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厌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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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一个冷僻词汇“厌女症”忽然出柜，堂皇现身于各种媒体和公共讨论。特朗普在社交圈对女性发表的那些评论自不必说，竞选辩论中他打断希拉里时说的那句“这个卑鄙龌龊的女人”被认为是明证。

何谓“厌女症”？最简单地说，是从男性的角度对妇女持极端负面的态度。它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从社会意义上的消极否定到生理意义上的恐惧厌恶，从把妇女从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到在私人生活中回避和妇女接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的领域，但从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其根源在于男性对于女性性别力量的恐惧，关系到社会及私人生活中男女性别权力的分配。

一个男权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会采用各种手段压制甚至阉割妇女的社会、心智和生理力量，维护自己的性别权力，从古代中国社会的缠足到非洲部落的女性割礼，从不给妇女教育权到不给她们选举权。其表现形式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有的“厌女症”患者倾向于回避女性，有的又在两性关系上贪得无厌，端视有没有足够的权力支配女性；但其共同点是对女性整体持蔑视态度，把她们完全物化和商品化——特朗普是后者，妻妾成群，佳丽三千的古今东西帝王和、权贵也是如此。

特朗普现象真正让人不安之处

特朗普现象颠覆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主流舆论对美国社会一些基本状况的看法。此前，美国社会性别关系讨论中常见的是性别歧视和性别主义这两个问题。前者是法律上男女平权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对女性不利的观念和制度；后者比较中性，因为它包含了女性可以利用性别身份分享更多机会甚至权力的可能，是当代社会身份政治的一个侧面。例如，很多人支持希拉里就和她的性别有关，他们希望美国产生一个女总统，希拉里本人也深知这一点。

性别歧视与性别主义共存，后者渐占上风，这可能是很多人对美国社会性别关系现状的印象。很多人甚至认为性别主义已走火入魔，要矫枉过正了。但“厌女症”的出现让很多人错愕，仿佛时光倒流，女权运动前功尽弃，那么多人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原来他们还生活在前女权运动时代。

特朗普现象当然并未改变美国社会性别关系的现状，正如它也还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种族关系的现状。我们所惊愕的，是那些平时被主流舆论压制的“政治不正确”找到机会突然大量释放出来，就像一场大雨后阴沟里往外冒脏水，本身并不特别可怕。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令人惊愕的有关“性别”和“种族”的“政治不正确”话语同时现身于自命“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夸夸其谈中，和宏大的“国家”以及“人民”相对应，让人窥见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让人不安的因素。

种族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

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这两对概念的平行，在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上都有先例，实为不祥之兆。

在世界历史上，种族主义和男性权力本来就是孪生子。种族主义就是男性沙文主义，它赞美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种族力量和智慧，关心的是男性种族血脉的延续。女性在这个男性沙文主义世界中的位置首先是承担种族延续的生物性使命，其次是供男性征服和玩赏的性使命，处于被使用和被支配的地位。一个种族主义者基本上就是一个男性中心主义者，反之亦然。

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中，“国家”和“民族”又常常高踞于个人和群体之上。可以理解的是，种族话语和男性话语常常把社会问题转换成种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借此压制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话语。这个倾向，在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的某些言论中已见端倪。

所以，种族权力和性别权力有内在的联系，如果理论上一时还难以理解的话，至少很多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其相关性。在不同种族关系中，信奉种族主义的男人对被他们认为是低劣种族或者敌对种族的男性和自己种族的女性交往特别义愤填膺，因为这种交往不但玷污了自己种族的血液，而且分享了自己对本种族女性的占有，染指了自己的男性权力。纳粹德国如此，其他所有国家的男性沙文主义者都是如此。

美国历史上，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更是密切相关。无论是《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当初昭告天下时其中提到的“人”都既不包括黑奴、也不包括妇女。虽然妇女有独立人格，受法律保护，但没有选举权，其公民权利中的政治权利就被剥夺了。多数州的法律规定已婚妇女没有产权，产权都是丈夫的，但妇女却要按人头交税。纳税却没有代表权，这是和美国革命的原则相冲突的，但男权主义的社会对此又无动于衷了。今天赞美美国制度的人不应忘记：美国历史上和奴隶制并存的还有男权制。正因此，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平行的社会运动，成为天然盟友。很多女权主义者不但是积极的也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在她们对废奴运动的热情中，朴素的人道主义因素要多于政治权谋的考虑。

1830年代，有一对叫萨拉·格林卡和安吉丽娜·格林卡的白人姐妹在北部一些州巡回演说，大声疾呼废除奴隶制度。她们出身于蓄奴的南卡罗来纳州，父亲是州法官，但废奴主义政见使得她们无法在南方待下去，只得逃到北方。她们的废奴活动既扩大了废奴运动的影响，也引发了男权社会舆论的担忧甚至对抗，认为她们的社会政治活动有悖妇女的角色和德性，潜意识里是她们侵入了男性的权力领地。她们巡回演说的有些城市甚至发生了暴力冲突。

面对奴隶制和男权社会并存的现实，格林卡姐妹终于认识到二者的本质关联。萨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集结成册，书名就是《关于两性平等的通信》。安吉丽娜更是喊出了“除了人权，我不承认任何权利”这个超越种族和性别局限的人权口号。

美国内战后，黑人成为公民，有了法律上的投票权，但妇女却等了半个多世纪才得到投票权，这个历史被很多人忽视了。和西欧相比，在历史上，美国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都是相对落后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发生逆转——种族和性别成为当时民权运动中两个交互的主题，直到上升为“政治正确性”而大行其道，成为主流。

坚持法律面前平等更重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特朗普的所谓“厌女症”，反映的不止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应该和他的种族主义倾向放在一起来讨论。这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密切相关，代表了美国社会中被压制已久的一部分白人男性的权力欲望和权力话语在社会危机下的沉渣泛起。他们以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为许诺，换取选民的容忍和默认。这才是特朗普现象中真正让人不安的一幅图景，与其说它是未来的和模糊的，不如说也是历史的和清晰的。

剖析特朗普现象的种族主义和男性权力话语，并不是对美国和西方社会中身份政治及更广泛的所谓“政治正确性”现状的完全肯定。特朗普获得的相当的大众支持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要解决人类社会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在原则上和从长远来说，不能依靠玩弄身份政治的游戏，用国家权力对某个群体的身份特权予取予夺，那样的话最终会造成社会分裂。正确的做法是坚持法律面前无论种族和性别人人平等，具体政策实践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损害和贬低某个种族和性别的言论也应被视为对公民权利和尊严的侵犯。坚守这个原则，也就瓦解了以复活种族主义和男性权力来谋取政治权力的任何特朗普主义和运动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