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2012年10月16日

11天前，一条微博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叫徐玉兰，女，50岁。请您们耐心看完，我在这十年来，是怎样从一个健康的女人变成一个没有子宫的残疾人，怎样从一个干部变成了一个东奔西走的上访户，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流浪者。”

我顺着微博给出的链接找到了她的详细自述，转贴到几个论坛和我自己的博客上——http://yzz661023.blog.163.com/blog/static/323665720129561645405/。如果此地址被屏蔽，搜《为计划生育做贡献的悲惨遭遇》的网页快照应该可以找到。

到了上周五（12日），徐玉兰在网上留言问我电话，我告诉了她。一会儿之后她说她来北京了，想来看看我家孩子。我说不必，有什么问题就问。她执意要来，周六上午我们一家去科技博物馆以前我还给她发了条短信，告诉她我白天带孩子出去玩了。昨天（15日）下午她从国家计生委出来以后还是到我家里来了。

从2000年单位实行“减人增效”，她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2001年2月2日，她意外怀孕一对双胞胎，单位指派她到沈阳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药物引流，休息了两天就上班，还加班加点。引流不净加上劳累导致大流血10多天不止，吃药无效，引流20多天后单位给了5000元的现金支票到中国医大二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出血原因为子宫内有“胎盘绒毛”，建议子宫切除。2001年4月26日徐玉兰不得不遵遗嘱将子宫完全切除。术后徐玉兰因为单位人手紧缺而很快又上班了，但经常肚子痛、腰痛、阴道及肛门伴有痉挛性阵痛、头晕、血色素低、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工作效率大减。2002年9月20日，徐玉兰因企业改制被下岗，断了生活来源，开始了她的申诉、上访人生。她要求工伤待遇完全符合政府有关规定（昨天我看过复印件，名称我忘了），但是一直得不到解决。

当然不是一直没有理睬她，做过纸面鉴定，但那是假的，根本没有检查身体就做好了（检查也没用，因为子宫已经切除了），与子宫切除前的医院诊断证明明显不符。当地计生委也曾经答应给她每月600元生活费，但是计生委自己却不掏钱，让转轨、兼并后的企业出，冲抵了她作为并未卖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应该享有的劳动保障待遇，并且养老保险只给她交60％，医疗费用让她走市民医保不给另外报销，她觉得与工伤待遇相差太远，没有接受。

我看过徐玉兰的材料，徐玉兰的上诉经历有大量证据（我看到的是复印件），完全属实。

徐玉兰的运气并不总是那么差。从昨天的谈话我得知，她居然两次巧遇了当时在辽宁任职的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并将上访材料递到了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手中。第一次她与另外两个残疾人到中共辽宁省委去上访，想等李克强书记出来递材料，她上厕所去了，把材料暂时托给两位残疾人，从厕所回来亲眼见到李克强书记从车里出来、两位残疾人上前递材料的场景，把她的材料也顺便递上去了。第二次她在医院看病时感觉医院对面的沈阳市工会有些异样，一问得知是李克强书记在市工会视察工作，她立即打的回家取材料，回到市工会发现李克强书记的车还在，松了一口气，往会议室挤，被保安拦住，她说很崇敬李克强书记，只在电视上见过，想当面看看李书记长什么样，保安就把她放进了会议室。等李克强书记听完汇报离开会议室路过她身边的时候，她就喊：“李书记，我有冤情，我见过您一次，递过材料，但问题他们没给我解决。”同时把材料递给了李克强。她说后来她从工会打听到，李克强走时把材料转给了另外一个人，说“如果是合理合法的要求就帮她解决吧，别难为她”。

徐玉兰说当地进京上访的人很多都被拘留过、劳教过，但是她没有，可能跟她见过“贵人”有关。但是刚过了一天，徐玉兰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今天（16日）我从小学接孩子刚进家门，妻子告诉我手机响一阵了。我接过手机，里面有个女人哭诉，听不清楚，但她说姓徐我还是听到了。我已经猜到是昨天来我家的徐玉兰，叫她冷静点，说慢点，让我听清楚。她还是带着哭腔，但明显放慢了速度，加以东北口音本来好懂，我确信听明白了。徐玉兰说——

“午后我在王府井大街上走被北京警察抓到了派出所，他们诬陷我偷东西，女警察脱光了我的衣服检查，我没偷，当然什么也没搜到。但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要送我上沈阳驻京办去，我怕去了挨打，死活不肯去。他们又打电话到我们当地的派出所，让当地派出所把我接回去。我现在还被关在王府井的派出所里，等我们当地的警察。我非常担心抓回去后被劳教，或者人没了。”

这话是我理顺了的。她说得断断续续，带着哭腔，充满了恐惧，尤其实说到“人没了”三个字的时候！