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 张林，安徽蚌埠人，原清华大学1979级学生，80年开始参与校园民主运动，89年曾经由于组织‘云梦沙龙’、“学自联”、‘工自联’和发表鼓吹民主的演讲被判刑二年。后再被安徽公安机关判处两年劳动教养。张林97年出狱后赴美，98年为推动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回到中国，于罗湖海关遭拒绝入境后潜入中国，又被劳教三年，前后在狱中度过8年。

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六年后才获得入户的权利，但身为孩子父亲的我，在那六年一直在监狱里，回来后听老母亲述说孩子入户的艰难，至少跑了几百趟腿。两条腿都跑肿了，现在走路都困难。街道办事处和当地派出所都贪得无厌，一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敲诈勒索的机会。一直拖到六年以后赶上人口普查我女儿才得以入户。

2001年底，我从广州第一劳教所回到家中，等待着返回美国。有关部门始终拒绝给我护照，他们说：再过几个月，再过几个月。这样一过就是一年多。这段时间我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谁曾想，我这个可爱的女儿给我带来了无穷欢乐的同时，也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

先是居委会多次找我，要求我打掉这个胎儿。接着是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他们象当年的敌后工作队那样，先是一两个人敲门，然后七八个男女突然闯进我家里，他们神色诡异，令人畏惧，从各种角度威胁我们打掉胎儿，否则他们就会强行拖走我太太，按倒在手术床上打掉胎儿。那几个男女反复告诉我，过去二十年里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中国至少阻止了几亿个胎儿的出生。我想这都是上帝造的生命啊！

风声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恐怖是现实的。我和太太实在不忍心我们爱情的结晶被活活屠杀，我太太只好每天东躲西藏，以逃避追杀。最后我们只得逃离家园，租屋别居。而且每天胆战心惊不敢出门。最后，我们可爱的女儿终于历经劫难，来到这个恐怖的世界。

孩子出生以后，我就不断与街道办事处联系，要求申报户口，我花了五个多月时间数十次的与大庆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戴勇联系，终于得到蚌埠市西区大庆街道办事处的第一个通知：第一笔罚款13000元，借口是预征10年社会抚养费。女儿申报户口的事还遥遥无期，没有任何承诺。他们警告我：一个月之内我必须主动交钱，否则他们今后可以随时强制执行，而且要加上每天的滞纳金2%，一年的滞纳金就是13000*2%*365=94900元，将近10万元，拖上10年就是100万元，20年就是200万元。

我当然交不起这笔罚款，而如果等到我的女儿20岁之后自己挣钱交她的出生罚款，她一辈子可能都交不清，那就只有祖祖辈辈交下去，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乃至数百年里他们完全可以依法随时对我和我的后代进行洗劫。而这仅仅是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一个行政部门的欲壑，另外还有几十个其他部门呢！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跟大部分部门打交道，加起来可能比宇宙黑洞还要黑！这是在人均实际年收入不到2000元的中国安徽省，城市居民的低收入保障是1200元人民币/年，（可能一半无收入者根本领不到，我就是其中之一），农村居民的低收入保障是0！老了病了又没有儿子赡养的人只有像1960年一样睁着眼睛等死！

其实即使是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法规定，我的孩子是合法出生，仅仅是早生了几个月而已，但就这几个月之差，在贪官污吏的眼里就可以勒索这么多！何等贪婪！一方面公安局不准我带女儿离开中国，一直在寻找借口把我再抓进去关起来﹔另一方面其他部门就想出办法来准备随时洗劫我！

想到他们随时可能摸进我家里抢走一切，这几乎把我全家都吓晕了。我父母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尽管我家里的全部财产也许不值5000元虽然这种事以前听的见的多了，在农村司空见惯，每天都会发生，无数农民家破入亡，背井离乡，现在这种政策居然又‘先占领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再占领城市’了。加上以前我们所住片区的大庆派出所的户籍警牛丽军多次告诉我母亲，办户口，街道拿多少钱，派出所也得拿多少钱，这是惯例，当年我弟弟的独子就是这样办理入户手续的。简单乘以二就是26000元。滞纳20年就是400万！更加可怕。

我出狱近二年了，由于在狱中受尽折磨患上多种慢性病，特别是精神上受到重创，一直没法找到工作，一直在为今后的生计发愁。街道办事处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的低收入保障，自从我的两个女儿出生以来也从未得过政府一分钱的帮助。甚至大女儿上小学除了付学费之外还要另外付3000元的赞助费。每次打传染病防疫针都要付钱。何来一点儿社会保障?何来一分钱社会抚养费?

这种处境逼得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压力本来并不大。毛泽东在50年代60年代为了解放全人类，把中国的奴隶社会制度用AK-74冲锋枪和原子弹推广到全世界，号召人民多生孩子，原打算牺牲一半人喂原子弹去实现这个理想的。但这一半人最后没有牺牲掉，所以形成了人口多的第一个原因。加上消灭一切宗教信仰，和尚尼姑神、甫修士修女等等不愿生育的人都得还俗结婚生孩子，意识形态上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标准生活方式，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增长方式，才导致人口激增。所以这并不是老百姓的错，不应该由老百姓来承担。

而且如果国家真正想减少人口，完全不必去罚款残杀胎儿，只要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提供全世界全人类最低最低最低的生活保障，哪怕每个月只给50块钱，也就是6美圆，也就是全国贪官污吏每人每年少喝一顿酒的钱就够了。（报载中国每年公款吃喝二千亿，勒索人民付钱吃喝可能过万亿，大部分贪官污吏的胃都喝坏了撑坏了，还要花更多的钱疗养。）大部分农民就会选择节制生育。中国农民之所以冒破产的危险生孩子，特别是坚持至少要生一个男孩，主要是出于生存的危机感，老病毫无保障只有等死的恐惧感。中国工人有了养老金就不愿多生育就是一个明証，因为普通人在中国生活太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