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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雨桐:為什麼要打一場與白玫瑰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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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衛平  (中國婦權網: www.wrchina.org )

2010年六月四日上午10時許,蘇雨桐小姐手持一把白玫瑰出現在天安門廣場,被四五個便衣極其粗暴地推入警車,後帶進天安門分局,長達六個小時的問詢之後被送回家,轉交片警。

雨桐勇敢的行為,讓我想起了這部影片《希望與反抗》(2005),這個題材更早有一部影片《白玫瑰》,在中國公映過。

為什麼總是白玫瑰?為什麼總要打一場與白玫瑰的戰爭?這場戰爭能夠打得多久?

這是寫在年初的一篇文章,謹以此獻給雨桐。

邪惡體制下的個人選擇

2005年的柏林電影節,德國電影《索菲•朔爾最後的日子》(又名《希望與反抗》),榮膺最佳導演和最佳女演員獎。影片取材於1943年地下抵抗組織白玫瑰成員索菲• 朔爾和漢斯•朔爾兄妹,因在大學教學樓散發反戰傳單被捕,四天之後被處以極刑,同時遭到處置的還有他們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抵抗組織”,他們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場所散發傳單,在街頭牆壁上書寫標語或在已有的標語上面打X,主要成員為大學生及少數大學教授。前後共有百餘人被捕,兩批處死了6人,其中還有1位教授。在那個極端的情境當中,這些人們屬於另類生存。

此前已經有過一部影片以此為題材。這便是拍攝於1982年的《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電影譯製片廠譯制,在中國電影院里公映過。兩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爾為主角。我們不喜歡一個獻身的人物,因為她/他身上的光亮過於強烈。但是,令人睜不開眼睛的強光,並不是她/他本人所為,不是這些人做了什麼極端的事情,而是最終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剝奪他們生命的力量,是殘暴和駭人聽聞的。將對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們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這部《索菲•朔爾最後的日子》值得關注。拍攝這部影片的導演馬克•羅斯曼,1968年生人,相當於我們這裡的第六代。在柏林電影節的發布會上,導演道出了重拍這個故事的想法:“當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內的成千上萬的德國人,面對納粹暴行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我希望對這種現象進行剖析。”

在這個看似平淡無奇的表述背後,實際上蘊藏着希特勒政權結束之後,在德國、西歐以及遠在美國知識界的人們,對納粹暴政進行反思的思想風暴,積澱着許多傑出頭腦思考的成果。換句話說,這位年輕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這很可能是為我們所不熟悉的。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這位年輕的姑娘,與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樣的鼓舞,從什麼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風的情況之下,覺得自己必須選擇相反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是什麼樣的力量,什麼樣的系統,什麼樣的法律,什麼樣的運轉,什麼人在其中,合力將一個剛剛綻放的年輕生命送上斷頭台?

於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辯論的風格。與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寫英雄成長的經歷不同,稍晚的這部將鏡頭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爾最後五天的日子上,這期間主要是接受審訊。影片中審訊的過程即辯論的過程,審訊者與被審訊者並不處於先天的道德制高點上,而是一點點拉開他們之間“平等”的思想戰爭,沒有嚴刑拷打,沒有神經戰或者心理戰。德國女演員朱麗婭•耶特斯(1978年生人),將上個世紀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繹得淋漓盡致,精準深刻。

英雄的“銳氣”不是表現為怒目金剛,而是從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

當導演在國家檔案館裡找到為數不多的幾頁材料(蓋世太保毀了它們的大部分),驚訝地發現,在被捕的最初幾個小時,索菲•朔爾表現得“像一個專業的撒謊者。她在為自己的生命而鬥爭,她裝作十分無辜,裝作從樓上掉下來的那些傳單與自己毫無關係,她只是出於惡作劇才將它們推了下去。”同樣,她的哥哥也在東拉西扯,他們都知道這是一件有關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導演本人也談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編亂造的借口,不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為最感人的文字,超乎他的想象。這個看法先讓人一怔。但人們如果也想到那是一個短暫的、被抹掉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僅存的痕迹,是一個即將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體溫,那麼觀看這樣的對話,便不會覺得瑣屑,而會有一種驚奇之感。首先需要回答為什麼要提一個空箱子來到大學,這個箱子的體積正好與後來搜繳的傳單本身大小相稱。試圖撇清箱子與傳單的聯繫,這是“虛假”的努力;然而圍繞着這個生活用品,卻勾勒出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烏爾姆的父母家,因為媽媽上次來,將她的衣服帶回去洗了。“在這個時刻回家,難道不上課嗎?”“還要看一個朋友,她剛剛生了孩子。另外,媽媽也病了。”“烏爾姆那麼遠,不是太倉促了嗎?”“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漢堡的計劃,我也將周末旅行提前了。我已經訂好了12:48分去烏爾姆的車票,我還與姐姐的男朋友約好了在火車站見面,不信你可以去問他。”

她一口氣扯出來的生活網絡表明,她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她與周圍人們有着密切的互動。 “既然要去烏爾姆,那為什麼還要提着空箱子來學校?”她又開始另一個方向上的胡編:跟一個叫做吉澤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約,現在不得不前來取消。這聽上去同樣輕鬆可信,符合一個女孩子的生活內容——約會、取消約會、再約會,不厭其煩,漫無盡頭。

“那為什麼要帶哥哥來大學?”回答這個問題,又扯出一堆亂麻般的細節——“神經科”、“心理系”、 “哲學教授胡伯在一樓上課,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們提前到了,於是來到二樓”。審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頭腦,才能從一個女孩子糾纏一團的生
活中,整理出某些頭緒。觀眾也一樣。

為了防止她自殺,牢房裡派了一位稍年長的女囚犯與她同住。在談到是否會連累家庭時,姑娘馬上顯得不安和沮喪。而問及未婚夫的情況時,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悅之中:他“長得高大,深色頭髮,是一個自由的精靈。總是能把我逗樂。愛情,這完全是無條件的愛情,多麼美妙。”即使在陰暗的審訊室里,一有可能,她便會將目光投向窗外的藍天。她的眼睛裝滿了期盼。

這是一個舒展、飽滿的生命,她與周圍人們的接觸,和他(她)們的關係,這一切都是生氣勃勃的。她在他(她)們之中,被他(她)們所環繞也環繞着他(她)們,接受呵護也付出自己的關愛。對這樣一個生命來說,她不知道冷漠是怎麼回事,沒有體驗過這種失敗情感。

她差一點就矇混過關了。但搜藏哥哥的房間暴露了真相。後來在為朋友們開脫、替朋友撇清時,她又換上另一批真切瑣碎的細節,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實溫暖,詩意濃郁,散發著無盡魅力。這個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數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繼承的。於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則——信任、友愛、忠誠、休戚相關,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這個時期人們精神狀況的漢娜•阿倫特指出,“孤獨”、“原子化的個人”,是造成人們喪失常識及價值判斷的根源。在“孤獨”中久而久之,人們會變得遲鈍麻木,進而不辨善惡,不分是非,什麼都無所謂。

根扎在系統當中

為拍攝這部影片,導演和編劇做了很多功課。他們甚至找到了審訊索菲•朔爾的那位審訊官摩爾的兒子,聽他介紹自己父親的性格。摩爾給他家族帶來的,肯定不是光榮而是蒙羞。影片中,摩爾提到了這位兒子,正在東部戰場上賣命,甚至比索菲•朔爾還要小一歲。無論如何,這位摩爾當年肯定沒有想到自己曾經做下的這麼一件事情,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僅永遠跟隨他,而且跟隨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爾先生長相普通,身材鬆弛,略微禿頂,除非偶爾咆哮的時候,其餘時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對門的鄰居,每天夾着一個皮包上班,並不知道他幹什麼,放在火車站這樣的地方,任何人都不會注意到他。但正是這樣的人,也許正在做一些許多年之後看來,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當然,他並非天生的惡魔。在某些時刻,他甚至不加掩飾地表露出對於索菲•朔爾的同情。起先,當找不出索菲•朔爾的任何證據,他大大鬆了一口氣,當說到“你今晚或許就能回烏爾姆”時,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報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敗露之後,當索菲問:我們會被怎麼樣,親戚是否也會被牽連,摩爾表現得愛莫能助、有氣無力。最後當他要簽署對於索菲的調查結果為“嚴重的反黨罪行”時,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而讓自己參與其中?”他的意思很明顯,是想替索菲脫罪,但被索菲拒絕了:“不,摩爾先生,這不是事實。我並不後悔,會獨自承擔結果。”

但說到底,這個人偶爾流露的好心,只夠管他自己消受一小會。他這個人的重心並不在同情方面,他在這個世界上主要面對的不是索菲這樣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過客,他要面對的,是身處其中的現有秩序、他自己的那個位置、他被編製進去的系統。

假如這個體制同時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麼,就不會讓人面臨這樣的兩難選擇:一方面是系統的要求和指令,在它們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無能為力的,雖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執行不可,因為最終的結果一定要出現,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個人殘存的一點意識道德感、羞恥心,或者少許稱之為良知的東西,它們不是很強烈,但是能夠感覺得到,隱隱約約能夠聽見它們的聲音,但是在系統面前,它們最好深藏不露,自覺像個罪犯似的。

一般這兩者也許不是那麼勢不兩立。但是的確有這樣的歷史情境,來自系統和來自人內心的良知變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兩個陣營,這便是人們需要選擇的時刻。最好人們一輩子也不要遇上這樣晦澀的時刻,但有時候這樣的時刻就擺在人們前面,無可迴避,非常殘酷也令人非常為難,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巨大的壓力和考驗。
選擇良知的人們自然會吃苦頭,不會得到任何現實的好處,但是選擇系統的人就一定功德圓滿嗎?他們自身人性的損失呢?他們在歷史上所產生的長遠的災難性後果呢?

系統是抽象的,冷漠的,於是人也獲得和分享了系統這個本性,成為冷漠的和抽象的。摩爾承認朔爾兄妹“所採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索菲反問:“那你為什麼還要懲罰我們?”“這是法律”,摩爾答道。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將前者蓋在後者上面,做對齊狀,然後說:“我作為一名刑警,有義務檢查法律的規定與民眾的行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問題在哪裡。” 導演和他的工作團隊甚至找到了當年劊子手的資料,他的家族從事這個行當已經八代之久。絞死朔爾兄妹,是這個人祖上傳下來的手藝。他從來不管絞死的是誰。
對他來說,被誰僱傭都一樣,但是他記得自己一生中將3000人執行了絞刑。他像是完全沒有遇到過像朔爾兄妹和他們的夥伴那樣的人一樣,在死亡面前表現得那樣自信從容、富有勇氣。

根扎在良知與真相之中

什麼能夠使得這個無人性的系統,產生一些斷裂?在它密不透風的鐵桶內部,產生一些縫隙?

針對摩爾用“法律”作為尺子來衡量人們的說法,索菲反駁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監獄和死亡,懲罰自由發表言論的人們”,並沒有帶來良好的秩序。摩爾背書似地說:“如果不遵守法律,那麼又該遵守什麼呢?要遵守法律,不管誰頒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審訊官倒吸了一口涼氣,困惑地看着她,彷彿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詞。“法律可以改變,良心卻不會”。索菲清晰地說道:“為了我的良心。”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討論了。聲稱自己是根據當時的“法律”和“規定”行事,是大多數參與到納粹暴行的德國人事後的解釋。但是這種法律,卻公然將成千上萬無辜的人們送進集中營的毒氣室,這在軍事上也不成立。而這樣一種野蠻的秩序何以能夠運行?靠的是剝奪人們的思想表達自由,任何人不能發出異議,哪怕這違反了人們心中基本的常識,違反了人類最基本的倫理底線——“勿要殺人”。

比起“勿要殺人”,表達自由當然是第二位的。但是當殺人的秩序建立,能夠對這種秩序進行批評,表達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則這個秩序無法獲得糾錯能力。

索菲姑娘早些時候也參加過德國少女聯盟,天真地認為希特勒會給人們帶來麵包和幸福。從前線歸來的哥哥,帶回了300萬波蘭猶太人被關被殺的真相:“我們的報道從來不會有,所有像我們這麼大年紀的猶太人都關在集中營里”。而在故鄉烏爾姆,有一位猶太教師,被抓到衝鋒隊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過並吐上口水,當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樣。索菲母親的朋友還對她講過納粹將殘障兒童送上卡車集體屠殺的事情。其他的孩子問,“車子開往什麼地方?”護士回答說,“車子開往天堂。”然後餘下的孩子們唱着歌也上了汽車。對於摩爾認為“這些人是毫無意義的人生”的說辭,索菲一字一句地說道:“沒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靈魂是如何的。沒有人知道,那種內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脫離肉體的。每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對於納粹這樣一個高度極權、高度鎮壓的政權來說,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戰爭,否則很難有力量使得它改變,指望它本身自我糾錯是不可能的。而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除非有一場“內部革命”,即人們開始聽從自己內部的聲音,開始尋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時克服在那種極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懼、虛無和冷漠,自己動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漢斯在傳單中這樣寫道:“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是你們泯滅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騙當中

不要以為摩爾這樣的人,真的是在一絲不苟地執行法律,兢兢業業做一枚螺絲釘,如同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在索菲面前,摩爾攜帶的“系統的面具”不斷滑落,露出了他的個人面貌。在他聽起來是無懈可擊的勸說中,人們明顯聽得見另一種異樣的聲音,那就是他這種人自己的個人利益。

摩爾聲稱自己來自德國西部的普法爾茨省,本來在農村當一名警察,“如果沒有(希特勒)發動的這場運動,我還在農村當警察。”阿倫特曾經指出,希特勒的運動門檻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誠,便需要將一些毫無信念的人們拉進來。他們往往是一些心懷怨恨的人們。

索菲的父親在地方上擔任市長,因為說過希特勒“是上帝對於德國民族的懲罰”而被關押六個月,撤銷公職。這本來是一個衣食無憂的家庭。因而在摩爾看來,這個家庭和索菲應該感謝希特勒,感謝現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對他。

摩爾的怨恨將他的世界變得傾斜,同時又反過來促使他接受一個傾斜的世界。“你享有特權,你和你的親戚無恥地利用了這個。你在戰爭期間用我們的錢去上大學……而我只學會了屠殺”。這聽上去與任何信念或意識形態毫無關係了。雖然摩爾從來也不準備作為個人站到系統前面來,但是他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經遭受的鄙視,讓他學會了鄙視他人。“你們與我們這些你們鄙視的人,一樣領糧票,你們無論如何都要過得比我們好。你完全沒有必要說這些,可是你還要說。”

從個人過日子安逸舒適的角度來看,索菲的確沒有必要冒這麼大的風險。索菲的舉動、構成索菲的動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元素,統統在這個叫做摩爾的人理解範圍之外,他從來不曾聽說過它們,也沒有看到過一個人那樣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卻不去考慮也感覺不到國家社會主義”;“為什麼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會冒險有這樣的想法?”“你必須適應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所有這些說法,已經拋卻了抽象體系及其價值,而是拿“個人”作為釣餌,更像是兩個“個人”之間的談話。至此,不僅索菲與摩爾的語言處於分裂狀態,摩爾本身的語言也在一分為二:一方面是他所說的“法律”,是那個龐大的“無人身的系統”,不允許攜帶任何個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撐着這部機器的,卻是各種各樣個人原因、個人動機、個人的利害得失及個人恐懼,是他們這些人在這個系統當中得到的個人好處,沒有好處他們是不幹的。

問題還在於,所有這些個人因素,都被那個龐大的機器藏在裡面,從外面看起來彷彿這裡沒有個人,是機器本身在運轉,誰都得聽命於系統的指令,但是實際上,這個系統恰恰是許多人的個人利益堆起來的,是這些人在系統中尋找他們自己的寶藏,他們運用系統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將自己的利益說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隱蔽的個人利益的驅使下,摩爾審訊官寧願選擇性失明。他稱索菲所說的“不是現實”,那些失蹤的猶太人,“是他們自己選擇離開的”,這是他從自己的位置希望看到的。他將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為的信息,自動排除和過濾了。只有這樣認為,他才能心安理得。那位在最後的審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漢斯指出,他從來沒有到過前線。言下之意是構成他判斷的基礎僅僅是後方的宣傳,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與摩爾之間,到底是誰在替他們的民族着想,更是一目了然。摩爾從他自己的現狀出發,決定賭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戰爭的勝利上面:“如果我們贏得了最後的勝利,你就可以過自由的生活。到時候你怎麼說?”

索菲反問道:“你相信戰爭的勝利?難道我們想成為全世界憎恨並永遠排斥的民族嗎?”索菲和她的哥哥、他們的同伴以其勇氣、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規的行為而進入了歷史,為後人所傳誦;而審訊官摩爾和他的同事,也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與英雄們一道進入“歷史”,這是千真萬確的。

這些審訊官、法官們是否曾經有那麼一些時刻,面臨著這種選擇:如果不得不與審判對象一道進入歷史,那麼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更加能夠接受的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後人看起來更加能夠接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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