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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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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东西德国合併。前苏联帝国出现崩溃前兆。而在中国北京,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二十多万解放军合围并血洗天安门,射杀和平请愿的平民近三千人。这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每个中国人,都记得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而我,一个先锋诗人,在枪声中,在一遍遍重复的戒严令中,写作并朗诵了长诗《大屠杀》:让我们死在愿望裡!让我们死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缥缈的愿望裡!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接着我被捕入狱。传播过《大屠杀》的许多诗人也被捕入狱。当时的中国是一座超级兵营,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车站、码头、街道、民居,四处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麽已经入狱,要麽正在逃亡。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两次大逃亡,一九四九,国共内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战争难民,约二百万;一九八九,六四屠城,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难民,有好几十万——令「六四难民」或「六四绿卡」成为欧美移民史上永远抹不去的关键词。

国难当头,屠刀当顶,大伙儿吓坏了。曾几何时,几十座城市、几千万人参与的几百次爱国游行示威,转眼作鸟兽散。知识分子除了坐牢和逃亡,唯一的选择就是闭嘴,然后沉默和遗忘。

但是,偌大的东方帝国,不能因为一场血洗,而永远死气沉沉。于是一九九三年春天,大独裁者邓小平,擦掉满脸血污,强撑快散架的身子骨,模彷乾隆皇帝下江南,从北京南巡到深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大家别纠缠国家大事了,一心挣钱去吧。

有人不愿意挣钱,有人要纠缠国家大事,为六四死难者讨个说法,如丁子霖和刘晓波,于是就年复一年,被软禁和监禁。我虽然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也算有全国知名度的诗人,可坐牢四年出狱之际,也遭遇物是人非,被大家抛在脑后。

我没有朋友,那些几年前一道写诗写小说的朋友,都远远躲开我,就如躲开六四凌晨的子弹。持久的孤寂中,定期登门拜访的警察和线人演变为我的世俗朋友,与赫塔.米勒女士对罗马尼亚的痛苦回忆相似,有时我搞不清谁是线人谁是朋友。比如有一次,警察建议我去倒卖服装,还自告奋勇,要带我逛地下跳蚤市场,进假冒伪劣的「名牌货」。据说十块钱一条的裤子,一转手,就卖一百块钱——真是太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了——可是,我不想卖裤子啊,无论是内裤、三角裤还是外裤,我都不想卖啊。所以,十块变不成一百块,也就产生不了吸引西方政界和商界的「经济奇迹」。

我沦落到社会底层,吹箫卖艺,夜晚挣钱,白天就统统花掉。我甚至成为流浪汉、酒鬼、农民工、妓女和嫖客的嘲笑对象,因为我离过婚、坐过牢,而且还被警察呼来唤去,日子过得不如他们。我是一隻四处打洞的耗子,当然,在独裁统治下,谁又不是四处打洞的耗子?然而我和其它人形耗子相比,眼睛要更近视一些。因为我还在坚持写作。

毫无希望的写作。仅仅因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的坐牢,仅仅因为坐牢扑灭了我的诗意,在祖国母亲的变态关怀下,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见证者。如果我放弃回忆,牢就白坐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折磨,那些令人落泪的死刑犯,那些极端残酷中的极端温情,真的就白白流逝了。

与其做个遗忘而胆怯的文人,还不如一开始就接受警察的「美意」,去倒卖服装。接着投资假冒伪劣的「名牌连锁店」,接着招大量廉价工人,接海外的订单,挣美元或欧元,最终也能摆脱独裁统治,人模狗样地投资移民。

我周围的聪明人都这麽干。比如在电影裡演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演员们,国籍早就换成英国、美国、加拿大或法国,观众醒悟过来,就议论说,原来是一帮「老外」在中国闹革命啊。近期的中国,更是流行「裸官」和「裸商」,意思是这些官和商,全家都移民了,或全家的资产都转移到西方了,就剩下赤裸裸的一个人在国内当官或捞钱。

在这麽烂的国家,为什麽还要写?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裡,为什麽还要回忆和见证?为什麽过去了二十多年,还要以《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把大家拖回一九八九,以及一九八九所引起的监狱黑幕?

因为六四枪响毁掉了所有中国人的和平演变梦想。在德国,柏林牆倒塌,是新的上升的起点;而在中国,是旧的下堕的起点,是集体无耻和集体劫难的起点。

我们这代「记忆工作者」,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写作并保存一份「罪恶记录」,我们曾丧失尊严,我们曾像狗一样活着;一个手握刀枪的刽子手,曾让我们一百个人感到害怕;我们曾求饶,我们曾寻求和解或妥协,我们曾在无可奈何中疯狂,我们曾虐待比我们更可怜的弱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一切。我们已经失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活在经济腾飞的荒唐和荒凉中,我们已经看不见乾淨的天空、河流和人心,那麽,我们不能够再失去接近真实的历史。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没有在地球上存在的必要了;如果记忆中的罪恶得不到清理和清算(至少是文学上的清理和清算),那地球上就没有公理。没有信仰。没有上帝。一代代独裁下的死难者也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纪念。

所以我要写我的黑暗自传。我要写和我一样生不如死的大量无名者。尽管我的手写原稿被警察抄走两次,尽管第三稿也被埋藏了多年,尽管我不停地改动,尽管新的回忆新的细节不断涌入脑海,但许多人和事依旧遗忘了,或暂时抹去了。

更糟的是,《我的证词》没人听见。因为长期找不到出版机会,更没有西方汉学家愿意翻译。始终如一的读者是警察,其次才是为数不多的朋友,如刘晓波、苏晓康、康正果、胡平、一平、王力雄、廖天琪、汪健辉、李必丰等。他们也是我写下去的原始动力。

二○一一年七月二日,我历经艰辛,自己凭借在底层厮溷多年的经验,合法地走出中国边地,辗转从越南来到德国。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的证词》,同时在台湾和德国出版。

记得开始写这本证词时,我刚出狱,不满三十六岁;而今,我已经五十三岁。曾十六次被阻止出境。

此次出境的前夜,我拿出远古的《周易》,将三枚铜钱抛往半空,连续六次,得到的卦象是「复」。也就是反复地追求,反复地见证,是符合天道的。

接着我记起九年前,一个流落到云南丽江的以色列老头,随口唱出的一首犹太古歌。据说在纳粹时期,面对焚尸炉,犹太人排着长队,唱着这首古歌,缓慢而平静地走向永恆:

这个世界是座窄窄的桥/不要害怕/会过去。

我学习了一个下午,终于能用希伯来语唱这首歌。但是我走过了那座窄窄的桥,暂时没有永恆,也没有发疯,也不用害怕。我得到了自由。我的书得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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