳大利亞留學,澳大利亞的大學在未來兩年內可能會損失120億澳元。

未來發展

對於未來中澳關係的發展,陳杰預計,會出現“新常態”。

“澳大利亞會一面拓展經貿關係多元化(比如開拓印度印尼市場),一面擺低姿態, 在新冠肺炎、 香港、台灣、 維吾爾和南海問題上不過多和美國一起挑釁北京, 但從此對中國戒心加重;而中國方面也會看到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中等西方國家和美國的主要盟國之一, 有自己的底線, 摸到底線後北京也會收斂。”陳杰說。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泊匯則對中澳關係未來的發展比較樂觀。他對BBC中文指出,過去10年,中澳關係一直有一種循環狀態,有些事件讓雙邊關係進入低潮,但是雙方隨後又會努力恢復關係。

“經濟上相互依賴會讓國與國之間關係更加平緩,因為雙方都會意識到,由於政治關係引發的衝突會導致他們經濟利益受損。”他說。

朱誌群認為,中澳問題的核心在於在中美競爭中澳大利亞的態度。

“是一面倒向特朗普政府,與中國全面對抗,還是像德國或新加坡等一樣不選邊,平衡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他說,“另外中方也必須認識到,’戰狼外交’並不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而澳大利亞並不是唯一對中國目前的內政外交表示擔憂的國家。”

“所以中澳兩國都要冷靜思考如何阻止關係繼續惡化,並找出雙方可以繼續合作的共同點。”他說。

肺炎疫情:北京新發地市場群體感染會復制武漢爆發嗎

來源:BBC

中國北京突然出現的第二波新冠狀病毒疫情繼續蔓延,當局週一(6月15日)新報告了3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這意味著四天內,北京新確診的本土病例已達到79人。

出現在首都的疫情還向中國其他地區擴散。中國媒體報導稱,在北方省份河北、遼寧以及西南的四川均出現了與北京確診患者相關聯的病例。

此輪新出現的疫情中,北京南郊的一個大型農貿批發市場“新發地市場”是聚集性感染的發生地,幾乎所有病例都與之相關,但病毒究竟如何出現在市場上依然是未解之謎。據中國媒體報導,在環境取樣中,新冠狀病毒在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上被檢測出。

當局已宣布北京“進入非常時期”,開始連夜對數以萬計的居民進行核酸檢測。病毒學家對BBC中文表示,北京此次出現的疫情由於尚未找到感染源,形勢嚴峻,當局還需要進行抗體檢測,從而判斷疫情已經潛伏了多長時間。

 一天內6人確診新冠肺炎46人檢測陽性,中國北京一城區重啟“戰時機制”

“進入非常時期”

據北京衛健委通報,北京在周一新確診了36例新冠肺炎本地病例,另有6人為無症狀感染者。此前三天,北京累計發現了43例確診病例,打破了該城連續保持56天沒有出現本地新冠病例的紀錄。

與之相鄰的河北省也在周一報告了3例病例,感染者皆與北京確診病例患者有密切接觸。發現病例的河北保定市已宣布進入“戰時狀態”,防止疫情在保定擴散。此外,遼寧省和四川省也分別發現了2例與北京相關聯的確診病例和1例疑似病例。

北京衛生部門並未透露最新公佈的36名確診病例的具體行踪信息,但此前公佈的43例確診病例均有過北京丰台區新發地批發市場的暴露史。他們多為在市場工作的個體經營者,也有前往市場採購的顧客,以及執行食品抽檢工作的研究機構員工。

新發地市場位於北京城南,作為全市最大的蔬果和鮮貨批發集散中心,每天有近5萬次的顧客光顧。目前,官方已宣布關閉該市場,對全市的生鮮、肉類和水產品展開食品安全檢查,並突擊對市場周邊的數万居民進行核酸檢測。

北京市還宣布一系列防疫政策,包括從即日起暫停舉辦各類體育賽事活動、要求全市多個年級的學生停課、禁止群體性聚餐,多處旅遊景點也暫停開放。

此外,北京市當局還在周日(6月14日)召開會議,決定免去丰台區副區長周宇清的職務。新發地批發市場總經理張月琳也被免職。

為何引發擔憂?

北京捲土重來的疫情讓當局相當擔憂,官方已宣布北京“進入非常時期”,並表示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中國副總理孫春蘭在周日召開國務院會議,認為“疫情擴散的風險很高”,要採取果斷措施,切實防止疫情擴散蔓延。她還表示,要對新發地及周邊地區實施嚴格的流行病學調查,開展溯源工作。

中國是新冠疫情最早爆發的國家,但包括武漢在內的全國疫情在3月下旬便已得到初步控制,大部分省份連續沒有新增病例。不過,在武漢和吉林舒蘭曾後續出現小規模社區感染,那麼為何此次發生在北京的疫情格外讓人擔憂?

香港大學的病毒學家金冬雁對BBC說,此次疫情讓當局重視的重要原因是其屬於不明原因的社區感染,到目前為止病毒從哪裡來還不清楚,這給疫情防控增加了難度。

此前發生在中國東北小城舒蘭的聚集性疫情, 導致近50人感染,也未找到感染源。但“一號病人”被鎖定為一名45歲的洗衣女工,後續的感染者皆與這個傳播鏈條有關。

相比之下,北京此次疫情在一個農貿市場爆發,範圍相當寬泛。

“還有一個原因, 這也是一個農貿市場,大家就很自然地聯想到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會擔心這是不是武漢的重演,”金冬雁說。

華南海鮮市場是武漢市主城區的一家販賣海鮮和野味的市場,儘管科學界至今對其是否是武漢疫情的源頭持懷疑態度,但環境髒亂、人員混雜的市場無疑加快了病毒的傳播,以至於武漢早期病例中近一半都有該市場的暴露史。

“當時,華南海鮮市場的手套、門柄和案板上都找到了病毒,但一直沒有在市場的動物身上找到病毒,後來現場的樣品都被銷毀了,所以病毒來源成為未解之謎,”金冬雁補充道。 “北京疫情再次在一個市場爆發,很多人關心這是不是一個機會能重新把源頭搞清楚。

金教授表示,新發地市場和華南海鮮市場仍有著本質區別。他說,當時中國還未禁止野味銷售,所以武漢的市場中有很多的野生哺乳類動物的活物交易。新發地市場則主要是生肉和水產品。

他認為,儘管外界有擔憂,但重演武漢疫情的可能性不大。 “中國有舉國的體制,可以施行很嚴厲的措施,加上北京一直繃得比較緊,如果有發熱病人,很快就會去檢查。只要能發現就不是最可怕的。”

所以,病毒源頭有那些可能?

北京衛生部門此前表示,檢疫人員從新發地市場採集的40件環境樣本呈現陽性。批發市場的董事長對中國媒體《新京報》表示,當局在一個切割進口三文魚的砧板上,檢測到了新冠病毒。

該消息一經發出便把三文魚推上風口浪尖,在中國全國范圍內很多餐館和超市都宣布下架三文魚產品。

金冬雁認為,三文魚本身幾乎不可能感染新冠病毒,因為人類和魚的病毒之間有很強的種族特異性。新冠病毒主要通過受體ACE2感染人類、蝙蝠和穿山甲等哺乳類動物,這也幾乎不可能發生在魚身上。

“與其說是魚感染了病毒傳染給了人,不如說是人感染了病毒污染了魚,”他說道。

此前,中國疾控中心首席科學家曾光公開表示,基因測序的初步結果顯示,病毒毒株“不像是國內流行的類型”,但目前樣本數量較少。

北京市疾控中心專家組成員楊鵬周日(6月14日)向官方媒體表示,科研人員通過全基因組測序發現病毒是“從歐洲方向來的”,初步判定與輸入性有關,但病毒到底怎麼來的還無法確定。他稱,有可能是污染的海產品或肉類,或者進入市場的人通過分泌物進行傳播。

金冬雁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病毒通過冷鏈進行傳播也有很多先例。

在香港5月底新增的病例中,一名34歲的確診女患者正是在一家物流公司的溫控貨倉負責為英國進口的蔬果貼標籤,她的兩名同事亦在檢測後呈弱陽性。目前感染源頭未明,但專家表示不排除包裝表面帶病毒導致感染。

一項刊登在《醫院感染雜誌》(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的研究顯示,如果未經消毒,新冠病毒能夠在無生命的物體表面附著,並在室溫下存活最多9天。

金冬雁認為,另一種可能是外來的傳染源將病毒帶到了市場。他關注到,北京疾控部門週日(6月14日)公佈的通報中,第17號病人曾在機場工作,這意味著他處於一個風險較大的環境中。

這名56歲的北京居民在6月3日前往市場採購,6月5日出現乏力、頭痛等症狀,6月12日出現發熱後就診,經核酸檢測為陽性。他是中國官方公佈行踪的病例中最早出現症狀的病人之一。

金冬雁表示,要確定病毒源頭,需要對市場周邊的接觸者進行抗體檢測,以判斷病毒到底在市場裡存在了多長時間,以及中國其他地方進口的貨物有沒有出現類似情況。

中國媒體《財新網》週一報導稱,有中國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表示,雖然從病毒遺傳進化譜系上屬於歐洲進化分支,但並不一定是直接由歐洲輸入導致。因為從東北內蒙輸入病例引發的疫情也屬歐洲分支。

今年5月,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也曾發生新冠疫情“復燃”,科研人員通過病毒基因測序比對發現,牡丹江市無症狀感染者的病毒基因組屬於歐洲家系,與該市下轄綏芬河口岸輸入病例毒株最為相似。

江蘇小學生墜亡事件引發的“正能量”教育爭議

來源:BBC

6月初,江蘇一名五年級小學生在作文課後跑出教室翻越欄杆墜樓身亡。學生家長質疑,老師批評學生作文未傳遞正能量或許與墜亡有關,引發網絡對“正能量”教育的討論。

教育專家對BBC中文表示,事件反映出中國需要反思應試作文教育的固化模式,重視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批判和質疑的能力。

作文課後墜亡

據中國媒體梨視頻、《瀟湘晨報》報導,6月4日下午3時15分,江蘇常州河濱小學學生繆可馨上完作文課後墜樓身亡,其家長稱老師批評孩子作文未傳遞正能量,懷疑與孩子墜樓有關。

繆可馨家長接受采訪時稱,從監控看到,當日下午孩子在上完作文課後面色痛苦跑出教室,爬出欄杆墜樓,送到醫院搶救後不治身亡。

“一個正常的孩子,她怎麼可能沒什麼事情自己衝出去。”家長質疑。

繆可馨母親在微博上稱,在孩子作文本看到她墜樓前被老師批評太過負能量的《三打白骨精》讀後感。繆可馨在文中寫道:“不要被表面的樣子,虛情假意偽善的一面所矇騙。在如今的社會裡,有人表面看著善良,可內心確是陰暗的。他們會利用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和陰謀詭計,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繆可馨的整篇作文都被老師畫滿了紅色筆跡。上述這句話旁邊,老師還在頁面頂部批註了一句,提醒要“傳遞正能量”。

繆可馨母親認為,繆可馨因為這篇作文受了很大打擊,而且以前這名老師也打罵過孩子,懷疑孩子墜樓與老師教育不當有關。

官方調查和老師說明

但官方的調查否認了家長的質疑。 6月12日,常州市金壇區廣播電視台發布通報,金壇區區政府辦、區教育局、區公安分局成立的聯合調查組稱,走訪班級學生45名、學校老師3名,未發現當天課堂中存在辱罵、毆打學生情況。公安部門通過現場勘查、查看監控錄像和走訪調查等工作,排除他殺。

調查組公佈的通報沒有提到繆可馨這份作文。

聯合調查組還表示,對學生家屬的訴求,學校在與家長協商處理。

中國媒體澎湃新聞周一(6月15日)引述聯合調查組成員稱,事發當天課堂上,任課的袁老師當場批閱作文,對繆某某的作文只寫了“傳遞正能量”五個字,紅線部分是小孩子自己回到座位後,自己改的。

袁老師在其情況說明中稱,課堂上說話語氣平和,沒有批評打罵。她第二次批閱繆可馨作文時建議:“可以圍繞孫悟空打白骨精時,一次不成又打一次,再打一次,像這種堅持不懈的精神等方面,去談談感受。”

引發網絡“正能量”討論

事件在網上引發討論,一些網友聯想起不久前黑龍江男孩鍾美美(原名鍾宇升)在視頻中傳神地模仿老師走紅,但隨後其視頻卻被刪除。

鍾美美後來表示,視頻是自己主動刪除。 《新京報》引述黑龍江農墾寶泉嶺管理局教育局稱,學校曾與鍾美美接觸,認為應該從正面引導他,拍一些“正能量作品”。

有網友認為,中國社會不斷宣揚的“正能量”意即只能“說好話唱讚歌”。

“只能說好話只能按著一條道路走才是正能量,說真話大膽發表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就不是正能量了。”微博網民“RareLover-”說。

也有網友指出,“正能量”這個詞讓社會變成了一個只有讚美沒有批評的世界。

“一旦’正能量’從一個大眾心理學術語轉化為一個政治性的大眾意識形態術語之後,原本那種對困難、問題、不足的承認、反思和理性認知,卻變成了一種單純的對社會現實中所謂積極向上、陽光和正面的事物的單向度的讚頌,彷彿這個世界不再有任何的不足和缺憾。一個原本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多維世界,被置換為一個只需讚美而無需批評和反思的單維的美好新世界。”一篇題為《在”正能量”的世界裡,更接近真相的是孩子》的微信公號文章寫道。

中國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BBC中文表示,老師要求學生的作文要傳遞正能量,問題的核心在於應試作文模式,只要應試作文模式不變,就不太可能會改變。

“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現在的作文就是應試作文,不是鼓勵學生’我筆寫我心’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是要按照命題者的意圖作文,只有表達”正能量”,才能獲得高分。”他說。

熊丙奇認為,透過這一事件,需要反思應試作文教育的固化模式,推進評價體系改革,重視培養學生的個性、興趣與獨立思考能力。

“我國要培養創新人才,創新人才的培養就必須有鼓勵批判、質疑以及教育學生學會批判、質疑的土壤,”他說。

ZOOM暫停“六四”學運領袖帳號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在新型冠狀病毒暴發期間聲名大噪的視頻聊天應用Zoom短暫屏蔽了一位華人證券領袖的帳號,此人使用Zoom平台組織了一場有中美參加活動人士參加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的活動。

在該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市的Zoom成立已有九年。這家公司已於週三恢復了上述活動人士的帳號。但該事件將Zoom聲明言論自由原則與中國龐大的審查機器力量之間的兩難境地。最初正越來越多地尋找壓制境外評論的方法。

Zoom在周三的一份聲明中說,公司按照當地法律的要求暫停了周鋒鎖的帳號。周鋒鎖是31年前參加北京民主示威的學生領袖,現居美國。

“我們對最近一次有中國國內臨時參加的會議受到影響,重要的個性被打斷表示遺憾,” Zoom說。“ Zoom無權改變政府反對言論自由的法律。但是,Zoom將盡力修改自己的過程,以進一步保護其用戶關聯想殺死他們交流的干擾。”

公司沒有回答記者的質疑,包括中國政府是否投訴了那個Zoom會議,也沒有詳細說明可能採取此步驟來應對或遵守中國的互聯網管制。有時周鋒鎖帳號被暫停的情況似乎也影響了香港政界人士李卓人和天安門運動學生領袖王丹的帳號。

周鋒鎖於5月31日在Zoom上組織了這場紀念活動,參加者來自美國,中國和歐洲,包括暴力鎮壓的倖存者以及死者家屬。

週碰鎖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在6月7日發現自己的帳號被封了。“碰到這個事情我很容易認識,很大的失望,”他表示,他還說,“我們不能容忍美國的公司用中國的方式來約束美國的用戶。”帳號被封是由Axios最先報導的。

疫情期間,由於需要在家辦公,人們蜂擁至Zoom的易用平台上,這讓公司的收入增加增長。Zoom表示,其平台上每天都有三億人次參加各種會議。但公司的規模以及它對中國的依賴,可能會使它越來越容易受制於中共的審查機器。

中國控制國內人民在網上看到和讀到的內容,部分是通過一個被稱為“防火長城”的過濾系統,該系統將中國的互聯網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互聯網隔離開來。獲准在華經營的外國公司必須遵守在中國什麼話可以說的嚴格規定。這些必須向社交媒體上巡邏,尋找敢言者的網絡警察提供數據。

隨著國內的網絡評論得到有效控制,中國的審查者和宣傳機器已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海外。當局已開始對華人在Twitter和WhatsApp等被中國屏蔽的網絡平台上的言行進行懲罰。它還在Facebook,Twitter和其他平台上發起了政府乾預的運動,努力塑造對中國更友好的全球敘事。

Zoom是一家總部設在加州的公司,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袁征(Eric Yuan)在中國出生,現在是美國公民。但公司的許多研究和設計人員都在中國,公司曾說這樣做有助於保持法規。

2019年9月,Zoom在中國的服務一度暫停。那之後,Zoom在中國的一家經銷商發布說明,教用戶實名註冊-通過手機號碼將中國互聯網用戶的身份與帳號連接起來。

該經銷商說,發說明是因為接到了掌管該國治安的中國公安部打來的電話,也是公司為了滿足國家網絡安全法要求的具體做法。

今年4月,加拿大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報告稱,Zoom存在一些安全問題,包括公司將一些加密密鑰的路由通過中國。Zoom表示,公司將暫停有關功能的工程工作90天,將資源投入到加強安全和隱私保護上。

為配合中國的互聯網管制,Zoom在今年早些時候採取措施,減少了平台上未註冊的中國用戶數量。Zoom說,從今年5月開始,中國的免費用戶可以參加會議,但不能舉行會議。 Zoom中國經銷商在其網站上發布的一份聲明,希望召開會議的中國用戶必須從公司購買許可證。

這項活動政策經常可以利用新技術帶來的審查突破。周鋒鎖說,他在古董會議的前兩天,才通過微信和領英(LinkedIn)發布了會議的宣傳消息(領英對內容進行審查,所以在中國沒有被屏蔽)。

周鋒鎖說,大約有250人參加了5月31日的Zoom會議,紀念“六四”鎮壓31週年。他說,多個一半的人可能是從中國參加會議的。

她注意到了中國軍人怎樣阻止了醫務人員救治自己兒子的事情,她19歲的兒子到外面去拍攝抗議活動的照片時死於槍傷。向反向難者家屬道歉並給予補償。

“我們要堅持到底。我們所有的通訊工具都被監聽,監視。我自己出去的時候,在敏感天,就有警察(跟著。”“雖然政府對我們嚴加打壓,但我們不害怕,”張先玲說。 )。”

中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網民,Zoom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沒有多少令人滿意的選項。切斷中國免費用戶的接入可能會使中國的監管機構滿意,但可能會使Zoom在中國變得不那麼受歡迎,它在中國有一些大企業客戶。然而,如果公司限制美國帳號在中國召開的會議,則更多地與評論自由倡導者相抵觸,並可能會與美國政府有衝突。

他說,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中國的審查制度。他說,民主國家應該對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互聯網的做法採取針鋒相對的行動,包括屏蔽中國的互聯網公司,或將中國互聯網與全球互聯網完全隔斷。

“防火牆是對中國人的奴役,對自由開放的互聯網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他說。

“最好的方式是拆掉防火牆。”

推特刪除大量帳號,打擊中國虛假信息宣傳活動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Twitter週四表示,中國加劇了在該平台上散佈虛假信息的努力,它建立了數以萬計的虛假帳號,取代了香港的抗議活動和對抗的抗疫替代。

該公司表示,它已經發現並刪除了23750個“高度參與”傳播虛假信息的帳戶。Twitter表示,它還刪除了大約15萬個帳號,它們被專門用於點贊和轉發吹捧中國的推文。

Twitter的發現與《紐約時報》最近對約4600個與中國領導人有關的Twitter帳號的分析一致。時報發現了多個個個人信息的帳號,這些帳號僅鼓吹和宣揚中國主要駐外使節和官方新聞機構而運作。

儘管先前來自中國的虛擬假信息宣傳活動集中於反對和減少低香港抗議活動,流亡的中國億萬富翁郭文貴和台灣,但Twitter表示,最近發現的大量帳號包含宣傳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狀病毒的新信息。

官方政府與北京在疫情方面發生了爭執,稱中國對據信始於武漢的疫情的處理不當。中國官員在Twitter上進行了反擊,在未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暗示病毒源自美國。

例如,直到2月初,這些Twitter帳號一直被指控香港抗議者和民主運動人士誇大病毒的威脅,並使用謠言作為“恐慌的子彈”。

根據斯坦福互聯網觀察計劃(Internet Observatory)對帳號的分析顯示,3個月的時候,它們稱讚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並隔開美國“重新放棄政治偏見”,盔甲學習中國的應對經驗。

Twitter說,最近幾週發現的虛假帳號距離它們的創建時間不久,而且往往不夠高級,不足以讓人相信它們是由真人操作。

Twitter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觀察用戶的登陸情況,來尋找有組織宣傳的痕跡。用戶從同一網址登錄很多帳號可能是協同行動的標誌。Twitter通過觀察某些從特定的鎖定的互聯網協議地址。使用Twitter的帳號,追踪了中國之前的宣傳活動。Twitter表示,由於該網站在中國被禁,因此一個連接屏蔽的網址可能表明,這些帳號是在政府的准許之下運營的。

美國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國際網絡政策中心負責人弗格斯·漢森(Fergus Hanson)說:“從這樣的持久,隱蔽,具欺騙性的影響力行動可以修剪,該黨國針對他的政權面臨的外部威脅可以做出多大程度的努力。”他與Twitter合作,發現了這些帳號。

儘管中國已經開始復制俄羅斯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使用的虛假信息傳播戰術,但其努力仍待完善。2019年8月,Twitter和Facebook刪除了大量超過20萬個帳號,也是因為它們缺乏個人信息的特點,這使得容易被判別。

Twitter最新刪除的帳號中,沒有幾個擁有超過10名以上的關注者。許多人沒有個人介紹——Twitter用戶向其他用戶介紹自己的方式-有些帳號同時用俄語和中文發布推文。

研究人員說,雖然很粗糙,但這一運動表明中國在利用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宣傳方面堅持不懈,而且越來越咄咄逼人。

格雷厄姆·布魯克(Graham Brookie)主任表示:“尤其是在過去的一年半中,中國在應對台灣大选和香港抗議活動中,顯示出其越來越願意對網絡影響力採取積極行動。”

在中國加大努力的同時,俄羅斯等國重新停止其網絡影響力行動。Twitter說,它還從俄羅斯和土耳其可移除了一些軍隊虛假信息宣傳的小批量帳號。

它刪除了與俄羅斯媒體網站“當前政策”(Current Policy)相關的1152個帳號,Twitter稱其為“國家支持的政治宣傳”。這些帳號宣揚稱讚統一俄羅斯黨,攻擊政治異見人士的內容。

Twitter還刪除了7340個可追溯到正義與發展黨的青年派的帳號-正義與發展黨是由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領導的土耳其保守黨。這些帳號發布並宣告對黨和總統有利的消息,同時還參與了與加密貨幣相關的垃圾信息。

Twitter說,這些帳號曾多次遭到政府行為者的入侵和破壞。

張菁紐約封城小記11:遊行示威表訴求 紐約香港兩重天

張菁紐約封城小記                                                          2020-6-09

 

 

June 9, 2020   寫在紐約抗疫宅居78天逐步解封的第二天,也是短暫宵禁一周後解禁第二天,還是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一周年。

 

 

今天是紐約封城抗疫78天後,宅居解封和解除宵禁的第二天,藍天白雲樹綠花紅,原本要慶祝一番,一吐「宅」氣,但心情卻難以提振,不到3個月,僅僅紐約市因武漢病毒死亡的人數就達2萬1918人;而在香港,反修例一年來已有近9千人被捕、1700人被檢控,死傷者不計其數。

 

    東西方兩牽掛 這個六月太沉重

 

去年的今天,為保持「一國兩制」模式,百萬港人大規模反修例抗爭,但接下來的日日夜夜卻讓人悲從中來,儼然天安門屠殺30年後,戰場從北京轉移到了香港,冥冥中完成了兩代人的傳承。一張拼圖,30年前為自由死去的和30年後為自由抗爭的,那情此景,畫面無異:密密麻麻的人頭,多是年輕的身軀和他們悸動的青春年華,舉著橫幅大喊訴求,然後是流淚、流血、硝煙、彈片和白色恐怖。難不是陰陽合流,接力抗暴?二代人的肉身擋子彈,雖撼不動專制鐵幕,但也打不死血淚凝固的信念。黎明到來前,天際尤顯黑暗。有信念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轉機,而轉機就在一瞬間!我信!人類歷史上自由從來就不是賜予的,面對獨裁專制,不抗爭死路一條,抗爭也許就有轉機。

 

作為一個紐約客,我見證了武漢病毒肆虐及奪命的艱難困苦,宅居令還沒解封,又發生了明尼蘇達州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沙文(Derek Chauvin)單膝鎖頸致死案,進而引發全美140城 市抗議浪潮,「反警暴」、「反種族歧視」的同時,出現了一到晚上就有示威者點燃包括警察局、白宮外教堂等打砸搶燒事件,進而40城市宵禁。幾天后,美國民眾及兩黨議員都看到示威活動被別有用心的個人和組織所利用,及時同聲譴責,接著示威趨於和平,紐約等大城市一周後解除宵禁。

 

 

2020年5月25日明尼蘇達州警察「單跪鎖喉」至黑人死亡案發後引發抗議人潮,打砸搶燒者趁機出動,視頻中有操著純正普通話的人正在白宮外參與放火暴力示威。圖為黑人弗洛伊德及令其死亡的警察主犯。 (圖片來自網絡)

 

 

作為一個人權工作者,我也見證了美國政界及軍方保護正當示威及言論自由價值的共同意願,兩黨站出來反對打砸搶燒,追究涉嫌黑人命案警員刑責。國防部長艾思博(Mark Esper)甚至公開反對總統企圖出兵平息華盛頓特區、明尼蘇達州及各城市之亂,艾思博當時說:「動用士兵執法必須是最後手段,只有在最急迫交加的情況下才可行,目前顯然時機未到。」據報導稱,川普上周險些為此開除了這位公然與自己唱反調的防長。再則,這場數十年罕見的大示威中,處處可見白人警察與黑人示威者互動、共同跪禱互求原諒和諒解的畫面,讓人感動。目前暴動消失,示威繼續、審判繼續,甚至解散涉案警局及全面裁剪警察經費呼聲高漲。

 

 

 

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 25歲女兒Chiara de Blasio違反社交距離管制在非法示威中被捕,市長公開為女兒的行為叫好,宣稱為女兒的參與示威活動而感到自豪。人們普遍理解和支持示威行動中公民抗令和群情激憤現象,這與4月川普總統為持槍在各州府或議會前抗議「居家令」的示威者鼓掌一樣。當時川普連發三推文,鼓勵他們「解放密西根州」、「解放明尼蘇達州」、「解放弗吉尼亞州」。明顯的結果是,抗議並沒有讓這些州發生槍戰。本次示威中紐約等各城市雖逮捕了搶燒土匪,但和平示威照常進行。同步進行的還有令人為之一振的消息:5月份美國增加了250萬個工作機會,遠遠高於預期;股市收復失地,升上了疫情前的高點,專家普遍認為美國經濟依然強勁,V型反彈已現。

 

 

川普發推文,鼓勵示威者要“解放密西根”、“解放明尼苏达”、“解放弗吉尼亚州”。

 

 

 

美國暴力犯行豈能與「反送中」混為一談

 

中共官媒及香港官員故意將美國示威中發生的打砸搶燒現象,與香港人反修例示威混為一談,故意視而不見美國人同聲譴責涉嫌黑人命案警察,刻意繞開美國檢察官立即以二級謀殺罪起訴主嫌,幾名涉案警察立即開除,等待進一步釐清刑責等事實。反送中示威一年來,數百「黑衣人」被失踪、被跳樓、被投海等等,香港警方及法院僅提出了幾宗「死因可疑」;多少示威者被各種警具槍械傷害、打成終身殘廢,港府及警方追究過涉案警員刑責嗎?穿著解放鞋的中國大陸軍人或武警公然在港執法,鎖喉斷骨比比皆是,林鄭及港府官員卻為何個個成了睜眼瞎?更別去比較美國警察可以與示威者一起單腿跪地,祈禱包容原諒,而港警連老到90歲、小到10歲的示威者都不放過,拖扭加手銬伺候。示威者上街表達訴求,美國警察能分別對待打砸搶燒犯罪與公民集體抗令行為,香港警察即使便裝參與極少數人的暴力行動,也硬生生栽贓200萬人「暴動」或「港獨」,一律殘酷鎮壓。美國涉嫌黑人弗洛伊德命案的問題警局將被撤銷解散,全美範圍削減警務預算勢在必行,而香港涉嫌傷害示威者、販毒藏毒護毒的警局不但沒有被解散,林鄭當局還要加碼警方撥款預算。

 

 

中共軍方或香港警方能找出一個像美國防長一樣站出來說句「不能武力鎮壓示威者」的人嗎?紐約市長能在阻止打砸搶燒採取宵禁的同時,公開支持自己女兒參與示威活動的正當權益,港共狗官們敢嗎?美國示威中出現的打砸搶燒現象,豈能與香港200萬人反修例和平示威相提並論!

 

 

當年著稱於世的亞洲最優秀的香港紀律部隊已經基本消融殆盡,而美國的紀律部隊在每一次抗議聲中趨於自我完善。

 

 

這個仲夏儘管風雲突變,但心中依然有個不死的夢。如果中共停止實施港版《國安法》,港府能自主解決港人「缺一不可」的訴求,保持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制,那麼香港也將會像美國一樣,和平示威不再是殺戮的目標,民主理想與悸動的青春不再是31年前的死祭,而是一個新的詮釋和實踐的起點。

 

 

 

 

“一带一路”华人要角 澳洲媒体揭活跃政坛人物蒋天麟

来源:澳洲《先驱太阳报》(Herald Sun )                                       2020-06-04

 

根据《先驱太阳报》报导,蒋天麟(Stanley Chiang)和一位姓林的先生一起成立了澳洲华人社区理事会维州分会,领导团队包括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前中国顾问杨昶(Mike Yang)、维州州长的现任中国顾问梅烝(Marty Mei)和曾在中国使领馆工作的选民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婧(Nancy Yang)。蒋天麟并于2017年成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在澳洲商会的名誉主席。蒋天麟担任安德鲁斯政府多元文化厅理事会主席。

 

根据《先驱太阳报》所揭露之中文报导,蒋天麟先生在2001年协助建立了反台独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维州分会。

 

澳洲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是共产党在澳洲的主要影响力组织,以前由亿万富翁黄向墨(Yang Xiangmo)领导,后来因其它案发,他失去澳洲居留权。

 

澳亚文教经贸促进会创会主席将天麟 2016年照片.  ( 图片来自:www.au123.com)

 

中国理事会维州分会仍注册在蒋天麟医生Thornbury GP的诊所地址。曾任Darebin市长的蒋天麟先生于2017年被任命为奥斯汀卫生委员会(Austin Health board)委员。

 

安德鲁斯政府在决定签署中国的数万亿澳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这是工党与共产党有所连结的纽带。

 

据中国政府网站称,他曾率代表团参加中国的一个贸易展会,并就促进该倡议进行谈判,但蒋天麟先生于本周三表示,他从未参加过商会的任何会议。蒋天麟先生说:「我从未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从未游说过维州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中的任何人」。

 

2007年,蒋天麟先生和当时的工党议员林美丰(Hong Lim)以维州多元文化专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召集的中华裔澳洲人剿灭「台独阴谋」活动。

 

使领馆官网上写着,蒋先生和林先生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中国尽快实现「和平统一」。

 

蒋先生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并表示他之所以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他说:「我不认为我曾积极扮演过任何角色」。

 

杨昶本身也曾经担任中共统战机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澳洲理事会的副会长。

 

 

 

 

哈佛生化系前主任因隱瞞參與千人計劃被起訴

來源:美國之音

哈佛大學化學和生化系前主任利伯(Dr. Charles Lieber)週二被美國司法部起訴,他被指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向聯邦當局說謊。

利伯今年1月被捕,原因是他被指控隱瞞自己參與了中國的“千人計劃”。該計劃旨在招募掌握高科技的人才為中國服務。

根據司法部的起訴書,61歲的利伯被聯邦大陪審團以兩項虛假陳述的罪名起訴,並將在波士頓聯邦法院接受傳訊。如果被定罪,他可能會被判處5年監禁。

起訴書顯示,利伯簽署的千人計劃合同允許他每月從武漢理工大學獲得5萬美元的酬勞,並獲得超過150萬美元在該大學建立一個研究實驗室。

聲明指出,利伯在與千人計劃和與武漢理工大學的關係上撒了謊。他告訴聯邦當局,他從來沒有被要求參與千人計劃。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就此詢問哈佛大學時,利伯還導致哈佛大學錯誤地聲稱他從未參與過中國的千人計劃。

哈佛大學今年1月表示,利伯已被行政休假。

“地攤經濟”被潑冷水暴露北京領導層分歧?

來源:美國之音

近日在中國各地蓬勃掀起的地攤經濟熱突然在官媒宣傳中遭遇反擊,北京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等官媒相繼發表評論對李克強推行的地攤經濟舉措說不,被認為很不正常。有分析指,發展城市地攤經濟有利有弊,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驗,但公開抵制政府總理提倡的經濟舉措的官媒口徑反映出高層意見的明顯分歧。

中國經濟在去年年末爆發的新冠疫情嚴重衝擊下受到重創,失業率猛增,當局沒有提出2020年的具體增長目標。在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倡地攤經濟以緩解當前經濟壓力後,中國一些地方出現了地攤兒熱。不過,短短幾天后,官方宣傳瞬時變調,社會各界備感突兀。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中宣部直接管轄的央視和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等相繼對地攤經濟唱反調,格外引人矚目。

人民日報評論說,“地攤經濟升溫不能發燒。”

央視評論稱,在我國的一線城市,不宜推行“地攤經濟”!評論認為,“簡單化一哄而起地讓“地攤經濟”在一線城市野蠻生長,看似能解一時之急,但如果此風猛吹,後患無窮。”

北京日報發表評論指出,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

評論說,“地攤經濟是否適合一個城市,要由這個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斷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從自身實際出發,不能盲目跟風。”

這篇署名京平的還說,“以首善標準抓好城市精細化治理,意味著北京必須注重保持城市應有的秩序,不應也不能發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不利於營造和諧宜居環境的經濟業態。”

從機構隸屬關係來看,人民日報和央視歸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的中共中央常委王滬寧管轄,而北京日報歸北京市委書記蔡奇領導。而這種由黨內排名第五的常委和地方黨政官員領導下的宣傳機構發表文章抵制黨內二號人物提出的政策,除了在文革前和六四事件中是非常少見的。

僅僅幾天之前,中國媒體紛紛在報導中引用了李克強在山東省煙台市芝罘區一個居民小區考察時對攤販和市民們說的一段話,“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6月4日以來,官媒對地攤經濟的報導明顯改變了口徑。北京市城管執法部門也公開宣布,依法嚴格查處佔道擺攤設點違法行為。中國各地的城管人員由於其粗魯有時甚至是暴力的執法方式而聲名狼藉,長久以來形成了刻板印象。

有報導稱,一些分析人士把圍繞地攤經濟的風雲突變視為中共黨內鬥爭的外延和進一步表面化。

中國轉型問題學者周舵對美國之音表示,地攤經濟在官媒報導中的變調反映出中南海紅牆裡的意見分歧,但是他對此不便多談。 “有分歧嘛,”他說,“這個連傻瓜都能看得出來。”

這位獨立的經濟學者認為在中國城市中發展地攤經濟有利有弊,需要規範引導,首先可以緩和城管與小攤販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食品衛生等問題需要治理。

週舵也指出,能否作到既活躍經濟、擴大就業、便利民生和又能解決髒亂差等問題是對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驗。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者楊帆對美國之音表示,官方媒體對地攤經濟的出爾反爾似乎針對李克強總理,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中國總理李克強上個月在北京兩會記者會上爆出全國有6億國民人均月入約在千元左右甚至少於千元。這個被認為戳穿了北京大力宣傳打造的超級強國形象的說法在中國和國際輿論場引起震撼,同時也提升了李克強作為務實的弱勢總理的聲望。

楊帆教授表示,李克強總理本來就應該務實,他發言說出實話,是正常的。

楊帆指出,中國體制黨政有分工,黨中央領導負責大政方針,國務院負責經濟管理等具體事務,李克強出來講經濟數字符合其總理身份,但人們的猜測是真實的數字從他口中說出,可能引起某些人不悅,因此借地攤經濟問題予以打擊。

2018年3月中國兩會修憲以來,習近平領導的中共當局在國內外遇到了諸多挑戰,其中包括因貿易戰加劇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愈發尖銳維穩壓力增大,美中關係全面緊繃,香港危機,台海僵局等。

今年年初以來,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中國官員被質疑隱瞞真相,打壓疫情吹哨人,錯過早期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國際間要求對有關方面瀆職失職問責和對病毒傳播的過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聲獲得廣泛共識。中國國務院週一發布了有關疫情的白皮書,強調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堅決拒絕為疫情失控和擴散承擔責任。

與此同時,執政將近八年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及其被認為對抗普適價值的極權高壓統治,受到美國等一些國家官方的嚴厲批評。包括一些體制內人士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其領導能力提出強烈質疑和批評,不時發出勸退之聲。

在此背景下,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官媒在地攤經濟問題上出現的風向變化反映出中共黨內高層派系中習與李的微妙複雜關係。

在北京的獨立學者榮劍認為,“習打壓李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見得李敢於和習鬥,李最多就是消極抵抗或不配合。”

榮劍還指出,“地攤經濟,地方沒有積極性,收不上稅來,還增加管理成本,所以,北京不搞,別的一線城市也跟著不搞,然後是二線城市也不搞,最多是三四線城市自生自滅。”

近年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領導的政府積極擴大國際影響力在G20集團、金磚5國、上海合作組織、非洲和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等多邊合作和投資項目中投入巨量資金。週日,中國外交部宣布,由於疫情原因,將對77個有關發展中國家予以債務減免。

當前形勢下,北京宣傳機構如何拿捏李克強總理提倡地攤經濟的務實態度與中國大國崛起的形象之間的分寸,以及在當前及其嚴峻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下如何把握宣傳風向,值得繼續關注。

警方加劇打壓、港人失集會自由 — 他們的抗爭一周年

來源:立場新聞

2019 年 6 月 9 日,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並為往後的反送中運動揭開序幕。一年過後,香港人今日再次走上港島街頭,他們持雨傘、手機閃燈走在馬路上,口裡喊著「香港獨立」的口號。

一年前百萬香港人和平上街的畫面,如今已難復再。今日警方多次噴椒及發射胡椒球彈,全晚拘捕共 53 人。示威人群在警方追捕、驅散之下散場。

經歷一年抗爭,警方打壓越見嚴重,被捕風險愈來愈高,但仍然有香港人堅持走上街頭抗爭。以下是他們經歷抗爭一周年的所思所感。

嘆自由不再 黃先生:一路行一路俾人趕

在示威人群幾乎完全散去的街頭,62 歲的黃先生仍然靠在欄杆,未有離開,他亦有參與去年的百萬遊行,和今日比較,他說「冇咁自由,一路行一路俾人趕」,「我哋 200 萬嗰陣都冇差佬,依家啲差佬捕住哂都唔俾我哋行」,他對此表示概嘆,「幾廿年喺香港住都問題,而家啲自由冇左就唔係幾舒服囉 」。

對於如今風險更高,他表示不擔心,「(警察)衝到埋嚟都唔拉我,旺角又係太子又係,見到我啲頭髮白哂我就彈番開」,而令他擔心的,是示威現場的年輕人,他說一年過去,最深刻的就是 6.12 的金鐘衝突,當日她的女兒到埸運送物資,他亦出於擔心而去到現場,「我睇見啲小朋友俾人捉呢,就真係唔係幾舒服,好淒涼」,令他認為要「撐下啲細路仔」,今日即使在回家途中,見到示威人群都馬上下車參與行動。他又說,面對政府的打壓難免感到灰心,但亦會繼續堅持,「(政府)嚇我唔俾我出聲,我咪更加出嚟,行番嗰勢番嚟」。

陳女士:今日好少人 已被打壓到唔知點生存

同為 62 歲的陳女士,亦是抱著同樣的信念參與今晚的行動,「我哋年紀大,都唔係佢(警方)目標,最驚係啲細路仔」,她為了「睇住啲細路」,一直都有參與抗爭活動,見證著警方的打壓越來越重,「當日好多人,今日好少人,都已經俾人打壓到,唔知可以點樣生存落去」,她更一度哽咽,「其實我唔想佢哋出,太危險喇,我出嚟就係為左睇住佢哋,啲細路真係⋯⋯太慘」 ,「雖然做唔到啲咩,睇得就睇」,又說希望自己和朋友的出現可以增加示威人數,「唔想佢哋(年輕人)太傷心,唔想太過少人」,「自己只係個普通嘅老人家,冇咩幫到佢哋,只係唯有行出嚟」。

方同學:由示威者變義務急救員

17 歲的方同學去年被捕後,開始以義務急救員身份在示威現場提供醫療協助。由昔日的「示威者」轉變為「義務急救員」,方同學直言現時壓力更大,「有時 first aid 做唔到好多,都係中彈中椒處理,望住佢哋俾警察打,嗰下心情係好痛好痛。」

方同學指,今日看到很多人沒有忘記反送中運動,即使警方指現場人士非法集結,仍有無數人士很勇敢站出來,因此自己亦有現身,希望讓示威者知道他們並不孤單,「身為 first aid 都冇理由係屋企睇直播。」

他指現時每次在示威現場,都會擔心再次被捕,「你話唔驚真係呃你,」但由於自己有相關牌照,過去多次被警方截查亦未有拘捕。他形容,一年以來警方的武力不斷升級,其中拘捕的方式經常是「大圍捕」,導致每次示威亦有大量市民被捕。

方同學

呂小姐:越和平越沒有用

任職食肆樓面,56 歲的呂小姐今天放工後,遲遲未有離去。她一邊看著手機傳來最新的現場消息,一邊警戒地留意德輔道中的情況。她遙望著前方的防暴警察,對記者說:「其實我收咗工好耐,好多同事都叫我走,但係我唔走住,我話我會同佢地堅持到底,總之多一個人出黎好過無。我個仔應該都係前面。」

自反送中爆發以來,呂小姐指全家亦有參與抗爭,包括父母、親戚等亦有出席遊行,自己的三名兒子亦有參與前線示威,「有個仔係美國就黎飛返黎,準備 6.12 一週年」。談到自己的深黃家庭,呂小姐十分自豪。

經過一年,呂小姐發現越和平抗爭,越沒有用,只有另謀出路,才能走出困境。她亦不反對兒子以不同方式參與抗爭,「(兒子)出去,我會感到光榮」。而她,亦會在其他位置與兒子共進退,「我仲有一口氣我都會出來,我未死都會出來」。

20 多歲的馮小姐認為,香港的政治風險一直都在變差,「警察佢唔會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開始有大規模嘅拘捕行動,示威者被捕,然後告暴動、非法集結,各種唔同嘅罪名」,而她今日仍走出來,她說是為了紀念 6.9 的百萬人遊行的一週年,「我地經歷完 14 年雨傘革命之後,本身好絕望,我地都諗住唔可以再佔據夏慤道,或者有咩好大型嘅示威,69 就係雨傘之後最大型嘅一次遊行」,她繼指去年 5 月亦有一場反修例遊行,她亦有參與其中,唯場面遠比不上 6.9 當日墟冚,形容6.9百萬遊行對她或許多香港人而言具特別意義。

呂小姐:越和平越沒有用

任職食肆樓面,56 歲的呂小姐今天放工後,遲遲未有離去。她一邊看著手機傳來最新的現場消息,一邊警戒地留意德輔道中的情況。她遙望著前方的防暴警察,對記者說:「其實我收咗工好耐,好多同事都叫我走,但係我唔走住,我話我會同佢地堅持到底,總之多一個人出黎好過無。我個仔應該都係前面。」

自反送中爆發以來,呂小姐指全家亦有參與抗爭,包括父母、親戚等亦有出席遊行,自己的三名兒子亦有參與前線示威,「有個仔係美國就黎飛返黎,準備 6.12 一週年」。談到自己的深黃家庭,呂小姐十分自豪。

經過一年,呂小姐發現越和平抗爭,越沒有用,只有另謀出路,才能走出困境。她亦不反對兒子以不同方式參與抗爭,「(兒子)出去,我會感到光榮」。而她,亦會在其他位置與兒子共進退,「我仲有一口氣我都會出來,我未死都會出來」。

20 多歲的馮小姐認為,香港的政治風險一直都在變差,「警察佢唔會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開始有大規模嘅拘捕行動,示威者被捕,然後告暴動、非法集結,各種唔同嘅罪名」,而她今日仍走出來,她說是為了紀念 6.9 的百萬人遊行的一週年,「我地經歷完 14 年雨傘革命之後,本身好絕望,我地都諗住唔可以再佔據夏慤道,或者有咩好大型嘅示威,69 就係雨傘之後最大型嘅一次遊行」,她繼指去年 5 月亦有一場反修例遊行,她亦有參與其中,唯場面遠比不上 6.9 當日墟冚,形容6.9百萬遊行對她或許多香港人而言具特別意義。

 

李江琳:中國人的仇美情緒從何而來

作者: 李江琳                                                          2020-05-28

 

作者李江琳2014年秋在纽约长岛。            (张菁摄影)

 

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接觸和了解漸漸增多。美國和其他西方列強不同,在中國沒有租界,兩國之間沒有發生過一對一的戰事,美國對中國也沒有過領土占領。美國在中國的存在主要是基督教傳教團所辦的醫院、學校和慈善機構。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最主要了解是,美國是幫助和支援中國反抗日本侵略與占領的同盟國,由於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的勝利,中國才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成為二戰後世界五強之一,聯合國的發起國。美國主持了對中國內戰的調停,雖然調停失敗,但致力於促成中國的和平。同時,中國人接觸到了更多美國產品,對其性能質量之優越有口皆碑。

 

在建政之前,中共也對美國讚賞有加。毛澤東和其他中共主要領導人對美國人的印象都特別好。在延安時期,中共盡一切努力與美國建立關係,對美方人士積極統戰,對象不僅是參加中共活動的「革命老朋友」,也包括美國政府的官方人士,並且成功地爭取到美軍觀察組駐延安三年。

 

然而,在中共建政後,藉助「抗美援朝」運動,把美國樹為「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在中國社會,對「美國是頭號敵人」的認知是如此普遍,如此根深蒂固,一直延續到七十年後的今天。從最好的朋友到最壞的敵人,中國人認知的轉換,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這是在朝鮮戰爭爆發期間,通過中共精心組織、全力推動的「三視運動」而做到的。

 

毛澤東的「一邊倒政策」

 

1949年4月22日,中共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對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發動攻擊。此前不久,中華民國政府主要官員已經撤離南京。當中共軍隊發動攻擊時,中華民國政府宣布遷往廣州。次日,中共軍隊占領南京。

 

這時候,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未隨國民政府撤離。他留在南京,等待時機與中共領導人接觸,謀求與中共政權建立某種關係的可能性。在此期間,他的祕書傅涇波以老同學的身分,與當時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局長的黃華接觸。此後,在1949年5月到6月之間,黃華與司徒雷登多次見面商討美國與中共政權建立某種關係的可能性。6月初,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副國務卿魏博希望他能赴北平會見周恩來,了解中共方面的真實想法。因中共已經宣布,各國外交使節在與北京政權建交之前不再享有外交特權,因此,北京方面決定通過非官方渠道邀請他去北京,於是請當時的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出面,邀請司徒雷登訪問燕大。6月28日,司徒雷登獲知,北平方面同意他前往,並有可能與當局會晤。司徒雷登將此事電告國務卿艾奇遜。[1]

 

然而,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布「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它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他聲稱「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2]這就是所謂「一邊倒政策」,即在國際冷戰的情況下,毛澤東向世界宣布,中共政權站到了蘇聯陣營一邊。

 

此文發表幾天後,司徒雷登得到艾奇遜指示,不得前往北平與中共高層接觸,以免引起各方評論和聯想,並令他於7月25日前返回美國。幾經波折後,司徒雷登於8月2日從南京飛返美國。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關係——特別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關係》,即《中美關係白皮書》。8月18日,作為對《白皮書》的回應,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共建政之初與美國建立某種關係的可能性至此告終。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抗美援朝」與「三視」運動

 

中共建政後,隨即開始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這三個政治運動。這三大運動彼此關聯,其本質是按照中共的意識形態所進行的,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大規模社會改造運動。然而,中共每一個運動都並非僅僅針對某個單一目標,而是在主要目標中包含其它容易引起爭議,但必須實現的目標。例如,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包含了以「取締反動道會門」名義的消滅地方自發組織的內容,以及以「移風易俗」為名的摧毀宗教活動。「抗美援朝」運動也不例外,在「抗美援朝」的軍事行動之外,還包含了一個清除一切西方影響,特別是美國對中國人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影響的運動。

 

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高層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毛澤東決定,中共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出兵朝鮮,與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直接對抗。整個討論的過程當時均屬絕密,民眾毫不知情,但是報刊廣播中對發生在朝鮮的事件多有報導。中國剛剛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百廢待興,民眾需要休生養息,對中國可能入朝與美軍作戰的情況有很多疑惑。

 

中共雖然公開站到了蘇聯一邊,但中國社會對美國的好感依然存在。也許是為了避免社會動盪,志願軍入朝作戰這件事當時是祕密行動。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簽署「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易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作戰。10月19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中南局、華東局、西南局和西北局的黨委書記們,包括鄧子恢、譚政、饒漱石、陳毅、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習仲勳、馬明方等,通知他們志願軍將於當日夜間進入朝鮮,在北部「尋機打些運動戰」。但是,這一重大事件卻不能讓全國人民得知:「在目前幾個月內,只做不說,不將此事在報紙上做任何公開宣傳……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準備」。[3]

 

毛澤東沒有說明哪些工作需要作出準備,但是,緊接其後出現的一系列情況顯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美宣傳,是這些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既然中共決意出兵朝鮮,而且口號為「抗美援朝」,顯然「抗美」是參戰的主要目標,「援朝」反而是次要目標,這樣也就是把美國列為首要敵人。僅僅幾年前還在與中國人民共同抗擊日軍的美國,突然從盟友變成主要敵人,難免引起民眾的疑慮以及「中國是否打得過美國」的擔憂。中共必須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整個社會肅清美國影響。195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市委一份報告上的批示明確指示:「各地務必利用這次抗美援朝運動徹底清楚各階層人民中親美、崇美、恐美思想。」

 

什麼是「親美、崇美、恐美」思想?南京大學「南京大學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祕書處」的一份文件顯示:[4]

 

根據我們在各方面所了解,今天廣大市民群眾中存在這些問題:

 

1、人家沒有打到我們頭上,我們為什麼要去理他們?

2、中國是打不過美國的,因為美國有原子彈。

3、美國在朝鮮打勝仗,為什麼說它是暫時的勝利?

4、政府說今年年底要解放台灣,為什麼還沒有解放台灣,是不是怕第七艦隊?

5、近來戰爭一定很不順利,因為近來物價有波動,是不是前方戰爭影響後方物價?

6、我們這裡華東區海岸線很長,非常危險,因為美國隨時可以派大批海軍侵入。

 

7、解放後生活仍舊不好,還是解放前好。

8、美國不好,但又為什麼拿救濟物資給我們?

9、美國能不能發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10、朝鮮人在中日戰爭中曾幫助日本侵略我國,他們比日本人更凶地殺我們中國人,這一次他們被美國侵略是應該的,我們為什麼要出志願兵幫助他們?

11、你們說中國出兵朝鮮,為了我國的安全,但它也影響蘇聯的安全,為什麼蘇聯不出兵?

12、「美國之音」是美帝的宣傳,難道共產黨的報紙不是宣傳嗎?

 

這些想法就是中共所歸結的「親美、崇美、恐美情緒」。「三視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清除這些「反動」和「錯誤」思想。

 

10月26日,即志願軍入朝一週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為了使全體人民正確第認識當前形勢,確立勝利信心,消滅恐美心理,各地應即展開關於目前時事的宣傳運動」,並且提出三條宣傳要點和兩條基本內容。這兩條基本內容是:(1)我國對美軍擴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2)我全國人民對美帝國主義應有一致之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文件列出了必須「仇視鄙視蔑視」的若干條理由,作為統一的宣傳口徑;並且說明了具體的宣傳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文件將「親美」列為「反動思想」。[5]

 

這份文件裡的「仇視、鄙視、蔑視」宣傳主題很快被相關部門進一步細化,具化為一整套「之所以必須如此」的理由,由此形成一份宣傳提綱,題目就叫「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6]「提綱」詳細說明對民眾進行反美宣傳的三大主題:(1)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2)鄙視美國,因為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3)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

 

這三大主題之下各有若干具體而明確的解釋,比方說在「仇視美國」這個主題之下列出8條有關美國對中國實行「軍事包圍,政治排斥」的事例,同時又從歷史角度列舉13條「罪狀」來說明美國一貫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些罪狀從1844年的美國與清政府簽訂的「望廈條約」說起,一直到國共內戰期間美國給國民政府的援助,而在最容易激起民眾情感的日本侵華那一段,這份宣傳提綱提到1937年至1941年美國賣給日本的「軍需物資」,包括廢鐵的數量,卻隻字不提美國幫助中國人民抗擊日軍的「自願援華航空隊」,即著名的飛虎隊,以及在通過駝峰航線為中國運送大量物質的美軍飛行員。在整個戰爭期間,駝峰飛行員總共運輸了 777,000 噸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戰。在此過程中,美軍有 509 架飛機墜毀、81 架失蹤。僅1944 年 1 月一個月裡,每運輸 1,000 噸物資到達中國就有三人死亡。人員方面共有 1,314 名機組人員死亡,345 人失蹤。這些事實,中共都要從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裡抹去。

 

「提綱」自然也沒提到美國援華救濟會總會(United China Fund)多年來在中國進行的慈善活動。「宣傳提綱」中控訴,至1941年底美國輸日的廢鐵還占日本廢鐵輸入的70%,以此作為美國支持日本侵華的證據,卻未提起就在這年的上半年裡,美國援華救濟會總會就為中國籌得50萬美元善款。1941到1945年間,2千多萬中國人得到援華救濟總會的幫助,受益者除了戰爭難民,還包括16萬3千多名兒童,以及30多萬學生大、中學師生。

 

11月3日,人民日報簡要刊登「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略去了細節,只列出了「仇視、鄙視、蔑視」這三大主題。從這時起,中共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美宣傳運動,簡稱「三視運動「。

 

「三視運動」的方法

 

按照中央文件的規定,「三視運動」的具體方式包括「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所謂「內部」指的是:

 

在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和部隊以內部討論為主。討論開始前應由負責同志召集黨內外幹部會議作有系統的報告,然後由幹部分別在所屬部門內作報告,然後舉行討論。……在討論中大體可以由朝鮮問題入手,然後轉入反對親美恐美問題。應鼓勵個人自由爭辯檢討,以求儘量在思想上徹底解決,使人人對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 「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而親美恐美情緒則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7]

 

除了人人檢討的「內部討論」之外,中共中央還指示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和不對要出大幅牆報,作專題演講,購買有關書報,組織街頭宣傳,各地文藝界和出版界「應大量生產各種藝術品和小冊子以應宣傳的需要」。[8]

 

「三視運動」從「仇美」這個主題開始。11月5日,《人民日報》打響第一槍。該報在第四版刊登了一篇「訴苦報告」,控訴1946年北京鐵路工人王恩弟被美軍射殺事件。從這天起到12月初,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裡,《人民日報》共刊登了39篇控訴文章,這些文章從歷史談到現實,從鴉片戰爭到朝鮮戰場,刊登了大量繪聲繪色的描繪。其中有不少「美軍對朝鮮人民的血腥暴行」的報道。這些報道往往來源不明,例如,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美軍對朝鮮人民的血腥大屠殺「的報道,歷數6月戰爭爆發以來在朝鮮發生的針對平民的大屠殺,屠殺者統稱為「美李軍」,或者「美李匪幫」。報紙登載的那些屠殺是否真的發生過,如果確有其事,究竟是美軍所為還是李承晚軍隊所為?報道語焉不祥。例如這一段:

 

在仁川,李偽軍逃跑之前,從六月二十九日午後一時到七月三日夜半十一時,一共屠殺了和平人民一千多人,許多人全家被殺,從嬰兒到八十三歲的老太太都不能倖免。七月四日仁川解放後,在沿海的島嶼、在海岸、在街頭,到處都發現被慘殺的屍體。很多青年男女的屍體還扣著手銬。老年人的屍體是五具或十具在一起用麻繩捆著。少年們的屍體是用麻繩勒著脖子,十個到二十個勒在一起。可愛的嬰兒們的屍體,則是五個到十三個地裝在草袋子裡。被屠殺的人們大都是雙手反縛,兩腿拆斷,遍體刺傷,開膛破腹,被弄得四肢殘缺不全。[9]

 

以上說明這場屠殺是李承晚軍隊所為,而緊接著的下一段卻引用一名14歲倖存女孩的話來證明她全家被「美李匪幫屠殺的事實」。這篇報道中還提到8月3日,「潰退的美軍強迫當地的農民隨他們向南撤退。農民們不願,反而相率北上。於是,瘋狂的美軍就用機槍掃射這批手無寸鐵的難民,並出動飛機加以炸射……當場死二百多人。」然而,資料顯示,1950年8月3日,朝鮮人民軍與美軍之間在鎮東裡確實發生過一場戰鬥,可是因戰鬥失利因而不得不撤退的並非美軍,而是人民軍一方。據此,上述描述中的屠殺即使發生,也不會是美軍所為。不過,對中共來說,這些宣傳的目的是為了引發民眾對美國的仇恨,事實並不重要。

 

1950年第11月期的《人民畫報》開始刊登醜化美國的漫畫,此後幾個月中,每一期都有類似漫畫和宣傳畫。美術界「生產」了大批宣傳畫,文藝界創作了許多歌曲戲劇、文學界則推出大量詩歌、小說、故事等等,各報刊連篇累牘地刊登反美文章,對民眾進行密集的轟炸式宣傳。甚至連少年兒童也沒放過,「抗美援朝「期間有不少針對少年兒童的宣傳畫、連環畫、兒歌、童謠等等。

 

「仇美」態度形成之後,志願軍入朝「保家衛國」的正當性和正義性也就水到渠成了。在以國家之力的轟炸性宣傳將近一個月後,11月20日,中共軍隊入朝參戰的消息才由《人民日報》通過社論的形式告知全國人民。這時候,「仇美」已經形成強大的「主流觀念」;加上街頭大張旗鼓的宣傳和各單位內部「人人檢討」式的表態,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一種高度緊張的氣氛,「反美「不僅是一種政治態度,而且成為」進步「和」愛國「的標誌。這種高壓在人們心裡造成恐懼感,特別是那些被認為有「親美、崇美、恐美」情緒的人。使得有些人即使有所疑惑,也不敢公開表示。

 

「仇美」態度形成後,大量宣傳畫通過形象語言,將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塑造成高大強壯,把「美李匪幫」描繪成渺小猥瑣,再通過各種英雄故事,捷報等等「報喜不報憂」的報道,製造出志願軍和人民軍「戰無不勝」的印象。由於對境外媒體的控制,多數人只能通過這些報道來了解戰況,對真實情況並不了解,但是這樣也就達到了樹立起對美國「蔑視」和「鄙視」態度的目的。

 

「三視運動」的最終目標

 

這場「三視運動」也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文化改造運動。「三視運動」與「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結合,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資助的學校,教會學校,以及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是這場運動的主要改造對象。

 

美國雖然參與了八國聯軍鎮壓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拳運動,但是在「庚子拳亂」之後,將部分「庚子賠款」退回,並且以這筆款項作為中國學生留美經費,幫助中國興辦現代教育,引導中國走上近代化道理。通過這筆經費,從1909年至1911年間,清政府從一千多名考生中選了三批共 180名學生赴美學習,為此還成立了清華學校,即後來的清華大學,作為赴美留學的預科。

 

這三批赴美留學生多數學習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化學、採礦、電機、造船、鐵道、教育等專業,並且獲得各級學位。從清末到抗戰之前,先後有幾千名學生赴美留學。他們歸國後,將現代科學技術和人文思想帶回中國,在中國創立了許多現代近代科學的新學科。這些留學生為古老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當時的知識界有相當多的人在美國接受教育,並且在各大學任教。在中共看來,他們天然具有「親美」的反動思想。

 

1949年之前,中國最好的大、中學校和醫院均由美國的各種基金會資助。美國援華救濟總會就是由七個長期在醫療、教育、慈善等方面資助中國的教會和民間慈善組織的聯合。援華救濟總會的理事陣容強大,包括諾貝爾文學家獲得者賽珍珠、美國首任駐蘇聯大使小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列特、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創辦人之一溫德爾·路易斯·威爾基、《時代週刊》、《財富》與《生活》三大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三世、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之子西奧多·羅斯福三世、以《亂世佳人》和《蝴蝶夢》兩度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美國電影業巨擘大衛·塞爾茲尼克,以及金融家和銀行家托馬斯·拉蒙得。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擔任名譽主席。可見當時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是相當友好的,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界,對美國在抗戰期間的援助也很感激。

 

據1950年12月29日副總理郭沫若提交給政務院第六十五次政務會議的報告:[10]

 

據1936年的調查,美國教會及救濟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41,900,000美金,其中醫藥方面占百分之14.7%,教育方面占百分之38.2%,宗教及救濟活動費占百分之47.1%。再就其事業範圍來說,近數年來的情況大致如下:(甲)學校方面:在中國的20所教會高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即占17所之多;300餘所教會中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約近200所,幾占2/3;小學方面受美國津貼的約1500所左右,約占全部教會小學的1/4。(乙)醫院方面:受美國津貼的在華教會醫院約200餘所,占中國全部教會醫院的半數左右。在解放以前,美國曾通過「善後救濟總署」和「中國國際救濟會」等機關在這方面積極擴展其勢力。(丙)救濟事業方面:受美國津貼的有孤兒院200餘所,麻瘋病院20餘所,聾啞學校10所,盲校30所等等,這些救濟事業的經費津貼機關為「美國援華救濟委員會」。(丁)文化、出版方面:除為數不多的圖書館博物館等外,過去主要是憑藉其直接經營之電影事業進行侵略,在解放前,在中國放映的影片中,美國影片曾占70%以上,這一年來有毒素的美國影片已經被我們完全肅清了。出版方面接受美國津貼的則有少數的教會出版機構如廣學會等。(戊)宗教團體:美國教士在中國直接辦理的基督教西差會有58個,占在華西差會總數130個的半數,受這些美國差會津貼的中國基督教會約有15個。此外還有各種教會的聯合組織和青年團體、出版團體和救濟團體等等。屬於美國系統或和美國有關的天主教修會約有6、7個,在全國123個主教區中間,有13個主教區的主教是美國人。

 

 

中共為了清除「美國在華勢力」,將這一切稱為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通過以巨額款項津貼宗教、教育、文化、醫療、出版、救濟等各項事業,加以控制,來進行對中國人民的欺騙、麻醉和灌輸奴化思想,以圖從精神上來奴役中國人民」,[11]必須加以徹底清除。到1951年底,所有這些學校和機構都被收歸國有,各教會則通過「三自運動」掐斷了與國外教會的聯繫,留在中國境內的傳教士有的被迫離開,有的被羅織罪名逮捕,有的被驅逐出境。

 

在教育界,首當其衝的就是20世紀初由四所美國及英國基督教會聯合開辦的燕京大學。二十世紀前半葉,燕大是中國教學品質最高、校園環境最好的大學之一,該校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攻讀更高學位。在中共發起的「三視」反美運動中,為中國現代化過程培養了無數人才的燕大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典型」,「散布資產階級思想的中心」和「美帝文化侵略的陣地」。

 

1951年2月12日,燕京大學被教育部接管。此後,中共在燕大全面開展「肅清美帝文化侵略影響」的運動。具體方法是中共所熟悉的「自上而下,發動群眾,人人過關」的政治運動,通過「控訴會」、展覽會等形式,從「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認識美帝文化侵略本質」到「控訴美帝給我們思想上的毒害」,步步深入地「肅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影響」。不僅燕京大學如此,輔仁、金陵、齊魯、聖約翰、滬江、之江、震旦、嶺南等教會大學也經歷了同樣過程。最終,中共以「院系調整」為名,將這些大學撤銷,一些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等亦隨之撤銷或者邊緣化。[12]

 

在這個運動中,留洋歸來的學者也經歷了一番思想改造的「暴風驟雨」。著名學者如雷潔瓊、潘光旦、費孝通等紛紛發表反美文章,潘光旦因承認自己有「親美、恐美情緒」無法過關,後來不得不寫了篇「自我檢討」登在《光明日報》上。[13]

 

清華大學的西體育館曾經名為「羅斯福紀念體育館」(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以紀念老羅斯福總統對清華立校所起的作用,牆上還有他的雕像。在「三視運動」中,雕像被當作「帝國主義侵略」象徵剷除。清華大學「覺悟程度最差」的一年級學生,在考社會發展史時,「幾乎全都自動地檢討過去自己的崇美思想」。[14]

 

此外,中學生也被動員起來,按照「宣傳提綱」的口徑,到工廠、鄉村對工人農民進行反美宣傳。北京市從1950年10月中旬開始「三視運動」,1951年1月31日,北京市委提交中共中央和華北局報告中說:

 

這次【北】京市學生反美愛國運動,歷時三個多月,發展的規模極大,群眾的愛國主義熱情極為高漲,收穫極大,親美思想一般已被摧毀,崇美心理有極大掃除,恐美心理基本上已被打破。[15]

 

三個月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先後組織三萬多大、中學生到工廠和80%的郊區,對57萬多民眾進行宣傳。北京大學等三十多所學校即動員了21000多名學生參加宣傳,並創作了2300件文藝作品。[16]

 

以美國為敵的不歸之路

 

這是1951年,朝鮮戰場戰火正烈。中共借戰時措施煽起狂熱的民族主義,通過中共擅長的群眾動員和組織方式,經過一系列精心籌劃和展開的運動,中共在數億人民中完成了將美國從盟友變為仇敵的轉折。這是一次成功的大規模洗腦行動。在這場意識形態大清洗的同時,中共利用號召捐款、動員參軍、組織學生給前方將士寫慰問信,婦女縫製「慰問袋」等等各種「援朝」行動,建立起民眾對剛剛成立的中共政權的認同和服從。密集的大規模宣傳運動將「反美」與「愛國」緊密結合,並且將之變成對立,即中央指示中的「不共戴天」,「愛國必須反美,反美才能愛國」由此成為多數中國人的認知。「三視運動」的轟炸型宣傳方式以後在中國多次重複,並且成為中共宣傳戰的基本戰術。

 

經過這樣的認知轉換後,在中國,反美仇美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在轟轟烈烈的「三視運動」中被中國人所摒棄。中國從此亦步亦趨地走上了一條蘇聯式封閉專制的道路。事實上,至今沒有回頭。

 

注釋:

[1]整個過程黃華和司徒雷登在各自的回憶錄裡均有記載。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1362頁。

[3]《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 1949-1956》。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北京市:學習出版社 , 1996。138頁。

[4]姜慶剛,「一份有關抗美援朝宣傳的通知」。《溫故》總第20輯。網絡版:https://bit.ly/2xHRpwS

[5]全文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211-231頁。

[6]《山東政報》,1950年第11期,87-93頁。

[7]《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九冊》。 212頁。

[8]同上。

[9]《人民日報》網絡版: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0/11/26/4/#62626

[10]「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 1949年9月—1950年1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512-513頁

[11]同上。511頁。

[12]閻明,《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社會學在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239頁。

[13]同上,238頁。

[14]「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市學生抗美援朝運動情況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北京市重要文件選編. 1950》。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中共檔案出版社,2001。21頁。

[15]同上。19頁。

[16]同上,19-20頁。

 

 

过度操心美国,美国不领情!

何三畏                                2020/6/8

 

本来我就没有资格操心美国,因为我一没有美国绿卡,二没有钱财和二奶在那边。但是,在中国至少有九亿以上月收入两千元以下的,和我一样跟美国与美元毫无关系的同胞在强烈的操心美国各方面,尤其操心美国的安全,尤其是最近十来天,操心美国的骚乱,操心非裔美国人的权利,鄙视美国的种族歧视。

 

美国七八十个大城市的骚乱就要结束了。从5月25日明州事件引发,到目前,已经过去十三、四天。据归纳,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四次社会骚乱持续时间是四到十一天,那么,这一次是最长的了。既然美国的骚乱就要结束了,同胞们也就可以放心了,转而操心自己的事情,才是正理。

 

我从来不操心美国的安全,并非我特别没心没肺,而是我坚信美国是安全的。没有人否认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人怀疑最后的一切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年轻人释放了他们的不满,“被压迫民族”释放了他们的不满,最后都会服从法律,“愿赌服输”,接受代价,包括纽约市长的女儿(据报她因涉嫌阻碍交通而被捕),也不会走后门放出来。

 

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直到最激烈的时刻,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和社会共识都没有被淹没,都是善意的而不是破坏的。在承认“种族歧视”作为一种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没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丛林社会,没有人认为美国还存在法律制度上的种族歧视。

 

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批评最深刻和不留情的,也是美国自己,包括主流媒体,各界精英分子和普通大众的声音。

 

还有一种所谓的“反向歧视”,即对弱势的群体的“过度迁就和照顾”。例如,“弱势民族”的大学录取率低于别的民族,就会面临政治不正确的批评。例如,大家都知道非裔美国人的犯罪率高于普通国民,警察面对他们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更高的戒备,但非裔美国警察伤害到白人,引起的社会反应,就比这次的明州事件就小得多。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都标明了一个多元社会的包容能力和修复能力。

 

最关键的是,有赖于法律的强大,明州事件的涉事警察,全部迅速地受到了国家公诉,罪名都与事件相配,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也就是说,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可诉的案件!毫无疑义地会受到法律判决,而不是被另外的意志作为社会稳定的政治考虑的,而在美国没有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即便这样,它引起社会骚乱,我也能理解,因为人们需要发泄不满。任何社会都有人不满,但法治社会的不满应该是最少破坏性的,最不伤根本的,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下修复的,而不需要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颠覆和重建的。那么,美国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就担心它太强大了,逼得它的敌对国家发疯伤及无辜。

 

我们东方古国的同胞,百分之九十五没有出过国,和英语世界地理上千山万水,还有大相径庭的文化阻隔,但却把非裔美国人引为“阶级兄弟”。非裔美国人的经济地位可能比华裔美国人低。在这边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渲染下,远在大洋这边的中国人,向非裔美国人寄托了遥远而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革命友谊。

 

但是,我倒是觉得非裔美国人比华裔美国人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百分之十三的非裔美国人中产生了多少优秀的社会运动家和政治领袖。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鲍威尔,声望极高。接着有赖斯国务卿。奥巴马是非二代。在特朗普政府里,有去年代表美国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黑莉。这只是官员,有议员中大量的非裔美国人。

 

再看华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五,却几乎没有公共领袖和政治家。华二代选择大学和专业,即便家里再有钱,也要读将来好赚钱的专业,律师也可以挣钱,但是,中国人对法律不感兴趣,宁愿选择心理学也不学法律。上面列的那一众非裔美国人,大多是法学博士,地球上最好的大学的哈佛和耶鲁的法学博士。

 

华裔不是对从政不感兴趣,是对社会公正不感兴趣。反过来说,如果对社会公正有兴趣,就参加社会运动,就竞选议员、州长和总统去了。所以,我觉得公正一点讲,在美国如果有“同情链”或“鄙视链”的话,非裔美国人有资格居于华裔美国人的上游。

 

没有文化上的种族歧视的国家,可能还没有,而美国的文化能包容世界上所有文化迥异的民族。世界上最盛行种族歧视,或者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或阶层歧视,阶级歧视的是哪些国家,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美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国家。大家都往美国跑,谁会天生犯贱,哪里歧视往哪里去?

 

 

基于以上理由,我一点都不操心美国社会的安全,也不操心美国国民的平等权利。而我的同胞们一向“过度操心美国的安全”,最近十来天更是集中“关心”了一次美国的安全和种族平等,而关心的角度和心态令美国政府很不满,为此,美国务卿蓬佩奥前一天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回应。那么,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给国家添麻烦。

 

 

香港民眾無視禁令,集會紀念“六四”

來源:紐約時報

週四,數千名香港人無視警方禁令,高呼“解放香港”等口號,集會紀念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事件,這是對北京收緊對香港控制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公開反抗。

“我們有責任紀念和悼念,”51歲的克拉拉·譚(Clara Tam)說,她參加了為1989年6月4日中國軍隊殘酷鎮壓民主抗議者事件的罹難者舉行的守夜活動。 “我們需要讓活著的人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們失去的孩子和親人。”

中國正在推動香港進行廣泛的新國安立法,該法直接針對的是這片半自治領土上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因此今年憤怒和悲痛的公開表達更具意義。香港週四通過了一項法律,將不尊重中國國歌的行為定為犯罪,批評人士認為這是政府壓制異見的最新嘗試。

香港在一年內爆發了多次時有暴力的示威活動後,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尋求限制這裡的民主運動。香港發生動蕩之際,中國幾十年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習近平在大陸對異見人士進行了大規模鎮壓,官員用審查和監禁等手段壓制批評者。許多香港民眾擔心,他們所珍視的公民自由正在成為中共的打擊目標。

香港當局打破傳統,以擔心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為由,禁止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守夜活動。往年,人們在這個一年一度的活動上可以看到,在香港密集建築物的陪襯下,燭光映照著千千萬萬張面孔。官員們呼籲居民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該規定禁止八人以上的公開集會。

儘管如此,活動人士周四還是來到公園和地鐵站,在香港幾個地區舉行了悼念“六四”鎮壓罹難者的活動,並與警察發生了對峙。有些人選擇留在家裡,點上蠟燭為自由祈禱。還有些人在立法會抗議,譴責中國是一個“殘暴國家”。

在維多利亞公園,數千人越過柵欄和障礙物,參加了一場組織鬆散的紀念活動。許多人坐在地上,手持點燃的蠟燭。一些人播放了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期間的歌曲。擴音器裡播放著保持社交距離規定的公告。

“我們正在為同樣的目標戰鬥:民主自由。他們這樣做面臨的是死亡危險,”23歲的大學生瑪麗·李(Mary Li)說。她和朋友們一起坐在公園裡。 “我們今天來這裡冒的可能只是被逮捕的風險。他們經歷的事情讓我很難過。”

當局禁止集會的做法對香港親民主活動人士是一個打擊,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在抵制中國政府將“六四”大屠殺從歷史上抹去的企圖。在中國大陸,官員禁止大多數有關“六四”的討論,當年,政府動用軍隊和坦克,殺死了數百人——如果不是數千人的話。現在,當局經常騷擾罹難者家屬,不允許舉行任何正式的紀念活動。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領土上唯一舉行“六四”事件大規模紀念活動的地方。每年6月4日,維多利亞公園的硬地足球場不僅是紀念死者的地方,也是給年輕人上歷史課以及當地泛民主團體拉選票的地方。

一年一度的守夜活動也已成為衡量香港能否保持其政治自由的標尺。政治自由是香港標識的一部分,受“一國兩制”政策保障。 “一國兩制”是1997年英國將香港交還給中國後實行的一種政策。

“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在中共統治下,‘​​一國兩制’是否可行、我們譴責大屠殺的活動在九七後能否繼續下去的象徵,”每年守夜活動的組織者李卓人說。

活動人士擔心,中國對香港日益嚴厲的鎮壓可能意味著這種集會的終止。

“中國正在施加他們的規則,現在是公開站出來反對的時候了,”40歲的軟件工程師馬庫斯·梁(Marcus Leung)說。 “明年不知道我還能不能來這裡。”

北京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政治分析人士吳強說,中國當局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將矛頭對準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將其視為政治上的尷尬,是為民主運動“釜底添薪”。

吳強說,守夜活動提醒人們,中共的權力來自軍隊的力量,而不是民眾的支持。 “它充分暴露了中共的一個性質,”他說。 “以這種反人道的毒殺的方式來維持政權。”

週四,以親北京議員為主的香港立法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將不尊重中國國歌的行為定為犯罪,最高可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反對派政界人士稱此舉會限制言論自由。

這項立法引發了廣泛的憤怒。週四,泛民主派議員為了擾亂該法的辯論,在立法會大廳投擲了“臭彈”。許多人還高喊“殺人政權遺臭萬年”,顯然指的是“六四”大屠殺。

“我們今天做的是提醒世界,我們永遠不應該原諒中國共產黨31年前殺死自己人民的行為,”抗議該法的反對派議員之一朱凱廸事後對記者說。

在北京,幾乎沒人提“六四”大屠殺的周年紀念,這與中共的一貫做法相符。中國外交部駁斥了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對政府處理天安門抗議活動的批評,稱中國當局獲得了人民的廣泛支持。龐皮歐本週會見了曾參加天安門抗議活動的人士,並批評了香港禁止守夜活動的決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轉彎抹角地提到“六四”大屠殺,稱其為“20世紀80年代末發生的政治動盪”。他讚揚了中共執政70多年來取得的成就,並說中國領導人選擇的道路“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中國在香港推動新國安立法來壓制異見的做法,受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廣泛批評。英國本周承諾,如果中國領導人繼續推動有關立法,將允許近300萬香港人在英國生活和工作,這加劇了英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在“六四”週年紀念日前夕,官方新聞媒體發表評論文章說,有必要加強對香港的監管,並批評美國對中國推動新安全立法進行懲罰的威脅。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人民決不會放棄對香港的主權,”官方報紙《環球時報》週三的一篇社評說。 “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改變空間。”

北京可能在9月份前起草新國安法再度引發了人們對香港公民自由受到更廣泛侵蝕的擔憂。香港長期以來一直享有中國大陸不允許存在的權利和製度,比如不受限制的互聯網和獨立的法院。國安法對敢於挑戰中共統治的組織和活動的未來帶來了疑問。

禁止守夜活動增加了人們的擔憂,即北京對安全和穩定的要求將進一步侵蝕香港的自由。雖然香港警方禁止守夜活動的理由是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但活動人士說,他們認為這個決定背後有政治動機。

週四,隨著人群在香港各地聚集參加守夜活動,警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採取了克製做法,只是站在地鐵站和城市公園外觀察來往人群。

人們從維多利亞公園出來時,一些人停下來,把蠟燭放在了足球場附近的大門上。還有些人用它們照亮了印有抗議口號的海報。

第31年哀悼六四英靈 香港「遍地開花」

中國婦權網報導

 

今天是北京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31周年,自1989年以來,香港警方第一次反對支聯會舉辦維園悼念晚會,在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激起港人奮力反抗的敏感時期,警方向支聯會發出了反對悼念活動的通知書,但此舉也無阻支聯會常委和市民到維園悼念的決心。同時悼念集會亦經各區網民和區議員的號召下「遍地開花」,香港各區都分別有數百人參加,昨萬(6月4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參加者佔滿了維園四個足球場,數十萬支蠟燭照亮夜空,悼念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中的受害者。

 

 

維園4個足球場參與者紀念六四死難者,手機燈光及蠟光同時亮起。(立場新聞他哦片)

 

警方武漢病毒疫情,堂而皇之地成為官方拒絶集會的理由,禁止八人以上聚集,並且「限聚令」也剛好到6月4日為半夜12點為止。即使活動的主辦方支聯會表示,會督促參與者保持1.5米距離,但集會仍未被許可。實際上,此時香港的日常生活已經開始恢復,一些學校已經復課,大部分餐廳、酒吧開放,在這個山城狹小的空間裏,許多地方布滿人群。

 

據英國政府在2017年解密的文檔中顯示,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Alan Donald)在1989年6月5日後發出電報稱,「六四」事件中,中國軍方殺害了至少一萬人。


維園4個足球場參與者紀念六四死難者,手機燈光及蠟光同時亮起。(立場新聞他哦片)

 

今年「無大台」的悼念活動加入了不少本地抗爭元素:除了支聯會過往慣常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外,市民亦高叫反送中運動口號,「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黑警死全家」、「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及反對國安法等,呼聲此起彼落,也有人歌唱《願榮光歸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不會以言切割,強調香港人有表達各種意見的自由。他又表示即使國安法壓港,將來都會繼續悼念。

 

維園集會結束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問到各區集會出現不同悼念形式,以至參與市民叫喊「反送中運動」口號的情況,他表示「香港係自由嘅」,強調所有市民都可以表達各自的訴求,「支聯會係悼念六四,但我哋絕對絕對唔會以言切割,因為所有人都應該有自由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李卓人表示,會繼續秉持「兄弟爬山」的原則。

 

同晚,一場由入籍台灣的港人鍾慧沁發起、名為「遍地燭光悼六四」的紀念活動在台灣台北自由廣場舉行。鍾慧沁指出,這場活動秉持香港反送中運動「無大台」精神,不預先安排知名人士出席講話,而是廣邀想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想聲援當前香港民主運動的民眾,到場點起燭光用唱歌、自由表達感想與看法的方式,一方面悼念 31 年前六四死難者,也對仍在抗爭但面臨「港版國安法」強大壓力的香港民主運動,傳達來自臺灣的支持、聲援力量。活動中有逾2000人參加,香港書商林榮基、填詞人林夕以粵語帶領民眾高唱《自由花》。

 

 

何良懋:權力制衡最可貴 首要阻政府作惡

社交疏離日記 social distancing journal,                     2020-06-02

 

香港一些大學的校長選擇跟隨黃葉舞秋風,公開表態稱他們「理解」的「重要性」,使我感到,今時今日學術界一碰上專制政權時,猶如秀才遇著兵,往往有理說不清,就勿奢談甚麼寧願抱香枝上老的高調。所以,罵完那些老校沒能守住公權力不得逾越學術疆界的道理,今天就講講如何讓政府不作惡(Don’t Be Evil),以資平衡。

 

美國人是出名不信任政府的民族。大約250年前立國先賢之要老遠從英國跑到北美安身立命,跟著更與英皇鬧翻,謀反後索性另設新國家,主要是他們對於英國政府那種無遠弗屆、無事不管的家長式高壓統治討厭之至,加上宗教因素,轉抵北美生活的清教徒追求「美獨」,不欲再受皇權約束。

 

據學者分析,當時大英帝國處理北美十三州,就類似「一國兩制,美人治美」方式,獨立戰爭在1775年至1783年間爆發,成了大英帝國和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革命者,以及其他幾個歐洲強國(如法國)之間的戰爭,乃肇始於對抗英國的經濟政策。

 

由於英國一直剝削殖民地,嚴重阻礙北美發展,為著抗英,北美民眾奮起爭自由。始於1775年4月的萊克星頓槍聲,1776年7月4日費城大陸會議通過由托馬斯·傑佛遜執筆起草的《獨立宣言》,宣告美國的誕生。

 

美國國父之一麥迪遜1788年在《紐約郵報》撰文論證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時這樣說:「當以雄心對抗雄心。……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政府由天使組成,無論內部限制還是外部限制也都沒有必要。」這道理還不清楚嗎:地上的掌權者隨時可變撒但!

 

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總統傑佛遜說過:「如果要我在有政府而無報紙,與有報紙而無政府之間選擇其一,我將毫不遲疑選擇後者。」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嘗言:「政府,在最好時是必然之惡,在最壞時是不可容忍之惡。」這些看似大逆不道的言詞,如此露骨的「反政府」人物,恰好是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旗手,從中看到他們如何面對公權力戒慎恐懼。

 

所有政府都由人組成,只要是人就有缺點,人性無底線,權力可以腐蝕人心,絕對權力必然衍生絕對腐化。美國建國先賢在立國原則中,不忘設計權力制衡制度,在三權分立基礎上進一步保障政府權力的制約與平衡,防範權力濫用導致錯誤和災難。

 

這種三權分立的主要概念是:立法、司法、行政權如果不分開,集中在一起,不管是一個人、一群人還是一個單位,都避免不了最終變成專制獨裁。為免個人專權,這些權力要分開但不分離,反而要互相扶持。

 

另外,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彰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必要,使新聞傳播行業得以充分行使表達自由,獨立於政治體制,是公民社會的主心骨,且被稱為三權以外的「第四權」。在美國這個自由開放社會,傳媒監察政府是業界首要天職,這構成恒常的社會輿論制衡力,導致掌權者作惡機會不是增加而是減少。

 

可是,這種不讓政府作惡的機制,卻在今天香港社會逐日失效中,來自專制政權的直接操控及干預,勢導致特區新聞從業員守護公眾利益、監察政府的職能無從發揮。甚至在國安法這條萬能KEY舞弄下,極可能變了殺死新聞自由的血滴子,最終全港傳媒不得不淪為官方宣傳喉舌、政府新聞發布員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