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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剝奪失職父母的監護權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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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楊支柱

據新京報2014年1月21日報道,“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門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干預製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監護干預政策,相關指導性意見擬於今年年內出台。”(《父母失責將被訴剝奪監護權》)報道正文前還羅列了2013年南京餓童事件、2012年畢節垃圾箱中毒事件和2013年發現的貴州金沙楊世海多年虐待女兒事件的圖文說明。這篇文章的轉載率非常高,喚起的輿論一邊倒。但是以我對中國兒童權利現狀和相關制度的了解,在目前狀況下加強國家對家庭內部違法行為的干預不無隱憂。

剝奪父母的監護權後怎麼辦?對自己的孩子嚴重不負責任的父母,只怕其中講道理的也不多,普通人誰敢養這種父母的孩子給自己添亂?何況依中國現行收養法,這種既非孤兒也非棄嬰的孩子是要佔收養家庭的生育指標的,誰養了誰自己就不能生孩子了。因此這些父母被剝奪監護權的孩子只能交給福利院來養,並加強福利院的警力防止生父母去搗亂。在拐賣、遺棄、虐待層出不窮的今日中國,福利院承受得了嗎?

一方面是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巨大的誘惑。民政部《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登記辦法》第十四條第一、二款規定外國人在華收養子女要向登記機關繳納登記費、向中國收養組織交服務費,第三款規定:“國家鼓勵外國收養人、外國收養組織向社會福利機構捐贈”。正是在發達國家收養人的“捐贈”競爭下,國內收養人往往也必須付出相當的“捐贈”才能收養到孩子。中國各地的福利院這種變相買賣孩子的行為近年來因為輿論的責難和政府增加對福利院的財政撥款而大幅收斂,但是民政府關於涉外收養的“辦法”並沒有廢除,如果福利院的壓力突然大增,福利院以接受“捐贈”的名義出口兒童必定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如果導致這樣的結果,剝奪失職父母監護權的正當性何在?中國的國際形象將改善還是改惡?

拐賣泛濫,就鼓噪要把人販子一律槍斃;父母失職,就鼓噪要立即剝奪父母的監護權。在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民眾有這樣的情緒反應可以理解。也有太多的記者、公知、官員們通過迎合“民意”來愚弄民眾,以至“亂世用重典”的叫囂不絕於耳。其實堵的辦法,小洪災可以,大洪災不行。樓高基必深,凡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必有其更深的原因,不是採用“鋸箭桿”的辦法能夠醫治的。“法不責眾”從某個方面看確是經驗之談:被懲罰的潛在對象愈少,懲戒規則愈有效。

大量父母失職的背後並非沒有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公安局採取取保候審措施的時候、法院適用緩刑的時候考慮犯罪人家裡有未成年子女嗎?政府對服刑人員、精神病人、殘疾人及單親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給與了必要且充分的救助嗎?戶籍管制使多少孩子無法跟父母一起生活!“社會撫養費”逼得多少父親被迫隻身離鄉背井去掙更多的工資還債!還有上千萬的“黑孩”,政府連個合法的身份證明都不給,父母為了掙夠繳納“社會撫養費”的錢不得不外出打工,卻又根本不可能帶他們上火車,出了事怎麼能怪父母失職?即使是那些明顯罪不可恕的父母如南京餓童的媽媽樂燕,她對孩子的犯罪也不是沒有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樂燕自己就是無證生育的“黑人”,她的孩子當然也沒有戶口、身份證。

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收養法。收養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幫生父母擺脫養不起或不想要的孩子,幫渴望孩子的養父母找到孩子,幫不幸的孩子重新找到幸福的家庭。一部良好運行的收養法,將極大地減少對孩子的虐待、遺棄和拐賣,也將極大地減少父母犯虐待罪、遺棄罪的可能性,並使人販子喪失絕大部分市場。但是基於控制人口的考慮,我國的收養法對於收養、送養的條件給與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嚴格限制,導致想送養的送不出去,想收養的收不進來,這是虐待、遺棄和拐賣犯罪泛濫的首要原因。

當政府和社會對兒童盡到了應盡的責任,虐待、遺棄和拐賣犯罪必將大幅減少,失職的父母也再不能找到失職的借口,並失去親友、鄰居對他們的同情。到那個時候,剝奪嚴重失職或屢教不改父母的監護權就順理成章了,也不會給福利院帶來不堪承受的壓力。甚至不需要福利院來養這些孩子,因為那時失職的父母將變得非常孤立,被社會輿論所不容,只能改過自新或夾着尾巴逃跑,哪裡還敢尋釁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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