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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与职场中四处碰壁的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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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纽约时报

32岁的付欣(音)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家德国公司设计汽车经销门店。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2岁的付欣(音)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家德国公司设计汽车经销门店。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安吉拉·李(Angela Li)对自己在中国光大银行当出纳的工作感到自豪。这份工作或许并不令人兴奋,但却有前途。一年半后,她和一名与自己同时入职的男同事一起申请晋升。

那名男同事得以如愿以偿,她却没有。

“后来,我们领导过来和我谈话,”25岁的安吉拉说。她的头发梳至脑后,目光沉静。“他说,‘你们女孩子重视工作是好事。但你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找男朋友、结婚、生孩子上。’”

后来她辞职了。

 

“我能在能力上竞争,却无法在性别上竞争,”她说。

中国常被亚洲女性当做典范。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几十年,女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毛泽东说女性能“顶半边天”开始,政府便煞费苦心地把女性描述成与男性地位平等。

最近,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关于“女强人”的带有欣赏意味的报道表明,中国女性在商业上也取得了成功。官方媒体常会宣传这类女性。

经济繁荣一方面为女性创造了机会,但也促进了长期被压制的传统价值观的复苏。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称女性应主内;妻妾制度在当代重现,富裕的男性养起了情人;女性面临着很大的早结婚压力。在职场,社会主义时代的平等主义被公开的性别歧视所取代。在部分情况下,性别歧视甚至被法律加深了。

“媒体一直在宣传成功女性的个例,但总体上女性没有在经济领域发展的空间,”中国知名女权主义者冯媛说,“女性的地位并未得到改善,在一些领域还倒退了。”

和男性相比,中国劳动力大军中的女性正在节节败退。在职业阶梯每上升一步,她们所占比例会随之稳降。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44.7%,但“负责人”职位中的女性只占25.1%。

 

在最高层,她们的比例会进一步降低。

据《纽约时报》查阅的企业记录显示,在中国的300强公司中,女性董事不足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基于对沪深300指数中各家公司的董事会进行了调查后得出的,明显小于美国和欧洲很多地区的女性董事所占比例。中国的沪深300指数相当于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囊括了从采矿到制药的广泛经济领域。

据能找到的距今最近的2013年年报显示,在沪深300指数涉及的公司中,126家公司无女性董事。

“我们称之为‘粘地板’”,冯媛说,“这里也有玻璃天花板,但大部分女性甚至从未离开过粘地板。”

相比之下,据寻求促进女性在商业领域的地位的非营利组织Catalyst称,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女性董事所占比例为19.2%。

据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称,在欧洲大陆最大的610家公司中,女性董事约占18%。

尽管拥有女性董事的长处在全球商界被广泛接受,但在中国,这个观点不为商业领袖所理解,甚至令其感到厌倦。

国有企业中国铝业公司的发言人蒋志南(音)称,让女性当董事是“一个高尚的问题”,不过他所在的公司没考虑过。该公司的八名董事中没有女性。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力涡轮机生产商之一,东方电气集团由九人组成的董事会中,也没有女性。

“我们从来没想过,”该公司办公厅主任张林超说。被问及该公司是否愿意回答有关这个话题的问题时,他拒绝了。“这没有相关性,”他说。

这种模式在国企特别明显。如果愿意,在国企政府通过任命便可让女性拥有较高的职位。在31家没有女性高管的沪深300指数公司中,其中30家是大型国企。

这个数字与中国政府最高层级中女性人数极少的状况吻合。

在处于权力之巅的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中,从未有过女性常委。目前,政治局常委会有七名成员。

在规模更大的政治局,只有25名女性委员。在省级政府的62个高级职位中,几乎没有女性。这些职位是将来成为高级领导人的试验田。

共产党领导的官方女性组织中国妇联负责代表中国女性,保护她们的权利和利益。

但事实上,该组织却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了维持党的控制和传统价值观,而非促进女性地位上。直到最近,该组织还在其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贬低选择晚结婚的女性。该组织也是执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关键党内机构之一。该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强制堕胎。

中国妇联拒绝了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几名商界女性表示,在商界身居高位的女性中,也鲜有人进行大量努力,扩大女性的规模。

去年销售额达1400.05亿元人民币的空调生产商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称,女性在职场表现得不好。

“女性努力得不够,”她在该公司位于珠海的总部接受采访时说,“她们很乐意离开职场,找一个男人依靠。”

实际上,造成这种悬殊差异的部分原因,是认为女性应该早早地结婚,并在生完孩子后将精力集中在家庭上的强大文化假设。董事会中女性所占比例甚至几乎构不成一个问题。

“只有少数女性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和会计教授芮萌(Oliver M. Rui)说,“而在中国,没人把她们当回事。”

还有一些人表示,传统观念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真正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畴,它与法律和资源分配等问题有关,”北京众泽律师事务所妇女权益保护律师吕孝权说。

吕孝权说,中国的宪法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劳动法也禁止性别歧视,但这些法律很笼统,几乎无法实施。

“中国法律没有对性别歧视的定义,所以,你怎么辩护?”他问道,“让法院受理这样的案子都非常非常困难。”

企业丝毫不掩饰招聘广告中的性别歧视。一家安全摄像头制造商招聘销售经理:女性没有资格应聘。一家销售剪纸刀的公司要寻找一名人力资源经理:男性,25到35岁。

有时,法律本身就在为歧视撑腰。中国法律规定,女性的退休年龄要早于男性——男性的退休年龄一般是60岁,女性50或55岁——这是因为女性应该照料家中的老幼和病患。

中国家电制造商海尔公司有女性董事。该公司表示,多样性对企业有益。

“女性的行为方式与男性不同,带来了多样性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海尔的副总经理明国珍在回复提问的传真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合理的决定,以及降低风险。”

海尔的两名女性董事或许还能更好地理解客户的需求。

“女性是最大的消费群体,掌管着家庭的财政大权,所以她们能够更好地表达消费者的想法,”明国珍说。

一些没有进入沪深300指数的企业,包括互联网行业巨头百度和阿里巴巴,也有了更多的女性高管。

然而,这些女性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

32岁的付欣(音)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家德国公司设计汽车经销门店。她说,很少能见到与自己同级别的女性。

“全是男性,”她说,“当客户在机场或门店向我走来时,他们通常会忽略我,直接找老板。”

不过,她所遇到的成功女性的一些观念,却与男性没有太大区别。

最近,她在去广东省会广州出差的过程中难得地遇到了一名女性客户。这位新经销门店的负责人给了她一些忠告。

“她说,‘你现在应该去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付欣说,“找一个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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