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                                                      2020年11月16日

编者按：本文为周勍先生2006年6月18日应意大利笔会之邀，在米兰举行的“作家与人权系列研讨会之二”一一《表达的自由：政治权力和恐怖主义》会议上的演讲文稿。该研讨会由意大利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14年后在习近平专制政权愈发推行“国家恐怖”的中国，“国家恐怖就像一个细菌无限蔓延，吞噬人们的生活细节、吞噬言论自由、吞噬人们的未来和精神成长。”今天，旧文重发，让人们更清楚地看见独裁政权的本质以及它的连贯性，而唯有奋起对抗恐怖，不惜屡败屡战，人民才有机会，中国才有希望。因此，周勍先生的文章极具现实意义。

作家周勍在香港《民以何食为天》研讨会上发言。 網絡圖片

恐惧是自由的昏厥。从心理学上讲，陷入罪孽始终发生在昏厥状态中……恐惧是控制个人的外部异力。人不能摆脱它的控制，因为害怕……

                                                                     ——（丹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

尊敬的大会主席、来自各国笔会的女士、先生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意大利笔会，在我因1989年“六四大屠杀”被关押过的“劣迹”，而被中共当局用国家强权生硬的烙上永久的“危险分子”标签17年后的今天，第一次用作家的名分来邀请我到美丽的米兰来出席这次盛会。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作家”的身份，并不单纯是因为这次机会是对我的身心在监狱的那两年另八个月的非人生活中失去了原本坚固正常的的六颗牙齿、双手关节也因长期戴手铐而落下腱鞘炎直到现在若犯病痛的连笔都拿不住的现状的安慰和补偿，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的个体生命就被定义为人见人怕的“恐惧的带菌体”！

尽管我自己在1980年代初、年龄还不到20岁时写的文章就获过奖、同时在哪个出本书极不容易的时期，还因为出版过书而被当时权威的《中国青年报》专题称道。就是在出狱后，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写作且作品也曾入围国际上重要文学奖的提名。

但从出狱后我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能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第一次出现还是把我名字中的“勍”字拆开为“京力”两字方在媒体上面世的。而据我所知，198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戴晴在出版一部她自己翻译的相关二战的书时，不得不用了一个叫“尚蔚”的假名字，但中国的传统士大夫们一直奉行的则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更为严重的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至今名字还被当局像防瘟疫一样完全屏闭着，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因发表不同意见的独立笔会的作家还被判重刑关在监狱里。而作为一位作家，是通过其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才换得身份认证和名分确定的，读者的反响又是其继续创作的动力和被认可的享受。一旦你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从此和读者再也毫无应对的可能，这种屈辱和绝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精神蹂躏和惩罚。

在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国家里，作为一个作家，你只要对这个腐烂透顶的制度表示哪怕是应付式的顺从，这个有着“养猫养狗养作家”传统的腐败机制，就会给你一个常人难以想见的物质享乐和精神饕餮——在前苏联时期，那些御用作家既有超过100万卢布（那时卢布非常坚挺）的身价，又有花园别墅，时不时还有美貌演员相伴的豪华宴会；就是在全民奔小康的现在中国，据我所知一个党所承认的党员女作家，一篇几万字的小说，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一本所谓的书，其稿费就是六万多人民币，然后再卖电视版权多少万，而且平时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专业作家工资、劳保和一套分配的房子，那么他们这些所谓的作家对这个制度还能说什么？！更何况中国大陆的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些“自己人”的作品大力像国内国外推荐也是不遗余力的，无怪乎像余华、莫言等名流们一边在大陆写着什么“反腐”之类颂歌式的文章或电视剧本，一边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着，而其头衔前面的一个重要的前缀词“党员”或“委员”什么的往往都被西方社会忽视了，使得他们把大陆政协或人大什么的官宴和西方的各种文化西式大餐都能通吃，更可气的是哪个余华，在意大利面对媒体还奢谈：中国的出版很自由，我的作品出版时就没受到什么审查（大意）！这就是西方主流社会追捧的名流，这也太令啼人笑皆非了。籍此，我对于意大利笔会在“中国——意大利文化年”的年份里，把这样一个机会给了中文独立笔会，再次表示敬意！相信这是一个真诚而良好的开端。

我在写这篇演讲稿的时候，对自己这次能否成行出席这次会议或者成行后能否正常回国仍心存忐忑——因为众所周知，像我们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先生等作家同仁，当局不但不许可他们出国参与文学活动，就是正常的出国旅游也不被许可。而我个人在1999年底从俄罗斯回国时，在新疆海关也被扣押了10多天，其原由只有一个——就是奉劝我不要再回中国。

恐惧和谎言是一切极权专制国家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连续性的最重要的手段，那些独裁者们，利用手中掌控的几乎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优势，不计成本的强行侵占、蹂躏并威胁几乎整个社会和公民的私人空间，而那些掌权者就是利用公众的普遍恐惧心理保障着他们既得的腐败利益和维护着其源源不断的腐败利益源头。而谎言则是其不断篡改历史和现实的最佳工具。也正是这种弥漫在中国上空的恐怖和谎言，严重地污染和毒化着整个中国社会与各个不同的阶层。故而，我将这种形态定义为“国家恐怖”。

而也正是因为在“六四大屠杀”后的整整17年中，这种“国家恐怖”愈演愈烈，使得中国人的整体堕落达到了颠峰，而这种国家恐怖就像一个带菌者一样，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无限蔓延，吞噬人们的生活细节、吞噬言论自由、吞噬人们的未来和精神成长、最终吞噬一切！这决非危言耸听，下面请允许我用自己在狱内狱外17年感同身受的无孔不入的恐惧骚扰的个案，来作为一个解析现实中国的活的政治标本，尽管此前我一直不愿公开承认这种国家恐怖不断肢解着我的正常生活：梦魇般持续不断的威胁、毫无隐私可言的个人私密生活、灵魂和肉体同时被恐怖追逐的栖无定所的狼狈与焦虑……

在中国宣判一个罪犯时，第一句往往是“捕前系······”，而我被捕以前则是一个充满无望之欲、却在一所大学的作家班里混着日子。胡耀帮一死，平庸而庸懒的日子骤然间变得激越而饱满了：站在不被官方承认的“民主论坛”上演讲的并在掌声中飘飘然，当“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大学的保卫干部昼夜撕毁校园里铺天盖地的鼓动文章时，我公开贴出了自己写的一张颇具黑色幽默的打狗队告示，而也正是这段文字，成了当局的那些打手们最恨我、且在后来狠狠地整我的祸根。当然“‘四·二二赴京请愿团’的幕后黑手、指使做了个真棺材抬上大街游行、书写并广泛散发一份“恶毒”的《告工人同胞书》和强行起草空校宣言，让十多万大学生提前离校”都是罪行的分类，而我的判决书的第一条则是“在动乱中出版非法刊物《民主与自由》并任主编，油印1000份，起草多份“告同学书”煽动罢课到底，反动气焰嚣张。”，这都是因言获罪的标本。

而在期间最让我感动则是：六四大屠杀开枪后在逃亡时我已身无分文，一位外语系的学生说：“这些钱是我募捐时偷偷留下来的，我错了，你带着走吧”。而能让我一直对这个国家满怀信心的则是在哪个人人自危的逃亡路上，偶遇的一对几乎一个字不识的农民夫妇的一句令我终生不忘的“看你就像学生，先躲在我家，若公安来了，我就放狗咬，你从后门往山上跑！”。在漫无目的的逃亡路上，我怎么也放心不下西安交通大学那个心爱的女孩儿，最后决定：回去看上她一眼，哪怕天塌地陷。

但我在她所在的学校门口被一群公安乱拳打倒了，当我再次抬头看到的却是满眼不同制式、黑洞洞的枪口时，我才知道这不是在拍电影。“狗日的这点倒像甫志高，多情的不得了，竟敢动手打公安，六·四这伙反革命中还没有过，把拇指拷给砸上。”人与人渣仅一字之差。看见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我，我当时的女友无助地高喊：“抓学生了，打学生了”，可操场上踢球的大学生们却无动于衷；“又没犯啥罪，给，把这瓶啤酒喝了”，一个开商店的个体户倒不怕二十多名凶神般的公安。

我所关押的“西安市公安五处看守所”是中国的所有监狱中都有名的“监狱博士后流动站”，我刚一进号子，就看见一排光秃秃的头顶，全都带着手铐和脚镣的犯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全都是等待处决的杀人犯，在此我陪伴过的死刑犯就有近30人之多。这其中“鸽子”是个假女人，首次犯案后竟被放进了女监舍而在黑道中声名大振，也就是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同性混乱媾和的丑陋。

“我要让你们变成三改对象—-老婆改嫁，儿子改姓，你狗日的改造”，绰号“王老虎”的看守所所长经常在监舍的广播上喊着。

“听说写稿子能减刑，你教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让你‘撬豆包（同性肛交），受活的很’”，晚上熄灯后“鸽子”直往我的被窝里钻。

西军电因“六四大屠杀”被关押的男大学生放风时抓起一把粪便就往自己嘴里塞，因为他想通过装疯来见到同被关在这所监狱里的女友。最后到是他不断写在“鬼票”（监狱里特制的饭票，因用的人大都是死刑犯而得名）上的情书，奇迹般的起到了联络作用。

“赵毅，等不到三个月后枪毙你了，现在咱俩就来个了断，今天我打死你，再枪毙我；你要先打死我，就得提前枪毙你”，我手中的木板让他头上血花飞溅，这个总用他即将被枪毙来欺负被关押的学生的恶棍被我打的头破血流。我因此被戴上了“背铐”：把两个手背在身后再把两个手腕死死的叠在一起，然后用土铐子铐死，吃喝拉撒都得靠同号子关押的学生帮忙，晚上趴着睡真难熬，六天后卸下铐子双手都从背后收不回来，老犯人告诉我：生铁铸的土铐子吸血哩。

下面是一些持续一年里和我在一个锅里搅勺把的活死人们：

张启祥：省军区司令员家里就是我抢的，在他家里我一枪要了两条命，他儿媳妇的命真硬让我捅了二十多刀还没死，你们知道不知道？活人心肝炒着吃嫩得很。

涂新海：你们西安的审判长真坏，读宣判书时拖个长调调声，念完“死刑”时我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半天后又接着念“缓期”两年执行，真他妈的。多亏老子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了个二等功。我把那个敢偷偷和我老婆睡觉的大学生杀了还不解恨，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就应该慢慢地折磨那杂种。

芦西言：我在公安局已当上副处长了，都是让大烟害的，竟然用配枪换大烟“冒泡”了，谁知那支枪到了魏振海那杀人魔王的手里就染上了5条人命。

韩新建：打不了我的头（枪毙），轮奸时我不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听说在轮奸案中的这两个人都要枪毙，至于其他……

吴西贵：我这个死刑判得冤，偷了二十多辆摩托车，可自己长这么大连几块钱一碗的羊肉泡都没吃过，谁让我妈我爸生下一窝窝的弟妹，他们自己又没本事呢。

下面则是一个在常态社会里生活的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些监狱内的“私刑”——“种牛豆”：

夏天将号子里的“砍头子”（较老实的犯人）身上或胳膊刺破，再将跳蚤，臭虫和虱子放进去，几天后，“砍头子”胳膊上就真正变成“艳若桃梨”了：一个西红柿般大的透明的包，里面成十上百的小生物在蠕动，其滋味真的是刮骨钻髓。

大毬比赛：不足18平米的监舍，塞着40多名人犯，除“头块板”（牢头狱霸）外全部犯人都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每人都开始自己手淫，将生殖器弄大，“头块板”手拿毛笔，给生殖器最大的犯人肚子上打个勾，生殖器小的划上叉。

皮管王：用抽水的硬塑料管打人犯屁股，此刑据说是由收审所王管教“发明”。我就亲眼目睹了临近监舍的一个人犯因偷偷抽烟，被发现后打了三十多管子，屁股肿得像两枚透明的火底柿子，不小心撞破后血水直流，两大磁缸子卫生棉球放进屁股后的血洞里仍填不满，后来此人因感染死亡，家属到监狱看尸体前，收审所所长在监舍的广播里公然讲道：

某某是病死的，待会儿家属来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谁要是不老实睁眼说瞎话，他就是娃样子。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我在一百多个因“6·4”事件关押的教师和学生中第一个当上了“头块板”，在我“掌权”期间，曾经历了“失败的狱中民主与物极必反的狱中暴政” — 其实我也有令人吃惊的恶的一面：打，往残里打，斗，往死里斗，克扣，让你们饿得学虱子叫……至此，我才明白——野兽关的时间长了，兽性就少了，变得温顺了。

而人若关的久了，人性就少了，兽性就反而变多了。

1990年9月26日，作为陕西省因“6·4”事件关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后一个被押送到陕西西部的以盛产西凤酒而闻名的凤翔县枣子河陕西省劳教所投入劳动教养的。此前，该劳教所专门成立的“6·4”事件劳教中队已关押了一百多人。其中有教师、工程师、大学生、个体户、工人、无业的所谓打砸抢分子、“6·4”期间以学生名义非法募捐的青年农民，甚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乞丐。

1990年11月初，我偶尔听到“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6·4’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云云。其不知仅我们这个监狱里，当时就关押了几十个学生和教师！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极端心理反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逆来顺受，我要开一个先例——越狱成功后在偷越国境，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人一旦陷入某种情绪之中，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往往会在偏激的同时更加固执。于是我便开始寻找想越狱的同路人，很快深得劳教所副所长刘某喜爱、幷且担任中队小组长的贺国安向我透露了他要越狱的理由：他自己是单位开车的工人，找了个女大学生做女朋友，虽然对方常来看他，但也怕天长日久变卦，想找人一块越狱，然后带着女朋友逃往国外。开始我幷不置可否，后来见其言辞恳切，加之他担任小组长，容易同外役号接触上，能方便搞来越狱用的钢锯条等，故答应与他合伙越狱。此间，艾东也同我接触上了，他的越狱理由简单易信：1990年他才被公安局从海南抓回来，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后的刑期太长，将来所有政治犯都刑满释放了，留下他自己一个人太难熬了。

在一次破绽百出的越狱计划失败后，我们立即又实施下一次越狱计划：用贺安国通过外役号藏在香肠里的半截钢锯条，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监狱库房的钢窗上的钢棍锯断两根，然后又用稀泥在断处糊上遮人耳目，接着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单拿到库房，趁晚上和艾东一起悄悄撕成碎片，共同拧成一条8米多长的粗绳藏好，准备过几天等到风高月黑之夜三人从锯开的窗户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监狱大墙，然后由先上墙的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它两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墙越狱。当时定好某天晚上12点整越狱。

可不到当晚8点，我们监舍里冲进一大群气势汹汹的狱警，不用费劲就从库房搜出了那条绳子，搬开了窗上锯断了的钢棍，我立即被押到严管队禁闭室关押，中队里一片混乱，他们“民主中国阵线西北部”的核心成员临时应急开会后又作出两条决定：一是马上销毁所有文字性的东西，二是若出事都往周勍头上推。原因是我先关禁闭可能是我告的密，另外是保存组织，牺牲局外人士！前一条尚系果断（哪怕原因荒诞），而后一条既愚蠢，（因他们所有活动都背着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与道德！继我被关禁闭之后，刘从书，艾东，付喻等20人被分别隔离在一栋空楼里，一时风声鹤唳，那位“文革”中“三种人”出身的刘副所长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地向省以及中央有关当局报功，据说司法部非常重视，派来的项目大员曾说，此乃建国以来首次政治犯狱中组党，是一条大鱼。

当我单独被关进禁闭室后，方有机会冷静地从头至尾细想整个过程，一旦冷静下来立即明白这是一个圈套，是刘副所长为立功在发现刘从书他们经常聚会时为放长线钓大鱼而布下的一个陷阱，而我们三人的越狱行动，只不过是在他们认为必要逼从刘从书时给其造成心理落差的一个诱饵！等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在初冬阴冷的禁闭室里，我仍是冷汗淋漓！

此处只能再引用我的加刑材料第五条 ：“周在禁闭室态度十分顽劣，拒不交待罪错，在禁闭室里放声高唱，大喊大叫，干扰审查（我若不这样做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非发疯不可！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我才真正理解了茨威格在其著名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些经典的描述。）更为恶毒的是，在禁闭室唆使同案刘从书、安保军、孔辉等建立攻守同盟，让这三人一口咬定是劳教所领导为了立功教唆怂恿他们犯罪，其用心极为险恶”。而给我加刑5个月的另一个“罪证”则是（原加刑书）：周入狱后从不认罪伏法，经常利用作家的身份在不同场合散布为“六四”辩解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还偷偷收集了一份本监狱在押的“两乱”人员名单让提前释放的学生佟某私下带出监狱转交海外的报纸，妄图借反华势力给中国政府施压。

结局与后果：中队其它没有参加组党而知识层次较低的“6·4”同案人员大骂“什么知识分子，干脆改为吃屎分子，啥还没有呢就为了个破总书记争得头破血流，可刚一关起来比谁都推得干净，简直跟贼一样，偷的时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时只怕判得多”！总书记刘从书加刑六个月，副总书记付喻加刑2个月，同时参与越狱和组党的艾东加刑3个月，而我这个“党外人士”，关禁闭室的时间最长且禁闭期间只提审过一次的人却被加了5个月刑！

贺国安在此后被艾东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医了。事后，我心境极糟，在监狱里就用刀片将自己的头发和眉毛全部刮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怪物。

真可谓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我出了监狱后，经常会听到：你这几天不能出家门一步，因为克林顿来了。忍无可忍，我一时性起，也就以硬碰硬了：“既然克林顿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将以命相搏，你们再要跟踪我，我就要用汽油烧克林顿或者当着他的面自焚”，正当我自以为挟制住对方时，一位因经济问题被公安局开除公职的邻居道破“天机”：其实你真傻，这几天咱们大院门口停的车、无端多出来的那些修鞋的、卖菜的和那些穿便衣晃来晃去的全是政保处的人。”

而每每到了所谓的敏感时期，由多名公安“保镖”着离家出游则是家常便饭，期间的焦虑和忧愤常人难以想见。而面对“只要你今晚和我们在一起，你就是想嫖，我们都给你守着门”这些公安局专职监视我的人的此番话，你是恐惧还是无所谓？最让我惊讶的是哪次在湖南张家界市的那一次：为了安静，我出行前没告诉过任何人，可就在我到了当地的第三天的早上，就在大街上我“巧遇”了西安市一直管着我的两个公安！须知这是一个加上旅游的人口超过300多万人的城市。他们告诉我：其实很简单，让一批批的公安拿上你的照片开车上街转游，只要你一露面就会碰上。我们有的是人和车！就是在去年，因为我帮一位美国的朋友出版一套基督教图书。公安当局几乎传讯了我周围的所有与这事有关的朋友，甚至帮我开车的司机朋友！

当1990年代中期，我把一份《历史故事报》办的发行量大增的时候，公安局专职监视我的哪个人又讲：“你办的报纸，就是整版上都印上共产党万岁，我们头也觉得你是在讽刺党呢，要麽你退出要麽我们就把这份报关闭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本应是一个常态的生活，而我自己却总处在没有明天的恐惧和动荡之中。这无处不在的颤栗和不安，更重要的是使我在漫长的17年中，给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堆积起来了由于自己无法掌控而带来的情感债务——使得他们为与我的接触、甚或认识而受到盘问、传讯、甚或威胁。而这些罪孽从何而来？与罪孽相关联的恐惧生活又是从何处来的？我们将如何面对？

我之所以说出这些经历，并非其他，只是偶然发现了一个骇人的规律：我这么多年所经历的磨难，几乎每次都与“文字”相关联！至此，我方明白——一个国家只要把文字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当成恐怖对象，其国家基础必定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胚胎。此点从希特勒的德国到斯大林的苏联，从毛泽东的红色恐怖再到萨达姆，乃至今日的古巴、北韩和我的专制的祖国，都概莫能外。

我以为，在一个由国家机器控制着几乎是整个社会生活全部的极权国家里，软化其僵硬的社会组织细胞、恢复并修复被恐惧与谎言这两具专制的磨盘碾压蹂躏的人的基本属性，远比以暴抗暴重要的多——还是以“六四大屠杀”为例，我多年来在不同场合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在“六四事件”中共产党的悍然开枪，我事先和事后都有一种预料、甚至这并不是我在这一过程中最仇恨的，因为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明白：开枪和噬血才是其常态——战争时期为一个山头不惜多死几千人，为了所谓的卫星上天，不怕饿死几千万人，那么“六四事件”的开枪只是其血腥史中的小巫而已。最让我不能原谅的则是，通过这一过程，让我如此清晰透彻的明白了共产党50多年的统治，把人只所以是人的基本性破坏殆尽！使人丧失了最起码的组织能力和交流能力——试回想一下，在1989年4月15号到6月底的那“惊心动魄”的两个多月中，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道德自觉——在没有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公共部门有意“瘫痪”的情况下，在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度里，竟然没有发生一起人为的恶性治安案件！我自己就亲眼看到了一张贴在西安市中心的中楼上的一张“小偷罢偷宣言”。这足以看出中国民众为了自由民主的实现不惜一切的付出与决绝。因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民主基础几百年的美国落杉机，仅1980年代的一次骚乱，就死了上百人。

而中国的悲哀恰恰在“六四事件”之后，那么一场高度道德自律的几乎是全民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开枪后的一瞬间，立即演化为一场人人过关的审查运动！这种结果正是共产党一直想要把人驯服成为“工具和螺丝钉”的成功所在！因为专制者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他的奴隶。所以说：极权制度是文明社会的毒瘤和天敌，其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都有着及其大的威胁和影响。而改变这种现状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建立公民自治组织与行业协会，使得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与能力，近而和国际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这就是一场理性与恐惧的赛跑，只有前者在这一过程中占了上风，我们就不再恐惧了！而我们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长期关注、救援中国大陆被羁押的会员、记者和知识分子的个案，便是一个有力佐证。

我深信：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所谓的公共空间，就是大家人人都有份的时空，而在这一空间中，良性与恶性的力量对比只能是此消彼长的竟争态势。而对一个作家而言，我坚信一切自由都源自表达自由。而真诚且自由的写作是对极权专制下浮媚禁锢生存境遇的解构与结构，为了自由写作与自由表达我们都应该屡败屡战！

诚挚的感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