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9日，刘晓原所在的旗鉴律师事务所年审材料被审查通过了，刘晓原按要求向市律协缴纳巨额会员费（其实就是“年检”费），每个律师2千元，律师事务所一万元。拿到缴费发票后，刘晓原按程序找到朝阳区律师协会盖“年审考核合格”章。如果司法局在执业证上盖了章，旗鉴律师事务所的年审也就算是过了关。

但朝阳区司法局牛旭科长说：旗鉴律师事务所已通过的年审材料作废，必须要经过实地检查，才能重新报年审材料。于是，刘晓原找到牛旭科长，刘晓原向牛旭科长提出要到律师所去实地检查。

此后，旗鉴律师事务所的人员一直联系不上牛旭科长。无奈，在等到六月底时，旗鉴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找到了牛旭，他说是办公场地有问题。七月二日，旗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只好去市局律管处找柴副处长，为年审之事，双方还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既然牛旭科长说鉴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地有问题。鉴律师事务所只好去重租办公场所。七月初，旗鉴律师所与中国皮革与制鞋工业研究院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该院办公大厦的写字间作为办公室。

合同签订后，鉴律师事务所按照市司法局文件规定，先办理律师事务所场地迁移备案手续，并将租赁合同、租赁费发票、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等材料报给朝阳区司法局备案，但是，却遭到牛旭科长拒收。

牛旭科长声称，他要先到场地作检查。此后，鉴律师事务所多次与牛旭科长联系，一直等到八月三十日，牛旭才与一工作人员带着相机到旗鉴所的新办公地检查。他在办公室看了一下，工作人员拍了多张照片，牛旭科长只是说条件简陋了些，连空调也没有安装。检查完后，他让鉴律师事务所等消息。等了好多天，见他没反映，鉴律师事务所的刘晓原叫本所律师带着材料去找牛旭科长。

过了一段时间，牛旭科长说要鉴律师事务所提供出租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刘晓原告诉他，出租方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是事业单位没有营业执照。牛旭科长说又说，哪就提供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刘晓原只好去找中国皮革与制鞋工业研究院物业管理处，但人家说，双方签了合同，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大厦里有很多的公司，人家都是不需要。

至此，对鉴律师事务所的打压已经是浮出了水面。原来，某些部门已给研究院打招呼，不能把组织机构代码证提供给鉴律师事务所。按照北京市司法局的文件规定：律师事务所转移办公场所，只需提供租赁合同就可以，并不需要提供出租方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于是，鉴律师事务所向牛旭科长反映这个实际的情况，但牛旭科长还是强调需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

逼于无奈，鉴律师事务所只好向市司法局申请政府的信息公开。但北京市司法局却打电话给鉴律师事务所，说相关规定已在司法局网站公开，就不作书面回复了。其间，鉴律师事务所无数次打电话和上门找市司法局律管处朱玉柱科长，此人是市局具体负责全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年审考核工作人员。但律管处的朱玉柱科长表示，鉴律师事务所的年审还是要找朝阳区司法局的公律科牛旭科长。后朱玉柱科长叫找牛旭科长，牛旭则让他们找朱科长，就是这样，他们之间互相推来推去。

为此，鉴律师事务所委托朝阳区律师协会某理事帮助打听真实原因。该理事说，要组织机构代码证只是借口而已，实际上是鉴律师事务所因为办理了“敏感”的案件才办理不了年审。于是，鉴律师事务所强烈要求市司法局解释作出解释，什么是“敏感”的案件？

什么是“敏感”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认定指出：一切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叫作“敏感”案件。

也就是说，事关民生和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集团诉讼案件、破产案件；民间债务、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纠纷案件；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当事人情绪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审案件、信访案件统统可示为“敏感”案件。

作为共和国体制下的执业律师，为当事人维护他应有的权利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但当局以“敏感”为名，侵犯律师的辩护权利，在国内有愈演愈烈之势。本人不知现政府依的是什么法？治的是什么国？到底什么样的案件是“敏感”？ 政府本身对“敏感”含混不清，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完全看他们的心情好坏而定。

有正义感的律师在恶吏的钳制之下，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事先没有通知，事后没有法定解释，连一个讲理的地方也没有，无一个确定的法定程序，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法。空洞地说一句，到底有哪一件是“敏感”案件？令人一头雾水。所有心存良知的律师不禁要问： 哪来这么多的”敏感”案件?

实际上，讫今为止，政府官员以“敏感”为说词，漠视宪法和人权，大行恶道之潜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又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所有追求宪政的国家都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宪法理应成为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的共同行为准则。民众运用宪法权利，通过包括法律诉讼在内的力量，监督与督促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为民谋福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职责。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要的就是公民依据宪法来“治官”，运用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促成政府依法行政。

当执政者超出平常的“敏感”，那么意味着这个管理体系的生理和心理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执政者设定如此多的“敏感”事物，而且还用这种“敏感”作为施政的管治时，那这个社会就病入肓膏了。一个社会那么多的“敏感”，这是执政当局撕下了“和谐社会”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那么说，人类文明底线又一次遭到了无情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