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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老病死: 生不起 病不起 老不起 死得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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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 妇幼论坛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探讨中国生育和养老专题的上集。生老病死是自然周期和人之常情,紧密相联,但在今天的中国,这四个人生阶段却可能没有办法自然衔接起来。在上集节目里,我们探讨了中国生育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实施了近40年的严酷的一胎化政策,到如今政府试图刺激人口增长。虽然近年来官方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婴儿潮并没有如期出现。今天的中国生育率世界最低、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我们今天播出的下集,将聚焦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4亿,占比达到17.3%,而政府也把以往信誓旦旦的破除养儿防老观念、养老由国家和政府包的誓言搁置一边。从中国官方媒体30多年来在养老问题上宣传口径的大相径庭,我们可见一斑:

 

1985年,官方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2015年,“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当年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近4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那么严重,许多老人无法做到老有所养,而且政府多年来强制计划生育,却没有对老年人养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和长期的投资:

 

“政府只保障离休和退休干部,绝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基本工资也就是一两千块钱,进不起老人院,看不起病。即使离退休老人,他们在当年计划生育时也是身受其害,他们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孩子在国外安家,他们在国内就变成了孤独老人。”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没用的中国女儿的悔恨》的文章,或许可以洞见中国老人之困境。像许多同龄人一样,这位旅居美国的中国女儿是家里的独女,她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这样写道:

 

直到一周后,我才发现我母亲中风了。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没有告诉任何亲戚她的病情。她不想给人添麻烦:她没有告诉我的两个表亲,因为她认为他们要忙着照顾年幼的孩子。她没有告诉我,是因为她不想让我改变计划——申请博士学位,继续写英文小说。我是在她的状况恶化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她没有及时去医院,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我被告知,还不到60岁的她,恐怕余生都将不良于行。

 

我被这可怕的消息,以及无法承受的母爱吓傻了。我跟表亲通了话,他让我不要回去。“哪怕你马上坐飞机回来也没用的,”他说。

 

我们对本不应该感到内疚的事情怀有内疚之心。而母亲也责备自己:“女儿生活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最近和她视频通话时,我告诉她,我想给她买个轮椅。“我不需要,”她说。“我能一瘸一拐慢慢走,”我坚持让父亲坐出租车帮母亲跑腿,但他又一次在闷热的夏日骑着电动自行车穿过城市。

 

“别担心我,”母亲对着手机镜头笑着说。“追求你在美国的梦想。”我知道眼泪是没用的。承诺也毫无用处。甚至我的决定也没有用处。无论我选择回家照顾她,还是留在美国继续追求梦想,不管选了哪一种,迟早都会后悔。我总会责备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另一条道路。

 

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

 

”纽约时报那位中国女孩子的话一点都不假。我的侄女父母病了,从来都不告诉她,家里只是报喜不报忧,这造成老年人心灵上的空虚和孤独。人们最怕的是孤独,孤独给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苦难,可以引发身体上的疾病。这些老人的生活品质也不会很好,即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可是想念孩子,既吃不下去也住不下去。就算孩子不在国外,孩子大了自己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一忙哪里顾得上?以往几代同堂的事情越来越看不到了。”

 

子女少、压力大,家庭传统养老功能弱化,是中国老年人面临的一大问题。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相当长时期内,人们都是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不过,如今这一传统模式正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在江苏南京工作的一位女士的话说,“最怕一个电话打来,是爸妈生病的消息。”去年自己的母亲动了个小手术,她请了一星期假回去照顾,这件事让她开始考虑要不要回老家,“父母年龄越大,越觉得有个兄弟姐妹该多好啊”。

 

这是中国许多独生子女的写照。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步入老年,“421”家庭模式作为今后几十年的主流家庭模式。从养老角度讲,无论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亲情慰藉,老人能从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都很有限。

 

中国官方媒体还援引另一位30岁女士的话说,“我的孩子2岁,日常工作加上照顾女儿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父母有个小病小灾都不敢告诉我,说了也是白着急,我帮不上什么忙。”这位女士是家中独女,虽然跟父母同住在洛阳,但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她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经济压力不大,她最担心的是老人一旦生病,没有人照料:“我老公也是独生子,将来四位老人年龄都大了,想想就发愁!”

 

但更让人发愁的是,是老年人老了病了以后又没有经济能力。一般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到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城乡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贫困率约为17.5%,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

 

“政府应当更多地把投资投到贫困的乡村、城镇,帮助那些穷苦老人。这些人在青壮年时为国家尽了心力,党一号召计划生育,他们也只能生一个,生两个就被强制流产、被罚款搞得死去活来,他们是最悲惨的一代,如果他们今天还得不到政府的照顾来安享晚年,对他们非常不公平。“

 

当然,张菁女士说,这些老年人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为自己维权和上访,但他们的下一代应该明白上一代经历的苦难:

 

“你认为政府的政策不好就应当奋起反抗,不能再像老一代那样默默忍受被忽悠,一次一次地为国家牺牲家庭牺牲自我。下一代必须觉醒,要认清真相,认识到老龄化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它带来了什么后果?今后应该如何弥补?中国的学者和下一代的年轻人应该把这些问题理清楚。”

 

张菁女士接着对中国和美国的养老作了比较:

 

“比如在我们纽约的华人社区,有各种各样的老人院,从申请成立的资金到后续补给,政府都会支持,包括午餐活动费、交通费和医药费等等。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老人,有些以前是国家干部,到美国进了老人中心以后,在里面唱红歌唱社会主义好,然后人就留在美国。他们所有的医疗保险、老人保险全是政府包了。”

 

张菁女士说,在美国,老人有病了就打个电话,医生和救护车就来了,平时出门探亲访友也有车来接送,相当于中国的部级待遇。还有的老人享受美国房屋补助,住在女儿儿子家政府还每月给他们好几百块钱的房屋补贴,这是美国对老人的政策。

 

张菁女士说,在中国,中国人有责任赡养父母;在美国,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孩子没有责任赡养父母:

 

“美国老人福利好,所以即使华裔老人在美国也有孤独感,但也不愿意回去,特别是在国内条件不好的老人,打死他都不回去。而像我的父母,打死他们都不会过来,因为他们是离休、在国内福利很好。一般老人不愿意回国是他们在国内老不起,也病不起。在美国是政府和纳税人出钱照顾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税高,用来养老人、病人和弱势群体。在美国的华裔老人也会有孤独感,但是他们的生活安定,饿了病了有人管,住院、拿药也不要钱,还有家庭护理上门帮助,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

 

可是,你说中国政府没钱吗?张菁女士说,中国在世界大撒币可是出了名的,但是对老人、孩子和妇女,就照顾得特别差:

 

“看到中美这种比较,觉得很寒心。有些中国老人来了美国也不珍惜,还带来了中国人的贪婪,什么东西都往家拿,抢着去领免费食品,不考虑其他的人。”

 

张菁女士说,现在中国政府还有意无意地鼓励全民打麻将,因为人们一打麻将一赌博,就忘记了痛苦和寂寞,而且政府不用花钱。在照顾老人上,中美有天壤之别。”

 

快速老龄化的中国,如何养老是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根据中国官方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5%左右,中国将提前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中国养老金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中国社科院2018年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指出,养老金的收入增速已经下降到10%以内,但支出增速却在高位运行,目前累计结余增速已经下滑到5%的水平,基金备付能力相比过去5年下降1/3。挣钱的人越来越少,要花钱的人越来越多,会影响到老人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的能力。而目前中国养老服务的社会供给不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不再有效等等,都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但问题是,政府放开二胎后,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上升。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人口问题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说,中国的生育率在全世界最低:

 

“中国2015年全国生育率是1.05,全面放开二孩之后,政府以为生育率可以达到2.1,但是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只有1.2左右,2018年出生人数是大幅下降。我估计生育率应该低于1.1,甚至可能连1.0都不到。本应在全面二孩出生的高峰期却出现如此低的生育率,可见中国的生育环境有多么恶劣。尤其是中国东北,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十多年。2015年东北的生育率只有0.56,这对于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地区来说,令人震惊,这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四分之一,人口老化极为严重。”

 

易富贤先生说,台湾和韩国的生育率现在是1.2左右,而东北的生育率连韩国和台湾的一半都不到,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中国今后生育率的趋势是会沿着东北的老路继续下降,鼓励生育的难度会非常之大。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如今的“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易富贤先生说,所谓养儿防老全世界都是如此,包括社保也一样,本质上是靠下一代人来养上一代人。如果下一代人口不足,那么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保都面临危机。易富贤先生接着说:

 

“中国社保制度确实不够好,但即便是像美国和欧洲这样社保制度很完善的地区,养老也出现问题,而中国今后的人口危机比美国和欧洲还要严重得多,比如2050年中国只有1.7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美国还有2.4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目前美国和欧洲都在推迟退休年龄,比如,以前英国女性是60岁退休,男性是65岁退休,后来因为社保资金不够,现在英国男女的退休年龄都推迟到69岁。”

 

易富贤先生表示,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肯定要到70多岁才能退休:

 

“所以不论从个人还是国家来说,都应该多生孩子,因为社保制度只是做面包的技术,技术再高,你还需要面粉。中国目前虽然做面包的技术也不够,但最关键的是缺乏面粉、缺少人口,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中国要出台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和政策,用爱心来欢迎每个生命。”

 

易富贤先生特别强调,由于妇女的寿命一般比男人长,所以在中国的养老问题上,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

 

“妇女寿命一般比男人长六到七岁,男人70多岁退休后活不了多少年,加上有妻子陪伴,因此晚年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但对妇女来说就很严重,因为女人寿命比男人长,因此,今后中国老年妇女面临的危机最大。所以,你让年轻妇女没有生育的机会,那么她们老了以后就没有生存的机会,老年妇女的生计会很艰难。为保障中国妇女权益,现在要放她们一条生路,那就是自由生育的出路。”

 

易富贤先生最后指出,生育和养老紧密相联,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中国政府全面放开生育、尽快出台各种鼓励人们生育的优惠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妇权Women’s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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