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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遇難女傑名單:馬承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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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芬﹐女﹐1934 年出生﹐遇難時 55 歲﹔生前為復員老軍人﹔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在總政干休四所宿舍樓下乘涼時被戒嚴部隊槍殺﹐子彈射入右下腹部﹐傷口約 4 至 5 厘米﹐6 月 4 時晨死於 304 醫院﹔骨灰自費安葬於金山陵園。

 

馬承芬的丈夫杜東旭的證辭 ──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軍人﹐1934 年出生於河北省﹐1949 年參軍﹐1951 年入朝參戰﹐在韓戰中歷經三載倖免遇難。歸國後 1958 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到了晚年卻無辜死在了所謂人民軍隊的槍彈下。十年前的 89 學運和民運﹐ 全國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從國家前途著想﹐起來反對貪污、腐敗﹐要求自由、民主﹐並要求與當時身為總理的李鵬對話﹐李鵬不僅不聽廣大民眾的呼聲﹐反而喪盡天良於 6 月 3 日派軍車、坦克進城﹐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我們家住在總政白石橋第四干休所﹐位於復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還有 200 米左右。當時很多老幹部(約有數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樓下﹐對開槍屠殺人民的行為憤恨不平。約在夜間 10 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向衚衕裡開槍﹐當時我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當時我站在離她 2 米遠處和一位老幹部說話)。突然間﹐一顆子彈擊中她的右下腹部﹐傷口直徑有 4 至 5 厘米﹐鮮血流了滿地。 她當時就栽倒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必須馬上送醫院搶救﹐可是汽車又不準出動﹐只好借一輛三輪車﹐夜 11 點多送到 304 醫院。因醫院受槍傷的人太多﹐直到 4 日凌晨 3 點多﹐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後送回病房﹐也未給輸氧(事前已向院方說明她前兩個月因心臟病在此住過兩個月醫院)。當時以為並不嚴重﹐她躲過了這埸災難﹐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這把我和孩子們都嚇壞了﹐我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復發﹐醫生又把我送進搶救室搶救﹐經兩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事後經干休所聯繫﹐把妻子送八寶山火化﹐三年後﹐我又自費將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園了。

 

“六.四”慘案已經十年﹐我們這些死難者家屬和難友﹐每年都向當局寫信申訴﹐要求公正解決“六.四”問題。我個人在“六.四”後的前兩年也多次向總政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因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無辜殺害的﹐但結果都是石沉大海﹐不僅不給我一個答覆﹐反而再三阻攔我同一些難友的聯繫﹔當局還一再厚顏無恥地說什麼天安門沒死一個人。我在“六.四”早晨從急救室出來在醫院門前等車時﹐親耳聽醫院護士邊走邊說﹕“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碾成了肉泥﹗”至於死亡人數僅在 304 醫院起碼有數十人﹐在復興醫院、鐵路醫院死亡的人數更多﹐更何況在大街上被射殺的人﹐當時由軍車運走或就地掩埋的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人間相伴能幾時,朝朝暮暮總相思 (六四死難者 馬承芬的丈夫 杜東旭)

二十年前學生們為了國家的前程,不惜犧牲一切在大街上遊行請願,提出反貪反腐,爭民主的口號。可是讓人沒有想到,當權者竟然出動大量軍隊,開著坦克鎮壓學生,並用機槍掃射,打死數百甚至上千人。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我的愛人、當年已經55歲的 馬承芬竟也成了一名慘遭槍殺的無辜死難者。

 

她是1949年參軍的,1951年入朝參戰。在朝鮮戰場上歷經三載倖免於難。歸國後於1958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1989年,她都已退休了,本來可以安度晚年,卻沒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當時,我們所住的幹休所,就在複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只有200米左右。這個地段是民眾和戒嚴部隊之間對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員死傷很多。慘案發生後,在我們居住的幹休所樓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軍隊老幹部,他們都對軍隊開槍屠殺民眾的行為忿忿不平。夜間約10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朝衚衕裏的居民開槍掃射。當時我的妻子正坐在樓下臺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而我就站在離妻子2米遠的地方。突然間,一陣亂槍,一顆子彈擊中了我妻子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眾人見她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忙著送附近的醫院掄救,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妻子的突然死亡,我真如五雷轟頂,痛苦萬分,對這個社會真正絕望了。若不是子女和親朋的勸說,我都不想活下去了,將近兩天多沒有吃飯,實在難以下嚥。

 

好不容易熬過了兩年多,後經好友的女兒牽線,結識了“六四”難屬丁子霖,幸運地參加了難屬群體的抗爭行列。

 

但是,接著事情也來了。二十年來,我遇到很多艱難的事,幾乎每到“六四”,或有重大行動,都會受到公安的監視。比如:當年克林頓訪華前,幹休所的領導找我談話,要我到北戴河避暑,開始我不知內情,說好啊!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用心。

 

平時,我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監視,每到“六四”前後,只要我一下樓,就有戰士和派出所公安人員跟隨,哪怕到幹休所開會也有人跟隨到樓上。對此我萬分氣憤。既然如此,我就跟他們說要到植物園去;到了第二天,我又說要到故宮去,他們就不得不派車跟我去。

 

2005年1月17日, 趙紫陽病故的當天,我並不知情況,正好當天出發到成都女兒家去。就在這一天,我接到幹休所管委會主任的電話,他問我在哪裡,我因為不知道他的用意,便告訴他我在成都。他說, 趙紫陽病故了,千萬不要去他家。我覺得很好笑,我住在成都怎麼也趕不回來呀!但我得知這個消息,我真的很遺憾,也很悲傷。如果我沒有離開北京,我一定要去參加弔唁的。

 

後來我從成都回來,孩子告訴我, 趙紫陽病故後,他們怕我去,就多次去找他問。孩子告訴他們,我去了成都了,可他們還是不相信,又問明電話打到成都。這樣的做法我覺得太無聊。為了發洩我的氣憤,我又故意給他回電說:我正在 趙紫陽家,你們想怎麼辦?

 

總之,這樣的事情很多,實在太多了。二十年了,我和所有“六四”受難家屬都懷著同樣的心情,要求公平公正地公佈“六四”真相,對“六四”慘案製造者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並且進行賠償,以告慰被無辜打死的亡靈,使他們能夠得到安息。

 

最後賦詩一首:攸攸生死猶千載,兩處茫茫皆不見。人間相伴能幾時,朝朝暮暮總相思。

 

杜東旭

 

1999年1月29日

 

原載於 天安門母親網頁: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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